陈平原：人在旅途，手中没有资料，不敢乱说。钱锺书嘲笑中国人搞创作缺乏想象力，而写回忆录则想象力太丰富；自当以此为戒。记得是1986年下半年，《读书》编辑转达，说金先生读过我和钱理群、黄子平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评价是“有点意思”。此前我读过好多金先生的文章，很佩服，于是就跑去请教。此后多次拜访，没有明确目标，只是觉得听金先生聊天很有趣，也很受启发。
《三联生活周刊》：在《读书》创办的初期，金先生的文章在当时的青年人中产生了怎样的冲击和影响？金克木在《读书》的第一代作者群体中的特色是什么？
陈平原：金先生很敏感，关心国家乃至国际大事/大势，且往往另辟蹊径，从世人忽略或不太关注的角度思考并发言。他不太喜欢“主流话语”，与时代大潮始终采取若即若离的策略，既特立独行，又总是能踩到鼓点上，这让我很佩服。但他文章的妙处，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文章修养，是不太能欣赏的。换句话说，即便在年轻学人中，金先生有不少“知音”，但不形成“时尚”。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把金克木等老先生作为《读书》的第一代作者，包括您在内的“文革”后毕业的第一批研究生算作《读书》的第二代作者，那么两代作者文章的视角和深度有何变化？
陈平原：金先生的专业修养、人生阅历与文章趣味三者，协调得很好，故能深也能浅，能长也能短，能雅也能俗。所谓《读书》第二代作者，大概指我们这一批“文革”后培养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因为特殊的历史因缘，大都急就章般接受了专业训练，有历史舞台，也有理想与激情，但缺乏必要的“沉潜把玩”，落实在文章中，就显得有“生气”，但不够“醇厚”。当时意识不到，十年二十年后重读，感觉很明显。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十几年间无数次和金先生对谈，他对您最大的影响在哪方面，更多是一种知识获取还是思维训练？金先生这种灵光一现式的杂谈，客观来看，是不是也有专业性和逻辑性的欠缺？
陈平原：我不是金先生的入室弟子，所谓“请教”，海阔天空，没有一定的方向，更没有具体的结论。我从金先生的谈话中获得的“无言的教诲”是：永无止境的求知欲、凭个人兴趣阅读与思考、蔑视世人以为不可逾越的学科边界、对文章体式的高度重视。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金克木先生作为一个“专家做底的杂家”，仅仅是一个天才式的特例，还是同时体现了那一代学者的某种共性？您怎么看“通才”的养成机制？
陈平原：金先生的道路不可复制：首先，金先生早年是诗人，这一“底色”不能忽略，乐于接受各种挑战，勇于驰骋想象，这点在晚年的文章中仍有很明显的体现。其次，金先生并非科班出身，主要是自学成才，能做学问，但也可以不做学问——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再次，等到历尽沧桑，因《读书》创刊而撰写各种虎虎生风的随笔、杂感、文化评论时，金先生年事已高，不太适合整天泡图书馆，从事专深的专业著述。金先生没像冯友兰晚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或季羡林先生晚年完成《糖史》，而是天马行空，自由挥洒，给后人留下无数有趣的“话题”或“谜语”，这两种选择都值得尊敬。
所谓“通才”，有个人才情，有学科背景，也有时代机遇，不可强求。在一个“专业化时代”，尊重“专家”与期盼“通才”，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大学教育，只是给你的一生打底色，让你有自由选择生活道路及学术方向的能力；不要把某些课程设想得太伟大，若悬得太高，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一句话，“通才”不是学校刻意培养出来的，是当事人在与现有的知识体系、政治制度、社会需求的左冲右突中，逐渐闯荡、摸索、磨炼出来的。想象金先生早年就设计好了“通才”道路，然后按部就班，一路走下来，那是不对的。人生路上，充满各种不确定性，金先生聪明之处在于，晚年及时抓住机遇，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家才华，成就了学者之外的另一种辉煌。
（此乃书面答问，为贾冬婷刊于2012年第29期《三联生活周刊》【7月23日】的《金克木，猜谜的人》提供素材；时在旅途，2012年6月18日凌晨于伊斯坦布尔某旅馆撰写并发送此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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