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展示的是一片郁郁葱葱、期待有心人徜徉其间并评头品足的“读书的风景”，在这“风景”里既有学识，又有趣味；既有“关键问题”，又有各种“八卦”。对学生而言，书中暗含治学门径；对普通读者而言，书中描述的人与事都是一种“风景”。
《新金融观察报》：书名《读书的“风景”》，这里的“风景”包含了哪几层含义？在书中，关于一般意义上读书的文字只有首尾为数不多的几篇，大量篇幅则集中在您最为关注的“中国大学”和“人文学”上。读书、中国大学、人文学，三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陈平原：所谓“风景”，可以是外在的，有眼就能“识泰山”；也可以是内在的，用心才能感受得到。我谈论的读书，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如此内外兼顾、虚实相生，故特意在“风景”上加了个引号。相对于人的一生，大学四年（本科生）或十年（博士生），不算太漫长。可能否养成好的读书习惯，大学阶段是个关键。
本书的拟想读者，是在校大学生及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之所以选择“读书”“大学”“人文学”三个话题，这里有自家兴趣及能力的限制，但更主要的是，我认定，在校园里生活，不仅要“读书”，还要“读大学”。换句话说，不仅接受学校里传授的各种专门知识，还把学校传播知识的宗旨、目标、手段、途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来反省，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或拒斥。
《新金融观察报》：在一篇《中国人与美国人的读书态度》的文章中，提到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对读书的观念过于隆重；而美国人对于读书视为一件平常已极的事情。比如，大部分中国人常常觉得自己没有整段的时间来读书，不大习惯像外国人那样在生活与工作的空隙里读书。对于这样的情况您怎么看？
陈平原：同样在“读书”，工作目标不同，可以是专业研究，也可以是个人修养。如果是前者，全世界都一样，非全神贯注不可。所谓在生活与工作的空隙，随意拿起一本书，就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这更多的是一种读闲书的姿态。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既说了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又提醒这种“当作消闲的读书”，不是读书的全部，“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看鲁迅辑校古籍、翻译西学或从事著述时的认真与执着，那完全是另一种阅读姿态。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人与美国人读书态度的差异，很大程度是教育水准决定的。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而对于他们来说，读书确实是“平常事”。当然，如此境界，并非一蹴而就。当下中国，设立“读书节”，鼓吹“好读书读好书”，努力培养“书香社会”，这同样是个艰巨的任务，一点不比提高升学率轻松。
《新金融观察报》：您表示：“过去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是书到用时方恨多。现在的读书人比以前来说，选择的眼界和自我的阅读的定力，还有批判的眼光，会更加需要。”选择的眼界、自我的阅读的定力，还有批判的眼光，这三种能力的养成主要靠什么？
陈平原：陆游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谓“选择的眼界、阅读的定力以及批判的眼光”，不应该是阅读的前提，而是长期阅读的结果。不曾“博览群书”，侈谈“眼界”与“定力”，那是缘木求鱼。因此，关键是养成读书习惯。过去说“手不释卷”，现在书籍的形态变化了，可以有多种阅读姿态。但是，黄庭坚所说的“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我看来，“习惯”比“能力”更重要——养成喜欢读书的好习惯，且乐此不疲，自然而然地，就不时会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的感觉。相反，上大学时没养成好的读书习惯，只是被动地应付各门功课，毕业后忙于日常事务，更是将阅读丢到九霄云外，久而久之，就真的变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了。
《新金融观察报》：阅读的内容和方式越来越多元化，在今天和未来，您认为阅读的敌人是什么？
陈平原：当今世界，知识爆炸，文化多元，阅读的内容及方式不可能也不应该“定于一尊”。所谓“阅读”，没有一定之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某种意义上，一部“阅读史”，就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回首我们走过来的路，九曲十八弯；“阅读”也一样，并非一马平川。
当下中国，要讲“阅读的敌人”，首推过分“功利化”。身处专业化时代，确实需要很多目标非常明确的“阅读”，可我们必须明白，这并非“读书”的全部意义。传统中国区分“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今天看来，或许过于高蹈；但将“读书”仅仅理解为拿学位、学本事、谋职业，还是过于狭隘了。这也是我再三提倡大学生应该养成阅读文史哲等“无用书”的缘故。不是说“有用书”没价值，而是因其已经进入各大学的规定课程，有了制度性保证，且广受世人的推崇，根本用不着你提醒或提倡。
《新金融观察报》：关于读书，您多次提到“趣味”一词，能否以您的经历谈谈阅读趣味的形成？
陈平原：为什么有人痴迷、有人勉强对付、有人则打死也不愿意读书？除了受教育程度、经济能力、空闲时间等，关键在于是否感觉到“阅读的乐趣”。过去常说“开卷有益”，这没错；可“开卷”除了“有益”，还必须“有趣”，这样才能“可持续”。
我成长在思想封闭的年代，相对容易养成对于书籍的兴趣；现在年轻一辈所面对的诱惑，比我当年多得多。那么多“有趣的玩意”在等着，为何选择相对比较辛苦的读书呢？这个时候，能否真切体会到“读书之乐”，就成了关键。
“阅读”是很个人的事情，所谓的“趣味”，因人而异。审美眼光确有高低雅俗之分，但就“阅读”而言，关键还是在找到属于自己的“趣味”。人人说好的，不见得适合你；十年后才能读得懂的，不妨暂时束之高阁。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偏食”是正常的。因为，有“趣味”就意味着有个性、有边界、有局限。第一次面对人人说好而你很不喜欢的书籍时，心里很惶惑，也很茫然。久而久之，明白自己的“阅读趣味”，你就坦然了。人家说好，没错；你读不下去，也没什么——各有各的合理性。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我拒绝给不熟悉的人开“必读书目”。
《新金融观察报》：您的父辈就藏书，现在您家里的书更是不计其数。藏书给您带来了什么？毕竟家里的空间有限，您又怎样控制书籍的增长数量呢？
陈平原：关于我的“藏书故事”，两年前曾在《陈平原：藏书为读书，读书为兴趣》（田志凌，2010年7月11日《南方都市报》）中讲述过。既不知道家中究竟有多少册藏书，也没想过到底花去了或能卖出多少钱。
我说过，藏书人分四类：为了读书而藏书，为了保留文化而藏书，为了增值而藏书，还有就是为了附庸风雅而藏书。我们夫妇都在北大中文系任教，毫无疑问，之所以藏书，是为了自家阅读及研究需要。“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图书馆关门，全靠父亲的藏书，我才没有荒废宝贵的青年时光。而今家中藏书虽多，不时有“挤压生存空间”的感叹，也只是稍微节制收藏新书的欲望而已。家里的很多旧书，眼下确实没用，也不是什么珍本善本，但伴随着我们走过漫长岁月，舍不得轻易丢掉。
你问怎么控制书籍增长的数量，我采取的策略是：除了朋友赠书，只收研究中需要的，或自觉十分有趣的书籍。这跟年龄增长有关，以前读书兴趣广泛，似乎自家学问的发展具有“无限可能性”，故什么书都想收、什么书都想读；现在明白了，有很多人人喝彩的“好书”，我只能很遗憾地与其“擦身而过”。另外，电子书的普及以及数据库的剧增，使得一些可收可不收的大套书，我也“明智”地放弃了。话是这么说，我和妻子毕竟是在纸本书的时代长大的，所谓“本性难移”，经常打破自己立下的规矩，这才使得两处房子均“书满为患”。
《新金融观察报》：您表示，现今状态下，人文学者面临一个困境——如何安身立命？在您看来，有三条路可走：继续坚持您的批判性，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进入大众传媒，“风风火火闯九州”；固守书斋，做好学问，别的都不管。那么，您现在走的路属于哪一条？这三条路具备可综合性吗？
陈平原：所谓人文学者可供选择的三条道路，属于理想型分析。现实中的读书人，不一定非此即彼。你问三条路是否具备综合性，若是希望“大满贯”，什么都走到顶点，那是不可能的。但一路走来，左顾右盼，兼及其他，则可以做到。
至于我自己，既非“公知”，也不是“媒体人”，以书斋治学为主，但保持人间情怀，偶尔探出头来，在媒体上写写文章，坚持自己的批判立场。这属于个人的选择——你愿意高举某面旗帜，一条胡同走到底也行；愿意固守中庸之道，不时根据时势调整自家的发言姿态也行。唯一需要提醒的是，作为读书人，你要有自己的理想与坚持，切忌依附权势或投机取巧。陈寅恪为清华大学王观堂纪念碑撰写碑铭，刻意表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后来者，我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初刊2012年9月17日《新金融观察报》，原题《对话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书里书外话“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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