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从“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的角度来谈“文化”，有得也有失。说“得”，因其符合政府官员的口味，很容易转化为具体决策；说“失”，因政府高调介入，其大力扶持“文化”，必定倾向于“产业化”。近年“北上广”等努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看中的主要不是精神，而是其迅速增长的产值。“文化”也能赚钱，而且赚大钱，还“绿色”、“环保”，这一“新思路”影响十分深远，但流弊自也不小。因为，能产业化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文化；那些处于分散、手工、自然状态，因而很难产业化的文化，或许更值得你我关注。说绝对点，能提升城市实利/实力的文化，自有政府官员青睐；我关心的是那些不能转化为金钱的文化——如服务民众的文化设施、植根历史的文化遗存、兼及审美的城市格局、着眼未来的教育水准等。一句话，在我看来，文化的价值，首先体现在民众的“幸福感”，而不是城市的“竞争力”。你可以说，民众的笑容及“幸福感”本身就是一种动人的力量，最终也能转化为城市的“竞争力”；但不能反过来说，生活在一座“很有竞争力”的城市，就一定是很幸福的事情。因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所谓的“竞争力”，更多落实在“经济指标”，而不是“精神维度”。
《广州日报》：中国有许多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但是，有的城市衰败了，有的继续辉煌，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在哪里？
陈平原：城市的衰落，可能毁于战火，可能缘于气候变化或资源枯竭，也可能是科技发明或商贸、交通等因素决定的。经常是“祸不单行”，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如宋代以降经济中心南移，便很难归结为单一原因。有些属于大趋势，谁也挡不住的，聪明人只能顺势而行，并略做调整，力争四两拨千斤。但大部分情况下，城市的兴衰，与主政者的决策是否恰当有关。只是身处激烈竞争的时代，所有落子的“最佳时机”，都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
在考古学家眼中，有两千年历史的城市比比皆是，只是并非每个城市都有机缘在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舞台上“充分表演”。若着眼于中国史，明清以降的广州（及广东），其重要性日渐增长，借用一曲广东音乐来描述，那就是《步步高》——基本上走的是上坡路，没有大起大落。关于这座城市的性格，我在《风正一帆悬——如何“养育”世界文化名城》（《南方都市报》2011年1月25日）中，提及“广州是座有平常心的城市，不骄纵，不造作，比较本色与低调”，这是其好处。但另一方面，广州人强烈的“世俗精神”，使得其缺乏某种超越性，容易“小富即安”。
《广州日报》：文化能够引领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陈平原：在全球化浪潮中，不仅能保存、坚守、自我更新“本土文化”，甚至“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鲁迅《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这很难得。作为一个正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有这个机遇、条件与实力。而具体到中国内部，各地区、各城市之间，也会展开激烈的竞争。现在政界及学界谈得多的，是经济上的你追我赶，我则关心城市间“文化的竞争”。广州人的自信与从容，使得其敢于肯定“粤语”作为一种方言的“正能量”，这是很有远见的。当下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方言都已退出了课堂乃至文坛，而只在日常生活中流通的方言，必定日渐世俗与粗鄙，无法参与到日新月异的学术、思想、文化建设中。因为香港、澳门的存在，加上珠三角强大的经济实力，粤语至今还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保持其鲜活生猛的状态，长远看，这是巨大的财富。
“开眼看世界”的同时，能不能“低头思故乡”，这是判断一个城市的文化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这里所说的“故乡”，包括典籍文化、衣食住行、语言表达、精神状态等。
《广州日报》：在中山大学与广州市合作的第一届广州论坛上，您曾提出关于城市，除了“建设”“经营”“打造”之外，还需要“养育”。这种养育一定是根植于文化基础上的，广州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您认为岭南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上居于什么地位？对广州城市品格的形成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平原：你问“岭南文化的特质是什么”，我相信十个人有十种说法，且都有道理。我自己更倾向于感性的描述——如注重实用，少讲排场，理性低调，灵活机动，不欣赏吊死在一棵树上，也不追求“不到黄河心不死”。另外，因广州在大一统时代从来不曾做过帝都，对日常生活、经济运作、文化创造起决定性影响的，往往是民间的立场、民间的力量、民间的趣味。
学者谈论地域文化时，大都喜欢从远古说起。可在我看来，相对于古代的基因，近代以降的历史进程更值得重视。任何有生命力的“传统”，都具有自我修正、自我更新的能力。就像一条河流，有时潜入溶洞，不见踪影，有时又冲出地面，湍急澎湃，你必须登高望远，才能看清其大致走向。前两年广东评选“岭南十大文化名片”，我为“广交会”入选叫好——创办于1957年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迄今已有50多年历史，“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说实话，今天的广交会，虽依旧热闹非凡，可其经济实力及文化影响，已今非昔比。但有了这个重要环节，作为港口城市的广州，其悠久的“对外开放”的历史（从秦汉到现代），就显得更为顺理成章了。
《广州日报》：广州提出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目标，岭南文化作为偏安一隅的地域性文化，是否具有这样的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
陈平原：“偏安一隅”这个词用得不好。相对于唐宋元明清的帝京来说，广州是偏僻遥远了点，但并非有待开发的“蛮荒之地”。至于晚清以降广东人（黄遵宪、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叶剑英等）在中国文化及政治舞台上的精彩表现，更在提醒我们：此地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几年前撰写《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广东历史文化行〉引言》（《同舟共进》2006年4期），我曾引用梁启超的《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大意是说：就中国史观之，僻居岭南的广东有如鸡肋；就世界史观之，地处交通要道的广东至关重要。正因与海外交通的便利，广东人养成剽悍活泼进取冒险之性格，“故其人对内竞争力甚薄，而对外竞争力差强”。具体结论可以商榷，但其思路值得注意，起码让我们意识到：论述任何对象，参照系变了，学术思路以及评价标准都会随之转移。
若谈学术研究及文化创造，身处高台不一定是好事。因一举一动备受关注与挑剔，缺少革新的动力与方向感，更容易因循守旧。反而是远离政治中心，从边缘处思考、发声，阻力较小，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突破。回顾晚清以降一百多年历史，广州（及广东）曾多次扮演此类绝地反击、引领风气的关键角色，这点很让人欣慰。为何广东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潮中能“杀出一条血路”，除了中央的精彩布局，也与此地历来“天高皇帝远”，条条框框较少，故可“放手一搏”有关。
作为个体的广东人，选择留在四季花开的岭南，还是跨长江过黄河、到“居大不易”的京城来谋生，各有利弊。选择后者，机会较多，但压力更大。这就说到文化的“辐射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因广东率先致富，此地的毕业生不太愿意到北方工作，进京人数急剧减少。一开始显示不出来，十多二十年后，你会惊叹，京城里关键岗位上的“人物”，很少是来自广东的。作为中山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我对此深感忧虑。一直到最近几年，这一趋势才开始扭转。
《广州日报》：您之前在广州“岭南大讲堂”上曾说过，广州目前在思想、文化上，还无法与北京、上海比肩，这种差距是城市发展的问题，还是岭南文化自身的影响力不够？广州要缩小这种差距，有没有具体的建议？
陈平原：城市的竞争，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使出浑身解数，吸纳自家所需的各路英豪，这一点，每个城市都在做，广州也不例外。从长远看，比起外出招聘，更重要的是自家的造血功能。作为教育大省的广东，在高等教育方面，成绩虽大，仍不太理想。
中山大学最近十年的急起直追，让人刮目相看；另外，广州大学城建设经费的解决方式，在全国也没有先例。但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广东的大学并不太强。2013年初教育部学位中心发布95个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不说北京遥遥领先，故扬扬自得；也不说上海位居第四，故耿耿于怀。就拿广东与排名第二、第三的江苏、湖北比，你就明白差距何在。排名第一的学科：江苏13，湖北10，广东2；排名前五的学科：江苏64，湖北44，广东26；排名前十的学科：江苏111，湖北80，广东50.广东比不上江苏，这情有可原——后者在文教方面一直领先全国；但广东与湖北也有如此差距，则出乎我意料。
若说一级学科评估不太可靠，那再参看“211”高校名单：北京26所，江苏11所，上海9所，湖北、陕西各7所，四川5所，广东、辽宁、黑龙江各4所。这么一比较，你就明白广东的高等教育在全国的位置。当然，你可以这么辩解：这是历史遗留问题，短期内改变不了；而且，中小学教育更值得关注。我之所以哪壶不开提哪壶，是想提醒：广东目前还不是“教育强省”，这对于广州的科技发展及文化影响力，是很大的掣肘。
《广州日报》：您曾经在“广州论坛”上讲过，具有同样岭南文化基因的广州、深圳和香港三地应该合作共赢的问题。三地文化同根同源，但表现出来的城市性格却并不相同，合作会走向文化的融合，趋向同质化？还是更强调各自的特质和分工？广州应该怎样突出自己的特色？
陈平原：相对于香港和深圳，广州的定位更为复杂——不仅是一座特大城市，还是广东省的省会。省会城市的特点是，除了自身建设，有时还得兼及全省，故责任重大，牵制很多；但另一方面，历史悠久，腹地辽阔，有更多腾挪趋避的空间，则是其优势。
以岭南文化来描述广州，大致上是可行的。但必须意识到，广州并非只是“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及“客家文化”也有很强的生命力。作为广东省的行政中心，广州不仅吸纳了外国及外省的英才，更需要融会省内其他方言区的文化。因此，谈岭南文化时，必须注意其内部的复杂性，观察其对话的能力，鼓励其不断地自我更新。
至于广州该如何与香港、深圳展开积极的合作与竞争，我在《“三足”能否“鼎立”——都市文化的竞争与对话》（《南方都市报》2011年11月18日）中已经说了，没有更多的想法，不再重复。
（初刊2013年4月16日《广州日报》A2版及AII7版，刊出时，因版面缘故第一、二问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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