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我是“土鳖”，谈这个问题，不太合适。因为，“访学”与“留学”不一样，留学生所经历的辛酸苦辣、得失成败，我并无深刻体会。第一次踏出国门时，我已经是北大教师，人家对你相当客气，故没受什么“洋罪”。相反，必须警惕的是，长期“被优待”，容易养成一种弱者的心态。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荷兰莱顿大学参加国际会议，接机的朋友告知：我用的是当年庚子赔款的钱。那笔钱还有剩余，可申请用于支持中国的学术事业。初闻此言，说实话，有一种很不自在的感觉。现在出去的留学生或访问教授，大概很难体会，二十年前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组织者除了提供机票、住宿外，还会给一点零用钱。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教授很穷。
2012年6月，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参与主办第四届亚洲诗歌节，诗歌节所有的活动费用，都是我们负责。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确实取得很大成绩，体现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就是我们现在出国开会，不再有人给发零用钱了。目前中外大学合作办会，不管会场设在欧美还是中国，大都是费用分摊。至于专题性的学术论坛，全部由中国人出钱，也都相当普遍。
有钱不等于就有学问，但国家的经济实力，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学者间的“平等交往”。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讨论中国问题，你的价值观、自信心以及发言姿态，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国家实力的影响。
《文汇报》：在跨文化交流中，您所感受到的差异和误读往往集中于哪些方面？
陈平原：各种文化间的“差异”如何理解，我等会儿谈；至于交流中的“误读”，其实是很难避免的。各自生活环境、学术氛围、文化趣味的差异，很容易导致相互间的误读。有的不是误解，而是利益及立场的激烈分歧。在公开场合，涉及国家利益，其实大家都有“偏见”，别五十步笑百步了。这种事情，碰得多了，你就会明白。有些可放在桌面谈，有些则不必开口，都心知肚明。既然无法谈到一起，有些话题不妨暂时搁置。即便只是讨论文学、史学、哲学等，也都有这种情况。所谓“跨文化交流”，主要基于学术判断，但请记得，其中也蕴藏着某种政治立场及国家利益。
“跨文化交流”的目标，并不是走向意见一致，而是走向相互理解——理解对方的立场，理解差异的存在，理解自己到底要坚持些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学会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并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
《文汇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对外文化形象的建立和表述走过的道路？
陈平原：如何改善中国的“对外文化形象”，这很重要，属于国家战略，很多学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如此“大战略”，依我浅见，社会科学家更有用武之地。要说对于一国文化形象的塑造，人文学的特点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细微处用足工夫，自然而然地，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若太着急，用力过猛，给人印象并不好。采用霹雳手段，三下二除五，迅速改变外界对于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的想象，不仅做不到，而且可能引起人家的警惕与反感。当然，这是传统的人文学者思考问题的方式。
如今，为了说明人文学同样很“有用”，不少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模仿起社会科学家，承接各种近在眼前的实战课题，而且干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佩服之余，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过于直接、过于强烈的“自我推荐”，有时效果适得其反。中国经济这些年发展得不错，“大国”确实在“崛起”，国人也都开始挺直腰杆，说话有底气了。在我看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举足轻重”，没人敢忽略；但将此优势“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中国人对于人类学术/思想/文化上的贡献，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以扳着指头算清楚的“外币储备”，并不能迅速转变成为看不见摸不着的“软实力”。
基于此判断，我认为，过度谦卑与过度热情、过度冷漠与过度作为，同样不可取。之所以主张中国学者应自然而然地、不卑不亢地“走出去”，让自家的思想光辉与文化力量逐渐展示出来，是担心过于追求速度，必定渴望外界关注的目光，不知不觉中，会扭曲自己的目标与步伐。
（此书面答问被穿插入2012年9月2日《文汇报》的《“中国梦”——中国对外文化形象的建立与表述：王辉耀、陈平原、颜海平三人谈》（吴越），同日人民网改题《陈平原：国家经济实力保证学者间的“平等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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