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我们的压力其实不大。因为，山外有山，也不知道别人的程度有多高，谁也不敢说大话。既然有机会，那就尽力而为吧。再说，对于录取时是否真看成绩，很多人是半信半疑的。记得我报了中山大学，还被同事冷嘲热讽了好一阵子，因为他们不相信风向真的变了。具体到个人，很多人跟我一样，能有学上就行了，并没那么高的期待值。我的同代人中，好多日后专业做得很出色，当初上的并不是一流的大学。不像今天，好像考不上985或211大学，天就塌下来了。其实，没那么严重的。
《南方日报》：正是通过高考，您走出了广东潮州的小山村，走到广州和北京。可是有统计显示，近些年，农村寒门子弟读重点大学比例越来越少了。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每年都有一些农村学生选择弃考，对他们您有什么想说的话？
陈平原：“农村学生”与“寒门子弟”不是一个概念，前者说的是户籍或居住地，后者则看经济收入，表格上很难体现出来。请记得，城里人也有穷愁潦倒的。我承认，改革开放30年，城乡教育差距在拉大，导致今天生活在山村里的孩子很难考上一流大学。不过，谈这个问题，也得考虑城市化进程这一因素。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1949年10.64%，1959年18.41%，1969年17.50%，1979年19.99%，1989年26.21%，1999年30.89%，2009年46.59%，截至2012年底，中国城镇人口已达到7.12亿，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2.57%。一方面是城镇人口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是优质教育资源向大中城市的少数名校集中，在现有考试制度下，农村孩子除非中学就进城读书，否则很难考上名校。国家可以下达指标，要求著名大学招收若干比例的经济落后地区考生，但经济落后地区照样也有城乡差别，怎么办？以当下中国的社会风气，所谓“不讲分数、重在表现”，弊病可能更大。某校长提出，家中三代没有大学生的，优先录取；这说法很民粹、也很诱人，但实际上无法操作。我的看法是，降低高考难度，比增加奖励措施（各种名目的加分），更有利于农村子弟。“死读书”不值得鼓励，但“全面发展”明显更有利于大城市的富裕家庭以及名校学生。
对于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村子弟来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虽隐含着前提下的不公平，但还是比较靠谱的。考不上一流大学，可以考二流、三流的学校。进了大学以后，通过自身的加倍努力来改变命运。这比怨天尤人或寄希望于国家出台一个“惠民政策”，要实在得多。制度变更的路很漫长，而且不确定，可你的青春只有一次，不该拿来赌博。抱怨、批评都可以，但若真的弃考，实在可惜。权势及有钱人家的子女，可走的路很多。而对于农家子弟来说，参加高考是进入上升通道障碍最小的一种选择。
《南方日报》：2013年广东高考人数达到73万，超过河南，第一次跃升到全国第一。可以预见，今后几年内广东将保持这个规模，广东学生考重点大学的竞争压力几乎是全国最大的。对于今年走进考场的广东考生，您能否给他们一些祝语？
陈平原：广东高等教育的规模及水平，没能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这是很遗憾的，值得认真反省。至于即将走进考场的学生，在祝福他们考出好成绩的同时，有必要提醒“好男（女）儿志在四方”，填写志愿时请放眼全国。除了北大、清华，我们还有很多好大学值得诸位选择。当下中国各地城市生活差别不大，广东子弟不该过分留恋乡土，应尽可能走出去。借读书而“走南闯北”，是一种很好的人生阅历。
《南方日报》：相比30多年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现在高中生的“出路”更多了，城市里越来越多高中生可以直接出国。您认为，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高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对于高考改革，您的态度和主张是什么？
陈平原：参加高考不再是中学生唯一的选择，你也可能出国留学，或到香港、台湾念书。如此多样化选择，使年轻人的生命历程及经验更加丰富多彩。可选择太多，有时也会让人彷徨无地。对于中国教育来说，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高考仍将发挥重要乃至主导的作用。高考确实需要改革，但我希望是不断地微调，移步变形，而不主张“毕其功于一役”。因教育是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考虑学生的适应能力以及整个社会的接受程度。
（此乃书面答问，被纳入雷雨刊于2013年6月7日《南方日报》的《三代过来人共话“中国式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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