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大学精神——教师这个职业需要某种理想性
《南方日报》：您以前说过，“当前中国大学不缺钱、不缺学问、但缺精神”，您说的这个精神，在现在这个语境下具体是什么？
陈平原：任何一个大学校长都会很认真地告诉你，他很缺钱。因为钱越多，就意味着可聘请更多好教授，购置更好的实验设备，给学生更优厚的奖学金，以及改善学校的办公条件等。但钱多钱少是相对而言的。举个例子，1993年我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题为《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按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北大教师薪水在北京市职工收入平均线以下；至于出租车司机收入，通常更是北大教师的八到十倍。”这不是空口说白话，我是做了认真调查的。现在当然倒过来了。这一切，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我说不缺钱，是指相对于此前的穷困与窘迫，今天中国大学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想做点正经的学术活动不会特别困难。
教师这个职业，需要某种理想性。因为，在学生眼中，你就是成人世界的代表，有义务更多地展现人生及人性美好的一面。因此，教师的品德、文化、修养应该比社会上普通人高。所谓“师道尊严”，很大程度靠这个来落实。而眼下，教师作为一种职业的理想性似乎有所丧失，工具性在增长，这是我所忧虑的。
《南方日报》：所以您说的这个精神主要还是指作为教师的理想和坚守？
陈平原：教师的理想与操守是一方面，制度建设又是另一方面。所谓“大学精神”，跟整个制度设计有关系，必须落实到制度层面，才能生根开花结果。
比如说，我们都在批评大学过分行政化、官场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给予校长书记副部或正厅的行政级别。这么做，本意是便于开展工作，可实际效果却是很多本来走行政道路的人，为了级别而进入高校。
中国大学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是综合性的，不是谁登高一呼就能解决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过于理想性的设计不仅做不到，而且很容易“出师未捷身先死”。办教育的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希望理想主义者尽力往前赶，能走多远算多远。
谈高校对比——内地高校师生有更强的认同感
《南方日报》：作为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双聘教授，您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在香港，对两种不同的教育体系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以前老听到一种声音，内地高校不如香港高校。您怎么看？
陈平原：要是有兴趣的话，请读我刚出版的《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今天关心教育的人，开口就是哈佛耶鲁，其实美国大学跟我们有很大的文化隔阂。香港的大学借用西方的教育制度，但又是中国人办的，大部分教授是中国人（或华裔），这样的大学之道，或许更容易借鉴。但总的来说，内地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发展模式各有利弊。
单就用人制度而言，以前我们受到最猛烈的批评是“近亲繁殖”。各大学都用自己的毕业生，一代一代传下去，人际关系很复杂，学问的格局则越来越小。美国大学的规矩是不留自己的毕业生，一律送走，若干年后，如果你闯出名堂了，再把你请回来。此举保证大学教授的来源多样，形成了某种差异与竞争。香港及台湾的大学也是这么做的。北大10年前开始实行此制度。
此外，香港及澳门的大学在延揽人才方面比内地高校有优势。除了财力雄厚，制度灵活也是一个原因。据说澳门大学校长到特区政府去申请经费时，政府抱怨招聘教授的薪水太高了，以致本地官员不服气。校长给他们解释：官员是本地市场，教授是全球市场；官员离开澳门这个地方谁要？而好教授则“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南方日报》：与内地高校比，香港高校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哪方面？
陈平原：香港的教授对大学的认同感没有我们这么强。教授是校长的雇员，雇主给你很好的条件，你必须圆满完成任务。合同期一到，可能你炒我，也可能我炒你。而从退休的那一刻起，你就与大学没有关系了。
要说专业意识，香港高校的教授很突出；要说知识分子的承担精神，内地高校的更强烈。香港的教授来自五湖四海，居港期间，可以跟香港社会毫无关系。我的专业做得很好，你聘我，我出色地完成任务，这就行了。而北大等内地高校的教授则觉得，我不仅要讲好课，还要对中国负责，还要影响社会。这么说吧，内地高校的教授保留了较多传统读书人的家国情怀。
《南方日报》：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一度被寄予高校改革蹚新路的厚望，您对其关注多不多？
陈平原：大学改革牵涉的面很广，不是一所大学孤军奋战就能完成的。南方科技大学被过分强烈关注，这对它很不利。某种意义上，南科大是被舆论推着走的。朱清时校长是有理想的，我钦佩他。他为全社会讨论中国大学命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话题。其实，让一个意义深远的“话题”浮出水面，以便公众思考、质疑、争辩，也是一种贡献。
谈学校差距——集中财力办大学的机制要调整
《南方日报》：前段时间，有关高校211工程和985工程废除的消息沸沸扬扬了好一阵，最后证实说国家没有明确有这个说法。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平原：211工程和985工程，是在中国财力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为了较快提升中国大学的水准而创立的制度。客观来说，得到211工程和985工程支持的大学，这些年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办学水平有明显的提升。问题在于，对于非211工程的大学来说，这种做法不是很公平。这些年，我走访了好些原本很不错的大学，就因为没进入211工程，普遍士气低迷，发展缓慢。
对于中国大学来说，这两大工程是指挥棒，不仅涉及拨款机制、科研项目、教授待遇、学生就业，就连民间捐款也都挑985或211.这样一来，中国大学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我看来，这种集中财力办大学的机制需要调整。
但是，完全取消这两大工程，技术上有一定难度，更有一点，我们不能因追求公平而丢掉效率。中国2000多所高校本就高低不平，不该重新回到大锅饭时代。不妨用增量的办法逐渐抹平这个鸿沟：不是把前面的拉下来，而是让后面的往上拱。比如说，让211或985动态化，把一些学风正且办学基础较好的学校，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好学校往上推。若干年评一次，往上推一批，让后来者有奋进的动力。用增量的办法来解决不同大学之间巨大的差距，这样方能使中国大学的整体实力得到较好的提升。
《南方日报》：今年有几个新闻报道，说有些大学老师上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但最后因为没有研究成果而被解聘。
陈平原：如果是研究型大学的老师，确实必须兼做研究；教学型大学的老师可以教学为主，不强调研究成果。我记得北大曾做了明确规定，教师分教学型、研究型、研究教学型三类。香港中文大学更明确，若是教授职位（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讲座教授），必须有科研成果，每年都得填报；若是讲师（以前叫导师），则没有科研方面的要求，你的任务就是教好书。
这个话题之所以被热炒，是因为大学在考核教师时往往重科研而轻教学。这倒是个真问题。至于如何平衡教学与科研，目前仍找不到万全之计。
（初刊2015年1月15日《南方日报》，原题《如何抹平高校间发展差距？北大中文系原主任陈平原：不是把前面的拉下来？而是让后面的往上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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