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都市报》：您一直以文学研究者的身份为人所知，这次《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以历史为研究对象，能给我们谈谈文学家的治史心得吗？
陈平原：传统中国，文史本就不分家。进入现代社会，学术体制发生很大变化，即便如此，“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也并非绝缘。世人心目中的“文学研究”，包含“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后者兼及钩稽史料、描述进程与阐释作家作品，本来就是广义的历史学。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下编的第四章“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包含“小说史的研究”“剧曲史的研究”“其他俗文学史的研究”“美术史的研究”等四节。这一思路，可追溯到梁启超，梁在南开、清华等校讲学，其讲稿分别整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2年）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30年），前者强调专题史的研究，后者具体分析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其中“文物的专史”包括文艺、学术、民族、宗教等。换句话说，学养深厚的文学史家，本就应该是历史学家。
当然，同样关注历史现象，你是侧重政治、军事，还是关心经济、教育，或者专注于文学、艺术，具体操作时各擅胜场。作为中文系教授，长期的学术训练，使得我对“文章（著作）”的立意，“史料”的甄别，以及如何跨越虚实、注重体味、驰骋想象等，与一般历史学家不无差异。
《贵州都市报》：很多人都在怀念那大师辈出的年代，说那时候中国大学有许多值得珍惜的传统，您能谈谈您的认识和理解吗？
陈平原：人作为一种生物，进化速度是很缓慢的。若以百年为时间尺度，人的智商其实差别不大。之所以有时天才辈出，有时则如一潭死水，主要不是物种本身，而是外在环境决定的。突然的剧变，或曰重大历史事件，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有的天才被彻底碾碎了，有的则趁机破茧而出。抗战很艰苦，但谁都承认，那是一个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也是巨大的历史机遇。对于中华民族如此，对于具体的读书人也不例外。
这就说到了中国大学，那时物质生活很贫乏，但教授们自由驰骋的空间很大。如此艰难环境，限制了某些专业的发展（如实验科学），但刺激了人文学者的思考与表达，未尝不是好事。套用一句老话——“艰难玉成”，作为学者，经由此环境的砥砺，完善人格，加深思考，如果机缘成熟，会有很好的表现。
谈及“学问”，有技术的一面，也有道义的一面，后者跟个人心境以及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有关。最近二十年，我们强调外在的物质条件比较多（比如中国大学之所以落后，就因为办学经费少），相对忽略了学者们的精气神儿。在我看来，所谓“大师”，不仅仅是学术成就，也包括精神境界。太平年代的读书人，在享受各种生活上的以及学术上的便利的同时，必须警惕人格的平庸以及思想的浅薄。面对不完满的世界，以及不确定的命运，必须保持特立独行，方才有可能重现“大师辈出”的局面。
《贵州都市报》：大学西迁，留下很多美好的故事和传说，但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同样也有表现大学西迁的内容，给人却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怎样看待这种不同？
陈平原：谈论战争中的中国大学，小说家与史学家的立场及趣味不太一样，前者感觉敏锐，文笔流畅，很有感染力。但小说家不承担“复原历史”的责任，有权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你举《围城》，他也可以举出《未央歌》。十年前，我撰写《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2期），其中谈及：“现代中国大学的日渐成熟，使得校园成为重要的生活场景；而战争中的流转迁徙，更是加深人们对于大学的记忆。于是，两部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描写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得以在抗战的烽火中酝酿成型。一是充满讥讽智慧的《围城》，一是洋溢着青春激情的《未央歌》，二者分别代表‘大学叙事’的两个侧面——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钱锺书笔下的三闾大学，固然是虚构；鹿桥描述的西南联大，又何尝真的是写实？无论是虚中有实，还是实中有虚，小说家所描述的三闾大学和西南联大，已经成为我们关于现代中国大学的最为鲜活的记忆。”
不管是《围城》还是《未央歌》，既不是个人自传，也不是历史小说，但都有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大学的整体氛围。说过不能把《围城》当“信史”读，反过来，还得承认你的提醒是对的：抗战中的大学西迁，并非一路凯歌，也有很多遗憾。只不过时隔多年，当事人的追忆以及后世读者的阅读，都倾向于选择美好的事物。再加上谈历史必须识大体，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中国大学有如此精彩的表现，确实值得表彰。
《贵州都市报》：大夏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迁入，对抗战时的贵州文化教育乃至社会全面进步都起到了很大作用。您怎么评价中国大学在抗战中的内迁对当地的影响？
陈平原：将近二十年前，具体说是1988年，贵州民族出版社曾刊行《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其中收录有《抗日战争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情况一览表》，记载抗战期间迁往西南的高校56所，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抗战期间迁往贵州的浙江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湘雅医学院、大夏大学等。今天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不能仅限于西南联大，应尽可能多地钩稽漫天烽火中众多弦歌不辍的学校。
我曾谈及，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乃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重要乐章，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原北大校长、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蒋梦麟，抗战期间撰写《西潮》一书，此书第三十章《大学逃难》谈及全面抗战爆发后，原来集中在沿海省份的大学纷纷迁往内地：“学术机构从沿海迁到内地，对中国内地的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大群知识分子来到内地各城市以后，对内地人民的观念思想自然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蒋梦麟断言，经过这一次民族大迁徙，未来西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机遇。
谈大学内迁的历史意义，无论当初还是现在，多侧重内迁大学对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积极影响。这当然没错，可我觉得还是必须换一个角度，思考作为战略后方的西南西北民众对于整个抗战——包括中国大学内迁的鼎力支持。理由是，在历史论述方面，大学是强者，比移居地民众有更多的发声机会。经由一次次的校史教育，无数大学生走出校门后，谈及这段历史，很可能只记得自家的“光荣与梦想”，而忘了后方民众的委屈与牺牲。若真如此，当然不公平。
《贵州都市报》：中国大学能完成抗战时期文化教育中心的大转移，重新搭建了战时中国教育布局，使得教育实力得到保存，您认为有哪些原因？
陈平原：首先必须承认，是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用血肉之躯抵挡住了日本军队的疯狂进攻，才有后方的弦歌不辍。此外，除了上面提及的后方民众的鼎力支持，还必须表彰国民政府的远见卓识，将“抗战”与“建国”相提并论，不仅是眼界，更包含着信心。正是基于对知识及人才的极端重视，才会在战事如此紧张的状态下，果断地撤退绝大多数大学，这在古代中国是不能想象的。众多大学内迁，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如经费的筹措，交通工具及组织方式，还有沿途怎么接应、落地能否生根等，这么大的事情，不是大学说走就能走的。因此，我在著作中特意引述战时中国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回忆文章，目的是表彰其历史贡献。当然，因论题所及，《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主要聚焦大学师生的艰苦卓绝，可这不等于应该由“大学”来独自认领“文化教育中心大转移”的光荣。
（初刊2015年8月31日《贵州都市报》，原题《弦歌不辍？艰难玉成——陈平原教授谈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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