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像我这样研究“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不可能永远悬在半空中，与现实生活完全隔绝，“一尘不染”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关怀”，但不失“严谨”，这才是比较理想的学术境界。在撰于1992年的《超越规则》中，我曾这样表述：“现代学术日趋精细，操作性越来越强，只希望学者不要完全舍弃忧生忧世的学术背景，以及贯串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但这种“压在纸背的心情”，一旦进入操作状态，最好暂时悬置，不该因此左右你的判断，或扭曲思路、抹杀证据。史家的学养与文人的情怀，若处理得好，可相得益彰。
记得钱穆晚年在台讲学，批评时人“不通文，不通书，只取一堆材料来做分析考据功夫，认为这便是科学方法了”，殊不知好的人文学者，在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之外，还得有文章（《章实斋〈文史通义〉》）。这里所说的“文章”，不是辞藻，而是动人与入情。无论“治史”还是“作文”，要想感动别人，先得感动自己。我承认撰写《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时，除了理性与学养，是投入了感情的。
作为学者，“感动”之外，还得有理智的分析、准确的判断以及自我反省的能力。关注抗战中读书人的精神状态，危急时刻的不同选择，背后其实是有强大的文化传统在支持的，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更忌讳说得太轻巧。之所以细针密缝，左顾右盼，是努力体贴那特定环境中人物的困境与艰难抉择，不希望仅仅讲成一个励志故事，或抽象成若干道德信条。有心人能读出深深的感慨与关怀，但要说“针对现实”，则不免将史学的功能说小了。
《北大青年》：您在书中提到，从老校友到教育史家，西南联大接下来变成一个全民参与的“历史记忆”。您着重关注当事人当年的文字，是否也是考虑到后人回忆的多有溢美，神化了西南联大？怎样理解西南联大在种种述说中的“传说”与“神话”？
陈平原：几乎所有采访，都提及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把西南联大等抗战中内迁的大学说得太好了？这倒让我反省，是我的表述不全面，还是今天读者的趣味发生变化？我的立场很明确，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不能任意拔高，但必须把其“光荣与梦想”说准、说深、说透。
我首先承认，今人对于西南联大的叙述，有美化的成分。理由很简单，时间久了，回忆往事，总是往好里说。最早有意识地追忆西南联大的青春岁月，是1986年出版的《笳吹弦诵在春城》。那已经是时隔四五十年了，作者们大都退休，回首青春岁月，一定是美化。请记得，所有在校生谈到学校时，大都持批判立场；所有校友回忆母校，都特别感激。战争中的大学，当然有很多不愉快，读吴宓、朱自清的日记，知道那时的教授学生生活都很困难，工作上也有很多遗憾。比如，朱自清有一段时间很沮丧，写诗都是哀苦之音，叶圣陶还再三鼓励他，我们有光明的未来，应努力写一些光明的诗篇。另外，上课也不太理想。可你读各家回忆录，大都是愉快且温馨。你要了解那个时代中国大学的实际状态，除了看各家日记书信，还有当时的报道。包括1946年出版的《联大八年》，那是战争刚结束时，西南联大学生会编的小书，里面就有很多对于大学的抱怨。这和过了四五十年写的回忆文章，明显不一样。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满怀深情地追忆西南联大呢？
除了西南联大确实了不起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二十多年前，原西南联大经济学系主任陈岱孙为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作序，称：“我们联大师生是否常有这种遗憾：西南联大只有八年（或者只有八年半……），可惜，联大的实体已不复存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情弥切》，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其实，正因为西南联大在其最辉煌的时刻突然中止，所以我们格外追怀。如果一直办下来，也会有好多遗憾。今天，继承西南联大血脉的北大、清华、南开，再加上昆明的云南师范大学，也就是原先的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共享联大精神遗产，但谁也不独占，大家都说好话。我们共同纪念一所早就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大学，大家都唱赞歌，越说越伟大。西南联大人才辈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西南联大之所以在历史书写中“独占鳌头”，固然因其出身高贵，也与其突然死亡不无关系。
《北大青年》：《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收录的第一篇文章摒弃了对于诗歌的讨论，而第三篇文章又将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单做文章，从“诗史”的角度进行品读。其中深意在于？
陈平原：中文系教授研究教育史，关注的不仅仅是制度设计与经费使用，更包括学人的命运及其精神状态。因此，倾向于注重细节，关心传说，兼及诗文。我在书中也会使用一些统计数字，但整本书的长处不在这。
作为中文系教授，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专门设一章辨析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旧体诗词，除了本色当行，也算别有幽怀。旧体诗词在20世纪中国，已不是主流文体，教授们选用这个文体来抒发自家感怀，之所以值得关注，有以下两个参照系。第一，抗战中新诗发展的足迹，以及艾青、冯至、穆旦等诗人的成就，早就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有很多研究成果。第二，近年学界颇有关注伪满洲国及汪伪政权高官的旧体诗词的，对其所谓的“牺牲精神”与“淑世心态”表达了过多的同情，我是不太认同的。请记得袁中郎的提醒：“自从老杜得诗名，忠君爱国成儿戏。”读书人心里想的、出门做的，与在诗中表达的，不全然是一回事。
旧体诗与文人的关系很复杂，既不能完全合一，也不能彻底分离。同样道理，我不会将陈寅恪等人的诗作为“正史”来解读，而是借以探究学者们在特定时期的心情与感怀。这很大程度是知识分子心态史、中国现代教育史，而不是文学史的论述。在那么困难的状态下，教授们之所以选择旧体诗词，一个是修养，一个是趣味，还有一个是便于表达隐微心情。此外，学者们吟诵旧体诗，大都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师友间相互唱酬，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创作技巧。
《北大青年》：“大学史的研究也好，大学评论也罢，都应当是一种有情怀的学问，追求的是启示，而非影射。”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如何克服，还有什么遗憾？
陈平原：这本书的写作，有得意的地方，但也有一些遗憾，更有一些引而不发。谈及西南联大教授的精神史，谈战争中学者的日常生活，谈战火中人文学者研究思路的变化，还有教育理念在战争状态下的自我调整等，自信不无创获。至于写作中碰到的难题，有些是技术性的，有些则属于目前不太好解决的。比如，如何看待战争中那些留在沦陷区的教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还有他们当时及日后在学术上的成绩。我指导学生写博士论文，涉及沦陷区北平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时，特别强调论述时的分寸感。这很重要，因治史的人都晓得，跟某一类资料长期打交道，不知不觉中受其影响，容易出现立场的偏移。这个时候，必须有超越当事人及现场感的价值观来观照与调整。
眼下各大学在追溯这段历史时，对抗战中的伪校，采取不同的论述策略。《北京大学校史》谈及抗战期间的“伪北京大学”，一笔带过；《东南大学史》谈及“伪中央大学”，则要详细得多。至于上海交通大学，抗战时一半在上海租界，一半在重庆九龙坡，你怎么叙述？是强调民族大义，还是推崇学术成就；是谈学者的关怀，还是谈研究的前景？说得更明白一点，在战争状态下，凡颠沛流离的，学术研究必定受影响；凡滞留北平或上海的，书桌比较安稳，学术成绩可能更大些。请问，你怎么论述？
如何叙述伪北大，不仅是资料的问题，更包括价值、立场与方法等。这里有道德判断，也有学术史视野，其中分寸感特别重要——哪些是不可原谅的，哪些是可以通融的，哪些存而不论，哪些点到为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在胡适回北平前，让傅斯年代理。傅斯年严正声明：伪北大教师一个都不用，伪北大学生必须考试甄别，才能进入北大继续念书。这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
第一是教师。曾在伪北大教书的教授们，一下子全都失业了。这教授里有一位容庚，他做古文字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山大学教书，学问好，且性情耿直。他当时就写公开信，说国家危难，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跟着军队走；而沦陷区的子弟需要有人教，我们在这里坚持中华文化立场，有什么罪过？可傅斯年不吃这一套，根本不予理睬。仔细阅读相关史料，沦陷区教师也有很多坚持民族立场，不与日本人合作的。傅斯年之所以这么强硬，是代表那些当初追随政府颠沛流离的读书人的利益的。他们受了很多苦，如今回到北平，内心深处不能接受留平教授自动入职，与他们平起平坐。所以，这个争论背后，不只是傅斯年一个人的想法。
第二是学生。学生起来闹了，抗议“被甄别”，说学校伪，学生不伪。烽火连天，青年学生无路可走，只好就近入学，这有什么可指责的？争论的结果，学校有所妥协。这些转入北京大学的学生，日后没问题。反而是以前毕业的，拿伪北京大学毕业证书的，日后怎么办，是个很大的难题。
在我看来，伪大学的校长，必须被指责或惩罚，因是汪伪政权任命的，而且在日本人的直接控制下。一般教授，若只是谋生，没做过什么特别不好的事，最多说他道德有亏，没什么了不起。学生入伪校，确实有点无奈，当初的北平，大家都知道，伪北大、伪师大是国民政府不承认的，所以尽量进入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和辅仁大学念书。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燕大及协和医学院也被关闭了，只有辅仁大学最值得期待。那时候，北平城里，国民政府承认、日本人也承认的，只有辅仁大学了。这所大学的存在，保护了好多一流文史学者的清誉与尊严。沦陷那么长时间，一年扛得住，两年三年就很勉强了，四年五年怎么办？如果没有合适的职业，教授们如何生存？所以，一方面是民族大义，另一方面是人之常情，对沦陷区的读书人，评价不能太苛刻。
《北大青年》：“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和义务。”这么说的原因是什么？您曾说文学研究一经深入往往会触类旁通，您选择大学教育进行深入研究，是出于前面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还是另有学术方面的考量？
陈平原：细察晚清以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任何新思想、新学说、新技术、新文化，都必须借助“教育”才有可能广而告之，甚至落地生根。因此，如何进行正确且有效的“教育”——包括教育制度、大学文化以及士人精神，可说至关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从“教育”入手改造中国，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至于我为何关注教育，最初的契机是做博士论文时，思考“五四”时期的读书人为何能够接受各种小说形式的尝试（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当初以“从进士到留学生”为题，从教育制度的转折以及一代人知识结构的嬗变入手，讨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洋洋洒洒好几万字，最终定稿时删剩下两三千，因自觉不成熟，但思路可取。有此机缘，作为文学史家，我开始与大学研究结盟。
《北大青年》：您曾说“所有的教育家，骨子里都是乐观主义者”，您不仅教书育人，还研究大学教育和教育史，您对于我们的教育抱着乐观的心态吗？
陈平原：最近二十年，除了若干大学史著，我还对当下中国大学屡屡发言。虽多有批评，但并不彻底悲观。比如，我多次提及，最近二十年的中国大学，乱七八糟但生气淋漓。我当然明白，这样的立场，不适合于大众传媒——不管表彰还是批判，只有把话说到顶点，才有听众，也才能被记忆。可那是我的基本立场——不仅仅是嘲讽与批判，更保持建设者的姿态。我相信，很多积极投身中国教育改革的人，欣赏或认同胡适所阐释的“鹦鹉救火”。他们知道“只要耕耘，必有收获”，但更了解中国教育的复杂性，抱有长期作战的信念，因此，我称之为“低调的理想主义者”。
（初刊2015年9月3日《北大青年》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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