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20年前，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期间的指导教授吴宏聪先生赠我精心保存的西南联大离开昆明前中文系师生合影，他当年是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而我在北大念博士期间的导师王瑶先生则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研究生。不难理解，这帧照片勾起我强烈的好奇心，自此特别关注这所神奇的大学。但这只是契机，从感兴趣到写学术著作，有漫长的路要走。意识到现代中国大学这一百多年的坎坷历程，其中最艰难也最精彩的，是抗战这一段，自然不能不格外留意。
《南方》：您选择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推出这本书，有什么特别考虑？
陈平原：今年书店陈列的以及报刊推介的，多有各种抗战图书；加上官方大规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书，必定会被打上“纪念图书”的烙印——包括读者的接受，官方的认可，以及出版社的支持，背后都有这个因素。而作为学者，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超越“纪念图书”。换句话说，过了10年20年，这本书还能经得起读者的品鉴与批评。
研究现代史、现代文学、现代教育、现代思想的学者，都会面临这个尴尬——要不备受冷落，似乎不及古代史著“有学问”；万一受到关注，又很容易变成了“纪念图书”。当年北大百年校庆，我出版《老北大的故事》，那可不是文学作品，是研究著作，谈大学史及大学精神。撰写那本书，从一开始我就很清醒，拒绝成为“应景文章”。因此，这书经过时间的考验，一版再版，最近还准备重印。
“纪念图书”的最大缺憾是开口见喉咙，且人云亦云。我选择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出书，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凸显自家面目——从教育史角度切入，但兼及政治史与心态史。另外，采用以“小书”说“大事”的形式。学界越来越倾向于“大书”，文章越写越长，资料越堆越多，最后变得不可读了。这书的篇幅原本比现在多一倍，排出校样后，我决定删去一半，目的是使思路更畅通，问题意识更明确。这样，学者愿意看，一般读者也能读。
《南方》：您写抗战中的大学内迁，为什么选取了现在这一角度？另外，在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诸多著作中，此书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陈平原：单以论述对象而言，此书以西南联大为主，但也包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河南大学、交通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如此点面结合，是为了兼及学术性与可读性，超越校史专家的独尊本校，同时避免一般教育史著的罗列数字，见林不见木。其实，如果时间及篇幅允许，可谈得更多点。《光明日报》筹备“抗战中的大学”专题（2015年8月25日），我建议在此十校之外，增加原本就在大后方的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含华西坝五校）；迁徙中的东北大学、复旦大学、广西大学；共产党领导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华北联合大学；以及沦陷区北平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若能增加到20所名校（加上与之合并或合作的，大概30所），“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的整体面貌将得到更好的呈现。此设想最终没能完全落实，但西南联大的“弦歌不辍”并非孤立个案，这一思路已得到广泛认同。
对照1941年10月25日《解放日报》所刊《抗战后专科以上学校集中区域》，如今学界比较关注的是川西（成都）区、川东（重庆）区、云南区、贵州区以及西北区的诸多大学；至于两广区的中山大学、广西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华中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勷勤学院，以及湘西区的湖南大学、师范学院、民国学院等，则不太受重视。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日后在《战时教育行政回顾》中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是抗战中所有高校“迁校次数最多的”——首迁梧州，再迁藤县，三迁柳州融县，四迁粤北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连县，八迁罗定。
因体例关系，此书没能仔细考辨两广区诸多大学的迁徙路线、人物及故事等，有点可惜。近日《贵州都市报》准备推出16版的纪念特刊《西迁——抗战烽火中的文化传承》，邀我总论抗战中内迁的中国大学，报社则在声名显赫的浙江大学之外，突出此前不太受关注的大夏大学。这个思路是对的，每个地方的学者及媒体，都有义务发微抉隐，让更多抗战中坚持办学的内迁或本地的大学、中学浮出海面，得到后人的敬仰与表彰。
《南方》：您在书中提及，抗战期间的“大迁徙”，与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还有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三者对于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为什么这么说？
陈平原：因地理、气候及历史原因，直到今天，中国的东南沿海与西部地区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仍有很大差距。打开地图一看，今天中国人所说的“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总面积的71%。如此辽阔的区域，若长期经济欠发达，“孔雀”永远“东南飞”，对整个国家的均衡及可持续发展，是很大的障碍。以前或没有深刻意识到，或国力不够强盛，长期放任西部贫困与落后。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以及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是很明确的国家战略调整；而抗战期间的“大迁徙”，则属于无意得之，是被敌人的炮火打出来的。只不过国民政府及广大学者很快意识到这个历史机遇，做了很好的阐释。比如原北大校长、时任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蒋梦麟，在防空洞中写下这么一段话：“大学迁移内地，加上公私营工业和熟练工人、工程师、专家和经理人员的内移，的确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西方影响一向无法达到的内地省份，经过这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未来开发的机会已远较以前为佳。”（《西潮》第30章《大学逃难》。）这个大判断，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南方》：今天谈论西南联大，已经成为全民参与的“历史记忆”。另外，还有很多平台在推介抗战中的内迁大学，对于这种连锁效应，您怎么看？
陈平原：谈抗战那段历史，无论你持何种政治立场，大概都会承认，那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关键。因此，单有官方的宣传远远不够，学界、媒体、艺术家以及广大民众，都有义务深度介入。上个月我去云南腾冲参观国殇墓园，那是去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之一，说实话，我很震撼。我注意到，很多民众自发前去观摩，且都神情肃穆。几天前，国务院又公布了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里有两个教育机构：一是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一是陕西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随着时间推移及研究的深入，我们对“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会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若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会有更多的教育机构及文化设施入选的。
《南方》：为何在谈论抗战中的中国大学时，要凸显“大丈夫”形象，这对于当今中国大学教育有何意义？
陈平原：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加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使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最近十年，网络迅速崛起，嬉笑怒骂成了网上的主流文体，若干负面新闻被无限放大，“教授”居然成了“叫兽”，实在让人感叹嘘唏。“读书人”本该格外“明理”，中国教授的整体形象怎么会如此卑下呢？我即将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会思想的芦苇，竟如此坚强——抗战初期北大教授的艰难选择》，其中有这么一段：“抗战烽火中，大部分学识渊博的教授听从政府号令，辗转内迁，历尽艰辛，借用文天祥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任何时代的读书人，都是良莠不齐，但在我看来，“对比明清易代之际的读书人，抗战初期北京大学的教授，其精彩表现，更为可圈可点”。之所以谈论抗战中的中国大学时，刻意表彰“大丈夫”形象，是希望给今天中国的读书人照照镜子。即便时代不同了，孟子所标举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还是很令人向往。
（初刊《南方》2015年第20、21期合刊，10月24日，原题《给今天中国读书人照照镜子——〈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作者陈平原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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