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个人跟着走进房间。他们说了些客套话，我也一一礼貌回应。我口渴得要命。这时，一个女人走进来，向我伸出手。
“真高兴再次见到你。”她说，“多年不见。”
我怎么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我勉强挤出热诚的微笑，嘴唇疲惫而僵硬；热情洋溢地握了握她伸过来的手，心里却思忖她到底是谁。我的教授朋友看到我的表情，知道我在回想她是谁，说道：
“格林太太是我们系一位教员的妻子，她开设文艺复兴与意大利文学课程。”
“是吗，”我说，“很有意思。”
我还是一头雾水。
“怀曼有没有告诉您，明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
“乐意之至。”我说。
“算不上聚会。只有我丈夫，他的弟弟和我的弟媳。我想，佛罗伦萨这些年来一定变化很大吧。”
“佛罗伦萨？”我心里一动，“佛罗伦萨？”
显然我是在那里认识她的。她五十岁左右，灰白的头发简单地扎起来，烫发并不惹眼。身材略胖，衣着十分整洁，没什么特色，我想她的裙子可能是从知名商场在本地开的分店里买的成衣。淡蓝色的大眼睛，面色苍白。脸上没有涂胭脂，口红也很淡。整个人看起来优雅可爱。她的行为举止颇具母性风范，平和而又自信，很有魅力。我想，我可能某次造访佛罗伦萨时遇见过她。这可能是她唯一一次去佛罗伦萨，所以我们之间的会面对她比对我更具意味。我必须坦白，我跟教职员工的太太们很少见面，但她一看就像教授太太。想想看，她的生活充实而平静，省吃俭用，社会交往不多，整天不过是些鸡毛蒜皮和家长里短的事儿，生活忙碌、乏味，不难想象她的佛罗伦萨之行一定令她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
回怀曼家的路上，他对我说：
“你会喜欢贾斯珀·格林的。他很聪明。”
“他是哪一方面的教授？”
“他不是教授，是讲师。学问很好。他是格林太太的第二任丈夫。她之前嫁过一个意大利人。”
“哦？”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她第一任丈夫姓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想这段婚姻不怎么成功。”怀曼咧嘴一笑，“这只是我的推断。因为她家里没有一样东西表明她曾经在意大利生活过。我以为她至少会有张长餐桌，一两口旧箱子，或者墙上挂着刺绣长袍。”
我笑了。我知道人们去意大利喜欢买些老物件：镀金木质烛台啦，威尼斯玻璃镜子啦，还有坐起来并不舒服的高背椅子。这些东西在拥挤的古董店里看起来真像那么回事，一旦带回另一个国家，经常令人失望。即便是正品——当然很少有正品——看起来也不舒服，格调不搭。
“劳拉非常有钱，”怀曼继续说，“他们结婚时，她将位于芝加哥的房子从地窖到阁楼上上下下装修了一遍。应有尽有。堪称丑陋与庸俗的典范。我每次走进客厅，都会惊叹她精准的品位，大西洋城二等酒店婚礼套房里的物件，在她家客厅几乎都能找到。”
为了说明这句话的讽刺意味，我得补充交代一下，怀曼家客厅里全是铬制品和玻璃制品，粗硬的现代织物，地上铺着夸张的立体派艺术地毯，墙上挂着毕加索画作的印制品和切里柴夫画作。晚餐很丰盛。我们一个晚上兴高采烈地聊着感兴趣的话题，聊完还喝了几瓶啤酒。我睡觉的卧室前卫而现代。我看了一会儿书，熄灯睡觉。
“劳拉？”我心里想，“哪个劳拉？”
我回想过去的经历。想起我在佛罗伦萨认识的所有的人，希望能够想起我何时何地跟格林太太有过接触。因为要跟她一起共进晚餐，我希望能记起一些细节，以证明我没有忘记她。如果不记得对方，对方会觉得你无礼。我想我们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如果跟我们打过交道的人对我们没有印象，这会令自己觉得没面子。我昏昏欲睡，陷入幸福的沉睡之前，我不再绞尽脑汁地回忆，潜意识却变得异常活跃，我突然清醒过来——我记起劳拉·格林是谁了。难怪我把她忘了，上次见她还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我在佛罗伦萨住了一个月。
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跟她订婚的男人在战争中遇难，她和妈妈想方设法来到法国，探访他的墓地。她们来自旧金山。伤恸之后，她们来到意大利，在佛罗伦萨过冬。那会儿，佛罗伦萨有个很大的英美人聚居地。我认识一些美国朋友，其中有哈丁上校和他太太。他的上校身份源自他在红十字会的要职。他在波伦亚街有幢豪华别墅，邀请我跟他们一起住。多数上午，我出去观光，中午则在托纳布奥尼街的多尼酒店会朋友，喝鸡尾酒。凡是认识的朋友，在多尼都能见到，美国人、英国人，还有经常出入其间的意大利名流。在那里能听到有关整座城市的流言蜚语。大饭店或是距城中心一两英里地的别墅里，经常举办午餐聚会，那些别墅的花园古朴而漂亮。我得到一张佛罗伦萨俱乐部的会员卡，下午我和查利·哈丁常去那里玩桥牌或一种三十二张牌的危险扑克游戏。傍晚，通常会有晚餐聚会，打桥牌的人更多，经常还有人跳舞。在哪里都能遇到这一帮人，这群人人数众多，形形色色，倒也不乏味。每个人都对艺术多少感点儿兴趣，在佛罗伦萨艺术趣味不可或缺，所以，尽管生活看起来很无聊，但也不全无意义。
劳拉和她妈妈——寡妇克莱顿太太，住在高档公寓里。她们看起来相当阔绰。拿着引荐信来到佛罗伦萨，没过多久就结交了许多朋友。劳拉的坎坷遭遇激起大家的同情，人人都很乐意帮助母女二人，当然，母女俩为人谦和，很快就得到大家的青睐。她们热情好客，经常在这家或那家饭店宴请，席上不乏意大利通心面，煎小牛肉必不可少，还有意大利基安蒂红葡萄酒。克莱顿太太在这个国际人士云集的社交圈子中也许有些失落，那些她觉得很奇怪的话题，大家却兴致勃勃谈论不休。劳拉喜欢这样的场合，她似乎感觉如鱼得水。她聘请一位意大利女人教她学习语言，很快就能读懂但丁《神曲》的《地狱篇》。她贪婪地阅读有关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佛罗伦萨历史的书籍，有时我在乌菲兹美术馆遇见她，手里攥着德国出版家贝德克尔的旅行指南。有时我在教堂遇见她，孜孜不倦地浏览艺术品。
她那时二十四五岁光景，而我已经四十多岁，所以，尽管我们经常见面，关系熟络，却并不十分亲密。她一点也不漂亮，却别有韵味。椭圆形的脸蛋，明亮的蓝色眼睛，黑色的头发简单地扎起来，头发中分，梳向两侧耳际，在后颈低绾成髻。她皮肤光滑，肤色较深。五官清秀却不惹眼，犹如珠贝的牙齿整齐、洁白，她最突出的优点在于举止优雅从容。大家告诉我她的舞姿“曼妙”，我一点都不惊讶。她身材很好，比时下流行的身材略显丰满。我想，她的迷人之处在于她的外表巧妙地融合了一位意大利画家祭坛画中的圣母玛利亚的相貌，和她自身的丰满性感。自然，她对于那些上午来多尼聚会，或是偶尔受邀到英美人士别墅参加午宴、晚宴的意大利人来说相当有吸引力。显然，她习惯了跟这些热情奔放的年轻人打交道，尽管她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可爱、优雅又友善，却跟他们保持着距离。她很快发现，这些人都在物色一位有大笔遗赠的美国女人。令我钦佩的是，她端庄少言，巧妙地让这些人觉得她一点儿都不富裕。他们摇头叹息，把注意力转移到“幸福猎场”多尼酒店的其他猎物身上。大家继续跟她跳舞，继续跟她调情，但不再抱有跟她成婚的幻想。
有一个年轻人始终不放弃。我认识他，他经常在俱乐部玩扑克。我偶尔也玩一下。心存不满的外国人经常说，外国人根本没有赢牌的机会，因为意大利人会联手搞鬼，不过，也有可能是他们更熟悉这种玩法，比我们玩得好。劳拉的追求者蒂托·迪·圣·彼得罗是个胆大甚至有些鲁莽的牌手，有时输掉的金额超出了自己的支付能力。（这不是他的真名，但我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的姓氏在佛罗伦萨历史上享有盛名。）他相貌英俊，身高适中，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浓密的黑发从额头梳到脑后，油光锃亮。橄榄色皮肤，五官端正，颇具古典气质。他手头拮据，没有固定职业，但这似乎并没有阻止他纵情享乐，穿着时尚光鲜。没人知道他的住址，不知他是住在家具齐全的大房子里，还是寄居亲戚家阁楼。他祖上留下的全部家产就是离城三十英里的一栋十六世纪意大利风格别墅。我从没亲眼见过，但据说别墅美不胜收，有个巨大的花园，花园久已荒芜，种满柏树和小橡树，还有杂草丛生的亭子、柱廊、人工岩洞和碎裂的雕塑。他的鳏夫父亲是伯爵，孤身一人住在别墅里，依靠保有的小片土地上出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维持生计。他很少来佛罗伦萨，所以我从没见过他，但是查利·哈丁跟他很熟。
“他属于典型的托斯卡纳贵族，”他说，“年轻时从事外交工作，无所不知。他举止庄重，向你问好时，简直让你觉得他在布施恩惠。他善于辞令。当然，他不名一文，将继承的一点儿家产挥霍在赌博和女人身上，他贫穷却不失尊严。从他的举止看来，钱这东西根本不值一提。”
“他多大年纪？”我问。
“五十岁，应当说，他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英俊、倜傥的男人。”
“哦？”
“贝茜，你来描述一下吧。他第一次来这里时，还跟贝茜调情呢。我从来都不知道你俩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别犯傻了，查利。”哈丁太太笑着说。
她望着他的眼神，尽显多年夫妻的相濡以沫。
“他对女人很有吸引力，他自己非常清楚这一点。”她说，“他跟你聊天的时候，给你的感觉似乎你是世上唯一的女人，令你非常受用。可这只是逢场作戏，女人要是当真的话，那可就真傻了。他相貌英俊。瘦高个，精神焕发。黑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有股孩子气。银白色头发十分浓密，配上古铜色显年轻的面容，极具杀伤力。他面容消瘦，与众不同，有股难以置信的浪漫气质。”
“在把握获利良机这一点上，他的黑色大眼睛目光独到。”查利·哈丁淡淡地说，“他决不允许蒂托娶个像劳拉那样没钱的女人。”
“劳拉每年收入接近五千美元，”贝茜说，“等她妈妈去世之后，她的收入会高一点。”
“她妈妈还能活三十年，养丈夫、公公和两三个孩子，五千美元剩不下多少，且不说还要修缮连件像样家具都没有的别墅。”
“我想年轻人对她爱得死心塌地。”
“那小伙子多大？”我问。
“二十六岁。”
几天后，查利回来吃饭，我们头一次单独吃饭。他告诉我说他在托纳布奥尼街遇到克莱顿太太，克莱顿太太告诉他，说自己和劳拉准备下午开车跟蒂托一起去见他父亲，顺便看看别墅。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贝茜问。
“我猜蒂托是带劳拉给他爸爸看看，如果他同意的话，就准备向劳拉求婚。”
“他父亲会同意吗？”
“绝对不会。”
事实证明查利错了。母女俩到他家之后，在花园里走了一圈。不知怎的，克莱顿太太发现巷子里只剩下她和老伯爵两个人。她不会说意大利语，伯爵曾经在伦敦当过参赞，英语还过得去。
“您女儿很漂亮，克莱顿太太。”他说，“我儿子蒂托爱上了她，我一点也不奇怪。”
克莱顿太太并不傻，或许她也已经猜到这个年轻人邀请她们参观祖传别墅的用意。
“意大利年轻人都很感性。劳拉很理智，没把他们的关注放在心上。”
“我希望她对蒂托能够与众不同一些。”
“我觉得她对蒂托跟对那些陪她跳舞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克莱顿太太略显冷淡地回答说，“我想我得及早告诉您，我女儿收入平平，我去世后，她的收入才有可能增加。”
“实话跟您说吧。我全部的家当就只有这幢别墅，还有周围的几亩薄田。我儿子不能娶身无分文的女孩儿，但也不会冲着钱去娶一个姑娘，他真心爱慕您的女儿。”
伯爵举止威严而优雅，克莱顿太太并非麻木不仁。她的语气变得柔和。
“这些都无关紧要。在我们美国，儿女的婚姻大事父母说了不算。如果蒂托想娶劳拉的话，就让他去问她自己的意见吧。如果劳拉准备好了嫁给他，她肯定会同意的。”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蒂托现在正在问她。我衷心希望他能如愿以偿。”
伯爵和克莱顿太太继续散步，突然看见两个年轻人手牵手迎面走来。刚才发生的事不难揣测。蒂托亲吻克莱顿太太的手，然后吻了父亲的双颊。
“克莱顿太太，爸爸，劳拉已经同意嫁给我了。”
他们俩的订婚在佛罗伦萨上流社会引起一阵轰动，亲朋好友为这对年轻人举办了好几场晚会。很明显，蒂托深陷爱河，而劳拉似乎不那么动声色。蒂托长相潇洒，活泼热情，乐观开朗。劳拉显然会爱上他。但她感情不轻易外露，还跟从前一样，平静、友善、沉着、友好，易于相处。她同意他的求婚，不知道，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伟大的姓氏及其辉煌的历史，加之看到这幢漂亮别墅的美丽风景和浪漫花园。
“毫无疑问，蒂托是出于爱情才求的婚。”聊到这里，贝茜·哈丁说，“克莱顿太太告诉我，蒂托和他父亲压根也没想弄清劳拉到底有多少家产。”
“我敢赌一百万美金，劳拉一分一毫的资产他们都弄得清清楚楚，连折算成多少里拉都精打细算过。”哈丁嘟哝着说。
“亲爱的，你可真是个坏东西。”她补了一句。
他又嘟哝了一句。
不久之后，我离开佛罗伦萨。婚礼庆典从哈丁别墅的宴会开始，宾朋满座，大家尽情享用美食和香槟。蒂托和妻子在隆加诺租下一栋公寓，老伯爵回到冷清的山区别墅。三年后，我再次造访佛罗伦萨，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其间仍然跟哈丁家住在一起。我打听旧日朋友们的情况，想起劳拉和她母亲。
“克莱顿太太回旧金山去了，”贝茜说，“劳拉和蒂托跟伯爵一起住在别墅里。一家人过着幸福生活。”
“有孩子吗？”
“没有。”
“快点儿往下讲吧。”哈丁催促说。
贝茜瞪了丈夫一眼。
“真不敢想象，我怎么会跟你这个讨厌鬼一起生活了三十年。”她说，“他们放弃了隆加诺的公寓。劳拉在别墅上花了很多钱，别墅里没有浴室，她装上中央供暖，还置办了大量家具，把别墅变成了温馨宜居之所。后来，蒂托玩扑克时输了一大笔钱，可怜的劳拉需要替他还账。”
“蒂托没有工作吗？”
“工作赚不了几个钱，只好作罢。”
“贝茜的意思是说，蒂托被解雇了。”哈丁插话说。
“长话短说吧，他们觉得比较经济的做法是搬回别墅去住。而且，劳拉觉得这样也能阻止蒂托不务正业。劳拉喜欢别墅里的花园，将花园打理得十分漂亮。蒂托非常爱她，老伯爵也很喜欢她。所以，真是皆大欢喜。”
“你不知道吧，蒂托上个星期四还来这里。”哈丁说，“他玩起牌来简直疯狂，不知道又输了多少。”
“噢，查利。他可是答应过劳拉永远不再赌啦。”
“赌徒可不会信守诺言。就像上次一样。他又会痛哭流涕地说他爱她，说欠债会影响到家族的荣誉，说如果筹不到钱，他会被人追杀。劳拉也一定会像从前那样替他还债。”
“他意志薄弱，亲爱的，他只有这么个缺点啊。跟多数意大利丈夫不一样，他对劳拉绝对忠诚，人也善良。”她幽默而严厉地看着哈丁说，“我不也一直在寻找完美丈夫嘛。”
“那你可得快点找，亲爱的，否则就晚啦。”他咧嘴笑着反驳说。
我辞别哈丁一家，回到伦敦。查利·哈丁和我不时有邮件往来。大约一年后，我收到他的一封信。他例行讲述了一家人的近况，信上说他去了蒙特卡蒂尼泡温泉，还跟贝茜一起到罗马拜访了朋友。他提到我在佛罗伦萨认识的很多朋友，某某买下一幅威尼斯画派贝利尼的画作，某某太太跟丈夫离婚去了美国。而后，他接着写道：“我想你听说了圣·彼得罗一家的消息吧。我们大家都很吃惊，我们一直在谈论他们。劳拉情况很不好，可怜的人，她要生孩子了。警察不断地讯问她，真是不容易。当然，我们请她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再过一个月蒂托就要出庭受审了。”
我完全看不懂这些是从何说起，立即写信给哈丁问到底是什么情况。他回了一封长信。他告诉我的情况令人震惊。我想尽量简短地复述这赤裸裸的残酷事实。这些情况一部分是从哈丁的信中得知，一部分是两年后我再次到他们家时他和贝茜亲口告诉我的。
伯爵和劳拉之间立即有了好感，蒂托很高兴看到父亲和妻子这么快就能和睦相处，因为他既热爱自己的父亲，又忠于自己的妻子。他很高兴，伯爵比之前更加频繁地前往佛罗伦萨。夫妇俩的公寓里有间闲房，有时伯爵在公寓里跟他们一起住两三个晚上。伯爵和劳拉会去古董店购置便宜货，买些老物件放到别墅里。他有策略，又有知识，渐渐地，别墅内宽敞的房间和大理石地面不再凄清，变得温馨起来。劳拉对园艺很有激情，她和伯爵夜以继日地一起精心设计，然后监督工人们将古老、庄严而美丽的花园恢复昔日的神采。
由于蒂托经济拮据，夫妇俩不得已放弃佛罗伦萨的公寓，劳拉并不十分放在心上。彼时，她已经厌倦佛罗伦萨上流社会的生活，住在他家祖上留下的大别墅她并无不快。
蒂托醉心城市生活，虽然未来的乡居生活令他沮丧，可他也不能抱怨，正是因为自己的放荡行为导致夫妻俩不得不缩减开支。他们还拥有汽车，父亲和劳拉忙碌时，蒂托成天开车闲荡。即使他们知道他不时去佛罗伦萨俱乐部小赌一把，对此也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年时光倏然过去。突然，不知道什么原因，蒂托模模糊糊起了疑心。他有种说不清的不祥预感，劳拉对他似乎不如以前那么在乎。有时，父亲对他似乎也很不耐烦。公公和媳妇间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感觉，两人谈话时自己被排除在外，仿佛他还是个孩子，应该安静坐好，大人聊天时不应该插嘴。他感觉到自己的出现总是不受欢迎，他不在的时候翁媳轻松自在。他了解父亲的为人，知道父亲名声很好，这种疑心实在大逆不道，他不愿接受。但有时，捕捉到两人之间的眼神，他惊慌失措。父亲眼中流露出温柔的属意，劳拉眼中无限缱绻，换作是别的什么人，他肯定会认为二人是情人关系。他不能，也不愿相信两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伯爵难以自抑地向女人献殷勤，而劳拉也很可能感到了他不凡的魅力，可要是揣测他深爱的这两个人有什么不耻勾当，造成不光彩的乱伦关系，想想都令人羞愧。他敢肯定，劳拉是个年轻、幸福的已婚女人，跟公公之间除了亲情，别无其他。他觉得劳拉不应该每天跟他父亲保持联系，有一天他建议说他们最好搬回佛罗伦萨去住。劳拉和伯爵对这个提议十分惊讶，都不同意。劳拉说，在别墅上花了这么多钱，如今别墅变得舒适宜居，她已经舍不得离开，去住城里的破烂公寓。夫妻俩争执起来，蒂托情绪十分激动。他认为劳拉那些话是在申明她之所以住在这里，是为了让他抵制诱惑，分明在暗示他在牌桌上输了钱，令他十分恼火。
“总在我面前提你那点破钱，”他情绪激动地说，“我要是为了钱结婚，会娶比你有钱得多的女人。”
劳拉脸色惨白，望向伯爵。
“你没有权利对劳拉那样说话，”伯爵说，“你真是个没有教养的混蛋。”
“我在跟我妻子说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你错了。你住在我家里，她有权利得到你的尊重，这也是你的义务。”
“爸爸，需要向您学习礼仪的话，我一定会让您知道。”
“你太放肆了，蒂托。请你离开房间。”
伯爵神情冷峻、威严。蒂托火冒三丈却又心虚异常，抬脚甩门而去。他坐进汽车，开到佛罗伦萨。那天，他赢了一大笔钱（牌场得意，情场失意）。为了庆祝赌博赢钱，他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上午他没有回别墅。劳拉跟平时一样平静、友善，他父亲却有些冷酷。这件事再也没有提起。从那以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蒂托闷闷不乐，喜怒无常，伯爵变得吹毛求疵，有时父子俩针锋相对。劳拉并不插话，可蒂托明显感觉，父子俩出现严重分歧后，劳拉总是为父亲说情，后来伯爵也不再生气，开始像对待任性的孩子一样宽容而耐心。他坚信他们沆瀣一气，他简直遏制不住自己的疑心。当劳拉好脾气地对他说，在乡村里待久了肯定很枯燥，鼓励他经常去佛罗伦萨看朋友时，他的这些疑心更重了。
他草率地认为劳拉这么说只是为了摆脱他。他开始监视他们。知道他们在屋里，他会突然冲进来，想逮住他们有伤风化的场面，或者是悄悄地跟着他们走到花园僻静处。公公和儿媳满不在乎地谈论生活琐事。劳拉微笑着向蒂托问好。他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怀疑的事无法证实，他备受折磨。他开始酗酒，变得紧张不安，脾气暴躁。他没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之间有什么不轨勾当，但他骨子里深信他们串通起来欺骗他。他垂头丧气，感觉自己快要疯了。心中无名的烈火煎熬着他，吞噬着他。有一次去佛罗伦萨，他买了把手枪。他下定决心，一旦证据确凿，就将两人统统干掉。
我不知道导致最终灾难的具体原因。审判庭上真相大白：一天晚上，忍无可忍的蒂托冲进父亲房间，要跟父亲问个明白。父亲冷嘲热讽地奚落了他一番。父子俩恶言相向，大吵一番，蒂托掏出手枪打死了伯爵。然后，他瘫倒在地，在父亲尸体旁歇斯底里地哭泣。听到枪声，劳拉和仆人们冲进来。他跳起身，抓住手枪。他后来说，本来想要自杀，但最终犹豫了，或许是因为大家动作太快，把他手里的枪夺了下来。家人报了警。他在监狱里多数时间都在哭泣。他拒绝吃饭，只好强塞。他告诉负责审查的法官说他杀了父亲，因为父亲跟他妻子偷情。经过反复盘问，劳拉发誓说伯爵跟她之间除了亲情，别无其他。这起谋杀让佛罗伦萨公众异常恐惧。意大利人相信劳拉有罪，但是她的朋友，那些英美人，都认为她不可能犯下被指控的那种罪行。他们四处传言，说蒂托患了精神病，嫉妒心强，愚蠢地将劳拉作为美国人的自由作风误认为非法的情欲。从表面上看，蒂托的起诉理由几乎无法成立。卡洛·迪·圣·彼得罗几乎大劳拉三十岁，满头白发。她自己的丈夫年轻潇洒，对她爱得死心塌地，她和公公之间怎么可能会有不轨行为？
在哈丁的陪伴下，她面见审查法官和蒂托的辩护律师。他们打算借口说蒂托有精神病。辩护专家给他做身体检查，说他精神失常，起诉专家检查后，说他精神正常。他犯下可怕罪行之前三个月就买了手枪，这一事实表明，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调查发现，他欠下大笔债务，债主们逼他还钱。他偿还债务的唯一办法就是卖掉别墅，而父亲死后别墅就会是他的。意大利没有死刑，但有预谋的谋杀者将会被判终身监禁。判决临近，律师们来找劳拉，告诉她唯一能够拯救蒂托的方法就是她在法庭上承认伯爵跟她乱伦。劳拉脸色惨白。哈丁强烈反对。他说，他们没有权利要求她作伪证，损害自己的名声去挽救这个无可救药、放浪形骸的赌徒，她嫁给他已经很不幸。劳拉沉默了一阵。
“很好，”她最后说，“如果这是唯一挽救他的方法，我愿意这么做。”
哈丁试图劝阻，但她心意已决。
“如果我知道蒂托下半辈子只能在牢房里独自煎熬，我也不会得到片刻安宁。”
事情就是这样。审判开始。她被传唤出庭，宣誓之后，她说公公跟她偷情已经一年有余。蒂托被宣布精神失常并送到精神病院。劳拉想立即离开佛罗伦萨，可意大利审判前期程序无穷无尽，到时候，她的孩子也快出生了。哈丁一家劝她生产前跟他们住在一起。孩子生下来，是个男孩，但只活了二十四小时。劳拉计划回到旧金山，找份工作，跟母亲一起生活。因为蒂托挥霍无度，她在别墅上花了一大笔钱，再加上审判的花销，她已身无分文。
这个故事大半是从哈丁处听来的。有一天，哈丁去了俱乐部，我跟贝茜一起喝茶，我们又聊到这个不幸的遭遇，她对我说：
“你知道，查利没有把整个故事讲完，因为他不知道结尾。我一直没有告诉他。男人有时很滑稽。他们比女人更容易激动。”
我扬起眉头，等着她的下文。
“劳拉动身离开前，我们谈了一次话。她情绪低落，我以为她是为失去孩子而悲伤，想说些安慰的话。‘你可不要为孩子的事太过悲伤，’我说，‘在目前情况下，兴许孩子死了不是坏事。’‘为什么这么说？’她问。‘想想看，这可怜的小东西，爸爸是个杀人犯，他还能有什么前途？’她用一贯的莫测表情看了我一阵。之后，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我不知道。”我说。
“她说：‘你为什么觉得他爸爸就是杀人犯？’”
“我感觉自己的脸红得像只雄火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劳拉，你是什么意思？’‘你去了法院，’她说，‘你听到了我的供词，卡洛是我的情人。’”
贝茜·哈丁盯着我的神情，一定跟她当时盯着劳拉的神情一样。
“你当时是怎么说的？”我问。
“我还能怎么说？我什么都没说。我也没有受到惊吓，只是感到惊奇。劳拉看着我，不管你信不信，我相信她两眼放光。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
“可怜的贝茜。”我笑着说。
可怜的贝茜，现在想起这个离奇的故事，我再次喃喃自语。她和查利去世很久了，我因此失去了两位挚友。想到这里，倦意袭来。第二天，怀曼·霍尔特开车带我去了很远的地方。
我们七点钟准时赶到格林家吃饭。现在，我已经记起劳拉是何许人，对于再次见面，充满了好奇。怀曼没有夸大其辞。我们走进客厅，那里确实堪称陈腐的典范。客厅很舒适，却没有一点个性，像整体购置的房子，又像政府办公楼，黯淡无奇。我被首先介绍给主人贾斯珀·格林，然后是他的弟弟埃默里和弟媳范妮。贾斯珀·格林身材高大肥胖，脸盘肥厚，黑头发粗糙、蓬乱，戴着硕大的纤维边框眼镜。他的年轻让我吃了一惊。他三十出头，比劳拉年轻近二十岁。他弟弟埃默里是纽约一所音乐学校的作曲家兼教师，大约二十七八岁。弟媳妇娇小漂亮，是个演员，没有固定工作。贾斯珀·格林为我们调制了大杯鸡尾酒，但苦艾酒兑得过多，我们坐下来吃晚餐。宾主聊天甚欢，简直算得上喧闹。贾斯珀和他弟弟声音洪亮，贾斯珀、埃默里和埃默里的妻子三个人都非常健谈。他们彼此插科打诨，又说又笑。他们谈论艺术、文学、音乐和戏剧。怀曼和我偶尔也会插话，但这种机会不多。劳拉根本没想插话。她坐在桌子一端，表情平静，嘴上挂着轻松幽默的微笑，聆听他们瞎扯。这不是愚蠢的鬼扯，请注意，扯得很有智慧，很时髦，但依然改变不了瞎扯的本质。她的神情中有种母性，让我想起毛发光滑的达克斯猎狗安静地躺在阳光下，表情慵懒但又警觉地看着它的幼崽在身旁顽皮嬉戏。不知道她是否会觉得，这种有关艺术的闲扯相对于她记忆中血与激情的经历而言，显得微不足道。不过，她还记得吗？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或许看起来就像做了个噩梦。或许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装修正是她刻意为之，为了忘记过去，身处这些年轻人中间她的精神能得到慰藉。或许贾斯珀故作聪明的愚蠢恰似一剂安慰的药饵。在磨人的惨痛经历之后，或许她只想得到平凡而单调的安全感。
可能因为怀曼是研究伊丽莎白时期戏剧的权威，聊天的话题有一会儿转到戏剧上面。我察觉贾斯珀·格林很想结束这个话题，他说：
“我们的剧院大多萧条，因为当今的剧作家们不敢触碰强烈的情感，但强烈的情感恰恰是悲剧的合适题材。”他声音洪亮，“十六世纪有很多耸人听闻、残忍血腥的主题可以拿来创作，所以他们创作了伟大的戏剧。可我们的剧作家要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主题？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过于冷静、懒散，无法提供有用的素材，我们的剧作家因热衷于表现社交琐事而广遭诟病。”
我想知道劳拉听了这番话有何感想，但我有意避开她的眼睛。她本可以向他们讲述一个乱伦、嫉妒和弑亲的爱情故事，这正是莎士比亚的继任者们梦寐以求的素材，但是，一旦某个剧作家创作出来，我敢肯定，舞台前会无端多出一具尸体。我现在已经知道她故事的结尾，有些出乎意料，有些枯燥乏味，又有些令人恐怖。真实生活的结尾通常令人悲哀而非令人欢喜。我也在想，她为什么要跟我叙旧。当然，她不会料到我对她所知甚多。或许她本能地相信我不会出卖她，或许她根本不在意我是否会出卖她。我不时瞄她一眼，她安静地聆听三个年轻人激动地胡说八道，和蔼、慈祥的表情没有透露任何信息。要是我没听说过她的故事，我一定会认为她从来就过着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
晚上的时间很快过去，我的故事也讲完了。为了增添故事的趣味性，我再说说我和怀曼回到家后的一件小事。上床睡觉前我们打算喝瓶啤酒，于是到厨房里去取。客厅里响起十一点钟的钟声，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怀曼去接电话，他回来时，一个人得意地笑。
“什么事这么好笑？”
“是我的一个学生。十点半之后学生一般不会打电话给老师，可他十分苦闷。他问我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邪恶。”
“你告诉他原因了吗？”
“我告诉他，圣托马斯·阿奎那也曾被这个问题困扰，告诉他最好自己想办法弄清楚。我说，找到答案的话一定记得给我打电话。凌晨两点钟也没关系。”
“我想，你很久都不会受到打扰了。”我说。
“不瞒你说，我也这么认为。”他咧嘴笑着说。
（鄢宏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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