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胖子不能打仗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需要，军队总人数逐年减少，1958年降到了最低点，整个军队比较精干。但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军队人数逐年增加。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需要就是编制”错误思想的指导和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弦绷得太紧，我军几乎到了臃肿不堪的地步，军队总人数达到战争时期的最高额。有限的一点国防费如何供养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是一个严重危机。在这危急关头，小平同志从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英明果断地提出了“军队要消肿”这个关系到军队建设方向的根本问题。
1975年7月14日，小平同志排除了张春桥的直接阻挠，顶着“四人帮”的压力，置“复辟回潮”的污蔑于不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以他特有的求实精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队存在的“肿、散、骄、奢、惰”的状况，提出了整顿军队必须首先消“肿”的思想。这次会议对全军干部、战士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改革有望，禁锢了多少年的军心开始沸动。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消肿”刚刚开始，又不得不停下来。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使军队“消肿”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1977年12月，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全会上旧话重提：“这里我还要讲一个肿字。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第一个字就是肿。这个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1980年3月，小平同志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从1975年到1984年的10年中，小平同志就军队消“肿”问题，大会讲，小会讲，集体谈，个别谈，据不完全统计，多达数十次。直到1984年11月军委座谈会上，他通观世界战略格局，科学分析国际形势，站在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高度，郑重地提出了他思考多年的精兵思想：在军队几次整编的基础上，再裁减员额100万。这是一个多么宏伟而又果断的决策！它意味着我军总人数从建国后的最高点上削去一半。这对全军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会上，小平同志就像战争年代在大战到来之前亲自站在指战员中作动员一样，以他特有的生动有力而又简洁、风趣的语言，亲自给全军作消“肿”报告。他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虚胖子能打仗？大力士、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他进一步分析说，要更多地节省开支，改善装备，更重要的是提高军队素质。保留下来的人员足够应付意外事件。再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大家听了当时已80高龄的小平同志的这一席话，思想活跃了，顿时信心百倍。这次会后仅仅半年，全军就制定了裁减100万人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3年之后，小平同志减员百万的重大战略决策就胜利地实现了。
改革是一场革命
1975年到1985年全军进行了5次大的精简、调整，总人数减去一半，其中1985年这一次就裁减100万。这是一项十分艰巨、非常复杂的工程。如何减法呢？这是当时我们总参谋部整天思考、整天讨论的问题。10多年来我们在如何精简整编问题上，有过胜利，也有过曲折，走过了一个不断认识、探索，逐步完善、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小平同志给我们及时指明了改革方向，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措施和步骤，从而使全军的消“肿”、精简工作一步一步地顺利进行。除了1975年整编因“四人帮”干扰没能进行下去不说，以后的3次精简、调整都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少数单位和机关精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互相攀比，部队今年简编，明年又扩编；直属保障单位和院校等也是如此，这里下命令撤销、合并或者收缩，可那边又要重建、分编和扩大。这种状况导致了有些单位的精简整编出现了精简一增编一再精简一再增编的恶性循环。
正当我们为此事大伤脑筋的时候，小平同志提出了要搞体制改革的问题。1980年3月，他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示我们，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1981年底，他又指出，精简整编，要用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事隔不到半月，小平同志进一步告诫全党，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这是“难以为继”，“不能容忍”的。因此，1984年11月他在讲军队精简100万时明确指出，这次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事实正是如此。前几次精简整编，只是减人，体制变动不大，正如有的同志打比喻说的光拔毛不杀鸡，结果拔得到处哇哇叫，精简不能落实。考虑问题往往只从过去经验出发，思想维持现状，守摊摊，按老习惯办事，似乎这样才稳妥，这实际上是缺乏改革的精神。历次精简整编的经验告诉我们，“消肿”必须改革体制；改革体制，既可达到减人消“肿”的目的，又可革除旧体制的弊端，促进军队体制编制的科学合理。1985年的精简整编，我们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又学习了地方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对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解得比过去深了，改革的步子也就迈得比较大了。改革的主要办法大体上是：撒、并、降、交、改、理等。“撤”就是成建制地撤部队，包括撤军、撤师等；“并”主要是合并机构，像大军区合并、院校合并等；“降”则是指降低有些单位的机构等级和压缩其规模，如兵团级、军级机构压为军级、师级等“交”，将部分属于政府职能的机关部队，如县市人武部和内卫部队等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改”，是对有些保障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部分干部职务改用士官或兵等；“理”则是指调整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以合并、减少4个大军区为例，这可真是一场牵动人心的“革命”。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战备工程，配套成龙的保障设施，互相熟悉、得心应手的办事机构，还有那同自己工作和成长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光荣历史的番号等等，这是数十万人花了几十年心血所建成、形成的东西，一旦要放弃，这无论从工作、生活或感情上讲，都是很痛的。然而，为了落实军委的战略决策，我们的指挥人员、政工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和各方面的保障人员，坚决而又愉快地按时做到了。
同合并相比较，撤销就更复杂了。1985年我军陆军部队的建制单位撤销了1/4。特别是那些有着几十年光荣历史，具有赫赫战功的部队，一下子撤销了番号，确实是有些于心不忍。但是，我们的部队是好样的，战争年代指到哪打到哪，和平时期叫干啥就干啥。为了党的事业，叫留叫撤，二话不说。有个部队为了最后向军旗告别，干部战士含着热泪举行了最后一次分列式。这不仅说明我军是一支伟大的军队，我军指战员既经得起战场的生死考验，也经得起平时体制编制改革中名利地位得失的考验；而且，事实还雄辩地证明，小平同志有关消“肿”必须改革体制的论断和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完全正确，深得全军上下的拥戴。贯彻小平同志改革的思想，军队体制编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撤并减少了大量机构，其中1985年整编，全军就撤并了军以上机构30余个，师、团单位4000余个。撤并这么多机构，可以减少很多干部和大量保障人员，这对完成精简100万人的任务，无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总部要带头
我们军人都知道，打仗时你向敌人阵地发起进攻，必须选择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选准了，就势如破竹，胜利在握。精简消“肿”，有类似的情况。搞体制改革精简人员，这么大一个军队，先从哪里下手？而且从哪里下手对全军的改革、精简更有影响、更有指导作用呢？
小平同志不仅率领我们驰骋沙场、克敌制胜，而且还直接组织和领导我们整军、建军。他对军队如何精简消“肿”，就像他战争年代指挥作战那样，有一套完整的“作战部署”和“指挥方略”。其中之一就是消“肿”从哪里入手的问题。
1975年1月，小平同志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他首次讲话就提出，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这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1980年3月，他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三总部为什么机构这样大？过去每提出一项新的任务都要增加机构，增加人员，从来没有说减少人员。大家对公文旅行、解决问题熳，意见很多，这些也都和体制问题有关。1982年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军委和各个总部，不简化看来不行。领导太繁杂，不但下边不好办，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画圈圈都难。1984年11月，他进一步指出，怎么减法，请大家出主意。我只讲三总部带头。
但是，我们对小平同志指示的理解和贯彻执行，是在精简整编的实践中逐步实现的。当中也经历了一个由不大理解到比较自觉执行的过程。其中有一件事至今令我不安。那是1982年精简整编，我们拟定了一个三总部机关人员精简18.2%的方案，报送党中央和军委审批。小平同志阅后亲笔批道：这个方案不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方案。但可作为第一步进行，以后再进一步研究。后来，小平同志在一次军委座谈会上又说，我们有些问题处理得不是完全令人满意。这使我们总参的同志尤其是当时主管组织编制工作的我，感到压力很大。我反复思考，当年跟随刘邓首长南征北战，在与敌人面对面作战中，执行上级指示从不含糊，为什么在平时工作中却提出了一个不能使统帅满意的方案呢？深感内疚。原因还是对小平同志讲的“三总部带头”的指示理解不深，贯彻执行的决心不大。当时没有真正理解小平同志关于“我们的肿，主要在高层，第一是三总部”的指示精神。我记得小平同志曾对我们当面讲过，总部机关那么多人，如果不精简，将来打起仗来跑反也跑不赢。他还说过，总部机关要那么大干什么，机关大了部门多了，扯皮的事情增多，工作效率就低。三总部搞那么多副职干什么？好多事情依靠部门来做嘛。副职多了，就官僚主义泛滥。小平同志这些指示，非常恳切，非常深刻，也非常尖锐，真是一针见血，点到了要害。我们通过学习小平同志关于总部机关要带头消“肿”的一系列指示，深深认识到了精简总部机关，不仅是总部机关自身建设的需要，因为总部机关搞精干了，可以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意图，便于军委更好统率和指挥全军；而且，总部机关臃肿的问题解决了，这无疑是为全军消“肿”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总部带了头，就可以有力地推动和促进全军的改革精简。据此我们在拟制1985年整编方案时，强调了三总部要带头，并把精简三总部机关作为首要一条原则列出。在三总部机关的共同努力下，这次整编中机关处以上机构减少了将近1/6，人员在原有基础上平均精简了一半，从而使总部机关较之过去精干了。当然也还有许多问题，尤其是各方面的关系仍须进一步研究理顺。
建设合成军，提高战斗力
大幅度裁减军队员额，这不是一种“削足适履”的消极办法，而是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积极的方针。军队一切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战斗力。那么军队总人数少了，装备少了，作战部队、保障部队都少了，怎么能提高战斗力呢？
大家知道，军队的组织编制是一门科学。它是人和武器装备以及人和人，武器和武器，单位和单位，上级和下级等等诸方面合理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合的结果，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加一大于二，数量相同的人员和装备，可以产生不同的战斗力，其奥妙就在于编组的科学。因为科学的体制编制能够最大限度充分发挥或调动武器装备和人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又是走在全军的前面，引导我们向更高层次前进。
1980年3月，小平同志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把平时训练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这些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作进一步研究。接着，在一个未来作战研讨会上，他再次指示我们，有的同志提出来，过去我们也设想过，比如一个军，组成一个合成军，有炮，有坦克，有导弹，炮包括防空的，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集团军。不久，小平同志就决定先搞两个军试验。
1981年9月，根据小平同志指示，我军在华北地区组织了一次我军建军史上规模最大的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演习。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这次演习。他说，演习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并向全军发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伟大号召。这对我们研究军队组织编成，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它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增长了我们的见识，促进了我们加强军队合成建设的研究工作。后来在1985年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中，经小平同志批准，把陆军和其他特种兵部队统一整编为陆军集团军。在海军、空军中，也加强了诸兵种的合成，初步提高了我军诸兵种合成的整体作战能力。这是我军在建设合成军队道路上迈开的新的一步。这一步十分可贵、十分重要，它成为我军向现代化、正规化方向前进的新的起点，也是我军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必经途径。这个途径的设计和我军之所以能顺利地踏上这一途径，都离不开小平同志的决策。
回顾往事，我深深感到小平同志关于军队消“肿”，建设精兵；要以革命的精神改革我军的体制编制；军委总部机关要带头消“肿”，建设精干的统率机关和加强我军的合成建设，努力提高军队战斗力等思想，既是消除我军多年积弊的重大战略决策，改变了臃肿庞杂的状况，使全军在精兵、合成、提高效能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我军建设的指导方针，指引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邓小平纵论天下
美国名报人华莱士对中国改革开放及高层内幕的一些敏感问题单刀直入，邓小平则以战略家的眼光一一娓娓道来……
1986年9月2日，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
“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统一、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这一消息，并配上了一幅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的照片。
这份简短的报道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又令人颇费猜侧。邓小平接见美国记者的情形如何？具体谈了些什么？有没有新的、惊人的东西出台？官方消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
职业的敏感使在京的外国记者纷纷出动，千方百计想早日搞到邓小平的谈话，无奈中国方面除了上述的报道外，不愿再披露更多一点的东西。不仅如此，有幸受到邓小平接见的华莱士，在完成了这次着名的采访后也守口如瓶。他遗憾地告诉记者们：“在这次与记者的谈话播出之前，我们不会透露任何内容。我相信你们能理解。”
华莱士主持的“六十分钟”节目固定在每星期天晚上播出，而邓小平接见美国记者这一天还是星期二，即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最快的速度把节目制作好，也只能在四天后9月7日晚与观众见面。在这之前，该公司自然不会泄露自己的独家新闻，而使星期天的节目失色几分。造成轰动效应，是新闻界苦心追求的目标。
但是，守口如瓶的华莱士难以抑制成功带来的冲动，他喜形于色地告诉同行们：邓小平在谈话时非常幽默，看起来“在休假后很健壮。”他还得意地透露说：邓小平在接受他的采访时，非常乐于提供消息。
中国方面沉默，美国方面的封锁消息，使这次采访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期待着星期天的来临。
果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负众望。9月7日晚，电视台播放了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的全过程。当人们看到那张熟悉的东方人的面容在美国电视屏幕上谈笑风声时，都深深地叹服这位时代风云人物卓越的才能、超人的智慧。
美国轰动了。
世界轰动了。
一时间，几乎全球所有的新闻机构都以最快速度报道了邓小平同华莱士的谈话。许多电视台纷纷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求购买谈话的播放权。中国《人民日报》在9月8日和9月15日分两次刊登了邓小平谈话的详细内容。
在电视录像播放后的一周多时间里，邓小平谈话一直是世界舆论评论的中心话题。
华莱士在全球又制造了一股“邓小平热”。
一对一
现年68岁的华莱士出生在波士顿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他身材高大魁梧，仪表堂堂，有一种典型的西方记者的派头。青年的华莱士爱好广泛且多才多艺，但他最热爱的却要数新闻事业。他那英俊的相貌、翩翩的风度、漂亮的嗓音，也使他具备一个新闻工作者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大学二年级起，他便与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他先后就职于密执安大学广播中心和底特律广播电台。1968年起，他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在他主持下，这个节目在竞争激烈的美国电视界享有极高的收视率，多次获得大奖。华莱士这个名字，也象“60分钟”一样，在美国家喻户晓，他也因此而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新闻记者。
18年来，华莱士倍尝了事业的艰辛与成功的欢乐。作为新闻节目的特派记者，他采访过“水门事件”、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他单独采访过的国际风云人物就有十多个：约翰逊、尼克松、里根、霍梅尼、萨达特、贝京、巴列维国王、指挥越南战争的威斯特摩兰将军……但是，无论是在逆境还是顺境，他始终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高度的职业责任心，向一个又一个的目标攀登。这一次，他把镜头对准了邓小平，决议要在他成功的道路上，再留下一个辉煌的足迹。
为了这次采访的成功，华莱士煞费苦心，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仔细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邓小平的文字材料，其中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描述了邓小平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提供一些有关邓小平的革命经历和工作、生活方面的影视资料，如邓小平与刘伯承在解放战争中指挥战斗、邓小平在十二大等场面。根据电视的特点，他要求中国方面把采访地点定在中南海，而不是邓小平通常会见外宾的人民大会堂，以便让观众欣赏到富于中国传统的古建筑，也借此机会让人们一睹中国领导人日常办公的所在地。
9月2日清晨，秋高气爽、阳光明媚。10时许，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来到中南海岸边的紫光阁。
这位刚刚过了82岁生日的老人，依然步履稳健、精神饱满，双目炯炯有神。由于刚从北戴河度假归来，他脸上的皮肤被夏季的日光晒得黝黑——这是他经常在海边游泳的结果。也许是因为要拍电视的缘故，今天，他特意穿上了一套新制的十分合体的黑色中山服，脚上的皮鞋也被刷得锃亮显得整洁而朴素。
这位举世闻名的传奇人物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他在政治生活中的三蹶三起，经常成为作家笔下的题材。由他倡导、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短短的几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使人们为之轰动、喝采。今年第一期美国《时代》周刊在包括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当代知名人士中，选出邓小平作为1985年新闻人物，从而使邓小平继1979年后，再度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这充分说明了邓小平从事的改革开放事业对中国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作为推进中国现阶段变革的主要人物，邓小平是许多中外记者渴望采访的对象。邓小平的所思所想所为，不仅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而且对研究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要求邓小平接见的新闻记者名单上，早已排上了长长的队伍。这一次，邓小平终于接受了美国记者华莱士的采访要求，按他的说法，是想借这个机会同美国人民见见面，使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了解中国。
此前，在邓小平所接见的无数外国记者中，谈话最长的是作风泼辣、提问尖锐的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对那次着名的谈话，世界舆论反应极好，认为邓小平向记者交了一份水平很高的答卷。事隔六年后的今天，他又将面对另一位不易对付的名记者的采访，而且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一对一的电视采访。这无疑是对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智慧和精力的又一次更严格的考试。
邓小平同早早等候在阁内的华莱士握了握手。华莱士兴奋地说：“我把今天同你的交谈看成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象你这样的人物，我们记者不太容易得到专访的机会。”
邓小平微笑道：“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语调平缓稳重。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小时对您是有趣的。”华莱士又道。
“我这个人讲话比较随便。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愿意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在我们国内提倡少讲空话。”
邓小平坦率质朴的言语、平易近人的风度，使他同记者在正式提问开始前的谈话，就象老熟人之间的聊天，娓娓道来。
华莱士：“您有没有接受过一对一的电视采访？”
邓小平：“电视记者还没有。与外国记者谈得比较长的是意大利的法拉奇。”
华莱士：“我读了那篇谈话，感到非常有趣，法拉奇问了您不少很难答的问题。”
邓小平坦率地承认：“她考了我。我不知道她给我打了多少分。她是一个很不容易对付的人。”
华莱士不无自负地说：“是的。我采访过法拉奇。但我也问了一些她很难答的问题”。
把球踢给戈尔巴乔夫寒暄过后，华莱士拿出预备好的提问提纲，开始正式提问。三台摄像机在六名美国电视技术人员的操纵下开始转动。
华莱士首先从中苏关系人手：“你对最近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
这是指当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国大门口的海参崴就苏联的亚洲太平洋政策发表的讲话。戈尔巴乔夫表示愿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改善关系。对于中国，他说，苏联愿意从阿富汗撤出八千军队，安排从中苏边界撤军，依照中国的意见谈判黑龙江边界。他还表示，苏联准备同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举行最严肃认真的会谈。当时，中国的反应是“有新意，将仔细研究”。现在，华莱士开门见山提出这一问题，实际上是要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的倡议作出中国的正式答复。
邓小平答道：“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了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样说明，苏联内部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华莱士问：“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没有。”
“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进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谈到这里，华莱士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差一点与这次采访中最有价值的新闻失之交臂。他本来应该接过邓小平的话。追问对方准备怎么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可他却转而去谈：“越南人在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这时，在电视监视器屏幕前“督战”的节目制作人，站起来皱了下眉头，对这一败笔感到焦虑。谈话在继续。邓小平说：“越南人这种表示至少有一百次了。我们也明确告诉他，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四方面商量解决。”
华莱士说。“所以，就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邓小平强调，“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
华莱士说：“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
邓小平说：“中国观察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的。”
幸好这时摄像机内的第一盘录相带用完了，在停机换带的间歇，节目制作人赶紧上前向华莱士献策。
第二盘相带开始转动后，华莱士立即补问道：“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这一问，引出了邓小平在这次采访中最精彩、后来被新闻界评述最多的一段谈话：
“我刚才说了，主要的是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82了，我老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使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三大障碍主要是越南侵柬，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
邓小平关于中苏关系的谈话，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老练的战略家所具备的机敏和胆识。中国最高领导人愿意前往苏联举行两国首脑会晤，这在双方关系破裂2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但邓小平在作这种表示时，并没有放弃中国一贯坚持的立场，即中苏关系正常化必须排除三大障碍：苏联在中苏边境驻扎重兵、出兵阿富汗、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苏向来对排除三大障碍表示拒绝，戈尔巴乔夫最近的讲话虽然在其中两大障碍上作了让步的姿态，但丝毫未提及柬埔寨问题，这表明苏联的亚洲战略并未改变，它决不会轻易放弃几经辛苦才在越南建立的海空军基地。而在中国看来，只要越南搞霸权，亚洲就永无宁日。所以，邓小平在谈话中紧紧抓住这一要害问题。强调把苏联敦促越南撤军作为中苏首脑会晤的先决条件，这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促使苏联在改善两国关系上拿出新的东西来。
法新社评论说：“戈尔巴乔夫通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讲话取得了重要的几分，但是，80多岁的邓小平这次讲话却已把球挡了回去。”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邓小平巧妙地在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从戈尔巴乔夫手里夺走了舞台中心位置。”
问候里根总统
话题从中苏关系转到中美关系。
华莱士说，里根总统和夫人南希曾亲口告诉他，他们对“60分钟”节目很感兴趣，几乎每一个星期天晚上都要看这个节目。他问邓小平：“不知您有什么话要对里根总统说？”
邓小平在沙发上欠了欠身，说：“在里根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时，我们认识了。我们相互间的谈话是融洽的和坦率的。我愿意通过你们的电视台，转达我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良好祝愿。我希望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华莱士不愧是采访老手，他不仅善于从新闻角度摄取重大信息，而且注重设计每一个细节。他提的这一富于人情味的问题，使这次采访生色不少。当里根夫妇和千百万美国人坐在电视机前，听到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问题时，一定不会无动于衷吧？
“目前中美双方是否存在大的分歧问题？”话锋一转，立即触到了最敏感之处。
邓小平坦率地说：“有。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海峡两岸中国统一的问题。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他回顾说：“在50年代，麦克阿瑟、杜勒斯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最重要的问题。”
华莱士还不满足：“美国在处理美台关系时是否不能按照它承担的义务去做？”
邓小平避免正负回答：“我认为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明智的态度。”
“什么态度？”华莱士定要追根问底。
邓小平答道：“很遗憾地说，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障碍。刚才我说，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我相信，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能有所作为的。”
华莱士继续追问：“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哪些作为呢？”
“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这就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实现统一问题创造条件。”
也许，华莱士此时在想：如果中国真的希望美国帮助中国统一，那么，就应该让美国人知道中国统一的根据何在。他问道：“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长期以来是邓小平心中的一桩大事。1980年初，他就提出把祖国统一作为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进入80年代后半期了，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指导下，香港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澳门问题也正在谈判之中，就剩下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了。他是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大团圆啊！邓小平严肃地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我们老祖宗是炎帝、黄帝——都希望中国能统一，那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的地位，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不肯定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他稍作停顿，“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对台湾人没有损失。”
接着，邓小平针对台湾与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说台湾已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要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略高一些这一点来看两方面的优势是不全面的。”
邓小平这番透彻的分析，既阐明了民族感情、国家利益之所在，又照顾到目前海峡两岸的差距，实在人情入理。
纵论国是
华莱士看了一眼提问单，把话题转向中国国内政策：“中国谈到，搞现代化，发展经济，需要西方的资金，但现在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存在一些问题，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贪污、受贿，还存在着官僚主义。您是否了解这些情况？”
邓小平点点头，坦率地承认：“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我们正在着手改变这种现状。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解决也只能是逐步的。”他表示：“我相信，外国厂商提出的这些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就是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这些新问题也要解决。作为领导来说对这些问题要摸索情况，作出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也还有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
“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不仅是华莱士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在中国，也还有些带着“左”的条条框框看问题的人，对这样的口号感到难以接受。对此，邓小平是这样看的：
“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念，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1974年、1975年重新回到中央时就批驳了他们这种观点。正因为我批驳了这种观点，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结果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主要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够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所以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全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全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人分先好起来。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的致富。正因为社会主义的原则最终要达到共同致富，所以我们的另一个原则是我们的政策不致于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导致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百万富翁很难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
华莱士谈起他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看到农民买摩托车、彩电、盖新房等情况，邓小平摆手：“比起你们来，那能有多少？即使是在农村受到赞扬的有些万元户，上万元，不过二三千美金，还是一年的收入，能够算富吗？我们就算富了，但比起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还是低的。”谈到“文化大革命”，华莱士请邓小平谈谈他和他的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如何。这也是那些爱猎奇的西方人感兴趣的东西。对此，邓小平却不置一词，只是说：“对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是好事。”
华莱士急忙插话：“那是不是说，当时让您扫地、做饭、劈柴等等也是好事？”
邓小平笑了：“说那些完全是好事，不能那么说。我的意思是使不好的事变成好的事”。他说“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国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80年代和70年代末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显然，在邓小平心中，个人的命运是置于国家的命运之中的，同国家的灾难相比，个人的遭遇算不上什么，何况，他本来就是一个心胸开阔、永远向前看的人。
华莱士接着问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公众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
“我们不提倡这个。”邓小平说，“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拒绝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些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大跃进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所以还是不写的好。”
华莱士又跳到另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象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
“肯定不会。”邓小平加重了语气，“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标志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对不对？对人民对不对？人民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不啻“六十分钟”
谈话到这里，已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小时。可华莱士的提问单上还有好些问题没有来得及问。他请求邓小平将原定的一小时采访时间延长20分钟，哪怕是10分钟。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但又不无幽默的说：“我又犯了一个错误，违反了只谈一小时的协议”。
华莱士继续发问；“您说过，您要活100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以对您说些什么？”
邓小平略加思索后，毫不含糊地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说：“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论。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搞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的一切任务是搞社会主义。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什么是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事。”
华莱士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毛泽东逝世已经十年，他对现在的一些事会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邓小平用一句概括明了的话作了回答：“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但我还是不清楚。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看来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显然，华莱士还希望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发挥。邓小平说：“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我们要摸索前进。干这样的一场革命，又是一个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华莱士朝提问单看了一眼，说“最后提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小平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我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19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现在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的政策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
华莱士笑着说：“您当时告诉法拉奇准备1985年退休，您准备对华莱士作什么表示呢？”邓小平说：“我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我遇到的都是一片反对声。”
正式提问结束后，邓小平与华莱士并肩走出紫光阁大门。在秋日柔和的阳光下，庭园里苍翠的树木把紫光阁的雕梁画栋衬托得格外优雅迷人。
“瞧，邓主任，多么迷人的秋色啊！”华莱士说，“你每天工作多少时间？”
“每天工作二小时。”
“那你其他时间干什么呢？”
“与孙儿们玩玩，也看些书。”
“你有几个孙儿？”
“有四个。最小的才一岁零二个月。”
望着邓小平宽厚的背影渐渐远去，华莱士禁不住暗暗称奇：真不愧为世纪伟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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