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国的对外开放地带从沿海城市进入到整个沿海地区，进而又通过浦东开发延伸到长江沿岸的时候，邓小平视察南方，吹响扩大开放的号角。在这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决策，开发开放边境城市。于是，在中国边境地区，又上演了一幕幕开放的活剧，沿边地区一下子由战略后方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从而使整个中国都成了对外开放的大舞台。中国的对外开放由此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新格局。
一个震响南方的声音
1992年春天，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南方震响：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
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一石激起干层浪，在中国大地涌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
得风气之先的深圳人率先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作出反映，从而在中华大地掀起了第一股舆论冲击波。《深圳特区报》从1992年2月20日到3月6日，连续发表八篇猴年新春评论：《扭住中心不放》《要搞快一点》《要敢闯》《多干实事》《两只手都要硬》《共产党能消灭腐败》《稳定是个大前提》《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深圳特区报》的舆论炸弹刚刚落下，《深圳商报》又发起冲击，从3月12日到4月3日，连续发表了“八论敢闯”的时评：《为进一步解放思想鸣炮》《快马再加鞭》《防右、更防“左”》《实事求是贵在“敢”》《敢用他山之石》《险处敢登攀》《胸怀大局才敢闯》《借鉴香港互利共荣》。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正式向全国人民公开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情。
经过深圳报纸的舆论冲击，这股南国春潮迅速北上。
3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会议确认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并把它变成了全党的意志。会议就五个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一致意见，其中就对外开放问题达成了如下共识：
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不仅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
接着，在3月18日至28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和3月20日至4月3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又进一步把邓小平谈话精神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的精神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述，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也指出：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要排除一切干扰，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与各国的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积极反响。3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评论说：
“邓小平不愧是当今中国台前幕后的第一号强人。今年一月份，他与杨尚昆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南巡上海、广东、深圳等省市，为中国的沿海经济及经济特区打了一支强心针。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重要会议，会后宣布中国确定改革开放路线百年不变。”
美籍华人宗鹰在5月10日的菲律宾《世界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掀起“邓旋风”》的文章说：
“‘邓旋风’讯息迅速传来大洋此岸，为各种华文传媒所报道和渲染。尽管也受到种种不同色彩的‘过滤’，但中国大陆掀起改革开放新高潮这个角色、主调依然凸现其中。因而引起人们普遍深切的关注，激起人们广泛而强烈的反映。”
南方谈话也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公开支持。199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上海听取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时，通过上海市长黄菊向外界表明支持扩大开放的态度。他说：“不是有新闻记者向你打听陈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态度吗？你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4月3日在家中听取山西代表团负责同志汇报后说：
“小平同志讲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我们的经济是搞得不错的，但还不够，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同时坚持两手抓，这样实事求是地干下去，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要坚持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
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3月31日在参加山西代表团讨论时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就是要动员全国人民，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思想再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子再迈大一点，抓住机遇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南方谈话得到地方官员的积极赞成和拥护，他们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在人代会期间对着南方谈话精神找差距，他在接受一家刊物记者采访时说：广西面临的问题就像两堵墙，一堵墙是与近邻广东越拉越大的差距，一堵墙是广西人民自己思想不解放，不敢为天下先的心态。他深有感触地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对广西震动很大。小平同志讲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军号……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关键是要牢牢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广大干部的思想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抓住机遇同心协力搞好经济建设，这是振兴广西的根本所在。”
在南方谈话的推动下，一个坚持实事求是，进一步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全国兴起。如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第一轮改革开放浪潮一样，南方谈话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二个高潮。整个中华大地，正如一街通讯所描写的那样，是“东方风来满眼春”。
正是在这满眼春风中，祖国的边疆“一枝红杏出墙来”。
中国边疆待开发
我国的沿边地区是指我国大陆同周边国家接壤的省和自治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9个省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边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除个别省区外，沿边地区同沿海发达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差距正在逐步拉大。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大多分布在沿边地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基本上可以反映沿边地区的情况。下面就80年代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来说明沿边地区同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1978至198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从5634亿元增加到28552亿元，增长幅度为2.12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为1.5l倍，全国平均增幅超过少数民族自治地方40.76%；同期，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9%，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只有8.7%，比全国低2.2个百分点。
从发展格局来看，1978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6.53%，1989年下降为4.22%，下降幅度达35%。
从发展水平来看，1978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350.1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40.92元，差率为40.76%，1989年提高到612.59元，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低986.06元，差率提高到61.68%。1978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人均商品社会零售总额为143.6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8-3元，低11.3%，1989年增长为499.99元，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扩大到228.61元，差率上升为31.32%。
从职工工资收入来看，1981年，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与三个多民族省的职工平均工资收入在全国都是比较高的，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依次为1132元、1091元、935元、910元、851元，分别超过全国平均水平（812元）39.41%、34.36%、15.15%、12.07%、4.8%，贵州、云南依次为804元和800元，分别低于国家平均水平0.99%和1.48%。到1989年，除西藏、青海仍较大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新疆、宁夏仅高出6.2%和5.48%，云南、贵州、内蒙古则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9%、12.48%和12.92%，这还不包括发达地区的巨额工资外收入。
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来看，1980年，新疆、内蒙古、宁夏、贵州、云南分别为198.01元、181.32元、178.06元、16146元、150.12元，除新疆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1.33元）外，其余各省区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32%、6.94%、5.61%、21.54%，到1989年，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新疆、宁夏、内蒙古、青海、贵州、西藏依次为545.61元、521.9元、477.5元、457.52元、430.34元、397.25元，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01.51元）9.29%、13.24%、20.61%、23.94%、28.46%、33.96%。
从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来看，1988年，除新疆、青海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43元）外，内蒙古、宁夏、西藏、云南、贵州依次为602元、545元、543元、417元、400元，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38%、15.24%、15.55%、35.15%和37.79%。
以上对比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享受优惠政策不够，开放力度不够，与全国特别是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已经大大地落后了。
那么，沿边地区是否具备对外开放的条件呢？有的。
首先，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我国有2万多公里的边境线，与14个国家接壤。东北铁路网，西北的京兰、兰新线，西南铁路网加上新疆、西藏、云南的公路，正好与国外边境铁路网遥相呼应，滨绥线、滨州线、集二线和乌独段铁路就像四条大纽带连接了独联体的西北利亚远东大回环铁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边境通向越南又连接了印巴和东南亚的铁路，初步形成了北方以铁路为主、公路水路为辅，南方以公路为主、铁路水路为辅的边境运输网络。
其次，有丰富的资源和一定的工业基础。在我国边境地区，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土特产资源。工业发展也有一定基础。东北地区的工业已基本形成体系，除钢铁、石油、煤炭工业外，黑吉两省的森林工业和造纸工业、吉林的化学工业、哈尔滨的发电设备制造工业、长春的汽车工业等，在全国都有地位。其他各地除西藏外，都发展了一批具有现代规模的支柱工业。如内蒙古的钢铁、毛纺、制糖，甘肃、新疆的石油、化工、轻纺，广西、云南的冶金、机械、轻纺、建材等，都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强大的沿海与内地经济作为后盾。
再次，有一定的经济合作基础。在边境地区，双边贸易源远流长，形成了几百个边民互市点，开放了几十个边境贸易口岸，贸易额逐年上升。1991年，黑龙江边贸进出口额突破10亿瑞士法郎，广西达到22亿元。同时，由于我国与周边国家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经济技术合作出现了良好的势头。比如地处中、俄、韩交界处的珲春市，已成为东北亚联合开发的一个热点地区。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于1991年10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新闻界宣布：“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赞助下，地处东北亚的中国、蒙古以及朝鲜北、南双方将在中、朝、苏三国交界的图们江三角洲地区，用20年时间，投资300亿美元，在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兴建一个多国经济技术合作开发区。”
末次，有良好的周边环境。进入80年代90年代初，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全面改善，加上我国同周边国家人民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具有实行对外开放的政治环境。同时，周边国家都在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并在边境地区形成了一个有较强实力的经济带。
独联体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已由落后的边陲变成了独联体国民经济中起重要作用的工业基地，该地区拥有独联体石油储量的一大半、天然气储量的70%、动力煤储量的90%、木材储量的75%、黑色金属轧材的11%、化纤的11.5%、纸浆的27%、水泥的13.6%、农业机械的12%、铸造设备的33%。印中交界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则是印度最大的黄麻和茶叶产地。朝中交界的朝鲜北部，形成了一条具有钢铁、机械制造、化学、纺织、食品等一系列工业部门的生产线。
加快边境地区的开发开放势在必行。这已成为境内外广大有识之士的共识。港刊《境报》1990年发表岳南村的题为《中国西部待开发》的文章，就明白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作者情绪激昂地写道：
“中国的未来希望在西部，如果把中国分为东南部和西北部两大经济实力区域的话，我觉得西北部的现状和前景，很值得关心国情的人士去精心攻研。就像美国之重视开发其西部那样，作为奋斗目标。”
“以往，有一种‘卷地毯’式的设想，由东向中、向西逐步开发，不无道理；但有一定片面性。开放初期，首先开放东部的大门，面向太平洋，面向西方国家。当时只能这样做，必须这样做。这是邓小平等执政者的一大功绩。开放几年了，由于只开放东部，就拉大了东部与西部的差距，正所谓‘东部搞活了，西部等着死’，‘富了东来贫了西’。那种重视东部、冷落西部，优待东部而‘救济救济’西部的政策不是全面的政策。一点论，不合辩证法。只顾重点埋怨其他，很难搞活一盘棋。”
“西部不应消极地等待卷过来，应当积极地卷过去，形成双向对进。”
沿边开放城市的希望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为加快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边境城市。1992年3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对外开放黑河等四个边境城市的通知》，决定开放黑龙江省的黑河与绥芬河市、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市和吉林省的珲春市。同年6月9日，国务院又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博乐、塔城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凭祥和东兴镇以及云南省的畹町、瑞丽和河口市为对外开放城市。7月30日，国务院又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内蒙古自治区的二连浩特市。在短短的5个月内，先后共计对外开放了13个边境城市，从而形成了我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对周边邻国全面开放的局面。
为了发挥边境城市的优势，带动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国务院给予沿边开放城市如下优惠政策：
（1）边境对外开放城市所在省区，可以在其权限范围内授予各边境开放城市人民政府对边贸、加工、劳务合作等经济合同审批权。经经贸部批准可增加一两家市级边贸公司。
（2）鼓励发展加工贸易和创汇农业。“八五”期间对为发展出口农产品而进口的种子、种苗、饲料及相关技术设备，企业为加工出口产品和进行技术改造而进口的机器设备和其他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税（或增值税）。
（3）有关省区人民政府可以在权限范围内扩大各市人民政府审批外商投资项目的权限。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减按24%的税率征收。
（4）允许毗邻国家的投资者，在其投资总额中用生产资料或其他机械、器材等实物作为投资资本。这部分货物可以按照我方边境贸易的有关规定销售，并减50%征收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5）允许在具备条件的市（县、镇）兴办边境经济合作区，以吸引内地各省市企业投资为主，举办出口加工企业和相应的第三产业。
（6）对边境经济合作区内产品以出口为主的生产性内联企业，其生产出口规模达到一定额度的，按照申报手续，经经贸部审核批准，给予对毗邻国家的进出口经营权。内联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率在当地按24%的税率征收，如内联投资者将企业利润所得解回本地，则由投资方所在地加征9%的所得税。“八五”期间免征投资方向调节税。
（7）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内联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毗邻国家易货所得，允许自行销售，进口时减半征收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8）边境经济合作区开展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进口的机械、设备和其他基本建设物资，以及合理数量内的办公用品，可以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税（或增值税）。“八五”期间，边境经济合作区的新增财政收入留归当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除上述政策外，国家还根据各边境对外开放城市以及毗邻国家情况的差异，分别给予各边境开放城市一些特殊优惠政策。
国务院开放边境城市的重要决策，给边境开放城市带来了美好的希望。为落实国务院通知精神，沿边开放城市所在的省区又纷纷放宽政策，给予沿边开放城市更大的自主权，给予投资客商更大的优。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迅速作出决定，支持黑河、绥芬河两市用好、用足、用活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支持到两市投资的内联外引企业开拓独联体市场，支持两市从本地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经济特区的有关政策。内联企业凡符合产业政策的，均给予对独联体等国家易货贸易的委托代理权，达到一定规模的呈请国家给予进出口经营权。赋予两市在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方面以相当于省级的管理权限，主要是：易货贸易管理权，委托代理审批权，加工贸易、补偿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权，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和境外投资项目审批权，上级同意后的出国人员审批权，留成外汇审批权，进出口许可证切块使用权等。下放给两市1000万元以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权，扩大两市的土地使用审批权和工商管理、税收减免、物价管理权。省人民银行在“八五”期间每年对两市各增加1000万元短期贷款，支持两市发行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专项债券或股票，允许在两市设外资金融机构等。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专门发出《关于扩大满洲里市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赋予满洲里市自治区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并规定了30条具体政策。
吉林省人民政府也发出《关于加快珲春市开放开发的通知》，把原属省里管理的10项权限下放给珲春市，其中包括对珲春市易货贸易进出口计划单列，1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自行决定企业用工形式、数量、期限，1000亩以下耕地、2000亩以下非耕地的使用、出租、转让权等，并给予到珲春市投资的客商20条优惠政策。
新疆、广西、云南也分别发出通知，给各自的边境开放城市以政策支持。
沿边开放城市纷纷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做起了对外开放的文章。
先期批准的满洲里、黑河、绥芬河、珲春四市已经捷足先登。
满洲里市位于呼伦贝尔草原西部，北与俄罗斯水陆交界，边境线长54公里，全市总面积696.3平方公里，居住着蒙、汉、回、满等19个民族，总人口14万余人。该市所在的呼伦贝尔盟，早在1988年1月就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在四年的试验区建设中，该市确定了“北开南联，（国内、国外）双向开放”、“打通两端，网开一面”和改革、开放、开发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实施“以工业为基础，以外经外贸为主导，积极开发口岸和能源资源，逐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建设方针，探索了创建沿边开放城市的路子，为实施开放城市政策打下了基础。因此，当国务院通知一下达，他们立即形成了下一步对外开放的总体构想。该市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总目标是，到21世纪初，把满洲里建设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国际贸易城，继而再用二三十年时间，建设成为类似香港的自由贸易区。规划建设的满洲里国际贸易城将由6个开发小区构成，即经济合作区、中俄互市贸易区、经济贸易综合服务区、能源开发区、外向型农牧业开发区、风光旅游区。
坐落在黑龙江畔的黑河市出手不凡。该市与俄罗斯隔江相望，边境线长184公里。全市面积6443平方公里，人口15万，由18个民族组成。该市连续奋战5天5夜重新修订了十年规划、“八五”计划纲要以及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划出30平方公里作为边境经济合作区。该区的建设目标是，以最优惠的政策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发挥边贸优势，兴办出口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相应的第三产业，使其成为全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带动区域经济向高层次发展。合作区建设从1.9平方公里小区开始启动，功能上分为出口加工、高新技术产业、自由贸易和第三产业四个小区。
绥芬河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与俄罗斯联邦滨海边疆区相邻，边境线长26.4公里，全市总面积460平方公里，总人口3万。该市在1988年5月即被黑龙江省确定为“通贸兴边”试验区，那时就确立了“立足口岸，依托牡丹江市，繁荣黑龙江，服务全国”的指导思想。现在，该市又确定了走向东北亚国际经济大市场的发展思路。赵明非市长在接受《嘹望》记者采访时兴致勃勃地谈起该市的发展计划：
“绥芬河的发展是同东北亚经济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的。海参威同香港、上海一起，将成为2l世纪太平洋东岸三颗最耀眼的国际经济明珠。绥芬河历史上就是一个国际商都，本世纪初曾有18个国家在此经商，曾被称为‘国际商业都市’。近几年改革开放，口岸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培养了相当一批外贸人才。绥芬河是我国距海参威最近的地区之一，是中国经济进入东北亚经济圈的重要口岸。它同俄罗斯陆路接壤，距海参威230公里，有一条铁路、两条公路相通，交通和地缘优势十分明显。正像深圳面对香港、珠海毗邻澳门、厦门对望台湾而成为发达的特区一样，绥芬河必将成为中国东北崛起的国际贸易城。为此，我们提出了两个基地、双向开放的战略。即在向俄罗斯开放的基础上，把绥芬河口岸延伸到海参威，借俄罗斯的出海口，建立第二个口岸，并通过海参威向日本、韩国以及沿太平洋各国开放，从而使我国经济牢牢地打入东北亚经济圈。”
珲春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图们江下游，东南与俄罗斯联邦滨海边疆区接壤，边境线长232.7公里，西南与朝鲜隔图们江相望，边境线长164.7公里。全市总面积5119.7平方公里，总人口17.5万。1991年签订的《中苏东部边界条约》恢复了中国经图们江口出海的权利。同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又作出开发图们江三角洲的计划。得天时、地利的珲春市更是雄心勃勃。该市开发开放的基本思路是，充分利用当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把珲春建成我国北方的重要对外贸易窗口和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中心。
按照这一思路，该市作出了近期和中期发展规划：“八五”期间，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和出口加工业，建设好边境经济合作区，建成基础设施完善，边贸、出口加工和旅游业发达的边境开放城市；“九五”期间，继续扩大开放，与图们江开发相配合，把珲春建设成为具有口岸、贸易、旅游、加工、物资集散等多功能的现代化城市。
为了吸引投资，各市纷纷制定政策，给予客商更优惠的待遇。满洲里对投资50万元以上的客商授予参贸权，两年内将减半征收的关税让给企业；投资100万元以上的，不仅享有参贸权，而且将应缴纳关税的全部让给企业。黑河市还以房地产开发优惠政策吸引投资，该市规定，对国内外客商前来办企业，实行低于沿海开放城市的土地出让价格。一次性出让时间最长可为70年，使用期内可以租赁、转让、抵押和继承；对于生产性企业，以优惠的价格出租、转让；对成片开发的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对进行基础设施、高技术项目建设的，免费提供一定数量、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
伊宁、博乐、塔城、凭祥、东兴镇、畹町、瑞丽、河口、二连浩特等边境开放城市后来居上，纷纷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制定适合本市情况的特殊政策，对投资方向、土地使用、发展边贸和边境经济合作区、人才和资金引进等作出有关规定和提出具体优惠措施，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开放政策给沿边开放城市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它们已成为中外客商看好的一方热土。在东北，绥芬河市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批准投资项目99个，协议资金7亿余元，其中三资企业27项、1.83亿元。有1360家企业到该市登记注册，其中382家从事对俄贸易。黑河市1.9平方公里开发区起步工程，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被30个项目1.3亿元的投资摆满。珲春市也被境内外人士所注目，香港《广角镜》杂志一篇题为《珲春的今天》的文章这样写道：
“珲春的今天，还属于‘穷乡僻壤’，现有建设基础很差，还是一处‘未经开垦的处女地’。然而，珲春那蕴藏丰富的资源和国内改革开放下的优惠政策，都是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加上四通八达的地理环境，陆路有公路、铁路连接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与西欧联系，空航与延吉机场近在咫尺，海运可直达日本海，距日本新舄港仅四百里……珲春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开放城市和货运港口。”
这位分析家终于言中了。截至1994年6月，国内在珲春设立的各类办事处共390家，国外有7个国家和地区在这里设立了21家办事处。全市共审批办理各类合同2375家，注册资金24.07亿元，审批办理生产性工业项目636个，预计投资10.08亿元。审批办理三资企业100家，投资总额14690万美元，外商意向性投资70亿元，其中已批准项目计划投资30多亿元。
在西北伊宁市，从该市到周边国家的“三日游”的购物旅游活动生意兴隆，来自俄罗斯、吉尔吉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等旅游团体每天达700多人，1992年1至8月，该市接待的旅游购物团3600多个，计11万多人次。
在西南东兴镇，发展规划上这样写着：充分利用东兴作为连接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的海陆交通要道的优势，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和贸易设施建设，增强商品集散力，扩大对外贸易和边境贸易，通过内外合作，纵横联合，以东南亚市场为向导，兴办来料加工、装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并利用东兴沿海沿边的旅游资源，开发边境旅游业和跨国旅游业；把东兴建设成集商贸、旅游、加工、科技于一体的现代边境开放城市。按照这一规划，预计到1995年，东兴的城镇建设将由现在的0.8平方公里扩大到4.2平方公里，人口从目前的6000多人增至3.5万人。截至1992年7月止，已吸收内地投资企业1800家，海外投资企业16家，协议投资金额超过13亿元。同时，该镇的边境贸易也十分爆，记者郑建辉在《中越边境见闻》中这样写道：
“东兴镇已一扫几年前的冷清。码头上等待运往越南的啤酒、电扇等货物，像座座小山似的；搬运工们大声吆喝着，汗流浃背，把一件件货物扛上船。每天入境到东兴做买卖的越南人都在千人以上。北仑河和东兴镇内搭满了简易货栈，不时还能见到不少人家的厅堂里堆着顶到天花板的货物。”
五省四区大合唱
党中央、国务院开放部分沿边城市的决策，不仅给边境城市带来了希望，也给边疆省区带来了加快发展的机遇。沿边各省区抓住这一机遇，开始了扩大开放的大合唱。
黑龙江省可以称得上是这场大合唱的领唱者。该省北部和东部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毗邻，有3045公里边境线，其中水域边界线2654公里。1992年5月3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决定》，提出实施沿边开放战略，贯彻“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方针，形成以哈尔滨为龙头，以黑河、绥芬河市为窗口，以沿边开放带为前沿，以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等沿线、沿江中心城市为支柱，覆盖全省的开放网络和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合作、多元化市场的开放格局，使黑龙江省成为国家沿边开放的重要地区，南联北开的重要枢纽和东北亚国际性区域合作的前沿突破口的战略目标。
5月5日，省委书记孙维本发表电视讲话，对全省的对外开放作进一步动员。他说：黑龙江省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即要三放：放手、放权、放胆。放手就是要放活基层、放活企业，打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放权就是要改变过去过分集中的对外经贸管理体制，把该放下去的权统统放下去，使从事外贸的企业有及时、灵活的决策权力。放胆就是按照“三个有利于”的要求，放胆去闯，放胆去试，放胆去干，不仅要敢闯禁区，还要闯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区”。到1992年底，全省19个边境县市已对俄罗斯开放边境口岸14个，到1994年则增加到22个。1992年，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近15亿瑞士法郎。1993年全省边境贸易进出口额达20.88亿美元，已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68.38%。利用外资迈上了新台阶，1992年利用外资合同金额达56915万美元，是1991年的4.77倍，1993年突破10亿美元大关，达到10.9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2%。截至1994年底止，全省累计利用外资项目6001巩合同利用外资金额80.1883亿美元。其中直接利用外资项目4195项，合同利用外资金额30.01亿美元，间接利用外资项目（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国外援款等）74项，合同外资金额3.45亿美元。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包括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已遍及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国家。1993年，全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合同402个，合同金额68212万美元，派出劳务人员27519人次。
吉林提出走出内陆，富边兴省战略。该省东临俄罗斯，边境线长232.7公里，东南隔图们江、鸭绿江与朝鲜相望。1992年上半年，全省创办各类各具特色的开放试验小区130多个。从1992年初到：1994年8月底，全省利用外资项目2998个，合同外资金额33.4亿美元，分别是前13年的5.4倍和7.6倍。截至1994年8月底，全省累计利用外资项目3508个，协议利用外资38.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9.3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3073个，协议外资金额21.1亿美元。1994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361209万美元，其中边境与地方易货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00385万美元。
辽宁东部与朝鲜为临，是一个既沿海又沿边的工业大省，其对外开放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为改变过去沿海热闹、沿边冷清的状况，该省实行沿海沿边一齐上的全方位开放方针，形成了以大连为龙头，以丹东、锦州为两翼，以沈阳为中心的中部城市群为腹地，以沈大高速公路沿线城乡为躯干的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1993年全省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5277万美元，比1992年的4505万美元增长17%，其中出口达到3100万美元。1994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90.93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68.6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68%。截至1994年底，全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38.6亿美元，累计利用国外贷款3ll项，共391391万美元。甘肃提出“借桥发展”的对外开放战略。该省西北部与蒙古有65公里多的边境线。在国家实施沿边战略过程中，我国兰新铁路于1990年9月延伸至阿拉山口，并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土西铁路正式接轨，形成了连接亚欧两大洲的第二亚欧大陆桥，这座大陆桥有1800公里横贯甘肃，为甘肃“东进西出”，实施“沿桥经济带发展战略”创造了机会。1992年9月，甘肃与蒙古边境的马鬃山口岸作为国家一类口岸对外开放，同年，兰州航空口岸也宣告成立。这些都为甘肃的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于是，该省同时走出两着棋：一是推行“双向开放、东联西出、一线三点、分步开发”的多元化市场战略；二是通过经贸结合，开拓独联体和非洲市场，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1994年，全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50960万美元。边境贸易出现良好势头，肃北县马鬃山口岸1992年秋冬和1993年春夏四次开关贸易，实现贸易总额539万元人民币。到1993年底，全省有三资企业823家，协议利用外资4.76亿美元，到1994年8月底，外商实际投入资金的企业有147家，实投资金6696.7万美元。甘肃对外开放的起点虽然不高，前景却非常光明。
内蒙古自治区与俄罗斯和蒙古国交界，边境线长4200多公里。该区于当年4月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确立了“两带一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两带一区”的具体涵义是：在4200公里长的边境线上，有以满洲里市和二连浩特市为代表的18个旗市，尽快将这一条长“带”建成沿边开放带，作为自治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在自治区境内铁路干线周围有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赤峰市、乌海市、通辽市、集宁市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围绕这条“带”，将它们建成出口加工生产基地，兴办高科技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广泛吸收国内外资金、人才、技术，逐步形成一条经济技术开发带，作为内蒙古沿边开放的依托力量；在农林牧水和矿产资源富集的地区，选择突破口，大力吸引资金技术，加速资源的开发与转换，建成若干个各具特色的资源开发区。
1993年，全区进出口总额120283万美元，比1992年增长28.57%，其中出口总额64878万美元，占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的8.14%。1993年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13058万瑞士法郎，比1985年的4277万瑞士法郎翻了4番多。截至1993年底，全区累计批准利用外资项目924项，合同总金额为160613万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项目924项，合同金额为6352l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3526万美元；国外贷款项目41项，协议金额86596万美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为邻，边境线长达5391公里。该区提出，通过贯彻“全方位开放、向西倾斜”和“内联外引，东联西出”的方针，形成以乌鲁木齐为龙头，以伊宁、博乐、塔城市为窗口，以沿周边国家开放带为前沿，以铁路沿线开放为依托，以东部省区为后盾，覆盖全区的开放网络和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合作、多元化市场的开放格局，使新疆成为东联西出的枢细和连结东亚与中亚、欧洲的现代“丝绸之路”上的活跃区。他们先后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对周边及东欧国家贸易与经济技术合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自治区对外工程承包和建筑劳务合作的有关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一步扩大开放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措施》。他们利用与独联体及巴基斯坦、蒙古等8个国家接壤的有利条件，定出40多条优惠政策，重点发展边境贸易。1992年9月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的边境贸易、地方贸易洽谈会，吸引了世界各地39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各省市l万多名客商，共有67个商贸团，400多名中外记者，1000多个经营项目，1049个标准摊位。洽谈会达成进出口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合同金额共计17.9亿美元，国内成交额达15亿元人民币。1992年，自治区引进外资7.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403万美元。全年注册登记的投资企业164家，投资总额21995万美元，注册资本1444万美元。同时，与国内20多个省市区签订经济技术协作项目5372个，实际完成4171项，达成合同总金额9.2亿元人民币。
西藏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接壤，拥有4300多公里边境线。1992年，国家赋予这块神奇的土地多方面特殊优惠政策：西藏自产白用的进出口商品，授权自治区经贸厅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计划就近签发许可证；拉萨海关对进口货物按比其他省区统一税率低得多的特殊税率执行，关税留给地方财政；准许拉萨海关在成都、湟源、格尔木设立监管点，开展与沿海口岸的转关业务；对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外资项目和到邻国的投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自行审批，不受国家产业政策限制。
根据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自治区于1992年7月14日颁布《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定》，确立了大开放的发展思路：实行全方位开放，积极引进内资和外资，努力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横向经济联合；走出区门，积极在内地、邻国兴办独资、合资、合作企业；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对外贸易；扩大边贸的地域范围和商业内涵，将聂拉木县和普兰县作为边境贸易区，在边贸内的乡（区）、县镇集市上都可以进行边贸，未设开放口岸的县，在传统贸易点开展边民互市贸易，多种经济成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可以进入边贸市场；鼓励国内外厂商到西藏投资，并给各项优惠政策等等。随后，自治区人民政府又颁布了《关于鼓励国内国外来藏投资若干规定》、《关于对引荐国内外来藏投资的有功人员实行奖励的暂行办法》等政策文件，以吸引更多的内外客商来西藏投资。到1992年底，西藏自治区21个边境县的400多公里边境线全面开放，1993年上半年已恢复和开放了樟木、吉隆、定日、普兰、聂拉木、达隆、亚玛荣、亚东7个正式口岸和27个季节性边民互市点。在10多个边境县设立了边境贸易区和外向型经济开发区。亚玛荣口岸在恢复中断30年之久的边贸后，1992年7月举行边贸交易会，吸引了邻国200多个客商，交易会上的600多个摊位，就被外国客商占了160个，交易会成交额达几百万元人民币。全自治区1992年边贸总额达3亿多元人民币，其中樟木、普兰两口岸年成交额就在2亿元以上。边境开放，吸引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到西藏投资。1992年，意大利、德国、日本等5国10家银行组成考察团到拉萨考察，了解西藏投资环境。美国、尼泊尔、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客商纷纷来西藏洽谈发展合资项目，到1992年底，西藏已有“三资”企业10余家，投资领域涉及轻工、食品、冶金、电子、旅游等行业。截至1994.年底，西藏境内的外资企业已达41家，协议引进外资2500多万美元。同时，西藏在争取国际援助与贷款方面也取得可喜的成绩。到1994年底，西藏争取国际援助项目31个，已到位资金达3008万美元。受援领域包括农业综合开发、人畜饮水、地热开发、制革、旅游、邮电通讯、文教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无偿援助资金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粮农组织以及德国、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政府援款。西藏正在从我国的经济“末端”变为面向南亚的经济“前沿”。
在云南，边境贸易曾在这里先行启动。该省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边境线长达4061公里，有大小陆上通道lll条。1985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就提出东联沿海西接东南亚，展开两翼带动云南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把原来规定的距国界20公里范围的边贸区，扩展为沿边27个县市，在全国第一个拉开了沿边开放的序幕。199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到这里考察后称赞说：“云南由对外开放的末端，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1992年9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又颁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对外开放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在全省基本形成了以省会城市昆明为中心，以沿边境口岸开放经济带为框架，以省内中小城镇为支撑体系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同年12月14日，被国务院列为文山重点工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保口岸工程开工奠基，至此，云南省已有17个口岸，其中国家级口岸6个，省级口岸11个。1993年，全省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7295万美元，1994年又增长到41503万美元，增长11.28%，其中出口25201万美元。1994年，全省进出口总额160362万美元，比1993年121305万美元增长32.2%，出口总额105333万美元，占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10.5%。1994年协议利用外资262项，计27913万美元。截至1994年底，全省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1046家，协议外资金额10.4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15亿美元。
在广西，这是一方经受了两轮开放大潮洗礼的土地。广西自治区是我国唯一的一个既沿海又沿边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南临北部湾，拥有1500公里海岸线，有北海、钦州、防城港等海港城市，西南与越南陆地交界，陆地边境线1020公里，有凭祥、东兴、友谊关、水口等国家一类口岸，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但是，在第一轮沿海开放中，广西仍没能摆脱落后的帽子，于是，在第二轮沿边开放中，他们开始奋起直追。借着国务院决定开放凭祥市和东兴镇等边境城镇和给予南宁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的东风，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已经出台《进一步加快利用外资若干规定的通知》的基础上，于1992年10月颁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发展横向联合的政策规定》，给投资客商以更多的优惠：（1）区外单位到广西投资建设的项目，项目投产后，可用新增所得税和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归还贷款。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可以缩短20%～50%。（2）享受国务院规定向“老、少、边、穷”地区投资优惠待遇，从获利第五年起减收一半所得税五年。投资到能源、交通及自治区确定的49个贫困县的经济开发项目，前三年免征所得税，后两年减半征收。经营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的免征所得税。对投资者分得的利润在广西再投资的，免征所得税。（3）投资兴办高科技产业及交通能源基础设施，或税大利小的项目，经批准，同级财政部门可在3～5年内给予企业返还新增产品税（增值税）的30%～50%。（4）独资企业的产品税税后利润归还投资者所有；合资的企业在产品的利润分成方面，可获得高出其投资比例的5%～10%；进行补偿贸易的，用于偿还投资的产品，可按出厂价或优惠价计算。投资者按合同或规定分得的产品，出境不受限制等。区外来广西进行土地开发，可获得土地使用权和土地出让优惠价。（5）区外单位在广西边境地区联合开发边境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发展外向型经济，向广西的企业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名优产品生产技术或商标，引进国外经消化吸收改造后的先进成套设备（或生产线），以及受聘来广西工作的专家和技术、管理人员等都给予享受优惠政策。
广西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边境贸易迅速发展，呈现出“三个并举”的局面：一是互市、小额、批量贸易并举；二是国营、集体、个体参与边境贸易并举；三是自营、联营、代理方式并举。1992年全区边境贸易总额26.0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8.4%。1993年全区对越易货贸易进出口总额36372万美元，占全区进出口总额的22.19%。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1992年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338个，协议外资额14.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37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投入1.8亿美元，年末实有三资企业1870家，比上年末增加1311家。1992年全区利用外资批准项目数、合同外资额、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超过前10年的总和。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截至1992年底，全区经国家批准的有8个沿海开放市县，2个沿边开放城市，5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外开放县市总面积2.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22.02万人，分别占全区总面积和总人口的8.9%和14.5%。初步形成了南开北联、中部拓展、辐射全区的开放格局。广西在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历史地确立起来了。
沿边开放的航线已经开通，目标已经确定，风帆已经扬起，一个光辉的彼岸即将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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