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官于郯子

    唐代散文名家韩愈的《师说》中有这样一句话，“孔子师郯子”，它涉及一个很有名的典故，叫做“孔子问官”。

    孔子问官的对象被称为郯子，他是春秋时期郯国的国君。

    郯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黄帝之子少昊的后裔中有一支就封于炎地，称炎国。炎，古音亦同谈。到春秋前后演化为郯国。

    郯国虽是区区小国，却颇有名气，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国君郯子的政绩、才华和仁孝之德，赢得了人心。

    郯子治郯讲道德、施仁义，恩威有加，百姓心悦诚服。郯地文化发达，民风淳厚，一些典章制度都被保留下来，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525年，郯子朝见鲁昭公。在一次宴会上，鲁国大夫昭子问郯子：“少昊的时代，以鸟名官是怎么回事？”郯子说：“少昊是我的祖先，这个情况我知道，当时少昊继任王位时，正好有凤凰飞来以示庆贺，这就是以鸟名官的起因。”接着，郯子还向昭子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孔子当时尚在司职吏任上，听说这个消息，就再也坐不住了，连夜拜访郯子，迫切地向他请教少昊时代的官职制度和典籍历史等情况。

    当时的孔子虽然只有27岁，但他的博学早已闻名鲁国。郯子见这样一个知名学者却能如此虚心求教，十分感动，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丝毫没有保留。两位学者谈得很是投机，甚至忘了天已大亮。告别郯子后依然兴奋不已的孔子，还忍不住向人惋惜感叹：周天子那里已经没有这样有学问的人了。

    后来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郯国有过短暂的停留，他曾登郯城东南30里外的马陵山，于山顶遥望大海。后人为纪念孔子来郯，将马陵山改名为“孔望山”，并在山顶建了一座石楼，称为“望海楼”。

    学琴于襄子

    孔子任司职吏期间，曾收过几个学生，像颜路和曾点都是此时拜于孔子门下。

    有一天，孔子带着几个弟子出游，途中巧遇襄子。襄子是当时鲁国的乐官，弹得一手好琴。孔子很早就想向他请教，一直没有机会，此次巧遇，可谓天赐良机。孔子非常兴奋，把襄子请到旅舍后，就开门见山地说，希望向襄子请教操琴一道。

    襄子邀请孔子到他家去，以便详细解说。

    孔子用对待老师的礼节来对待襄子，这使得襄子很受感动。他认为孔子是堂堂知名学者，且有官职在身，却如此谦逊，真是才德兼备。

    襄子首先介绍了琴的构造，他说：“当初神农氏削桐制琴，琴面是圆的，象征天；琴底是方的，象征地；琴长三尺六寸，象征一年三百六十日；琴宽六寸，象征六合；琴的五弦象征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分别与宫、商、角、徵、羽五音相配。大弦象征君王，小弦象征臣子。文王后来又增加了两根弦，乃是暗合君臣之义。先人制琴的用意在于禁制淫邪，匡正人心。”接着，襄子又讲述了五弦琴的每根琴弦与五音的匹配情况，以及除弦之外，古琴其他部位的名称和用处。这是一段相当复杂繁琐的描述，现代人已经很少有耐性细细研究了。

    第二天，孔子又继续请教，为什么一定要用桐木制造古琴。

    襄子回答：“桐木属阳，能知秋，立秋当天，一定落叶，任何树木都没有这种灵性。而且，桐木还知道闰年，平时生十二叶，唯独闰年生十三叶。我国峄山（位于今山东邹城市东南10千米处）上的桐木是制琴的良材。”然后，襄子又给孔子介绍了自古以来的名琴。

    之后的几天里，孔子按照襄子教他的操琴指法，开始练习。

    有一次，孔子练完琴，很兴奋地跑去告诉襄子说，他好像看见了这首琴曲的作者，那是个身材高大、目光明亮而高远、面色黝黑而有威仪的男子。“他是统治四方诸侯的君王吗？”孔子问。

    襄子马上拱手相贺，说道：“先生一直练习的这首曲子是《文王操》，您竟然能在弹奏时领悟到作者作此曲的心情，您的琴已经学好了，我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您的了。”

    之后，孔子在襄子这里又逗留了些日子，琴艺越发精进。

    创办平民教育

    公元前522年，孔子30岁。

    当时的学校都是官办的，死气沉沉，难出人才。孟懿子的父亲孟僖子早已看出官学的种种弊端，重病之时曾奏请国君，允许开办私学。孟懿子谨遵父亲的遗命，也非常支持孔子办私学，以传道授业，培养人才。

    这一年夏天，孔子带着之前收的几个弟子于自家院内垒土筑坛，并移来一棵银杏树栽在坛边，算是正式开坛收徒。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杏坛”的地方。

    孔子一生遵循的基本办学方针是“有教无类”，他招收学生，不论年龄、籍贯、阶级、人品，只要一心向学即可。所以他的学生中，有父子两人同隶门墙的，比如颜路与颜回、曾点与曾参；有鲁、齐、楚、陈、卫各种籍贯的；有贵如孟懿子，富如端木赐（字子贡），贫如颜回、原宪的；也有狂如曾点，愚如高柴者；还有像公冶长一样坐过牢的，孔子都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教导他们。这种办学方针打破了当时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资源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孔子教授的内容是六艺，六艺是古时候的六种知识和技能，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礼指礼节；乐指音乐、诗歌、舞蹈等；射指射箭技术；御指驾驭马车的技术；书指书法；数指算法、计数，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数学。这六艺后来成为历朝历代儒家学派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孔子还讲究因材施教。他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先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其中，品行以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为代表，言语以子贡、宰予为代表，擅长政事者有冉有、子路，做学问方面有子游、子夏。这就是后世常说的“孔门十哲”。

    孔子还很注意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其中的核心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二者相辅相成。在道德修养方面，孔子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

    孔子在教育弟子时，以身教为言教之先，常常以自身的言行来感化弟子。同时，孔子在学生面前，从不摆出一副独断独行的专横面孔，而是注重听取学生的意见，师生关系极其融洽。

    孔子以私人身份从事教育活动40多年，相传有门生3000人，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教育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游历洛阳

    孔子最敬慕、佩服的人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周公名旦，周朝的礼仪、文化，大半是周公所创，孔子对这些无不尽心研究。周公后来被封于鲁，是鲁国开国先祖。

    孔子在杏坛收徒讲学之后已经是当世广受敬重的夫子，却仍然觉得学无止境。于是有一天，他邀请敬叔一起去洛阳游历。洛阳当时被称为周京，周武王开国之初，定陕西西安为都城，后来，西方犬戎作乱，周平王时迁都河南洛阳，这就是历史上把周朝划分为西周、东周的缘故。孔子游历洛阳有两个目的，一是参观先王遗制，并考察礼乐的源流，还有就是顺便拜访老聃。

    老聃就是老子，《史记》上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阳，一说字聃。当时，老子是保管文物兼记录历史的史官，是一位极具名望的思想家。

    孔子知道老子博古通今，深晓道德的精义、礼乐的奥旨，便有拜访求学之心。

    当时规定，一般的平民是不准擅自离开国境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古代历来将人口的多寡作为衡量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指标。人口多，则劳动力多，生产就会增加，一旦遇到战争，兵源也就充足。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孔子才会把前往洛阳的意愿向敬叔吐露，并邀他同行。

    前面我们讲过敬叔和孔子的关系，他与哥哥孟懿子被父亲孟僖子要求待孔子以师礼。而孔子也认为这兄弟二人是难得的贤士，因此交往日厚，常常一起出游。尤其是敬叔，已经成了孔子很好的朋友。

    敬叔欣然同意了孔子的邀约。不过，出国这样的大事，必须先得禀明国君得到允许才行。

    国君素知敬叔是个贤臣，孔子又是一个极其勤勉好学的学者，因此对于他们准备出国游历的事，不但欣然同意，还赐给他们两匹马、一辆车用来代步。

    从鲁国到洛阳只有几百里的路程，以现在的交通条件，几个小时也就到了。但是古代的交通大多是靠步行，即便孔子有鲁君赐给他的车辆，也着实经过不少时日的颠簸，才抵达洛阳。

    周朝日渐衰微，洛阳也再没有了往日的繁华。不过，周朝的一切文物、典章还是很完整地被保存了下来。我国的古老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洛阳作为黄河沿岸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中心，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宝藏，许多的学者、乐师等也都聚集在这里。

    孔子和敬叔一进洛阳城，就看到了以前他们从未见过的景象：建筑物巍峨高耸、鳞次栉比，道路宽阔平坦。其实当时鲁国也属富庶之地，但与都城洛阳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孔子和敬叔安顿好车马、行李以后，就迫不及待地到各处参观。他们游览的地方当时叫什么名字已不可考，其功能作用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各种典籍，包括历史记录、医药、天文、农耕等等，种类之杂、数量之多，令人惊讶。这时候距离中国大范围使用纸张还有623年，如此多的典籍都是把文字刻在竹简上，再将一片片竹简连缀成册，其保存之不易可见一斑。

    令孔子和敬叔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明堂”的建筑，这是周王接见各国诸侯的地方。这座建筑宏伟异常，正殿的四周墙壁上，绘着古圣天子尧、舜的像，旁边还有他们施行仁政的相关记载；也有暴君桀、纣的像，以及他们的暴行的记载。仁君与暴君皆立碑作传，目的是让后人有所榜样，有所警惕。

    正殿中央的墙壁上，绘着成王接受诸侯朝拜的情景。当年成王只有13岁，还是个孩子，根本无法治理国家。周公忠心耿耿，辅佐幼主，施行善政，奠定了周王朝国祚绵长的基础。

    孔子看了以后，不禁对周公的伟大和贤德肃然起敬。

    接着，他们又参观了许多先王、圣人遗留下来的青铜制品，包括鼎、壶，以及祭祀用的各种器皿。这些器皿做工精细，雅致庄严。孔子和敬叔心里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感情：一方面自豪于古圣先贤的成就，一方面惋惜着周王室的日薄西山。两人流连徘徊了很长时间，不忍离去。

    第二天，他们又去太祖后稷庙参观。后稷，名弃，相传是周朝的始祖。

    庙前右边的石阶上，竖立了一个与真人一样大小的铜铸人像，人像的嘴巴上用三根钉子封着，人像背后刻着一段铭文，其中有一句是“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这是古代说话谨慎的人，警戒啊”，接下来的铭文详细阐述了三缄其口、出言谨慎的必要性。

    孔子回过头来对敬叔说：“古圣先贤们都以‘言不顾行’为耻辱，这铭文实在而中肯，合情而可信。我们应该多多体会啊！”

    问礼于老聃

    其实这次的洛阳相访，并不是孔子和老子的第一次见面。据《水经注·渭水注》记载，孔子曾在17岁那年见过老子，也曾向他请教过关于礼的事情。那应该是二人的第一次交集。

    我们知道，儒家主张入世，思想较为积极；而道家主张出世，思想消极厌世。这从两派始祖初次见面的一段谈话里，就可以看出来。

    孔子年轻自信，首先向这位前辈阐述了自己的抱负，他说：“现在社会风气一天天败坏，人人只图利己，不肯行正道。要拯救这种颓风，除了恢复古圣先贤的礼教外，恐怕没有其他方法了。前辈觉得呢？”

    孔子的这一席话，充满了积极和热情的态度，却不免有些急陈和自负。这和孔子的年龄有很大关系，他当时满怀救世之心，但终究过于年轻，在求知和修养方面，还远远不够，需要一种更为宽大的胸襟和精神内涵方面更为深刻的审察。

    老子的思想虽然较为消极，但他对于人民的疾苦确实深为同情，对文明的崩坏也极为关切。

    老子慈祥、诚挚地告诉孔子说：“你所说的古圣先贤早已作古，只怕连骨头都已腐朽成灰，现世只不过留下了他们的一些话而已。古人所谓‘良贾深藏若无。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一个善于经商的生意人，他不会把所有的货品都摆出来亮相，而只是陈列一小部分，看起来好像存货不多的样子。同理，一个具有良好德行的君子，外貌上看来，是会有点愚钝的。因此，我奉劝你，你的理想固然没错，可是万不可带有骄气或操之过急，否则的话，白白耗费你的时间和精力，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能告诉你的就只有这些而已，你自己斟酌吧。”

    老子这番训诲，对孔子来说，可谓受益匪浅。

    这次游历洛阳，孔子和敬叔在各地参观了几日之后，就一起去拜访老子。

    孔子已不复初见时的急陈和自负，而是更加稳重而谦和，他向老子请教礼、乐和道德方面的知识。

    老子说：“二位远道而来问我礼、乐之事，说来惭愧，礼和道德，我还知道一点。至于乐，自从尧、舜、禹、汤以来，古乐、今乐，实在太过繁杂，乐是宴饮祭祀时的必备，我不是乐官，所以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不敢随便回答二位。不过，我有个好朋友，他叫苌弘，他家世代为朝廷乐官，他本人也极其精通音律。以后有机会，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到时候你们可以直接问他。”

    孔子拱手作礼相谢，然后询问老子：“今礼与古礼相比，怎么样？”

    老子微微叹气，说道：“今礼自然不及古礼。周公辅佐成王所制定的古礼，在周朝隆盛时，上至君王，下到平民，都谨遵恪守，无敢不从。可是自从迁都洛阳以来，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自称雄，古礼一天天泯没，到如今更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了，真是令人惋惜遗憾啊！”

    孔子继续问：“古礼都包括哪些礼制呢？我知道的太过零散，不能融会贯通，还请夫子指点一二。”

    老子先阐述了礼制的重要性，他说：“礼制是关系国家治乱兴衰的大事。从前禹、汤、文、武在位时都能秉礼治国，所以国家昌盛，百姓安乐；而幽王、厉王则正好相反。由此看来，礼制问题实在应该受到君王的重视。”

    接着，老子开始详细解释各种礼制，其中有一项郊社引起了孔子的浓厚兴趣。因为当时鲁国遵奉周公遗制，只在春季举行社祭，而没有在冬季举行过郊祭。

    郊社指两种祭祀形式，郊祭祭天，一般在冬至于国都南郊举行；社祭祭地，一般在惊蛰于国都北郊举行。目的都是祈祷风调雨顺，农事丰收。

    在古人的观念中，南方为阳位，所以在南郊祭天；天圆，所以南郊的祭坛筑成圆形，称为“圆丘”。北方为阴位，所以在北郊祭地；地方，所以北郊的祭坛筑成方形，称为“方丘”。祭天地自古以来就是天子的特权，历来都由皇帝亲自主持。皇帝如果因事不能亲祭，可以派人代劳，但还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

    郊社举行的间隔时间，历代各有不同，有的一岁一祭，有的三年一祭。国家有大丧时，可以暂停其他祭祀活动，却不能停止郊社。每逢郊社，包括皇帝在内，凡参加的王公贵族以及神职人员都必须先行斋戒。由皇宫通往南北祭坛的大道，也要预先清扫干净，而且沿路要点燃火炬。

    孔子又再请教说：“以前我在家乡的时候，曾听郯子说过，居家有礼则长幼分，闺门有礼则三族和，朝廷有礼则官爵尊，田猎有礼则戎事闲，军旅有礼则武功成。如果这五样统统无礼，将会怎么样呢？”

    “将会像盲者没有人搀扶，胡乱瞎闯一样，又好比一个人在昏暗中摸索，会进退失据，手足不知所措，那可是极其危险的啊！”

    老子知道孔子是一位虚心求知的年轻学者，因此，对于他的发问，每每不厌其烦，详细地予以阐释，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当孔子结束这次拜访，向老子辞行时，老子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一番话，他说：“有钱人为别人送行时，多半是会赠送钱财的。我不是有钱人，只有一些学问和道德上的虚名罢了，就送你几句话作为礼物吧。我知道你一直在钻研古人的东西，其中也的确有借鉴意义，但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说的那样：古人已死，连尸骨都已腐朽成灰。希望你不要一味地死守着古人留下的那几句话，而是应该加以活用。毕竟时代不同，情况有异，我想你是懂得这层道理的。

    “此外，世间很多有聪明才智的人，他们能洞察先机，揣测别人的想法，却往往招来杀身之祸，不得善终。这是因为他们常常喜欢批评别人的是非、好管闲事。还有一些滔滔雄辩、头脑灵活的人，他们也总是处在烦恼之中，甚至无法保全自身。这是因为他们喜欢谈论别人的长短，揭发他人的隐私。

    “所以，在家的时候，要尽量孝顺父母，尊重长辈，爱护幼小；出去做官的时候，要尽忠职守，施行仁政，善待百姓。君主能采纳你的诤言，当然最好；如果不能采纳，那就算了。听则仕，不听则退。我所要说的，也就是这些了。”

    孔子很感激老子的忠告，他表示会铭记在心，终生不忘。

    后来，孔子曾回忆起他与老子的几次交谈，他对弟子们说：“我们都知道鸟善飞，鱼善游，兽善走。善走的兽类可以用网或兽夹来捉它，善游的鱼类可以用钓绳来捕它，善飞的鸟类可以用弓箭来射它，唯有乘风云而升到天上的龙，是奈何不得的。自从我见到老子以后，我觉得他就是龙一般的人物。”

    学乐于苌弘

    孔子和敬叔告别老子之后，依照老子的指示，来到苌弘的处所，直接登门造访。

    苌弘，字叔，在周王室大臣刘文公手下任大夫，主要任务是观测天象、推演历法、占卜凶吉等。他博学多才，知天文地理，精星象音律，一生忠于周王室，最后却做了王室的替死鬼。据说，苌弘死后三年，他的血化成了碧玉。所谓“苌弘化碧”即由此而来。

    苌弘一听是孔子来访，马上出门相迎。

    宾主坐定，一番寒暄过后，孔子神色庄严、态度诚恳地请教他关于“武乐”的问题。

    孔子说：“武乐实在深奥，我很愚钝，不明白它的意旨。请问武王作武乐的目的是什么呢？”

    苌弘答道：“当年武王伐纣时，怕将士们不能长久地敬服他，因此，作这样的乐歌以警戒士兵。”

    “我听说，武乐分为六成，请您讲解一下。”

    “武乐是表彰周灭殷纣的功绩，共有六成：第一成出兵伐纣，第二成灭商，第三成开国，第四成南方各诸侯国归顺，第五成分封而治，第六成歌颂天子的圣德。这是武乐之大成。”

    孔子又问：“武乐与韶乐，哪一种比较好？”

    “武是武王的乐名，主要颂扬武功；韶是舜的乐名，是一种雅乐，主要用于祭祀、朝会、宴会等场合。如果以这两个人的功业而论，舜是继尧之后治理国事的仁君，武王则是伐纣以救民的圣主，可以说不分伯仲。不过，就乐论乐来说，韶乐的声音宏盛，字义尽美，比较大气；武乐的声容虽美，但歌调较为晦涩，稍逊于韶乐。所以总的来说，武乐尽美却不尽善，而韶乐可称得上是尽善尽美。”

    这一番理论，孔子之前闻所未闻，因此喜不自胜。

    多年以后，苌弘与别人谈论孔子时，曾夸赞孔子说：“从鲁国来的孔仲尼，生得一副异相，他的眼眶上下平而长，额头突出，很像黄帝；他手臂很长，背部弯曲像龟，且身长九尺六寸，很像成汤。他言谈之间，总是称颂先王、赞扬古人，态度谦逊，博学多能，简直是无所不识，无所不通。他具有圣人的仪表，也具有圣人的品行，可以说是圣人再世。”

    避内乱，前往齐国

    孔子仅仅在洛阳逗留了不到一年，就束装回国。

    回国后，他和敬叔前往鲁昭公处复命。鲁昭公见孔子年纪轻轻，却仪态出众，神色庄严，问及游学的经过和心得时，孔子思路清晰，对答得体，因此极为欣赏他。此后孔子的声名更盛，慕名前来求教的弟子日益增多。

    孔子和敬叔在洛阳游学期间，鲁国国内已是危机四伏。当时鲁国有三大公卿，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因为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裔，所以称之为三桓。三桓各自培植私党多年，跋扈弄权，彼此明争暗斗，鲁君的势力早就衰落不振，国势岌岌可危。

    三桓中以季孙氏最为跋扈，当时季孙氏的宗主是季平子。

    季平子曾在自己的庭院里宴请宾客时，使用天子专用的礼乐，其骄横大胆、骄狂跋扈，可想而知。

    鲁昭公终于忍无可忍，于公元前517年9月，亲率大军征讨。季平子没有想到鲁昭公会如此，仓皇间溃败而逃。

    孟孙氏和叔孙氏本来对季孙氏的日益强大心生妒忌，但一看到鲁昭公不念旧情，大肆讨伐，不免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感。因此，三桓联合起来对抗鲁昭公，如此一来，胜败之势，不问可知了。

    鲁昭公狼狈地带着弟弟和三个儿子以及少数亲信，逃往邻近的齐国。

    这时候，孔子35岁。他一向主张君臣各安己道，如今看到君主被权臣所逐，心中自然十分难过。他一心想让国君重返国门，以恢复政体，于是打算到齐国走一趟，展开一些政治活动。

    齐国位于鲁国东部，也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齐国是当时的大国，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且有渔盐之利。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时，齐国有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经过他的整顿治理，齐国成为当时一等强国。如今是齐景公（前547—前490年在位）当政，他手下的晏婴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以节俭力行而闻名，因此，齐国政局安定，富庶繁荣。

    孔子把家里的事情略作安排后，就率领颜回、子路等十几个弟子向齐国进发。

    五岳之一的泰山位于鲁国与齐国之间。当孔子等一行人路过泰山附近时，看到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外，竟有一个少妇跪在一座坟前，悲悲切切地啼哭。孔子命子路前去询问。

    子路走了过去，以关切而同情的口吻问道：“你有什么伤心事吗？这里虎狼出没无常，很不安全。”

    那妇人抬起头来，又是感激又是哀痛地说道：“谢谢你的关怀。我的公公和我的丈夫不久之前都被老虎咬死了。昨天，我唯一的儿子也被老虎咬死了。我现在无依无靠，怎么能不伤心呢？”

    子路不免好奇地问道：“既然你的公公和丈夫都曾经被老虎咬死，那你就该从这个危险的地方搬走，那你的儿子也就可以保住了。”

    妇人回答说：“我住的地方虽然常有虎狼出没，可是这里政治清明，没有贪官污吏，土匪流寇也很少，所以，我一直不想搬走。”

    子路把妇人的话一五一十地向老师报告。孔子慨叹地告诫弟子们说：“你们要记住，对老百姓来说，暴政比老虎更可怕。你们将来如果出仕为官，一定要施行仁政，善待百姓！”

    这就是著名的“苛政猛于虎也”的故事。

    孔子一行人继续前进，越过泰山以后，就到达了齐国的都城临淄。齐景公早已接到报告，所以就先派人在城外等候。五年前，齐景公和晏婴曾到鲁国访问，那时就已经和孔子见过面了。当时齐景公曾经问孔子说：“从前的秦国，幅员不大，又地处偏僻，何以能够称霸一方呢？”

    孔子回答：“秦国虽然幅员不大，可是人民都很有志气；地方虽然偏僻，但政治修明，立法无私，令出必行。再说，秦穆公（前659—前621年在位）礼贤下士，任人唯贤。就拿百里奚来说，他不过是一个牧牛的奴隶，秦穆公和他倾谈之后，发现了他的才干，用五张羊皮将他从楚国换来，破格拔擢，任命为宰相。百里奚在任七年，勤勉政事，推行周朝的官制和朝仪，兴教化，启民智，友邻邦，终于使秦国称霸。秦国的富强，绝非偶然。”

    孔子的这番话给齐景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一次，鲁国内乱，鲁昭公出奔到齐国。因为两国一直有姻亲关系，所以齐景公对鲁昭公非常照顾。现在听说孔子也到齐国来了，他马上派大夫高昭子前往迎接。高昭子当年曾随景公一起访问鲁国，所以与孔子相识甚久。他仰慕孔子的学识和人品，对孔子礼敬有加，并结为至交。

    旧友相逢，本来应该秉烛夜谈，畅叙离情。但鲁昭公有难，孔子自然心事重重，忧虑万分。高昭子告诉孔子说，鲁昭公在齐国已经受到妥善的安置，请他放心，并当晚为孔子设宴洗尘。

    齐景公很快就接见了孔子。他先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直言不讳地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子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各自坚守应该遵循的道，地位持久有序，才能保持稳定，这是为政的根本。”

    孔子的这几句话，是针砭时弊，有感而发，严正而带有警惕意味。齐景公当年被崔氏和庆氏两大家族拥立为君，之后一直是崔、庆两家专揽朝政。后来崔氏内乱，庆氏借平乱之机尽数诛杀崔氏一族，此后庆氏一家独大，专权揽政。没有多久，庆氏又被田氏所灭，齐国的实权就此掌握在田氏之手。这种情形和鲁国的三桓几乎一模一样。此时，齐国内乱方平，齐景公也刚刚亲理朝政没有多久。

    接着，景公又问，除了以上几点外，还应该注意些什么。

    孔子说：“在于节财。”

    这也是针对齐国的奢靡浪费、赋税太重而言。齐国濒临大海，海岸线很长，物产丰富，尤其盛产盐，这一部分的收入相当可观。但是景公仍不满足，还向人民征收重税，弄得国内叫苦连天，民怨四起。力行节约，减轻赋税，自然能够得民心，政权也会更加稳固。

    孔子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劝谏齐景公。可是景公只是夸奖孔子在为政之道上的学识，却没有联系到齐国现状。由此，孔子发现齐景公到底不是一个能够反省检讨的贤君，不免有些失望。

    离齐返鲁

    当时齐国的宰相晏婴和郑国的子产、吴国的季子被称为“三贤”。晏婴也是随齐景公访鲁的时候认识了孔子。

    晏婴，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其为平仲。他富于机智，口才极好，“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故事流传甚广。晏婴平时与人交往时，推心置腹，谦和有礼，很够交情，所以深受人们的尊敬。孔子曾经赞誉他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就是因为齐国有高昭子和晏婴这两位老朋友，孔子才来到齐国。他希望能够在齐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协助鲁昭公返国，恢复过去的秩序。如今一看，齐景公实非明君，孔子不由得生出了离开齐国的念头。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使孔子下定决心离开齐国，那就是晏婴对他的妒忌和排挤。

    关于晏婴排挤孔子这件事，前人的史书中一直存疑。钱穆的《孔子传》中也认为此事不足信。

    无论如何，孔子知道自己在齐国是很难有所作为了。不过，孔子在齐国期间，也有一些值得一提的收获。

    其一是，高昭子对他的友谊。孔子决定要离开齐国时，高昭子曾挽留说：“您一心想要辅佐鲁君，即便不能称雄天下，也希望可以成为诸侯中的强国。这样的理想很伟大，我非常钦敬您。但是目前鲁国的形势实在是难以让您实现理想。我听说三桓已经拥立新君继位，称定公，他毫无实权，只是主管一些祭祀的事，徒具虚名而已。

    “其实就您的先祖而论，宋才是您的祖国。可惜，宋国自襄公以来，国势渐弱，如今还不如鲁国，只怕更没有什么作为了。依我看，您如果想成就功业，还是留在齐国最为合适。齐国自管仲助桓公称霸以来，国势日强，府库充足。您辅佐景公成就霸业，可谓易如反掌。不如您再多考虑一下。”

    孔子说：“管仲是个仁人，他主张内尊周室、外攘夷狄，最难得的是，他能够不起兵乱，便助桓公称霸于诸侯。管仲应该受到万民的称颂。如果没有他，桓公不但不能成就霸业，周朝的天下怕是也会成为夷狄的天下，那时候，我们就只能披头散发，穿夷狄的服饰，变成夷狄百姓了。”

    其二是，孔子在齐得以专心学习韶乐。《论语》上说，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但他对韶乐仍然有困惑的地方。有一次，吴国派季子出使齐国，高昭子曾替他们引见。孔子向季子阐明了自己的困惑，他说：“我到齐国以后，亲自听到了韶乐，确实优美无比。可是，有一件事，我始终深感不解，想向您请教。”

    季子说：“不敢当，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请说吧。”

    “请问，韶乐在前，武乐在后，武王为什么不仿效韶乐，而偏偏作这种声容不大、歌意晦涩的武乐呢？”

    “这是因为他们的处境不同。当年尧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舜，后来又把天下禅让给他。舜一直处于顺境，他作《南风歌》，不仅声容宏大，而且歌中充满了快乐。后人听到韶乐，完全可以想象出舜盛德化民的场景。

    “至于武王，他出兵伐纣时，军中带着文王的牌位。行军途中，曾有人拦马谏诤，说做臣子的不可以伐君。商纣虽然暴虐无道，但是武王仍然摆脱不了以臣伐君的批评。对武王来说，他处于逆境。在这种情况下作乐记功，自然不能过分彰显自己的功德，也不能尽情描述商纣的罪恶，所以武乐就显得吞吞吐吐、曲折难解，令人感到晦涩了。”

    季子这一番剖析，真是精辟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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