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春秋

    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室衰微，诗书缺，礼乐废，因此，他的晚年除了教育弟子外，就利用空暇时间整理古时候的诗书。他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多年的诗歌305篇整理成册，并按用途和音乐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

    孔子晚年时，尤其喜欢《易经》，简直爱不释手，每天都要翻阅。《易经》相传是伏羲与周文王根据《河图》《洛书》演绎并加以总结概括而来，是我国最古老的占卜术原著，其中蕴涵了很多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问题。

    孔子曾叹息着说：“假如老天爷再让我多活几年就好了，我可以仔细地研究《易经》，这样死后也就不会有什么遗憾了！”孔子后来对《易经》里关于人生哲理的内容有很多阐发，所以有一种说法：流传后世的《易经》是伏羲、文王、孔子所作，即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所谓“十翼”，就是孔子对《易经》的阐释，这些流传后世，使得《易经》由卜筮的书籍变成了包含深远哲理的书籍。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经典几乎被焚毁殆尽。由于《易经》被认为是卜筮的书，因而得以保存下来，未曾遭受祝融的厄运。

    孔子除了整理《诗经》、阐释《易经》外，还着力研究周朝的礼乐。诗书礼乐就是孔子教授弟子的主要内容。孔子自杏坛讲学以来，先后教授的弟子共达3000人，其中身通六艺者72人，被称为“孔门七十二贤”，颜回、子路等都名列其中。

    孔子对礼乐有着执著不懈的追求，也有着很独到的见解。他曾经和鲁国的乐官谈论乐的问题。孔子说：“音乐的演奏，其擎音节奏的全部过程是可以知道的。一开始，各种乐器一起演奏，接着放开音量，清浊高下立现，却又互相和谐，宫是宫，商是商，不相混乱而节奏分明地连续不绝，直到一支乐曲终了。”

    除了学问的积累，孔子还很注重人格修养。他经过长时期的磨炼，已经成为当代的圣人。孔子在与自己的乡里人相处时，态度温和恭顺，一副老实不爱说话的样子。但在宗庙里或朝堂上，需要讲究礼法或决定政事的时候，孔子则详详细细地问、明明白白地解说，丝毫都不含糊。不过，这时候孔子的发言也总是很谨慎。

    孔子在朝廷上和品阶低一点的下大夫交谈时，态度和蔼而刚直；和品阶相对较高的上大夫交谈时，中正适度，和颜悦色中带着不可侵犯的样子。当国君临朝时，他则恭恭敬敬，威仪适当而合乎礼仪。

    日常生活中的孔子，对饮食要求得很精细，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米饭是养生的必需品，最好精致而白皙；鱼和肉类最好切得小一些、细一些，因为切得太大，难以咀嚼，不合卫生。饭太热、太湿的时候，不吃；鱼肉变味了或腐败了，不吃；食物的颜色跟平常不一样，不吃；食物有怪味恶臭，不吃；烹调失宜、不生不熟的食物，不吃；不是三餐正常的时间，不吃；街上买来的现成的酒菜，可能不卫生、不干净，不吃。即便饭桌上肉类很多，也不能食用超过平时的量。喝酒虽没有定量，但不能喝醉。不管吃任何东西，都保持定量，绝不多食。姜能除秽恶、驱风寒，所以要经常备着，饭后也不撤去。

    祭祀后，分配到的肉，要马上分送给别人，不能留到隔宿，因为会腐败，有碍健康。

    孔子在吃饭的时候，绝不说话，必须保持肃静；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

    虽然有时候吃的是粗饭、菜汤，孔子也会先拿出一部分祭祀先人，而且态度恭敬严肃。

    如果遇到朋友不幸死亡，没有家属亲人料理丧葬事宜时，孔子就会主动地负起殡葬的责任。

    朋友有所馈赠时，除非是祭肉，否则即使是贵重的车马，孔子也绝不拜受。不接受礼赠是孔子刚直的表现，独独可以接受祭肉，则是因为这表示敬重朋友的祖先。

    孔子睡觉时，不挺直四肢仰卧，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姿势像尸体。

    孔子平时在家里时，仪容整洁，却从不故意装出肃穆的样子，态度上也很随和。

    他看到穿着丧服的人，即使是平素很亲近的熟人，也会马上作出一副悲伤的样子表示哀悼。他遇见戴着礼帽的大夫或是盲人，虽然经常见面，也仍然以礼相待。

    有时候，孔子坐车外出。上车前，他一定端端正正地站着，手拉车上的绳索。坐进车子以后，不回头看，不高声说话，也不向窗外指指点点。如果在路上遇到穿丧服的人，他总要站起身来，手扶车上的横木，弯身以示对死者的敬意。

    这就是万世师表，伟大圣人的生活态度。

    公元前481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孔子71岁那一年的冬天，哀公要到大野狩猎。

    当时，国君狩猎是一桩大事，非常隆重。大夫和贵族们都得参加，孔子也在被邀请之列。

    大野，又名巨野，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北面。当时是个沼泽地区，各种鸟兽非常多。

    君臣到傍晚时，已经猎得不少鸟兽，哀公极为高兴。不一会儿，叔孙氏策马奔来，报告哀公说，他的手下猎得一头怪兽，从未见过，不知道名称，请哀公看看。

    哀公命人将那头怪兽抬来，只见它的外形有点像鹿，但是体形比鹿大得多；尾巴像牛，蹄子又像马；头上还生了一个角；背部的毛五彩缤纷，非常漂亮；腹部的毛是淡黄色的。大家看了都啧啧称奇，却没有一个认识，谁都说不出它的名字。

    季孙氏认为，出现了怪物，这是天降异兆，不祥。

    哀公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这动物如此少有，或许是祥瑞的象征，于是立刻吩咐人去把孔子请来。孔子当时正准备和几个弟子回城，听到哀公召请，就赶忙前往。

    孔子只见一群人围在那里，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一会儿怪兽，一会儿不祥，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哀公见孔子来到，命众人让开，让孔子去辨认那头怪兽。

    孔子一看，不觉大惊，启奏哀公说：“这是麒麟。”

    哀公听说是麒麟，大喜，果然是吉祥之物。可是大喜之后未免觉得可惜，因为这头麒麟已经死了，要不然带回宫中豢养以供玩赏，那该多好。

    哀公一国诸侯而已，竟妄想豢养麒麟这种灵兽，也不怕自己消受不起。

    先不说哀公的心思，且说孔子见到这只被杀的麒麟后，先是一惊，继而悲从中来。

    当他辞过哀公，转身返回自己的车时，禁不住以袖拭泪，叹息着说：“吾道穷矣！”

    随侍在侧的子贡看到夫子如此哀伤，不禁感到惶惑不解。他说：“夫子，我听说麒麟是一种仁兽，它的出现是祥瑞之兆。您为什么反倒如此悲伤呢？”

    孔子告诉他说：“子贡你说得不错，麒麟确是仁兽，它的出现，象征明君在位，国运亨通。尧舜时代，麒麟曾出现在郊外，百姓虽然见它长得凶猛，却都不敢伤害它。周朝的时候，凤凰鸣于岐山。这些灵兽都是出现在圣明之世，否则，就会一直隐匿不出。如今并没有明君在世，它却出现了，还死于佣仆之手，你说这怎么能不令人慨叹呢？”

    子贡又问道：“那夫子刚才因麒麟之死而自叹道穷，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孔子长叹一声，说道：“我就好比是那麒麟，出现得不是时候，因而遭害。所以，我的主张也将穷尽，没有人知道我了。”

    子贡说：“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夫子呢？夫子的学说一定会流传后世的。”

    孔子说：“我不能被世俗所接纳，不能被君王所任用，但我并不怨恨天，也不怪任何人，只是专心学习学问和为人处世，从浅近处下工夫。经过这么多年，这才渐渐领悟到天理，天总会知道我的。”

    孔子出生之前的时代，历史文献的不足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曾说过：“夏代的礼制，我还能说出一个大概来，可惜夏的后代杞国所保存的文献太少，已经没法考证了。殷商的礼制，我也能说出一个大概，可惜商的后代宋国所保存的文献太少，已经没法考证了。如果两国的典籍、人物都充足的话，就能证实我所说的一切了。”

    孔子出生的时代，周朝的文献资料很丰富。他曾说：“周代文化继承夏、殷两代，所以更为完备而灿烂。这也是我推崇周公的原因之一。”

    在孔子看来，周公是周代文化的奠基人，他一直想效仿周公，并一直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孔子的心里一直有一套政治及文化建设的蓝图。他曾说过：“如果齐国能够好好地变革，就可达到鲁国的程度；鲁国如果再好好地变革的话，就可达到近乎理想的王道境界了。”

    孔子认为齐国是太公之后，自齐桓公称霸以来，政治上日渐急功近利，喜欢用精巧诡诈的方法来治理内政外交；鲁国是周公之后，虽然国力逐渐衰弱，但是重礼教、崇信义的优良传统作风仍胜过其他各国。不单是齐、鲁两国大有可为，就算是其他国家，不论大小，哪怕小至百里之地，仍然有望，问题只是肯为与不肯为而已。这就是孔子耗费了14年的光阴，风尘仆仆奔走于各国，希望自己的理想能实现的主要原因。

    结果曲高和寡，孔子的治国理想到处不能见容，于是只好回到故乡来教育弟子，著书立言。

    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室衰微，圣贤之道几乎已经被世人忘记，天下一片混乱。家臣弑主、大夫篡君、权臣专横、武将跋扈，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足为怪。至于一般的老百姓，赋税已经很重了，还得常常为贵族服劳役，或者被征调到各地参与战争，万一遇到水、旱天灾，更是求告无门，苦不堪言。

    一向具有悲悯胸怀的孔子，以天下为己任，他希望改革政治，上位者清廉自持，爱护人民，善待百姓；一般人民知廉耻、重信义，守法安分，共享安康。这是孔子周游列国的另一个原因。

    他的政治理想最后终究不能实现，于是倦游归鲁。此时的鲁国内部，依然混乱如麻，君主懦弱、权臣嚣张。孔子痛心之余，开始着手编写《春秋》。

    《春秋》一书是鲁国的史记，上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这是一部记录12位君主，共计242年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其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春秋》是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编年史。有关历史事件、天文景象（日食、月食等）发生的年、月、日都有明确的记载。它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这在2000年以前，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孔子把他的一套“王道”理想，寄托于这本著作中。例如，吴、楚两国尚属蛮夷之邦，却自称为“王”，在《春秋》里，孔子把它们贬称为“子”。又如晋国曾叫周天子去朝拜晋君，这是僭乱行为，如果照写，不仅损害了周天子的尊严，更是告诉后人，这是一个没有是非公道可言的时代。强权如果至高无上，能操纵一切，那么，掌权者就会任意妄为，天下也将永无安宁之日了。

    在政治上或社会里，应该有一套合理的规则可行，这种规则是基于人性和道德予以制订的，绝不能由强权自行决定。周天子虽无实权，但名分上毕竟是天子。这种名分大义，不容不遵守。

    基于孔子的以上观点，《春秋》不全是客观的事实记录，而是有他一套主观的立场。凡是值得鼓励的，竭力予以宣扬；至于乱臣贼子，则予以笔伐。

    当年孔子出仕为官时，在文辞方面，多半与别人商量后才下笔，并不独断专行、坚持己见。唯独写《春秋》时完全依照自己的思想，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可说是千锤百炼，一字不苟，可见孔子对这部著作的重视。

    他曾经对弟子们说：“后世的人们，可能因这部书而知道我孔丘这样一个人，也可能因这部书而责骂我。这些都留给后世去印证吧。”

    仁

    关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用一个“仁”字来概括。

    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的集中体现。全书共400多章，据清人阮元统计，其中有58章谈到“仁”，几乎占了全书的八分之一。由此可见，仁，是孔子的中心思想。孔子将其作为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道德情操的准绳。

    孔子曾说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要经常保持仁心，即使是在吃一顿饭的时间，也不能做有违仁德的事；急遽慌忙时，其心要在仁；偃仆之际，遭遇危险，甚至面临死亡之际，其心也要在仁。即仁的品德必须贯彻始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如此。

    孔子曾对曾子说：“参啊，我平日所讲的道，可以用一理把它贯通起来。”

    曾子说：“夫子的道理，就是忠、恕二字而已。”

    曾子，名参，字子舆，“孔门七十二贤”之一，16岁时拜孔子为师，一生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他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

    曾子此处用“忠”“恕”两字引申概括孔子的思想，可以说是十分准确而精辟。

    忠就是尽己，恕就是推己。宋代著名哲学家陆九渊曾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这句话很好理解，就是把宇宙万物的事都当成是自己分内的事。可谓是“尽己”的极致。推己则在《论语》中就有所阐释，比如我们很熟悉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忠”和“恕”其实也是“仁”的一部分。仁，可说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的总称。明道就是行仁，对父母为孝、对兄长为悌、对友人为信、对国家为忠。举凡孝悌、信实、宽厚、温良、俭让、勤敏、施惠、廉耻、刚毅、智勇、博爱等无不包含在内。《论语》一书就是一部论“仁”之书，是孔子全部精神的总结和概括。

    “仁”不仅仅是孔子主张的一种理论、一种态度，还是他切实身体力行的一种实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言行和训勉弟子的话里看出来。

    例如，《论语·里仁篇》中的“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养成了仁德，那就不会去做坏事，既不会犯上作乱、为非作恶，也不会骄奢淫逸、随心所欲，而是可以做一些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的善事。

    又如，《论语·卫灵公篇》中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句话的意思是，凡有志气和有道德的人，没有哪个是为了求生而失德的，只有用生命来争取真理的。

    说到“杀身成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孔子的弟子子路了。他只比孔子小九岁，生性坦率鲁莽，时常受孔子的申斥。可是后来，他死于卫太子蒯聩之乱时，虽遍体鳞伤，满身是血，知道自己终将殉职，仍系好帽缨，从容就死。他这种忠勇而临难不惧的精神，真可谓是“杀身成仁”的典范。

    孔子自身确实做到了“克己复礼”“无终食之间违仁”。他周游列国时，风尘仆仆，席不暇暖，不仅旅途劳顿，而且经历了多次危险。有时候，还会受到讥讽、揶揄，或陷入绝粮困境。可是，他丝毫没有气馁，“虽百死而犹未悔”，真可说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在于“仁”的实践而已。

    前面已经讲过，孔子的教育方法讲究因材施教，在引导弟子德行、使他们往“仁”上发展时，孔子也视弟子的禀赋、习性、生活环境等因材施教。

    譬如，子路性情豪迈而好勇，孔子认为他才华外露，必须加以收敛，因此，告诉他说：“公正无欲、果敢坚忍、性情质朴、说话迟钝，这四种品质都近乎仁。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加深自己的修养。”

    樊迟曾几次向孔子问仁。一次，孔子说：“日常起居要恭，做事要敬，待人要忠。以上三点，即使到了蛮夷之邦，也不可废弃。”

    另一次，孔子的回答是：“爱护众人。”

    还有一次孔子说：“有仁德的人，要比别人先吃苦，在收获回报时则退居人后。”

    孔子这前后几次不一样的回答，是因时、因地而异，并没有一成不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具体的言行怎样，“仁”是最核心的要求。

    仲弓向孔子问仁，孔子说：“出门办事如同去接待贵宾，使唤百姓如同去进行重大的祭祀，都要认真严肃。自己不愿意要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做到在诸侯的朝廷上不怨恨什么，在卿大夫的封地里也不怨恨什么。”

    颜回问仁时，孔子说：“克制自己的私欲，一切都照着礼制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如果有一天能切实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天下的人都会称赞你是个仁者，能契合仁道。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

    颜回继续问到具体实践应该注意的方面，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凡是不符合礼制规定的就不看、不听、不说、不做。在孔门弟子中，子张大大咧咧，自视甚高。曾子曾经批评他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游也曾批评他：“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意思是说，子张很有才华，道德品行良好，也算难得的了，但还是没有达到“仁”的境界。孔子自然也能看出来子张的缺点所在。

    有一次，子张向孔子问仁时，孔子乘机教育他说：“能够做到下面这五点，便算是仁了。这五点就是：恭、宽、信、敏、惠。对人恭敬，便不会被人轻视和冒犯；待人宽厚，就能够获得众人喜爱和拥戴；讲求信实，别人就会信任你；做事勤敏，便容易成功；施惠于人，别人才会心悦诚服地为你效劳。”

    从上面这些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仁”的阐释是多方面的。“仁”还被孔子赋予了一定的政治意义，他认为，为政要小心谨慎，不积极从政就不能算是仁君。而仁与不仁是关乎国家能不能守住的重要问题。他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泣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泣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凭借聪明才智得到它，但没有仁德保持它，即使得到，也一定会失去；凭借聪明才智得到它，也有仁德保持它，不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那么百姓就会不敬；凭借聪明才智得到它，有仁德保持它，能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但行为不合礼制，那也是不完善的。到战国时期，这种政治意义被孟子进一步发展为“仁政”，并且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措施和方案。

    孔子把人分为五个层次，也就是行仁的品第。除了品行沦丧有违仁德的小人不计外，依次是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

    那些被称做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原则和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颠三倒四。所结交的朋友也都是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庸人不会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他们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总是把持不住自己。

    士与君子，本是贵族的称号，在孔子创办平民教育之后，士与君子和平民逐渐处于同等地位，同样被加以教导。《论语》说到士人的语句不在少数，例如，“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由此可见，那些被称做士人的，有原则，有信念。虽不能精通天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们并不要求拥有很多学问和智慧，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他们的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们所完成的事业也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做这件事的原因、意义何在。他们的思想如此明确，言语如此扼要得当，做事如此有根有据，犹如人的精神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这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很难改变他，富贵对他未必有什么增益，贫贱对他也不一定有什么损失。这是士人，也就是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至于君子，《论语》中共提到80余次。例如，“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君子贞而不谅”，等等。

    君子的特征是，说话做事诚实守信，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却从不向人炫耀，通情达理，豁达明智，说话谨慎斟酌，从不武断。行为一致，坚守信仰，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他们显得平平常常，并没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但是想变成这样的人却十分困难。

    孔子告诉子路说：“如果有像臧武仲一样的智慧，像孟公绰一样的清廉寡欲，像卞庄子一样的勇敢，再加上冉有的技艺和礼乐的陶养和修饰，那一定就可以是个人格完备的君子了。”

    臧武仲、孟公绰、卞庄子都是鲁国的大夫，为人都很贤德。

    孔子接着又说：“现在的所谓的君子，已经不要求如此完备了。只要能够做到见利而想到义，遇到危难能从容付出自己的生命，和人相约，不管事隔多久，都不忘掉承诺，这就算是人格完备的君子了。”

    “贤”这个字，《礼记》中的解释是，“贤犹善也”，《说文解字》中说贤就是“有善行也”。

    孔子称赞伯夷、叔齐为贤，因为他们“求仁而得仁”。孔子又赞许颜回的贤，说他“三月不违仁”。

    可见贤人要以行仁为本，他们的品德要合乎法度，行为要合乎规定，言论要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道性要足以教化百姓。他们乐善好施，普济天下，能使人民富有，没有疾病和贫困。

    道德修养达到极致的人，被称为圣人，这可以说是行仁的最高境界了。

    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品德与天地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影，去无踪，变幻莫测，通达无阻。他们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都自然相处，融洽无间。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

    孔子曾经说过：“神明不测的圣人，我是见不到了，能够见到一个才德出众的君子，我也就满足了。”

    孔子晚年的时候，回忆他一生追求学问和道德的过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从15岁开始就一心向学；到了30岁，便能立定志向，不肯轻易改变；40岁时，对一切事理都能明白而没有疑惑；50岁的时候，就知道天命的道理了；60岁时，耳边听到什么，都能明白而自然贯通；70岁时就能随心所欲，而不会超越法度。

    孔子已经臻于仁的最高境界，无愧于“圣人”的称号。

    圣人辞世

    公元前479年，孔子73岁。他的健康情况已经一天不如一天，经常卧病在床。

    自从颜回死后，子贡是孔门中最得意的弟子。他在季孙氏手下做事，曾出使吴国。因为孔子身体不好，子贡便经常抽空来照料他。有一次，子贡又来探望孔子，远远便看见孔子正拄着拐杖，站在门口像在等什么人。孔子一见子贡来到，就对他说：“子贡，我非常想念你啊，你好像很久没来看望我了。”接着，孔子叹息着唱出一首歌，歌词的大意是：

    泰山就要崩颓了，

    梁柱快要折断了，

    哲人要像草木那样枯萎了！

    孔子唱完后，泪流满面。

    子贡知道，孔子丧妻丧子，又失去了两个很钟爱的弟子，心里十分悲伤。他听到孔子唱出如此忧伤的歌，不免有种不祥的预感。老师的病势沉重，恐将不久于人世。子贡身为弟子，虽然心急如焚，非常悲恸，但不敢在老师面前露出哀伤的表情，免得老师更加伤感，于是只好强颜欢笑，把孔子扶了进去。

    这时候，孔子又对子贡说：“天下无道，由来已久。我走遍各国，却没有人采用我的主张。我已老迈衰颓，无能为力了！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夏朝人的棺木在东阶上，周朝人的棺木在西阶上，殷朝人的棺木在正厅的两根大柱之间，而我则被放在两柱间受人祭奠。你知道，我的先祖是殷人，想必我是没有多久可活了。”

    子贡再也抑制不住，虽不敢放声痛哭，却也是泪如雨下，不能自已。他勉强安慰着说道：“夫子之道，是圣人大道，就算现在没有人肯采用，也一定会流传后世，被奉为经典的。这种梦境，怎么能当真呢？夫子虽然年老，可是精力还没有衰退，哪能抛下我们这些弟子呢？”

    七天之后，孔子在众弟子的环伺下，永辞这乱离之世，享年73岁。

    鲁哀公接到报告后，心里感觉十分对不起孔子，一时之间，感慨万分，特意亲笔写了一篇悼文，并颁布天下。这在古代被称为“颁赐诔辞”。悼文的大意是说，上天不可怜我，让这位老先生多活几年以辅助我完成中兴大业。如今撇下我一个人在位，孤独无依地承受一切。唉，我的尼父（指孔子），今后谁还能帮助我，我将向谁去请教啊！

    哀公的这篇悼文可以称得上是情真意切、言辞感人，但孔子的弟子们并不买账。

    子贡看了这篇悼文后，表现得非常愤慨。他说：“夫子在世的时候，鲁君不能任用他；现在夫子去世了，鲁君却颁赐诔辞来大加赞扬，还有什么用呢？何况，这悼文里言辞多不实，不合于礼。‘余一人’乃是天子的自称，他怎么可以僭越？他根本就不遵守本分。”

    子贡同情孔子生时不能见用于世，因此对鲁哀公的行为很愤慨，并加以抨击，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国君是不会轻易颁赐诔辞的，孔子之前只有周公死时，成王颁赐诔辞的唯一例子。鲁哀公这一次，倒确实是出于一番敬慕之情。子贡很可能是误会他了。

    孔子去世以后，弟子们经过一番商量，最后并没有把他葬在孔家的祖坟，而是选择曲阜北郊的泅水边作为墓地。

    孔子平日待弟子们如同亲生子侄，所以弟子们也就不约而同地效仿对待父亲的礼节，准备为孔子服丧三年。他们在墓旁搭建草庐，在那里日日追念老师。

    三年期满后，还有很多弟子不愿离去，又留住了一段时间，子贡便是其中之一。后来，墓地附近又搬来不少人家，形成了一个村落，取名为孔里。

    弟子们在守丧期间，将孔子平时教导他们的话，仔细地讨论辨正，然后一一记录下来，这就是留传后世的《论语》。

    《论语》集孔子一生言行实录和儒家学说之精华。从敦品为学、立身行道、处世接物，到治国平天下，凡此诸道，可谓包举无遗。说它是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者，似乎也不为过。日本人对孔子很是敬仰、崇拜，日本很多地方都建有孔庙，日本人对《论语》也推崇备至。西方各国现在对孔子的学说也非常重视，研究孔子学说的学者日见增多。弘扬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也遍布世界各地。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曾赞叹说：“《诗经》里有这样的话：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宽阔的大路令人遵循。尽管我不能达到那种境界，然而内心还是非常向往。我阅读孔子的书籍，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我也曾到过鲁地，观看孔子的宗庙厅堂、车辆服装、礼乐器物，儒生们按时在孔子故居演习礼仪，这些都使我流连忘返。天下有很多君王和贤人，生前荣耀一时，死后也就一了百了。只有孔子，他虽然是个平民，却名声流传了十几代，学者们都很尊崇他。上到天子王侯，下到平民百姓，中原地区凡是讲习六艺的，都要以孔子的学说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孔子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孔子的学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兴盛起来，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延绵千年不绝。

    在唐朝开元二十七年，即公元739年，玄宗李隆基曾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弟子们也都有追赠。宋仁宗至和二年，即公元1055年，改“文宣”为“衍圣”。不光是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对孔子崇敬有加，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对孔子进行了追封。如公元1146年3月，西夏仁宗颁布诏令：“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元朝大德十一年，即公元1307年，成宗又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朝世宗嘉靖九年，即公元1530年，改尊为“至圣先师”。清朝顺治二年，即公元1645年，尊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1935年，民国政府尊为“大成至圣先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