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是知道他就是小说家康普顿·麦肯齐，你就会更了解他了，”西奥多拉说道。
“哦，你是说《不祥之街》？佩吉不让我看，说是会把我吓坏的。”
“詹姆斯先生可十分推崇，”西奥多拉现在已学会与詹姆斯夫人谈话时不用熟悉的昵称HJ。“这封信是福特·马多克·休弗来的，他去年出了一本特别棒的小说，叫《好士兵》，依我看比《不祥之街》写得更好，尽管它受到的关注少多了。”
“是啊，我就没听说过，”詹姆斯夫人说道，尽管她有些不以为然，但发函电者数量之多、函电质量之高，都让她印象深刻。不过亨利本人似乎对自己的荣誉已失去了兴趣。他闭着眼睛，一脸厌烦的神情，听她念着那些函电，每当她拿着函电凑上去想让他看看上面的签名时，他都不耐烦地把她的手推开。后来，她也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她叫来伯吉斯，把亨利的沙发推到起居室窗前。通常，看着过往的船只不知疲倦地划开棕色的泰晤士河河面，加上伯吉斯在一边耐心的陪伴，就能产生一种平静心情的效果。
第二天，詹姆斯夫人的女儿佩吉来了，她是圣诞夜从纽约动身的。她决心勇闯冬季的大洋，冒着被成群潜艇攻击的危险去看弥留之际的叔叔，这说明她对其感情至深。两人自一九〇〇年起就有了一段特殊的关系，当时她父母在欧洲大陆到处寻访温泉疗养地，以治疗她父亲的心脏疾病，就把她留在英格兰一处寄宿学校念书。这段时间里，她在兰姆舍过了两个圣诞节和其他的节日，亨利偶尔在伦敦见她，并领她去剧院、博物馆、电影放映厅等地方，尽全力减轻她的思乡之情。不幸的是，她遗传了詹姆斯家族的抑郁倾向，年纪轻轻就经历了一次和爱丽丝姨妈差不多同样岁数时经历的精神崩溃，起因显然是她哥哥比利结婚了。她重回英格兰，重回亨利身边，精神状况大为好转，实际上她已考虑在那里定居了，可是战争爆发，她只好回去了。一九一四年在火车轮渡上向她挥手告别的这位叔叔，尽管年事已高，尽管为战争深深苦恼，仍然是一位潇洒自信机智的文学家。现在，他躺在沙发上，像一条搁浅了的鲸鱼，无援无助，身患疾病，心烦意乱。她坐在沙发边，捏着他虚弱无力的手。见她来了，他显得十分高兴，但并不感到惊讶。
“佩吉，见到你真高兴，”他说道，“希望你父亲很快就能来，他是我在罗马唯一想见的人。”
“他今天以为自己在罗马，”詹姆斯夫人多余地解释道，“昨天是在都柏林，明天也许就是纽约了。”
詹姆斯夫人见女儿在这里住下了，心里着实高兴。总算有了个同盟，有了同胞，有了家庭成员，可以帮助她一起应付这一严峻时刻了。比如，佩吉完全支持她对西奥多拉·鲍桑格的态度，对这个秘书一直在和伊迪丝·华顿通信，感到怒不可遏。“那个女人和她丈夫离婚前的行为触犯了整个有教养的社会，”佩吉气冲冲地说，“特别是她和莫顿·富勒顿的关系，名声太不好了，我们决不该和她有来往。”
“我完全同意，”詹姆斯夫人说，“尽管她过去好像帮过亨利一些忙。她当然很有钱啦。”
“我们才不要她的钱，也不需要鲍桑格小姐来插手，”佩吉说道。
这样，可怜的西奥多拉比以前更加被排斥在家庭事务之外。伊迪丝·华顿发现从西奥多拉那里来的消息越来越少，猜测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写信给西奥多拉，让她去为她做秘书。西奥多拉反复考虑着。乍一看，这机会十分诱人，这可是进入五光十色的大都市的机会，那里到处是高级公寓、汽车和一流的旅馆，这些她迄今只有从外部匆匆一瞥。这似乎就是兰伯特·斯特莱瑟那句“尽情享受生活吧”所指的方向。但是最后，她还是婉拒了这一邀请。只要和华顿夫人见上一次，就足以让她明白这位夫人可怕的个性了。当她的秘书，就意味着当她的奴隶，无论生活条件如何奢华，主仆的价值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西奥多拉笃信基督教，并对神秘主义有一点兴趣（东西方传统并重），对非传统的行为尽管不像佩吉·詹姆斯那样持严厉批评态度，内心对华顿夫人的生活方式很不赞成。因此她礼貌地回绝了这个位子，说自己的法语不够好，而事实上她的法语极好。等她在HJ家的雇佣期限一满，不会太久了，她相信不难在某个政府部门找个职位，度过战争时期再说。眼下，尽管她无法做任何有用的事情，她还是决定留在目前的位子上。当詹姆斯夫人把当月工资交给她时，她写了张支票，把钱退了回去，说自己并没有工作，不能拿工资，但是老太太显然对自己的行为有些后悔，坚持要她把钱收下。
整个一月份，亨利的情况似乎比较稳定，“像个玩累了的孩子，不过很舒坦，很安逸，”这是爱丽丝在一封家信里的描述。他身体虚弱，但并无痛苦，脑子里出现的幻象都比较温和平顺。他说起和卡莱尔及其父亲在切因路拐角的店里喝茶，说话的口气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也许是看多了窗外河上拖船驳船汽船无休止地来来回回，他会想像自己就在船上。有一次，他被告知伯吉斯出门办事去了，他说：“真奇怪，伯吉斯怎么下船办事去了。”自战争结束仆人回来之后，他就一直直呼其名，而现在，他间或会叫他“伯吉斯·詹姆斯”，好像他在心里已经把他当作儿子收养下来了。只有当伯吉斯长时间不在身边时，他才变得烦躁不安。有时候，他的手会在床单上划来划去，好像在写着字体巨大的单词，全家人对他书信中这样的字迹相当熟悉。
日子静静地过去了，日常家务也变得很有节奏，顺当而有规律，这使詹姆斯家的两位女性感到可以偶尔出门轻松一下。一天傍晚，她们去约克公爵剧院看《彼得·潘》。詹姆斯夫人从未看过，对此十分好奇，佩吉则暗自认为，这差不多是西区不会让她母亲感到厌烦、生气或震惊的唯一一个娱乐节目。爱丽丝被这出戏迷倒了，向第二天来探望亨利的埃德蒙·戈斯热情推荐。她还提到说自己没听见亨利在元旦那天引用关于死亡是一桩很大很大的探险那句台词，戈斯告诉她，因为打仗，这句台词被删掉了。
“这我能理解，”佩吉冷冷地说道。
“巴里自己就因他收养的孩子中最年长的乔治死了而伤心不已，”戈斯说。
“这我倒一点不知道，”詹姆斯夫人说。
“我记得听人说起过，”佩吉说道，“戈斯先生，就给我们说说吧。”
“哦，好吧。他们是西尔维娅·卢埃林·戴维斯的孩子，西尔维娅是杜默里埃的女儿，”戈斯说着往座椅后一靠。他喜欢讲述这样的故事。亨利在自己房间里睡着，他们则在起居室里喝茶。“她嫁给了阿瑟·卢埃林·戴维斯，一位出庭律师，两人共有五个孩子。巴里在肯辛顿花园遇见奶妈带着的老大老二，当时他们还小，他立刻就喜欢上了这几个孩子。他经常给他们讲故事，做想像中的冒险游戏，事实上，《彼得·潘》的主意就是这样来的。他很快就成了这家人的密友。他自己没有孩子，你知道，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了……”
“不是有过一回离婚吗？”佩吉问道。
“是的，这件事让巴里很伤心……这样，卢埃林·戴维斯一家对他就像是自家人一样，事情一切正常，可偏偏阿瑟四十来岁时颌部长了一处癌，一次可怕的手术失败后死了。接着，西尔维娅几年之后也因患癌症去世，巴里就成了这五个孤儿的监护人。他一心全扑在这些孩子身上，从他们去伊顿，去剑桥，一切的一切……年龄最大的乔治，去年三月在弗兰德阵亡。遭了冷枪。他只有二十一岁。而就在一周不到之前，西尔维娅的哥哥居伊·杜默里埃在同一前线阵亡。居伊是位职业军人，一位中校。感谢上帝没让爱玛活着听到这一消息。”
“爱玛？”爱丽丝被这一串她所不熟悉的名字搞糊涂了。
“乔治·杜默里埃的遗孀。她目睹了两位年长些的女儿走在她前面，就是西尔维娅和特里克西，两个姑娘都十分可爱。如果让她再听说居伊和戴维斯的死讯，未免太残忍了。不过她本人去年一月就去世了。”他说着叹了口气，为这伤心的故事感到同情，那道灰白的络腮胡须似乎都垂了下来。“真是个不幸的家庭，特别是想到他们年轻时，一家人在一起有多么欢快有趣。我和他们很熟，当然啦，亨利和他们也很熟。可现在，看来所有家庭都有不幸的可能……我自己的儿子菲力浦，在弗兰德……”
两个女人喃喃着表示同情。
“感谢上帝，他不是战斗部队的，是救护车队的一名医生，在前线附近。”
“我真不明白这场可怕的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詹姆斯夫人说道。
“我认为一开始谁都不知道它是为了什么，”戈斯说道，“但现在我们很清楚在为什么而战，我们必须抵抗德国人的入侵。亨利从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他大力支持这个危难中的国家，真的很了不起。他申请英国公民身份时请我做他的介绍人，我感到十分荣幸。”
听到最后这句话，詹姆斯夫人脸上掠过一丝不赞同的神情，但是她只说了一句：“唉，我的年龄足以使我牢记内战[150]，和战争中所有阵亡的士兵。我只希望美国人能明智些，别卷入这场战争。”
“亨利肯定会坚决地反对您的观点，”戈斯说。
“哼，那并不是第一次，”詹姆斯夫人说道。
谈话出现了一阵停顿。
“我想也许我该走了，”戈斯说着站起身来，“亨利是不是不可能到白金汉宫亲自接受国王的嘉奖了？”
“恐怕根本不可能了，”詹姆斯夫人说，佩吉也随声附和着。
“那好，我会把这个情况传达给相关部门，”戈斯说，“肯定能把授奖仪式安排在这里的。”
于是在一月十九日，前英国驻美大使布莱斯勋爵和亨利的一位私人朋友来到卡莱尔公寓，在亨利的床边向他颁发功绩勋章。在简单的仪式上，受奖人几乎自始至终没有知觉，詹姆斯夫人替他发表了一个简短且相当别扭的答谢。她这么做，感到很不自在，而且并不仅因为她的共和党人原则。她不太明白该如何面对因亨利获得功绩勋章而起的阵阵喧闹，以及这一事件引发的蜂拥而至的名人电报和信件。她一直以为自己嫁的是两兄弟中更为出色的那位。威廉作为国际知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名声来得相对较晚，但相当稳定，而亨利则为保住他早年成功作家的地位一直在竭尽全力，至少，他的来信经常满是抱怨，不是销量可怜，就是评论愚蠢，再就是读者对他的作品了无兴趣。他为什么希望自己成为畅销书作家，这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他后期的作品，任何晚于《一位女士的画像》的作品，可读性很差，至少就她而言是这样，而且成了家族笑话。威廉不止一次告诉他，要想吸引广大读者，他就得写得简单些，直接些，可亨利的风格反而越来越精巧含混，为了出纽约版，他还把自己早期的小说改得一塌糊涂，结果成了意料中的彻底失败。至于他那注定会流产的想成为剧作家的企图，还是不说的更好。因此，按任何客观标准，把一切都考虑在内，他的一生都是失败和失望，可人们对他获得功绩勋章的反响，倒好像认为他真是一位大作家似的，认为他和威廉一样，是自己那一领域中的卓越人士。爱丽丝对这样的矛盾状况既困惑又气愤。当然啦，她是爱戴这位兄弟的，不然的话，也不会在此时赶到战火纷飞的伦敦来，但是，看到他和她亲爱的威廉站在同一高度，她感到无法忍受。
一月底，爱丽丝的儿子哈里来到卡莱尔公寓。他接受的是律师的训练，但其禀赋适于管理，他自己也选择了后者。战争初起时他是纽约洛克菲勒医学基金的经理，此后一直在欧洲，以洛克菲勒委员会成员的身份从事救助非战斗人员的工作。他是个单身汉，三十出头，精力充沛，外表令人印象深刻，头发花白，但络腮胡须还是黑的，下巴的轮廓坚硬突出。他立刻执掌起全部家庭事务，尽管他母亲被赋予了处理亨利私人事务的权力，她在大部分事情上还是很倚赖儿子的决定。对叔叔的文学地位，他的看法和他母亲的十分相近：很高兴它为家族带来荣誉，对其作品的艺术价值感到迷惑和怀疑，又很实用地关注着如何保护它们的货币价值。他的领导作风干脆实用，富有男性的粗犷，很快驱散了这个先前主要由女人占据的空间里某些动荡不安的情感气氛。既然亨利显然不会康复了，哈里觉得没必要感伤地等他走到生命终点后再开始清点他的家产。最直接的受益者是西奥多拉，她立刻就有了活干，把亨利的手稿登记造册，这样，她就又能进公寓去了。哈里自己则去了兰姆舍，清点那里的财产。他在绿屋的一只柜子抽屉里发现一扎杜默里埃的来信，把它们全带回了伦敦。
“我不明白为什么此外就没有信了，无论是这里还是莱伊，”他回到伦敦后对西奥多拉说。“亨利叔叔一生肯定收到过成千上万封信，有很多还是名人来的。这些信很珍贵的。”
“他全烧了，”西奥多拉说道。“他在兰姆舍那边烧了。”
“为什么？”
“他心情不好。那是一九〇九年底的事情，就在你来看他之前。”
“哦，对了，”哈里想起来了。当时他父亲还活着，被亨利来信中沮丧绝望的口气吓坏了，便让哈里越过大西洋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里发现他叔叔卧倒在床，不愿意起来或根本就起不来，几乎无法摄入任何营养。他坐在他身边，抓着他的手，伤心而尴尬地听亨利呜咽着，用几乎无法辨认的话语说着自己如何虚度一生，完全没有希望和欢乐，还说他渴望能结束这感觉意识上的痛苦，其间还含糊地提到爱丽丝姨妈和“费尼莫尔”，哈里觉得那一定是指康斯坦丝·费尼莫尔·伍尔逊。他写信把情况告诉了父亲，威廉分析那是精神崩溃，可能伴有自杀心理，立刻和爱丽丝一起动身前往英格兰，在大西洋中部和哈里的回程船擦肩而过。他们把亨利从兰姆舍送到巴德诺海姆[151]，仲夏时他已经完全康复，主要是有兄嫂的关爱和陪伴，而不是温泉疗养院的水。倒是威廉，身体状况出现恶化，回家不久就死了，临终前身边有亨利和爱丽丝的温情陪伴（兄弟的角色这回转换了），还有不可或缺的伯吉斯·诺克斯。哈里冒着倾盆大雨在魁北克把这一行人接下船，又陪着他们坐了火车坐汽车，赶到在新罕布什尔乔柯鲁阿的家中，一周后，他父亲就去世了。“是啊，是啊，我全想起来了，”哈里对西奥多拉说道。“可是我不知道他把信全烧了。为什么？”
“我觉得他当时是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她说道，“也不想把任何私人文件留到身后。他对隐私极为看重。他很不愿意死后让人探究他的私事。”
“自那以后他收到的信呢？”哈里问。
“我看他一定也烧了，他十月份去兰姆舍的时候。基德告诉我他在花园里燃起过大大的篝火。”
“那这些杜默里埃的来信就成了罕有之物喽？”
“这些信也许是他仅存的朋友之一写来的唯一一套完整、或比较完整的信件了。”
“多可惜啊，”哈里叹了口气。“他认识那么多的名人。”
“他过去什么人都认识，”西奥多拉说道。
两人沉默了，突然同时意识到，他们提起他用的已经是过去时了，不禁一阵尴尬。
杜默里埃的来信并没有按日期连贯地排放，不同信件的纸页还混在一起，好像这些信是随意或匆忙中捆在一起的。那天晚饭后，哈里问母亲和姐姐是否愿意把信整理好。她们发现，虽然那些信件除了他俩小小的亲切的速写画像之外，本身不太有意思，但这件工作还是挺有趣的。显然，杜默里埃是一个好人，对亨利十分忠诚，但从信件内容来看，他不是很有思想，写的散文风格也不太出色。他对文学知识渊博的亨利表现得相当谦卑恭顺，还认真地向后者报告根据在汉普斯泰德荒埠散步谈天时后者推荐自己阅读法国作品的情况。两人刚开始交往不久，他就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下午经常坐在我们谈论福楼拜、左拉和都德的长凳上，这已经成习惯了。”他慷慨地赞扬亨利的小说，不过显然更喜欢他的非虚构短篇作品。“您写人物和地方的那些文章比我所能想像的任何人所写的都要让人愉悦得多。”信件中洋溢着两人的热忱友谊，比较典型的一例是在一八八八年九月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听说你星期天要来——太好啦！”不过，到底是什么成就了他们的友谊依然让人难以捉摸。
接着，詹姆斯夫人有了个意外的发现：一封写于一九一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的信，不是杜默里埃写的，因为当时他早已去世多日，而是他的未亡人，收信人是“我亲爱的詹姆斯先生”，为的分明是感谢他为其女儿西尔维娅的死所写的一封吊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完全明白，在我遭受这一巨大悲伤之际您一定也会为我感到万分悲伤，能收到您充满同情的信我感到非常高兴。”爱丽丝不久前才听说了有关西尔维娅的伤心事，她觉得很能理解爱玛·杜默里埃当时的情况，也能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情，特别当信中接着提到了她自己亲爱的威廉的死讯：“我是在八月二十九日从德汶郡回家的路上从报纸上读到您兄长的死讯的，亲爱的詹姆斯先生，我为此十分悲痛，因为我知道你们之间有多么亲密，而这一巨大悲痛的到来又值您不太能承受之时。”这句话立刻在爱丽丝脑海里唤起了一连串生动的图景：那是一九一九年春夏之交，亨利的精神崩溃，他们去欧洲的同情之旅，回美国的艰难旅程，威廉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最后在新罕布什尔心爱的家里去世。亨利在葬礼后又留了一段时间陪她，因此……
“亨利一定是在乔柯鲁阿收到这封信的！”她高声说道。“这太奇怪了，”她说着把信递给佩吉。
“是的，我记得亨利叔叔当时说起过西尔维娅死的事情，”佩吉仔细看完信说道。“你不记得啦？”
“不记得了。就算他说过，我也一定不会注意到的，我自己就够伤心的了。那个西尔维娅·杜默里埃或是西尔维娅什么的戴维斯，和我有什么关系？”
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去看《彼得·潘》，听戈斯讲戏背后的故事，发现这封写于她自己的丈夫去世之际的信，收信人就是如今躺在另一间房间里濒临死亡的连襟兄弟，读着爱玛略带渴望的关于巴里提出照顾戴维斯家五个孩子的事情：“我已上了年纪，对他们都不中用了。他是完全独立的，他自己也愿意照顾他们，就像西尔维娅本来会做的那样，”还得知五年后老大乔治年仅二十一岁就阵亡了，所有这一切情况放在一起，似乎出现了某种图式，像小说那样把互不相关的生命和死亡都联系到了一起，最终造成了令人无法抗拒的悲伤和哀婉。爱丽丝不知不觉中流泪哭了。
“妈妈，怎么啦？”佩吉着急地问道。
詹姆斯夫人摇摇头，抽抽鼻子，用手绢擦擦眼睛。“我也不知道。这一切太让人伤心了。”
“詹姆斯夫人哭了，”明妮向厨房里的人报告说。“我从来没见她哭过。”
“今天下午医生来过，”琼·安德森说。“一定是他说了什么。”
“我觉得不会，”伯吉斯说道。“詹姆斯先生今天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嘛。”
“但他反正拖不久了，”琼说道。“我听见护士这么说的。”
“说什么？”明妮问道。
“说那个，”琼说。“然后……我们怎么办？”
终于，这话题……他们几星期以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摆到明处来了，放在桌面上来讨论了。
“琼，你不会有问题的，”伯吉斯说道。“好厨师总能找到工作的。”
“那你自己呢？”琼问道。
伯吉斯一耸肩膀。“我看我得回团部报到去了。”他从没有收到战争部颁发的退役通知。
“他们不会再把你送到前线去吧？”明妮问道。
伯吉斯没有听到这句问话，也许他假装没有听见。
“我要在工厂里找份工作，”明妮说道。“军火厂。”
“明妮，千万别去！”琼大吃一惊，说道。
“干吗不行？”明妮不屑一顾道。“他们工资给得高，而且我也能为战争出份力呀。”
“那种地方太可怕了，那些厂子，”琼说道。“我有个侄女试过一次，她根本受不了。又是骂人，又是脏话，到处都是。你还得穿长裤。”
“我才不在乎穿长裤呢，”明妮说。
“明妮，那里的活又脏又危险，”伯吉斯说。“不是你干的。”
“那什么才是我干的？”明妮说着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伯吉斯，你觉得我该干什么？”
他若有所思地捋捋胡子。“你可以去培训一下当护士，”他说。“你能成为好护士。”
“没错，明妮，这方面你可有经验啦，”琼·安德森说道。
“这倒是真的，”明妮说。“不过我可不喜欢看见血。”
“啊，没错，那可是去野战医院的缺点，”伯吉斯点点头说道。
第二天早晨，伯吉斯正在厨房分拣头班邮差送来的信件，看见一封从战争部来的给他的公函。他突然浑身一僵，连正在准备詹姆斯夫人早餐盘的明妮都注意到了。
“怎么啦，伯吉斯？”
他盯着躺在冷杉木桌子上的信封，好像那是颗没有爆炸的炸弹似的。明妮走过来看清了是什么。
“哦，伯吉斯！”她嚷道。“是你的复员通知！快打开！”
“也许是，也许不是，”他说道。
琼从厨房里走过来看看。“打开看看。”
“你要愿意，我来替你打开，”明妮说道。
“不，我来打开。”他一下撕开信封，展开里面的纸，迅速扫了一眼。“因医疗原因准予复员，”他说着仰起脸，咧嘴笑了。
明妮一声尖叫，抱住他，给了他一吻。
“当心，站稳了！”他说道。
明妮立刻在近旁的椅子上坐下，哭了起来。琼·安德森过来轻轻拥抱了伯吉斯一下。
“我得去告诉这位老名人，”伯吉斯说。
夜班护士正准备下班，日班的还没有到。伯吉斯让夜班护士先走，自己在床头坐下。窗帘都已经拉起来了，云层密布的天空斜斜地透过北窗投下冷冷的灰光。作者正仰面躺着，双眼闭合，平稳地呼吸着，被单和毯子被护士整齐地塞在了下巴下面。他似乎还睡着，可谁知道呢？
“詹姆斯先生，先生，”伯吉斯轻声喊道，“我的复员通知到了。”
作者睁开眼睛，朝伯吉斯看看，淡淡一笑。“伯吉斯，”他喃喃道。
“先生，我的复员通知到了，”伯吉斯重复了一遍，声音稍微响了一点。“今天早晨收到信的。我想你知道了会很高兴。”作者又合上了眼皮。“我要真心感谢你，”伯吉斯说。“先是为我争取到了长假，现在又是这个。要是让他们把我派回前线去，现在我早死了。不死也得跛条腿，或丢了魂魄。这是真话。”他说不准主人到底有没有听见或听懂，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全醒着，但这并不重要。自回到英格兰以来他一直被揪心的紧张折磨着，担心被送回前线去，现在终于像弹簧那样松开了。他从没对人说起过那样的感觉，但现在是放下包袱的时候了，所以，有一个耐心安静的听众，不插嘴，不问问题，也不做评论，对他而言正合适。
“受伤倒不是最糟糕的。有时候，那才是最好的结果呢。我们刚把坎布林附近的第二营从战壕里换下来。当时没有真打仗，可是那些恶棍偶尔扔几个自动炸弹来捣乱。一天早饭刚吃过，一个炸弹落在我的掩体里，我根本不知道挨什么炸了，醒来时已经躺在野战救护车上，勤务兵对我说了什么我一点也听不见，不过从他的微笑来看，我伤得不会太重。他给了我一支雪茄，那可是我抽过的最好的雪茄。我暗想：‘我要离开这地方了。我要被送回家了。’我真的被送回家了，感谢上帝。
“不，最糟糕的是那之前两星期，奥伯斯山战役。报纸上都是这么说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次行动叫什么。那其实称不上什么山，不过是平地上稍微隆起来的一道坡，根本不是家乡的波因特坡那样。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把在坡前战壕里的恶棍赶走，控制那片高地。那是我们第五营第一次真正的军事行动。对很多小伙子来说，可既是第一次又是最后一次。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但直到那时候，我们都觉得那不过像在玩舞步竞赛：机关枪拼命扫射，大炮轰击和冷枪很少。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做增援，真正打仗的是第二营。当然啦，他们是正规部队嘛。厉害得很呢。德国人管他们叫‘铁军’。反正，这一次我们是给第二营做增援的。他们第一拨上坡去，我们是第二拨。‘扫荡’，科特霍普上尉就是对我们这么说的。还真是个霍普[152]呢。科特霍普上尉在‘C’连，我也在那个连。
“那是五月九日星期天，阳光灿烂的早晨。太阳出来时，天上一朵云都没有。能听到天边小鸟在唱歌。到五点半，我们的炮火开始轰击德国人的阵地，简直是天崩地裂。我们希望能把德国人的防御炸个稀巴烂，把他们都炸死在战壕和掩体里，把他们的铁丝网炸烂，这样，我们就只要冲上无人高地把他们都干掉就成了。无人高地不过三百码的距离，三个足球场，科特霍普上尉给我们打气时就这么说的。从这头到那头，就三个足球场，哪怕你端着枪背着背包，一分钟不到你就跑到头了，他说。等进攻的口令响起时，当兵的都冲上坡去，当官的像边裁那样摇着红色指挥旗，真让人觉得那是一场比赛，大家在找球……可那不是比赛。
“唉，炮兵的轰击没起作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炮手没瞄准，还是我们的炮弹出了问题，炮弹没炸响，后来是这么说的，反正第二营一登上高地开始冲锋，他们就被机关枪和步枪的火力扫倒了。简直是场大屠杀啊。谁都没能到达离德国人阵地一百码内的距离。全散开在那片无人区上，死的死，伤的伤，没死的拼命找弹坑或树后藏起来。接着，德国人的炮兵开始轰击我们的阵地。急救站被一炮击中，那声音吓死人了。我恐惧得浑身发抖。我可不在乎这么告诉你，而且怕得发抖的也不是我一个。我身边的那个尿了一裤裆，对不起，先生，但我真的闻到味道了。我们从第二道工事爬到第一道，在那里集合，上了刺刀。我是C连四排的。前三个排都上坡顶去了，我们正准备跟上去。海伊中尉把号角举在嘴边，我暗想：‘好了，伯吉斯，日子到头了。’这时，科特霍普上尉过来，我听见他对海伊中尉说：‘别把你的排拉上去了。没用的。上去就是流血遍地。’是他决定让我们留下的，他救了我的命。我肯定他救了我的命。没过多久，连部来了命令让我们撤退，要是我们也上去了，那就太迟了。C连其他的三位军官都死了，还有许多小伙子，许多人是我的哥们。而那时才早晨七点钟。……我记得当时我看看表，暗想，如果这时我在家，我才起床洗脸刮胡子，然后去厨房和明妮及琼一起吃早饭，还得过好久才去叫醒詹姆斯先生呢……我多么希望我能回家啊！
“过了一会儿，我们撤退，在后一道战壕里重新集结。他们让我们准备当天下午去增援另一次进攻。实话告诉你，等待进攻可一点都不好玩。第一拨进攻又失败了，几个勇敢的小伙子攻进了德国人的阵地，可一个都没有回来，所以上面就停止了进攻。晚上六点光景，命令我们回到在一个叫高纳海姆的地方的兵站去，我们管那地方叫‘回老家’[153]。全营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海边的苏塞克斯’，那是我们的军歌。后来，长官表扬我们精神顽强。不过我们是该唱歌的。我们活下来了。不像那些在无人区死掉的小伙子。那天，全营损失了两百人，阵亡的，失踪的，受伤的。我们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一天下来，一寸土地都没攻下。就像科特霍普上尉说的，血流遍地。”
一阵清晰的敲门声。
“一定是日班护士，”伯吉斯说。“先生，谢谢你听我说。希望我没有让您感到不开心，但我是不吐不快啊。”
“谢谢你，伯吉斯，到此为止吧，”作者依然闭着眼睛，喃喃道。
“伯吉斯，那你现在做什么？”几天后琼·安德森问道。
“做什么？”伯吉斯一脸茫然。
“等那老人……走了以后。”
“事到临头再考虑也来得及，”他说。
“没几天了，”琼说。“昨晚他情况很不好。”
“别那么肯定，”伯吉斯说。“别急着把他勾掉。”
“好吧，你不想谈就不谈吧……我要出门去买东西，看看能买点什么晚饭吃，”琼有点不高兴了。她撇下明妮和伯吉斯，径自出了厨房。明妮和伯吉斯在擦餐具。伯吉斯抹上擦亮粉，使劲地擦着，把表面的污点擦干净，然后递给明妮，让她用一支小刷子刷一下。
伯吉斯沉默了一两分钟，厨房里只听得见刀叉碰击的金属声，明妮在把刀叉勺一套一套地分别放在桌子上。然后，伯吉斯说道：“也许我会找个绅士家做贴身男仆，不过恐怕找不到詹姆斯先生这样好的主人了。”
“那你就不想安家了？结个婚，养个家？”明妮大着胆子问道。
“不想，”伯吉斯摇摇头说道。“我不是那种要成家的人。”又一阵长长的沉默之后他才继续说道：“我记得詹姆斯先生曾经对我说过的，那次我们在美国，在火车上，那里都管它叫车。舒服着呐，座位像扶手椅那样……我记得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些悄悄话，不过在做长途旅行时他总会聊起来……我记得他说：‘诺克斯，我好久以前就决心不结婚了，’那时候他还是称我诺克斯。‘当作家就不能有任何关系，除了和艺术。’他就是这么说的。我想当个好仆人也得这样。得有奉献精神。那是一桩职业。”
“仆人也有结婚的呀，”明妮说。
“没错，可老是会造成问题。拿史密斯夫妇来说吧，你没来时他们就在兰姆舍了。他一直是管家，她是厨子。看上去那样的安排挺不错，可史密斯酗酒太可怕了，他老是偷偷喝詹姆斯先生的酒。”
“是的，我听说了，”明妮说。
“太丢面子了。但他的妻子老为他遮掩。最后詹姆斯先生不得不打发他们走，可时间拖得也太久了。这两人要不是夫妻，这档事情瞒不了这么久。现在说你我，我们合作得很好，因为我们都是独立的人。我们之间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开的，放在桌面上的。我们是专业仆人。”
“他们有没有孩子……史密斯夫妇俩？”她问道。
“感谢上帝，他们没有孩子。孩子又是一道关系。看到我妈那样子就够了，我爸死后留下六个孩子要她拉扯。为这她不得不把我从学校里领出来，给我在兰姆舍找了份工作。她急着要我去挣点钱。她对那名老头说我十四岁，其实我才十二。听着，我没怪她。给詹姆斯先生干活我很快乐，生活很好，也很有趣……两个单身汉。正好一对。”
“可爱情呢，伯吉斯？”明妮实在忍不住说出了口。
“哦，那个，”他说道。“你是说姑娘，女人？”
“是的。”
“我年轻时一见姑娘就害羞，”他想了想，说道。“我空下来的时间喜欢体育运动。我宁愿到运动员俱乐部去，也不愿追姑娘，不管哪一天。等我发现一些伙伴起变化了，把女孩子肚子搞大了，不得不结婚，生了一大堆孩子自己又养不活……我看我还不如自顾自呢。后来进了军队，还是那么回事。有老婆或心上人的那些小伙子，比我们单身的可怜多啦，又是想念，又是担心，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见到她们，或是担心不知道家里会出现什么情况。还好我和詹姆斯先生一样，是个单身汉。”
“可要是人人都像你和他一样，人类不就要绝种了吗，”明妮说道。
“我看不会有那样的危险的，”伯吉斯鬼鬼地一笑说道。
“我爱你，伯吉斯，”明妮说。
“我那耳背真是个麻烦，”他说道。“除此以外，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我还是把那把刀再擦一遍吧，你说呢，明妮？”
突然，厨房门被推开，小亨利·詹姆斯先生冲了进来。“伯吉斯，詹姆斯先生的情况恶化了，可德沃医生的电话好像出了毛病，”他说。“你能去他家一趟让他来看看吗？”
“当然可以，先生，”伯吉斯说。
二月二十五日，死亡守候开始了。亨利在进入半昏迷状态前对爱丽丝的最后一句话是：“别离开我。”
“当然不会，亨利，”她说道，然后在他身边守了几个钟头，直到实在太疲劳了才退下。其他的家庭成员都轮流在他病榻前守候，让当天和第二天的白班夜班护士都放了假。伯吉斯在床边守候的时间特别长，注意看着他的呼吸，支起耳朵使劲倾听他偶尔喃喃说出的难以分辨的话。二十七日那天，护士把詹姆斯夫人叫来了，说病人呼吸出现异常，不过险情很快过去了。二十八日，他无法进营养液。下午四点，窗外暗起来了，他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德沃医生此时正在房间里和爱丽丝及几个孩子在一起，他平静地说：“大限到了。”可并非如此。聚在他床边的亲属们体力和情感都已耗尽。他们盼着那不可避免的时限到来。可是作者的手指还异常坚韧地扣着生命之线不肯放开。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松手。
……就我而言，我在设想这一幕死亡场景时，好像是透过水晶球那透明的弧形表面看到的，也许，亨利·詹姆斯一生最痛苦的事实是，他先是在作家生涯的中期受到羞辱和拒绝，在《居伊·多姆维尔》崩溃时达到低谷，随即又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创造力和信心，写出了后期的几部杰作，被称为现代心理小说奠基石的《奉使记》、《鸽翼》和《金碗》，然而，第一次痛苦经历后不到十年，他不得不又一次从头经历灾难性的失败。这三部主要的长篇都是他在兰姆舍写成的，并于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年间接踵出版，体现出他那令人惊讶的、持续涌动着的创作能力。然而，人们对这几部作品，不是在敬仰中掺着迷惑，就是完全的漠不关心。每一部书都只卖了几千册。这本来就够让人精神消沉的了，可使他意志消沉，抑郁寡欢，最后变成他侄子哈里一九一〇年初到兰姆舍时看见的可怜样子：喋喋不休，经常流泪，卧床不起的，是他纽约版的作品集。为了这一版本，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挑选文本，修改校对，还为每一选篇写序言，以丰富详尽的资料介绍其创作起源和经过。这部二十四卷本的大部分卷册于一九〇八年出版，可他于当年年底从这套书拿到的稿费只有两百十一美元。他对一位记者说，这一情况“把我完全打趴下了”。评论界对这套书的反应也同样令人失望：只有帕西·鲁波克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称它为文学发展的里程碑，而大部分报界则干脆对它置之不理。还有让他难受的是，他在文学界的很多朋友、如埃德蒙·戈斯都不同意他大规模修改早期作品的原则，而这样的结果也证明他们意见的正确。又过了一年，选集的命运没有什么改善，他便认为，这整个巨大的工程实际上成了一桩巨大的傻事，不仅使他经济倒霉，更使他名声扫地。在残酷的命运拨弄下，这一经历又恰逢他重燃对剧院的希望和抱负。起初，这样的希望和抱负还使他稍稍摆脱了一些抑郁的心情，可当他的希望再次被粉碎时，他便陷入了更为深重的抑郁。一九〇八年，优秀的演员兼经理约翰斯通·福布斯—罗伯特森主动提出愿意上演亨利很久前为爱伦·特里写的那出独幕剧，把原作加长，改名为《出高价》，可他在爱丁堡试演之后，就决定在伦敦上演杰罗姆·K·杰罗姆的《来回走过四楼》。该戏引起极大轰动，连续上演了三年，而《出高价》只演了五个日场。差不多同时受委托写的另两部戏甚至还没演那么多。所有这一切失望加在一起，真使他无法承受。正是由于这些失望造成的极度绝望心情，使他在兰姆舍的花园里点起了那堆熊熊大火，烧掉了那些来往信件，让一旁心怀敬畏的仆人们摸不着头脑。从根本上说，这是对漠视、冷淡、嘲弄或忽视他作品的文学界的报复。如果他们不需要他的小说，他就尽全力不让他们得到他的生命——他宁愿完全从文学视野里消失，也不愿成为某个“有趣的”小人物，只在传记、书信集和名作家作品的注释里存活下去。他从这一激烈的行为中得到了片刻放松，可不久，他再次陷入深深的消沉。
在他兄嫂的关心下，他后来还是恢复了，又写了几本书，主要是几卷自传，《小男孩及其他》和《儿子与兄弟的笔记》，书受到了文学界的热情欢迎，而此时的文学界已开始把他看做是上一时代的珍贵遗产了。但是他没有完成任何新的小说作品，已经写出的书也一本接一本地停印。还不如不让他知道，他收到为《象牙塔》所支付的数目惊人的预付稿酬，是伊迪丝·华顿就自己的稿酬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之间所做的秘密协定。当“优秀的东西”前来造访时，他一定会感到，尽管朋友和把他称为“亲爱的大师”的年轻学子们对他表示景仰，尽管他被授予功绩勋章并由此引发祝贺的浪潮，尽管他对自己的作品信念坚定，尽管他在艰难艺术之路上坚忍不拔地开拓着，前进着——尽管有这一切，他一定仍然觉得，他没能在世界的集体意识上留下自己思想的烙印，而这正是他开始踏上文学征程时希望能做到的。
因此，我很想陷入幻想之中，来一次时光倒转之旅，回到一九一六年二月末的那个下午，悄悄溜进卡莱尔公寓二十一房的主卧室，用符咒定住床边那群为数不多的筋疲力尽的守候者，自己拉把椅子，趁HJ尚未离开人世之际，和他说说他文学的未来，让他放心。我要告诉他，经过几个十年的相对默默无名之后，他会成为文学经典之一，他的作品会成为凡对现代英美文学和小说美学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目；他所有的主要作品和大部分次要作品都会一印再印，并经过仔细校订注释，供全世界的大中小学生阅读研究，还会成为无数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著的主题（当然还有传记，不过在这里提此事显得不合时宜，最好也不提这样的事实，即他也被称为“同性恋理论”的一支艺术批评流派盯上了，其主要成员声称，他们在纽约版前言中发现了肛交的隐喻），告诉他这一切，是件很让人开心的事情。而让他知道，全世界千百万人都会在剧场、电影院和电视上看到他作品的改编版，而《螺丝在拧紧》将被英国最伟大的现代音乐家之一改编成歌剧，尽管——唉——他的剧本仍然不会上演，他的长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却成为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男女演员争演的对象，这些与电影和电视剧配套的小说版本销售数量十分可观，让他知道这一切，一定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他和那些远比他更得读者欢迎的作家生于同时，经常又成为朋友，这是他的不幸，而那些作家的成功更加重了他的失败感，但时间找回了平衡。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和同道的书，可能只有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今天读的人比读他作品的更多（我没把在托尔凯把他撞下自行车的小阿加莎算在同代或同道之内。尽管她已去世二十五年，在托尔凯港口旁有一尊她的雕像，她的书每年要卖五百万册），而亨弗雷·沃德夫人几乎已被人全然忘记，就是乔治·杜默里埃也正从文化集体记忆中消失。人人都知道“斯文加利”这个名字的含义，知道特丽尔比帽是什么样子，也知道“全露”指什么，但是我发现，没有几个人，特别是年轻人，知道这些词语的出处。我会对HJ说，“你为英语语言只贡献了一个单词，但这足以让你自豪，那就是‘詹姆斯风格’。”
当然啦，这样的幻想愚蠢而又自我放纵。而且，即使其他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我也来得太迟了。此时，他已经无法听见，无法理解。他身体和大脑的每一个细胞都致力于吸进下一口气……
六点钟，他叹息般长长吸了三口气，最后一次呼吸十分虚弱，然后平静地死去。德沃医生检查了他的脉搏，宣告他已死亡。爱丽丝和女儿抱在一起相互安慰着对方。哈里走进厨房告诉了仆人们。明妮用围裙蒙着脸哭了起来，琼·安德森擦着那只好的眼睛，也擦着那只经常流泪的眼睛，伯吉斯脸色苍白，他咳了一声，用充满感情的嘶哑声音问道：“对不起，先生，我可以提个请求吗？”
“当然可以，伯吉斯，什么请求？”
“我能不能最后一次……给詹姆斯先生刮刮胡子？我想他会希望我给他刮的。比让陌生人来刮要好。”
哈里听了这请求似乎有一点意外，但很快表示同意。“当然啦，我觉得你的直觉是对的，伯吉斯。不过现在还不用。也许明天上午吧。”
“好的，先生。谢谢您，先生，”伯吉斯说道。
“嗯……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和你们三位商量，”哈里说着用相当奇怪的眼神一个挨一个地看看他们。“不过这也能等到明天再说。”
第二天上午，等吃过早饭，收拾完毕，詹姆斯先生把三个仆人叫到餐厅，请他们和他一起在那张光亮的大饭桌边坐下。
“我料想你们一直在考虑将来怎么办，”他说道。“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就是我母亲、姐姐和我，都十分清楚，你们都是我叔叔很好很忠诚的仆人，多年来一直如此，特别是这最后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很感谢你们。如果你们能在这里再留一段时间，等我们把叔叔的家产清理完毕，我们将会十分高兴。当然，你们随时可以提出要走，如果……”
“说到我自己，先生，我没有走的意思，”伯吉斯立刻说道，两个女人也喃喃地附和着。
“那太好了，”哈里说。“我有理由相信我叔叔很慷慨地把兰姆舍留赠给了我，如果你们能留下来，等我拿定主意如何处理它，那就是帮我分担了心头一个巨大的负担。我事实上无法住在这里，只要战争不结束，我的工作就在欧洲，战后我得回美国去。所以我无法保证长期雇用你们。不过昨天我收到了我弟弟比利一封来信，很及时，我想让你们听听内容。你们也许还记得，比利和他的妻子几年前到兰姆舍来度蜜月的，当时我好心的叔叔把屋子租给了他们……”
“哦，对了，我记得比利先生！”明妮说道。“还有比利夫人！”
“他们自然记得你，记得你们三人，很亲切地。我在最近给他的一封信里说，我一直在考虑，不知道我叔叔去世后你们三个怎么办，嗯，简言之，他们提出把你们接过去，在他们在麻省坎布里奇的家里当管家、厨师和女仆。他们在科德角还有一处房子。我的弟媳是个很有钱的女人。我肯定雇佣条件会很慷慨的。不过你们不必立刻做决定，”看见他们都用不太相信的眼神在看他，他赶紧说道。“好好想想。不着急。”
“我才不用什么时间来考虑我的决定呢，”三人刚一回到厨房，伯吉斯就说道。“就想想吧，嗯，是美国呀！”他眼睛里闪烁着亮光，显然，让他和西部战线隔开几千英里，这主意简直无法拒绝。“琼，你怎么样？”
“我很感兴趣，”琼说道。
“那你呢，明妮？”他问道。
“我不知道，”她说。“离得很远呢。”
“你一定会喜欢的，”他说道。“那里的人才懂怎么生活呢。我真话告诉你。那里地方大，吃得多。牛排，大极了，你都想像不到。冰淇淋，想吃多少吃多少。冬天有管道暖气，才不要每天早晨生火呢。”
“我不知道，”她依然这么说。
“去吧！”他说道。“明妮，别把我们的队伍给拆了。你，我，还有琼。我们在美国自己就可以过得很好。”
“没错，去吧，明妮，”琼说。“不冒险，没收获。”
明妮还在犹豫。“伯吉斯，你好像很想我去似的，”她说道。
“当然啦，”他说。“没有你，什么都不一样了，明妮。我们是好伙伴呀。”
她一言不发地看了他一会。“嗯，那好吧，”她说。“我就去试试。”
“太好了，姑娘！”伯吉斯一拍巴掌说道。“我去告诉詹姆斯先生，说我们三人一心，去。不过得等到葬礼之后。事情总有先后嘛。这倒提醒我了，”他说着把脸上的神色调整得严肃了些，甚至有点庄重，“今天上午我还得给詹姆斯先生刮脸呢。”
“伯吉斯，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做得到，”琼·安德森身子微微一颤说道。“给尸体刮脸。”
“我才不在乎呢，”伯吉斯说。“我决不会让其他人来做这件事。是他教我怎么给他刮脸的。他说我下手很轻柔。我一次都没刮破过。这是和他告别的一种方式。”说着说着，眼泪顺着伯吉斯的面颊淌了下来。“对不起，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他嘶哑着嗓子，边说边掏出手帕，擦擦眼睛，擤擤鼻子。明妮走过去抱住他的肩膀，用力挤了他一下。她已经放弃了玫瑰梦，这么做反倒不那么难了。
“没什么对不起的，伯吉斯，”她说道。“我去给你弄罐热水，拿条干净毛巾来。”
当天晚些时候，西奥多拉前来表达哀悼。她前一晚来过卡莱尔公寓，想问问HJ的情况，在门厅里遇上一位已经知道作者死讯的邻居。西奥多拉不想在全家哀伤之际进去打扰，便给詹姆斯夫人留了张便条，去邮局给伊迪丝·华顿发了份电报，把这悲伤却并不意外的消息告诉了她。她没有对詹姆斯夫人和佩吉提这件事，她俩现在对她态度热情多了，还感谢她为亨利所做的一切。“你要见见他吗？”詹姆斯夫人问道。“我想，人们对自己一生中所熟悉的人的身体总有一种深深的温情。”西奥多拉说她要见，就由明妮·基德领着进了起居室。
亨利·詹姆斯被安放在棺材里，棺木上覆盖着黑色的布，他脸上蒙着一块白布，明妮掀起白布，露出那张刮得十分干净的脸。他神色安详，就像一具象牙色的蜡刻艺术品，十分宁静，但却和能反映他个性的一切特征都没有了关系。她明白了詹姆斯夫人说对身体有着温情的意思了，因为曾经寄居在身体里的灵魂不在那儿、不再照管它了。西奥多拉是精神研究学会十分活跃的会员，并以此身份参加过几次降神会，她想，要是有一天能和亨利·詹姆斯的灵魂接触，那一定是个很有意思的实验。真要是HJ能发来关于死后生活的信息，那将会十分有价值，同时，这样的信息也很容易辨别真伪，因为没有其他媒介能模仿他的行文风格。
大约六年之前，亨利·詹姆斯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死亡之后还有生命吗》。文章一定是他口述给西奥多拉·鲍桑格的，因此她对亨利在这方面的观点相当熟悉。文章刊发在一九一〇年一、二月的《哈珀市场》上，同时发表的还有其他作家写的关于同一主题的文章，其中包括威廉·迪恩·豪威尔斯。所有文章后来集结成书，由哈珀出版，书名《身后的日子》。由于一九一〇年二月期间，亨利正处于极度抑郁中，无法写作，我们只好推测，这篇文章是他在一九〇九年他情绪相对安稳时、在乌云聚集的间隙中写的，因为文章语言雄辩，情绪乐观。
以全世界关于亨利·詹姆斯的生活和工作最权威作家自诩的列昂·埃代尔，在其里程碑式的传记中，这样概述了这篇文章：
如果指的是肉体生命，他认为那就没有。死亡是绝对的。在生命之后继续存在的是创造性的意识所发现和创作的：而且只有被放置在具有永久性的形式之中。
事实上，亨利·詹姆斯并不是这样说的。对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文学教授来说，这只是他们期望他就此话题所说的话，是他们希望他说的话，可事实上他并不是这么说的。“死亡之后还有生命吗？”一文开宗明义地说：“我首先承认，我认为，它一旦具备了所能有的关注强度，就是世界上最有趣的问题。”
有这样情感的人根本不会认为死亡是绝对的。但就像詹姆斯所有的作品，特别是其后期作品，这篇短文的大意很难概述。他的散文风格事实上有意让人无法改写他的语句。就像一张编织精巧的网，既有弹性又很脆弱，设计目的是要去捕捉而非表达意义。你得和这网磋商，在网中展开你全身，体验它，方能获得其意义。若只站在网边，就无法搞清楚它的结构，其线索也难寻踪迹；若设法去简化它，就有把它全毁掉的危险。但我们依然会努力。他说，思考这一问题会有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是使我们渴望死亡……把它作为绝对受欢迎的陨灭和终结；另一种结果是使我们把它作为兴趣、赞美、激情、大而神圣的意识的再生，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有着辉煌样本的那些事物的再生。
他自己对这第一结果就很熟悉，而且很快就将再次熟悉，但文章主要部分却是在研究并最终肯定了第二种结果，结果将死亡看作意识延伸的门户，而不是它的消亡。然而，他坦率地承认，这样的希望尚缺乏坚实的证据。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他说，严峻的事实是，“科学”并不考虑我们所担心的主要内容：灵魂，我们被悲惨地、牢固地锁在物质器官中……观察和证据都再次证实实验室和分析家们十分肯定的阴暗断言，即我们的天赋和我们的大脑（那可怜的、可触的、可估算的、可探究的、实验室的大脑）之间不存在任何可转换性。
对他而言，正统的宗教并未能提供坚实的基础来挑战这一观点，并对唯心主义声称的能接触那层薄纱背后的生活不屑一顾。死者以其缺失和沉默引人注目。这样，是什么使他那么坚信存在着个体不朽的可能？就是“意识宝库本身的积聚”，这一积聚因相关者的艺术家身份而显得更为崇高和精炼：
一句话，是自我的艺术意识和特权，才透过存在之泉闪闪发光。在那座喷泉里，我们的灵魂飞身潜下去，直至不可测的深度，最终，借助想像和渴望，感受到已沾染了来自宇宙的气味的自身。那如果不是我们个性的冒险又是什么？在那之后，我们怎么还可能完全与之割裂？
换句话说，他发现，他不断发展的个人意识和该意识所寄居的世界间的交互关系十分丰富而有教益，他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不相信如此产生的个体意识只是大自然玩弄的一个残酷把戏，不相信这一体会在死亡时被一抛了之。他强调说，这不是一种“信念”（他小心地避而不用这样的字眼）而是“渴望”。事实上，全篇文章贯穿着这样一种含义，这一含义对一些投机的神学家一直很有吸引力，即：如果我们渴望，就能获得身后的生命（而如果我们不渴望，就不会有任何的身后生命）。文章结束时说：
当与这样的问题产生的意识联系开始飞转和固定，谁能说它不会在过去和当前的广阔领域以浩瀚的感知和渴望展开自己的翅膀？不，不，不，我超越了实验室大脑。
一段有趣、有点让人吃惊的文字，它推崇一种幻想，与我此前沉溺其中的不同，但更令人愉悦：亨利·詹姆斯的灵魂存在于皇皇宇宙的某个地方，我在他死前希望他知道的事情他全知道了，怀着完全有理由的满意心情看着自己的名声在他死后逐步高升，计算着销售码洋，读着对他作品的批评，在天庭录像机或光碟机上看着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听我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他和他的作品，像在一场久久不散的盛大欢庆会上洋洋自负。
亨利，无论你在哪里，请鞠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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