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乔治·杜默里埃，我的主要信息来源是莱昂内·奥尔蒙那部十分完整而且插图丰富的传记《乔治·杜默里埃》（一九六九）、其孙女达芙妮·杜默里埃的《杜默里埃一家》（一九三七）和《青年时代的乔治·杜默里埃：一八六〇—六七年书信选》（一九五一）、C·荷耶尔·米拉的《乔治·杜默里埃及其他人》（一九三七），以及更早一些的费利克斯·莫谢勒的《与杜默里埃在波希米亚》（一八九六），珍·伦和约·本·吉尔德的《特丽尔比现象：大众小说的兴起与发展》（一八九五，纽约）、以及R·H·谢拉德的简述，即刊登在《威斯敏斯特报》（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号）上的《〈特丽尔比〉的作者》。达芙妮·杜默里埃证实，杜默里埃家族贵族血统的传言，实际上是乔治·杜默里埃的祖父罗伯特·马特林—布松编造出来的。布松是一位普通的艺术家，无论与杜默里埃家族的名字还是不动产均无任何关系，他从法国逃往英国，并不是为了逃避大革命，而是担心因欺诈受到指控。乔治·杜默里埃的幸运是，他死时对此并不知情。他那位英国血统的外婆玛丽—安妮·克拉克是摄政时期著名的官妓及约克公爵弗雷德里克的情妇。她后来流亡到巴黎，威胁公爵说要出版她的回忆录，并公布公爵的求爱信，于是得到了一笔年俸，靠它独立生活并供养自己合法生下的女儿爱伦。此事杜默里埃一定知情，但似乎并未向他的朋友们透露。允许把杜默里埃的名字用作一著名香烟品牌的是他的儿子杰拉德。
我从中获得过有价值的信息和想法的出版物还包括：克莱尔·本尼迪克特编写的《康斯坦丝·费尼莫尔·伍尔逊》（一九三二）、安德鲁·伯尔金的《詹·马·巴里和迷途的孩子们》（二〇〇三年修订版）、西奥多拉·鲍桑格的《工作中的亨利·詹姆斯》（一九二四）、约瑟夫·弗兰西斯·戴利的《奥古斯丁·戴利生平》（一九一七）、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阿诺德·班内特》（一九七四）、达芙妮·杜默里埃的《杰拉德肖像》（一九三七）、理查德·埃尔曼的《奥斯卡·王尔德》（一九八七）、詹姆斯·哈丁的《杰拉德·杜默里埃》（一九八九）、麦克尔·霍尔罗伊德的《萧伯纳，第一卷，一八五六—九八：寻找爱情》（一九八八）、康普顿·麦肯齐的《我的时代和生活》（一九六三—七一）、G·D·马蒂诺的《皇家苏塞克斯团史》（一九五五）、阿·爱·伍·梅森的《乔治·亚历山大爵士及圣詹姆斯剧院》（一九三五）、麦克尔·米尔格特的《遗嘱法案》（一九九二）、哈里·泰·穆尔的《亨利·詹姆斯》（一九七四）、丹尼尔·皮克的《斯文加利之网：现代文化中的异域魔力》（二〇〇〇）及企鹅丛书版（一九九四）《特丽尔比》的序言、莱奥尔·H·鲍威尔编著的《亨利·詹姆斯与伊狄丝·沃顿：一九〇〇—一五年通信录》（一九九〇）、伊丽莎白·罗宾斯的《剧院与友谊：亨利·詹姆斯书信选评》（一九三二）、米兰达·西莫尔的《密谋圈：亨利·詹姆斯及其文学圈，一八九五—一九一五》（一九八八）、埃利森·史密斯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裸女》（一九九六）、约翰·萨瑟兰的《亨弗雷·沃德夫人》（一九九〇）、埃兰娜·肖沃尔特的牛津世界经典文库版（一九九五）《特丽尔比》序言、安妮·斯威特的《埃德蒙·戈斯：一八四九—一九二八年的文学格局》（一九八五）、伊狄丝·沃顿的《回首一瞥》（一九三三）、赫·乔·威尔斯的《实验自传》（一九三四）、鲁丝·伯纳德·叶泽尔的《爱丽丝·詹姆斯之死与书信集》（一九八一）。
我在研究中很幸运地获得过兰姆舍（现为国民托管组织的产业）的三对前任和现任主管夫妇的帮助，他们允许我方便地进入屋子，慷慨地向我提供信息、文件和指导。他们是：已故的格雷汉姆·沃特森先生（也是我首任文学经纪人）及夫人多罗茜、希拉里及戈登·布鲁克、苏·哈里斯及托尼·戴维斯。伯杰斯·诺克斯的侄孙女戴安娜·戴维森夫人解答了我的一些问题，并为我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文件。
彼德·戴维森、麦克尔·霍尔罗伊德及约翰·萨瑟兰就一些专门的探询为我作了回答。西苏塞克斯档案馆的艾伦·莱德曼提供了关于伯吉斯·诺克斯战争时期服役的信息和影印文件。东苏塞克斯郡档案馆的凯茜·查特帮我做了一些研究工作。我对伦敦图书馆（极具价值的资源）、大英图书馆、及哈佛大学休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休顿图书馆的詹妮·拉斯本，他们为我影印了詹姆斯和杜默里埃的往来书信（其中大多数均未曾发表）以及与伯吉斯·诺克斯的几封通信。伯纳德·贝贡齐、莫里斯·库图里埃、裘·卡普兰和谢拉·斯托维尔、麦克·肖和约纳森·佩格等，以及我妻子玛丽，都通读了这部小说的第一个完整样稿，并作出很有帮助的评论和修改。我在三个出版社的编辑：杰奥夫·穆里根、保罗·斯洛伐克和托尼·莱西，都为本书的定稿提出了有用的建议。
我在本书简单的作者前言中说到，尽管“几乎所有在作品中发生的故事都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我（还是）想像了一些被历史记录忽略的事件和个人细节”。一些读者也许希望更多地了解我所增加的内容的性质和程度，因此，下面我就简要介绍其中主要的几处。
由于无法找到关于明妮·基德的任何口头叙述或照片资料，我只好根据想像来写她的模样。她未能得到响应的对伯吉斯·诺克斯的爱是我凭猜想写的，这部分是因为当诺克斯在弗兰德地区当兵时她经常给他写信，还因为西奥多拉·鲍桑格和伊狄丝·沃顿在相互通信中曾希望他能“为了基德”而得到伤兵复员准许（尽管他们的这一措辞也可理解为他能在基德照料HJ时多给些帮助）。詹姆斯中风后明妮前来照料，詹姆斯的确向她隐约提到过《丛林中的野兽》，但明妮读这部作品的细节是我加上去的。亚历山大电贺詹姆斯获得功绩勋章有案可据，但杰拉德·杜默里埃的贺电并无实据。
尽管我们知道，詹姆斯对瓦格纳的随从一八八〇年在意大利的行为大感震惊，并随之与茹科夫斯基断绝了关系。莱昂·埃德尔说，“在波西利波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猜测”，所以我也就猜测了。杜默里埃告诉HJ自己和新教牧师在马利尼会面，这是我编的，不过这与当时的情况和他后来的观点完全吻合。HJ和杜默里埃去斯台瑟斯并无记录，不过HJ的确在那个夏天去威特比与朋友会面。HJ在去秣市剧院看《一个理想的丈夫》，在剧院外遭遇妓女和小混子的细节是我编的。杜默里埃同一晚在圣詹姆斯剧院和汤姆·格瑟里和埃德蒙·戈斯的会面是我想像的，尽管他们的确都出席了《居伊·多姆维尔》的首演。当晚其他有名有姓的人物的反应和行动，都比较紧扣记载。芝加哥人出价一万美元，要买一幅签过名的特利尔比裸体画像，完全是我根据《特丽尔比》狂热现象所作的夸张推断。HJ在奥斯伯恩小住时，阿加莎·米勒（她婚后名叫阿加莎·克利斯蒂，更为人熟知）正居住在托尔凯，年方五岁，但是他俩的巧遇却完全是我的想像。HJ到底是什么时候雇佣伯吉斯·诺克斯做家务杂工的，日期无法确定；从小说结构出发，我倾向于更早一些，如一八九八年秋季。让佩吉·詹姆斯和她母亲一起去看《彼得·潘》的演出，那是我的主意。我相信伯吉斯·诺克斯一定参加了奥伯山之战，我根据第五营的战地日志，想像他亲眼目睹了这场战役，并活了下来。比利·詹姆斯和他妻子接着雇佣伯吉斯·诺克斯、明妮·基德和琼·安德森等人的意愿，也许不像我所写的那样，HJ一去世就立刻提出来的。
我在研究中还得知了亨利·詹姆斯几位佣人后来的情况，本书的读者也许会感兴趣。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一九一六年九月，这三人去了美国，为比利·詹姆斯和他的妻子爱丽丝（娘家姓拉奈尔）帮衬家务。伯吉斯于一九三〇年返回英国，与伊瑟尔·梅伊·查普林结婚。据戴维森夫人所说，伊瑟尔在他家里不太受欢迎，他们怀疑她嫁给他是为了他的钱，而他本人后来也说那是“他一生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他们自一九三四年起住在莱伊附近彼斯沼地的一处农舍，伯吉斯从事大灰狗饲养。这桩婚姻未能留下后代。伊瑟尔死于一九六〇年前后，伯吉斯搬回了莱伊，一九七五年去世，时年八十九岁。据《苏塞克斯郡快报及先驱论坛报》上的讣告说，他曾数次返回美国，探望詹姆斯家族的成员，他似乎与爱丽丝·拉奈尔·詹姆斯经常有通信往来。哈佛大学的休顿图书馆里藏有他于一九五六年（即爱丽丝去世前一年）写给她的三封信。在其中一封信中，他说希望能抽一天时间去看看明妮，说她的关节炎很严重，不过具体地点未写明；在另一封信中，他说他收到了明妮的信，说她的情况很糟糕，因为她还得照顾姐姐，“我想有八十二三了，她们同住在一处，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她说她和她姐姐之间的关系并未受姑妈一辈人的影响，还说一切都好。她心肠太好了，美国回来后就听任她们压榨她。”我推测明妮从未结婚。
我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时有一条笔记，觉得有可能将亨利·詹姆斯和杜默里埃的关系写成一部小说，不过直到五年之后才开始认真准备材料。我于二〇〇二年夏天开始动笔。当年十一月，大概完成了两万字的时候，我从《卫报》上读到一则书评，是关于爱玛·泰南特的新作《重罪》。我推测小说部分涉及了亨利·詹姆斯和康斯坦丝·费妮莫尔·伍尔逊的关系。为了不受该作品的影响，不为之分心，我决定不读这部小说，也不看任何关于它的评论。我至今尚未去读。二〇〇三年九月我把《作者，作者》全稿交给出版社，几周后我得知科尔姆·托伊宾也写了一部关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将于二〇〇四年春天出版。这样的巧合意义何在，我就让研究时代精神[154]的学者去思考了。
戴·洛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于伯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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