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核密电是怎么一回事
1941年10月的一天，英国特别委员会首脑孟席斯收到了一份绝密电报：“德国人正在加紧研制核武器，王子。”
“王子”是英国在瑞士的一个效率极高的间谍网代号，孟席斯掌握的好多重要情报都是来自这个间谍网。
看完这个电报，孟席斯不禁大惊失色，虽然远在1940年4月，他就听说德国威廉研究所正悄悄进行大规模的原子核分裂试验，但没想到德国人这么快就应用于武器制造。孟席斯知道，德国人一旦研制成功原子弹，希特勒使用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是不会有什么节制的，世界将面临毁灭，而首先遇害的将是英国。孟席斯越想越怕，竟一时没了主意。他命人召见挪威流亡政府情报局长利夫·特隆斯塔德。
10月的伦敦，秋意正浓，树枝和电线上挂了一片白霜。一辆黑色的卡迪拉克V—16轿车在街道上疾驶穿行。车上坐着的人，正是挪威流亡政府情报局长利夫·特隆斯塔德。他微胖的身躯靠在座背上，略微松弛的脸表明他已是不惑之年的人了。
“吱嘎”一声，车停在一座大楼门前。一位身着灰色皮夹克的中年人迎上前，打开车门招呼道：“早上好，特隆斯塔德先生。请原谅我们打扰了您的好梦。”特隆斯塔德随他从电梯上了5楼，推开孟席斯办公室的房门。
“请您先看看这份电报。”几句寒暄过后，孟席斯从保险柜中拿出一份密电递给特隆斯塔德。
“局长先生，您认为要破坏这个即将成功的现实，最好最快的办法是什么呢？”孟席斯问道，灰色的眸子里射出一丝冷光。
特隆斯塔德没有马上回答，他也早就听说过德国人在秘密研制原子弹的传闻。前不久，他还听说德国人向挪威诺尔斯克·海多罗电气化学工厂订购氧化重水。
沉默了好一会儿，特隆斯塔德反问孟席斯：“您知道制取铀235过程中最理想的减速剂是什么吗？”
“您指的是重水？”“对，”特隆斯塔德指着墙上的地图说道：“据我的情报人员报告，世界上生产重水的工厂极少，盟国没有生产足够重水的能力，要想大规模生产重水，至少需要一年半以上的时间。所以现在盟国即使研制原子弹，速度也要晚于纳粹。”他看了一眼孟席斯，继续说道：“挪威南部有一家电气化学工厂是纳粹唯一的重水来源。要想破坏希特勒的计划，必须摧毁这家工厂，这是最快最好的办法。”
孟席斯赞同地点点头道：“空中轰炸是否可以达到目的呢？”
“不行！这家名为诺尔斯克·海多罗的电气化学工厂设在哈丹格高原，四周都是崇山峻岭，飞机很难发现它，即使发现了目标，也不可能低空轰炸。”特隆斯塔德反对道。
“那么，唯一的办法是派突击队去完成这一重大艰巨的任务喽？”
“完全正确。几天前，我们在国内的抵抗运动组织在挪威沿海捕获了一艘德军的巡逻汽艇。游击队员们冒着触雷和遭到德军潜艇伏击的危险，横渡北海，把这艘汽艇开到了苏格兰北部的阿拉丁港。其中一个游击队员名叫艾因纳尔·史吉纳兰德。
孟席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点头应允。
游击队员史吉纳兰德
翌日黄昏，特隆斯塔德把史吉纳兰德介绍给孟席斯。他30多岁，有着西北欧人所特有的魁梧结实的体格，金黄色的长发和浓密的胡子衬托出他那英俊，威武的脸。孟席斯从交谈中得知，他擅长滑雪，又有一手好枪法，特别是他的家就住在诺尔斯克化工厂附近，认为这真是一个绝顶理想的突击队员的人选。于是，孟席斯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对方。
史吉纳兰德已从特隆斯塔德那里了解到了英国人召见他的原因，所以并不感到突然，很沉稳地说：“不久前，我们曾协助一个名叫曼纳费尔特的挪威原子核物理学家逃出英国，潜入瑞典。战前，他曾结识了德国一些原子核物理学家。战争开始不久，挪威就被占领，他极不情愿地和德国科学家在诺尔斯克工厂从事生产重水的试验。可以说，他是德国科学家之外的了解德国原子武器生产过程的第一个外国科学家，他需要我们帮他逃出挪威，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这座工厂的分布情况和建筑结构。”
史吉纳兰德说着走到大写字台前，用上面的办公用品演示道：“诺尔斯克·海多罗工厂是一座用钢筋混凝土浇灌的坚固的7层楼房，电解水（重水）车间设在该建筑的旁边，建筑在有300米深的一条峡谷的边缘上，也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工厂四周环绕着飞鸟不得过，猿猴愁攀援的是悬崖绝壁。要想越过那重重峭壁和德军哨兵，真是比登天还难。”
史吉纳兰德以斯堪的纳维亚人特有的谨慎和一个学者的求实态度向孟席斯描绘了一幅令人绝望的图画。听完他的介绍，孟席斯不无沮丧地问道：“如此看来，要想破坏这家工厂，恐怕是不可能了吧？”史吉纳兰德摇摇头道：“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没有经过试验，不能说不行。困难是有的，但不一定不行。”
孟席斯眼睛一亮，立即决定把史吉纳兰德送到英国特种训练中心，接受速成谍报培训，史吉纳兰德聪明过人，他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操纵手提式大功率短波发报机，跳伞等技能，并熟记下了电报密码。孟席斯和特隆斯塔德决定，将史吉纳兰德派回挪威，进一步搜集有关诺尔斯克电气化学工厂的情报。
“山猫”行动
在一个月明星稀之夜，挪威哈丹格高原的加尔赫皮根峰山口处，钻出一位滑雪人。他灵活地绕过树林，裸露的岩石，在林海雪原中疾驰。他就是代号“山猫”的史吉纳兰德。1小时前，他刚从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上跳伞，落到了家乡的土地上。
前面不远就是尤坎镇了，诺尔斯克工厂就设在这个小镇附近。他的家在镇西头的一幢灰色两层楼内。史吉纳兰德卸下滑雪板，用雪擦把脸，悄悄地进了镇。
“嘭嘭嘭......”史吉纳兰德敲响了门。
“谁呀？”房间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门开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走了出来，眼前这位浑身是雪的不速之客着实把她吓了一跳，她一下子愣住了。
“妈妈，我是史吉纳兰德啊！”
“啊，我的孩子！”母亲终于认出了儿子，紧紧抱着他，哭了起来。
楼上又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位漂亮的少妇从楼梯上走下来，一见史吉纳兰德，飞扑上去，抱着他不停地哭泣，她是史吉纳兰德的妻子。
“你这几个月干什么去了？也不跟家里人打声招呼。”母亲看着狼吞虎咽的史吉纳兰德嗔怪道。
“嗯，同几个朋友到外面滑雪旅行去了。”史吉纳兰德撒谎道，他不愿意全家人为他担惊受怕。
次日中午，史吉纳兰德吃罢饭，信步来到镇上一家酒吧，这家酒吧老板名叫查理，是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史吉纳兰德与查理接上头，把这次任务向他简单地作了交待，吩咐他尽力弄到有关这家工厂的情报。
“好吧，我会按照您的指示做的。”查理给史吉纳兰德倒了杯白兰地应允道。
史吉纳兰德扫视了一下酒吧内的客人，发现临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德国女军官，他低声问道：“她是什么人？”
查理看了一眼，低声道：“一位德军秘书，日耳曼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混血儿，在诺尔斯克警卫司令部工作。由于长相平平，他那个在奥斯陆的丈夫很不喜欢她。所以她经常来这里借酒浇愁。”查理对史吉纳兰德眨眨眼，笑着问：“怎么，你对她有兴趣？”
史吉纳兰德诡秘地一笑：“她或许对我们有大用场。”说着他起身走了过去，礼貌地问：“对不起，小姐，我可以坐在这里吗？”那位女秘书冷漠地点点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她的确不漂亮。房子般的身体，上下一般粗，两条很浓的粗眉毛，几乎在她那大鼻子上连了起来，门廊一般的胸脯差不多快要把那套大号军服胀破了。史吉纳兰德一边看着她，一边心想：“难怪男人不喜欢她。”
女性特有的直觉告诉她，对方大胆的目光正在自己的身体上扫来扫去。她仿佛受到侮辱，以嗔怒的目光瞅了一下史吉纳兰德。史吉纳兰德却很绅士地微微一笑，操着标准的德语问：“能和您喝点什么吗？”
“谢谢，您懂德语？”只一眼，女秘书就被眼前这位漂亮的男子和他那绅士般的风度给迷住了。她立刻双颊绯红，轻声说道：“假如您愿意，请来杯加冰白兰地。”
史吉纳兰德打个手势，查理很快送来两杯加冰白兰地。俩人聊得很开心，到分手时，已是难舍难分。史吉纳兰德不失时机地发出邀请：“凯蒂小姐如不介意，今晚想请您跳舞，好吗？”
史吉纳兰德的温情，早已撕开了凯蒂的所有防线，长这么大，还没有一个如此漂亮的男子跟她这般亲近，她立即满口答应下来。
在以后的几天中，两人频繁约会，凯蒂被史吉纳兰德彻底征服了，他们很快同居了。虽然，史吉纳兰德很爱自己的妻子，但他不得不这样做。同居后，凯蒂燃起了已被冷落多年的欢快和欲望，她离不开这位美男子，只要有时间，就打电话让他来，甚至把房门钥匙交给史吉纳兰德一把。
史吉纳兰德见自己已拴住了凯蒂，决定摊牌了。一天夜里，他们欢娱之后，他问凯蒂：“亲爱的，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凯蒂还没有从兴奋中恢复过来，双颊潮红地回答：“我从不想知道这些，即使你是个魔鬼，只要留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在乎。”
“那么，假使在你身上趴着的是一个英国情报间谍也不在乎吗？”
凯蒂没有马上回答，房间里出现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怎么，害怕了？”史吉纳兰德起身穿上睡衣，点燃一支烟，打破了沉寂。
“不，你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想，对不起，给我一支烟。”凯蒂欠起身，下身披着被子，接过烟道：“在战争期间，一个男人绝不会袖手旁观的。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她吸了口烟，继续说道：“我知道自己的长相，你如果没有特别的目的，是决不会和我亲近的。说吧，你想干什么？”
史吉纳兰德告诉她：“我只需要有关诺尔斯克工厂的情报。”
“好吧，只要不失去你，我会使你满意的。但是，请你记住，如果你想抛弃我，我将打死你。”此后，凯蒂给史吉纳兰德带来了许多重要情报，为了增加生产，诺尔斯克工厂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座发电站；德国加速生产重水，每个月都有船只向德国本土运送重水……
情报送到伦敦，丘吉尔首相同他的智囊团仔细研究了有关德国生产重水的报告，认为摧毁诺尔斯克的事不能再拖延了，命令孟席斯立即派突击队去挪威执行这一任务。
悲剧的诞生
孟席斯有过无数次向欧洲大陆派遣敢死队的经验，但向挪威派遣敢死队，完成这样一个异常艰难的任务，却还是第一次。斯堪的纳维亚山脉横贯挪威全境，每座山都充满着危险，接近极地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空，气流变化莫测，凶猛异常，是伞兵和滑翔机的天敌。孟席斯和特隆斯塔德联合制定了代号为“燕子”的攻击爆破计划，一方面在曼尔费尔特的协助下，结合史吉纳兰德陆续发回的有关情报资料，制造了一座诺尔斯克工厂的立体模型。工厂内的重要设施，厂房的位置及结构形式无不和真实的工厂一模一样。另一方面，又挑选了4名家住在该工厂附近，擅长滑雪的挪威情报人员，对他们进行必要训练，准备空投到尤坎镇和史吉纳兰德合兵一处，建立一个前哨站，接应随之而来的突击队。
挪威恶劣的天气果然名不虚传，连续两次空投，都因工厂附近浓云密雾，能见度太差，不能跳伞，而没有成功。
1942年10中旬的一个夜晚，4名“燕子”第三次登机升空，钻入茫茫暗夜之中。几个小时后，他们在距工厂160公里的一座山腹上空开始跳伞。空投进行得很顺利，但为了把散落在各处雪地里的装备找齐，4个人足足花了2天时间。在以后的15天里，他们为把这些装备搬运到预定地点，在海拔1300米的雪山上，每人负重54公斤，沿着同一条山间小道，往返3次。待一切安排停当后，他们潜入到距尤坎镇不远的一个雪洞中隐藏，组长波勒松化装成皮货商人进镇与史吉纳兰德联系。
波勒松在查理的酒吧里见到了史吉纳兰德，对他说：“上头让你继续笼络住那个女秘书，随时报告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并帮助我们选择突击队空降地点和安装着陆信号指示灯。”
几天以后，史吉纳兰德在摩斯湖坝找到了一个良好的滑翔机降落的场地，着手安装空降及着陆指示灯设备。11月9日，史吉纳兰德向伦敦发报：燕子已平安抵达预定地点，可以机降。
11月9日晚，英国威克机场的停机坪上，两架满载着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突击队员的霍尔萨滑翔机，分别被两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牵引，钻进了夜空，向东飞去。孟席斯计划将滑翔机降落在“燕子”队员们指定的地点上，然后突击队员再对工厂进行奔袭。
次日中午，史吉纳兰德在查理的酒吧店里，等待波勒松送来机降成功的消息。这时，凯蒂走了进来，坐在他的对面，点燃一支烟，似乎自言自语道：“昨晚有两架英国滑翔机因钢绳断裂坠毁在山上，机上的人除摔死的外，活着的全被党卫队处决。”
史吉纳兰德望着凯蒂，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反应过来，急切地问道：“方才镇上的几支党卫队与这事有关吗？”凯蒂点点头，挽起史吉纳兰德娇媚地说：“走吧，下午我没事，到家里再谈。”
到了凯蒂家里，凯蒂把她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给史吉纳兰德，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糟，不仅所有的突击队员丧生，德国人还在滑翔机残骸中发现了一张地图，地图上的尤坎镇被画了一个红圈，这引起了盖世太保的极大警觉。德国驻挪威总督约瑟夫·特尔波曼及驻军司令芬·华尔凯霍尔斯将军闻讯后，都亲临尤坎镇，命令警卫部队严密搜索诺尔斯克四周。盖世太保也纷纷出动，发现可疑分子，哪怕是曾经说过英国政府好话的人，一律逮捕。
当晚，史吉纳兰德向伦敦发报：尤坎镇和那座重水工厂已成为一座兵营，突击队员全部遇难。
“炮手”计划马到功成
孟席斯和特隆斯塔德接到“山猫”的报告后，只好放弃使用滑翔机载运突击队员进行攻击的计划，另谋他图。“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德军还没有完全摸清我们的意图之前，想办法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别处，放松对诺尔斯克的警戒。否则，即使突击队到达尤坎镇，也无法进入那座工厂。”孟席斯说。
特隆斯塔德很同意他的看法，接着说道：“这次失败说明以往的计划不妥。我们要搞一个声东击西的计划。这个计划最好与这次飞机事件连在一起。选尤坎镇附近的一个较大的目标，作为我们佯攻的靶子。这样，德国人会认为英国突击队员的攻击目标不是诺尔斯克工厂，而是另外一个地方。据报，摩斯湖坝是德国人新建的一座水电站工程，纳粹对它的安全很敏感，我们不妨派人去炸水坝。在这同时，继续加紧对下一批突击队员的特殊训练。”
特隆斯塔德一口气说出了他的方案，孟席斯为他透彻的分析所折服，高兴地说道：“很好！选派和训练下一批特遣队员由我负责，炸坝事宜就请您代劳了。”他斟了两杯威士忌，递给特隆斯塔德一杯说：“祝下次行动顺利，干杯！”
声东击西的计划搞得十分成功。挪威国内地下抵抗组织接到伦敦的指示，立即行动，派精明强干人员，化装成英军模样，几次试图接近摩斯湖坝，并且有意暴露了自己的行动企图。德国人上当了，将诺尔斯克工厂内数百名党卫队抽去守卫大坝，仅留几十人看守工厂。
“山猫”很快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报发往伦敦。孟席斯认为时机已到，立即派出以隆纳贝尔为首的6人特遣组，空降到尤坎镇附近，与先期到达的“燕子”会合，共同实施代号为“炮手”的爆破诺尔斯克工厂的计划。
1943年2月17日晚，隆纳贝尔率领他的6人小组降落到斯克吕肯万地区，那里离“燕子”们隐蔽的地方只有28英里。然而，他们并没有找到波勒松的先遣组，只好在高山上的背风处造一间小冰屋，四周用雪堆伪装。白天根本不敢出来，每人配给的口粮是一小片干奶酪，一小捧燕麦粉和饼干。即使这样，食物也很快吃完了。为了生存，隆纳贝尔只好派人轮流出去扒开厚厚的冰雪层，采掘北极地带的特产——地衣回来充饥。地衣虽然难以下咽，但总比饿得胃痛要好得多，随身带的电池也没电了，隆纳贝尔与伦敦失去了联系。他心想，再这样下去，不被冻死也会饿死，他只好冒险派人下山与史吉纳兰德联系。
派去的人竟然与史吉纳兰德接上了头。史吉纳兰德立即让波勒松4人与隆纳贝尔会合，执行“炮手”计划。波勒松率先遣组找到隆纳贝尔他们住的雪屋，两队人马合兵一处，共10人，全是挪威人。根据史吉纳兰德提供的工厂里德军警卫人员的位置及换班时间，每一座大门的关启方法等情报，隆纳贝尔决定马上对工厂发动攻击。
夜幕低垂，山野里寂静无声。穿戴整齐的几个挪威人出发了。他们首先要穿过一片被皑皑白雪覆盖的森林，由于这片森林地形复杂，坡度很大，所以他们不能滑雪，只能徒步前行。过了森林，便是一条300米深的峡谷，他们到了谷底，一条汹涌的急流横在他们面前，河面较宽，湍急的河水卷着冰块奔泻而下。他们找到了一座窄小的木桥，渡过这条河，接近了河对岸的一条直通工厂的铁路路基。过了铁路，他们还要攀登一堵几乎垂直的300米高的峭壁。说是峭壁，其实已成为一座冰墙了，而且峭壁上装有不少报警器，如触上，工厂里所有的探照灯便会立刻四下搜索。
隆纳贝尔心里明白，他们离地狱不远了，因为在他们面前有3道难关：一要保证每个人都能爬到崖顶，谁要是摔下去，无疑是粉身碎骨；二要在攀登时不能触及报警器；三要保证必须在2小时内攀上，否则会碰上德国巡逻队。大家默默地换上登山鞋，取出攀登工具，向崖顶攀去。10位挪威勇士凭着勇气和与冰雪作斗争的经验，没用2个小时就顺利抵达峭壁的顶端。
队员们快速地找到一处隐蔽的地方，休息了几分钟。工厂离他们只有159公尺了，机器转动的声音依稀可闻。隆纳贝尔悄声向大家复述了任务分工：波勒松率5个人突击德军卫兵宿舍，他自己率3个人执行爆破任务，然后果断地下令：“好开始行动吧！”
一个队员双手紧握一把锋利的大钢剪，径直向工厂的大门奔去。牢固的大铁门中间用几道铁链和一把大锁链锁住。那个队员熟练地伸出张开的利剪，其余队员则警惕地向四下张望。剪断铁链的“咔嚓”声，在突击队员听来，无疑像一颗手榴弹的爆炸声。好在工厂里也是一片机器轰鸣声，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队员们把铁门推开，鱼贯而入。
波勒松率5个队员径直来到德军卫兵宿舍，从窗子往里看，几十个德国兵正横七竖八地酣然大睡！他示意大家先不要轻举妄动，等隆纳贝尔他们爆破成功，再一齐动手。
由于工厂实际情况与伦敦建造的模型一丝不差，隆纳贝尔率领的爆破组很快找到了与浓缩室相通的电缆隧道。他带着3名队员敏捷，熟练地通过了迷宫般的通道，进入了电解水大厅。他们甩掉伪装服，拔出手枪，冲进值班室，正在打瞌睡的挪威籍士兵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当了俘虏。
隆纳贝尔根据模型所示，很快找到了这座车间的最重要部位——浓缩室，迅速将20包特制低声炸药放在18个不锈钢高浓缩电池和其它一些机械管道装置上面，点燃导火索，命令俘虏赶快逃命，然后率队员从原路撤出。刚钻出电缆通道，身后便响起一阵沉闷的爆炸声。波勒松一听到爆炸声，立即率5个队员冲进德军卫兵宿舍，一阵猛烈的扫射，几十个德国兵还未来得及发出呻吟声，便统统上了西天。
爆炸声、枪声惊动了工厂里的另外一些德国卫兵，他们慌里慌张穿上衣服，端着枪向隧道冲去。一时间，工厂里的警报声，卫兵的警笛声，机枪的射击声和人们的叫骂声不绝于耳，整个工厂乱成了一锅粥，隆纳贝尔率队员乘乱，神不知鬼不觉溜出工厂，消失在夜幕之中。
次日黎明，德国人检查发现电解水车间被炸毁，450公斤极其珍贵的重水从被炸毁的水槽中流出，排入了工厂下水道。芬·华尔凯霍尔斯克将军见工厂被破坏得如此严重，气得差点晕了过去，当即下令将当班的官兵全部送入集中营。
10名挪威勇士完成任务后，有5人取道瑞典，返回英国；另外5人根据当地游击队的安排，分散到各地进行地下抵抗活动。史吉纳兰德仍留在原地，继续对诺尔斯克电气化学工厂进行监视。
1943年底，史吉纳兰德向伦敦报告，被破坏的工厂已经修复又开始生产重水。根据孟席斯的请求，盟军最高统帅部派美国航空队的轰炸机炸毁了工厂的发电站，使工厂再一次陷入瘫痪。于是，德军不得不决定把诺尔斯克工厂制造的重水的设备和储存的重水迁移到德国本土继续研制生产。在运输途中，火车被一处湖泊所阻，必须通过轮渡渡湖。
史吉纳兰德立即和潜伏下来的一个名叫本泽的“飞燕”队员联系，本泽的住处离史吉纳兰德80公里，正在一支游击队工作。本泽很快找到了史吉纳兰德，两人共同研究了炸船计划。
本泽是一个伪造证件的专家，他连夜制作了两个可以参加装载作业的身份证。第二天装船时，两人混入了搬运工的人流，巧妙地把一枚定时炸弹放到了船舱底部隐藏处。3天后，德国最后一批珍贵的重水连同其生产设备随着一声巨响，一齐沉入了挪威的田晓湖底。
失去了重水，沉重的打击了德国的核武器研制计划。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整天吹嘘的秘密武器也就成了泡影。
挪威的这11名勇士拯救了世界，使之免遭一场浩劫。
2.美国的核计划“曼哈顿工程”是如何诞生的
20世纪初，当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首创了核动力公式，为原子能的发现和利用奠定了基础后，到了30年代，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得威克，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德国物理学家哈恩、施特劳斯等科学家在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发现，1克重的铀产生裂变后其能量相当于燃烧3吨煤或200升汽油所放出的能量，所产生的爆炸力也将是巨大和惊人的。人类从此进入了“核”时代。
然而，就在科学家们对这一科学的发现感到欣喜的时候，纳粹德国也把目光盯在了这个伟大的成果上了。他们要利用这个科学的发现，要把这一成果转移到战争中去，用科学的成果征服人类。1939年4月，纳粹德国将6名原子物理学家召到柏林，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开始制造能控制利用铀的装置，也就是原子弹。同年的9月26日，德国正式制定了代号为“U”的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计划。
“U计划”的实施着实让一些开明的科学家感到担忧，流亡在美国的费米立刻联系了诸如西拉德、泰勒等人在美国积极奔走，呼吁美国尽快开展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他们向美国军方提出这项计划时，美国军方并没有认识到原子弹能产生的巨大破坏力，所以对这些科学家都持以“怪人”的看法，对他们的建议更是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
费米等科学家心急如焚，他们深知核能的巨大威力，如果纳粹德国抢先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人类就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而要制造原子弹是需要雄厚的经济后盾和完整的科学体系以及科学人才的，还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
这些条件，就当时的世界来说，只有美国是最有条件的，也只有美国才有可能挑战纳粹德国，与纳粹德国相抗衡。
怎么办呢？费米、泰勒等科学家决定直接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只有说服他采纳这个计划才能尽快开始研究工作。他们还想到了德高望重的爱因斯坦，想请他作为代表向罗斯福进言，这样还可以增加说服的力度。
与此同时，罗斯福的好友和科学顾问阿列克谢·萨克斯也受科学家们的委托，向罗斯福总统进行游说工作，他讲到了拿破仑不听富尔顿的建议，拒绝制造蒸汽轮船，而丧失了进攻英国的时机的故事。他说：“总统先生，我个人认为，亚原子能就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总有一天会有人能够控制并释放它那巨大的能量，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可能阻止他这样做，只能希望他不要把邻居炸飞。”
聪明的罗斯福听了萨克斯的话，幽默地说：“我明白了，你现在所寻求的是保证纳粹不要把我们炸飞。”
1939年10月，罗斯福下令成立一个铀顾问委员会，并于当年的12月6日正式批准了原子弹研制计划。美国国会拨款20亿美元作为研究经费。美国政府在正式制定这项研究计划的同时，为这项计划取名为“曼哈顿工程”。
3.“曼哈顿工程”的保密奇迹是如何创造的
自德国实行了“U”计划，美国实行了“曼哈顿工程”以来，两国都为了赶在对方之前制造出原子弹，进而遏制对方，而在自身的保密和置对方于死地方面进行了大量的间谍侦察和破坏活动。
然而，德国人对美国人原子弹研制活动进行的间谍活动可谓劳而无功，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反间谍工作的出色。美国研制原子弹工作规模庞大、人员众多，但他们居然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未被德国间谍机关了解到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工程”行动计划。
在美国，要使这么大一项行动不泄密的确不易。要知道，“曼哈顿工程”有成千上万爱唠叨的热情的美国人参与其中，据统计，参加这项研制计划的美国人前后达60万之众，任何一个人如果口风不严都可能导致警觉性极高的外国间谍的注意。
“曼哈顿工程”的运作是分散在田纳西州、新墨西哥以及华盛顿等地秘密进行的。在这些人员庞大的研制队伍中，美国人组织了一批尽职合格的保密人员队伍。这些经过训练的青年男女之间谈话用暗语，对核心研制人员的行动进行监控，负责检查每一份文件资料的收发，对散落在办公室里的每一张纸片进行详细检查处理，做到万无一失。而最难的是对参加研制人员的严格控制。这些保密人员恪尽职守，他们对所有接触核心机密的成员都进行了严密的监控，经常用严厉的保密制度来约束这些人员。
在60万参与人员中，他们与所有人员都有严格的保密协定，其中2000多个因口风不严、说话随便的职员受到了处理。在文职人员中，他们特别注意对每一位不适应做这样高度机密工作的人的善后安排，做得周到、完满，使这些人在调离工作岗位后，也不会因为被解雇后产生不满情绪而导致对“曼哈顿工程”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整个保密工作最困难的是参加研究的科学家们的保密工作。许多人在国际上是原子物理学方面的著名人物，德国人只要知道这些人的行踪，自然会尾随其后并容易推测出美国人在何时、何地进行什么样的工作。因此，“曼哈顿工程”的反间谍机构对这些科学家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他们给这些科学家每人编上代号，并派专门警卫人员负责他们的行动安全。美国人的保密措施的确是十分出色的，他们不仅成功地使本国科学家的行踪一直不为外人所知，而且还十分成功地将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带到了美国，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参与研制工作。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他们还把世界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玻尔从丹麦营救出来，化名贝克在美国秘密地从事了长达2年之久的研究工作。
德国已经注意到，虽然美国从事核领域的研究总的来说是在德国的后面，但是德国并不敢小视。因此，德国人在战争初期曾经派出两名最优秀的科学家来美国进行“交流”，但美国方面成功地阻止了他们的企图，并利用科学家之间的这一“交流”，使德国人产生错误的判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的研究还停留在初期的阶段。
“曼哈顿工程”的反间谍保密工作不仅仅针对德国人，就连美国二战时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人都难以窥其端倪。
英国物理学家阿兰对美国人的这项研究表现出极大兴趣，曾三次前往参观。美国人立即引起警觉，迅速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并协助英国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位科学家曾向前苏联方面提供过铀标本和美国方面研制的进展情况。英国方面立即将其逮捕，判以重刑。
“曼哈顿工程”的保密工作的确是美国反间谍部门的一项成功大作，真可谓史无前例的奇迹。人们在钦佩之余，也对此产生不解和疑惑，以德国间谍机构的高超水平，何至于对如此易于探出的情报无所作为？其实，这也正是美国反谍报部门出色的工作所致。
“曼哈顿工程”实施期间，美国情报部门不断地制造假象以迷惑德国人，其中最多的是向德国情报部门提供假情报，使德国人误以为美国人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
另一方面，也与德国情报部门的科学家分析失误有极大的关系。日耳曼人愚蠢的优越感使这批科学家自以为是地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德国科学家都未能在原子弹的研制方面有关键性突破，美国的科学家更是不在话下，他们只能跟在德国人的后面亦步亦趋。相反，美国和英国的情报工作却十分出色，他们不但准确地把握了德国人研制原子弹的进展情况，而且还成功地策划了一次重大的破坏活动，炸毁了德国的重水工厂，阻止了德国人研制工作的进展。
4.海森堡与核武器之间的未解之谜
说到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就要说到德国的核计划，两者之间总是有着不可分割的一丝联系，因为“曼哈顿工程”中的一些卓有成效的科学家起初都是为纳粹德国服务的，尤其是丹麦的著名核物理学家玻尔教授，他当时并没有外逃，而是潜心地做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后来在英国情报人员的努力下，幡然悔悟，并逃到了美国，在“曼哈顿工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玻尔教授带过许多学生，有些还是世界级的领军人物，且科学成就也是被人们所敬仰和尊重的，德国的核物理学家海森堡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开始人们认可的一个说法是：希特勒之所以没有研制出原子弹，是海森堡阻碍了希特勒开发核武器的进程。然而最近，随着玻尔一封尘封多年的信，关于海森堡在纳粹德国核武器研究中起到的作用问题，又一次在世人中掀起了波澜。海森堡与玻尔在哥本哈根的会面，再一次产生了一个令人无法解释的谜。
海森堡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天才般的见地及在物理学史上的地位，世人虽有不同程度的评价，但无疑都是相当正面和肯定的。
然而，对于海森堡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他的为人处世，尤其是他的充满争议的哥本哈根之行，却存在着许多针锋相对的评价。肯定他的人，把他描绘成道德上完美的化身——他是一个身处逆境却迎难而上的人，为了保护德国的科学研究，不惜忍辱负重；他在战后为恢复德国科学所作的种种努力，使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否定他的人，则把他看成是纳粹的帮凶，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他战后的种种说辞完全是文过饰非。
多年来，人们对海森堡的看法随着新证据的出现，也在不断地左右摇摆，对立的阵营始终泾渭分明，他们之间无法找到一个令各方都能接受的阐释。1992年出版的《海森堡传》则试图在这两极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该书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详细叙述了海森堡的科学与生活，无论对与错、伟大与渺小都不放过，使得对海森堡的评价更趋客观。
1998年，米歇尔·弗赖恩出版了剧作《哥本哈根》，在剧中，海森堡就被描写成阻碍纳粹开发核武器的英雄。后来该剧被搬上舞台，并在英国连演18个月，之后还在百老汇上演，并获成功。2002年2月18日，弗赖恩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给海森堡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的文章，充分阐明了自己的“同情”观。
《哥本哈根》出版后，海森堡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它不只是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而是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弗赖恩本人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会如此成功。
而就在这种同情观占据上风的时候，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出了最新消息称，玻尔研究所新公布了资料——包括玻尔写给海森堡但一直没有寄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玻尔回忆了他和海森堡1941年的那次会面。信中披露，当时，海森堡曾警告他的导师说，希特勒已经成立了一个“铀俱乐部”专门研究原子弹。战争可能会由核武器的出现而结束，而他正是在从事核武器的研究。
这与以往的一些说法大相径庭。据以往的说法，海森堡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为纳粹工作，但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尽管当时海森堡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技术，他却避开原子弹的研究，集中力量研究反应堆和回旋器，显然是有意拖延研制进程。
两种不同的观点发生了激烈的碰撞。那么，当年海森堡和玻尔在一起到底都谈了些什么呢？
1940年春，德军占领丹麦的第二天，海森堡曾写过一封信给他的汉堡同行——德国原子弹计划参与者、德国核试验计划关键人物之一的德国物理化学家保尔哈特克。
在信中，海森堡请他或海森堡的学生卡尔弗里特里希·冯·魏茨泽克一道前往哥本哈根，因为他要在那里同某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玻尔商谈要事。这封信有可能会重新评价海森堡和玻尔的哥本哈根会见。1941年9月，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找到他的老师玻尔并与之进行了一次谈话，但是谈话不欢而散。
如今，玻尔研究所公布的文献似乎对海森堡当时的动机持有疑虑：海森堡是否想从玻尔那里打探为德国制造原子弹的技术？但是，从海森堡写给保尔哈特克的信中看，这次哥本哈根之行一年半以前就已开始策划了。海森堡的学生魏茨泽克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海森堡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玻尔的安全，他只想知道，他的老师是否需要在他帮助下离开哥本哈根，或者说，他至少能让德国驻丹麦机构为玻尔提供方便。
开始，魏茨泽克通过关系找到了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冯克，请他给玻尔以保护。但魏茨泽克得到的回答是玻尔根本不愿意与冯克接触。
后来，魏茨泽克在哥本哈根向德国驻丹麦代表处建议举办一次天体物理会议，这样，他就能邀请海森堡到哥本哈根来。德国公使采纳了魏茨泽克的建议，在哥本哈根举办了一次天体物理会议。
1941年春天，魏茨泽克才找到机会去哥本哈根作报告。他利用这次机会为海森堡和玻尔会见作了积极准备。
应当时所谓“德国科学研究所”的邀请，海森堡与魏茨泽克于1941年9月一道前往哥本哈根参加会议。但玻尔拒绝出席德国科学研究所的活动，并对海森堡产生怀疑。
玻尔的儿子阿格·玻尔后来回忆说，海森堡与他父亲和其他同事谈到当时的军事局势时说，德国会打赢这场战争。其实这一点不奇怪，因为当时德军已占领了差不多半个欧洲，并正向莫斯科推进。对海森堡来说，他没法在公开场合怀疑德军会打败仗。
最后，海森堡终于找到一个与玻尔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两人进行了私下谈话。现在看来，海森堡多半是接受了魏茨泽克的建议，劝诫波尔不要跟德国公使过不去。这次谈话导致了玻尔对海森堡的疑虑，他认为海森堡从一开始就有目的地要将自己引向德方。两人之间的误解可能就此深深埋下了。
可以肯定的是，海森堡当时确实谈到了原子弹的话题。这个话题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为海森堡参与了纳粹的原子弹制造计划。因此，海森堡在与玻尔交谈时十分谨慎，很多话不能直说，这也因此给玻尔留下这一印象，即海森堡全力以赴地为德国制造原子弹。
事实上，德国当时的情况是，1939年9月，在陆军装备局领导下成立了“铀协会”，研究如何将铀裂变并用于军事，但许多技术问题根本没弄清，如制造一颗原子弹需要几公斤或几吨裂变物。此外，德国手里当时除了有铀－235外一无所有。
1939年12月，海森堡建立了铀反应堆基础理论，后来试验成功。魏茨泽克的理论也证明，反应堆在运行时可以产生用于原子弹的裂变物质钚。但是，1939年海森堡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他认为，自然铀在获取核能时不会产生别的主要物质。也就是说，德国除了仅在进行核研究外，并没有一个关于制造原子弹的具体计划。
那么，海森堡是否真想请教他视同慈父的导师，或者真想与玻尔密谋共同研制原子弹，迄今仍是一桩疑案。但是，玻尔当时肯定是中断了他们之间的谈话，而且气氛很僵。就像海森堡在结束谈话几分钟后对魏茨泽克说的那样：“全弄拧了！”
玻尔在谈话20年后写给海森堡的信中仍能让人们感觉到，玻尔没有将海森堡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谈话区别开来，也许，他没有意识到海森堡对待他的真实想法。直到战后，魏茨泽克在美国见到玻尔，并问起那次的谈话情况时，玻尔仍说：“唉，随它去吧！我知道，在战争期间，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祖国。”
那次不欢而散的谈话除了说明两人交流上的失败外，还说明了海森堡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感情上的一厢情愿。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从一开始，丹麦科学家玻尔就从未把他当成朋友或保护者，而是仅仅把他视为占领军的代表。
围绕这个像谜一样的问题，海森堡的辩护者和谴责者有过激烈的交锋。
辩护者称，海森堡从未主动要求去国外访问。他出使丹麦、匈牙利和瑞士等国，完全是官方刻意安排的。在海森堡被称之为“白色犹太人”之后，纳粹官方安排他出访，是对海森堡的承认和平反。如果拒绝，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海森堡进退两难，没有自主权。
对于一些德国人，尤其是像海森堡这样的非纳粹（或反纳粹）人士，存在一个道德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并不希望希特勒主导战争；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是强烈的爱国者，并不希望德国战败。对于他们来说，最佳的解决办法是德国能避免战败，军队最终能摆脱希特勒的控制。虽然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当时这种想法却是非常现实的。由于纳粹的片面宣传和有意隐瞒，德国民众只知道前苏联的斯大林搞过大清洗，而对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却一无所知。一些高级将领想通过刺杀希特勒来避免失败。通过与反对派接近的“星期三聚会”，海森堡本人知道这些情况。毋庸置疑，他内心是讨厌纳粹政权的。在无法推翻它之前，最好是利用它。
反对者则称，海森堡当时相信德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他根本没有掩饰自己的态度。海森堡的目的至少是劝说玻尔冷静地对待德国即将获得的胜利。
对于这一点，辩护者称，海森堡其实并不希望纳粹德国掌握原子弹。经过初步计算后，他就不想再进行下去了。海森堡已经得到了正确的结果，但他没有向纳粹当局讲明真相，而是夸大了制造原子弹的难度，因而也拖延了研究进程。
反对者也称，海森堡并不是不想制造原子弹，他竭尽全力为纳粹服务，只是由于他的错误而导致德国的计划没有成功。海森堡没有仔细计算“临界质量”。按他的计算，制造原子弹需要成吨的纯“U－235”，而他估计盟国一年只能生产30公斤“U－235”。
辩护者认为，这种说法已遭到海森堡本人的有力驳斥。在《部分与整体》中，海森堡对他当时的心态作了很好的描述。
反对者称，玻尔档案馆公布的材料表明，玻尔在信中明确指出，海森堡曾说过，他曾竭尽全力地花了两年时间研究原子武器。
辩护者的观点是，这只是玻尔自己的理解。玻尔当时并不清楚反应堆与原子弹之间的区别。海森堡所言，是说经过两年的研究后，他得出结论：原子弹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很难制造，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是这样；而反应堆除了理论上，实际当中也是可行的，也比较容易制造，以后他将只研究反应堆。在海森堡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之前，玻尔就中止了谈话。很显然，这是一种误解。
反对者坚持，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海森堡不阻止纳粹的计划？他去哥本哈根的“真实目的”是想从玻尔口中了解盟国在原子弹方面的研究进展。
辩护者感到好笑，海森堡用不着阻止纳粹的计划，因为早在1942年，纳粹就放弃了这个计划。他们从海森堡处得知，研制原子武器需要许多年，并且投入非常大。纳粹没有耐心等待，他们需要更直接有效的武器。海森堡去哥本哈根的真实目的并不邪恶。
反对者认为，海森堡，还有他的那个“谋士”魏茨泽克，通过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明亮》，为自己洗清罪名，把自己打扮成是因道德考虑而主动放弃原子弹研究的，这是一种十足的虚伪，他在战后反对核武器，是一种不自然的表现。
辩护者认为，新闻记者容克在他的书中作了许多不必要的夸张和推广，有许多失真之处。无论海森堡本人，还是魏茨泽克都给他写过信，指出书中的不实之处，但容克在该书1957年的丹麦版本中，只摘出了海森堡出于礼貌而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的话。
玻尔对这本书非常反感。正是容克的这本书给海森堡帮了倒忙，对海森堡人品的议论也由此开始。世人普遍认为是海森堡委托容克来作宣传的，这与事实不符。尽管战后海森堡多次在不同场合宣称，二战期间德国科学家并非不能，而是基于良知而故意只作反应堆的研究，但海森堡并不知道容克的意图。他无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纳粹的消极怠工者的形象。
可见，持不同见解的人的观点是何等的对立。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发生在玻尔和海森堡之间的误解构成了一出永恒的悲剧。也许海森堡当时还想以一种相互信任的方式与玻尔交谈，但是他忘了当时的情形——丹麦是一个被德国占领的国家。自战争爆发以来，他与玻尔已有两年多没有联系，玻尔把他看成是德国占领军的代表，怀疑他是代表德国政府来游说的。海森堡一点也没有察觉到这其中的心理差异，这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一些德国人身上习而不察的自大感和优越感。
玻尔为人相当厚道。战后他之所以没有发出那些已写好的信，是不想伤害海森堡的感情。那些未完成的草稿，表明了他内心的彷徨，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向海森堡讲明自己的感受。在海森堡60岁生日时，玻尔给海森堡寄去了热情洋溢的祝寿信，高度赞扬了海森堡的成就。也许有人认为这纯粹是出于一种礼貌，但是，另一些事情却很难将这种关系界定为仅仅是出于礼貌。当海森堡被关在英国的“农舍”时，玻尔也与海森堡保持着通信联系。战后玻尔还访问过海森堡在哥廷根的家，后来他们两家还一同去希腊游玩。可见，仅仅出于礼貌是很难维持这种关系的。
或许玻尔始终以一种师友的身份在等待着海森堡的自我检讨。遗憾的是，这种情形一直没有出现。可以肯定，在海森堡的心中，不能恢复与玻尔之间原先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是他永远的痛。
二战结束后，海森堡与玻尔在1947年又一次见面。他当时已获知玻尔对1941年的访问有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理解。但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按他的说法，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勾起双方痛苦的回忆，因而作罢。海森堡的余生一直为他与玻尔之间的误解而忧心忡忡。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玻尔也一直在思考1941年会谈的问题。如果玻尔把这些信当时寄出去的话，他们之间的误解也许就会消解了。
不过，海森堡的言行确有前后不一、文过饰非之处，加上有些“谋士”的辩解，使本来就异常复杂和不确定的海森堡形象变得更加无从定位。他虽不热中政治，但不幸被深深卷入其中，进退两难，尽管在恐怖的纳粹德国没有人能保住尊严，但他的所作所为仍有检讨之处。正是由于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才更应该谨慎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
海森堡在纳粹德国统治期间的种种表现，是一出真正的历史悲剧。而这种悲剧的结局是他自己也不可能预料到的。
要真正解开海森堡的复杂之谜，还需时日。其中，海森堡的哥本哈根之行是这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中之谜。
5.爱因斯坦是不是间谍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为是间谍，怀疑的主要内容是：曾在德国柏林给前苏联当过间谍；支持民权运动、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研究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死光”；和一个共产主义组织试图掌管好莱坞。因此，调查局一度对爱因斯坦进行跟踪、监视、监听等，但是，直到爱因斯坦去世也没有拿到有力的证据。
最近，一本名为《爱因斯坦档案：埃德加·胡佛对付世界最著名科学家的秘密战争》的新书与读者见面。它深入地剖析了当年联邦调查局对爱因斯坦所作的一切调查，并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揭开人们对这一案件的好奇心理。
《爱因斯坦档案：埃德加·胡佛对付世界最著名科学家的秘密战争》的作者弗雷德·杰罗姆是一名报道民权运动的记者，曾经当过教师和媒体顾问，并建立了一个促进记者和科学家相互了解的媒体资源中心。杰罗姆说，他在美国公民诉讼组织的帮助下，从政府和FBI那里得到了关于爱因斯坦有关调查文件的资料。经过仔细的研究，杰罗姆说，与他的想象相反，爱因斯坦身为理想主义者，而实际上却又是一位见多识广、机敏而冷静的战士，他知道自己应该支持什么样的组织。
在杰罗姆的书中提到，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确是一位干练的情报官，自1924年FBI成立，到1958年这长长的34年里，美国更换了14名司法部长、7任总统，但胡佛的职位始终没有变过。对爱因斯坦的调查就是他下的命令。
在他的授意下，FBI检查爱因斯坦的垃圾，监视他的邮件和电话。杰罗姆说，这些似乎是FBI的家常便饭。“情报人员打开别人的邮件并监听电话，就像他们早上起床、刷牙一样”。FBI对爱因斯坦的监视，一直到他1955年去世才终止。然而，FBI却什么证据也没有拿到。尽管调查没有什么成果，胡佛却在此期间根据个人的想当然，曾与美国移民和归化局一起，动过把爱因斯坦驱逐出境的念头。无奈碍于爱因斯坦的威望，这一念头没有实现。
说到爱因斯坦与共产主义有关，其实与当时的历史年代有着一定的关系。作为科学家，没有什么理由会像政治家那样去极度偏向哪一个政治制度。爱因斯坦也同样如此。
杰罗姆的书中提到了有关爱因斯坦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内容。书中提到：FBI关于爱因斯坦的调查文件长达1427页。文件中说，此人（指爱因斯坦）与共产党有关联。自1937年至1954年，此人一直是34个共产主义性质组织的成员、发起人或与之有联系往来。他还是3家共产主义组织的名誉主席。但FBI拒绝就此内容进行明确评论。FBI发言人表示，他们听凭公众评估这份材料。
在杰罗姆的书中称，爱因斯坦是一位非常厌恶战争的人。爱因斯坦一生都没有掩饰过对战争的厌恶。
爱因斯坦1879年3月14日出生于德国的乌尔姆镇，父母都是犹太人。青少年时他曾在慕尼黑受教育，1895年10月，转到瑞士求学，据说部分原因便是不喜欢德国的黩武主义。
1914年4月，成名后的爱因斯坦接受德国科学界的邀请，回到柏林，当年8月即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爆发的第二个月，爱因斯坦参与发起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这个组织后来被宣布为非法，其成员大批被捕并遭到迫害，该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在此情况下，爱因斯坦仍坚决参加这个组织的秘密活动。1914年10月，德国科学界和文化界在军国主义分子的操纵和煽动下，发表了所谓“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在“宣言”上签名的有93人，许多享有世界声望的德国名人，包括伦琴、普朗克、斯脱等都在上面签了名，但爱因斯坦却坚决予以拒绝。在拒绝的同时，他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成为《告欧洲人书》仅有的4位国际知名签名者之一。爱因斯坦的这一行为当即惊动了世界。
此后，尽管工作繁忙，爱因斯坦仍不时出席一些致力于和平和裁军的活动。1931年，在牛津大学短期任教时，他参加的争取和平的活动甚至多于科学会议。
1945年8月，美国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造成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灾难。消息传来，爱因斯坦极度震惊。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但他的著名质能方程式E＝mc2就是制造原子弹的理论根据。爱因斯坦当即写信给《大西洋月刊》说：“我在担心新的战争到来。”1955年，爱因斯坦与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联名发表了反对核战争和呼吁世界和平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二战结束后，爱因斯坦继续积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1946年，他支持黑人歌手、演员和运动员团结起来反对私刑。1952年，他公开呼吁给因间谍罪被判死刑的朱利叶斯·罗森堡夫妇免除死刑等。
杰罗姆的书中说，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胡佛就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个左翼人士，是有着共产主义意识的人物，也就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胡佛曾专门写了封信总结爱因斯坦的反战和左翼活动，还拟就了一个未署名、未标明日期的“传记梗概”。这个梗概中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即爱因斯坦于1933年到美前的两三年里，爱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是“一个共产主义活动的中心”，他在英国卡珀斯乡下的别墅是“莫斯科特使的匿身之处”。这份梗概因此推测：“基于这种背景，此人在短短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忠诚的美国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一些历史学家怀疑，胡佛受到了德国右翼情报来源的影响。
一些历史学家都认为，FBI盯上爱因斯坦一点也不奇怪。《没有象牙塔：麦卡锡主义和大学》的作者、耶希瓦大学历史学家埃伦·施雷克说：“爱因斯坦危险，因为他赞同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他们认为爱因斯坦是左翼人士，因而是危险人物。”《秘密的权力：埃德加·胡佛的一生》的作者、纽约市立大学的历史学家理查德·吉德·鲍尔也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爱因斯坦太出名了，美国政府势必担心他这样的知名人物批评美国的政策，那会“误导”老百姓，所以FBI只有选择监视他，特别是在二战后。
二战后，FBI对爱因斯坦的监视工作逐渐升级，他们监视的范围已经不限于爱因斯坦本人。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杜卡、爱因斯坦的姐姐马娅，还有他的继女马戈都受到了监视。
FBI对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可谓“情有独钟”。1943年，FBI就曾闯入杜卡的侄子、一个反法西斯组织的领导者家中“搜集证据”。1944年，FBI又表示，杜卡很可能已经通过爱因斯坦取得有关原子弹的情报，声称她卷入了“高度可疑的”活动。到了二战后的1946年，根据FBI文件备忘录，负责监视爱因斯坦的情报人员一度要求允许监听杜卡的电话，但FBI上层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担心“画虎不成反类犬”，如果被抓住的话，容易惹火上身。然而，情报人员仍然跟踪打到爱因斯坦家的电话和送到他家的邮件，搜集有关爱因斯坦所接触人物的资料。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1950年2月2日，美国逮捕了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德国籍科学家克劳斯·富克斯。此人据称向克里姆林宫透露了关于1945年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情况，并提供了一张原子弹的草图。富克斯的被捕，引发了美国对前苏联间谍的大搜捕，FBI对爱因斯坦监视也相应进一步加强。据杰罗姆说，巧合的是，当年2月12日，爱因斯坦出席了埃莉诺·罗斯福的电视节目，讨论军备竞赛的危险。13日早晨，该节目第一次播出后，胡佛立即要求对爱因斯坦进行全面调查，并命令取得所有相关的“反面信息”。
杰罗姆的新书透露，FBI也注意到爱因斯坦曾与玛加丽塔·科年科娃有过密切接触，后来有人说玛加丽塔·科年科娃是前苏联间谍，但证据并不足。而据1998年在索斯比拍卖行拍卖的爱因斯坦的有关手写信件中发现，科年科娃其实是爱因斯坦的情人，但FBI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杰罗姆的书中最后说，直到爱因斯坦去世，FBI也没有捞到什么能证实爱因斯坦是间谍的“猛料”。无奈之下，胡佛便封存了爱因斯坦的相关档案。
6.原子弹非投不可吗
多年来，人们在回顾和思考二战的历史时，总是难免要想：除了原子弹，当时就真的别无选择了吗？
早在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首席科学顾问萨克斯，就坚决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虽然美国研究原子弹就是在萨克斯的力荐下才开始的，但萨克斯却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同时，曾经上书罗斯福要求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也都反对在实战中使用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主张动用原子弹的一方和不主张动用的一方的争论更加激烈。马歇尔和史汀生坚决支持对日的登陆作战不如动用原子弹，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美军的巨大伤亡。除一些科学家外，美军著名的将军艾森豪威尔也不支持动用原子弹，他认为日本的战败已经不可避免，使用原子弹毫无必要；还有些人认为仅凭美军对日本的战略轰炸就可以摧毁日本的战争经济基础。
但是，残酷的现实使得美国的决策者意识到，想让日本投降，或是登陆日本本土，那将造成美军的极大伤亡；如果动用原子弹来威吓，那样就要承受来自各方的舆论压力。但战争就是战争，它不是以讲人道取得胜利的。况且，日本这个民族与其他的民族的确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欧洲战场的战火于1945年5月7日就结束了，而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仍在继续，而且异常激烈。据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也许还要再打18个月。为此，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与高级官员拟订了进攻日本本土的两个两栖攻击行动计划。第一个是“奥林匹克行动”，暂定于1945年11月1日施行。将动用美军陆军的11个师和海军陆战队的3个师，向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九州岛发起进攻。参联会的计划要求美军占领九州南半部，建立起密集的机场网络，以加强对九州北部及日本主要岛屿本州的空中轰炸。如果从航空母舰和陆上机场发动的持续轰炸仍不能使日本投降，则将调集12个陆军师和3个陆战队师发起“花环”行动，于1946年3月1日进攻本州。这两个计划中，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都是：美军在进攻中还要损失多少人？
毫无疑问，这两个登陆行动和以后的陆上战斗必将是美军在整个二战中遭到的最血腥的战斗。无论进行哪种推测，最后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没人怀疑日军包括平民在内，将为保卫他们的本土决一死战。因为太平洋战争中发生的一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经常看到成千的殊死顽抗的日军死于自杀，而不愿面对投降后的人道待遇，因为被军国主义思想所异化了的武士道精神将投降视为是军人及其家人的耻辱。
在“血腥的塔拉瓦之战”中，5000名日本守军殊死抵抗，最后除17名伤兵被俘外，其余全部战死。在塞班岛，陷入美第二十七步兵师重围中的3000多名日军还发动了大规模的自杀性反攻，日军的人性近乎疯狂。不仅如此，负隅顽抗的日军还向驻地的日本平民灌输盟军是“野蛮人”的思想，强迫他们以自杀行为反抗盟军的军事占领。一些不愿自杀的日本妇女和儿童竟被灭绝人性的日军杀害。在冲绳，不到3个师的日军在受到美军空中和海上炮火的沉重打击后，虽然已毫无胜利或获救的希望，仍然面对数量、质量均占绝对优势的美军坚持抵抗了100余天。岛民们也在各种准军事部队或前线作战部队中负隅顽抗。
冲绳一役，双方都死伤惨重，日本军民死亡近20万人，幸存者多数自杀，被俘的约8000名日军几乎全是伤员，另有4000人躲入岛上的山中企图打游击。美军也损兵7万余人，其中死亡约12 520人，仅在5公里的阵地上双方就倒下了3万具尸体。从3月初到6月末，有2000余架日本飞机对冲绳周围的美舰进行了自杀性攻击。美军13艘驱逐舰被击沉，37艘受重伤。
盟军的统帅们心中明白，面对日军的殊死抵抗，在“伤亡比”上，盟军并没有占多少便宜。因此，在盟军基本已稳操胜券的情况下，在此后的对日作战行动中，如何尽量减少自己的伤亡，自然成为了盟军方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据美军参联会估计，在九州和本州的两栖进攻和随后的陆上战斗中，美军的伤亡情况是：在九州，阵亡和失踪2.1～2.75万人，伤8.5～10.5.万人；进攻本州以及预计在东京平原的战斗将阵亡2.25万人，伤6.5万人。这与麦克阿瑟的估计也很接近。马歇尔则预计，登陆作战中美军至少要伤亡25万人，多则达100万人，日军方面的伤亡人数也大致一样。美海军因考虑到自杀飞机的威胁，更倾向于悲观的估计。
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也认为，进攻被强大的海空力量切断后路的岛屿的战例，不能被用做估计进攻有充足后援的日本本土时的依据。冲绳离日本本土的自杀飞机基地还有563公里，而本州离日本本土太近，到时，美国军舰就将成为靶子了。而且那时日军自杀性武器的数量将会数以千计，令人防不胜防。
在这些自杀性武器中，数KORYUD型袖珍潜艇叫人害怕。这种5人潜艇以16节的速度可在水下行驶40分钟，以2.5节的速度则可支持50个小时，一般装两枚鱼雷，鱼雷不够时，则干脆装炸药包。这样的潜艇日本每月可生产180艘，日本海军当时拥有540艘。另外，日军还计划到预定的美军进攻日期时，拥有740艘更先进的KAIRYU潜艇。这种两人潜艇也装两枚鱼雷或炸药包。日本海军还培训了“人雷”，即由潜水员携带装有触发引信的炸药包游到登陆艇下炸毁它。当时日军已组成了650人的“人雷”营，并打算在盟军登陆前组织到4000人。至于海岸边的浅水水雷就更不用说了。盟军的运兵船和两栖舰将是自杀武器的首要攻击目标，这会给船上的登陆部队造成很大伤亡。有人估计，登陆船队的海陆军伤亡将比冲绳高10倍。
同时让盟军的统帅们不得不考虑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日本人是如何对待盟国战俘和被捕的盟国平民的。在菲律宾被害的约10万平民有不少是死在美军即将解放马尼拉之前日军的大屠杀中的。至于在中国等地，日军的暴行更早已骇人听闻。
当然，在美军的心中留下最深阴影的还是日军残酷虐待不幸落入其手中的战俘的行为。从1942年4月巴丹陷落后美、菲战俘的“死亡行军”，到修筑265英里的桂河铁路的27万名亚洲人和61 000名盟军战俘分别死了87 500人和12 568人的严酷现实即可窥见一斑。战后的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被德、意军俘虏的235 473名英、美战俘死亡4％（9348人），而被日本人俘虏的132 134名美、澳、英战俘死亡27％（35 756人）。
另外，美国通过破译日本密码，了解到日本正在本土积极备战的重要情报。情报显示，日军方已要求驻欧洲中立国的外交官了解德国在欧洲战场的最后防御阶段的情况，以便吸取教训。
其他证据也表明，日本正在制定战至最后一人的防御计划。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他们能成功地使美国人在九州作战中遭受难以接受的损失，使美国人民相信对日本的大规模登陆会带来美军的巨大牺牲，并使他们感受到日本军队和平民的决死战斗精神，美国政府就会在来自国内公众的压力下，取消或者延迟在东京地区的关键战役。这样他们就可能赢得时间来争取得到有利的投降条件或者是其他方式的谈判。
面对败局已定而又决心孤注一掷进行拼死抵抗的日本，任何在以后的作战中尽最大可能减少美军的伤亡就自然成了杜鲁门关注的焦点。
杜鲁门总统是美国三军的最高统帅，同时他又是一个政治家。在对待是否动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他还有另外的一种考虑。
美国为了研究原子弹可谓耗资巨大，如果不在实战中得以应用，那么，他就无法在国会和国民面前交待，那样人们就会怀疑花费巨资研制的原子弹的意义和价值。
在政治上，虽然当时美国和前苏联是盟友，但是两国受到自身利益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区别，两国必定要成为敌人。因此，美国不会也不愿意让前苏联在太平洋战场上以很小的代价取得很大的利益。杜鲁门一定要在前苏联参与进来之前打垮日本的斗志。他要提高美国在战胜日本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上述种种问题的分析看，能够在战略上及心理上给日本人以沉重打击的手段，并尽快促使日本投降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使用那个令杜鲁门和军方极感兴趣的“可怕的新家伙”——原子弹。
更让杜鲁门心动的是，在世人面前展示一下这柄利剑的锋芒，将会给美国在战后的世界地位铺下一块坚实的基石。这对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将是极大的诱惑，杜鲁门也难以拒绝这些。
但是，杜鲁门总统毕竟是政治家，在日本投降的问题上盟国给了日本最后一次机会——在《波茨坦公告》中，再次敦促日本投降。
7月28日，针对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首相铃木表示：“本国政府除了完全不予理睬并坚决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以外，别无他图。”随后，陆军大臣阿南上将又在《告全军将士》中叫喊：“事已至此，夫复何言。唯有毅然保卫神州，将圣战进行到底而已。纵使啖草茹泥，匍匐山野，只要坚决战斗，相信死地自有活路……”
日本的强硬态度，促使美国人坚定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心。在决定使用原子弹攻击城市的问题上，军方的一致意见是：虽然不能以平民区为目标，但应对尽可能多的平民和最高决策当局造成极其深刻的心理影响。为此，有必要选择一个有军事和政治双重价值的大城市，并且为防止日本用盟军战俘作盾牌，不能事先警告。杜鲁门同意了这个意见，
最终，两颗原子弹落到了日本人的头上。
两颗原子弹当时造成了30万人的死亡，终于使裕仁天皇开了金口：“现在已经到了承受不可承受的结局之时了。”随着电波的传送，蛮横飘扬在他国的日本军旗，颓然落地。
虽然杜鲁门在战后回答人们向他提出的是否在决定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时很伤脑筋的问题时，做了一个轻弹手指的动作，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像这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原子弹的杀伤效果在这位美国总统的脑子里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否则他不会拿这种武器与庞大的登陆计划及轰炸计划相衡量。
当然，今天仍然很难说清如果当时不投原子弹，而采用登陆或常规轰炸的方法，双方会死伤多少人。但是，作为战争，交战的双方，不能以对方死人的多少来判定己方进攻的手段。那样，就不是战争，而是游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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