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希特勒与爱娃的“幕后新闻”
在讲希特勒和爱娃的故事之前我们先认识一下爱娃的表妹维斯克尔。55年来，她一直把希特勒和爱娃的秘密埋在心中。前不久，她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向英国记者安吉拉·拉姆比特讲述了爱娃的真实故事。
维斯克尔与表姐爱娃·布劳恩见面那年，她刚好19岁。
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像她那样熟悉希特勒及其情人爱娃的关系了。
维斯克尔还保留着一本珍藏的家庭相册，部分照片的拍摄时间可以追溯到20年代。
在其中一张拍摄时间稍晚的照片上，爱娃坐在一把扶手椅里，跷着修长的二郎腿，面带微笑。
她旁边站着的那个人被剪掉了。维斯克尔解释说：“那是被我妈剪掉的。在爱娃身边的人就是希特勒。”
关于这段已经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维斯克尔从来没有对别人提起过，除了她的丈夫。她说：“在我们订婚前，他向我发誓，绝对不对第二个人提起这段经历。他信守诺言，直到1986年去世。而我直到现在也没有向第二个人透露过这个秘密。我保持沉默纯粹是为了孩子，55年来，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话题。现在，我已经到了这把年纪，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连呼吸都非常困难，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1944年，19岁的维斯克尔修完学业，她的表姐爱娃派人请她到希特勒的山中别墅。当维斯克尔抵达那里时，希特勒已在两天前前往东普鲁士了。在那里，希特勒准备指挥军队与苏联军队顽抗到底。维斯克尔一直在别墅里呆到1945年1月，所以她是那段时间里爱娃唯一的玩伴和知己，也是见证爱娃由压抑到绝望直到自杀的首席证人。
一开始，爱娃的家人强烈反对爱娃与希特勒的关系。维斯克尔指出：“在那个年代，一个有着良好家庭背景的年轻女郎都与父母住在一起，直到结婚，去做人家的情妇是不可想象的事。
所以，当爱娃和她妹妹离家搬进希特勒在慕尼黑为她购置的别墅时，对我的姨父来说简直是个奇耻大辱。然而，由于那个男人叫希特勒，所以家庭里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个‘不’字。”
维斯克尔透露，爱娃的父母和她自己的父母一样，也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维斯克尔表示：“战争期间，总共只有3万德国人参加了‘抵抗（希特勒）运动’，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战后我从红十字会组织那里领到了证书，它可以证明这段历史。前不久，我刚刚把这份证书连同我的其他一些书信、照片一起拍卖了，因为我不想保留这些让我想起那段历史的东西。”
这本家庭相册又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
维斯克尔说：“我认为它只是一本纯粹的家庭相册，没有想到里面竟然有希特勒的一些身影。”那么爱娃肯定参加了希特勒的政党了？维斯克尔的回答出人意料：“不，她没有。我敢肯定，她和希特勒从来没有谈论过政治，那不是她的角色。希特勒之所以把她请进别墅，完全是看中了她的美貌和活泼。”
虽然希特勒看上的只是爱娃的美貌，但爱娃与希特勒在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她应该知道希特勒的种族清洗政策及其后果吧？维斯克尔表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认为她不知道，因为她完全被隔离在别墅里，希特勒甚至不让她接触收音机和报纸。前来看望她的人也不跟她谈论政治。对纳粹高层来说，女人只是供男人玩乐和调情的工具而已。”
爱娃和希特勒初次见面是在1929年，当时爱娃只有17岁。希特勒逐步爬上权力顶峰，行事风格变得越来越谨慎。他一直声称，纳粹才是他的最爱。
维斯克尔指出：“当你解读希特勒时，滔滔不绝的演讲、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夸张无比的手舞足蹈就是他的性生活。妇女们对他的崇拜、冲他尖叫、哭泣就是希特勒得到性满足的方式。这也是他将爱娃秘密安排在慕尼黑的真正原因——让人们相信他只是忠诚于德国。”
维斯克尔透露：“爱娃参加户外活动，打情骂俏，一天换六七次衣服，都是为了掩饰她内心的空虚。到1944年年中，爱娃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也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身边没有亲密的朋友，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她肯定意识到德国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但她又无法离开那个她爱了15年的男人。当时我真的想帮他离开希特勒。她变得非常压抑，曾两次试图自杀。但我从来没有想到她会跑到柏林，与希特勒一起自尽。
“说起来人们也许不相信，我们真的从来没有谈论过希特勒。当时的禁忌太多，甚至在好朋友之间也有许多顾虑。我从来没有问过她‘你真的爱希特勒’这样的问题，但我知道，每隔两天，希特勒就给她打电话，接电话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表面上，她什么都无所谓，实际上她非常空虚，一直在等电话铃响。
“我从来没有见过希特勒，只是在纪录影片和照片上见过他。我知道爱娃一直希望能嫁给他。当然，我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但我不敢肯定那就是性关系。他们认识时她只有17岁，而他已经40岁了。对我来说，这是父女的关系。爱娃爱希特勒，但他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并不清楚。但我敢肯定，爱娃是希望希特勒能真心爱她的，但希特勒到底是否真心爱她，我很难说。”
2.谁导演了希特勒的遗嘱骗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希特勒立下“遗嘱”，任命海军将领邓尼茨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一场骗局，当时包括邓尼茨在内所有人都被蒙骗了。
那么，谁导演了这出骗局呢？这个人就是希特勒的心腹鲍曼。那时正当德国土崩瓦解之际，鲍曼同其他的同僚不一样，不是为保全姓名而奔波，而是在乱中伺机攫取权力，并正欲策划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鲍曼要想如愿以偿，则面临着两个竞争者：帝国空军司令戈林和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而戈林有“皇太子”之称，1939年就被希特勒宣布为“继承人”。直到1945年，时局动荡，德国已处在土崩瓦解的边缘，于是鲍曼利用近臣的特殊地位，乘希特勒屈身于地下室不知实情，指控戈林企图政变，并以卖国罪将其排除出政坛。
将戈林铲除之后，鲍曼下一步计划便是物色一位易于操纵的希特勒继承人，借其之手剪除实力人物希姆莱，使自己进入政府最高层。这个时机不久即至。4月30日，希特勒自毙于地下室内。当日夜里，在普劳恩的邓尼茨接到一份电报，称元首已经指定由他代替戈林作继承人，并从即时起有权采取一切措施。电报没由希特勒签发，所署的是鲍曼的名字。其实此时希特勒已死，消息被鲍曼封锁了24小时，这是他玩弄阴谋所需的时间。鲍曼急不可待地伪拟圣旨“授予”邓尼茨最高权力，是为抢在希姆莱之前造成既成事实。因为当时希姆莱不仅据有大权，也是戈林失宠后公认最有希望称为元首的后继人选。
然而就是这样一张漏洞百出的普通电报，却为人深信不疑。不久，鲍曼和戈培尔串通一气，又对邓尼茨发出一封由戈培尔签署的称作希特勒遗嘱的摘要的电报，宣称戈林、希姆莱为纳粹党的叛徒，重申邓尼茨的继承人地位，任命戈培尔为政府总理，鲍曼为纳粹党党务部部长。
邓尼茨得知这一人事安排，不免大惊。他清楚自己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况且事前也从未得到有关的暗示。所以，战后他撰写回忆录时，还不明白何以会选他作继承人。但一封简单的电报所具有的魅力，足以使邓尼茨的心理状态由吃惊不安变为理所当然。
希特勒继承人事件的可笑之处在于，这一阴谋的唯一受益者恰是与此不相干的局外人，而其导演者虽然心机费尽，结果却空空如也，希姆莱虽被邓尼茨解除了职务，这遂了鲍曼的初衷，然而他自己不仅没有进入帝国新政府的核心层，反而遭到新元首的追捕而逃之夭夭。
附：希特勒的政治遗嘱
30年前，也就是1914年，德国被迫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我作为一名志愿者参了军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在以后的30年里，出于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忠诚，我贡献了自己的思想、活动和时间。人民给予我的力量使我能够做出超出常人的困难决定。我为此付出了个人全部的精力和身体健康。那种指责我个人或者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年发动了战争是不正确的。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国际犹太人势力和他们的帮凶。为了限制军备我曾经作出过许多让步。把战争的责任推到我个人的身上完全是漠视事实。就以我个人而言，在经历了一战的悲剧后，从来就不想过会与美国或者英国发生第二次战争。
数百年以后，从废墟中长大的一代会把他们的仇恨发泄到这场战争的真正制造者：国际犹太势力集团以及其代理人。在德国与波兰之间的战争发生前的三天，我曾向英国驻柏林大使提出一项和平解决方案：把有争执的Sarr区交由国际社会管制。但这个方案却被英国的统治阶层所拒绝，正是因为他们想趁机发动战争。一半是出于商业考虑，另一半是受到国际犹太宣传机器的煽动影响。
每一个人都应该看得出来，欧洲民众的生命在这些国际财经阴谋者的眼中不过是可以投机的筹码而已。犹太人应该为这场战争带来的浩劫承担一切责任！此时此刻，数百万欧洲的雅利安儿童正在面临饥饿，上百万人战死于战场上，而不计其数的妇女儿童在我们的城市轰炸中丧失了性命。那些战争贩子却在逃避责任。
在六年的战争期间，虽然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挫折，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考验和荣誉。我不能放弃这座城市，我们帝国的首都。由于我们的军队已经无法抵挡敌人的进攻，我决定留在这里，和数百万的其他公民一样等待命运的安排。当然，我不会活着落入敌人的手中而成为犹太人的战利品。所以我将留在柏林。如果当我认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履行元首和总理的责任时我会自愿选择死亡。当我意识到我们的工人和农民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和我个人对于青少年所起过的带头作用时，我会心安理得的死去。我知道他们不会放弃斗争和对于祖国的热爱。
我们的士兵所付出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种子已经播种在德国的历史中，有着一日必将有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重现。我们的许多勇敢的男士和女士愿意为我付出他们的生命，但我请求他们为了国家的未来活下去。
我要求陆海空三军将领向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理想而战的战士们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我将特别以我自己作为榜样，作为这场运动的创始人和领袖，我决不会胆小地辞职，更不会投降。
对德国的陆海军人而言，为了国家的荣誉决不放弃一寸土地。指挥官更必须以身作则，必要时以身献国完成赋予自己的使命。在我死之前，我宣布开除帝国元帅戈林的党籍以及其所有的职务和权力。我任命海军元帅邓尼兹为帝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同时，我宣布开除党卫队帝国统帅兼内政部长希姆莱的党籍以及其拥有的一切职务。我任命党区领袖卡尔·汉克为新一任党卫队帝国统帅兼德国警察总监，党区领袖保罗·捷斯勒为新一任内政部长。戈林和希姆莱除了对我个人的背叛以外，还无耻地出卖了国家，背着我秘密和敌人议和，并且策划非法的夺取国家权力。为了使德国人民能够得到一个可以信赖的政府。我作为元首，任命了下届内阁名单：
帝国总统——邓尼兹
帝国总理——戈培尔博士
党务部长——鲍尔曼
外交部长——英夸特
内政部长——捷斯勒
国防部长——邓尼兹
陆军统帅——舍尔纳
海军统帅——邓尼兹
空军统帅——格莱姆
党卫队帝国统帅兼警察总监——汉克
商务部长——芬克
农业部长——巴克
司法部长——Thierack
文化部长——Scheel博士
宣传部长——Naumann博士
财政部长——Schwerin——Crossigk
劳工部长——Hupfauer
军火部长——萨尔
德国工人阵线领袖兼帝国部长——莱尔博士
虽然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包括马丁·鲍尔曼和戈培尔博士以及他们的妻小自愿与我留在首都共存亡，我恳求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我将不会忘记他们所做出的贡献和对我的忠诚。我希望我的精神将与他们永存。但他们应该永远的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希望他们能够永远不忘却我们的使命——建立强大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必须把他自己的利益从属于集体的利益。我恳求所有的德国民众，每一位党员，男女老少，国防军的将官们坚决地服从新的政府和总统。最后，我要求大家继续坚定执行种族法规和抵御全世界的公敌：国际犹太集团。
3.谁为希特勒主持了婚礼
1945年4月29日，知道大势已去的纳粹头子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中，和爱娃·布劳恩举行了婚礼。随后，希特勒、爱娃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一家以香槟庆祝了婚礼。然而，在这场婚礼中，一个关键人物却长期被人们忽视了：究竟是谁为希特勒主持了婚礼？他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地堡中呢？
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60年，但人们一直不清楚希特勒的主婚人到底是谁。有人说是戈培尔，但英国的两位研究者最近却以确凿的证据称，真正为希特勒主持婚礼的是一个名叫沃尔特·瓦格纳的纳粹军官。
伊恩·塞耶斯是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和他一起发现这个真相的还有一位名叫道格拉斯·博廷的记者。他们二人是从塞耶斯得到的一张明信片上发现线索的。当时，塞耶斯从一个二战文件拍卖会上得到了一张明信片，这是一个名叫沃尔特·瓦格纳的纳粹军官写给妻子的，时间就在希特勒婚礼举行的几天前。后来英国军事情报部门得知沃尔特曾经在地堡中呆过后，就从他的妻子那里没收了这张明信片。塞耶斯说，当他试着将明信片上的内容翻译出来时，他意识到了其中的意义。“他（沃尔特）正是最后几个在地堡内见到希特勒活着的人之一”。
塞耶斯和博廷后来根据明信片上提到的“儿子”，找到了沃尔特·瓦格纳的儿子迈克尔·瓦格纳，并最终发现正是沃尔特为希特勒主持了婚礼。原来，沃尔特曾当过律师，是一名忠实的纳粹党徒，他在柏林曾经和戈培尔共过事。只是到了二战最后阶段，沃尔特才进入部队服役。当希特勒告诉戈培尔，他决定和爱娃·布劳恩结婚以奖励她的忠诚时，戈培尔想到了以前的同事沃尔特。沃尔特接到通知后被直接带到了希特勒的地堡。1945年4月28日，沃尔特来到地堡后，发现仍然缺少必要的证明文件，于是他又被派去准备结婚文件。29日午夜，在沃尔特的主持下，希特勒和爱娃结为夫妇。
在塞耶斯看来，“沃尔特不过是一个以前从未见过元首（希特勒）的普通人，只有戈培尔知道他。当他坐着防弹车并被带入地堡时，一定非常吃惊”。4月30日，希特勒获知苏联军队已经冲进了勃兰登堡门后，决定服下氰化物药丸。他和爱娃几乎同时咬碎了装有氰化物的小瓶子，希特勒随后又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枪。
希特勒死后，几名党卫军士兵将他们的尸体用毯子裹着埋在了地堡外的一个弹坑里。直到1999年，一位瑞士科学家凭借希特勒的牙齿记录，才最终确定在弹坑中发现的男性尸体正是希特勒本人。至于沃尔特，在为希特勒主持完婚礼后便归队了。几天后，沃尔特在战斗中头部中弹而亡。
4.史学家为何称希特勒原是英王子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的推论，希特勒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祖母的私生子，在13岁时被送到德国，后来成了第三帝国的元首；更有学者大胆推断，这个纳粹头子至今仍然活在世上……
有关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生死的各种传说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历史学家不止一次提出假设，认为“第三帝国”元首根本没有在1945年4月30日自杀身亡，而是和心爱的妻子爱娃·布劳恩一起更名改姓，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过着隐居生活。
还有更大胆的假设认为希特勒可能今天仍然健在。这个极具想像力的说法的依据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希特勒根本不叫希特勒，他的原名叫约翰·查尔斯·弗朗西斯，是英国王后玛丽·特克斯卡娅的私生子。在约翰年满13岁的时候，他被送给英国境外的养父母抚养。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迈克尔·戴维是上述以及其他一些“可靠消息”在全世界最执著的传播者。十几年来，戴维一直在努力证实自己的正确性。而且，他并不是空口无凭，而是引经据典，引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老照片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笔相家和笔迹学家的研究结果。在这些资料中甚至还包括他给英国王室官员的信件以及后者给他的答复。戴维的母亲于上世纪70年代初去世。她死后给儿子留下一些旧家具和其它一些日用品。但真正让戴维怦然心动的是一个皮质封皮影集。相册里收藏着一些珍贵照片和印有大教堂、宫殿和20世纪初欧洲风景的明信片。戴维的母亲证实说，这个影集属于少年阿道夫·希特勒！
历史学家约翰·戴维并没有把母亲的话当玩笑。他开始着手研究希特勒的手稿笔迹。他参考的书籍是德国学者维尔纳·马泽尔编写的《希特勒的书信及笔记》。
结果发现，阿道夫·希特勒在书中所有文章中的笔迹和影集中照片以及明信片背面的签字惊人的相似。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发现，戴维还向英国、德国、奥地利和美国的权威笔相家和笔迹学家求教。他们（总共有20多人）证实笔迹的确完全一致。而且他们还断定，老影集中的笔迹出自16岁的少年之手。
戴维越深入研究，发现的疑点就越多。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一本1953年出版、名叫《我的少年朋友》上面。
作者阿夫古斯特·库彼切克在书中详细描写了第三帝国元首的生活。令戴维感兴趣的不仅是书本身，还有书作者写的绪言，以及绪言下面的作者签字。戴维表示，据笔相家证实，这个签名和希特勒的签名100％相同。此外，戴维还了解到，希特勒年轻时有个朋友叫库彼切克。于是戴维作出一个惊人的结论：《我的少年朋友》作者就是希特勒本人，他一直活到战后。
令戴维和一些笔相家感到不解的是，希特勒的部分个人书信和老照片的签字都是用英文或者拉丁文书写。但希特勒本人中学都没有念完，而且在学校里根本没有学过英文和拉丁文。
难道他从小就熟知这些语言？然而，严谨的学者不会不注意到战后希特勒的私人翻译保罗·施密特写的一本回忆录，在书中有关希特勒懂英语一事只字未提。施密特曾经为希特勒翻译过数次非常关键的谈判，难道他在回忆录中会忽略这个细节吗？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约翰·戴维对英国的历史和现在以及历代国王的家庭生活颇有研究。尤其令他感兴趣的是乔治五世（原为约克公爵）的家庭生活。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有5个儿子：阿尔伯特（伊丽莎白皇太后的丈夫）、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亨利、乔治和约翰。约翰13岁时，即1918年，有消息说他死了。但也有传言说他被秘密送往德国的一个家庭寄养，为最终成为德国元首做准备。但据说这次秘密行动还有另一个解释：即约翰是玛丽王后和别的男人的私生子，这是英王室的非常隐私。
在当今时代，可以通过指纹、研究遗传基因特征以及根据耳垂的形状（人的耳朵形状一生都不会发生变化）来识别一个人的身份。戴维设法弄到一张玛丽王后和他的5个儿子的照片。在一张照片上，约翰的头稍微向左倾斜，所以学者们可以仔细研究他的右耳的形状。在另一张照片上，约翰的头部稍微向右倾斜，这样他的左耳就完全露了出来。此外，戴维还找到一些希特勒在上世纪30年代拍的照片以及他在1939年4月20日50岁生日庆祝会上拍的照片。戴维把希特勒的照片对比后发现，约翰王子的左耳和右耳和希特勒的左右耳一模一样。
世界各国的笔相学专家、笔迹专家以及犯罪学专家得出了上述结论并已打印成83页文字资料。对戴维来说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最后这个东风可着实难借。戴维调查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是从英国王室获取约翰王子在温莎堡生活时留下的笔迹。为此，戴维分别致信英国首相布莱尔（专题，图库）以及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但是无论是女王还是布莱尔都没有向戴维提供他想要的东西。两人的秘书只是含含糊糊地回复他说，他们手中保留几封约翰王子的书信，但因为是私人通信，所以不便公开。
还有一个史实可以为“约翰王子没有在13岁时死亡，而是秘密被送往德国，后来成为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说法提供有力的佐证。
1940年英法联军在法国敦克尔克港被德军围攻，玛丽王后迅速赶往敦克尔克，阻止了一场流血战争，当时德国法西斯部队的40个师士气旺盛，而英法联军纪律涣散，如果发生正面冲突，英法联军肯定会血流成河。
当时希特勒因为莫名其妙的理由撤走包围英伦三岛的德军军队。有传言说，正是玛丽王后恳求希特勒放弃占领英国的“海狮计划”。
综上所述，如果相信约翰·戴维的推断，我们就可以对希特勒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阿道夫·希特勒就是约翰·查尔斯·弗朗西斯王子，是现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叔叔。他的出生日期不是1889年4月20日，而是1905年8月7日。而且他现在可能仍健在，因为他在1953年还化名奥古斯特·库彼切克出版了一本自传。
然而毕竟存在大量的史料证实，阿道夫·希特勒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而且在1945年4月30日在与爱娃·布劳恩结婚40小时后自杀身亡。他的妻子在他自杀前两分钟告别人世。
我们权且相信约翰王子1918年真的被送到德国，在那里上演了欧洲版的“狸猫换太子”。据史料记载，当时希特勒本人因为在索姆战役中左腿大腿受重伤正在进行一年一次的治疗，同时也在治疗二度梅毒。当时希特勒已经29岁，而王子只有13岁！前者早已过了性成熟期，而后者则刚刚进入青春期。
如果约翰王子确实摇身变成了希特勒，那么希特勒开始酗酒和嫖妓的年龄实在是太早了。据史料记载，希特勒当年是维也纳和慕尼黑酒馆和妓院的常客，只可惜当时为希特勒提供服务的妓女们早已不在人世……
至于希特勒的健康状况，史料上有很多记载。西方和前苏联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对希特勒的病史进行研究。
希特勒从16岁起就患有咯血病。他长期干咳，嗓子也不太好。希特勒一生中大大小小动过3次外科手术。他在24岁时患上肺炎。他还备受神经痛、湿疹、胃病、肠功能紊乱、失眠和肝肿大等疾病的困扰。在晚年的时候他又患上帕金森症和突眼性甲状腺肿，他的左肢部分麻痹。希特勒的锁骨还发生过骨折，在他体内还发现药物中毒的症状。总之，奥地利征兵委员会当初以他的健康状况不合格拒绝接受他参军。
所以，假如约翰王子身体这么差，英国王室安全部门难道会派遣一个病秧子到德国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使命？很难说服人。
上世纪20年代希特勒究竟有什么习惯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许从他的性伙伴和红颜知己身上可以一窥端倪。他的这些红颜知己不仅是和他一起消磨时光的维也纳和慕尼黑的妓女们，还包括出身名门望族以及不同年龄的小姐太太，希特勒是她们崇拜的偶像，她们为了希特勒不惜牺牲美满的家庭生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据学者统计，在不同时期与希特勒有染的6名妇女都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23年，34岁的希特勒（约翰王子当年18岁）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政变”失败被捕入狱，当时就有无数被他的口才和能够催人入眠的眼神迷住的女性崇拜者带着贵重的礼物到监狱探望他。可以想象，一个18岁的少年对这些成熟、认真的女性很难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就在坐牢的时候，希特勒写成了《我的奋斗》一书，该书后来成为世界各地纳粹分子的行动指南。一个5年前才来到德国的少年能做到这一点吗？这很值得怀疑。
少年王子不是性变态狂还有一个疑点，据史料记载，未来的第三帝国元首利用自己的艺术才华来创作淫秽图画。
随着年龄的增长，希特勒又开始迷恋各种性变态手段，包括自虐，这一点得到希特勒的情人、好莱坞影星瑞纳塔·缪勒的证实。但据英国史料记载，年轻的王子根本不具备这些不良嗜好。
希特勒的性伙伴和为他治病的医生证实，他从来没有给人看过他的裸体，即使是自己最心爱的女人爱娃·布劳恩也一样。当然，从来没有人问元首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希特勒患有隐睾症（只有一个睾丸）。他的另一个睾丸可能是做外科手术时摘除的……研究人员认为，也许正是这个缺陷对希特勒的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面对这些细节，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些行为或者特征对具有皇室血统的英国贵族来说是不是具有典型性：一个英国王子，尽管他是私生子，也不可能像真正的希特勒一样混迹于市井，苦苦挣扎念完社会这所大学。
5.赫鲁晓夫为何与斯大林结仇
无数传言表明，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的真正原因是其儿子被枪毙。据说，斯大林没有理会为儿子跪地求情的赫鲁晓夫。这是父报子仇的一个典型，父亲一旦要报仇，将是很可怕的。
“列宁为了哥哥报复了沙皇一家，而我为了儿子不会原谅斯大林，哪怕他到了阴曹地府我也不会放过他”。据说，极度伤心的赫鲁晓夫在亲友面前曾说过这样的话。这个传闻时隐时现，已经五十多年了。
1943年3月初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的一天，斯大林接到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中将从前线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他请求斯大林在方便的时候接见他。得到同意后，他立即飞往莫斯科。
斯大林心里琢磨着赫鲁晓夫求见他的原因，他知道肯定是私人问题。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上尉是空军飞行员，他在一次喝醉酒之后开枪打死了一位少校军官。下面的人向斯大林汇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列昂尼德经常在醉酒之后开枪伤人，只是以前还没有打死过人，这一次却出了人命。
在此之前，他曾有过一次极为严重的犯罪，本应提交法庭受审。当时，赫鲁晓夫找到斯大林，泪流满面，请求对他的儿子不要惩罚得太严厉。那一次斯大林答应了赫鲁晓夫的求情，结果列昂尼德的案子最后不了了之。
而这一次，斯大林却深深感到，跟赫鲁晓夫的谈话将会非常困难。赫鲁晓夫又将会哀求宽恕他的儿子。列昂尼德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婚姻生下的孩子，他的母亲去世时他刚刚两岁。
斯大林理解赫鲁晓夫作为父亲的感情，很同情他。但话又说回来，他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杀了人而又逍遥法外呢？就因为老子是政治局委员？上一次已经原谅了他，但看来他并没有吸取教训。这次赫鲁晓夫也是为了儿子的性命走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感觉喉咙像被一团东西堵住，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这么多年来，您是了解我的……”
他感到背上一阵阵发冷，话也说不出来了。但很快他就以坚强的意志控制住自己：“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我一直不遗余力地贡献着自己的精力和才能。”
“我全家没齿不忘您上次所给予的巨大帮助和安慰。现在我家里又发生了一件痛苦的事情。我的儿子列昂尼德又犯了罪，面临着法庭的审判，我听说有可能被判死刑。假如真是这样，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承受这个打击。”
斯大林仔细地听着。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赫鲁晓夫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起来。
他边哭边断断续续地往下讲：
“一切全靠您啦……求您帮帮忙……我儿子犯了法，就严厉惩罚他吧，只是别判死刑……”
斯大林一言不发。赫鲁晓夫的歇斯底里发过之后，渐渐平息下来。他用手帕擦掉脸上的泪水，用企盼的眼光看着斯大林。
“您儿子的事情已有人向我汇报过。”
“我非常想帮助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斯大林继续说道：“但我无能为力。上一次我已经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按您的意思，让法庭饶恕了您的儿子。但他不知悔改，又一次犯下严重的罪行。假如我再次违法行事，包庇您的儿子，不仅我的良心不安，成为您儿子罪恶行径牺牲品的人的亡灵也不会原谅我。”
赫鲁晓夫一下子懵了。
“鉴于上述情况，我无法帮助您。”斯大林语气冷淡。“您的儿子将接受苏联法律的审判”。
赫鲁晓夫如五雷轰顶，一下子瘫倒在地。他跪着爬到斯大林的脚下，斯大林让他站起来冷静一下，但他已失去理智，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于是斯大林立即按动了两个按钠，几乎就在同时，从门口冲进来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他的卫队。他们亲眼目睹了室内所发生的这一慕。
“把赫鲁晓夫同志带到隔壁去清醒一下。”斯大林吩咐道。
当赫鲁晓夫在警卫员和医生的帮助下清醒过来以后，他仍然抽泣不止，并不无凄哀地自言自语道：
“宽恕我的儿子吧……不要杀他……”
据说这一事件就发生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
讲述以上内幕的人是米·斯·多库恰耶夫少将。他获得过苏联英雄称号，曾任苏联克格勃九局副局长，该局以向苏联最高领导人提供安全保障而出名。
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个人档案表明，他于1917年出生，于1940年5月从恩格斯市的空军学校毕业。被授予中尉军衔。
战争开始时他在前线当飞行员。1941年7月16日，空军第46师师长皮萨尔斯基在向第22集团军空军参谋长所作的战斗报告上说，机长列昂尼德·尼基托维奇·赫鲁晓夫（括号还专门注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儿子”）是共青团员，执行战斗出动12次，英勇无畏，出色完成了所有作战任务。
1941年7月26日，列昂尼德在完成轰炸任务返航时遇到德军战斗机的攻击。敌机击中包括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在内的4架飞机，但他最后还是将被打得摇摇欲坠的战机成功地降落在地面。他本人一条腿被摔断，于是被送往医院。
他在医院一直住到1942年3月1日。养伤期间，他获得了勋章。
他最后一次战斗出动是在1943年3月11日。那天12点13分，由9架雅克－7B飞机组成的编队（马祖罗夫大尉任长机）起飞前往科让诺夫克、阿什科沃、雅谢诺克、德林诺耶、日列鲍夫卡等地消灭敌军轰炸机。
战斗进行中，两架飞机（近卫军上尉扎莫林驾驶的长机和近卫军上尉列昂尼德·赫鲁晓夫驾驶的僚机）受到两架FW——190战斗机的攻击。二对二的空战在2500米高空展开。
扎莫林是一位战功卓著的飞行员，他自己共击落敌机18架。他从50～70米处向敌机开火，一架敌机中弹。列昂尼德从右侧掩护长机。扎莫林突然发现另一架敌机向列昂尼德追尾而来并向其开火，他便用机枪向敌人射击。敌机看到形势不利，就离开列昂尼德向南方逃窜。
就在敌机逃离的一刹那，列昂尼德的飞机突然翻了个跟头，以65～70度角向地面俯冲而去。等扎莫林转过头来，列昂尼德的飞机已经不见了。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再也没有回来。
空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员胡佳科夫组织了极为细致的空中搜索，又通过游击队在敌后严密侦察（看看是不是被德军俘虏），但都没有结果。列昂尼德仿佛从地球上消失了——既找不到飞机碎片，也找不到尸体遗骸。后来的事实表明，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在1943年作了德军的俘虏。在赫鲁晓夫的一再请求下，斯大林同意用德国战俘换回他的儿子。列昂尼德被交换回来了，但克格勃特工却查明，他在被俘期间为希特勒德国服务，表现极为恶劣。加上他曾经犯下的枪杀一位少校军官的事儿，最后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审判，并判处死刑。本章开头所描述的一幕正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档案专家们解释说，从德军部队缴获的文件中，有关苏联战俘的审讯记录都被销毁，其原因正在于此。
老一辈的档案专家们说，赫鲁晓夫统治时期，国家和党的档案馆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清理。
6.罗斯福和丘吉尔怎么会“爱”上了中国预言家
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如何“爱”上中国预言家陈孝威的，我们先从德国的战争计划开始讲起。
人们一直认为，在德国，煽动战争情绪、疯狂扩军备战、制定战争计划并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纳粹头子、战争狂人希特勒。但从新近发现的档案看，情况远为复杂。在希特勒践踏凡尔赛条约并开始公然重整军备之前十年，即1925年，德国就已开始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计划了。那时希特勒还只是慕尼黑的一名不起眼的纳粹思想的传播者。
这份档案是一个名叫卡尔·迪克斯的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找到的。这份装在合页夹里的重要档案，在馆内尘封了许多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当时德国军方的上层人物为报仇雪恨而制定的。其计划内容和后来希特勒的实施情况惊人的相似。计划要求将战败后只允许德国拥有的10万兵力扩充到280万。希特勒在1939年入侵波兰挑起世界大战时，已经拥有了这么多兵力。计划设想军队的组成结构为8个完整的集团军、102个师和252位将军，这也与希特勒军队的组织结构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希特勒努力要实现的扩军备战的框架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制定过了。希特勒只是使这个框架更加详尽完备而已。
当然，要实现这项计划，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据说德国国防军从20年代末起就有一项秘密预算。德国对法国占领其鲁尔工业区特别仇恨，该计划准备于1935年开战，把法国作为首要攻击目标，后因形势的变化而没有实施。希特勒上台后，开始全面继承这一秘密计划。他开始使用的通过大规模的体育运动来间接实行军事化的做法，就是该秘密计划中提出的。1935年希特勒撕毁了凡尔赛条约，明目张胆地疯狂扩军备战，迅速地完成了扩军计划，终于在1939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由此可知，德国发动二战是蓄谋已久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就已开始，而并非始于希特勒。长期以来，世界历史学家们一直在怀疑，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就有一项复仇计划，但一直没找到证据，这是因为德国将制定这项计划视为最高机密。据草拟这项秘密计划的军官之一瓦尔特·贝施尼特后来说，当时的这项计划被定为“绝密”，参加者使用的都是假名，而且都要宣誓保守秘密。如今，这一史实已逐渐为人所知。
希特勒的假情报
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始终不相信纳粹德国会这么快对前苏联发起进攻，他一直认为德国对苏作战的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只要德国没有结束同英国的战争，就不会同时在两线作战。他很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曾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了四十多年的米高扬就说过，1941年春天，特别是夏初，和斯大林谈德国随时都可能进攻苏联那是徒劳无益的，斯大林确信要到1942年年中或年底希特勒征服英国以后，才会对苏联开战。他自信地说，到那时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让希特勒来冒险吧。德国突然进攻前苏联的消息气坏了斯大林，后来他多次怒斥：德国人骗人，真卑鄙！
斯大林为什么会做出如此错误的判断，从而造成惨重的损失呢？据最新解密的文件证实，是纳粹德国情报部门制造的假情报迷惑了斯大林。
希特勒曾于1941年2月15日和5月12日，两次发布《关于迷惑苏军统帅部的指令》，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编造、散布谣言的“里宾特洛甫委员会”，这个组织由德国外交官李库斯负责。李库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情报官，他一方面精心制造谣言，一方面寻找苏联派出的间谍，引其上钩，让他们将假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克里姆林宫。这些谣言有：“希特勒及其元帅们的注意力好像在中近东、非洲和其他地区而不是苏联”，“德国将尽可能避免两线作战”，“元首不可能冒险与苏联开战”，“德国的粮食储备已经耗尽”……斯大林凭自己的感觉，相信这都是“可靠情报”。甚至，当德国数十个师已经开始往东转移，德国人将其说成是为了借道前苏联去打击英法近东军队的后方，斯大林也表示相信。而对德国正在准备对前苏联发动进攻、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斯大林却表示怀疑，甚至愤怒。
四月初，英国首相丘吉尔给斯大林发来一份电报，提醒他德国即将向前苏联发动进攻，斯大林不信。五月，德国驻前苏联大使舒伦堡向当时在莫斯科的苏联驻德国大使弗·杰卡诺佐夫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德国准备进攻前苏联的消息，甚至说出了进攻的详细日期。舒伦堡要前苏联在希特勒发动进攻前和柏林接触。弗·杰卡诺佐夫和舒伦堡会晤后，匆忙赶往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同一天，斯大林把政治局委员们召来，把舒伦堡的警告对他们说了。但斯大林认为这是希特勒在吓唬人，他说：“现在他们想在大使一级向我们传递错误消息。”著名前苏联间谍佐尔格也发来了德国准备进攻前苏联的情报，佐尔格还将一份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提到德国拟定的六月中旬进攻前苏联的电报复印件传给前苏联，但斯大林仍不相信。6月16日，一份“德国进攻苏联准备就绪，只待时日”的情报送到了斯大林面前，斯大林竟然在上面批道：“让呈送这份情报的谍报员见鬼去吧。他不是谍报员，而是假情报制造者。”据说，斯大林直到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接到中国共产党从延安发来的情报，才意识到事态紧急，下了紧急动员令。虽然争取到了一点时同，但为时已晚，一切都已处于被动中。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以500万兵力、5100架飞机、3800辆坦克和大量大炮，向前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斯大林仓促应战，在战争爆发后的一周内，没有发布过任何命令，也没签署过任何文告。苏军节节败退，大片领土被德军占领。前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给国家带来了惨重损失。
一幅神秘的地图
美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利最大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开始保持中立，进行军火贸易，发了大财。1917年，在同盟国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它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又取得了战胜国的地位。
第二次大战开始时，美国对战争持观望态度。德国法西斯侵占了波兰，消灭了欧洲一些小国，征服了法国，向英国发起了“不列颠之战”。在英国遭到德国猛烈轰炸、损失惨重、处于危急之中时，美国国会仍被孤立主义所笼罩。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意识到战争已逼近美国，但他仍说服不了国会，他提出的援助英国的议案一再遭到否决。
1941年10月27日，在庆祝美国海军节的午餐会上，罗斯福突然宣布，他获得了一幅希特勒政府绘制的附有说明的中南美洲地图。这幅地图明确地将中南美洲的14个国家的疆界重新划分，其中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被合并成为一个受希特勒控制的名叫“新西班牙”的国家，与美国利害攸关的巴拿马运河以及整个拉丁美洲都被纳入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这意味着纳粹德国已把刺刀插进了美国的后院。德国的轰炸机也将随时飞临美国的上空进行轰炸。
这幅地图一公布，美国人感到问题严重了，战争对他们已不再遥远了。于是，群情激奋，纷纷谴责德国纳粹的罪恶行径，要求美国国会和政府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参与战争，打击法西斯，以确保美国的安全。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内持孤立主义观点的议员不得不作出让步。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废除了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在北大西洋对德国潜艇进行公开的战争行动，并为英国的运输船队护航。这一决定使英国解除了危机。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所以，有人说，“一幅地图拯救了英国”。
战后，很多历史学家在想，希特勒当时为什么要绘制这么一幅刺激美国人的地图？这不是自找麻烦、引火烧身吗？
后来，又有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在查阅了大量的英国情报部门的文件后，发现这幅地图可能不是纳粹德国绘制的，而是英国情报部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绘制的，丘吉尔是在用“地图计”促使美国参战。美国总统罗斯福是真的相信了那幅地图，还是故意佯装不知，以借此来推行自己的参战政策？这一切，现在都已无从知晓了。
战略预言家陈孝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上有一位颇有名气的战略预言家，他准确地预言了德军进攻苏联、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重大历史事件，曾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高度评价。这位受人尊敬的战略预言家就是陈孝威，是一位离职的中国将军。
1941年2月，陈孝威在他主办的香港《天文台》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大不列颠之战》的文章，指出：在欧洲，希特勒德国不会再与苏联和平共处，德国征服中欧及西欧多数国家后，必然要对苏联开战。苏联情报部门将陈孝威的文章送给斯大林，斯大林不以为然，甚至对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这是别有用心的说法，说不定那个作者就是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事实很快验证了陈孝威的预言，三个多月后德国就撕毁和约，突然对前苏联发动了攻击。
1941年10月中旬，陈孝威在《天文台》和《香港时报》上又相继发表评论时局的文章，指出：已和中国打仗多年的日本，为了取得南太平洋诸岛的战略物资，并经由印度支那半岛包围中国南翼，势必南进。美国要遏止日军南下，必须迅速扩充驻南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增加舰队基地，以援助中国，牵制日军。罗斯福对此见解十分重视，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也对陈孝威深为敬佩。遗憾的是，他们虽然对此十分重视，但终因欧洲战事激烈，没能及时对日本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不出陈孝威所料，一个多月后，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成功地偷袭了美国珍珠港，接着席卷了南太平洋。其行动与陈孝威的判断完全一致。
1945年初夏，陈孝威写文章对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进攻日军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后来美军的军事行动也与其分析相吻合。美国驻华大使曾受命给陈孝威写信。信中说到，美军统帅部在作战部署中曾参考过他的有关文章，特向他表示感谢。
1945年初，陈孝威发表文章，说到前苏联在战胜法西斯德国之后，完全有力量自前苏联远东地区对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陈孝威的预言再次被验证。1945年8月7日，前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兵分三路进入中国东北，同日本关东军展开激战，最后取得胜利。
陈孝威对形势的精辟见解，对战事的准确预测，令世人惊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等世界政坛要人都先后给陈孝威写信，称赞他的见解。陈孝威在香港一度成了风云人物，香港总督也曾登门拜访，称他善于观察，看问题深刻，有东方军事家的远见卓识。香港沦陷后，陈孝威回到内地；1949年初，他和家人去了美国。
7.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的神秘广告之谜
1937年12月12日，日军田中上尉率领一支海军轰炸机中队在中国的扬子江上空溯江而上。扬子江在中国称为长江，源于中国腹地，流程3100英里，最后注入黄海（原文如此——译者注），沿岸有许多大城市，如上海、南京等。
就在田中上尉的中队密切注视江上来往的船只时，一艘吃水450吨的美国军舰潘内号正顺流而下。潘内号是在上海建造的，以便在中国的河流上服役，保护美国船只航行时不受海盗骚扰。潘内号的指挥官是詹姆斯·赫兹上尉，他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1936年到潘内号担任指挥官。潘内号全长191英尺，配有两门3英寸口径的火炮和一门50英寸口径的高射炮，另外还有10门用来对付海盗的机关炮。船上两个浅黄色的烟囱和舱壁上方的船篷都表明这艘船吃水不深。船上挂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即使高度近视的人也可以从很远的距离看到这面旗。
潘内号有55名船员，当时正在执行“救援任务”——从被日军包围的南京城里疏散出4名美国使馆官员、5名难民和一群西方记者。时近中午，潘内号已经前进了30英里，指挥官将其所在的方位报告了上海，说他们正准备抛锚休息。
自从1937年7月在北京郊外发生“卢沟桥事变”以来，一场野蛮的战争在中国不断升级。事件的爆发是这样的，日本政府控制的军阀派去保护日本在北京城的利益的关东军，发现一个士兵在夜里失踪了，于是就派了一支关东军向国民军蔡廷锴部在附近的驻军开火。后来才得知，那名士兵是开了小差，但子弹已经射出去了，双方已经交上了火。日本军阀称之为“对日本帝国的野蛮侵略”，并向中国派出了大批军队、坦克和飞机，战争全面爆发了。日本进行了全民动员，他们印制了许多宣传手册，呼吁后方的人上前线，并要求军队发起“解救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亚太地区的圣战”。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圣战”起源于10年前的1927年。当时日本的将军和舰队司令们认为日本和美国之间发生战争不可避免，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命名为TANATA的绝密计划，该计划是日本征服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并和美国作战的蓝图。
10年后，在南京附近的扬子江上，潘内号上的船员们正在悠闲地享用午餐。下午1∶30，中队长突然喊起来：“日本佬向我们开火了！”向潘内号投弹的就是田中上尉率领的中队，后来得知有8到15架飞机。赫兹指挥官跑向驾驶舱，发现炸弹已经把驾驶舱炸塌了，连船长的腿也被炸断。
甲板上，全球新闻社的记者艾雷抓起他的摄像机开始记录这一幕。飞机急速下降到如此低的高度，他很容易就看清了飞行员的脸。艾雷意识到，毫无疑问，日本人能清晰地看见船上迎风招展的巨幅美国国旗，可是他们仍在继续轰炸。他被这个发现惊得目瞪口呆。
在这当儿，潘内号上的船员们跳到他们的机关炮位上，对着俯冲下来的日本飞机开炮。考利杂志社的远东记者马歇尔吃惊地看着这一切。他注意到日本飞机飞得这么低，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轰炸一艘美国船。几分钟后，马歇尔被弹片严重击伤，弹片飞进了他的脖子、肩膀、胃和前胸。
同时，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执勤官安达斯上尉接替了受伤的赫兹，指挥机关炮向俯冲下来的日本飞机开火。突然，他扑倒在地——喉咙受了伤。
在第一声爆炸响起20分钟后，已被机关枪和炮弹碎片打得千疮百孔的潘内号开始下沉。安达斯上尉因脖子上的伤口大量失血已无法说话，他爬到甲板上，用粉笔在舱壁上写道：“去乘救生艇，尽量靠近岸边，然后把救生艇送回来。”
扬子江上下沉的美国军舰潘内号美国海军船员和乘客们拥到船边，爬进救生艇，向岸边奋力划去。其他人则从船上跳下去，游向岸边。突然，他们又听见了可怕的日本飞机的轰鸣声，接着机关枪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子弹不断倾泻在他们周围的水面上。
就在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刚到达岸边的芦苇丛时，一艘日本汽艇飞驰过来，用机关枪对着他们扫射。然后这艘汽艇又回过头，朝正在下沉的潘内号扫射。在潘内号完全沉没之前，这艘汽艇靠着它停下来，几个日本军官爬了上去，也许是想寻找密码或先进装置吧。
潘内号幸存者的险境还没有过去，他们在岸上跋涉了20里，寻找交火线中国一侧的安全地带。与此同时，几队日本士兵也在岸边搜索，想抓获他们。
潘内号的幸存者们到达安全地带之后，开始清点他们的损失：2名美国船员、1名意大利报纸记者被杀害了，17名船员和美国使馆官员受伤，其中一些是重伤。
在潘内号被击沉的第二天，日军司令土肥原，一个戴着厚瓶底眼镜的肥胖家伙，骑着一匹具有象征意义的白马，紧跟着蔡廷锴将军撤退的脚步，率领其得胜的部队开进了南京城，宣称“日本帝国前进的道路光明顺畅”。
此后，日本军在南京城里铺就了一条血路。这种残忍的行为除了野蛮的阿提拉人和匈奴人，还没有人干过。据估计，有25万中国平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被杀死了，大部分是被剑和刺刀砍掉了头。这场野蛮行动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就连远在柏林的冷酷的德国军事观察家也被这种有组织的屠杀所震撼。
当潘内号事件的消息传到美国时，美国人愤怒了。平日温文尔雅、头发花白的国务卿考代尔霍尔（CordellHull）宣布潘内号的沉没说明日本海军和军官们是“野蛮的、神志不清的”。
潘内号遭到攻击真的是意外吗？还是日本人为4年后偷袭珍珠港进行的演习？是不是日本军阀想要考验美国人对这种致命攻击的忍耐力呢？许多美国军官认为事情根本不是日本人后来所说的是一次“失误导致的悲惨事件”，而是一次计划周密的、实施准确的冒险行为，包括俯冲轰炸机、装备精良的汽艇和步兵的协作。
也许潘内号事件可以回答日本军阀的许多问题：美国官方对流血冲突和财产损失事件的反应有多强硬或是多软弱？美国军事装备有多精良，是否训练有素？上海附近驻扎的几千美军士兵是否会赶到潘内号遭攻击的现场救援以阻止可能发生的后续攻击？
罗斯福当局不想卷入远东的直接冲突，在公开表达了适度的愤怒之后，他们向日本当局发出了措辞谨慎的官方抗议，指出日本飞行员应因其“鲁莽飞行”而受追究。
也许是为了掩盖其将来同美国作战的真正意图，日本政府为其在扬子江上的暴行向美国政府道歉并赔款221.4万美元。然而，问题仍然存在：是不是美国对潘内号遭攻击事件的软弱反应给日本军阀壮了胆，使他们认为美国只是个纸老虎，从而导致了他们日后偷袭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呢？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将美国拖入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变得对纳粹和日本间谍异常敏感。许多人认为，间谍和破坏分子就藏在自己周围，而且，这些人就像苹果里的虫子一样已经钻到了国家的核心。
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中，许多地方长官都亲自处理所有的事情。在弗吉尼亚的诺佛克，因为有许多海军基地，警察局长命令将本市所有的14名日本侨民集中起来并关进了监狱；在新泽西的雷沃克，安全官员命令警察登上火车逮捕所有长着东方人面孔的人和其他可疑人员并把他们带到警局进行讯问，以查出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人。
俄勒冈州的州长宣布全州处于紧急状态，当有人问他是哪种紧急状态时，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得克萨斯州的黎森，市长和市政委员开会讨论买一挺重机枪来对付敌人的间谍，就在这时，有一个过度激动的人闯进了会议大厅谎报说纽约遭到了轰炸。他的行为使得市长立即决定，应当买两挺机枪，而不是一挺。
各地地方政府都组织民兵来防备可能的破坏和颠覆活动。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子弹会从来复枪的哪一头射出来，但他们都守卫在他们认为的军事设施旁，如桥梁、公路、铁路、架桥、水库、船坞、隧道、大坝和其他公共设施。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接受过军事训练。一个妇女驾车驶过旧金山湾的大桥时，因为没有听见民兵的警告，有人开枪打伤了她；在密歇根湖区，过度紧张的卫兵开枪打死了一个捕野鸭的人，并打伤了他的同伴，因为他们误认为这两个人是颠覆分子。
在这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特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查出了几千个他们认为是颠覆分子的人，并把他们列在黑名单上（截至1942年7月，联邦调查局因此共拘留了9405人）。除了日常繁重的工作外，FBI的特工还要处理数以千计的、来自全国各地关于敌人间谍和颠覆分子的报告。
这期间，一则刊登在《纽约人》杂志上的广告因使用的词语特殊引起了FBI的注意。这则广告是在珍珠港事件前16天刊出的，是为一种新的掷骰子游戏而做的广告，他们管这种游戏叫作“死亡双星”。数以百计的神经过敏的，甚至有点歇斯底里的市民，向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汇报了这件事。
实际上，它包括两则广告，小的一则登载在1941年11月22日的那期杂志上，这在业内被称为悬念广告。它包括以下几个词：“嗨！注意！当心！”在这个标题下，是两个骰子，一个是白色的，另一个是黑色的。读者可以看见每个骰子的3个面。白色骰子上面的3个数字是12、24和XX（双星）；黑色骰子上面是0、5和7。在骰子上面写了一句话：请看第86页上的广告。
在86页上，同样的标题用大号字印了出来：“嗨！注意！当心！”在广告下面，还是那几个大字：“死亡双星”。在这些字底下，是一个雄鹰的图案。
珍珠港事件之后，关于这则广告的猜测越来越多。许多人认为，是德国或日本间谍在《纽约人》杂志上刊登了这则广告，目的是通知潜伏在美国的其他间谍，战争就要爆发了。
骰子上的数字12和7，可以理解为月份（12月）和日期（7日），就在这天战争爆发了；数字5和0可以看作是进攻的时间；XX（罗马数字中表示20）可以认为是进攻目标的纬度。没有人知道24这个数字的含义，但它可能是登这则广告的敌人间谍的代码。在86页的大广告顶上有一幅画，它被许多人解释为3架飞机（轰炸机）掠过广阔的大海，冲向目标——可能是珍珠港，而其中炸弹在水上爆炸的画面增加了这种解释的可信度。明亮的探照灯光划破了夜空，子弹在空中留下了一道道耀眼的光芒（暗示日本原本打算在晚上发动攻击，在广告刊登出以后，这个计划可能改变了）。
许多人认为，“死亡双星”指的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双头鹰看上去很像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标志。
FBI的特工通过调查发现，广告是一个叫帝王贸易公司（一家假公司）的公司刊登的。一个白人男子用现金在《纽约人》杂志的办公室里支付了广告费，但他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留下地址。更让人奇怪的是，这个被联邦调查局认为是嫌疑犯的人在几周后突然死亡了。
《纽约人》杂志上的这则广告到底是不是狡猾的德国或日本间谍用来通知同党日本要偷袭珍珠港呢？珍珠港事件后，FBI一直忙于调查其他相关事件，对这一广告事件，他们也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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