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左耳》落户光线传媒。

    在这之前，《左耳》在改编影视剧这条路上，已经走过了段非常曲折的路。就算是交给颇有经验的光线操作，定导演，选演员等诸事还是进展缓慢。记得某天在王总办公室喝茶的时候，我感慨道为什么我拍个电影就这么艰难呢？

    王总笑着回答我说：“没有一个电影是轻松的，大家都不容易。等到《左耳》电影杀青那天，我才算真正理解了王总这句话的意思。

    说实话，在拍电影这件事情上，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介入得如此之深。

    作为原作者，我先是活生生被逼到编剧这个位置上。然后大家觉得我对角色的认识是最准确的，于是我又义不容辞地和导演起开始选角。本来以为选完角后应该就没我啥事了，没想到最后还不得不以半个制片人的身份去跟组拍摄！

    写小说对我而言轻而易举，写剧本努把力也能跟上，选角还可以靠靠直觉，但电影制作的事情对我而言，简直比我这样的路痴去到陌生的外地完全要靠自己找路还要艰难。

    但是我没法抱怨，因为我深知比我更难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有朋。

    和有朋初认识，你可能会单纯觉得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所以与他舍作，很多简单的事都会变得复杂。但时间一长你就会服气，明白他的“较真”其实只是为了让事情的结果变得更好。这一切就如同他说的那样，任何事情，只要拼过，倾尽全力，那就会是最好的结果。

    事实证明也是这样，电影中我后来最喜欢的镜头，大多与他近乎固执的坚持有关。

    还记得拍“百日誓师”那场戏的时候，天真的太热了。天中的校服又厚，几百个孩子席地坐在草地上，并听说已经有人中暑。剧组所有人工作人员都不顾炎热地跑来跑去，给大家打伞送冰水。

    连续几天的高强度拍摄后，有朋显得有些疲惫，但生怕担任群演的孩子们撑不住，他还是不停地从监视器前跑去现场给大家鼓劲，加油。

    我坐到他身边，他挪开一点，把他身后的大电风扇让给我，很认真地问我：“这是你脑海中的场面吗？

    我点点头心疼地问他：“你会不会感觉特别累？

    他很轻快地答我：“还好啦，戏拍好最重要，我都感觉不到累”

    确实，在剧组里，有朋是大家的动力加油站，真的是他亲力亲为，从不叫苦叫累的精神带领着大家度过了刚拍摄时最辛苦的磨合期，也给我做足了榜样。

    另一个令我感动的人，是我们的制片人焕焕。

    我第一次去光线传媒，就是焕焕跑下楼来接的我。她给人的印象总是笑眯眯的，说话爽朗，做事轻快，总能令你如沐春风。焕焕并没有做过电影制片方面的事，之前她担任的是光线艺人经纪部的总经理。但因为跟《左耳》的缘分，她阴差阳错地做了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却又因为很多方面的不专业而吃了很多苦头，付出了比别人多十倍甚至百倍的辛苦。

    电影筹备期间，她每天都在不停地见人，打电话。常常深更半夜才回家。有时候大半夜车开到家楼下了，电话突然响了，为了不影响家里人休息，她就坐在车里继续打电话。常常到家躺下都两三点了，但早上她还是坚持着爬起来送儿子上学。

    她对我说：“开车送他，牵着他的手过马路，看他走进校园，是最幸福的时光，再累我也不想错过。

    同样作为妈妈的我，那一刻真的觉得她很高大上。

    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如果你在现场，一定会看到一个背着双肩包跑来跑去的姑娘，不厌其烦地穿梭在各种部门之间，大到拍戏场景，演员档期，小到盒饭口味，她都喜欢亲力亲为。剧组每天都会出点状况，用焕焕的话来讲：“一天还没出事，感觉哪里不对劲！”因为太劳累的缘故，她头痛得厉害，左耳也严重耳鸣。我每次劝她休息，她就会跟我讨价还价说：“只要你去盯现场，我就睡会儿”。

    我说：“就算我盯着也没用啊，该出事还是出事。”

    坦白讲，有时候真的只是心疼她，为了让她踏踏实实睡觉，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待在剧组。

    为了拍这个戏，焕焕差不多整个暑假都呆在厦门，儿子放假，她都没有时间陪他。她打电话回家，儿子生气了，不接电话。她明明很难过，却还是放下电话装出一副笑脸对我说：“雪漫，我们开会去吧。”

    看她累得够呛，有不知情的人跟她开玩笑说：“谁让你当初哭着闹着想当什么制片人的！”

    这次她真的受伤了，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哭了个没完没了。

    “我真不是想当制片人。”焕焕后来对我说，“就是想着我在光线待了这么多年，我对公司是很有感情的。这么好的一个小说交到我手里，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要对这个电影负责，对公司负责！”

    她说到做到，真的是为此一路负责到底！到现在，我已经轻松了不少，她还在为主题歌、宣传等事忙得头头转呢。

    电影刚开拍的时候，的确很多事都不顺利，拍摄进度非常缓慢不说，有好多东西拍出来，不仅是我，有朋自己也不是很满意。

    吧啦的造型也一直不到位。比如说，我就想要一条吧啦的绿裙子，但是造型师始终没有办法给我，要么说演员不合适穿绿的，要么就说背景不合适穿绿的。那时候我的内心常常是崩满的。记得光线的王总和李总一起来探班，我和他们第一次看完了已经拍完的那几场戏的回放，李总安慰我说：“不错的比很多青春片都要好。有一些问题，后面再注意一下，应该能解决。看完回放后他们去吃饭了，我对负责初剪的元宝姑娘说：”你再放一遍给我看看。”

    再看完一遍以后，我在剪辑室里放声大哭。

    我当然不能说它拍得差什么的，我只能说，它跟我想象中不样，连给吧啦争取一条绿裙子这么简单的事，我都做不到。这就是我拼尽全力想要拍的电影吗？如果到最后的时候，它真的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该怎么办才好？

    那天晚上，我跟监制志明哥聊天。

    我问他：“这个电影还能更好吗？

    他很肯定地点点头说：“一定能。现在拍的这一些就算练兵，可能会跟你想象中有差距，但一定不至于那么差。”

    “这是你的经验之谈吗？”我不依不饶地问他。

    “算是吧。”他慢吞吞地回答我，“所有的电影都是这样的，你不能太心急，要看最后呈现的结果。”

    “你的意思是，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你可以继续担心。”睿智的志明哥丢给我一句话，“但你不必为小事纠结，你要记住的是，一切都会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电影。”

    这一句话，释放了心底那个“小的我”，令我豁然开朗。

    事实也是如此。当回到北京拍摄的时候，我心中很多的疑虑都已经消失了。除了去片场探班，陪有朋和演员们聊聊天，我好像也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不过我还是坚持习惯性地去看回放，可爱的元宝总是会给我泡上一壶好茶，递给我纸巾一边看我抹眼泪一边偷着乐。

    我跟她说不好意思下次我争取不哭。

    她回我：“不丢人的，雪漫姐，我也哭，剪一次哭一次。这个片子太不一样了，你们值得骄傲，我也很骄傲。

    拍摄最辛苦的那些日子，录音老师周磊都会在拍摄间隙给我们放好听的歌缓解我们的疲惫。杀青的那晚，仿若是天意，他放起了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伴随着我年少时最钟爱的歌声，现场突然变得特别安静，我感觉到大家都在心底涌起一股浓浓的不舍。是的，电影就要拍完了，我们就要散了。当所有的工作人员在棚里合影，拥抱的时候，第一次深切得懂得了“笑中带泪”的味，也才懂得，原来所有伴随疼痛和不安的经过，真的都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如果你真的很用心地读完了这本书，我想，你也应该了解了我们电影制作的全过程，了解了我们每一个人为之付出的努力。在这本书中，有一个部分叫“最想对左耳说的话”。为此，我们找到了和左耳电影有关的每一个人，希望他们能够谈一下参于在耳拍摄的感受，每一个朋友都欣然答应了。编辑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热泪盈眶。

    一起走过的路，原来从不曾忘记。

    一起流过的汗和泪，在此刻果然都变成了光，照亮了我们前行的漫漫长路。

    谢谢大家。

    谢谢每一个人。

    切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电影。

    仅以此书，鼓掌，纪念

    饶雪漫

    2015年3月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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