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忍细说:李国文讲最后的王朝-徐渭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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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渭,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奇人。

    说他奇,因为他不但想杀死自己,还曾经杀死过他人。中国文人自杀者甚多,杀人者绝无仅有。自杀居然不死,杀人居然不偿命,这样,徐文长是中国文人行列里的一个很特殊的例外。

    五千年来,说来泄气,文人只有伸长脖子挨宰的份儿,撅起屁股挨打的份儿,哪来举刀杀人的勇气?连腹诽也不敢的。所以,历代统治者看透了这一层,遂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定论。别说三年,给他三十年,再借给他胆子,也成不了气候。因此,姑且不论徐渭杀了谁,杀得有无道理,但他能够操刀,能够下手,能够置人于死地,能够出一口恶气,干出不计身家性命的大事,对颇为脓包的中国文人而言,多少有一点振作之意。

    俗话说,狗逼急了跳墙,兔子逼急了咬人,而中国文人逼急了,相比之这类小动物,还真是赧颜抱愧。既缺乏狗的唐突之力,更缺乏兔的决绝之心,立马腿酥脚麻,膝盖发软,浑身寒战,心惊胆跳,来不及地趴在地下,求爷爷告奶奶,流鼻涕抹眼泪,装孙子装孬种。这时候,哪怕扔给他一把刀,要他反抗,也是不敢接的。

    所以,徐渭敢杀人,真是好一个了得。

    陶望龄的《徐文长传》写:

    渭貌修伟肥白,音朗然如唳鹤,常中夜呼啸,有群鹤应焉。

    每读至此,我就感慨万千,因为我也曾经有过想“啸”的冲动,可是,我敢半夜起来,向黑暗的天空吼出一声吗?所以,我挺佩服明代这个半夜里爬起来大啸数声,振聋发聩的同行。记得我在太行山里修铁路时,在峰高山陡的工棚里守夜,时见孤狼,乘着幽暗的月色,沿河谷沙砾滩茕然独行。偶然间,它会停下来,抬起脑袋,朝那峭壁顶端露出的月牙,嚎上好一阵。那声响在两山夹峙的河谷里,所碰撞出来的回音,能延续很久很久。我一直思索,这头狼,是吼它的孤独?是吼它的愤懑?还是吼这个世界对于它的排斥和拒绝?总之,当我想到徐渭时,我就想起那头深夜里出没的狼,也想起那个年代里作为另类的我,遭人唾弃的孤独。

    我不停地打量这个明代嘉靖年间的不幸文人。大概,一个人到了敢动手杀死自己,敢持刀杀死别人的地步,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于是,所有他不赞成,他不满意,他讨厌,他反对的人和事,都敢堂而皇之地进行挑战,进行批驳,进行嘲骂,进行攻击,这种肆无忌惮、罔顾一切的精神,这种为所欲为、言所必言的风格,是中国文学天空里少见的亮丽色彩。难怪郑板桥刻了一方图章,“青藤门下走狗”,好像齐白石也有过当他走狗的意思。夫走狗者,硬是铁了心地要追随下去的。我忖度这两位大师,仅仅由于其文、其画、其诗、其书,非当这个走狗不可吗?不,他们追随的是他这个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中国艺术史上,唯一的无师自法的这一个人。因为中国文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习惯于跟着人家屁股后边走,唯有徐渭,“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袁宏道引梅客生言)。这一个“奇”字,抓住徐渭的本质。什么叫“奇”,“奇”就是不同于别人。唯其“奇”,才使崇拜者对他五体投地。

    徐渭(1521—1599年),明代文学家、戏曲家、书画家,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说到绍兴,我就想起明末王思任所言:

    会稽非藏垢纳污之地,乃报仇雪耻之乡。

    宋之陆游,明之徐渭,是绝对当得起这句话的绍兴人。关于山阴的徐文长,有许多民间传说流行于浙东一带,无非机智、幽默、调侃、滑稽之类,这全是后来人的附会演义,不足凭信。

    其实,徐渭的一生,落拓蹭蹬,宿命不幸,屡遭灾变,际遇可悲,是一个在重重矛盾中活得很累很苦的文人。因为,在这个平庸的世界上,一个特别有才华的文人,第一,很难被社会认同,他也很难认同社会;第二,很难被集体接受,他也很难接受集体。总是处于不被理解、更被误解的难堪孤独之中,不光徐渭,所有天才,这是不可逃脱的噩运。因此,西哲有云,天才的最大不幸,首先,谁教你生错了时代?其次,谁教你生错了地方?徐渭是两者皆错,结果,倒霉了整整七十三年。

    可以想象,徐文长无法见容于这样一个生存环境之中,他该活得多么艰难。因受到仇视而愤慨,因受到抵制而躁亢,因受到排斥而卞急,因受到毁谩而狂狷,一天二十四小时,总是处于紧张之中,他不敏感,他不神经质,他不歇斯底里,他不疯狂,那就怪了。因此,不可能有心思像民间传说中的他那样,玩幽默,玩轻松,扮演一个逗人哈哈一笑的角色。

    此人一生,是充满着矛盾的一生。这矛盾,固然是激发他创作的动力,同时也是制造他烦恼的根源。

    他在《自为墓志铭》中剖析过自己:

    山阴徐渭,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久之,人稍许之,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与玩,亦终两不得其情也。

    注意这“两无得”或“两不得”的“得”字,对于中国文人来讲,这是一场永远也醒不过来的梦魇。无论过去的文人,还是现今的知识分子,对于“得”,都是非常在意的。萤囊映雪,悬梁刺股,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得”。无论如何,对当下的人来说,可得的东西多,能得的途径也多,为得到而使用的手段格外多。因此,“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可能,“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可能,“暴得大名,浪得虚名”的可能,“空手套白狼”“做无本买卖”“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可能,相比之徐渭那个科举取士的时代,要多得多。

    徐渭只有秀才、举人、进士一路考下去,按其学问,按其努力,按其才华,按其心志,绝对该得,应得。但上帝从不给人百分之百,你有了文学上的一切,你有了艺术上的一切,对不起,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就是没有你的份儿。

    一开始,他意气风发地从绍兴乘船,到省城杭州应省试,信心十足,相当自许,直如探囊取物耳!按他的性格,这大话肯定是吹过的。绍兴城里也都知道这位徐秀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凭他的天分,中一举业,立一旗杆,还不是唾手可得?然而,老天爷故意作梗,此公竟然从二十三岁入场,一直考到四十一岁,无不铩羽而归。

    读他自编的《畸谱》,真忍不住为他一哭。

    二十三岁,科癸卯,北。

    二十六岁,科丙午,北。

    二十九岁,己酉科,北。

    三十二岁,应壬子科。时督浙学者薛公,讳应旂,阅余卷,偶第一,得廪科,后北。

    三十五岁,乙卯,阮公讳鹗视学,以第二应科,复北。

    四十一岁,应辛酉科,复北。自此,祟渐赫赫,予奔应不暇,与科长别矣。

    四十四岁,是岁甲子,当科,以故夺,后竟废考。

    陶望龄也叹息:“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宿命如此,夫复何言?

    辛酉这一科,他的上司胡宗宪,一个极有权势的方面大员,还为他走了后门,关照下去,谁知他犯小人,被人家做了手脚,终于还是名落孙山。呜呼!应得而不得,想得而不得,谁都以为他该得,结果偏不得,近二十年的科场失败,与《儒林外史》里的那个范进,堪相伯仲,遂成为他人生在世的最大心病。这心病,使他狂而为文,在文坛获得极大成功,也是这心病,使他愤而面世,在人间弄得相当失败。

    所以,我看出来,他为什么对早他半个世纪的唐伯虎,表现出极大兴趣。一方面,唐寅与他同为多面手,书、诗、文、画,无不高妙;一方面,唐寅也与他同为科场失意,一蹶不振的失败者。于是,视作知己,一再道及,感佩之状,溢于言表。在他的诗文中,唐寅出现的频率,是较高的。有一首《唐伯虎古松水壁阁中人待客过画》的题诗,他甚至写道:

    南京解元唐伯虎,

    小涂大抹俱高古,

    壁中水阁坐何人?

    若论游鱼应着我。

    此公恨不能化为那幅画中的鱼,与这位同命同运的前辈交流,可见其内心活动之一斑。

    诗中的“解元”二字,虽是信笔拈来,大有深意存焉!别人这样称呼,也许只不过是称呼而已。而徐渭写在纸面上,多少是他科举不得意的情绪宣泄。因为,唐寅考场被斥,只得了个“解元”的虚名,惶恐半生。徐渭多次乡试碰壁而归,不过是个做幕教馆,鬻字售画的广文先生,惺惺相惜,全在下意识中流露了。

    更为精彩的,这两个人的命际遭遇,巧合得类似电视连续剧的上部和下部。

    这两位考场失意,文坛知名。唐被江西的宁王朱宸濠礼聘,入幕为宾;徐应浙江督帅胡宗宪邀请,书记文案。因为官僚好附庸风雅,因为文人好亲近权力,这种一拍即合,或者,不拍也合的现象,相当普遍。唐寅聪明,聪明的人不傻,一看朱宸濠存心谋反,赶紧装疯卖傻,抽身而去,因而没有受到这位藩王叛逆的牵连。徐渭执着,执着的人呆愚,上了督府胡宗宪的船,竟不知江湖深浅,浑不晓风浪险恶,当真以为自己是船老大呢?扯蓬摇橹,拉纤挽舟,结果,差点为之送命。

    这就是中国文人的悲哀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可谓点准死穴,一语中的。无论标榜清高者,待价而沽者,自居清流者,终南隐居者,甚至如唐伯虎,“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者,总得有一个能领到饭票,拿到菜金,吃到公帑,取得钱粮,过去叫衙门,叫官府的所在,或长远,或短暂地依“附”着,这才不六神无主,这才不惶惶度日。

    附,就是附庸、附属、附着、附靠,主从关系便分晓了。因此,不论是礼聘去的,邀请去的,拿八抬大轿抬去的,应博学鸿词科自投罗网去的;还是用枪逼着去的,拿刀押着去的,挥着大鞭子抽着去的,戴罪立功连滚带爬去的……端谁的碗,服谁的管,领谁的钱,看谁的脸,一句话,“附”是中国的士,中国的文人,中国知识分子,其精神状态和物质基础的全部。

    除掉商末孤竹国的君长子伯夷、君少子叔齐偏要在周的体制外讨生活,在还少见这等孤高耿介之士。两兄弟拿定主意,“耻不食周粟”,也就是不拿周朝的工资。最后来到山西永济,在首阳山挖蕨根和薇菜充饥,可不知当地的谁,说了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二位采的这些野菜,可也是周朝土地上长的,你们能咽得下去吗?于是,这两个想不开的呆子,生生给饿死了。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伯夷、叔齐如此愚不可及的傻瓜蛋了。

    你既然是一根毛,你就得找到能够附着的一块皮。即使徐渭,也不能例外。为了能在控制江浙军事大权的司令部里领一份饷,大师也不得不屈尊俯就,竞争上岗。陶望龄的《徐文长传》,写得真实些:

    胡少保宗宪总督浙江,或荐渭善古文词者,招至幕府,筦书记。时方获白鹿海上,表以献。表成,召渭视之,渭览罢,瞠视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试为之。”退具藁进。(胡)公故豪武,不甚能别识,乃写为两函,戒使者以视所善诸学士董公份等,谓孰优者即上之。至都,诸学士见之,果赏渭作。表进,上大嘉悦。其文旬月间遍诵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宠礼独盛。

    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对徐渭谋到这份幕宾差使,则是高调描写,突出其“戴敝头巾,衣白布澣衣,直闯门入,示无忌讳”的文人风骨。

    文长为山阴秀才,大试辄不利,豪荡不羁。总督胡梅林公知之,聘为幕客。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胡公皆许之。文长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谭天下事,旁若无人,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谭谑,了无忌惮。会得白鹿,属文长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其实,所谓幕宾,说白了,陪着聊天儿的清客,以文字听差的扈从而已,从徐渭“深恶富贵人”的“纵诞”性格,这份粮秣,是吃不长久的。可是,胡宗宪需要一支好文笔,巴结京师当局,颇善遇他,颇优容他,表现出相当雅量。

    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开戟门以待之,侦者得状,报曰:“徐秀才方大醉号嚣,不可致也。”公闻,反称甚善。

    陶望龄《徐文长传》

    于是,一直失意,从未牛皮过的徐渭;一直边缘化,从未上过台盘的徐渭;一直科场败北,从未神气过的徐渭,有生以来,第一次找到了感觉。尤其军门权力的威风,比他家乡的陈年花雕,更为醉人,果然也就晕晕乎乎起来。想象我们这位徐大师,把自己看作督帅府的股肱人物,胡宗宪的心腹体已,拖着胖胖的身躯,扛着硕大的脑袋,往来于越东州府,奔波于剿倭前线,那不遗余力、鞠躬尽瘁、殚思竭虑、悉心效劳的“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样子,便不禁想起“小人得志”这个对大师不甚恭敬的成语。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谭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于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有沙门负赀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其信任多此类。

    袁宏道《徐文长传》

    藉宗宪势,颇横。

    《明史·徐渭传》

    间或藉气势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

    陶望龄《徐文长传》

    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约束。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

    这就是说,大师不见得每时每刻都大师,大师不见得不偶尔比小人还要小人。所以时下那些大师,准大师,忽然之间,很不要脸起来,也就只当看不见罢了。反正那一程子,两三年间,大师的脑袋,肯定是进了点水,以为自己是胡宗宪的宪兵队长、侦缉处长,以为自己是英国情报五处的“007”呢,这就不免好笑了。

    这个胡宗宪,先附赵文华,通同作奸,陷害同僚;后依严嵩父子,密相勾结,贪赃枉法。徐渭,一介草民,未必详细知悉官场和宫闱中的黑幕,不知不为罪,也不能深怪。但是,与他有知遇之恩的沈炼,却是因劾严氏父子而终被谋害,他不会不知道,也不会不痛心。因为他在《畸谱》的“纪知”一节中,写道:

    沈光禄炼谓毛海潮曰:“自某某以后若干年矣,不见有此人,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

    徐渭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份赏识他的知遇之情,他是相当感激的。

    所以,他写出“公道自然明日月,忠臣何意祀春秋”的《沈青霞先生祠》的榜联。写出“两上书而伏阙,一抗议而廷争,迨谪边氓,触帅臣之所忌,其于宰辅,值旧怒之未平,遂构谋而巧中,遽矫命以伏砧”的《祭沈锦衣文》的史实。然而,也是这一支笔,写出了令人齿冷的《代(胡宗宪)贺严阁老生日启》。大师的肉麻吹捧,登峰造极,“施泽久而国脉延,积德深而天心悦。三朝耆旧,一代伟人,屹矣山凝,癯然鹤立”,算是把马屁文章做到了极致。

    文人的可怜,为了这块附着的皮,文人的可耻,也是为了这块附着的皮。有的人,一时间死不肯低下自以为高贵的头,一时间又不得不撅起屁股任人鞭策;有的人,一时间神气活现到天都装不下他,一时间又不得不垂手侍立听从差遣;有的人,一时间铁骨铮铮、慷慨激昂、声震云天,一时间又不得不说违心之言,不得不做违心之事。人格和文章分裂,言论与行为悖背,徐渭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曾有过这样的做人体验。想想,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就不忍苛责了。

    同时代的汤显祖,不知是否因为这点缘故,始终与他保持着有礼貌的距离?徐文长对汤显祖的赞赏,最初由诗而起。“真奇才也,生平不多见。”他曾经素昧平生地主动与之联络,对这位目空一切的大师来讲,实为破天荒之举。

    信是这样写的:

    某于客所读《问棘堂集》,自谓平生所未尝见,便作诗一首以道此怀,藏此久矣。顷值客有道出尊乡者,遂托以尘,兼呈鄙刻二种,用替倾盖之谈。《问棘》之外,别构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支,将需洒藻。

    《与汤义仍》

    诗是这样写的:

    《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

    兰苕翡翠逐时鸣,谁解钧天响洞庭?

    鼓瑟定应遭客骂,执鞭今始慰生平。

    即收吕览千金市,直换咸阳许座城,

    无限龙门蚕室泪,难偕书札报任卿。

    信也好,诗也好,充分表现他对汤显祖的渴慕之意,期待之情。然而,这封不会不送到的信,这首不会不读到的诗,汤显祖既无复函,更不和诗,实在是件令人感到蹊跷的公案。

    王思任评《牡丹亭》时曾经提及:

    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虽为妒语,大觉俯心。则若士曾语卢氏李恒峤云:“《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

    看来,徐渭对汤显祖,大有“嘤其鸣兮,求其友声”的热情,而汤显祖对徐渭,只是出于职业上的尊敬,不但不愿深交,连最起码的同行来往也没有。

    明末清初的周亮工说:

    青藤自言书一,画次,文第一,诗次,此欺人耳。吾以为《四声猿》与草草花卉俱无第二。

    清人郑板桥在《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说:

    忆予幼时,行匣中唯徐天池《四声猿》,读之数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与终焉而已。世人读《牡丹亭》而不读《四声猿》,何故?

    这多多少少都能听出一点弦外之音。

    从《万历野获编》,约略能够看出一丝端倪,沈德符稍晚于汤显祖,但所记却是亲见亲闻。

    文长自负高一世,少所许可,独注意汤义仍,寄诗与订交,推重甚至,汤时犹在公车也。余后遇汤问文长文价何似,汤亦称赏,而口多微词。盖义仍方欲扫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长。

    再说,徐渭的《寿严嵩词》,一直为人所垢辱,以天下为己任的汤显祖,不会不介意的。

    这种了无回音的冷漠态度,对“眼高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皆斥而奴之,耻不为交”的徐文长来说,可想而知,是何等的难堪了。

    因此,当严世蕃掉了脑袋,严分宜回乡看坟,朱厚熜大发雷霆,胡宗宪瘐毙诏狱之际,我们这位大师,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压力、遣散后被逮有口难辩的压力,以及失去保护伞后,群起而攻之的报复压力,恐怕还包括在文坛上被鄙视、被唾弃的舆论压力,于是,身心全面崩溃,精神彻底垮台。按照现代精神病学的论点,极为天才的人,其精神状态未必就是十分健全的,“虑祸及,遂发狂”。

    据徐渭自编《畸谱》:

    四十五岁,病易。丁剚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岁,易复,杀张下狱,隆庆元年丁卯。

    徐渭的“易”病,当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否则,他绝不可能像荷兰画家凡·高那样,跟自己的耳朵过不去,用一根大钉子刺进去。而且,因为一下子死不掉,又用棍棒敲击自己的阴囊,使睾丸碎裂,以促速死。陶望龄是唯一自始至终了解他、关注他的同乡友人,据他的记载:

    引巨锥剚耳,剌深数寸,流血几殆。又以椎击肾囊碎之。

    这样极其残忍的、匪夷所思的自杀方法,史所罕见,世所罕见,说句绝对应该掌嘴的话,对大师之卓绝,之坚韧,之狠愎,之非常人所能为的奇行,触目惊心的同时,也不能不为这位中国文人所创造的非正常死亡方式赞叹。

    这位面对死亡毫无惧色的文人多次自杀未果,杀妻坐牢八年“绝谷食十余岁”;“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也哉”。

    然而,生命力顽强的他,在他出狱之后到抱愤而卒的十九年间,是他创作最旺盛、作品最辉煌的时期,凡他笔下倾泻而出的“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袁宏道语),其才情睿智,其韵语华章,其彩墨精粹,其放谈高论,无一不达到了“光芒夜半惊鬼神”(黄宗羲诗)的巅峰状态。虽然,大师的晚景凄凉,结局很惨,死时“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寝”,穷得不能再穷。但是,他所留存下来的诗、文、书、画,“岂知文章有定价”(黄宗羲诗),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无与伦比的瑰宝。因此,袁宏道大声呐喊,誉他为“有明一人”。其实,他那摧折不倒、折腾不死、挺挺兀立、敢杀敢砍的精神,对于中国文人的感召启发意义,千古以来,恐怕也就是徐渭“这一个”罢了。

    正是这一个,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脊梁,中国文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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