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像张岱这样一位名士，文学史上最后一位真正的潇洒人物，便值得刮目相看了。
1644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不知该朝谁磕头才好，而惶惶不安的动乱年月。在北京城，首善之区，这一年，三月十九日，天下着小雪，朱由检吊死景山；四月三十日，玉兰花开得正欢，李自成撤出北京；十月初一，初冬阴霾的天气里，福临登基。大约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死了一个皇帝，跑了一个皇帝，来了一个皇帝。生活在胡同里的老百姓，对这走马灯似的政局，眼睛都嫌不够用了。
磕头，并非中国人的嗜好，而是数千年封建统治的结果。国人这种必须要用磕头的方式，向登上龙床的陛下，表示子民的效忠，才感到活得踏实的毛病，也是多少年无数经验总结出来的结晶。因为，老百姓有他的算盘，国不可一日无主，如果无主，势必人人皆主，而人人皆主，对老百姓所带来的灾难，要比没有主更祸害、更痛苦。因此，有一个哪怕不是东西的主，戳在紫禁城，也比人人皆主强。所以，京城百姓，在这半年多时间里，不管三位皇帝，谁先来，谁后到，谁是东西，谁不是东西，都乖乖地山呼万岁，磕头连连。
文人，有点麻烦，麻烦在于他们是这个社会里有文化的一群。因为有文化，就有思想，因为有思想，就有看法，因为有看法，就有选择。那么，他必然自问：第一，磕不磕？第二，向谁磕？所以，在这改朝换代的日子里，文人们比无知百姓多了一层烦恼，头是要磕的，可怎么磕，成了问题。
即使一家杂货铺，半年之中，接连换了三位东家，店里的伙计能无动于衷吗？虽然说，谁来都是老板；虽然说，不管谁来你也是伙计。但是，老东家朱由检，新东家福临，半路上插一腿的过渡东家李自成，对当伙计的来说，就产生了疑难。一是感情上的取舍，一是认知上的异同。可想而知，匆匆而去、匆匆而来的三位皇帝，胡同里的老百姓，只消磕头就行了。而文人，有的磕得下这个头，有的磕不下这个头，还有的，也不说磕，也不说不磕，给你一个背脊，介乎磕和不磕之间。所以说，这一年的北京，做老板难，做伙计又何尝不难呢？到了该笼火生炉子的季节，中国文人面对着磕不磕头的这张试卷，再不做出答案，恐怕日子就不好过了。
政权就是老板，文人就是伙计，任何社会都是这样的一种契约关系。虽然，大家羞于承认这一点，但大家也不否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事实就是如此，说白了，中国文人，不过是各人用各人的方法和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从统治阶级那里讨生活罢了。包括那些口头革命派，包括那些清流名士派，也包括那些不拿人民币而拿美元和欧元的西化鼓吹派，说到底，都是给人打工的伙计。老板开腔了，现在我是掌柜的，你要服我的管，听我的话，如此，你就可以留下来；否则，对不起，我就炒你的鱿鱼，卷铺盖走人。如果真是一家杂货铺的老板，这样的狠话，也许不必放在心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可大清江山，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你到哪里去？明末清初，有多少中国文人，想彻底逃脱必须交卷的命运，也就仅有一个朱舜水，浮海去了日本，免除磕头的烦恼。绝大多数文人无一例外地皆要面对这道难题。
俗语“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不知典出何处？但却是中国旧时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的箴言。加上北宋时期的《神童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再加上宋真宗的《劝学诗》，这就孙悟空脑袋上的紧箍咒一样，使得封建社会里的中国人，从启蒙识字那天开始，就将自己将来给谁打工，为谁效力，看谁脸色，朝谁磕头，都基本定向。而且，也像“俺老孙”一样，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辈子在怪圈中打转。
中国文人，在宋以前，还能保持一点自己，在宋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了自己。当然，也有的人不那么甘心，想有一点自己，那么被戴帽子、被打屁股、被砍脑袋，便是注定的命运了。
可怜啊！当时的中国文人，就只好一分为三：第一种人，磕头的顺服者；第二种人，不磕头的抵抗者；第三种人，让他磕，不得不磕，能不磕，绝对不磕的既不顺服，也不抵抗者。
我们知道，大明王朝第一个剃发磕头的武人，为吴三桂，准确日期为这年的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时分，准确的地点为山海关老龙头军前。而大明王朝第一个剃发磕头的文人是谁呢？好像应该是钱谦益，然而不是。这位领袖文坛的扛鼎人物，这位有头有脸的大明官员，是在吴三桂剃头后一年，顺治二年五月十五日清军过江，进入南京城时，将自己头上的白发剪掉，以示顺服。这位前朝的东林党人，首辅候选，晚明第一号种子作家，其实是一个不大耐得住寂寞的文人。不过话说回来，又有几多文人能耐得住寂寞呢？牧斋先生认为自己，既然胡服左衽地降清了，还不如索性豁出去为新朝大干一场，也算有失有得吧！随后，顺治三年，来到北京，给福临磕头来了。立授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着实的滋润。他这一带头，一示范，不打紧，如吴梅村，如龚鼎孳，前有车，后有辙，也一一剃了发，排在后面向新朝磕头。这样，凡有奶便是娘的中国文人，凡光棍不吃眼前亏的中国文人，凡在前朝不得烟儿抽的中国文人，都走钱谦益这条路。这第一种人，大约占了文人的大多数。
中国文人在非要你买账，不买账就要你好看的老板手下，通常都将磕头，列为首选的生存方式，这绝对是中国文人的聪明了。这聪明来得不易，是以千百年来纷纷落地的人头为代价而得来的。尽管这是一份苟且的聪明，难堪的聪明，你可以鄙视，你可以看不起，但大多数文人站在老板面前，这其中包括你、我，想到脑袋没了，其他一切也跟着完蛋时，会选择这一份聪明的。
不过，大多数文人聪明了，不等于所有中国文人都采取这种聪明的活法；还是有不聪明的文人，偏要做不买账的第二种人。一般情况下，不买账，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却难。因为，得罪老板，至多将你开革，得罪皇帝，那是要砍你脑袋的。但即便如此，如张煌言，如陈子龙，如夏完淳……这班不怕死的硬骨头，刀横在脖子上，也绝不下跪；膝盖不弯，当然也就磕不了头。他们不但不剃发留辫，不但不磕头效忠，还要纠集人马，举刀执矛，进行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动，坚决抗争，决不投降。这第二种人，在中国文人总数中，只占极小比例，但却是应该得到格外的敬重，要没有这些脊梁骨支撑着，中国文人岂不全是软壳鸡蛋了吗？
接下来，就是介乎磕和不磕之间的第三种人了，如黄宗羲，如顾炎武，如王夫之……索性隐姓埋名，匿迹消声，干脆远起他乡，遁逃山林。在那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一方面，自食其力，种田糊口；一方面，苦心研读，潜心著述。统治者的网罗再密，也有鞭长莫及的死角，于是，也就不用朝谁磕头。在这个队列中间，排在第一名者，非张岱莫属。首先，他年事高于黄、顾、王等人；其次，他文名不亚于钱、吴、龚等人；第三，也是最重的，他的风流倜傥，他的奇情壮采，确是大江南北无人不知的大名士。
在《陶庵梦忆》一书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
今已矣，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客亦渐辞老人去。间策杖入市，人有不识其姓氏者，老人辄自喜。
由此可知张岱盛时，不但山阴装不下这位名士，甚至杭城，甚至江南，也都仰其声名，羡其华腴，慕其文采，效其潇洒而从者如云的。那时，资讯极不发达，消息相当闭塞，这位大名士却有如此众多粉丝捧场，可见其闻名遐迩。他在《闰中秋》一文中说到他的一次聚会：
崇祯七年闰中秋，仿虎丘故事，会各友于蕺山亭。每友携斗酒、五簋、十蔬果、红毡一床，席地鳞次坐。缘山七十余床，衰童塌妓，无席无之。在席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
从他举办的这次嘉年华会看，这位大名士之大手笔，之号召力，之能折腾，之出风头，可想而知。
做名士，是风光的，可到了老板更迭，皇帝轮换之际，名士脑袋大，更是明显的目标。黄宗羲屡战屡败，入四明山结寨自固去了；顾炎武举事不成，到乡野间觅室苦读去了；王夫之知事不可为，隐遁湘西潜心著述去了。而这位江左名士，走又走不了，躲又躲不成，他只有采取这种与新朝既不合作，也不反抗，与当局既不妥协，也不顶牛的龟缩政策。实在无法背过脸去，必须面对这个绝不心悦诚服的皇帝，怎么办？或假作磕状，尽量敷衍；或磕下头去，却不认账。这样，第一种人觉得他不省时务，不知大势所趋；第二种人觉得他同流合污，缺乏革命气节，他自己也很痛苦。所以，他比第一种人，要活得艰难，因为不能不顾及自己的脸面，不能太无耻；他比第二种人，要活得艰险，因为不能不顾及自己的头颅，别撞到枪口上。于是，闪躲、避让，免遭没顶之灾，游离、回旋，终成漏网之鱼。三十多年下来，活得是多么不易。然而，他居然活下来了，那就更不易；而他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名士，则是尤其的不易。
话说回来，也不是随便一个阿猫、阿狗，张龙、赵虎之流，就可以称得起名士的。《世说新语·任诞》载王恭的一句名言：
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看来，名士在中国，有着长远的历史。也许魏晋时的名士，只需有点酒量，背得出几句《离骚》即可。经过南北朝，经过唐宋元明，名士，就不是随便拎一个脑袋，可以充数的了。
真正的潇洒，是文化、精神、学问、道德之长期积累的结果，是智慧、意趣、品位、见识之诸多素质的综合，是学养、教养、素养、修养之潜移默化的积淀。所以，你有钱也好，你有权也好，可以附庸风雅，无妨逢场作戏，但一定要善于藏拙，勿露马脚。即使你的吹鼓手，你的啦啦队，哄然叫绝，说你酷毙了，秀透了，您也千万别当真。以为自己就是真潇洒，大潇洒，而忘乎所以，那可要让人笑掉大牙的。
第一，你得有真学问；第二，你得有真才情；第三，你得有真名望。有真学问，世人打心眼儿里佩服；有真才情，同行不得不心服；有真名望，官府轻易不愿拿你是问。你只是写过几篇骂人文章，你只是出过几本过眼即忘的烂污小说，你只是喝过洋墨水能讲几句鸟语，你只是在巴掌大的地方上自我封王，对不起，这帮文坛暴发户，暴走族，想给张岱拾鞋，也是不够格的。
张岱《又与毅儒八弟》信中说：
前见吾弟选《明诗存》，有一字不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今几社诸君子盛称王李，痛骂钟谭，而吾弟选法又与前一变，有一字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钟谭之诗集，仍此诗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转若飞蓬，捷如影响，何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乃至斯极耶？盖吾弟喜钟谭时，有钟谭之好处，尽有钟谭之不好处，彼盖玉常带璞，原不该尽视为连城；吾弟恨钟谭时，有钟谭之不好处，仍有钟谭之好处，彼盖瑕不掩瑜，更不可尽弃为瓦砾。吾弟勿以几社君子之言，横据心中，虚心平气，细细论之，则其妍丑自见，奈何以他人好尚为好尚哉！
这封信说明一个道理，一个活在他人影子下面，一个失去自我的文人，也是无从潇洒得起来的。
这就是在精神上不羁于凡俗的名士风度，这就是在文学上不追随风气的独立人格，这就是“胸中自有百万兵”的笃定和自信，这就是在乌天黑地、伸手不见五指的混沌蒙昧中，不至于找不着北的清醒和镇定。只是可惜，时不我予，具有如此大家风范的张岱，也唯有于淹蹇中埋没终身。
1644年，按天干地支排，为甲申年，中华大地惨遭一劫，先是李闯王进城称帝，后是顺治帝正式登基，遂彻底改变了社会秩序，打乱了生活节奏。这年，张岱47岁，行将半百，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
张岱《自为墓志铭》
一个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鼎盛巅峰，跌入冰天雪地、四视皆空的万丈深坑，居然没自杀、没上吊，凭一丝弱息而能坚持过来，生存下去，不能不为这位从未吃过苦头，却吃了大苦头的张岱庆幸。
知识分子最怕的，也是最难规避的事情，莫过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睁眼一看，时间不对，空间也不对，再退回娘胎也不可能，只有淹蹇一生的命运等待着他，那才是既恨又憾的悲哀啊！而他在三十至四十岁的最佳年龄段，受到过明中叶以后反理学、叛礼教的运动洗礼，正是在思想上有所升华，在文学上大有作为的年纪。而城头频换大王旗，三个皇帝走马灯式的转场，让这位算得上明末清初最有才智的文人，掉进兵荒马乱的动荡之中，顾命都来不及，焉谈文章？老天爷不开眼，你又徒可奈何？
本来，晚明的这次“思想解放”，是一次连启蒙都说不上的“运动”，它与差不多同时的欧洲文艺复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种意识形态，恰恰是在明代嘉、隆、万朝，经济渐次发达、商业日益繁荣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曾煞有生气过的。《金瓶梅》的问世，市井文学的兴起，商品消费的繁荣，市场经济的扩大，绝非偶然事件，而是时代在进步之中的必然。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失败，但他的政策措施，确实使王朝增加了积累。这正是一次应该推进处于萌芽状态下的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难得机遇。可是，第一，王朝太过腐败，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第二，文人太过堕落，只想到自己怎么快活，而坐失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良机。随后，更为不幸的是，一个来自关外的，在文化上更加落后的民族，实行了完全倒退的野蛮统治，中国也就只有沉沦一途了。
不过，我们还是看到，即使这样一个早产而且夭折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反对传统的礼教束缚上；在反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桎梏上；在被称为“无耻之尤”的李贽所嘲“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非孔反儒上；在标榜欲望，提倡人性，主张本真，反对矫情，追求个性上，一系列文化批判，思想裂变，对当时文人而言，震动还是很大的。积极的一面，莫过于在张岱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离经叛道的革命精神，不随俯仰的独立人格，拒绝臣服的自我主义，和傲世嫉俗的内心世界。而消极的一面，也就是放浪形骸，纵情于感官之快，淫靡放荡，沉湎于声色之好。这也是张岱在新的老板当政之后，不得不手忙脚乱，不得不狼狈应对的缘故。于是，性格决定命运，由于精神上的清高，做不了第一种人，由于物质上的诱惑，也做不成第二种人，遂只有成为第三种人，众人眼中的另类。
张岱，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逝于清康熙十八年（1689年），字宗子，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他不但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擅的文人，而且还是一个身体力行，将明中叶那种“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尚”（张瀚《松窗梦语》语）的风气，推向极致的人物。名士之名，一是能作，一是能闹，不作不闹，如何能名？张岱就是这样一位敢大浮华，敢大快活，敢大撒把，敢大癫狂的“败家子”。
他的《自为墓志铭》写：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他的《陶庵梦忆》序文写：
大江南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且遭时太平，海内晏安，老人家龙阜，有园亭池沼之胜，木奴、秫粳，岁入缗以千计，以故斗鸡、臂鹰、六博、蹴鞠、弹琴、劈阮诸技，老人亦靡不为。
其实，张岱还忘记自己一大好，好美食。第一，他出身于美食世家。“余大父与武林涵所包先生，贞父黄先生为饮食社，讲求正味。”第二，他认为，食物的本味才是感官享受的最高境界。第三，“割归于正，味取其鲜，一切矫揉泡炙之制不存焉。”（张岱《老饕集序》）
每个人都长一张嘴，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吃。填饱肚子，叫吃本能，品出美味，叫吃文化。这就是张岱与进得北京天天下饺子吃，便过年一般的大顺军农民兄弟的本质上的差异所在。
这位大名士，放浪至此，也许只能用“不可救药”一词可以恭维他了。他应该永远生活在明朝，那里才是他精神家园。然而，他又不能死殉，因为他说他怕杀头时疼，只好活下来做清朝的人。可想而知，为什么他始终留恋昨日的浪漫，始终怀念旧朝的风流，始终不肯臣服，始终不向新朝磕头的原因。
张岱之不磕头，固然是他的反潮流精神，但也是他自由的天性，使之然耳。一个人精神世界的种种一切，是由这个人上溯三代的“DNA”所决定的，不会因时、因事、因人、因意识而改变，这也真是没有办法的宿命论。那个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大顺军的第二把手，也是甲申年进的北京。来自草根阶层的他，进了德胜门后，第一件事，满北京城找了个遍，要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第二件事，将搜刮来的黄金，铸成大饼子用骡马运回家。因为对刘宗敏而言，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最高境界。而他祖先的祖先，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也许尽一生之力都奋斗不到这个目标。现在，这位出息了的后代，跟着李自成闹革命，居然左手搂着名妓，右手抱着金砖，那可真是光宗耀祖了。一般来说，家庭，决定教养，出身，体现素质，这是铁的法则。同样，从世代簪缨的豪门望族中走出来的张岱，就未必像这位农家子弟那样下作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燕子飞来，不等于寻常百姓，就成为王谢人家。刘宗敏企羡的那些，张岱半拉眼睛都瞧不上。而张岱在意的一切，那位起义农民也根本无法理解。因此，像张岱这样的名士，空前未必，绝后是可以肯定的了。在当今物质世界里，一掷千金的豪富，比比皆是，可他们的精神世界，绝对是一个个小瘪三。
更何况，从张岱更早的先辈开始，无不为通儒饱学，著作等身，家学之渊源，根基之扎实，自非等闲。就看他们这书香门第高台阶上，出出进进的人物，如徐渭、黄汝亨、陈继儒、陶望龄、王思任、陈章侯、祁彪佳兄弟等人，哪一个不是文章作手？哪一个不是思想先锋？这些时贤先进，对张岱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文化这东西，不是馒头，多吃即胖；学问这东西，也不是老酒，多喝即醉，那是一种缓慢的积累过程，一个渐进的成熟阶段。在这样一个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环境中成长，才分极高的张岱，自然要鱼龙变化，而冠绝一时的。
尤其是这富贵世家，自其祖父那一代开始，即拥有私家戏班，自蓄声伎小蹊，家境之豪富，门阀之通显，不同一般。因此，张岱就在文学、在艺术、在历史，乃至琴棋书画、笙箫管笛、吹拉弹唱、吃喝玩乐等各个领域，全面覆盖，达到无不精通熟谙，也无不得心应手的地步。当他早年过着精舍骏马、鲜衣美食、斗鸡臂鹰、弹琴咏诗的贵公子生活时，凡人间所有的快活，他都由衷地去追求、去享受；凡世下所有的美丽，他都急切地去把握、去拥有。这样一位得过大自在的文人，即使跌倒，即使趴下，也不会屈下膝来，像奴才似的朝新朝磕头。
明中后期，是中国文人最为放肆，最为自我，也是最为追求本真，最为离经叛道的年代。李梦阳（1475—1581年）有言：
天地间唯声色，人安能不溺之？
袁宏道则弘扬此说：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座，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浮家泛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中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野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张岱的一生，就是这种“五快活”的最地道的践行，他性之所至的那些散文作品，也可读得出来那溢出纸外的名士风流，和跃出笔墨的文人潇洒。
浪漫的春天，属于歌唱的诗人，严寒的冬日，适合做学问的学者。而明末清初的张岱，恰巧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考验，也造就了他在为文和治史的两大领域中，获得斐然的成功。
张岱之文，似粗疏而意境精致，似肤浅而思想深刻，似不经意间而见其心胸擘画，似率性挥洒而惜墨如金。晚明文人小品文极多，多着重个人感受，张岱作文只是在摹写客观的人、事、物、景，偶涉自己，也是闲中落笔，超然物我。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以他《湖心亭看雪》一文为例：
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上人两三粒而已。
就其中一连串的“一”，活生生跳入眼帘，烘托出美不胜收的西湖。这些本来极无味，也极无趣的数字，却起到点石成金的效果。读他的书，其随便的笔墨，其任意的文字，其隽短简约的词语，其明丽精俏的行文，其兴之所至的感想，其情致盎然的兴趣，比比皆是，处处可见，极耐玩味，百读不厌。可以这样评价，张岱的末世奇文，在他之前不曾有，在他之后不会有。
他的这两部小品文集，一曰《陶庵梦忆》，一曰《西湖梦寻》，书名中的这两个“梦”字，看得出来是他失去所有一切以后的反思。斯其时也，先生老矣，一瓢米，一把豆，必亲自劳作，方得果腹，一畦菜，一圃苗，必跋涉田间，方得收获；沦落困顿，无以为生，布衣蔬食，常至不继。也就只有这残存在记忆里的梦，是他仅有的慰藉了。
从他《三世藏书》一文，约略知道他在这动乱年月里，是怎样走上人生末路的。
余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乙酉避兵入剡，略携数簏随行，而所存者为方兵所据，日裂以炊烟，并舁至江干，籍甲内挡箭弹，四十年所积，亦一日尽失。此吾家书运，亦复谁尤？
然后就是他在《自为墓志铭》中所写的景况：
年过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
不过，他没有颓丧，也没有噤缩。清人温睿临撰《南疆逸史》，曾赞美其著史立说，晚年刻苦的成就。
山阴张岱，字宗子，左谕德元忭曾孙也。长于史学。丙戌后，屏居卧龙山之仙室，短檐颓壁，终日兀坐，辑有明一代纪传，既成，名曰《石匮藏书》。丰润谷应泰督学浙江，闻其名，礼聘之，不往。以五百金购其书，慨然曰：“是固当公之，谷君知文献者，得其人矣！”岱衣冠揖让，犹见前辈风范。年八十八卒。
这部二百二十卷纪传体明史，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清人毛奇龄曰：
先生慷慨亮节，必不欲入仕，而宁穷年厄厄，以究竟此一编者，发皇畅茂，致有今日。此固有明之祖宗臣庶，灵爽在天，所几经保而护之，式而凭之者也。
至于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是不是就是张岱的《石匮藏书》？说法不一。纪昀的《四库总目提要》、陆以湉的《冷庐杂识》，均持此说。姑置知识产权的争议不论，张岱以垂暮之年，以衰迈之力，以饥馁之逼，以孤难之境，给他梦中的故国立传，说明这位大名士的真爱所在，衷情所系，这才是让我们肃然起敬的。
也许这就是中国文人最难得的一种精神了。精神在，志弥坚，享米寿，节不坠，名士末路，余馨长存，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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