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两广路修成以后，一年有余，尽管有时坐车路过，匆匆一瞥，未暇细品，常以为憾。趁着雪后新霁，空气清新，便迈开老腿，打算一步步地体味一番。俗话说“走路”，大概只有走，安步以当车，用自己的脚问候大地，才能找到这条路的具体感觉。
真是变化万千啊！
说老实话，走在这条极其敞亮、极其光鲜、展得特宽的新马路上，恍若来到陌生地界。如果不是一些老字号的牌匾，一些公交车路的站名，提醒我这是原来的骡马市大街，原来的果子巷，原来的米市胡同，几乎不敢认了。尤其，沿途有不少旧房子拆掉，新房子未盖，已经面目全非的工地，站在那里，难辨东西，焉知南北，举步迟疑，不觉踟蹰。
由此可见，北京市在旧城改造方面，决心之大，魄力之大，动作之大。因而，城市面貌变化也着实非常之大。不知不觉间，明代权奸严嵩题写牌匾的中药店“西鹤年堂”四个大字，映在眼前，金碧辉煌，阳光灿烂，自然，这就是菜市口了。
菜市口，可是一个拥有特殊历史的地段。
其特殊，因为它曾经是近代史上，拥有很大知名度的秋决场所。由于春夏季节，草木萌发，而到了秋冬季节，则万物肃杀，所以古代行刑，选择秋天，也是适应天时的这种变化。明朝秋决的刑场，在今西四牌楼一带，而清朝则改在菜市口，因而成为京城一景。清人和邦额《夜谭随录》：
适过菜市口，值秋决，刑人于市，阻不得进。
但眼前焕然一新的菜市口，已是繁华喧闹的商业区，没有当日刑场肃杀的气氛。
然而，谈大清朝，不能不谈杀人；谈杀人，不能不谈菜市口。这些年来，电影、电视剧中的清宫戏，长篇小说中的清代帝王题材，用得上“泛滥成灾”这句成语来形容，这也给菜市口做足了广告。于是，这个原来矮趴趴、拥挤狭窄的丁字街，借着秋决的血腥镜头，闻名遐迩，世人皆知。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口塔桥旁那座16世纪的监狱，成为东西方世界两处酷刑文化的重要遗址。
我记得1949年秋天来到北京，住在国会街老北大的工字楼。有人告诉我，出宣武门，一路往南，就是当年戊戌维新六君子殉难的刑场。于是，我想起六君子之一的湖南浏阳人谭嗣同，被慈禧太后抓起来，关在大牢里，写在狱中墙壁上的一首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诗中的张俭、杜根，都是东汉名士。张俭因党锢之祸，被迫逃亡，但人们景仰他的高风亮节，都冒着危险收留他。杜根因为触怒邓绥太后，被命摔死，但行刑者出于同情，虽摔而不死，活了下来。谭嗣同的诗，反映戊戌维新失败以后，他之慷慨就义，以鲜血和生命唤醒麻木国人的牺牲，与康有为、梁启超所采取的流亡海外、重图再起的策略不同。他诗中的张俭、杜根，正是这些维新党人失败后的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这位湖南汉子，所以要去留下肝胆，化为巍巍昆仑，也是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贡献。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次改良运动，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这次康梁戊戌变法，因前后历经一百零三天，而又被称为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便接连发出开学堂、停科举、办实业、练新军的新政。西太后对他们迫不及待发出的一系列未经她首肯的改革措施，当然不满，而被种种改革措施所触动，害怕失去一切的保守派、顽固派，尤为不满。6月14日，住在颐和园的慈禧，禁不起这帮守旧势力的哭诉、告状、小报告、咬舌头，老太太第一手，赶走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第二手，安排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9月18日，谭嗣同走了一着险棋，与袁世凯密谈，某种意义上是寄希望于这位手握新军实力的将领，实施政变。袁世凯是什么东西，他马上向荣禄告密，荣禄又是一个什么东西，马上向西太后报告。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就是理想加幻想，就是自信加轻信。老太太当下软禁了光绪，这回岂止是不满，而是愤恨。9月20日逮捕新党，康有为逃脱，梁启超避难日本公使馆。9月21日西太后“临朝训政”。维新变法宣告终止。
谭嗣同本有逃脱的机会，不知因何，他以承担一切的大无畏姿态，9月25日，于浏阳会馆被抓。
三天之后，9月28日，他与林旭、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六君子”，押赴菜市口刑场，未经审讯，直接砍头，英勇就义。据民国姜泣群《朝野新谭》：
圣旨下，将六人从狱中提出，上堂点名，并不讯供。饬令登车，刘光第曾任刑部司官，知事不妙。亟询承审官为谁，我至今未曾认得康有为，尚可容我申辩否？众曰不必言矣。乃径解赴菜市口。由提督衙门派来哨弁兵役二百人护之行，抵法场三下半钟。先杀康广仁，次谭嗣同，次林旭，次杨深秀，次杨锐，次刘光第。事毕已薄暮矣……菜市口距广东会馆最近，康广仁死后，粤人竟莫敢过问。谭嗣同、林旭殓俱迟……谭嗣同死不瞑目，李铁船京卿慰之曰：“复生头上有天罢了。”
康广仁便衣无服，被杀后刽子手将其首抛之极远，林旭穿补服未挂珠，余均便衣。杨锐血最多，刘光第至死呼冤，杀后点血俱无，但觉有白气一道冲出。刽子手曰：
是实大冤枉者，方如此白气上冲，其神上升于天也。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壮飞。湖南浏阳人，生于北京。其父为湖北巡抚。因为童年患时疫险死得活，又号复生。他的妻子李闰在他就义后，以其《狱中题壁》之“忍死须臾待杜根”句，自号“臾生”，其悼亡诗，极悲怆。
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
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
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
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临刑时，谭嗣同从容慷慨，激越豪壮，只说了十六个字：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我在想，当谭嗣同戴着枷锁，在槛车里，向围观者大呼时，希望得到觉醒的回应，希望听到愤怒的反响，希望看到同情的眼光，希望他的血没有白流……然而这班一脸亢奋的观众，会有什么呼应吗？他们只对马上就要砍掉的头颅感兴趣，而对这位革命先驱的豪言壮语，绝对是无动于衷的。本意以一死令国人警醒的这位革命者，其最大悲哀，莫过于他脑袋被砍掉时，京城市民的无动于衷了。
19世纪40年代末，这座城市还叫北平，南城一带，居民稀疏，街市冷清，破房旧院，路窄巷挤，很难想象清末百姓的民谚，“到菜市口看杀人去”时，那万人空巷的场面，竟堵塞在这样仄隘湫陋的地段，不免为烈士临终场面之局促、之龌龊，感到窝囊。对好看热闹的中国人来说，戏文是主要的，角儿更为主要，至于戏园子的好赖，是无所谓的。京剧翻译成英文，叫作“Beijing Opera（北京歌剧）”，尽管北京歌剧出现过梅兰芳等许多名演员，而大清朝历经三百多年，民国又历经三四十年，这座城市从来没有一间像点样子的戏院。这就是北京人既能穷讲究，又能穷凑合的习性了。
几百年来，他们很满足这份厂甸庙会式的看杀头的娱乐，这份不花钱、不打票的血淋淋的真实场面，这份可供好些日子里，饭后茶余，对被杀头者或褒或贬的说话由头。挤就挤吧，挤着热闹，杀就杀吧，杀头好看。至于杀谁？谁杀？为什么杀？为谁而被杀？这些看戏的老百姓们，是不去想的。
谭嗣同一生觉悟追求，力主挽危图强，锐意改革维新，誓志献身中华，哪怕砍头，也死不瞑目。这最后一句令其闭上眼睛的抚慰之语，告诉冤魂“头上有天”，其实在那个昏天黑地的王朝末日里，上既无天，下也无地，那些看热闹者的浑浑噩噩，其实倒是对革命者苦心孤诣的暗讽。不过由此倒也证明，作为先知先觉者，与那些后知后觉的民众之间，确是存在着不被理解的鸿沟，这才是他九泉下无法排遣的寂寞和苦恼呢！甚至，一个世纪过去，又有多少人在菜市口时，会想起封建社会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这场百日维新，士子们最后的孤注一掷呢？
然而1898年，六君子之死，清廷的丧钟随之敲响，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从此，菜市口作为行刑开杀的法场历史，也就结束。但是，回顾三百多年的大清王朝，那刽子手的大刀片儿，到底在这里砍下了多少人头，恐怕是永远也统计不出的数字了。
194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为了寻找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竟无人指点得出杀场何在？而更多的人颇讶异我的好奇。也许那时革命成功，建国在即，对于改良主义的失败者，懒得提它，不屑提它，大家竟十分生疏起来。颇费几分周折，才打听到“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掉脑袋的地点，已无任何标志，更甭说纪念物了。
想到那些抛洒在菜市口的血，对于甚嚣尘上的，几成定论的，康、雍、乾三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说法，很不以为然，相当不以为然的。窃以为这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故作惊人语，说得太过头的大话。
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位皇帝，在奠定中国的一统局面，划定国土的疆域版图上，是做出巨大贡献的。然而，“盛世”二字，是加冕不到他们头上的。
第一，在经济上，并未达到汉代孝文、孝景年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丰足。
第二，在政治上，也不曾达到唐代贞观年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齑粮，取给于道路焉”，“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纵归，使至期来诣京师……（次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的清明。（以上均见《资治通鉴》）
第三，1662—1796年，闭关自守的康、雍、乾三朝，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万邦来仪的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维护传统的农本主义，不求进取，拒绝整个世界的变革潮流，这才是他们最大的甚至是不可饶恕的失误。16世纪起，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西欧国家，采取重商主义，已经积极向外拓展，而且人文精神的张扬，自由思想的提倡，促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处于方兴未艾之势。而康、雍、乾三朝，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异族统治者的防范心理、偏窄心态，对民众实施严密的极权统治，对士子进行严酷的文化钳制，对海外保持严锁的封闭格局，对汉族精英分子加以极其严厉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镇压，尤其可怕的，是最广泛、最深入、最彻底、最持久的“奴才”教育，使得中国人（除极少数例外者），都成了失去思想，失去活力，失去神气，失去自我，永远匍匐在地，永远罪该万死，永远不敢抬起头来的磕头虫。
试想一下，一个三亿磕头虫趴在那儿，一口一声“奴才该死”的中国，怎么能称得上盛世？
甚至，到了18世纪中叶，近邻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而康、雍、乾三朝的继承人，仍以祖宗规矩不可改变的死硬，顽固抵制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贻误良机，磨耗时光，直到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以后，才明白所谓的“盛世”光景，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只是使中国落后于欧洲一个半世纪。
人们不禁要问：何盛之有？
时下一些作家，一些编导，伪造历史，鼓吹圣明，掩盖真相，胡编乱演，热衷于推销清代帝王题材，这种见钱眼开的商业行为，倒也不值得当回事。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莫过于一些清史专家，应该是有学问、有识见的人，也跟着枉顾史实，颠倒是非，大弹康、雍、乾“盛世”高调，颇令人质疑其实用主义的治史学风。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文天祥《正气歌》中耳熟能详的诗句，秉笔直书，据实求真，不附不阿，严谨审慎，至少是为史者最起码的操守呀！尽管冷板凳成为热板凳，也不能为了吃满汉全席，便歪嘴净拣好听顺耳的话说，这不正应了胡适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吗？
这也是北京人，或者中国人，只注意台上的戏子，而不注意破烂戏园子的整体环境，以偏概全的毛病。这些清史专家就是闭眼不看，也不承认这三朝，其实很不怎么样的，无论如何够不上盛世的败象。尤其康熙和乾隆，都是御临天下长达六十年的高龄帝王。在中国，老人统治的最大弊端，就是其晚年，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倒行逆施，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描写的贾府一样，外面看起来轰轰烈烈，其实，“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但16世纪前后，在最初的起跑线上，中国那时的国力，差不多相当后来成为殖民国家的英、法、德、葡、意的总和。因此，彼时的西方世界，还是很在意东方的中国，不敢怠慢的。对这个庞然大物，认为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因此，雍正登极，教廷连忙派人，不远万里，前来北京，祝贺这位皇帝登基。大典过后的1725年，雍正三年的冬十月，罗马教皇的特使，要归国复命了。这位新皇帝，刚刚铲除掉他认为尾大不掉的年羹尧将军，心情相当不错，特地接见来自罗马的使节，并颁布了一纸敕书，交其带回。
西洋寓居中国之人，朕以万物一体为怀，教以谨饬安静。伊等果能慎守法度，行止无愆，朕自推爱抚恤。兹赠妆缎、锦缎、大缎六十匹，次缎四十匹。
《清通鉴》
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越说他胖，他越喘，你越巴结他，他也越自觉了不起。文书中那盛气凌人的大皇帝口吻，很难用最起码的外交礼貌来衡量。雍正以为是唐太宗李世民，是那个真正盛世里的天可汗呢！
那时的中国，真强，可开始由强而弱；那时的西方，真弱，但开始由弱而强，这就是16世纪的唯物史观。
就在雍正登极这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资本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出生在英国。16世纪的伦敦天气，应该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那类似北京南城古刑场菜市口的伦敦塔，院子中间的断头台，院子外塔山上的绞刑架，尽管继续处决人犯。但莎士比亚时期那种在伦敦桥上用长长的铁矛，插着被枭首的头颅，以警吓市民的做法，已不再执行。
他们开始把人当成人，然而，在东方，仍旧不把人当成人待。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巳（十八日），一位名叫汪景祺的文人被“弃市”。
那时在北京，只要“弃市”，就是押往菜市口杀头。雍正嗜杀，当然，康熙和乾隆也并不少杀，不过，雍正更残忍更可怕些，手段和花样，也更促狭更阴损些。这次杀汪景祺，大家原以为看一场热闹，随后作鸟兽散，回家喝二两，庆幸自己脑袋还在脖子上，也就罢了。谁知到得菜市口，才晓得花头精多的雍正，又出了新点子。朱批上还有“立斩枭示”字样，这个“示”字，什么意思呢？臣僚们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不光要砍下脑袋，还要把这颗脑袋悬挂在菜市口示众，也就是公开展览。
枭首砍头，戮尸燔骨，这是康、雍、乾三朝时不乏见的场面，然而像雍正如此忮刻酷暴，将汪的头颅一直挂到他驾崩，也没说一句“免了，去掉，拿下”的话，在中国文人受迫害的全部历史上，还真是少见的暴虐。对知识分子恨到如此咬牙切齿，除了变态心理，哪里还有一点点盛世帝王的胸怀？
汪景祺在年羹尧的西宁大营中，当过两年的幕僚，他的灾难，即由此而来。
一个文学家，最好不要跳上政治家的船，哪怕是最高级的游艇，也要敬而远之才是。唐朝的李白，一开始是绝对明白这个道理的。杜甫《饮中八仙歌》就写过他“天子呼来不上船”。可后来，估计酒喝高了，下了庐山，竟登上永王李璘的旗舰，检阅起水师，“为君谈笑静胡沙”，结果永王失败以后，他也就充军流放到夜郎了。
这位汪景祺，号星堂，浙江钱塘人氏。康熙举人，小有文声，但仕途蹭蹬，一直不那么发达，萍踪浪迹，落魄秦晋，并无定处。清代的武官，粗鄙少文，地位较高的方面统帅，通常要礼聘一些文人为幕客。名气大的，为客为宾，起参谋僚属的作用，名气小的，为职为员，司管文书笔墨等事。年羹尧，康熙进士，内阁学士，也非等闲之辈，他西征噶尔丹、郭罗克、罗卜藏丹津诸役的赫赫战功，总不能自己动手撰文吹嘘。恰好，这位汪师爷，一心想上他这艘艨艟巨舰，于是，给年大将军写了一封信，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仆向之所向慕，归往于阁下者，台阁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而已……朝廷深赖贤佐，天下共仰纯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夫是以宸翰宠贲，天子倚阁下等山岳之重也。今阁下英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振旅将旋，凯歌竞奏。当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此身诚虚生于人世间耳。
《西征随笔·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
这样，雍正二年，被年羹尧延请入幕。
期间所著《西征随笔》，在查抄年羹尧杭州邸宅时，被侍郎福敏发现，呈上。喜欢作批示的雍正，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表现欲，在书上亲笔写上：
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我一直忖度，同案的钱名世，也是因年羹尧获罪的，同样，因写马屁诗被参，但雍正并没有将他送往菜市口秋决，而是御书“名教罪人”匾额，挂在大门口，每日叩拜忏悔。而雍正恨汪的情结，不完全是因为他的马屁拍得响。在康熙晚年选嫡，举棋不定，年羹尧的一票，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关键之时，雍正也对这位军门，殷勤致意，示好巴结，联络拉拢，不遗余力。这本《西征随笔》，只是罪状之一，而汪景祺，对于这位功高震主的军事统帅，所能起到的左右作用，是非同小可的，才使他始终戒之惧之，而留下刻骨铭心的影响，必狠狠报复而后快。
汪景祺不傻，他不是小聪明，而是大聪明，不是有小野心，而是有大野心，特著《功臣不可为》一文，献给年大总督，其意所指，年是会心的。不但会心，很可能首鼠两端过，雍正不会没有知觉。但文人从政，很难成气候的原因是，虽然他们喜欢染指权力，但十个文人至少有九个，在政治上属于无韬略、无谋划的低能之辈。尤其稍稍得了点意的文人，那张管不住的嘴巴，先就给自己挖好埋他的墓穴。
雍正的情治系统，其效率之高，野史演义，多有记载。早把年大将军与另一可能接班对象允禟，在西宁的来往，密报上来。雍正三年四月，这位陛下最初发难，谕责年羹尧僭越之罪时，无心之言，泄露天机：
朕曾将御前侍卫拣发年羹尧处，以备军前效力，并非供伊之随从也。然伊竟将侍卫不用于公务，俱留左右使令。
这些侍卫，其实就是雍正安排在年羹尧身边的克格勃，而汪师爷的一言一行，岂能逃脱这班皇家特工的眼睛。
于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赐年羹尧自裁。一周后，雍正就将这位马屁文人，枭首示众，那脑袋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挂就是十年。
其妻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亲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俱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这个雍正，究竟是盛世之主，还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小人，也就不言而喻了。
菜市口大街上挂着的这颗头颅，直到雍正驾崩以后，乾隆上台，左都御史孙国玺才敢上书，认为“京师为首善之区，菜市口又京师之达道，枯骨中途，髑髅上悬，不唯有碍观瞻，且不便牵车服贾之辐辏，亦有碍商旅行贩之交通”，这样，才恩准将这颗风吹雨淋、鸟啄雀粪、朽烂腐毁、形质不存的颅骨，择地掩埋。
我想，菜市口悬挂着汪师爷这颗脑袋的时期，大概也是那个英国人亚当·斯密，埋头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的时期。然而，当19世纪，严复以《原富》书名，将此书译为中文问世，介绍到中国，适值他的维新同志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掉脑袋的日子。
三百年原封不动的大清王朝，现在所差的，恐怕就是在尸首脸上盖一张纸，给棺材钉上最后一根铁钉了。
严复翻译《原富》时，著《斯密亚丹传》，他曾经说过：
顾英国负虽重，而盖藏则丰，至今之日，其宜贫弱而反富强者，夫非掊锁廓门，任民自由之效欤？
这句话极其深刻，一针见血，值得深思。试想，康、雍、乾三朝，锁不掊，门不廓，民不自由，而且还是一个动辄把知识分子，把民族精英，送到菜市口去枭首示众的政权，能成盛世，实在是很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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