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在北京的洋人生活圈子里，流传这样一句口头语：来到这座古城，可以不看紫禁城，不逛三大殿，却必须要看辜鸿铭。这也许还不足以说明他牛，举一例便了然了。此公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做演讲，入场是要收费的，并且价值不菲。那时，梅兰芳已出道，红得不得了。看他的戏，包厢雅座的票价，至少也需大洋一元二角，可要听辜鸿铭的演讲，两块银元，比梅兰芳的票价多出八角，而且你未必买得到，因为海报一出，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就全给包圆了。
这让中国人有点傻，一看洋人对Amoi Ku（辜厦门的英文名字）如此高看，灵魂中，那崇洋媚外劣根性，总是按捺不住，会蠢蠢欲动地表现起来。第一，眼露谄媚之光；第二，脸现仰羡之色；第三，圆张着的嘴，再也合不拢。直到今天，就看文化知识界的某些精英，只要隔洋的洋大人放个屁，立刻凑上去呼应曰“好香好香”的西仔相，就说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人精神上的戕害，是何等久远和沉重，那种挺不起腰来的佝偻后遗症，至今也直不起来。于是，你便会了解在民国天地里，还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因洋人的特别眷注，该是怎样引人在意了。
辜鸿铭的黄包车夫刘二，与他一样，也留着辫子。堪称天下无二，举世无双。可以想象，这一对主仆，从东城柏树胡同寓所出来，穿过王府井，穿过交民巷，直奔六国饭店，去发表演讲的这一路上，在闹市该造成多大的惊动了。那些附庸名流，巴结邀好的人，那些点头哈腰，鞠躬致敬的人，那些认为他牛得连老外也在乎的人，是多么想与他搭讪，与他攀谈，与他拉关系，借得一点洋人的仙气，好风光风光，肯定“Good morning（早安）”，或者“Good afternoon（午安）”，来不及地趋前表示崇敬了。
辜鸿铭不理这一套，或者也可以说，他压根儿不吃这一套，眼珠子一弹，招呼他的车夫刘二：愣着干吗？给我走人。
六国饭店的礼堂里座无虚席，听众翘首以盼，并不完全因为这硕果仅存的辫子。人们乐意花两块大洋，好奇是一面，但来听他的精彩演讲，为的就是享受一次语言的盛宴，则是更重要的一面。据说，他很看不起胡适，鄙夷地说，此人只会一点“留学生英语”，不识拉丁文和希腊文，居然要开西方哲学课，岂不是误人子弟？而他在演讲中，时而英语，时而法语，时而德语，时而古拉丁文，时而“之乎者也”“子曰诗云”地文言，从盎格鲁-撒克逊，到条顿、日耳曼、高卢鸡，到那个在新华门内做着皇帝梦的袁大头，一路横扫过来，统统不在话下。
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粪土一切，就因为他有足以粪土一切的本钱。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少见的学者，不但通晓汉学典籍，熟知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神，更娴习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九种语言，深谙西方世界。他富有文学天才，自是不用说的了，哲学、法学、工学，兼及文理各科，均有深刻造诣。像他这样有大学问，有真学问的文人，在中国，他之前，肯定是有的，他之后，肯定是没有的了。至少，一直到现在，敝国尚未有一位称得上享誉全球的文史哲方面的大师出现，实在是很令人汗颜的。
大概民国初年，真正有学问的人，还是很被看重的。于是，1917年，就有辜鸿铭应蔡元培之邀请，到北京大学讲授《英国诗》之举出现。大家觉得可乐，大家也等着瞅这场可乐。果然，他首次出现在北大红楼教室中时，戴瓜皮帽，穿官马褂，登双脸鞋，踱四方步，好像刚从琉璃厂古董店里发掘出来的文物，配上那一根系着红缨的滑稽小辫，引起哄堂大笑。等到众学生笑到没力气再笑时，他开口了，声调不疾不徐，声音不高不低：“诸位同学，你们笑我的辫子，可我头顶上这根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顿时，全场哑然。
从那一天开始，他在北大讲授英国诗，学期开始的第一堂，叫学生翻开Page one（第一页），到学期结束，老先生走上讲台，还是Page one（第一页）。书本对他来讲，是有也可，无也可的，他举例诗人作品，脱口而出，不假思索，若翻开诗集对照，一句也不会错的，其记忆力之惊人，使所有人，包括反对他的，也不得不折服。据女作家凌淑华回忆，辜鸿铭曾是她家的座上客，这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犹能一字不移地当众背出上千行弥尔顿的《失乐园》，证明他确实有着非凡的天才。
他对学生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因为诗乃文之精粹。只有得其要领，通其全貌，这样，才能将中华文化中温柔敦厚的诗教，译为西文，去开化那些四夷之邦。”在课堂上的他，挥洒自如，海阔天空，旁征博引，东南西北，那长袍马褂的穿戴，不免滑稽突梯，但他的学问却是使人敬佩的。他讲课时，幽默诙谐，淋漓尽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用中文来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来回答中文之问，学识之渊博，见解之独到，议论之锋锐，阅历之广泛，令问者只有瞠目结舌而已。因此，他的课极为叫座，教室里总是挤坐得满满的。
辜鸿铭（Thomson），字汤生。1857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州，1928年终老北京，祖籍福建同安，故有“辜厦门”之称。幼年成长于槟洲种植园，十岁赴英伦，以优异成绩考入爱丁堡大学，随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的中国文化巨人，与大部分学有所成的中国学人不同，先在国内奠定深厚的学养基础，再到国外充实提高。人是有一种喜新厌旧的趋向，先前耳熟能详的一切，常常会被后来才了解的事物的新鲜感所压倒，所以，辜老先生与那些到了外国以后盛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而对中国则视之若敝屣的假洋鬼子不一样，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尊崇。
光绪年间，他从国外归来，在张文襄幕府当洋务文书，任“通译”二十年。他一面为这位大臣统筹洋务，因为张之洞提倡实业救国，支持改良维新，一面精研国学，苦读经典，自号“汉滨读易者”。时值这位总督筹建汉阳兵工厂，他参与其事。张之洞接受另一洋务派，也是东南大买办盛宣怀的建议，委托一个外国商人总司其事。辜鸿铭和洋人接触几次以后，封了一份厚礼，请他开路了。过了几天，张之洞想和这个洋人见见面，他的下属告诉他，那洋老爷早让辜师爷给打发了。他把辜鸿铭叫来责问，辜正色地对他说：“不一定凡洋人都行，有行的，也有不行的，我们要造兵工厂，就得找真正行的。”辜鸿铭遂委托他的德国朋友，请克虏伯工厂来建造，结果，汉阳兵工厂在各省军阀建造的同类厂中，是最好的。这个厂出品的步枪“汉阳造”，一直很有名气。
所以他对于洋人的认识，和那个时候普遍的见了外国人先矮了半截的畏缩心理，完全相反，他是不大肯买外国人账的。“五四”以后，文化人言必欧美，一切西方，恨不能自已的鼻子高起来，眼珠绿起来，是很令人气短的。直到今天，贩卖洋人的唾余，吓唬中国同胞的假洋鬼子，络绎不绝于道；外国什么都好、中国无所不糟的候补汉奸，可谓层出不穷，实在是让辜老先生九泉下也不会很开心。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被列强的坚船利甲，打得魂不守舍，崇洋羡洋，畏洋惧洋，已为国民心理常态。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已由过去的妄自尊大变为自卑自轻，更多的人甚至转而崇洋媚洋，这也是被列强欺压得快没有一点底气的表现。一见洋人，膝盖先软，洋人说了些什么，必奉之为圭臬。诺贝尔文学奖离自己尚远，就来不及鞍前马后地向洋人叩首。认识两个老外，到外国去过，便自以为高人一头。有的，索性躲到外国，寄人篱下，像哈巴狗一样对洋老爷摇头摆尾，以领几十美元津贴，吃垃圾食品而自甘堕落。
独这位辜鸿铭不买账，不怕鬼，不信邪，从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学”的系列文章始，便以发扬国学，揶揄西学为己任。他先后将《论语》《中庸》《大学》译为英文，推介到国外。据说，在他之前，因未有更好的译本，孔子的这三部经典著作，在西方知识界未得广泛反响，至此，才有更多的传播。从1901年至1905年，他的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分五次发表，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
辜鸿铭认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此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在他看来，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所以，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为“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他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据说，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其文章受到欢迎的热烈程度，还没有一个其他的中国文化人，可以相比拟。托尔斯泰与他有书信往还；圣雄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勃兰兑斯说他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英国作家毛姆亲自来到北京，到他柏树胡同的寓所拜见他，向他求教。可见世人对他评价之高。
由于辜鸿铭非常了解西方世界，又特别崇尚中国文化，所以才有力斥西方文化之非的言论，如“美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深奥的性质；英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宏伟的性质；德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朴素的性质；法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精微的性质”。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崇，到了如此地步，姑且不对这种趋于极端的一家之言，做出是非的判断，但在20世纪初，积弱的中国，已经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步，他能够说出这番中国文化优越论的话，也还是有其警世之义的。
当时，严复和林纾把西方的文化，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多多少少是带有一点倾倒于西方文明的情结。但是，这位辜老先生，却努力把中国的文化，向西方推广，或许是对这种膜拜风气的逆反行为吧。他不但将《大学》《中庸》《论语》翻译出去，他还著有《中国人的精神》，或译作《春秋大义》，介绍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译文，在国外有很大影响，德国、英国甚至有专门研究他的俱乐部，不能不说是他对中华文化的杰出贡献。
他的名字曾经是很响亮过的，虽然现在已不大被人提起，可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他却是京师轰动，举国侧目，世所尽知，无不敬佩的一位大学问家。而且他的幽默，他的行径，他的狂飙言论，他的傲岸精神，也曾制造出许多轰动效应，而脍炙人口。凡知道辜鸿铭这个名字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那根在民国以后的北平知识界中，堪称独一无二的辫子，那是辜鸿铭最明显的标识。辛亥革命，推翻清，第一个成就，便是全中国的男人头顶上那个辫子，一夜之间，剪光推净，独他却偏偏留起来，自鸣得意。他在清廷，算是搞洋务的，按说是维新一派，但皇帝没了，竟比遗老还要遗老，这也只有他才能做出的咄咄怪事。周作人说过，辜鸿铭是混血儿，父为华人，母为欧人，所以他头发有点黄，眼珠有点绿，更像洋人的他，却一身大清王朝的装扮，不是在戏台子上，而是走在光天化日的马路上，能不令人有目睹怪物之感吗？
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主张学术自由，主张开明精神，不光请这位拖辫子的遗老来讲课，也请胡适、傅斯年、陈独秀、周树人兄弟这些新派人物执教。这些新文化运动者，尽管不赞成他的保守的、落伍的主张，但对他的学问，却是敬重的。当时，学校里还有不少的外国教授，也都是世界上的一流学者。这些洋教授们，在走廊里，若看到辜老先生走过来，总是远远地靠边站着，恭迎致候。而辜氏到了面前，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见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见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如何不堪，那些洋人无不被骂得个个心服。就是这么一个有个性的老头子，不趋时，不赶潮，我行我素，谁也不在他的话下。一个人，能照自己的意志生存，能以自己的想法说话，活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达到这样境界，你能不为这个老汉，喝一声彩吗？
有一次，一位新应聘而来北大的英国教授，在教员休息室坐着，见这位长袍马褂的老古董，拄着根手杖，坐在沙发上运气。因为不识此老，向教员室的侍役打听，这个拖着一根英国人蔑称为“Pigtail”（猪尾巴）的老头儿是什么人？辜鸿铭对此一笑，听他说自己是教英国文学的，便用拉丁文与其交谈。这位教授对此颇为勉强，应对不上，不免有些尴尬。辜叹息道：“连拉丁文都说不上来，如何教英国文学？唉！唉！”拂袖而去。碰上这么一位有学问的怪老爷子，洋教授拿他有什么办法？
辜鸿铭的一生，总是在逆反状态中度过。大家认可的，他反对，众人不喜欢的，他叫好，被大众崇拜的事物，他藐视，人人都不屑一为时，他偏要尝试。追求与众不同，不断对抗社会和环境，顶着风上，就成了他的快乐和骄傲。他说蔡元培做了前清的翰林以后，就革命，一直到民国成立，到今天，还在革命，这很了不起。他说他自己，从给张之洞做幕僚以后，就保皇，一直到辛亥革命，到现在，还在保皇，也是很了不起。因此，在中国，他说，就他们两个人堪为表率。
因此，他的言论，嬉笑怒骂，耸人听闻，他的行径，滑稽突梯，荒诞不经，无不以怪而引人注目，成为满城人饭后茶余的谈资。民国以后，宣统本人都把辫子剪掉了，他偏要留着，坐着洋车，在北京城里招摇过市。他的喜闻小脚之臭，赞成妇女缠足，更是遭到世人诟病的地方。他也不在乎，还演讲宣扬小脚之美，说写不出文章，一捏小脚，灵感就来了，令人哭笑不得。不仅如此，他还公开主张纳妾，说妾是“立”和“女”两字组成，如椅子靠背一样，是让人休息的。所以要娶姨太太的道理就在这里，完全是一个强词夺理的封建老朽形象。一位外国太太反对他赞成纳妾的主张，问他：“既然你辜先生认为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太太，那么一个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有四个丈夫呢？”这个拖小辫子的老头子，对她说：“尊敬的夫人，只有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没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道理。”
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不一而足的荒谬行径，连他自己都承认自己是Crazy Ku（辜疯子）。这里，固然有他的偏执和激愤，也有做作成分和不甘寂寞之心。他的性格，不那么肯安生的，几天不闹出一点新闻，他就坐立不安，说他有表演欲、风头欲，不是过甚之辞。然而，他也不是绝无政治头脑，慈禧做寿，万民颂德，他却指斥“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公开大唱反调；辛亥革命，清帝逊位，他倒留起小辫，拜万寿牌位，做铁杆儿保皇党。袁贼称帝，势倾天下，他敢骂之为贱种，并在当时的西文报纸上著文批袁；张勋复辟，人皆责之，他倒去当了两天外务部短命的官。后来，辫帅失意，闭门索居，他与之过从甚密，相濡以沫，还送去一副“荷尽已无擎天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对联，以共有那“傲霜枝”的猪尾巴为荣。五四运动，社会进步，他又和林琴南等一起，成为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的急先锋；但是他却应蔡元培之邀，到“五四”发源地的北大去当教授，讲英国诗，鼓吹文艺复兴。北洋政府因蔡元培支持学生，要驱赶这位大学校长时，他支持正义，领头签名。他反对安福国会贿选，却拿政客的大洋，可钱到了手，跑到前门八大胡同逛窑子，那些窑姐来了，一人给一块大洋，打发了事，但妓女送给他的手绢，却收集起来，视若珍藏。
正是这些哗众取宠之处，使辜鸿铭成为人所共知的一个怪人。当时人和后来人所看到的，全是他的这些虚炫的表象。一叶障目，而对他的中外文化的学识，他的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他在世界文化界的影响，也都给抹杀掉了。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寿辰，祝贺客人中有一位进士出身，誉称为“中国大儒”的沈曾植，作为张的幕僚，自然要应酬接待，尽主东之仪。在席中，辜鸿铭高谈阔论东方文化之长，大张挞伐西方文化之弊，他发现自己讲了许多以后，却不见这位贵宾张嘴说过一句话，无任何反应。他不禁奇怪起来：“先生为何缄默，不发一言？”没料到沈曾植的回答，差点将他噎死。沈说：“你讲的话我都懂，可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以后（请注意“两年”这个时间概念），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人将张之洞所收藏的典籍，搬到会客厅里，快堆满一屋。几无站脚之处的沈曾植，问辜鸿铭：“这是什么意思？”辜鸿铭说：“请教沈公，你要我读二十年中国书，我用了两年全读了，现在无妨试一下，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能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这就对了，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如今，敢有一位中国文人，说出这番豪言壮语否？
当然，辜鸿铭的中国文化一切皆好论，连糟粕也视为精华，成为小脚、辫子、娶姨太太等腐朽事物的拥护者，是不足为训的。在政治上成为保皇党，成为五四运动的反对派，则更是倒行逆施。然而，这位骨格傲岸的老先生，对于洋人，对于洋学问，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应是十分要得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