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使世界革命中心东移到俄国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在原有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首先要说明，这里所说的世界“革命中心”，是指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出现激化，同时工人阶级的联合和组织程度也比较高，因而革命斗争比较激烈、进展比较明显，在国际共运中发挥带头、示范和促进的前导作用。
历史表明，19世纪40~5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中心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其突出表现是延续了十余年的“人民宪章运动”（1836~1848）；到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法国，其突出标志是在1871年发生了“巴黎公社”起义。当巴黎公社的革命者被大资本家和大银行家的代理人——梯也尔等刽子手，以极为血腥和凶残的手段大肆镇压和屠杀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一度陷于低潮。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才转移到德国。特别是1890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面对日益高涨、难以阻挡的工人运动，被迫取消实施了十多年的《反社会党人法》（1878~1890），这促使德国工人运动活跃起来。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会议员普选中，曾一度获得超过25%的选票。恩格斯曾据此预言，照这种发展趋势，只要执政当局不搞阴谋诡计，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通过选举上台执政。这是资产阶级绝不会允许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主张，要准备以和平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两手，来发动群众、改造旧社会，以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所以如此，是同马克思、恩格斯当初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发展的理论预见紧密相关的。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初创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西方“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身上。为此，他们曾有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会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和相继取得胜利的预言。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2]
稍后，恩格斯在1847年10月底至11月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针对“这种革命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发生”的问题回答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3]
他们还在1847年11月的一次讲演中，着重强调英国无产阶级首先获得胜利的决定性意义。马克思说：“在所有的国家里，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因此，英国无产者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4]恩格斯也说：“因为由于现代工业，由于运用机器，英国一切被压迫阶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庞大阶级，即无产阶级；由于这种原因，对立方面的一切压迫阶级也联结成为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这样，斗争便简单化了，因此只要有一次重大的打击，就能对这种斗争产生决定性影响。难道不是这样吗？贵族在英国已不再拥有任何权力，资产阶级独揽大权，并且控制着贵族。跟资产阶级对抗的是众志成城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战胜统治者资本家的时刻已经日益临近了。”[5]
在经历了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马克思在总结无产阶级参与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文章中，进一步阐明了欧洲大陆革命同英国革命，以及同美国经济更快发展的辩证关联。马克思在《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写道：“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温度计，它可以显示出，这种革命在多大的程度上真正危及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在多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6]1850年1月底2月初，针对美国经济发展开始出现比欧洲大陆更猛的势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述评（一）》中预见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将会快速发展，会使纽约和旧金山成为“世界贸易中心”；“欧洲文明国家”要不陷入对美国“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7]。即“欧洲文明国家”只有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方式”，才“可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以避免陷入对美国“在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再也没有提到过西方“一切文明国家”或主要的“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同时发生”，并会首先和相继获得胜利的观点。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不论无产阶级革命将在世界何地、何时首先获得突破和初步胜利，要想得到彻底的和最终的胜利，即“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还是要取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为此，恩格斯曾于1893年6月27日，在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批评了法国共产党人，因为他们认为法国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中所应起的作用，“不仅是首创者的作用，而且是领导者的作用”。他进而说：“这是同今天的经济和政治的实际情况相矛盾的。法国工业的发展落后于英国，目前也落后于德国，德国从1860年以来进步迅速。法国的工人运动今天已不能同德国的工人运动相比。但是，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么，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虽然如此，只要英国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那么，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赢得胜利。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8]恩格斯依据当时情况得出的这个预见，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要“最终赢得胜利”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有道理的。
显然，这个预见同世界革命中心的转移相关联，但绝不是一回事。其革命获得突破和初步胜利，同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赢得胜利”，也绝不是一回事。因为，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否爆发，以及何时爆发，革命爆发和获得初步胜利以后，能否最终“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这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是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而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在一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才能比较容易实现。但其中又有个悖论，即在一个充分发达的和统治力量强大而严密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又不容易首先获得突破和胜利。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鉴于对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期迟迟未能到来，同时也是为了寻找促进西方革命的助力，他们开始把关注世界革命的目光转向东方国家。
为此，马克思在1869年，即其已50多岁时，开始自学俄语，为的是便于阅读和研究有关俄国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从而系统地研究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对此，他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阶级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9]马克思晚年还放下了《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研究和写作，转而用主要精力研究俄国、中国和印度革命等“东方学”问题，进而预见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可能会进一步东移到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982年俄文版的序言中断定，“现在……俄国已是欧洲革命的先进部队了”。到1885年，恩格斯以惊人的准确性，预见到俄国“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10]。果然，恩格斯逝世后10年，俄国就在1905年爆发了人民革命；接着在12年后的1917年，俄国就先后爆发了震惊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及其后一段时间，俄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丧钟”要到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发展成为其“生产方式的桎梏”之时才会敲响。他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1]应该说，当马克思做出这个论断之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都尚未成为普遍性的、处于支配地位的状况，世界仍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在列宁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登上政治舞台的前后，在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现代大工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并同大金融垄断资本相结合的情况下，资本的集中和垄断才普遍“繁盛起来”，世界才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
世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初，俄国就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体系中内外矛盾的焦点。其集中表现，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应对严重经济危机需要重新瓜分世界，从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其中，沙皇俄国同英国、法国、美国等一起组成的“协约国”，而与由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结成的“同盟国”相对垒。俄国成为参战的重要一方。这就使得沙俄国内外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空前地激化起来。经济剥削和战争煎熬，唤起工人群众和普通士兵奋起反战，以争取生存的条件，加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组织和领导，俄国就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十月革命胜利，成为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
俗话说：“柿子总是捡软的捏。”帝国主义内政外交的实质，历来奉行的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时，俄国之所以成为国内外矛盾的焦点，就在于它是一个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大国。我国有些人为了替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背叛马列主义、背叛科学社会主义的行径辩护，说什么“马克思主张的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列宁、斯大林搞的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这是犯了所谓揠苗助长的错误。因而断言苏东剧变，回归资本主义，是“历史性的进步”。这是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的论断。
其实，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到十月革命之时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这还得从沙皇彼得一世——“彼得大帝”说起。彼得一世（1672~1725）比我国康熙皇帝（1654~1722）小18岁，但仅晚死了3年，是一位有远见、有雄心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家。他10岁登基， 17岁亲政，实际掌权36年（1689~1725）。执政期间，他既热衷于对外扩张，也热衷于通过改革加快海军建设，也提倡发展教育、科技、工业和贸易。1697~1698年，他率领250多人的庞大考察团，并且隐瞒自己的沙皇身份，化装为普通一兵（下士），改称“彼得·米哈伊洛夫”，用18个月的时间，先后到荷兰、德国、奥地利和英国，对一些城市的造船业、工商业、科技和教育等发展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和体验。其间，他本人还用4个月时间，在荷兰一家造船厂当普通工人，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随后，他又从西欧聘请了大批科技人员到俄国工作。向西方国家学习，促进了俄国工商业、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其后200多年，在历代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下，虽然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慢，但至少在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执政的50多年间得到长足发展。沙皇俄国加紧进行领土扩张，同时也提倡和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推行了农奴制改革，尽管改革不够彻底，但毕竟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经过200余年的产生和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同英、法、德、美等发达和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要落后许多，农民仍占沙俄人口的大多数，但沙俄毕竟已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之一，甚至是一个封建专制色彩浓厚的帝国主义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沙皇俄国究竟是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呢？在解放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俄国革命中，要不要传播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依靠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革命，还是否定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而仅靠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力量？
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12]之间存在的原则性分歧。只有对前者做肯定性的回答和坚持，才能理解和表明世界革命的中心此时已转移到俄国，在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必须大力传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俄国成为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故乡的经济前提和社会背景。
列宁参加革命和从事理论活动的早期，主要是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教育和组织俄国革命青年。其间，他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理论著作，例如《农民生活中的新的经济变动》（1893年春）、《论所谓市场问题》（1893年秋）、《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底至1895年初）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1895年底至1899年1月）等专著和论文。其矛头所向，主要是批判民粹主义，从而为传播、阐明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扫除思想障碍。这些著作构成了中文第二版《列宁全集》第一、第二、第三卷的绝大部分内容，这也是列宁作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脱颖而出的理论条件和历史见证。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这些经典著作找来读一读。看看这位伟大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起步和成长起来的。
（二）从革命家庭和斗争实践中走出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所援引和使用过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主要是自1861年实行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以后，俄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才有了较快发展，同时也引起俄国社会急剧的城乡分化、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至1897年，在沙俄1.256亿人口中：农业人口为9700万，工商业人口为2170万，非生产人口690万。还可细分出“大资产阶级（者）、地主、高等官吏等”约300万人[13]。
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时，其社会阶级结构中，受剥削最深的城乡无产者阶级有2200余万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俄国工厂里不仅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工资低微，毫无福利保障，而且工人工作时间长，至少每天要工作12.5个小时，有些纺织厂的日工时，甚至延长到14~15个小时。因此，当时俄国工人群众的大小罢工此起彼伏，以反抗资本家的过度剥削。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人民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受到当局的无情镇压。可见，这时俄国已经具备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以领导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实行社会制度变革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是于1883年在日内瓦成立的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动解放社”。格·弗·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从民粹主义营垒——早期民粹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以前）是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进步力量，后期民粹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之后）则是一种反动思潮——中分化出来的。他反戈一击，成长为俄国最早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列宁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路人，并同列宁一道，曾经批判过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可惜的是，他后来被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甩出了革命队伍，沦为孟什维克，是十月革命的反对者。
弗·伊·列宁（1870~1924）是从革命家庭和斗争实践中走出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俄国革命中的后起之秀。他作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苏联的主要缔造者，是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14]的主要创立者，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
列宁出身于沙皇俄国辛比尔斯克省辛比尔斯克市（现为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辛比尔斯克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伊里奇·尼古拉耶夫维奇·乌里扬诺夫（1837~1886）具有民主主义思想，他从大学数理教师被提拔为当地教育督导员，后升为督学，因为工作勤恳出色而被封为“贵族”；其母玛利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乌里扬诺娃，是一位知识女性，善良敦厚，相夫教子，支持列宁等儿女的革命活动。照说，列宁一家属于当地上流阶层，通常应是沙皇的忠顺臣民，但全家人的思想都正直进步、疾恶如仇，因而成为一个革命家庭。
列宁的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是列宁终身的革命伴侣。列宁的兄长亚历山大，早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时，就忧国忧民、思想激进，是民意党人。1887年3月13日，他参与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失败后，被捕入狱；两个月后，即5月20日，被处绞刑，年仅21岁。列宁的大姐安娜，早在1886年先于列宁参加革命活动，在列宁流放期间，特别是其后列宁被迫流亡西欧并领导国内外布尔什维克开展革命活动期间，安娜及家人承担起大量的革命联络工作，帮助列宁收集和提供（邮寄）了为其研究革命理论所必需的大量书籍和资料，并为列宁许多重要著作（如《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的出版及在国内、党内的散发和宣传，做了大量难以替代的工作。列宁的母亲以及弟弟德米特里、小妹玛利亚（大妹奥丽嘉，也同样思想进步，却不幸于1891年5月在读大学时病故）和姐夫叶利扎罗夫等亲友，都对列宁的革命活动给予了大量支持和帮助。列宁的姐姐和弟弟还因参加革命活动和支持列宁革命，而数次被捕和坐牢，但他们革命的初心始终不改。
列宁从中学时代起，就是一个思想进步、品学兼优的杰出学生。他参加中学毕业考试之时，正是其兄长被害前后，却依然能保持成绩优异，毕业时获金质奖章。1887年5月22日，当母亲得知大儿子亚历山大被处死的噩耗而处于极为悲痛之际，尚在中学毕业考试中的列宁劝慰母亲说：“不，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应当走的不是这条路。”[15]
这表明列宁虽年仅17岁，就已意识到像兄长那样仅靠少数人暗杀沙皇这类冒险恐怖活动，是难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解放劳动人民的，因此他说“我们不能走这条路”。而他找到的、应当走的革命之路就是：俄国革命的先进分子必须接受、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用以教育、引领、组织、依靠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来推翻腐朽的旧制度，这才是解放劳动人民的革命之路。
所以，当列宁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对俄国革命胜利具有必胜的信心。当列宁进入俄国喀山大学法律系就读不满4个月（1887年8月25日至12月16日）时，就因为参加革命学生运动而被捕，被开除学籍和流放到喀山农村，并被警察秘密监视。在押送流放的路上，警察对他说：“你为什么要造反？年轻人，要知道在你面前是一堵墙，你这不是用脑袋往墙上撞吗？”列宁轻蔑地回答说：“是的，是一堵墙，不过已经腐朽了，一推就倒，我们可以从上面跨过去。”[16]抱着这种坚定的信念，列宁于次年9月下旬获准回到喀山家中居住后，在仍被警察秘密监视的情况下，就参加了由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尼·叶·费多谢耶夫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从1888年冬天开始，年仅18岁的列宁就狠下功夫，研读包括《资本论》第一卷在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其后一年左右，他还把《共产党宣言》译为俄文，供自己和周围的革命青年学习（可惜译稿至今未找到）；至1892年，当他全家移居到萨马拉（今俄罗斯古比雪夫市）时，列宁就领导成立了萨马拉马克思主义小组，在该省从事革命活动。这在伏尔加河流域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列宁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他是在遭受当局政治迫害，并受家庭中多种变故（包括父亲和小妹过早病故、大哥被害和举家多次迁徙等）打击，以及花费了大量精力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下，不断增进自己的法学专业和革命学识的。早在1891年4~5月和10~11月，列宁基于刻苦自学，而获准到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参加春季和秋季的国家考试，获得了大学毕业一级证书。其后数年间，列宁先后在萨马拉省和首都圣彼得堡两地，获得了律师助理和律师的执业资格，他为维护劳苦群众的合法权益做法庭辩护，接办了一批案件。其间，他一边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宣传和组织队伍的革命工作；一边利用律师身份，深入工农群众之中，调查研究俄国国情和工农群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使自己迅速成长为享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1893年9月，当列宁从萨马拉迁到圣彼得堡定居时，消息很快就在首都进步青年中传开了，大家都热切盼望和欢迎列宁的到来。对此，当时的进步青年、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时不认识列宁，但听同志们说，‘从伏尔加河来了一位很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同志们给我带来了一本被许多人读过的讨论‘市场问题的笔记’。”[17]随即，列宁参加了首都圣彼得堡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很快成为圣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的领导人。在1893年底及稍后，列宁还对《资本论》第一、第二卷俄译本做了修改和订正，并开始研究和写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等革命著作，致力于革命的思想理论建设。到1895年10月，在列宁领导下，圣彼得堡20多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成立了首都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及其组织系统。随即，列宁为成立全国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做了大量的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在为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筹备工作之际，即在1895年12月20日，列宁等人被沙皇当局以所谓“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逮捕入狱。在被关押14个月后，经过“审判”，1897年2月10日以沙皇诏书的方式，列宁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3年。列宁在圣彼得堡坐牢和在流放地——西伯利亚舒申斯克村期间，在亲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理论工作和组织指导工作。因处于流放中，列宁未能参加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一大”上既未能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组织系统，加上被选出的3名中央领导人在会后不久也被捕入狱，所以“一大”只能被视作建党的一种尝试。
而列宁在这期间工作的成就和影响，是他在1900年结束流放并被迫流亡国外后能与“劳动解放社”领导人普列汉诺夫合作的前提。即以列宁为主，他们合作创办和出版了党报《火星报》和党刊《曙光》杂志，并将这些报刊秘密运回国内，用以宣传、教育和提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理论水平。这就为1903年7~8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为实际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及在党内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中形成全国性的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
列宁是在尖锐、复杂和曲折的党内外斗争实践中，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眼光、高超的领导艺术，努力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团结和引领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同自己一道前进。列宁也因此成长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派（党）的创始人、革命领袖和灵魂人物，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
从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列宁和列宁主义崛起的主要历史时期。可以说：没有列宁，就没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共产党；没有列宁，就没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没有列宁，就没有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运用、发展和创新；没有列宁，就没有“共产国际”和国际共运在20世纪上半叶引领的革命高潮。
列宁的领袖人格和列宁主义的科学品格与革命性，都是列宁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和党内思想及路线斗争的政治烈焰中锻造和铸就的。列宁同先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后辈斯大林和毛泽东一样，都是站在历史的前列，引领时代潮流、影响世界走向，并由此被载入史册的一代伟人。这是任何对手都否定不了、抹杀不了的客观事实。
（三）列宁主义在同机会主义斗争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列宁在同国内外机会主义斗争中所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
列宁基于俄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坚持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并最终形成列宁主义，这是在同国内外机会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形成的理论成果，这也是由当时世界和俄国的历史条件所决定和制约的。
我们知道，列宁登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舞台中心之际，世界正处在刚刚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当时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国际市场垄断和加紧殖民掠夺，获得了超额的垄断利润。所以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能够从中分出“一杯羹”，用以收买和腐蚀少数“工人贵族”（包括某些工会上层人物），加强控制和瓦解工人运动。这是国际修正主义滋生蔓延的大背景。
恩格斯于1895年逝世以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刻露出了“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因此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除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等几个党以外，几乎都背叛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改而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当时诋毁革命、“修正”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时髦”，使得恩格斯生前一度颇为兴盛的国际共运陷入了低潮。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丧失了原先的阶级立场，公开表示拥护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18]“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19]正因为如此，在列宁主义产生、运用和发展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同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列宁在从事革命活动初期，为扫清在俄国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障碍，其理论工作的重点是彻底清算“民粹主义”
众所周知，俄国在19世纪70~80年代最时兴的是“民粹主义”。这种源于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赫尔岑（1812~1870）的主张，起初以拉甫罗夫等人为代表，是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和政治派别。民粹派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后，它就开始走向落后和反动。因为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农民是反对沙皇的最积极可靠的革命力量，是“天然的共产主义者”，而工人阶级是“社会祸害”。民粹派主张俄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既不需要发展大工业，也不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仅仅依靠村社和个体农业，就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故而，他们号召进步的知识分子，穿上农民的服装，“到民间去”，发动农民，并以人民的“精粹”和代表自居，故被称为“民粹派”和“民粹主义”。他们把农民群众视为“群氓”和“零”，说“零”再多、再伟大，也只是个“零”，而如果在“零”前面加个实数，就是一个大数目，他们自己就是这个实数。如此观点，当然无法发动农民群众跟他们走，再加上沙俄当局对民粹派进行残酷的暴力镇压，有些民粹派分子干脆放弃发动人民的想法，组成“民意党”，改用暗杀沙皇之类的恐怖和冒险手段，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改造旧社会。显然，这种抱着唯心史观的民粹主义者，无益于革命，更是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在俄国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拦路虎。实际上，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民粹派也发生了分化：其右翼是“自由民粹派”，成为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追随者，他们向沙皇投降，组成了立宪民主党，蜕变为保皇派；其左翼是“黑分党”（主张给农民平分土地），其中有些先进分子后来改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列宁从理论上清算了当时的民粹主义者沃龙佐夫、丹尼尔逊、尼·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和思想影响，在列宁的这些理论著作中，最有分量和最有代表性的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1895年底至1899年1月）。
在前一部书中，列宁不仅针对尼·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对于马克思《资本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肆意攻击进行了有力驳斥，捍卫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同时还阐发了三点新的结论。
第一，马克思概括出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但它有一个从“科学假说”到“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形成并在《序言》中准确地表述了这个“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20]在这之后，马克思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商品经济关系进行了数十年卓有成效的研究，才写出了《资本论》。而“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及其生产关系做出的极为深刻和系统的抽丝剥茧、层层剖析，“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范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才被证明“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21]。
第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22]。而当马克思用此来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只有这种概括才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23]。
第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24]。
这几条基本结论，是正确看待当时俄国社会性质的理论根据，也是对民粹主义歪曲社会现实的致命打击。
在后一部书，即列宁在圣彼得堡坐牢和流放西伯利亚期间写成和出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中，着重论述了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后到19世纪90年代末资本主义经济在俄国的发展情况，批驳和清算了民粹主义所宣扬的俄国将要转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不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而是依靠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等谬论。在该书中，列宁利用大量官方公布的，并经他“批判性审查”过的经济统计数据，有理有据地论证和阐明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发展，包括俄国村社个体农业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分化的情况，尤其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所经历的从家庭手工业，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再到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发展情况。同时论证了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严重情况，以及随之发生的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地主富农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利益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列宁的这一理论巨著，是论述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情况的权威性经典著作，该书彻底批驳、清算和粉碎了民粹主义的经济理论，并阐明了在俄国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
2.列宁从创建革命的社会民主工党开始，承担起在党内进行思想理论斗争的重任，即以布尔什维主义克服和战胜孟什维机会主义
1900年列宁结束在西伯利亚流放后不久，就被迫流亡国外和侨居西欧，并同早就侨居瑞士的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合作，于同年12月开始创办和发行《火星报》等党的出版物，用以教育、引导和提高国内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认识，领导和推进俄国革命运动，也正是从这时起，在党内逐渐形成了“火星派”。1903年，实际由《火星报》编辑部筹备和召集，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代表成分复杂，政治论争激烈。只是由于列宁讲究斗争艺术，才使会议取得了胜利。因为在“二大”的代表中，连“火星派”内部也发生了公开分裂。在讨论要不要在党纲中提出将夺取国家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奋斗目标，以及在“工农联盟”、民族政策和“党员条件”等重大问题上，都发生了原则性的对立和斗争，其中在“党员条件”上的分歧和争论最为激烈。列宁主张：凡承认党纲，在物质方面帮助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而马尔托夫则认为：只要承认党纲和在物质方面帮助党就可成为党员。马尔托夫这种主张的实质，是降低党员条件，即党员不用参加党的组织和活动，不用受党纪党规约束，入党是个人的任意行为。他宣称：“每个罢工者、每个示威者”都可以“自称为党员”。显然，这是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为一个松散的、自由出入的工人“俱乐部”，是要按照资产阶级“议会党”“投票党”的模式来建党。这种党根本不可能具有先进性和战斗力，更无法履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列宁主张建设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应当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和先进的部队，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只有这样的党，才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逐步走向胜利。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由于存在一系列原则性的对立和分歧，所以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形成了两派：拥护列宁正确主张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赞同马尔托夫错误主张的“少数派”（孟什维克）。这两大派别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对立与斗争，决定着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兴衰成败，也决定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命运。因为这是关系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性质和政治路线上是追随和奉行“伯恩施坦主义”，还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正是在这种尖锐、复杂和长期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中，在列宁领导下逐步形成和发展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及列宁主义理论，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俄国革命人民在1917年夺取十月革命胜利的领导核心；而列宁主义是这一革命的思想旗帜。
3.列宁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了国际上以“伯恩施坦主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从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爱·伯恩施坦（1850~1932）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1879年8月，他和其他两人共同发表了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文章，要求党把“一切富有真正的仁爱精神的人”“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许许多多拥护者”首先拉进党内。并声称：“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以求得同统治当局全面“和解”。对于这些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次月就向德国党的领导人发出《给奥·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信中告诫说：“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25]慑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崇高威望，伯恩施坦暂时收起了狐狸尾巴，韬光养晦十余年。而当恩格斯于1895年8月5日逝世后，他立刻显出自己本来的政治面目。1896~1898年，伯恩施坦先是在党刊《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相继发表了5篇文章，多方面攻击科学社会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随后他在1899年1月出版了《社会主义前途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全面攻击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将其修正主义系统化。从“伯恩施坦主义”发难开始，第二国际迅速右倾化，也使原为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相继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最终在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第二国际因为公开支持本国政府参战而走向破产。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伯恩施坦错误的基础上，列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彻底地批判和清算以“伯恩施坦主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承担起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这是创立列宁主义的政治前提和理论基础。
列宁在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中指出，19世纪90年代后期，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逆流，是以伯恩施坦而得名的，因为他最狂妄、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形成了系统的修正主义。
列宁指出，在哲学上，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和革命的辩证法，推崇“折中主义”，企图以“庸俗生产力论”取代历史唯物主义，为“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编造哲理根据。
在政治经济学上，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片面性”，说“经济发展的新材料”表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提供了根本消灭危机的可能性，并使阶级矛盾趋于缓和，主张用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来“纠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这就否定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伯恩施坦攻击和否定《共产党宣言》，说它是“布朗基主义”，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国家政权。他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和“灾变”，散布“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则微不足道”的谬论。
列宁在全面揭露和批判“伯恩施坦主义”谬论的同时，揭示了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特点和阶级根源。列宁强调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26]他又说：“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27]
此外，在这前后，列宁还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受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经济派”、“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上的“经验批判主义”等流派，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并最终战胜了它们，为捍卫、传播、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扫清了思想障碍，奠定了创立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
（四）列宁主义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想结晶
列宁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俄国和苏联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思想结晶。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指出，在世界刚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28]。
列宁在指导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国家建设的实践中，“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的那些既“有别于以前欧洲各国革命”的“特殊性”，又“符合世界发展的总路线”，即符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就是列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创立列宁主义的客观依据和现实基础。列宁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俄国（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而产生的思想结晶和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里，仅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思想。这种领导权，不仅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权——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已不言而喻，而且其起点还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争取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失时机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所在。
这个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只有思想萌芽，还不够明确。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是其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29]。他们要求：“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30]既然德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人，要在参与和实现本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变革”中发挥“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当然就必须以无产阶级掌握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为条件，只有这样才是可能的。显然其中蕴含着但尚未指明这一点。
列宁坚持历史辩证法的内在逻辑，在科学总结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批判了孟什维克放弃民主革命领导权的迂腐，进而阐明了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这就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承认，俄国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革命。但他同时强调：“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因此，他要求：“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31]后来，俄国从1917年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发展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顺利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都证明了列宁主义的真理性。
第二个例子是，列宁从俄国革命实践中概括和总结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客观形势和夺取胜利之时机的基本规律。无产阶级革命要获得胜利，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和主体条件。其中，客观条件即具有“革命危机”，也就是社会基本矛盾激化，这是革命开始的基本前提条件。对此，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时就指出：当资本主义处于“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32]。但对于“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情况，应当进一步具体化，才能更为准确地判断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时机。列宁在总结以往革命经验，重点是总结俄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经验之后，明确地指出：“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33]列宁所阐明的这条革命的“基本规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可以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乃至一切真正的人民革命的胜利，都是如此，概莫能外。
第三个例子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转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从苏维埃俄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俗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相比较而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夺取政权比较容易，巩固胜利却十分艰难。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刚成为俄国执政党之时，天下很不太平，形势十分严峻。处于襁褓中的苏维埃俄国，面对着平息白匪叛乱和反击14国武装干涉的艰巨任务，加之国家经济已被多年战争严重破坏，大量的物资已被消耗，不仅战争十分残酷，时局空前危险，而且物资极为匮乏，饥荒严重。所以苏俄立国之初，不得不实行以“余粮收集制”为主要特征的“战时共产主义”，这是渡难过坎的应急举措。这一举措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打败敌人、站住脚跟发挥了积极作用。列宁在这个意义上认为：“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34]
问题在于，实际上列宁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曾希望这能是“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后来，列宁于1921年10月17日《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坦率承认：“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来，由于共和国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似乎已经陷于绝境，由于这一些和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35]为此，列宁要求，“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36]。
然而，俄共（布）中央和列宁本人是如何实现这种认识上的飞跃和政策上的转变的呢？1921年初，刚刚结束内战的苏维埃俄国，面对的形势相当严峻。经过3年“一战”的消耗和3年内战的破坏以后，俄国工业生产能力只达到战前（1913年）的约1/5；并不宽裕的广大农民在和平时期不再愿意把“余粮”上交。国家经济困难和脱离了实际的“余粮收集制”，诱发了列宁所说的“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37]。其象征性事件是：1921年2月28日，属于波罗的海舰队的、拥有26000多名官兵的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发生了叛乱。这是孟什维克等反对派分子，利用来自农民的一批新兵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情绪，所策划的反对苏维埃国家的一次严重政治事件。
列宁和俄共（布）中央，从这次暴乱和其他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中，敏锐地意识到：脱离俄国实际的“战时共产主义”在和平时期难以为继。党和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实事求是，因势利导，改行“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征收粮食税来取代“余粮收集制”；在国家牢牢掌握大工业和运输业的前提下，选择部分厂矿企业引进外资，对外商实施定期的“租让制”，外商可以独资经营，也可合股经营；允许私人拥有和经营小企业；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自由流转等政策举措。
对于这个重大变革，列宁告诉全党：这是一种“战略退却”。因为在大量小生产与大工业并存的情况下，“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38]，即“改用迂回的办法”引导小生产者，“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39]。
实践证明，列宁倡导和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不仅使苏维埃俄国迅速搞活了经济，克服了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还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较快发展。这为之后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在实践探索中，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可以说，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需要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等形式，即采用“迂回的办法”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中一项独创性的战略思想。
不仅是以上的三个例子，而且全部列宁主义及其理论创新，都是列宁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的条件下，总结并服务于俄国和苏联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想结晶。同时，列宁主义也是总结和推进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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