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立“帝国主义论”
水有源、树有根。不揭示资本主义的新本质、不认清革命对象，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不知道为何要革命，为何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确认清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及其本质即客观规律性，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理论根据。
列宁在1915年上半年所写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其他相关著作，作为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坚持、深化和发展，标志着“帝国主义论”的形成。如果说，凝结了马克思数十年心血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是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揭示出剩余价值规律，用以解开了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以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阶级斗争的“经济之谜”，从而使人们认识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即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则进而使人们认识到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和衰落的特殊本质即特殊规律。此前，尽管马克思根据私有资本运行的内在逻辑，已经论及“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时，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40]的经济前提，但马克思还没有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势必走向垄断的趋势，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征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利用侨居西欧的便利条件，认真考察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诸如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在进入20世纪前后的经济资料，从而掌握了研究和阐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走向资本垄断的大量客观依据和典型例证。据此，列宁从“生产集中和垄断”“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资本输出”“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大国瓜分世界”“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等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加以系统考察和深入分析，以铁的事实总结和阐明了资本主义发达各国已经形成为数不多的私有垄断资本组织（如“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大银行及其“金融寡头”等）的新状况，以及它们垄断本国和国际经济的运行过程与发展走势，并在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前人研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论证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和“最高阶段”。
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垄断代替自由竞争的客观事实，站在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当考茨基蜕变为机会主义者、成为资本主义辩护士之时，尽管他也讲“帝国主义”，但讲的是歪理。他认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41]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解是片面的，他把“帝国主义”仅仅说成一种对外的“扩张政策”，并由此提出了西方大国之间将会形成政治联合和政策协调的“超帝国主义”[42]谬论。
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充分掌握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及其垄断资本扩张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其加以辩证分析和理论概括的基础上，正确地揭示出“帝国主义”的实质和特征，阐明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列宁指出：“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确切和完备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43]进而，列宁还做出了“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在客观上就必然产生帝国主义战争”[44]，而“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45]等马克思主义论断。
从本质上看，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不仅坚持、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经受住了100多年来社会实践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反复验证，因而是正确和科学的，仍然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二）提出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
列宁提出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是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最直接的理论根据。这是列宁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关注东方革命的遗愿，根据资本主义各国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所得出的科学的革命结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1915年就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46]一年后，他再次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47]列宁把这个结论同他坚信“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一般规律”，以及关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是从‘比较薄弱’的体系开始的”[48]等理念相结合，形成了理论创新。这种理论创新，开阔了共产党人的眼界，是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这也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夺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进而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理论根据。当然这种类型的胜利，只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所以，列宁说：“不言而喻，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只有全世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我们俄国人开创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巩固；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我们应当懂得，单靠一支先锋队还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49]
（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在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即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时，是按照列宁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还是按资产阶级“议会党”模式，即马尔托夫们主张俄国“每个罢工者、每个示威者”自己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来建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种原则性分歧是在1903年该党“二大”上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主要原因。此后，列宁在指导布尔什维克党以及“俄共（布）”的党建实践中，始终坚持并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其一，必须把俄国革命政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即无产阶级先锋队，因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50]。列宁指出：“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再通过本阶级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51]
其二，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全党，这是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的理论前提，是党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列宁认为：“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2]所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53]。
其三，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领导作用，这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现代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实际证明了它有能力担当群众斗争的领袖），必须千方百计地使无产阶级在这个即将到来的革命斗争的新阶段中，在这个与以往相比自觉性远远多于自发性的革命阶段中，仍然起领袖作用”[54]。为了这个目的，“党必须全力以赴地争取对民主主义群众的领导权，使这些群众的革命毅力得到发挥”[55]，以便及时地使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牢牢掌握住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权。
其四，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于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和策略来引导群众，使这些政策转化为全国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列宁指出：“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56]才能启发人民群众自觉创造未来历史的主动性。“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57]
其五，共产党在夺取和执掌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必须加强执政党建设，维护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纯洁性和革命性，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发挥领导作用。列宁强调：“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58]
其六，必须“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列宁提出的包括“少数服从多数”等“一般组织原则”在内的党的“基本的组织原则”。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所表明的正是充分的普遍的批评自由，只要不因此而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它也表明不容许有任何破坏或者妨害党既定行动的一致的批评”[59]。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目标一致、组织严密、制度完善、纪律严明、作风优良、民主与集中辩证统一的政党，也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并领导一个阶级来行动。
其七，必须坚持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为了实现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各级党组织和所有党员在工作实践和政治生活中，必须对各种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便及时改正错误、改进工作、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列宁说：“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60]“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61]。
其八，总的来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实践运用和发展创新，是在总结俄共（布）和苏共前期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在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基础上，围绕阐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62]。因此像“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63]一样，无产阶级也必须“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作为职业革命家。虽然这“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64]。当然，党的领导集体成员及其领袖人物，都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发扬民主作风，接受群众监督，“党本身必须对它的负责人员执行党章的情况进行监督”[65]，防止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以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
（四）坚持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列宁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不仅通过“苏维埃”这种实现形式，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变为社会实践，从而发展和实现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在农民较多的国家中“间接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主张，而且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他阐明了这种“革命专政”的绝对必要性，就在于无产阶级国家“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66]，以便“要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67]。为此，必须做到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对内实行人民民主和对敌人实行革命专政的内在统一。
其二，列宁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68]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彻底消灭阶级的经济前提，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逐步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
其三，列宁论证和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69]的原理。因为“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70]。
其四，列宁从理论和实践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列宁据此作为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劳动阶级结成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复辟企图”，最终形成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其中，工农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力量和支柱”，并把“维护工农联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71]。
其五，列宁坚持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统一理解，突出了马克思主义“试金石”的地位和作用。对此，列宁强调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72]
苏共败亡、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等国倒退为资本主义社会，其原因固然有多种，但其中最主要和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当时的苏共领导集团从理论到行动都抛弃和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五）倡导“新经济政策”，形成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理论
前已谈到，当苏俄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并解决了战时的燃眉之急后，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情况下，列宁于1921年及时倡导和实施了“新经济政策”。他认为，鉴于在当时俄国还存在大量的小生产，“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就改用迂回的办法”[73]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列宁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的最具政治智慧和创新意识的战略决策。“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就是采用“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发展私人小企业，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以“租让制”形式，由国家把部分国有工厂和矿山等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租让”给外国资本家来经营，旨在改造小生产，发展现代生产力。
列宁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74]列宁认为：“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它有助于克服小生产者的涣散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限度的大小，这要由实践和经验来确定。”[75]不过，这得有个大前提，就是：“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76]
因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苏维埃俄国必须吸收、借鉴和利用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据此，列宁列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公式：
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 = 社会主义[77]
因为，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就在于它要用外人所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可是又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并且“只有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材料，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切来建立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78]。
列宁坦率地说，当时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战略退却”，而且实行“租让制”时，“当然要以某些牺牲作代价”，因而只有“租让政策执行得恰当而谨慎”[79]，才会对俄国有利。列宁认为：“租让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条件下对我们有利而无害，这要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取决于斗争，因为租让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至于斗争的方式如何，将由实践来证明。”[80]
在这种利用和被利用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国际上有个合作共赢的问题，在国内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对此，列宁归结说：“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依靠农民，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控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呢？必须清醒地提出这个问题。”[81]同样，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也应结合当今情况，学到列宁的这份“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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