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宁主义的历史性贡献
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列宁主义诞生的现实基础和最初的实践探索，主要是同列宁指导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和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紧密相连的。列宁主义的历史性贡献，首先是指导俄国十月革命获得突破和胜利，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由理论变为现实。
1.开辟了十月革命道路和缔造了社会主义苏联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是列宁的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在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俄国的成功实践，同时也是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其创造性就在于，列宁不囿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前提应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传统见解，而是从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相统一的高度上，敏锐地看到：当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焦点的沙皇俄国，在参加了3年（1914~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仅使本已腐朽了的统治力量大为削弱，而且俄国人民处在战争中“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82]。当时仍在大肆杀戮中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一方面能大大加速世界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则能引起空前严重的世界危机，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危机”，并会出现“全世界历史的特别急剧的转折”[83]。在当时，俄国正好处在这种“空前严重的世界危机”和“全世界历史的特别急剧的转折”的“风暴眼”中，处在帝国主义统治体系中“比较薄弱的”环节。这是俄国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天赐良机。
但在当时，只有伟大的列宁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力排众议，准确地把握了这个稍纵即逝的革命机遇。1917年3月，当侨居瑞士的列宁得知国内的同志们和人民一道，已在二月革命中推翻了沙皇统治，俄国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后，就立即写成和接连发回5封《远方来信》，研究和分析当前形势，阐明和指导本党“俄国局”必须执行的革命战略、策略和实践举措，同时立即开始筹划回国直接参与和指导革命。
1917年4月16日深夜，列宁和一批战友回到了俄国首都彼得格勒。第二天，他就在党的两个会议——“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和“布尔什维克代表与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宣读了推进俄国革命的《四月提纲》，提出了10项革命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他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84]他主张：“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85]，“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86]。当时，列宁曾力图争取国家政权能够“和平过渡”到苏维埃共和国。即便这样，在这个“联席会议”上，也遭到孟什维克代表的反对，他们以“退场”表示抗议。
然而，更让人愕然的则是普列汉诺夫的言行。他比列宁早3天回国。但他在离开祖国37年后急忙回国，不是要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要阻挡革命。当他得知列宁的《四月提纲》后，立即公开表示反对。他在自己主编的《统一报》（第5号）上发表了题为《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的文章，把《四月提纲》贬斥为在说“梦话”，还声称：“以马克思的学说为依据的社会主义政策，当然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生产力发展那个高阶段，那么，号召城乡工人和贫苦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87]显然，这既是对当时俄国资产阶级政权的美化，也是以“庸俗生产力论”，公开反对列宁关于俄国二月革命后国家政权已“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在革命“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88]的革命纲领。甚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普列汉诺夫马上又在《致彼得堡工人的公开信》中说，十月革命胜利是一场“灾难”，“使我痛心”，并断言：“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远不能把全部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了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他还形象地说：“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89]。这充分体现了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的立场。
列宁在谋划和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努力中，不仅遭到了以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等为帮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恐怖镇压，而且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策层也遇到了阻力。1917年10月23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在通过列宁提出的武装起义决议案时，在12名委员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投了反对票。更不容宽恕的是，他们不仅在会后立即向下级党组织散发了自己反对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决议的“声明”，而且加米涅夫以他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在10月31日的《新生活》报（第156号）上发表文章，把党中央决定武装起义的党内机密向社会公布。声称他二人“坚决反对我们党在最近期间主动发起任何武装行动”，并断言“发动武装起义”是“注定要失败”的“绝望举动”[90]。这是公然向敌人通风报信的叛卖行径。当时，列宁主张开除他们的党籍，但事后此事竟不了了之。
尽管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加强了镇压武装起义的多种举措，却阻挡不住十月革命的爆发和成功。按照列宁和首都彼得格勒起义指挥部的部署，1917年11月7日凌晨，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打响了第一炮，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一举攻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仅仅维持了8个月的混乱统治和对外参战，就被革命人民推翻了，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宣告成立。
应当说，俄国十月革命的突破和成功，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赖于布尔什维克党准确地把握了偶然的历史机遇，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是客观的革命危机与主观能动的革命实践的完美结合。
从其必然性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不义之战，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开始走向衰落的体现。因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引起革命危机，并使社会文明发生历史性“进步”与“转折”，符合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由此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就是一种历史必然。
从其偶然性看，沙皇俄国虽然也是参与世界战争的重要一方，但它只是一个比较野蛮和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国力经不起世界大战的折腾和消耗。广大人民反战的呼声，即要和平、要面包、要土地的呼声极为强烈；尽管沙皇将数百万正规军官兵调往前线参战，但仍然屡遭惨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参战，使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守卫力量极为薄弱。再加上俄国有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有一位具备雄才大略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因此能够及时组织革命力量，抓住革命机遇，看准敌人的软肋，给予致命打击。11月6~7日晚上，革命人民攻占冬宫时，临时政府的守卫部队仅约有2000人，主力是士官生，所以不堪一击。紧接着，革命夺权在莫斯科等城市和俄国各地相继获得成功。为使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得到巩固和扩展，此后的3年内战和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比起革命的起步，要复杂、持久和艰难得多。
总的来说，以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旗帜的十月革命道路，给予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开辟了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新纪元。
2.指导共产国际运动，迎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高潮
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彼得格勒、局面，出现了“一球两制”，同时也鼓舞了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人的斗
志，迎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高潮。自从1924年7月在共产国际“五大”上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统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列宁主义也成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这就表明：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一部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挥着指导作用。当时曾以国际组织形式——“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来指导和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早在1915年9月5~8日，列宁亲自参加了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世界社会主义者会议。会议上出现了尖锐的政治斗争，之后通过了一份折中的宣言。鉴于社会党国际及其所属各国党的主流，都是站在考茨基主义的名曰“中派”、实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立场，列宁便有了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和改造第二国际的想法。其后，列宁在《四月提纲》（1917年4月17日）中明确地提出了“更改党的名称”和“革新国际”[91]的主张。列宁在题为《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一书中，更明确地重申：“‘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并说这是使党“丢掉脏衬衫”，“穿上整洁的衣服”[92]。列宁在《四月提纲》及其“草案”中提出和论述了党应该立刻同齐美尔瓦尔德国际断绝关系，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际即“第三国际”等相关问题。然而，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在1918年3月召开党的“七大”上，才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根据列宁的倡议，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1943），作为协调和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由俄共（布）发起，并同几个兄弟党一道筹备的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出席。列宁主持了大会。会上通过了《告全世界无产者》（宣言）和《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等文件，成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此后一个时期，其成员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并按照列宁提出、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21条）来要求其成员党。其条件包括所有党都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决定；在革命的重大决策上，接受共产国际的协调和指导。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15日自行解散。
在当今国内外学界，对共产国际功过是非的评价众说纷纭，见仁见智，难以尽述。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在20世纪中期前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高潮，涌现出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可以说，这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十月革命胜利的积极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协调指导密切相关的。
正如列宁所说，在1919年3月共产国际召开“一大”时，“多数国家只有一些共产主义的派别和小组”[93]，参会的大多是刚从第二国际成员党中分裂出来的左派小组的代表；当时在中国和亚非拉许多国家尚未出现这种派别和小组。故而可以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工人党，包括欧洲多国的共产党，特别是亚非拉、美洲和大洋洲各国的共产党，包括中共、日共、越共、印共、印尼共、南非共、巴西共、美共、墨共等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在共产国际推动、帮助和指导下建立、巩固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共产国际和俄共（布）曾帮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培养和训练了一批批领导骨干。
事实表明，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能够成功，除了取决于客观形势、取决于本国人民的思想觉醒和团结奋斗外，国际性的支持、帮助和声援，也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条件。虽然，在共产国际对所属共产党做出的诸多“决议”“决定”“指示”中，可能有些是不够切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馊主意”，然而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正面作用，毕竟是主要的。这不容否认。在这里，仅以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为例，就可见一斑。
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并夺取胜利，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密切相关的。
其一，从找到正确的指导理论看，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帮助中国先进分子逐步认识、掌握和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此前，虽然中国出版物中对马克思主义零星提到过，但未能产生社会性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94]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验证了马列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于是，李大钊等先进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业绩做了大量介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较系统的阐述，才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五四”运动后超越了众多时兴的“主义”，成为我国思想界的主流，并由此产生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致力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进行了理论准备。
其二，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在共产国际帮助和指导下成立和成长起来的。1920年4月，中国已经大体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津斯基（吴庭康）来华，先在北京同李大钊商议，又通过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同陈独秀商议筹备建党事宜。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时，出席会议的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周佛海、陈公博12名代表，包惠僧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等国际友人列席了会议。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得到共产国际帮助的。此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得到了共产国际的一些支持和指导。尽管共产国际对我党的有些“指示”，并不切合中国实际，但也有不少正确“指示”，在某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是共产国际在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在这两次国共合作中，都从正反两面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进了我们党的发展和人民军队的诞生与壮大。这就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必要基础。
二是在我们党在反对和解决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问题时，共产国际的表态和指示，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36年1月，当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陕北根据地已经站稳脚跟，张国焘坚持“南下川康”的错误路线已经失败之时，刚从苏联回延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林育英同志，于1月24日，给张国焘等人发电报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基于第一位的。”“兄处可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以提交国际解决。”林育英同志向张国焘传达共产国际的这一表态和“指示”，对迫使张国焘打消另立“中央”的企图和我们党克服张国焘搞分裂主义的错误，促使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最终胜利地完成长征，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是毛泽东同志成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是在革命实践的长期考验中历史地形成的。共产国际对此正确表态，也有助于达到全党认识的统一。1937年11月29日，王明（陈绍禹）从苏联回到延安。其后有段时间，他以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身份，并以代表“国际”为幌子，宣扬错误主张，即从在土地革命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改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鼓吹和推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这种错误主张，曾迷惑过不少人，倡导和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同志一度成为“少数”派。王明的错误和“争权”企图不利于党中央的团结，此时是共产国际及时做出了正确指示，明确支持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及其正确路线。1938年9月14日，刚从苏联回延安的王稼祥同志，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说：“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这个指示和意见，对于当时明确中共路线是非之争、解决高层矛盾、巩固和加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从而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从我们党领导骨干的训练和教育看，共产国际和苏共曾经对我们党有所帮助。在中共建党之初乃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后，我们党有多批高层领导骨干到苏联接受马列主义政治和军事等的学习、教育与训练，有些同志还曾在苏联工作过。共产国际和苏共为了帮助中国培训干部曾开办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苏联“红军学校”中也曾设有“中国班”。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之下，在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市郊成功地召开了党的“六大”（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解决了包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任务等基本问题。此外，共产国际和苏共还对我们党和中国革命提供了许多实际帮助。
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列宁时代、斯大林时代的兴旺发展，还有以此为背景的共产国际的产生、存在和运作，对包括中共和中国革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成百个共产党、工人党的出现、发展及其所开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给予过巨大的鼓舞和某些支持与帮助。如果没有列宁主义及其直接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的出现，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那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运史、我们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以及其他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的历史，都可能要改写。目前的世界政治版图，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列宁主义的历史性贡献，就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谱写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篇章。
3.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瓦解了世界殖民统治体系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连接西方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桥梁。因此，列宁在坚持《共产党宣言》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号召的同时，又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革命口号，用以反对西方列强对亚非拉的殖民统治，支持和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实现人民民主、国家独立、和平发展。为此，共产国际始终把支持和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1920年7月26日，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所做的题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大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属于被压迫民族，他们的总数在10亿人以上，大概是125000万人。我们把世界总人口按175000万计算，他们就占世界人口的70%左右，他们有些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则是被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败，由于签订了和约而深深地陷入依附于该国的地位。”[95]因此，列宁要求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7月28日，共产国际“二大”全体会议通过了根据列宁的报告和罗易（印度共产党人）的报告所起草的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并将此作为“行动纲领”。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则是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成立的6个委员会之一，它由英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德国、荷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中国、朝鲜、墨西哥、俄国、美国、土耳其、法国、南斯拉夫等国的20名代表组成。该委员会的构成表明，不仅被压迫民族国家的共产党人必须把本国民族革命运动放在斗争的首位，而且殖民地宗主国的共产党人也应当支持乃至参与所属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以推进落后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
必须看到，被压迫民族人民反帝反殖斗争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与其殖民掠夺、殖民统治及其走向瓦解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从唯物史观看，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农奴制，无疑是社会形态更替中的一种历史性飞跃，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同时资本生来就是有“原罪”的。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96]无数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即资本的原始积累史，是对内搞“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和对雇佣工人的残酷剥削；对外则是更为野蛮、凶残地搞种族灭绝，屠杀印第安人，贩卖黑奴，发动无数次侵略战争，实施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这种全球性的屠杀和掠夺行为，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大家知道，意大利人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裴迪南委派，于1492年10月12日航行到巴哈马群岛，被称为发现了“新大陆”；葡萄牙人瓦·达·伽马带领船队，沿非洲西海岸航行，绕过好望角，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了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库特，被称为发现了“新航路”。此后，受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后来还有美国、德国、日本和沙俄等殖民当局鼓励和怂恿，特别是西方人受“东方遍地财宝”传言的诱惑，一批批的海盗、冒险家和殖民者，纷纷涌到亚、非、拉去“淘金”，企望发大财。这些人以“贸易自由”和“传教”为幌子，实行的却是大肆屠杀、抢劫、诱骗、贩毒、制造瘟疫、军事入侵，以及贿赂、收买、利用当地头领、军阀、买办等狡诈凶残而又血腥的手段，对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土著人实施种族灭绝，对非洲黑人大量抓捕并进行洲际贩卖。西方殖民者为了侵占土地、掠夺财富和霸占市场，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占领和统治亚非拉的落后国家及其民族和人民，实行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
英国曾是全球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到1914年一战前，英国侵占的殖民地面积多达338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的1/4、西方所有殖民地的1/2，是英国本土面积的100多倍；殖民地人口4.4亿，是英国人口的10倍。西方殖民者从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攫取和掠夺了大量黄金、白银、珍宝、农产品和各种矿藏。在近代中国，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60年间，清政府被西方列强敲诈、勒索的战争“赔款”、借款利息等应付款本息就高达17.6亿两白银，最后实付13.35亿两白银。[97]
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及其繁荣和强盛，是其大量剥削、掠夺和抢劫国内外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所形成的。
有压迫就有反抗。亚非拉各国人民，个别或群体性反抗外来殖民者的统治、歧视和掠夺的正义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潮流，则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危机，促进了亚非拉各国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逐渐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主流。其突出成果是促成了殖民统治体系的瓦解，使得亚非拉广大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相继独立建国。从20世纪上半叶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到1990年，在世界180个国家中，就有100多个国家是在二战后独立的。仅在1960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实现了独立，这一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故而，当今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多原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其中，有一批国家还在战后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包括苏联在内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旧制度复辟，倒退为资本主义，这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股逆流，体现了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曲折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二）列宁主义的当代价值
列宁主义的当代价值，就是指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仍然切合当代实际，并没有“过时”和“失灵”；它作为科学真理，仍然“管用”和“灵验”。有些人把20多年前发生的东欧剧变、苏共败亡、苏联解体，归因于列宁、斯大林和列宁主义，这是站不住脚和完全错误的观点，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为此，有必要谈一谈列宁主义的当代价值及其现实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1.列宁主义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仍然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本质的基本范式
鉴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故而只要其“帝国主义论”的精神实质仍然正确和管用，没有“过时”，那么立足于其上的整个列宁主义，就是符合实际的、站得住脚的，就仍然是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问题就集中到一点：统治、控制和主导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是不是帝国主义？换句话说，帝国主义是否仍然是我们把握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本质的基本范式？综观一战、二战后至今的整个西方世界的变化发展，对此所做出的实际回答，只能是肯定的。
列宁认为，作为资本主义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98]。只要人们正视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少数私有大财团、巨型跨国公司，正在垄断和控制着世界各国的生产、科技、金融、贸易和自然资源，从而大大强化了它们对国内外的经济垄断这一“根本的经济特征”和不平等竞争的“实质”，就会证实“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客观存在，从而也就进一步证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性和现实价值。
二战后至今70余年，西方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资本巨头，特别是金融寡头对国内外经济的垄断已达到空前的地步，尤其是西方大国为数不多的私有特大财团、巨型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巨量资本高度集中，行业垄断和多业垄断更为突出。经过近二三百年对外殖民掠夺和对内经济剥削，西方少数大型垄断资本集团个个实力雄厚、富可敌国。据美国《幸福》杂志公布：198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有65万多人，拥有资本达1732.97亿美元，销售额为1269.74亿美元；福特汽车公司拥有资产1608.63亿美元，销售额为969.32亿美元。美国最大的35家巨型公司拥有的资本总额为12618.86亿美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披露，西方三个顶级富豪的财产，居然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西方私有垄断资本集团一般都是国际性的。它们以跨国公司的形式，确立了对世界经济的垄断和控制。它们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已经垄断了整个世界的主要工业原料、能源产地、国际金融、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和高技术产业，在世界上建立起一个个雄踞主权国家之上的“金融王国”“工业王国”“能源王国”“商业王国”。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西方14个富国的跨国公司数量，在25年间增长了2倍多，从1969年的7000家增长到1994年24000家。至1997年，全球跨国公司有5.3万家，对外直接投资3.5万亿美元，出口额2万多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3。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生产的40%、世界贸易的50%~60%、世界工业研制的80%、生产技术的90%、技术专利的80%和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贸易的90%。在2017年，仅美国沃尔玛这家门店遍布世界各国的零售业巨头的营业额就高达4858.7亿美元，是稳居全球第一的大垄断企业。
更为突出的是，西方国家仅靠极少数的巨型跨国公司，甚至仅靠一两家特大型公司就垄断了全球的某些行业。这些都是世人皆知的客观事实。例如，全球人正广泛使用的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为美国国防、科研服务的局域网，但其后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民用的全球网。如今，互联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生产、工作、商贸、生活和交往等日常活动息息相关，甚至须臾难离。因而它理应归联合国组成的有关机构来管理和协调，但是，美国利用自己是互联网发明者的独特地位，长期由美国商务部的一个直属机构来垄断和管理互联网。在世界人民和联合国的压力下，美国政府于2014年3月14日宣布“放弃”对互联网的管理权，改而利用由总部设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一家所谓非营利的互联网管理公司，即“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TheInternetCorpora-tionforAssignedNamesandNumbers，ICANN）来管理，依旧垄断管控着全球互联网的13台（10台设在美国、2台设在欧洲、1台设在日本）顶级服务器和对全球域名和网址分配与掌控的特权。又如，美国英特尔公司、高通公司和微软公司分别对PC电脑的硬件（CPU）和软件的垄断，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以德、法两国为主的）空客公司对世界大型民航客机的生产和技术垄断，西方的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公司对铁矿石的垄断，美国孟山都公司、杜邦公司和德国陶氏公司等私有企业对生物技术专利乃至全球种业的垄断，美国沃尔玛、可口可乐、麦当劳公司分别在零售、饮料、快餐业的垄断，美国纽交所对大宗期货的垄断，以美国私人资本为首的世界四大粮商ABCD公司，即美国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对全球80%粮食交易的垄断，尤其是美国12家私有大银行及其金融寡头的俱乐部——“美联储”（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央行，而由私有大银行发行钞票的国家）及其代理人，公然违背布雷顿森林协定，大量发行不再与黄金挂钩的美元，推行国际金融垄断、金融掠夺和金融霸权[99]等情况。这些高度的资本垄断都是列宁时代不曾达到和有过的。当代世界的生产、贸易、金融和高科技正被西方更大、更少的私有特大财团和巨型跨国公司牢牢地掌握着，当代世界的经济秩序，特别是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的制定、运作和评判，仍然被美国等西方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西方七国集团等世界性经济组织或超国家机构垄断着，因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依然是立足于铁的事实之上的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
当然，西方大国的私有垄断资本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但变化的只是垄断资本的组织形式、控制形式和扩张形式。当今西方垄断资本的基本形态是金融化、股份化和证券化。故而，西方的特大财团和巨型跨国公司，一般都是私有制的股份公司。其股票通常被多达十余万人，甚至数十万人所持有，这被说成是“人民资本主义”。实际上，部分劳动群众即使持有少量股票，除了能得到点微不足道的股息之外，并没有什么股东权利。股票的分散化更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扩张和控制。例如，在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前夕，美国1%的最富有家庭、9%的富有家庭和90%的一般家庭，所持有包括股票在内的金融有价证券，占美国金融有价证券总额的比例，分别为60.5%、37%、2.5%，即97.5%的金融有价证券都归10%富人家庭所有。[100]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所以，实际统治和掌控美国等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是一小撮资本巨头和金融寡头，尤其是那些根底深厚、财大势广、占有先机的世家大族，一个个都富可敌国：在英国有作为金融业老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源于大贵族和大地主的博克柳家族、汉密尔顿家族等；在美国有被称为行业大王的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梅隆家族、杜邦家族、福特家族等；在德国有历来是德意志帝国之柱石的克虏伯家族、西门子家族、匡特家族等；在日本则有住友家族、三井家族、三菱家族、安田（芙蓉）家族等。
当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也有一些国有大型企业。这些往往属于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长、公用或风险性强、利润低微甚至会亏本，因而私有资本不愿意涉足的企业和领域。由于“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101]所以，资本主义国有企业根本不是公有制企业，而只是在为那些利润丰厚的私有垄断资本经营服务和开路，或者是为其提供“危机”救助、破产“兜底”和营造市场环境的企业。
由此可以说，列宁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主要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当今西方世界则是以私人垄断资本为基础、以国家垄断为主导、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主要扩张和掠夺形式的新型的垄断资本主义。
还要看到，当今西方私有资本的这种垄断，是全方位和无孔不入的垄断，是以其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核心包括对各种自然资源垄断、高科技垄断、专利品牌垄断、市场垄断、高端人才垄断、信息舆论垄断等在内的私有资本垄断的综合体。就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而言，当今地球人谁也摆脱不了私有资本垄断的梦魇。这就是我们当今所面对的客观事实。
然而，现在却有人用当代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话，来讥讽和否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显然，这只是皮相之见。其实，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寄生和腐朽的状况，比起列宁时代来，还要严重许多倍。
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这首先表现在腐朽的趋势上，这种趋势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一切垄断所特有的现象。”[102]但“（这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或在某些时期内惊人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在以‘剪息票’为生的资本家这一庞大食利者阶层的形成。英、美、法、德四个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各拥有1000亿~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资本，各国每年的收入都不少于50亿~80亿法郎”[103]。当代资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正在日益金融化、股份化、证券化，严重地脱离了实体经济，而成为“赌场资本主义”。全球经济数据网显示，美国2013年的金融资产总额达到193.91万亿美元，是其GDP（16.79万亿美元）的11.54倍。[104]2015年初，全球股市总市值高达73.3万亿美元，仅美国就占39.7万亿美元，是其2014年GDP（约17.5万亿美元）的2.27倍。[105]在这里，姑且不谈美国等西方垄断资本所把持的股市、汇市、债市、期货和期权及其在金融衍生品等海量交易中，通过金融投机、欺诈和“庞氏骗局”等手段，在金融市场上人为操纵、兴风作浪，所攫取的巨额财富，即使按美国国债年息率4.5%计， 2014年“剪息票”收入就高达到17865亿美元。西方通过“经理革命”而在资本证券化中使资本家与企业管理相分离，资本家成为“庞大食利者阶层”就表明：垄断资本家是一个脱离生产经营的多余而腐朽的阶级。美国等西方垄断资本的这种寄生性或腐朽性，比列宁时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至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其特定的含义是明确而不容曲解的。列宁是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106]
承认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承认当代世界仍然具有这种“过渡”性，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然也是当年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如今社会主义各国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条重要的理论根据。
当然，世界各国在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和更替中的这种“过渡”，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历史过程。如果把帝国主义“垂死状态”即“过渡状态”这种政治哲学术语，简单地比喻为个体生命的“濒死状态”，那是极不妥当的，是一种思想理论上的幼稚、天真和浅薄。
当代世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长期对立、并存和实行某些合作的世界，双方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中有交往、合作，也有博弈。我们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自身优势和短处的基础上，也必须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本质和历史趋势。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仅仅把当今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主义看作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自由竞争时代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看不清当今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根本的经济特征”和对外扩张、掠夺的各种手段及其“实质”。这样，我们在同西方垄断资本、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打交道时，就可能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状态，就会吃了大亏还不知醒悟，即使被人“算计”了，也不自知。
因此，我们要认清当代西方垄断资本、垄断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内政外交的战略指向和真实面目，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论”仍然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种种现象之本质的一种基本范式。
2.列宁主义对当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将处于低潮。虽然，蒸蒸日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正在取得日益巨大的成就，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分量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正处于捉襟见肘、日趋衰落的困境。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使得当今国际格局正处于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之中。
当今严酷的现实是：世界在总体上仍然是阶级社会，而且是由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由美国华尔街极少数金融寡头所主导、掌控和盘剥的世界。大多数受压迫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包括各国工人阶级等还在觉醒之中，其中多数人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和政治意识都有所淡化。这是二战后70多年世界资本主义在总体上处于和平发展时期，而没有革命危机所形成的历史惰性；是实力雄厚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拿出丰厚利润的“零头”，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工会的上层分子——“工人贵族”，长期加以收买、侵蚀、分化、瓦解的结果；是被包装为“普世价值”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受各种机会主义侵蚀的产物；也是苏东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上层领导集团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导致“党变修、国变色、社会倒退”，这使得否定马列主义、否定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偏见和“时髦”，而垄断资本主义似乎可以万世长存，并“终结”人类历史。
可以说，国内外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论”的诋毁和攻击，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心理战，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综合征”的体现。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结论，并不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人的“天才”头脑强加给人类的“顶层设计”，而是正确反映社会形态演进和更替历史规律的科学真理，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基本矛盾逐渐趋于激化所预测出的历史进程的总趋势。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只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某些局部发生的曲折、失败和倒退，是其执政当局背叛马列主义、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酿成的怪胎、痈疽和恶果。这种逆流阻挡不了世界历史潮流，它可能使某些人迷茫于一时，但不能蒙骗世人于长久。
对此，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07]
按照邓小平原意来理解，他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无疑包含了“列宁主义”。因他在这篇谈话中，既像毛泽东一样，讲到要防范“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也讲到了“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08]。为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呢？主要原因在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而让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难以获得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美国还在不断地挑起、发动和进行局部的侵略战争，或者搞“代理人战争”。对社会主义中国，西方对手也在不停地制造“麻烦”。这包括对我国实施军事上的“C形围堵”、经济上的垄断盘剥、思想政治上的分化渗透，即图谋西化和分化中国，至少是要遏制和延缓中国崛起，使世界不得安宁。因此邓小平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09]既然在当今世界还存在美国等“帝国主义”，并在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那么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观点，就有了现实根据，就依然是客观和正确的，并具有现实性和真理性。所以，在当今世界，我们不能离开“列宁主义”来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应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统一。否则，我们就可能脱离当代实际，仅懂得“资本主义”一般，而不懂得当今“垄断资本主义”的具体。所以，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仍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当代各国共产党人要继续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潮，并尽快迎来高潮，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列宁主义，其启发和指导意义是多方面的。仅从列宁主义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应当遵循列宁主义的指导，坚持十月革命道路，无产阶级才能夺取国家政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今后一个时期，一般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核心地带，即在垄断资本主义大国获得胜利。虽然那里的生产力最发达，社会基本矛盾也很尖锐、深刻，但因为那里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只能遵循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思想，即从旧世界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入手，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革命胜利。所以在世界人民支持下，应当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近期希望，主要寄托在既受国内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又受国际垄断资本掠夺，因而可能产生“革命危机”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身上。至于它们是按“一般规律”搞暴力革命，还是抓住特殊机遇“和平改造”旧制度，是靠组织城市工人举行武装暴动夺取国家政权，还是到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或是二者相结合，只能依具体的国情而定。
只有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得西方垄断资本只能盘剥本国工人阶级，从而使其国内阶级矛盾更为激化，并同兴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强烈对比之时，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有可能。
其二，应当遵循列宁主义的指导：“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110]显然，当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要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建立起“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无疑要有一个同其生产力相适应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可是，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形式”，即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至少应居于全社会的主体地位；而非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形式，只是填坑补缺，为社会主义所用。一旦离开社会主义的“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而主要靠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形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则只能对资本主义亦步亦趋，难有“跨越式”发展，也就难以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因为，正如列宁所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111]
其三，应当遵循列宁主义的指导，在社会主义各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进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共产党人始终都要警惕、防范和挫败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意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112]。鉴于“资本的统治是国际性的”[113]，所以这种复辟危险，还在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相互呼应和勾结。为此，列宁要求共产党人：“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场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114]国外敌人会对我们搞“和平演变”。为此，我们应当依循列宁的教导：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并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115]。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才能避免苏东等国的“党变修、国变色、社会倒退”的悲剧重演，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其四，应当遵循列宁主义指导，把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领导人民夺取和执掌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其中，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就是要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因为，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唯一武器就是组织的力量。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才能在谋求自身解放、摆脱雇佣剥削的斗争中，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因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116]。为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性质上，应当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应当“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117]的科学理论体系来教育和武装全党；在党的组织纪律上，应当“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118]，即在充分发扬民主和必要监督的基础上，“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119]；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对于党员和干部的各种错误，必须正确地开展积极的党内斗争，“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120]；在党的作风上，最重要的是应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凡是有助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工作，有助于维护民主制的工作，有助于加强同真正的工人群众联系的工作，都是绝对需要的”[121]。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引领本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
其五，应当遵循列宁主义的指导，各国共产党人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了然于胸并躬行实践，才能在现实中正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认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22]他强调说：“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123]只要各国共产党人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并善于在实践中加以坚持，就会受用无穷。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并开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目前，社会主义各国执政党绝不应淡化和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否则在政治上就会处于被动、难堪和盲目状态，甚至会犯无可挽回的错误，要消灭一切阶级，还任重道远。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履行历史使命，是为了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消灭阶级，即为了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才夺取政权并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旦否认了阶级存在，也就挖掉了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石。尤其是当前，在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与全球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国家长期并存、对立、竞争和合作的情况下，如果共产党人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会既看不清世界历史的走势，也看不清国内外长期存在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较量的实质。共产党人就容易受到复杂社会现象的迷惑，难以自觉地抵御和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难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共产党人必须如列宁所要求的那样，始终坚持和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与和阶级分析方法，把它作为理解人类文明史的“钥匙”，才能找到认识国内外有关现象的“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124]。有了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才能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列宁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全方位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对我们共产党人的启示和指导作用，绝不止上述五个方面，应当结合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本国实际，立足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体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理解和把握其中所包含的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更好地学习和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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