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个案研究

    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22次大型会战中，武汉会战时间最久、规模最大、战线最长。1938年6月12日会战开始，10月25日武汉守军撤退， 27日三镇失陷，前哨战和余战不计在内，亦有四个半月。武汉为中国腹地、九省通衢，自1937年11月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重要部门陆续由南京迁至武汉之后，武汉成为军事、外交、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企图通过攻占武汉逼迫中国求和投降，结束这场战争。为此，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先后投入兵力约30万人，坦克300余辆，火炮1500门，作战飞机500多架，作战舰船超过120艘[57]。中国先后投入陆军约124个师、骑兵2个旅、野战炮兵约7个团、要塞炮兵约3个团，陆军总兵力约75万人；海军炮舰、快艇及布雷艇等各种舰船共约40余艘；中国空军先后投入作战飞机234架，苏联空军志愿队作战飞机90架，共计324架。第九战区主要在长江南岸作战，第五战区主要在长江北岸分左翼（大别山北麓）、中央（太湖、潜山西北山地）、右翼（大别山南麓）三路作战。两个战区密切配合，海陆空协同作战，共同抵御日军的进攻。鉴于淞沪会战与南京会战的经验教训，武汉会战的战场主要放在武汉周边的广大区域，战线蜿蜒曲折，长达千里，在持久的抵抗中消耗敌人。最后，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更大的牺牲，我军主动从武汉撤守。在武汉会战中，我军阵亡将士约25万人，空军损失飞机三分之二以上，海军几乎损失殆尽。但以巨大的牺牲，赢得了辉煌的战绩，我军致敌伤亡约10万人，炸沉、炸伤敌舰140余艘，击落、击伤日军飞机数百架，其中仅属于海军航空兵的就有136架[58]，基本实现了战略目标，使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彻底破产，相当一段时间无力再组织大规模的战役，打又打不动，逼降又不成，陷入战争的僵局，使日本由战略进攻被迫走向战略保守，中国的抗战进入了持久战略所预期的相持阶段。

    抗战文学曾经给武汉会战擂鼓助威，写真塑像，保留了真切的历史氛围，展现出多彩的英雄形象。本章对表现武汉会战的抗战文学试作发掘与分析。

    第一节 为“保卫大武汉”助威

    日军攻占南京之后，下一个觊觎的重要目标就是武汉。日本大本营在部署徐州作战的同时，亦决定实施武汉作战[59]。国民政府对此有着清醒的觉察，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2月在武昌拟订的抗战《第三期作战计划》中即决定了如下方针：“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从新构成强韧阵地于湘东、赣西、皖西、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60]1938年1月1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的第一、第五战区团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上，再次强调保卫武汉的重要性。1938年1月17日，军事委员会在调整战区时，特别设立与战区组织规模相似的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总司令。从1月起，武汉及其外围防御工事全面整修加固，与此相应，保卫大武汉的人力、物力与精神的总动员渐次展开。

    作家除了积极参加演讲、歌咏、演出、献金等活动之外，更是直接以笔为刀枪，努力营构保卫大武汉的精神氛围。武汉会战的战幕刚拉开不到一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刊《抗战文艺》第1卷第9期（1938年6月18日）便刊出《本刊紧急启事》：

    抗战至今，将及一载，目前战事逼近武汉，敌人的进攻愈急切，我们的战斗任务愈綦重。今天，我们把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提出了，在武汉坚强地变成为铁的城市时，无疑地，需要我们把自己所可能尽的力量参加进去。本刊经本会理事会议决，决意在任何艰苦情况下维持本刊作为最后的文艺战斗堡垒。凡我会员以及所有的文艺工作者，尚望加紧为本刊工作，以充分发挥文艺的战斗性，来充实并加强我们的战斗力量。

    紧接着，第10期（1938年6月25日）发表《保卫大武汉专号征稿启事》：

    为了粉碎敌人进攻大武汉的幻想，必须立即加紧全面的动员工作。而我们，每一个会员和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站在文艺战线的哨岗，也必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提高我们的警觉性和坚韧性，把我们每一滴汗和每一滴血都献给“保卫大武汉”这艰苦而紧张的工作。本刊既为本会的战旗，今天自更应在“保卫大武汉”这总的口号之下努力加强自身的战斗性。现在，我们计划在本刊十一、十二期出“保卫大武汉”专号，用文艺的武器加强民众对于“武汉必然能守”的信心。无论小说，诗歌，戏剧，论文，特写，访问记，随笔杂感……希望每一个会员和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能在看到本刊这启事之后，便源源不断供给关于保卫大武汉的稿子。因为，二期专号的目的只不过在于引起大家对于保卫大武汉的文艺工作的注意，其实本刊今后的总的目标，在第三期抗战的整个时间内，无疑是应集中全力为保卫大武汉而战斗的。

    “保卫大武汉专号”上、下，于第11、12期（1938年7月2日、7月9日）如期推出。第11期有端木蕻良的杂文《为保卫大武汉而控诉》、北鸥的评论《保卫武汉与典型性格的创造》，适夷的特写《江上》，新诗三首：舒群的《遥念——致马当的海军学友》、覃子豪的《水雷》、邵冠华的《大武汉》；锡金的独幕剧《他们在码头上》，表现汉口码头工人喻长喜、李得臣等从不愿服劳役修公路到为了保卫大武汉而愿意参加的思想转变过程。第12期，有舒舍予与以群题目几乎相同的评论，前者为《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后者为《保卫武汉与今后的文艺工作》，宋之的亦有杂文《从保卫大武汉说起》。郁达夫的《我们只有一条路》，面对“敌人的兵力，逼近了马当”的逼人局势，表示“我们自然只有一个拼死保卫大武汉的决心，来作最后的干城”。[61]此后有覃子豪的报告《从彭泽归来的人》（第2卷第1期）、高兰的朗诵诗《鸡公山》（第2卷第2期），应清的报告《冲过第二道拦阻线》 （第2卷第3期）等。由于战事的紧张，《抗战文艺》于1938年8月13日出刊第2卷第4期之后迁到重庆，于10月8日接着出刊第2卷第5期。在此前后，还在武汉坚持出版4期“武汉特刊”（1938年9月17日、9月24日、10月1日、10月15日），刊出乃超的《加强保卫大武汉的斗争》、《为“保卫大武汉的一日”征稿启示》 （第1号）、徐盈《九一八在武汉》（第2号）、塞克的剧本《远征长崎》（第3、4号连载）等。

    保卫大武汉不仅成为当时云集武汉的众多刊物的主旋律，而且是响彻神州的大合唱。1938年8月迁至重庆出版的《文艺月刊·战时特刊》，仍然密切关注武汉，第2卷第1期（1938年8月16日）发表云荪的《热烈蓬勃的武汉抗战文坛》，文末指出：“现在，敌人已经在武汉的外围，大举侵略我们了。但是武汉的士气与民心，是热烈的，蓬勃的，无论是谁，站在最高领袖的领导下，都有着坚决的胜利的信心。凶恶的敌人，你们已找到最终的坟墓了，大河之滨，长江之旁，正是你们最好的葬身之地。我们大中华的国旗，是永远在大武汉的屋顶，放射着灿烂的光明的。”同刊2卷5期（1938年10月16日）上的厂民《武汉·敌人的坟墓》，正是这一意志的诗化表现：

    武汉，历史的骄子，

    二十七年前，

    你首先揭起了

    反抗异族侵凌的旗帜；

    三百年的横暴统治，

    刹那间归于毁灭，

    谁不惊奇你勇敢的神姿？

    一九二五年大革命的浪潮，

    曾激动过你的狂啸。

    全世界的人为你侧目，

    四万万同胞的心头，

    燃炽着殷红的火苗。

    你是光明的集体，

    奴隶们解放的最早的信号。

    武汉，地理的铁轴！

    万里长江

    挟着汹涌的洪流东注，

    正好穿过腹地的三镇。

    你洗沐着古蜀的雄迈，

    也调节了江淮平原的柔顺。

    两条铁轨展向南北，

    为要呼吸海洋的暖风

    曾不辞艰辛地跨越南岭；

    回转头来，

    又驰骋这广漠的中州黄土

    去沟通北国的平津。

    你是十字架的主宰，

    中国大地坚实的核心！

    武汉，抗战的支柱！

    日本强盗侵略的火焰，

    烧毁了千万人的平安；

    不甘愿驯顺地做奴隶，

    我们发起全面的抗战。

    你抚育着疲乏与受创的弟兄，

    又把新的更坚强的战士

    补上了每一条堑壕。

    那些涂着青白徽的

    英勇无比的铁翼鸟，

    晨曦里飞去了前方，

    黄昏天带着胜利的高歌归还。

    武汉，你是抗战的输血者，

    民族革命的伟大的摇篮。

    武汉，敌人的坟墓！

    今天，那残暴的铁蹄

    越过了长城，越过了黄河；

    从河南，从皖北，从鄱阳湖，

    想更疯狂地进袭，

    挖取你热血沸腾的心窝。

    好吧，来，放肆地扑上来，

    我们什么都准备牺牲了！

    几千年的文化，经济，建设，

    以及我们的耻辱，头颅！

    每一颗心像一枚炸弹，

    早埋进了广阔的土地里，

    那一天，它将豁然崩裂，

    作为侵略者葬身的坟墓！

    沙旅词、郑律成曲《保卫大武汉》1938年夏作于延安，说明全国一条心，国共一股劲：

    鲜血沸腾在鄱阳，

    火花飞迸在长江，

    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

    保卫大武汉。

    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

    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

    我们要坚决的保卫着他。

    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

    粉碎敌人的进攻，

    巩固抗日的战线，

    用我们无穷的威力，

    保卫大武汉！

    宋之的、荒煤、罗烽、舒群的四幕剧《总动员》（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7月7日初版），表现了保卫大武汉的总动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情景：群众举报汉奸，江汉关前召开欢送出征将士大会，流浪少女穿上军装，参加前线救护队，富家小姐撕碎父亲给她买好的香港机票，热心参加群众活动，连其父亲也深受感染，加入游行队伍。第三幕中还借排戏以表现难民绝食慰劳伤兵、伤兵又将这笔钱拿去慰问难民的感人场景。林焕平在《文艺阵地》第2卷第4期“书报述评”专栏中发表评介，称赞《总动员》的氛围烘托与场景处理，并肯定剧作在民众总动员起来保卫大武汉的主题中，表现了几种典型人物：热情的、苦干的、真正的青年救亡工作者，官僚主义与野心主义的、排除异己、把持团体的救亡工作者，混进救亡团体的汉奸，夸夸其谈不愿做事者。

    《文艺阵地》无论是最初3期在广州出版，还是从第4期起移至上海排印，都对武汉会战寄予深切的关注。第1卷第9期（1938年8月16日）刊出陈九木刻《保卫大武汉》、李桦《前方速写》。武汉会战结束之后，仍然能从《文艺阵地》上刊出的写于会战期间的作品中感受到前方的氛围，如2卷5期（1938年12月16日）有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鲁夫1938年8月作于商城枫香树的诗歌《大别山》：

    ……

    大别山，你是/北岭山脉的脊梁，/中原盆地的围墙，/送着淮水北去，南迎着长江。/替三个省份立下石界，/豫鄂皖被你隔开。/桐柏山，大洪山，北峡山，/潜山，霍山，英山，/像根根肋骨一样，/卫护着祖国的心脏——武汉。/号角啼红了朝阳，/战鼓震塌了半边天，/当第一支军旗插起的那天，/在鸡公山岭，你啊！/便骄傲在中原。/大别山，/你是铁的链环，/保卫大武汉的一条钢鞭！/凸出的栈道，拧紧着身子，/像虬龙怒盘着山腰，/瀑布飞来，在乱石涧下跌得咆哮！/崭崖，板着铁青色的脸，/无情的拦住了去路，/喝一声：/“打住！”千军和万马就得停下脚步。/一株树，——疑一伞帐幕，/一节道，——像一段战壕，/满山是树啊！遍野是道，/难为煞敌人惊弓的铁鸟。/（再也挑不出中意合适的卵巢。）/失着的是那些小鬼探子，/就算你测绘的伎俩胜过天，/胜过天也弄不清楚哪座是/远山？近山？/而老云头会吹起无边无沿的烟幕，/涂白了碧蓝，千山万山，/被淹得一漫平川，/当着人在转眼之间。

    穿山的官道，/撞开了倾圮的山寨，/又截来了一座山寨；/依旧瞪大了眼睛，/寨墙上长满了枪孔，/隔沟的岭丛，一层波漫过一层，/半个人影也决不肯放松。/肩着肮脏的童猪的/抱着洁白的羔羊的/忠诚的山民们，/一路子闲道着：“张家短李家长。”/腆着执拗的脸，匿着淳朴的心肠，/对于陌生人老在张望，/呆呆瓜瓜的像要向你/打听什么一样。/（日中的集市上，/正纷纭着小交易的商量。）/刚跨过了山寨，/眼下的峰峦比着肩头，/又涌上来，/大路，号令着他们：/“快！快在路界两旁排开。”/把往来的人们，/权当“巡阅使”恭迎，/各不相让的抖起架子，/看谁来得英勇！/路转一个弯儿，/树又高张着绿掌欢送。/（猛抬头才看到了，）/崖上闪出名壮丁，/顶天立地！默不做声，/贴满一身补丁，/友爱的紧抓着多年的同伙，/——他的那杆旧日的家伙，/右手老在闩上抚摩，/摸着回忆里的快活。/风快的单刀片，/斜挂在肩头，/得意的彩绸子，/得意的学着火舌的飞舞，/背后碧蓝的天幕，/一下子扯到脚跟，/秋风挥着凉刃，/剪修着带似的漫长的白云。/……等到彩霞比黑了岭脊上的青松，/看！青松的行列排开来/队队夜行军的剪影，/斩落一顶树帽，/留它座倔强的桩，/无数的桩上，撒下了/罗天的铁网！/静候着武断的敌人。/莫愁着葬场上的火柱，/山谷里有干下的伐不尽的古木，他们愿化为烟云散开去，/但要伴着您/“武士道”的骨头。

    在这里——/可以去盘问三尺童子，/童子说的话才够真实：/“不要谈一道岭，一个洞，/丢半棵野草也认得清。/挺熟悉的夹壁道，/说窜就窜了，/顶得劲的哨位，/可以饱览着周围。/每人既剩下空拳两个，/就能捞摸到家伙，/借着应得的‘礼品’, /从容的打扮自个，/俺们再不靠神灵，/（凭鲜血写成的聪明，）/这虽是些过去的事，/纵到噎气时也不会忘的。”/昨天晚/饱吃的家常饭，/熬到了今天饿急了好汉，/谁不这样盘算：/等到一天，/信号炮“咚隆”一声！/大别山！/每座山头迸出火星！/每条涧水烧得沸腾！/云霓燃起愤怒的烟柱！/风暴敲得化石爆崩！/向着世界——/闪电报出“大和魂”的讣闻，/雷公撞起——/东方法西斯的丧钟。/大别山，咱们为/御“大陆政策”安置停当的一口石棺。

    商城位于大别山北麓，划归第五战区，为武汉会战长江北岸左翼防线。1938年8月27日之前，敌军尚未大规模进犯，我军民已是厉兵秣马、严阵以待。这首170行的长诗，抒情、描写与叙述水乳交融，含蕴深广，艺术超拔。诗篇既描写出地势的险峻，彰显了大别山北麓防线的战略意义，也委婉地述及此地曾经作为苏区的历史，表现出民众为了民族解放大业而捐弃前嫌的精神境界，山民赶集的生活图景与牧童赛歌的童趣调节着战事一触即发的紧张，克敌必胜的信念压倒了必然会有牺牲的恐惧，凸出的栈道，咆哮的飞瀑，铁青的断崖，“挥着凉刃”的秋风，夜行军行列般的青松……“一切景语皆情语”[62]，那“会吹起无边无沿的烟幕”的“老云头”，终将淹没“武断”狂妄的侵略者。诗中透露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并非只是敌后战场才有，在广袤的正面战场上同样存在。

    作家不仅直抒胸臆、多写现实题材，而且撷取古人古事为我所用。田汉新歌剧《江汉渔歌》就是为“保卫大武汉”而作，初名《渔父救国》，以南宋汉阳太守曹彦若邀请民间贤士共商对策、发动民众抗金救国的历史题材，动员民众，张扬士气。

    “保卫大武汉”宣传活动高涨之际，电影也参与其事。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武汉完成的《抗战特辑》第五集（11本）为抗战一周年纪念号，记录了政治部第三厅发动的抗战周年纪念大会和火炬游行、献金运动、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等活动的实况。在制作《抗战特辑》前后，中国电影制片厂还推出了几部短纪录片：如纪录武汉人民悼念郝梦龄军长的《郝军长哀荣录》，纪录武汉伤兵重上前线的《精忠报国》，纪录冯玉祥、郭沫若等抗战演说实况的《抗战言论集》，还出品了《武汉大会战》和《中国空军长征日本》的《抗战号外》等[63]。

    第二节 为武汉会战写实

    武汉会战敌我双方都投入重兵，力图拼死一搏以定乾坤，为此，长江两岸均有多次恶战。硝烟弥漫的战事以各种方式呈现于文学之中。

    有的是作为背景出现，如适夷《江上——武汉漫写之一》（《抗战文艺》第1卷第11期）里，码头上等船的人们看报纸上大字的电讯：“敌舰迫近马当”“香口在激战中”。王思曾小说《四十打》（《文艺月刊》2卷9、10期合刊号，1939年1月1日）里，“无线电播送着前方战讯，卖夜报的扯直了嗓子喊：‘田家镇血战一昼夜！'”田家镇要塞位于长江北岸九江以西，地势险要，为屏障武汉的重要门户。我军重兵把守，日军两面夹击，战斗自1938年9月15日开始，日军飞机、舰炮立体攻击，又施放毒气，我军英勇抵抗，时有肉搏，牺牲惨烈。27日，我军坚守星家山阵地的一个团，团长负重伤，营长伤一亡一，官兵突围撤出者仅40余人。同日，象台炮台我守军团长阵亡。田家镇要塞终于在9月29日失守。当时，田家镇血战牵动着国人的心，各种媒体跟踪报道。正是在如此背景下，作品对主人公倪士宏沉浸于个人享乐与复仇的生活状态予以强烈的讽刺，为其后来的醒悟提供了铺垫。

    有的是通过采访者记录的当事人述说，如佚名访问记《张自忠的一席长谈》，张自忠回忆道：“八月底，本军奉令死守潢川，堵截由六安固始西犯之敌，掩护胡× ×军团在信阳罗山间之集结，我们不顾一切地守，一直打到九月十八日，也就是我们任务终止的一日，守城部队三团，竟与潢川土地共尽，这一役，本军共伤亡官兵八千人，比先后各战役的牺牲都大。”“武汉于十月二十五日放弃，我奉令率本集团掩护左翼兵团西行，二十六日开始撤退，行抵黄安河口，敌大部已由应山窜到安陆陈家店一带，我们且战且走，又两天，达花园附近，时敌骑已越过应城，逆知敌大包围已成功，但我仍以主力冲过铁路线，突重围进达指定地点，现在，我阵线经过五十日来的调整，确已十分稳固，敌人在我正面安陆、应山、应城的兵力，至多不过三个联队，自保不足，绝无西犯能力。”[64]张自忠将军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曾任前敌总指挥，率部与敌寇在长城一线较量四十余日，取得了骄人的胜利。1935年华北事变后，先后担任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长，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后在极为复杂的情势下，临危受命，任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为此备受舆论误解。后设法脱离北平，向中央报告实情，得到信任，回到原部队，出任五十九军军长，在临沂之战中建树大功，升任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在潢川之战中，张部以巨大代价重创敌军，完成了预定任务，1938年10月17日出任新组建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在此篇访谈中，张自忠的叙述简练而枯燥，但那低调的叙述中掩映着八千官兵鲜血的赤光，蕴涵着气冲霄汉的壮志豪情。

    正面战场官兵在血火交织中搏杀时舍生忘死，而当战斗间隙或胜利之后，自有无限感慨。其中不乏具有文学才能者，留下了关于战争的诗词、家书、日记与口头创作等作品。第二十九集团军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四四七旅八九三团二营，1938年10月8日在黄柏城附近的九狼山与日军海军陆战队一个大队遭遇，激战通夜，我军虽然付出了牺牲——营长阵亡，官兵伤亡总共200余人，但也斩获甚丰，打死日军大队长，生擒曹长荒木重知桂，缴获大批日军溃逃遗下的皮背包、呢子大衣。荒木重知桂被生擒时，双腿跪地求饶。来自四川的小兵孙能高兴地唱道：“大头菜（指川军刘湘的武器修理所制造的麻尾手榴弹，其形似四川的大头菜），真好吃！日本鬼子吃不了，不是肚子来胀破，就是双脚忙跪倒！”[65]

    1938年10月10日，第三十二军一四一师七二三团团长王启明率部奇袭、收复马回岭，10月18日进德安城内防御，苦战六昼夜后奉命撤出，全团官兵2000人只剩下400人，致敌死伤2000余人。德安作战后，国民政府授予王启明团长一等“华胄勋章”一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一级上将冯玉祥在《抗到底》第19期（1938年12月25日）发表冯氏风格的“丘八诗”《好团长》予以赞扬：“王启明好团长，/守德安打硬仗，/苦战六昼夜，/无数敌人被杀伤。”[66]虽然《好团长》只是顺口溜而已，说不上有怎样高明的诗艺，但镌刻了英雄的形象，传达出冯玉祥将军的真情。冯玉祥上将为前线官兵赋诗，这本身就鼓舞了士气。

    1938年9月下旬至10月中旬，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调派七十四军、六十六军、一八七师、一三九师1个旅、九十一师、新编十三师、新编十五师1个旅、一四二师、六十师、预备六师、十九师、四军形成包围态势，二十九军团与十八军等协力，于万家岭合击日军一〇六师团。有一次我军夜袭攻至其师团部附近，几乎擒获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万家岭一役，我军歼灭一〇六师团大部，最后只剩下松浦中将率领残兵败将千余人逃出包围圈。万家岭大捷令国人欣喜，有多种作品予以表现。时任第一兵团高级参谋兼作战科长的赵子立少将赋曲一首《双调·得胜令》《万牯岭大捷》，用战国时期庞涓兵败在马陵被乱箭射死与三国时期华容道曹操侥幸逃生之典形容敌军的狼狈，表达我军的胜利喜悦：

    万牯一声鸣，千岳伏尸盈。

    战骨雨淋白，素花血溅红。

    马陵，庞子难逃命，

    华容，阿瞒幸得生！[67]

    万家岭战役中，七十四军拼死力战，张古山一战毙敌3000多人，同时付出了伤亡5000余人的巨大代价。万家岭战役之后，时任第三厅第六处处长的田汉，以此战和七十四军一五三旅旅长张灵甫为原型编写了活报剧，率队赴军中演出。田汉作词、任光作曲，创作了《国民革命军第74军军歌》[68]，一时间广为流传。

    一批作家从军而未弃笔，或直接参战，或在战区、军、师从事文化工作。他们以其对战争的切实体验与深厚的文学造诣直接描写武汉会战，作品具有颇多生动的细节与鲜明的形象。

    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徐州突围后向豫中转进，1938年5月23日途经河南永城县与安徽涡阳交界的单城集时，与进攻武汉的日军遭遇，发生激战，以一营兵力牵制敌军五六千人。由延安派到一八四师工作的张天虚，在其报告文学《饿》（1939年4月19日抄于云南云龙镇，载《文艺阵地》第3卷第5号，1939年6月16日）里，记述了武汉会战外围战——单城集之战后转进过程中的一段经历：敌情不明，部队转进，政工人员与收容的友军掉队的弟兄主动担任搜索前进的侦察任务。部队饱尝饥饿的滋味，但师长（即张冲，很快因战功擢升为军长）却十分关心部队的群众纪律，他“吩咐我们说：‘注意我们的军队纪律！万不能扰害老百姓！现在没有别的，老百姓便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将这话向老百姓去传播着，尤其是妇人们，她们欢悦地很快地传告着说：‘他是一个官长哪！你听清他的话吗？他说他们是公买公卖的。叫我们有东西拿出来卖，谁不给钱，告诉他们长官要枪毙哩！'”智勇双全的师长是躺在滑竿上叮嘱部下的，想来是紧张的战事累病了身体，因为在前一篇记述单城集战斗的报告文学中他还在火线上奔波指挥；不过，部队带着滑竿上前线，倒也见出一点来自云贵高原的滇军特色。由于大批军队路过，还是买不到足够的粮食，这支部队宁可忍受着饥饿，享受一顿友军匆忙开拔没有来得及吃的萝卜缨子汤带来的快乐，也决不肯到处搜刮。与此相对，作品也写到有些部队纪律废弛的负面影响。张天虚善于在对比中表现部队乃至人性的复杂。他的另一篇报告文学《指挥所里》 （1939年3月12日写于昆明，载《文艺阵地》第3卷第1期，1939年4月16日）描述了发生在木鱼墩的战斗，同时也在战火的映照下刻画了两位高级指挥员的不同形象。副师长到任第一天，做了两个多小时的讲演，说政治工作主要是清查共产党，部队驻地黄陂宋埠以前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所以要特别小心。他平日里总爱自吹内战期间暗杀部队中的可疑者而不留痕迹，又在背后说师长身子矮小没有一点威严，简直不像师长。而当师长去汉口治病，他来代行指挥之责时，决定移防，每天行军的里程过长，使刚刚突围异常辛苦的士兵苦不堪言。行军中，因为太热太急，许多就死在路中。部队到咸宁后，疫疠在队伍里流行起来，每连病号在一半以上，有时连卫兵都不得不用病号。结果，每天都有十几名士兵被疫病夺去生命。富河东岸群山中的木鱼墩，成为保卫大武汉的屏障。开火已6天，师指挥所设在木鱼墩山脚下。我军采取蛇蜕皮式的战术，在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时，相当程度地作战略撤退。当敌人迫近到木鱼墩山前的佛林垴、石梯、峡口，把木鱼墩紧紧包围起来的紧急之时，副师长方寸大乱，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要调患病的连长带仅有二十几个机动兵力的特务连上山增援。师长则镇定自若，坚信山顶的部队能够顶得住，下令排长带领十几个战士去左边路口警戒，又指挥炮兵压住了敌方的火力，保住了阵地。在师长的映衬之下，副师长的褊狭、卑琐与怯懦暴露无遗。

    臧克家出版过描述临沂、台儿庄等战斗的《津浦北线血战记》，深受官兵欢迎。徐州会战结束之后，他随着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迁移到潢川一带，担任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在深入采访、反复咀嚼的基础上，他于1940年1月写出《国旗飘在鸦雀尖》[69]，真实地表现了武汉会战中黄樵松将军率第四十二军二十七师在鸦雀山狙击敌人的战斗。诗后附记道：“大别山战役，× ×师奉令扼守鸦雀尖，师长黄樵松氏，预作国旗七面（二旅长，三团长，另外一面是他自己的），在战局危急时，即以国旗分赠，示不成功则成仁之决心。鸦雀尖敌将冲上时，师长令敢死队十人冲下山头后，即于树间将国旗悬起，预备作光荣之牺牲，置诸死地而后生，敌人终不得逞。当时在鸦雀尖留有二寸照片，至今犹存，敢死队十名，生还者七人，该师以‘鸦雀尖七勇士’呼之。”臧克家诗篇真实地再现出鸦雀山殊死搏战、间不容发的紧张氛围，由衷地赞美了我军将士的爱国激情与牺牲精神。

    战争必有胜负，世无常胜将军。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员的判断难保百分之百正确，加之我军武器装备落后，有时拼死力战亦无法取胜。有的作品就如实地反映了武汉会战中的失利，如王亚平诗《血战亭子山》（《文艺阵地》第2卷第3期，1938年11月16日）：

    九月的风/凄切地吹过竹林；/半天星斗/暗淡的照着亭子山，/照着战士的征衣。/一间中国式的小亭/屹立在山顶。/两边的峰峦/铁臂样伸张着，/茂密的草木丛里/隐藏着山炮，机关枪，/无数的射击手。/小径蜿蜒的/直通山下稻田，/这儿两个人不能并肩走。/江北的锁钥哟！/大武汉外卫线的咽喉！/敌人十二次的猛攻/都在我们高速度的火力下败退了，/山坡的石缝里/填满了敌军的尸体，/（据说有四千名左右。）/每个民族战士的心里/写上胜利的欢喜，/但他们又发痒的想着——/“趁星光正好，/何不给敌人一个奇袭？”/对面山头上/传来呢那的日本歌，/灰黑色的树林中/闪耀出几点烟火。/小溪停止歌唱，/山风护送着残夜。/营长递下命令——/“天明前夺回东面的山地！”/像白热天大雨前的风/立刻吹爽战士的心。/闭住气摸下山路，/枪在手里发笑，/胸前，手榴弹滴零的跳跃，/竹竿伸出手掌，/青石点头欢送，/更大的消灭敌人——/热望，在每个战士血液里发酵，/回望亭子山/清楚的立在背后，/爬过几列稻田，/已接近敌人的哨线，/散开！摸上去！/夜露湿了军装。/枪托擦着山石。/等我们爬到半山，/四围密集的枪弹/像狂妄的冰雹，/呐喊震动了山腰。/我们明白中了埋伏，/只有镇静地/在火网里躲闪，还击，/抓紧生命——枪，/死也不愿后退！/经过两刻钟的血战，/潮水样的敌军/咆哮着奔下山坡。/五百个战士/生还的只有五个！/拖起受伤的营长，/在山口拉开了机枪/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敌人一个连一个，/前面的在枪声里倒下，/后面的又涌上来，/直到尸体堵塞住枪口，/机关枪被抢夺着，/我们的生力军也赶到。/白刃对白刃，/血肉对血肉，/尸体筑成堡垒，/鲜血汇成了瀑布，/饿狼的怪叫，/醒狮的怒吼，/侵略的黑潮/淹不息抗争的火流！/民族战士的鲜血/染红亭子铺的山石，/绿草，和战士的征衣。/我们不悲悼这惨酷的战斗，/在这里会绽放出/神圣的民族自由解放的鲜花。

    这一诗篇，既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勇敢地正视战斗中的失利，写出牺牲的惨烈，又饱含深情表现出官兵渴望取得更多胜利的淳朴可爱和中了埋伏之后的镇定还击、殊死搏杀。正是由于有了如此英勇无畏、可爱可敬的将士，经历过鸦雀尖、亭子山等一次次生死搏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鲜花才能够在洒满英烈鲜血的神州大地上光荣绽放。

    第三节 武汉会战文学所反映的问题

    从武汉会战打响到会战结束后一两年，表现武汉会战的文学作品陆续见之于报刊和出版社推出的单行本或集子，其中不乏前述《大别山》《国旗飘在鸦雀尖》《血战亭子山》这样的杰作。与武汉会战密切关联的武汉空战题材，也有上乘之作。随着旧体诗词、家书、日记、墓志铭等作品的发掘，可能还会有令人欣喜的发现。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抗战期间很少有关于武汉会战的大型叙事作品。而这一点与武汉会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明显不相适应。

    还是在武汉会战正式拉开战幕之前，1938年4月29日下午，在《七月》举办的第三次座谈会上，冯乃超说：“我们的民族解放战争，激发着丰富的民族感情，引诱了许多人提起笔来，即使是极生疏的笔，这是因为该写的题目太多了。实际上，如八百壮士、大战平型关、死守南口等等，《七月》并没有反映，但未熟的作品却大量产生了，这说明许多青年在写作着。这些人是需要指导诱发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回应说：“冯君说没有从文学上反映‘八百壮士’‘南口之战’等等英雄的事件，但我却不希望有太草率的反映。大的纪录文学，是应该努力的，但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得到结果的罢。如果说的不是纪录文学，而是报告的意思，那顶好把‘通信’更组织化。为了时时刻刻把那些事实的姿态正确地普及，‘七月社’应该逐渐地在各战区各地方寻求定期制的，复杂的通信员。”[70]座谈会上谈的是《七月》杂志的情况，实际上，把时间与刊物的范围放大来看，关于武汉会战的大型叙事文学作品同样缺乏。固然战争条件下难得从容创作大型作品，况且重大题材也需要一个充分的反刍过程，但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与武汉会战重要性相应的大型叙事作品仍然匮乏，这不能不令人遗憾。究竟是何种原因，值得探索。

    第一，作家战地体验不足，前线文学营养匮乏。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作家走向战地的并不少。有的是去采访，有的是去慰问，有的是去演出，有的是做战地服务，也有的到部队任职，为长官当秘书，办战地报刊，或做其他文化工作。但是，由于作家的主观原因与政治、战场、部队等复杂的客观原因，能像臧克家等人那样在战区工作长达四五年之久，并经常深入火线，与前线官兵结下深厚友谊的并不多见；像穆旦和黄仁宇那样在前线担任翻译或参谋，在枪林弹雨中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也屈指可数；而像东平、阿垅那样担任下级军官，率领士兵作战，并且熟悉战略战术的尤其罕见。1938年，郁达夫听郭沫若赴长江前线慰问归来谈及文人少在前线等事后，以《前线不见文人》为题赋诗曰：“文人几个是男儿？古训宁忘革裹尸。谁继南塘征战迹？二重桥上看降旗。”[71]诗中有对文人习性的批评，也未始没有一点自我反省。优秀的战地作品出自前述作家的手笔，并非偶然，比文学天赋更为重要的是战地体验。

    当然，正面战场还有不少文学青年，正如魏猛克在《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界》一文中所说：“这班文艺青年多半在各战区的战地服务团工作，向前方的士兵及民众作抗敌宣传。他们这种英勇的行为，使他们本身也变成前卫的战士了。他们钻进了战壕，跟士兵们一同放枪歌唱，他们跑到了田野，与老百姓一道吃喝谈天，这班文艺青年是在战斗的集团中过着集体的战斗生活的，我们从他们的通讯中，便可以看得出他们对于士兵和民众的了解和感情，而这充满了集团爱的通讯已给我们的报告文学打下了优美的雏形。不过这班前线的文艺战士也有一个大痛苦。他们在战区与战区之间、前方与后方之间，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联系，这独立作战的现象，使他们特别对于问题的解决急切，感到孤立无援的寂寞。”[72]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各地分会的成立，使文艺界有了便于相互沟通的渠道。但是，这一渠道并未有效地延伸到战地的文艺青年。1939年9月，马若濮从第三战区前线给《文艺阵地》编辑写信说：

    我参加战地生活，已经一年多了。一年的时光，无论在任何方面，都使我自己满意。但也使我痛心，在后方，能够读到的书报，此地没有，自己寄钱去买，也往往寄不到。时不时的有朋友寄来，但不到一个星期，就会扯得稀烂，甚至轮不到看就粉碎了。其次形势严峻，后面颓废的糜烂生活，在军营里也相当可使人堕落。我们这一个新兵团，一年来士兵有飞跃的进步，下级也在进步中，而中上级却老是自己在糜烂自己，这有点使我恐惧。恐惧我们无能挽回这颓势，恐惧我自己也许会卷下漩涡。所以我有些时希望换换空气，也整理整理自己和年来的收获。在战地里写文章，真不容易。任务时时牵绊，自然不能避免，但还可以有写的机会，最讨厌是常常在草地上防空的时候写。初入军营，不习惯这生活的人，大炮飞机会扰乱得你的思想不能写成一句话。但是，某些编辑先生，却把我们的通讯稿不算数。远远地他们托朋友写信来要稿，寄了去往往泥牛入海，因此给你改正自己的机会也没有。所以在有一个时期，我愤激得不愿再提笔。自然我承认我的技术太差，我并不在向人夸扬，可是我原来也只是在学习。你的信是在我和编辑先生们交往以来得到的第一封回信，所以他带给我无限的兴奋和鼓励。我现在赣北前线，我们在做纪念‘九一八’的工作，准备演出 S. O. S（自然修改了一些对话），可是昨晚奉令，敌人正在进攻着我们×师的前进阵地，也放弃了，所以我们的九一八也许不会如意的扩大纪念了……[73]

    这封来信真实地反映了前线文学青年的困境——不仅战事紧迫，写作条件艰苦，而且缺少文化食粮与某些刊物编辑的理解与支持。在这种情形下，文学青年要想成长为成熟的作家，创作出大型叙事文学殊属不易。

    第二，政治环境限制重重。

    作家很少能够长期坚持战地生活，固然有前线险象环生、战地生活艰苦，作家的身体与生活习惯难以适应等因素，但是，政治环境的重重限制也难辞其咎。正面战场部队构成复杂，蒋介石嫡系部队及有些地方部队向来具有排斥左翼的传统，而不少作家曾经有过甚或抗战中仍然保持着左翼倾向，不能不为这样的部队所猜忌。对作家的态度较为开放的部队，其高级将领抗战前多与蒋介石有过深刻矛盾，而抗战期间更能够从国家利益着眼，胸襟开阔，譬如张发奎、李宗仁、卫立煌等。

    虽然从全局来看，国共合作一直贯穿到抗战胜利，但自武汉沦陷之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有了令蒋介石颇感意外的发展，于是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限制与防范共产党的文件，加大了文化禁锢，甚至施以政治、军事挤压。不时泛起的防共限共排共回潮[74]，严重阻挡了作家走向正面战场的步履，妨碍了对正面战场的文学表现。当局政策的变化，对本来比较开明、宽容的部队也不能不产生影响。在临沂之战、台儿庄之战的采访报道中，臧克家深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信任，与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所属三十军池峰城师长、黄樵松师长等将领结下了深厚友谊。《国旗飘在鸦雀尖》即写于他在司令长官部工作期间。1941年初，臧克家应已升任三十军军长的池峰城将军之约，与碧野和田涛一道到军部所在地——南漳县安家集，被视为“三十军之友”。作家曾经用笔墨记述他们用血造成的故事；用歌词和诗句歌颂过他们，鼓舞过他们；作家与军人“一道历险，一道随着战争前进或后退”，真可谓心心相印、血脉相通。然而，1941年四五月间，孙连仲下了逐客令，三人离开三十军。后来到三十一集团军，写出歌颂抗日民族英雄的5000行长篇叙事诗《范筑先》 （后改题为《古树的花朵》）。然而，因所办刊物《战地文丛》中有一篇译文里宣传马列主义文艺观，汤恩伯派人查封，臧克家等人不得已而于1942年酷热时节离开三十一集团军，并从此告别正面战场[75]，其正面战场题材的创作激情大受压抑。臧克家并非中共党员，左翼倾向也不怎么突出，其遭际尚且如此，党派政治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待到1946年内战烽烟四起，1949年10月政权更迭，当年有过战地体验的作家不再有可能书写武汉会战题材。关于武汉会战的大型叙事作品，只能留待后人凭借重访战地、阅读历史资料与战争想象来创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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