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真切的战场纪实
我方对昆仑关战役高度重视，调兵遣将，志在必得；再则事关乡土安危，有切身之痛；三则有地理之便，因而，桂南会战打响后，《广西日报》《救亡日报》与《扫荡报》等桂林媒体便迅疾派出记者，中央社自然也不甘落后。记者发出的电讯及时报道了战局的发展。而随着战役的发展、采访的深入，不断推出带有报告文学性质的纪实作品。
其中，有我方人物速写，如华嘉《在杜军最前线的一日间——杜聿明将军印象记》（《救亡日报》1940年1月18日）、《昆仑关头会见杜将军》（《扫荡报》桂林版[76]1940年2月9日），实之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前线——访昆仑关归来的鹿地先生》（《救亡日报》1940年1月9日）等。也有关于敌方情况的记述，如世义的《敌第五师团桂南溃灭记——昆仑关敌俘小西胜之进的招供》（《救亡日报》1940年1月7日）、《昆仑血战成功寇军俘虏审讯记》（《扫荡报》1940年1月16日、17日），佚名的《昆仑关上的一个俘虏》（《广西日报》1940年1月10日）、《昆仑关上战死的敌炮兵队长日记》（《广西日报》1940年1月16～18日）。更多的当属战役的阶段性描述或全面表现，如《扫荡报》所载曹弃疾《昆仑血花》（1939年12月21、22日），捷南《三克昆仑关》（1940年1月4日），陆振文《访古战场——夺回昆仑关前后》（1940年1月8日），曹弃疾《桂南战局新阶段》（1940年1月9日），世义《一页炫耀世界的战史昆仑关前血战记详》（1940年1月10、11日），佚名《昆仑关大捷之追述》（1940年1月18日）等；《广西日报》所载刘竹舟《昆仑关歼灭战》（1940年1月6日），韩北屏《纵目昆仑关》（1940年1月7日）、《南路战场的点线与面》（1月8日）；《救亡日报》所载黄超《战后的昆仑关巡历》（1940年1月10～11日）等。[77]
战地通讯提供了丰富的战役信息。如捷南《三克昆仑关》（又以《昆仑关鏖战记》为题刊于1940年1月18日《申报》，文字略有差异），描叙了担任主攻的第五军荣誉第一师的作战情况。郑洞国师长指挥的荣誉第一师由伤愈官兵编成，“既富作战经验，又有勇气，上下精神更能一贯！且受过八个月的整训，其素质的优良，自无疑。十二月十七日，该师接到命令，由思陇出发，向昆仑关搜索前进，十八日晨五时踏着疏朗晨星展开了正面攻击。先是炮攻，续之以步兵仰攻。终以两连极少的兵力，攻占了山峰，和该处重要的道路。这是我们光荣的第一次克复昆仑关！”然而，由于两翼残敌没有全部肃清，加之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赶到，在日军的疯狂反扑下，我军首建克复昆仑关奇功的两连官兵，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的血，使昆仑关的战斗平添了无限光荣！”我军攻克653高地、仙女峰、老毛岭与枯桃岭等处之后，上峰对该师的一万五千元犒赏送到，士兵兴奋异常。所余关隘的残敌，一举而被我军歼灭。由于两军阵地交错，日军空投的子弹、牛奶、饼干、香烟等物，完全落在我军的阵地，我军“心领而不谢，更增加他们的兴奋”，尤其是日军以飞机输送兵员，每机以降落伞将士兵降下，少至五名，多至十名。我军士兵，“擎枪高举，如击飞鸟，一枪一个，百发百中，没有一个不是兴高采烈的。虽然，他们竟七八日不睡不眠，食量反因而大增，精神反因而益振。”到二十六日晨，经过两小时的肉搏，一举而将昆仑关再度克复。从整个战略关系上着眼，我军于28日暂时撤离昆仑关。反复争夺中，缴获颇丰，除了轻重机枪、步枪、马匹、辎重之外，还有文件、日记。“在日军官兵日记中间，十之八九都充满了反战意识，并记载着夸赞华军愈战愈勇的事实。有一个大尉记载着昆仑关的战事说：‘此次敌人顽强，诚非意料’，可见日军对华军的估计，日军又何一不‘诚非意料’呢。”1939年12月31日，我军三度克复了昆仑关。作者联想到“一千年前一个元宵节日，宋狄青将军夜渡昆仑关，击败对手，写成了一页光辉的历史。千年后的今日，就是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元旦之前夕，中国抗战诸将士，又在人们热切的期待之下，重演一次光辉的历史。”文中进而指出这次战役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狄青当年是平内乱，今日诸将士则是御外侮，而且歼灭既众，“克复昆仑关，其价值又在当年夜渡昆仑百倍以上”。这篇战地通讯有战局的叙述，也有激战场面的描写，还呈现出奖赏和缴获给官兵带来的喜悦，敌我双方参照表现，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思考，真实性、生动性与思想性熔为一炉，堪称报告文学佳作。再如世义刊于1940年1月10日《扫荡报》上的通讯[78]，视野更为开阔，从昆仑关的地势、历史，说到昆仑关战役敌我双方的部署，再到“三度攻入昆仑关”，又详细描写肉搏战中几个壮烈的“血的故事”——新编二十二师邓团杜超然连长在进攻时被击断了一只手，依然用另一只手来掷手榴弹，还有日军的糗事——自以为日军飞机在上空盘旋，便放松了警惕，竟在阳光下脱下衣服捉起虱子来，结果被我军乘虚而上，一阵手榴弹断送了敌兵的性命，文章最后说到伤员得以迅速及时救治、军民融洽合作如同鱼水的景况。
昆仑关战役不仅有我军将士对一座座高地的攻坚战，也有后方的支援保障。组建于1938年11月的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积极投入昆仑关战役。这支具有地方特色的半军事化队伍担负着宣传、动员、战地救护和配合正规军作战的任务。女作家刘雯卿的《昆仑关活跃的女兵们》描绘了这些巾帼英雄带给昆仑关的振奋。“男生带着民众担架队，女生背着药品及裹伤包，大姐姐班长 ××和小妹妹 ××副班长一共有三十多人，她们在枪炮中，在血泊里活跃着。”高个子团长“从战壕里爬出来，见了这些娘子军，很兴奋地说：‘啊！女英雄来了。你们为了爱护战士，爱护昆仑关，也跑到战场上来了。我们应当对你们表示无限的敬意！’他又掉转头对那些士兵们说：‘兄弟们，你们看，这些女学生，也来参加我们作战的工作了。我们应当怎样努力才对得起她们？今晚我们要把这个山头夺回来，作为我们胜利的保证，也作为我们与这些英勇的女战士在这次战场上的见面礼！'”当地素有不给丈夫以外的成年男子洗衣服的习俗，学生军女兵们动员农村妇女，打破习俗，为将士洗衣补衣。在前线将士与女兵的感召下，当地农妇胆量也大了起来，把红薯、粽粑、米糕、芋头等带到前线，男人们也挑来米、油盐、蔬菜和猪肉等，在战斗的间隙与战士做生意，战场竟平添了几分生活情趣，这对于调节部队生活与心理不无作用。随着战事的推进，伤兵增多，继续向后方医院转移，老百姓在学生军的动员下，动手制作担架，不顾危险参与救护。文中还记述了一班女兵配合鹿地亘等“日本人民在华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盟员夜间到火线进行宣传的场景。敌军对我女兵到火线播音宣传十分震惊与恐惧，一时间竟然不知所措，“敌阵像死人的坟墓一般静寂”。女兵又把播音盘掉过方向，对我军官兵热情致辞，较近的地方，能听到我方的鼓掌回应。[79]
学生军战地服务团成员于东聘的《克复昆仑关的激烈战斗》 （载于《抗战时代》1940年第1期），记述了他与战友的火线见闻与感受。从开始反攻那一天起，他们就活跃在前线阵地，慰问伤兵，听勇士讲述作战的情况。又请求师长，获准同意到第一线阵地，近距离观察12月29日上午对界守西北面四座堡垒的攻坚战，亲眼见到29日夜到30日清晨拿下界守、同兴两个据点的战况，直至12月31日上午11时50分我军完全克复昆仑关的空前胜利。作品还揭露了号称最精锐的劲旅的敌军溃败时的狼狈：“敌人狼狈地惨败，昆仑山满山遍野遗留着各种物品，连他们对苏作战的计划也被我军缴获。敌人在过去各役会战，不但伤兵，连死尸也要拖走的，这一次则是焚烧也来不及，多为掩埋在山谷里。那些野炮、山炮、机枪、步枪总是用一层层的死尸掩盖着，埋藏在地下。当敌人败退到九塘的时候，他们把轻伤的士兵来一个残忍的火葬，活活地烧死，这证明敌人的惨败是何等的狼狈。”这篇报告文学提供了非亲身经历所难以产生的火线现场感和一般战地记者所没有注意的战场细节。
第二节 军人的直抒胸臆
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多为军校出身，其中不乏文武双全的人才，他们不仅军事造诣深厚，指挥枪杆得心应手，而且富于文学才华，吟诗作赋自然天成。我军三克昆仑关之后，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登上昆仑关阵地，看见猎猎飘动的军旗下，横陈着尚未清理的日军尸体，遂口占绝句一首《昆仑关》：
北海风迷骑士道，昆仑月葬大和魂。
扶桑万里樱花节，夜雨千家数泪痕。
此诗以胜利者的姿态与博大的人道情怀感叹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及其部下4000余人葬身于此地，无法魂归故里。一般来说，若写成“北海风迷武士道”更容易理解，但出于平仄的考虑，显然“北海风迷骑士道”（仄仄平平平仄仄）与“昆仑月葬大和魂”（平平仄仄仄平平）对得更为工整。从意义来看，“骑士道”系由“武士道”化出，可以理解为“骑士精神”。而“骑士”在西方语境中有两种意义亦可借用：一是古罗马中一批以放债、包税、经商为业的富人，多系出身于平民的暴发户；二是中世纪西欧为国王或领主效力的武士，具有盲目从命的性质。中村正雄出身于日本中部地方石川县的商家，效忠于天皇，为侵华战争效力，颇像欧洲古老而迂腐的“骑士”。另外，中村正雄曾经担任过日本驻法国大使馆武官补佐官、驻意大利大使馆武官，所以，与欧洲“骑士”倒也距离较近。所谓“北海”，或许一语双关，既可以说是二十一旅团登陆地附近的广西北海，也可以看作大西洋东北部边缘的北海，那里海水常年不冻，秋冬多风暴，常有海啸。奉行武士道的日军官兵为“北海”的风暴所迷惑，自然只能落得个“昆仑月葬大和魂”的结局。
第五军新编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将军率部攻克昆仑关后，赋诗曰：
岁暮克昆仑，旌旗冻不翻。
天开交趾地，气夺大和魂。
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痕。
但凭铁和血，胡虏安足论。
诗中化用唐朝诗人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的诗句，不过，岑参是写自然条件的艰苦，流露出对归京者的羡慕与祝福，而邱清泉则指我军的胜利不可动摇，藐视侵略者。
第二〇〇师是第五军最早投入桂南会战的部队，在昆仑关攻坚战正式打响之前，就已经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交锋。1939年11月25日，六〇〇团邵一之团长在二塘的激战中身负重伤，拒绝撤离战场，继续指挥战斗，再次中弹，壮烈牺牲。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还有团副吴其升等300余名官兵。在昆仑关攻坚战中，二〇〇师担任主攻部队，英勇搏杀；同时与友军紧密配合，为了掩护友军侧翼，二〇〇师强攻300高地。1940年1月4日，当看到友军攻占九塘后，戴安澜师长口占一绝表达喜悦之心[80]：
仙女山头竖将旗，南来顽寇尽披靡。
等闲试向云端望，倩影翩翩舞绣衣。
攻坚战紧张进行之际，杜聿明军长电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敢打硬仗的预备第二师增援，得到批准。陈明仁将军奉命率领预备第二师从湖北火速驰援。预备第二师第五团主攻昆仑关324高地。日军反包围，团部一度陷于困境，戴坚团长下令烧毁重要文件。后来，援兵赶到，团部才转危为安。戴坚团长，字铁肩，黄埔军校七期毕业生，在战斗间隙，仿唐代高适《燕歌行》作《记昆仑关战役》：
新军练就重逐北，装甲师出摧顽贼。
坦克战士纵横行，携浆夹道皆欢色。
铁龙飞上昆仑关，军威扬厉充两间。
侦机传讯穿云海，强虏汹汹掩秃山。
峰峦逶迤无边土，狡贼侵凌夹风雨。
战士阵前忘死生，将军帷幄羽檄舞。
荣兵久战不知衰，陷阵冲锋何足惜。
摧坚挫锐向无敌，惯策长车入重围。
糇粮百结征战久，效命从未落人后。
赤胆热血铁心肠，楼兰未斩安回首。
机炮弹雨密无度，顽寇技穷复何有！
铁甲车出如怒云，声震河山掩刁斗。
残敌落魄窜纷纷，一战功成百世勋。
君知否，黩武真何苦？皇军终拜汉家军！
诗篇表现了我军将士舍生忘死、冲锋陷阵的英雄精神和欲让“皇军终拜汉家军”的必胜信念，与此同时，嘲弄了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狂妄和愚蠢，反映出我军装甲部队攻坚作战、地空配合的战斗实情，也写出了我军军纪严明、赢得民众支持的喜人场景。昆仑关攻坚战的主力部队第五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支机械化装备的军建制，有战车部队、重炮兵部队、山野炮部队、快速搜索部队、装甲车部队等，配有先进的通讯设备、摩托车等装备，加之训练有素，作战英勇，在昆仑关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戴坚诗篇中所写机械化部队作战情景，便有第五军的投影，“荣兵久战不知衰”指的是担任第一批夺关任务的荣誉第一师。诗仿《燕歌行》，起伏跌宕，一脉贯通，音韵流转，朗朗上口，显示出中国传统文体顽韧的生命力与动人的艺术魅力。高适的《燕歌行》在讴歌“死节从来岂顾勋”之战士的同时，对“身当恩遇恒轻敌”“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将军暗寓讽刺之意，透露出对将士间苦乐不均的愤懑与戍卒和家人两地相思之苦；而戴坚团长的《记昆仑关战役》，则一反伤感，绝无怨词，始终昂扬着慷慨豪壮、乐观向上的格调。在这里，军民相谐，将士同心，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众志成城、抗击侵略的现代风采。
参加昆仑山战役的三十一军军长韦云淞，也留下了《过昆仑关有感》：
名关济济集群贤，大好河山尚屹然。
元夜易旗光旧历，兼旬破敌待新篇。
攻防静听如身历，夷险频看胜口传。
岛寇雄风何处去，自甘戎首倩谁怜。
昆仑关战役，我军也付出了伤亡15000余人的巨大代价，其中第五军就有3400余名官兵壮烈牺牲。杜聿明军长眼见将士忠骸丛瘗关侧山崖，许愿一定要为烈士建园立碑。1940年春，即开始动工，后因远征缅甸、防守昆明，至1944年5月，“陆军第五军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墓园”始告落成。高级将领纷纷题词作联，以表深情。墓园南牌坊外柱联为杜聿明将军题写：“血花飞舞，苦战兼旬，攻克昆仑寒敌胆；华表巍峨，扬威万里，待清倭寇慰忠魂。”这副对联表达了将军的肺腑之情。“芳烈长流 为国家尽忠民族尽孝 英豪继起 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昆仑关下英雄记 革命军前金石光”“雄关铭勋”“毅魄长雄”“气横关河”“战绩令人怀壮烈
国殇为鬼亦雄奇”“民族正气”“气壮山河”“不朽是为”“百战尚留苌氏血 九攻更轶狄青勋”“编成战史勋名重 合葬雄关俎豆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军令部长徐永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曾任昆仑关战役监军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桂林行营副主任林蔚、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等高级将领的题词、联语，英烈当之无愧。山顶上，杜聿明题写塔名的“陆军第五军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犹如一把宝剑直指苍穹，塔身正面刻有蒋介石的题词：“碧血千秋”，侧面分别刻有参谋总长何应钦题词“气塞苍冥”与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昆仑关战役总指挥白崇禧分别撰写的纪战碑文与纪战碑铭。这两篇纪战碑文与纪战碑铭，还有杜聿明撰写的《陆军第五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亭碑文》，从不同角度记述战役进程，彰显我军将士的英雄业绩。“关山无恙，壮士不归。自古有死，死得其所。气薄云天，血热后土。英灵赫赫，芳草萋萋。千秋万世，视此丰碑。”《纪战碑铭》中的铭辞，代表了国家的意志，也传达出人民的心声。
第三节 作家的诗性华章
敏感的作家为昆仑关战役所吸引，来到前线，在切身体验与深入采访的基础上，以文学的彩笔抒写诗性华章。刘雯卿参加战地服务团，亲赴昆仑关火线，写下《昆仑关的生命力》《宾阳突围》等纪实性散文，也创作了《血战昆仑关》《高峰坳之战》等新诗[81]，表现昆仑关战役的战斗场面与我军将士的牺牲精神。
后来以诗人知名的广西宾阳人严杰人，少年早慧，1939年冬，正在广西省立桂林高中读高一时，考取《广西日报》记者，成为年纪最小的被录取者。适逢昆仑关战役打响，他奔赴前线，采写了一系列战地通讯。其中《战场月色》[82]在众多战地通讯中独具风采，显露出诗人敏锐的感受、文学的笔法，尤其是营构意境的诗性能力。昆仑关战役的战地通讯里多有叙述狄青上元夺昆仑故事的，但此篇不是由作者来讲述，而是通过古庙卫兵的口中讲出，并且还由卫兵告诉作者，也告诉读者这座古庙本是纪念狄青夜夺昆仑关事迹的“征蛮庙”，墙泥斑驳间还有模糊现出的“营中同庆元宵夜，昆仑关上狄爷旗”。这样一种讲述方式与讲述内容，更能见出中华民族爱国传统的延续不断。也许和写在大捷之后有关，作品写得较为从容。题为《战场月色》，月色在篇中不时出现，成为参与叙事和抒情的角色。开篇从作者与《大公报》记者金戈因桥梁破坏而停留在赴昆仑关的路上的感受写起，由于无法前行，心情焦虑，“我和驾驶同志拍拍衬衫上的风尘，互相以疲倦的目光凝望对方的眼睛，默默无言地守望在路边，两个孤寂的影子，颤动在冷冷的缺月撒下来雾似的朦胧的月光中”。“山间的溪水，奏着好像积蓄了许多仇恨而又喷射出许多愤怒的歌。残冬的寒风，呼啸地毡卷而来，播送过来一阵阵刺痛鼻子腐臭的血腥的气息，呼吸几乎被窒息了。金戈被这般难闻的恶臭，从甜蜜的梦乡中驱赶出来，揉一下惺忪的眼睛，不能抵抗这股腥臭的气息的袭击，像中了喷嚏性毒气似的，接连地打了几个喷嚏。”战事的惨烈通过这种强烈刺鼻的气味透露出来。接下来写到驾驶敞篷汽车的司机打转回头寻找一个能避雨的地方。在这里，“月亮不能冲出云团，云团倒反把月亮淹没了。”月亮不单纯是自然景物，分明具备了象征意义。第二部分“夜登昆仑关”写道，“四更天，月色褪去了黯黑，渐渐地烘托出黎明之前的曙色了。”“我们身上披着朦胧的月光，脚底又踏着朦胧的月光，行进在荒幽的深谷中。”在这里，月色代表了作者的心情。第三部分“巡礼”描写道：“昆仑关骄傲地矗立在崇高险峻的山峦的峰顶，挺直直的刺着高远的天空，俯瞰着蜿蜒在脚下的险道。”这里的昆仑关已经被拟人化，简直就是我军将士的象征。“关前的一株梅树，正在灿烂地开放妖艳的花，在黑暗中微笑着。我们借着朦胧黯淡的月色，可以辨认出那欣欣的姿影。那个副官像倾诉一件秘密的事情似的，低声地说：‘在这株梅树底下，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个团长所咏的一首竹枝词，叫做“梅花灿，樱花落”，是在前次昆仑关大捷时树起来的。'”作者虽然也转述了从班长那里听到的故事——昆仑关争夺战时，我军造木头战车消耗敌人炮火，赶火牛冲地雷阵——但是，富于诗情的诗人更善于用月色、山峰、花朵、溪流、曙光等意象来烘托战场氛围，表现英雄精神。而且，散文的语言也富于节奏感、韵律感，犹如散文诗、奏鸣曲，如：“伫立在庙宇上边眺望，远近都是险峻的山。庙宇在高山的峰顶上。庙宇上面还有耸接天边的山。啊！昆仑关，山上是山，山下是山，群山屏障着南国的原野，群山阻挡着来犯的敌人。”
诗人张泽厚的长篇叙事诗《昆仑关》 （新三书店经售，1943年11月出版），相当全面地表现了昆仑关战役，诗篇的规模与视野从其目录便可以窥知一二：第一章 抢救桂南：团长太太来了、“先遣队胜利”、他亲送她下车、八塘遭遇战、农民慰劳来了、血染过的山河格外壮丽；第二章在新防线：在高峰坳、他们回忆着八塘；第三章 包围昆仑关：天险的昆仑关、把昆仑关包围了；第四章 歼灭战的开始：攻击之夜、第 ×百师又来了、敌人的接济从天上来、在师指挥所里、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第五章 冒失鬼罗森：敌人退出关了吗？他才是诱你深入、罗森在胡思乱想、哨兵拦住了他、好个哨兵；第六章 在相持的时候：相持在昆仑关、送征衣、老百姓送果实来了、慰问团、日本人和我们站在一起；第七章
小林旅团是怎样毁灭了的：总攻击令下了、小林旅团毁灭了、战利品、收复了昆仑关以后；尾声。这首叙事诗带有现代战争史诗的韵味。
昆仑关收复不久，田汉以少将军衔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第六处处长身份到昆仑关前线慰问将士，这位曾经创作了不朽之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诗人、剧作家，此时吟出一首旧体诗《咏昆仑关之战》：
一树桃花惨淡红，雄关阻塞驿楼空。
倭师几处留残垒，汉帜依然卷大风。
仙女山头奇石耸，牡丹岭上阵云浓。
莫云南向输形势，枢相当年立战功。
诗人自注：“谈昆仑关形势者多言此关宜于北向进攻，而不甚宜南向。石经将军则谓南向成侧击火网。予亦谓然。盖攻守皆决定于官兵之决心与勇气，原不赖地形。不然，狄汉臣当日何以能于元宵日一举平侬智高耶？”自注所言狄汉臣，即北宋名将狄青（1008 ～1057），皇祐四年（1052年）为枢密副使，1053年，率军镇压起兵反宋的侬智高，出其不意，夜渡昆仑关，一举击平，还拜枢密使，故诗中有“枢相”之称。石经将军，本名陈烈（1903 ～1940），广西柳城人，黄埔一期，中将衔，淞沪会战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师长，立有战功。桂南会战时，已经升任第五十四军军长的陈烈率部由粤北到昆仑关作战。田汉诗作写出了昆仑关的险峻与激战后的场景，“一树桃花惨淡红”衬托出战事的惨烈、我军牺牲的巨大，与“倭师”所留“残垒”之败迹相对，“汉帜依然卷大风”显示出我军胜利的姿态。但昆仑关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军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接下来诗人说“仙女山头奇石耸，牡丹岭上阵云浓”，既以实际的山名强化昆仑关战场的现场感，又以“奇石耸”与“阵云浓”来暗示战事的诡谲与威胁的严重。最后两句以当下陈将军的见解与北宋名将狄青的战功对举，在称赞陈将军因地制宜布战图的同时，也传达出诗人对将军再立新功的期待，历史感与现实感融为一体，醇厚感人。
古代文学中的昆仑关题材少纪实作品而多抒情诗词，诗词吟诵的内容，有江山一统的欣慰与中华文明的夸耀，有对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与宋代狄青等名将的赞誉，也有对山势险峻的感喟，对边关砥柱的赞叹，对边疆太平的希冀，间或亦有对狄青功高反被猜忌结局凄楚的哀婉。而抗战文学的昆仑关题材，则显示出一派现代风貌：在精神指归上，以国家意识取代了忠君意识；在内容上有山川地理的描摹，有战略布局的介绍、战事发展的勾勒与战场细节的描写，也有将士性格的刻画，还有敌方情况的披露；在写作主体上，有记者与作家的近距离观察与切身体验，也有将士的直抒胸襟，总体看来，视野广阔，内涵丰富，洋溢着现场感与英雄豪气，表现风格也更为自然、生动。
第四节 问题的背景分析
正面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正面战场大型会战有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湘桂会战等22次，此外，还有远征军两次赴缅甸作战；重要战斗1100余次。就文学表现来看，声势大、作品多的是淞沪会战、台儿庄之战、武汉会战及长沙会战等。比较而言，昆仑关战役的文学表现与战役本身的重要地位相比多少有些不相称，个中原因何在，值得认真探究。
原因之一：准备不足，且地处南疆，文化动员能力有限。
上海为鸦片战争之后最早通商的五个口岸之一，在咀嚼列强欺侮之耻辱的同时，也率先踏上近代化的进程，报纸、杂志、新式学校以及其他现代文化设施的拥有量在中国首屈一指。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时，全面抗战刚刚开始，上海仍然保持着经济、文化优势，大批作家、艺术家身处战地，浓墨重彩地描写抗战。武汉为中国腹地、九省通衢，自1937年11月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重要部门陆续由南京迁至武汉之后，武汉成为军事、外交、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企图通过攻占武汉逼迫中国求和投降，结束这场战争。为此，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先后投入兵力约30万人。中国政府对日军的企图和动向有着清醒的觉察，高度重视这场会战，先后投入兵力约75万人，力求通过会战显示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消耗日本的军力、物力，遏止侵略者的铁蹄。1938年6月12日，武汉会战正式拉开战幕，国民政府的口号是“保卫大武汉”。成立不久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大力组织文艺抗战活动，《抗战文艺》出刊“保卫大武汉专号”上、下两期（1938年7月2日、7月9日）。作家除了积极参加演讲、歌咏、演出、献金等活动之外，更是直接以笔为刀枪，努力营构保卫大武汉的精神氛围，描绘武汉会战的进程与场景。保卫大武汉不仅成为当时云集武汉的众多刊物的主旋律，而且是尚未沦陷之地的大合唱。与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均有不同，桂南战事的发生则出乎我方意料之外。1939年10月14日，日本大本营正式发布“大陆命”第375号命令，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布“大陆指”第582号指示，对旨在切断我西南补给路线的桂南作战进行部署，到11月10日，3万多兵力已经完成集结。而此时，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均未能估计到一场大战马上就要来临，对日军从钦州湾登陆也缺乏必要的准备。军事防御尚且如此，文化动员更是未能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那样广为宣传，大造声势。况且广西地处祖国最南端，当时的省会桂林虽然已经成为战时新兴的文化中心，但毕竟不是上海、武汉那样的交通枢纽，加之战争对原有交通线造成严重破坏，所以，战事突然爆发之后，外地作家要赶往战场困难重重。
原因之二：桂南会战整体评价与昆仑关大捷的矛盾。
昆仑关战役给日军第二十一旅团以毁灭性的打击，重创所谓“钢军”第五师团，开抗日山地攻坚战胜利之先河，如此大捷，举国称颂。但就整个桂南会战来看，以被动挨打开始，又以协调不利的防守告终，1940年2月1日，设在宾阳的第三十八集团军指挥机关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中遭到严重破坏，通讯联络一时中断，部队行动陷入混乱，2月2日宾阳失守，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昆仑关守军不得不选择撤守，日军于2月3日，再次占领昆仑关。所以，在2月下旬总结桂南会战经验教训的柳州会议上，蒋介石在表彰有功之将的同时，也宣布了惩处名单：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力降级，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降级，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扣押法办，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第三十六军军长姚纯、第六十六军军长陈骥、第九十九军军长傅仲芳等撤职查办。“这是‘七七’事变以来历次战役中高级将领受处分最多的一次。”[83]首尾不利，整体欠佳，无疑妨碍了对中期成功的昆仑关反攻战的正面宣传。
原因之三：政治局势的变化。
1938年10月27日武汉三镇失陷之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一时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国方面，战略性反击的时机也不成熟，卢沟桥事变以来持续紧张的形势稍许和缓。大敌当前，国共关系总的来说仍是合作一致、“外御其侮”，但由于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力量不断壮大、根据地逐渐扩展，国民党当局感到了潜在的威胁，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主要针对共产党的文件——如1939年6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12月20日，蒋介石秘密颁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 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并通过《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 1940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国共之间不时出现摩擦，1941年1月更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抗战前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又受到国民党的排斥甚至迫害，他们虽然顾全大局，为抗战建国大业努力奉献，但也难免被激发起强烈的党派意识，走上正面战场前线的作家越来越少，许多作家把对正面战场的热情转向敌后战场与大后方生活。昆仑关战役前后，能够像刘雯卿、田汉那样到前线去、到部队去的作家寥寥可数。
战争改变了许多作家的原有生活方式，但作家与前线生活仍有相当的距离。姚蓬子先前撰文《作家到战地去》（《抗战文艺》第3卷第9、10合期，1939年2月18日），一年以后又在《抗战文艺》第5卷第6期（1940年2月20日）发表文章，题为《作家不必一定上前方去》。当然，不可能所有的作家都要到前线去，但是，如果都在大后方，仅仅看一看报纸，听一听传闻，或仅仅凭借短时间的采访，怎么可能写出表现战场的好作品呢？东平之所以能够写出《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第七连》，阿垅之所以能够写出《闸北打了起来》《南京》那样真实感强烈、简直闻得出战场火药味的上乘小说，穆旦之所以能够写出瑰奇而深邃的诗歌《森林之魅》，黄仁宇之所以能够写出《密支那像个罐头》等缅甸战场报告文学，正因为他们都曾经是正面战场部队的一员，亲身参加过第一线的战斗，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洗礼。
回顾历史，在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上，有弥足珍贵的成功经验，也有令人扼腕的苦涩教训。假如当时国民党当局再大度一些，国共关系更加密切一些，假如作家的党派意识退居于国家意识之后，作家习性更多地服从民族利益，一定会有更多的作家走进正面战场，一定能够创作出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逼真、生动而深邃的战场文学。昆仑关战役文学是一面巨大的历史镜子，既折射出战役本身的惨烈，反映出中国军人的英雄风采与军民同心的钢铁意志，又隐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国共两党，和则利国利民，离则一损俱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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