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保卫战发生于1944年6月22日至同年8月8日，是长衡会战（1944年5月下旬至9月初）的主要战役。日军先后投入第六十八师团、一一六师团、十三师团、五十八师团以及独立第五旅团等部，共10万余兵力进攻衡阳。外围又以第四十师团等抵御中国第六十二军、一〇〇军、七十九军、四十六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等援军。衡阳守军则只有第十军，下辖第三师、第一九〇师、预十师，其中一九〇师是后调师，仅有五七〇团是个完整的团，其余各部只有干部，兵员尚未补充到位；另外配属暂五十四师（欠2个团）及四十八师的战防炮营、第四十六军的1个山炮连和七十四军的野炮营，共约18000人。第十军在常德会战之后休整的时间尚不及计划十个月的一半，就投入了衡阳保卫战。军事当局的战略是正面阻敌，两翼夹击，所以只在衡阳部署了一个军防守，而在东西两翼投入了13个军以上的兵力。蒋介石要求第10军守10天，最多守至两周，主要寄希望于两翼猛攻杀伤敌人。日军最初部署两个师团进攻衡阳，妄想3天攻克。不料第一次总攻就严重受挫，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及其参谋长原田贞三郎大佐等高级军官被我迫击炮击中，负重伤，日军不得已调整作战部署，增派兵力。而中国方面，援军为日军所阻，第十军孤军血战，顽强抵抗达48天之久，这是抗日战争史上城市保卫战中坚持时间仅次于淞沪会战的战役，而敌我损失比例要远远胜于淞沪会战。第十军以阵亡5000人、伤病9000人的代价，给日军以重创，据日方战史资料，日军伤亡共计19380人，内含军官910人（战死390人，负伤520人）[84]。而日本高级将领后来承认伤亡有“48000余人，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遭毁灭性打击”[85]。日本战史称“衡阳之战，如欲惹瞩目，可称之为‘华南的旅顺之战’。此种比喻虽稍嫌夸张，但称之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则绝对正确。”[86]
这场战役打得极其惨烈，第十军的浴血奋战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然而结局却凄苦难言。第十军血战之中，亟盼援军，7月27日、8月2日，中国空军两次空投蒋介石手令，第一次说“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与接济”，第二次则告知“各路增援部队今晨已如期到达二塘、贾里坡、陆家岭、七里山预定之线，余必令空军掩护，严督猛进”[87]。然而，援军苦盼不至，又因不忍舍弃数千名伤病员而放弃突围，最后，炮弹打光，粮食、医药奇缺，核心阵地陆续被突破，残存的阵地与兵力陷入敌军的重围之中。面对绝境，方先觉军长开枪自杀，但枪口被部下打偏，子弹穿过屋顶。为了保护9000名伤病员不至于在城破之后遭受大屠杀，方先觉军长接受了部下的建议，决定以保障第十军伤病员生命安全等为条件放弃抵抗。8月7日夜，第十军派人与日军联系停战事宜，8日晨，方先觉军长率其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一九〇师师长容有略、预十师师长葛先才、暂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及副官处处长孙广宽赴城南天主堂与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会见，正式缴械投降。据日军记载，缴械官兵共13306人，其中伤病员9000余人，尚能战斗者约4000人。[88]
衡阳保卫战虽然以这种结局告终，但第十军的辉煌战绩及其意义不容否定。衡阳保卫战给垂死挣扎的日军以重创，迟滞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计划的实现。所以，民众对第十军将士给予充分的尊重，政府对衡阳保卫战予以高调肯定。1946年2月，原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奉命回到衡阳收集第十军阵亡将士忠骸，60多人辛苦四个多月，收集3000余具，合葬于衡阳张家山烈士公墓。1946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批准衡阳建为全国唯一的“抗战纪念城”，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题写“衡阳抗战纪念城”碑名， 1947年8月10日，衡阳在岳屏山顶举行“衡阳抗战纪念城”命名暨纪念工程奠基典礼，官员宣读1947年7月14日审定签发的《训词》。《训词》开篇即肯定了衡阳保卫战的意义：
抗战八年，大战百余合、小战不可胜计，而衡阳之役，支持之久、牺牲之烈，与夫关系之巨、贡献之弘，尤足以惊动全世界……至是年六月下旬，衡阳四邻各县，先后失陷，我第十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四十八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迹，而我中华固有道德精神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显著。地方人士所以请定衡阳为抗战纪念城者，其意在此。昔孟子言仁者无敌，又言浩然之气，集议所生，至大至刚。我中华民族所恃以生存，所资以兴立者，岂非数千年来仁义之教所沾被，既深且远欤！今当举行命名典礼，爰举此义，以告国人，并示来叶。[89]
党政军要员暨社会贤达纷纷在衡阳抗战纪念城工程纪念堂题词，对衡阳保卫战予以高度肯定。如军事委员会参谋副总长白崇禧：
民族圣战，喋血湘衡，精忠报国，白刃短兵，四十八日，世界闻名，金城永固，葆此光荣。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
伟哉重镇，曰楚衡阳，地连百粤，势控三湘。岛夷构患，凶焰獗猖，孤城婴据，战血玄黄。绵历二月，暴骨盈岗，有敌无我，与城共亡。八季抗战，重固金汤，正义克申，上格苍苍。泐此贞珉，永志勿忘，为民族范，为国家光。
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
古来战迹，首称涿鹿，歼彼蚩尤，保我民族。五千年后，倭夷逞毒，肆其凶残，兵临衡麓，我武维扬，我民不辱，偕城存亡，誓与角逐，卒操胜利，降伏其图，唯此衡阳，战功卓越，于以名之，纪念无忒，经之营之，永光史牍。[90]
时任衡阳市长的仇硕夫在《抗战纪念城奠基典礼献辞》中说：
回忆三年以前，衡之人佐驻军婴城死守，断胫决腹，前仆后继，与顽敌十万以血肉争郊衢尺寸土，先后历四十八日，牺牲壮烈，为抗战以还所仅见。其忠勇奋斗之精神，遂如河岳日星，创国史之新页，垂教训于万祀。盖衡人秉船山孤忠亮节之余烈，沐国父革命主义之陶育，由来尚矣。
可以说，这些题词与献辞道出了衡阳乃至全国人民的心声。
但是，中国文化向来崇尚“不成功则成仁”，以此来看方先觉，其品格似有可议之处，况且政治上的歧见与纷争也自然会表现在对其评价上。1944年8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91]对高级将领绝口不提，只是肯定“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社论为“他们的努力没有人支援”而遗憾，但将其归因于“我们政府和我们统帅部的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不能支援他们，人民虽然焦急万分，也无法自动去支援”。就整个抗日战争而言，这一批评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当局对民众的能力的确存在着估价上的偏差，对武装民众有所顾虑，然而，就衡阳保卫战来说，第十军并不缺少民众的支援。衡阳市竹木板片业同业公会将120余万株木材，“悉数供应部队”，“修筑重重叠叠、密密麻麻的城防工事”[92]。为了使保卫战减少挂碍，绝大多数市民遵从政府的疏散指令在大战之前离开家园，百姓参与了防卫工事的修筑，其中牺牲者就有3174人[93]。几路援军均未能奏效，让最高统帅的许诺一再落空，使守军由失望终至绝望，固然主要因为日军的战术设计就是通过“围点打援”来消耗我军主力，以期尽快实现其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目的，另外，恐怕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与第十军军长之间的隔阂，还有一些部队在强大的敌军面前想要保存实力的利己心理等相关。当然，这篇社论的主旨并非衡阳保卫战的总结，前引批评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然而，政治批判与道德批评的姿态一直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直到2005年再版的一部权威性《中国抗日战争史》里仍然坚持说：“激战至6日，日军由西北郊突入城内，守军与日军展开巷战，不断击退其进攻。在此关键时刻，守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令全军放下武器，于8月8日率所属各师长向日军投降，长衡会战宣告结束，中国军队为保卫衡阳的广大官兵流血奋战48天的成果，被可耻的投降行为所出卖，实为痛心。”[94]
不仅左翼阵营对方先觉等人最后的选择持批判态度，而且国民党也有矛盾之处。一方面承认衡阳保卫战的艰苦卓绝，另一方面则对逃脱虎口归队的第十军将领予以冷处理。方先觉回到重庆之初，官方媒体大力宣传，方先觉被任命为第二十七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1945年2月19日，获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青天白日勋章，但集团军副总司令并没有实际兵权。后为青年军二〇七师师长，正当他跃跃欲试要重返抗日战场报仇雪耻之时，却被转调到西北任二〇六师师长。后来愈来愈被边缘化，1962年调任联勤总司令部研督会主任委员，直至1969年退役，在台湾度过了落寞的晚年，直至1983年3月3日病逝。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正面战场抗战文学的真实面貌多有遮蔽，加之衡阳保卫战的结局，其文学表现更是被长期忽略。实际上，战事期间，舆论便密切关注战局的动向，衡阳沦陷之后，人们深情地挂记着第十军将士的命运，即使几十年过去，当年参战的官兵也难以忘怀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留下了不少文学作品。本章只是做一次初步的梳理与分析，以期促进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文学史料的搜集与研究。
第二节 衡阳保卫战前后的舆论反应
日本为了应对反法西斯盟国的战略反攻，破坏中国西南要地的中美空军基地，以阻挡对其本土的空袭及海上运输线的阻断，并且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于1944年3月正式制定了“1号作战”计划。与此相对，中国次第展开了豫湘桂会战。然而，作为第一阶段的豫中会战，中国损兵折将失地，损失严重，为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与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均被撤职。作为第二阶段的长衡会战打响之后，本来国人对长沙保卫战寄予厚望，希望曾经在三次长沙会战中始终保持尊严的长沙城再次见证胜利的辉煌，但是，由于战术的墨守成规，担任守卫的第四军兵力部署不当，在日军发起总攻之后仅仅两天，长沙即陷落敌手。于是，国人把焦灼的目光投射到战略地位较长沙更为重要的衡阳，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拥有“泰山军”光荣称号的第十军身上。战时首都重庆、南国重镇桂林，众多媒体都高度关注衡阳。
重庆《大公报》，从1944年6月26日据军委会25日发表战讯《衡阳东北外围激战 敌强渡耒河在堵击中》，到1944年8月6日刊出军委会5日发表战讯《志航大队助战衡阳 掩护我内外线奋战》，始终关注战事，报道战况，简洁的新闻语言中不无浓郁的感情色彩。
社评，本来属于评论性质，但在当时，社评不仅有剀切的分析，而且有充沛的感情与生动的描写，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文学殿堂。如日军在7月11日发动第二次总攻，我军顽强反击，日军死伤甚多，第116师团第120联队联队长和尔基隆大佐及第133联队的3个大队长相继被打死，7月17日，攻击的势头即见下降，日军第11军不得不下令于19日暂停进攻。1944年7月18日《扫荡报》发表社评《致敬衡阳》对守军予以称赞：
衡阳保卫战，自上月23日开始，迄今历时二十五日。这二十多天，敌、我反复冲杀，愈战愈烈，每一山头，每一阵地，无不弹痕累累，血迹斑斑。敌虽四面包围，愈迫愈紧，而我忠勇守城将士，仍竖其血肉干城，曾不稍却，敌因屡攻不下，至不惜逞其凶残，一再向城内施放毒气，而我军宁愿身殉，决不后退，致使敌无所售其‘最后一计’，而益彰其罔顾公法人道之罪恶。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中，衡阳始终保持其倔强姿态，矗立于血腥烽火之下笑傲‘皇军’，扬声万国……遥望衡阳城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本报自衡阳迁来，对衡阳此城暨保卫战中的守军，先天有浓厚的感情，于此更愿致其崇高的敬意。今天我们虽远在千里，与你们音问暂隔，然此间每日，无不神驰左右，引领而东。我们自在此复刊，每日皆以你们胜利的捷音，报导国人；今天谨藉这颗纸弹，为你助威；来日更愿以我们的笔触，亲手为你写下史诗。因风寄意，不尽所怀，纸短情长，谨祝珍重！
1944年8月6日《扫荡报》发表重庆社全体同仁《扫荡报向衡阳守军致敬书》，结尾写道：“一千支笔，一万张纸，也写不尽我们衷心的感激与崇敬。我们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入危城，高举你们的铁臂欢呼。我们在这里向你们挥手，向你们敬礼；并且仰托你们英勇的空中战友，给我们带上这份秀才的情意。”文中所说“纸弹”，并非只是比喻之辞，中国空军的确给艰苦鏖战中的衡阳守军空投过报纸。据第十军参谋处作战科长姚少一上校于衡阳陷落后脱险抵达贵阳向记者讲述血战经历，其中说道：“在内无粮弹，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士气是显然低落了”，“忽然，从空中来了救星，这救星不是‘粮弹’，也不是‘救兵’，而是一卷卷了的报纸：《大刚报》《扫荡报》《大公报》等，这些他们整整一个月未见的老朋友突然自天而降了。他们争相阅读，他们知道他们一月的苦战是如何被人重视，是如何受到后方赞扬，是如何受到国际称誉，第十军和衡阳都已成为世界上最光辉的名字。他们知道上自最高领袖下至全国民众是如何热烈地献金献物来慰劳他们，而这些实物不久也要从空中掉下来了，他们笑出了眼泪，他们忘记了他们仍然处于危境：‘全国的同胞们，我们要报答你们的盛意！’疲倦无形被驱逐了，残破的军队又成为生龙活虎。以后接连几天，军部是接应不暇地接到各团各营打来的电话，他们要报纸看……”[95]前后方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报纸此时真正成为连接前线与后方、军队与政府、军人与民众的媒体。8月7日，《扫荡报》又发表社论《把眼光射在衡阳》，开篇说：“我们一时一刻地计算着，衡阳城的守军，已在强敌的四面环攻下，支持了整整的四十七昼夜。四十几天的光阴，只是人生的一瞬，但在枪林弹雨中，以血肉之躯，当敌人的坚甲利兵，这四十几天的日子，对于我们衡阳的保卫者，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苛烈的磨炼。论战略，衡阳虽势在必守，言战术，衡阳却无可守之险，以无险可守而已坚守四十几天，且还在继续地守下去，衡阳保卫者的第十军，真可称得起国家的干城，民族的精英。”当衡阳城内守军与外面的通讯联络已断，情况不明，《扫荡报》于8月9日刊出社论《假如衡阳失守》，表示“一座危城，或者难保”，“乍闻这一消息，沉痛中或者不免带点感伤”，但是，坚守47天，“真是大不容易。方先觉将军及其部属，已确实为此不朽的名城，记载下不朽的史页！我们应当歌颂这一战役的成功，不感伤，只奋勉。”“衡阳虽失，其精神永远彪炳千古，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社评表现出清醒的理性精神与对战争的辨证思考。
衡阳保卫战前后，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关于衡阳保卫战、第十军与方先觉军长等将士的叙事性作品。如启迪1944年8月4日写于陪都的《在衡阳孤城浴血苦战的方先觉军长印象记》，描写作者与方先觉军长接触留下的深刻印象——常德会战中的艰辛，在火线上一心杀敌的战斗心理，刚毅、沉着、勇敢、果决的性格，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刚要开始之时，预立一份遗嘱吩咐部下设法带到他家中；对待部下如同贤明的家长，公平、厚道、慈爱、体贴，第十军无愧于“泰山军”“刚国军”的光荣称号，也当得起“忠义表天地”最高统帅赐给他们的褒奖之辞，作者赞叹“国家有了这一支强锐无比的劲旅，有像这样的干城之将，实在是很大的光荣！”[96]
重庆《大公报》1944年9月13、14日连载刘毅夫的《衡阳四十七天——空军一孤军陈祥荣的经历》，通过保卫战之初奉命侦察敌情时因飞机中弹落地受伤的空军志航大队陈祥荣分队长的亲历，来表现衡阳四十七天的殊死抗战。他见证了第10军预10师30团第七连在敌军毒气下全连的阵亡，军部曾经屹立在距敌人只有250米的五桂岭火线上，日军飞机总找伤兵医院炸，伤兵增加，医药严重短缺，“蛆从溃烂的创口往外爬”，“空气也渗透了腐尸的臭味”，“吃，成了大问题，城里只剩了发霉的米与少数的盐巴。军长与士兵同样把盐水煮的饭塞肚子，痢疾与疟疾侵袭着每个人。尸体发出奇臭，无暇掩埋。负伤的官兵卧在脓血与蛆里，溃烂在侵蚀他们的生命。药？连清水都不易找了，可是战斗的意志却升到最高峰。”“一位士兵受伤，打坏了左臂，再上前线，又断了腿，头也伤了。他又到军部去。‘报告军长，我还能动，请您信任我，派一个人背我到阵地上去。只要一挺机关枪，在我未咽气时，决不让敌人上来。’他惨白的脸上挂着两行热泪，脸绷得紧紧的。‘好！中华民国的军人都像你这样，一百个衡阳也守得住。你现在是中尉了。’方军长也流泪了，用手轻轻拍着他的背，派那唯一的勤务兵把他背走”，送进战壕。“陈祥荣九死一生的回来了，他带给我们关于衡阳47天防守战的真情实况。衡阳的每一个战士，不论他现在是死是活，都对国家尽了最大的贡献。解围不是他们的能力，但他们已守到了最后的一天。”《大公报》在载毕这篇报告文学时，配发评论《读〈衡阳四十七天〉》，表达对衡阳守军的敬佩之情。
1944年11月，方先觉军长在军统的策应下，逃脱虎口，辗转回到重庆。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欢迎。《大公报》1944年12月13日社论题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诉说衡阳激战之时后方的焦虑，报上刊出方先觉军长等“来生再见”的电报，读者潸然泪下，待到“守军已牺牲殆尽，方军长情况不明，衡阳陷落”的消息发表，多少人都痛哭失声，敌人关于“方军长投降了”的宣传又给人们极端悲痛的心情上抹上一层阴影。后来，陈祥荣分队长脱险归来，人们才知晓战事的艰苦卓绝，孙鸣玉参谋长、周庆祥师长逃出来，才知道衡阳的最后一幕是“力竭被俘”。所以，现在，方军长逃脱魔掌而回到重庆，是天大的喜事，要特别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文中还把方军长及第十军作为镜子，批评全州、桂柳、独山战线的溃退。同日，《扫荡报》发表《访问方先觉将军》，方先觉将军面对记者的致敬表示惭愧，说自己“既未成功，又未成仁”。回忆8月7日夜突围的希望变成绝望时，他“想到的只有报国的一死。他的左右拥抱着他，不让他自杀”， 8日，“衡阳城中央银行的军部被四面八方突破核心防线的敌人包围了，于是，方将军和多位高级军官都被劫持了。”接着，记述了方先觉将军“誓死不从”日伪以“先和军”军长对他的利诱，最终于11月19日得以逃脱魔掌。1944年12月20日，《扫荡报》发表社论《欢迎衡阳守将归来》，肯定第十军以实际上只有两个半师的兵力血战47天，“尽了职责，献了全力”。当衡阳沦陷、音信杳然时，后方的关切与日俱进。“固然，军人大义，不成功即成仁。为国而死，死有重于泰山。但人人均望诸将士，以必死之心，求不死之道，留其生命与能力，再为党国服务。衡阳失守，日后必能收复；将士殉职，则为不可补救的损失。而且，‘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率孤军，守危城，御强寇，歼敌至夥，战绩辉煌之将更难求！衡阳之战结束后，战火由湘而桂，由桂而黔，每当一城沦陷，一地弃守，战局即感紧张；我们对衡阳光荣之战与衡阳将士之功，思念之情也益增。如今，衡阳守将方、孙、周诸将军已安然脱险返抵陪都了，全国人士听到这个消息，该是多么庆幸与兴奋！我们守土有功的将领并未遭敌毒手；国家保全几员战将，敌寇多增几个劲敌，这真是值得庆幸与兴奋的事！”1944年12月20日《救国日报》发表题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的社论，以唐代爱国名将张睢阳作比，高度评价衡阳保卫战对于整个战局的重要作用。文章说：“这样克尽厥职的军人，即令终于为敌俘虏，将来战胜，交换俘虏，而得生还，我们国民犹当极端崇敬；而况方军长等虽在俘虏营中，仍不忘祖国，不忘抗战，冒生死之危险，逃出敌人天罗地网，归入抗日阵营，尤值国人崇敬！所以全体国民，闻方军长之脱险归来，无不眉飞色舞，而想望一见其雄姿。这是完全出于国人之真诚。”1944年12月20日《扫荡报》刊出启迪写的《方先觉将军是怎样脱险的》，分析敌人对方将军给予优遇的原因：一是日军惯于利用人类崇拜英雄的心理来训练其部队，而方军长在古北口、上海、台儿庄、九江、南京、长沙、常德无数次的恶战苦斗，已经给予其极深刻的印象，此番衡阳的较量，更是让敌手胆寒，在被劫期间，日军官兵见到他，“不敢稍有冒犯行为”，甚至敌兵中常有跷起大拇指向方将军表示“好的”“好的”。二是敌人企图软化方军长，但“他的铁石心肠，终于使敌人无可奈何”。方先觉的脱险自然有赖于人民和游击队的帮助。
《救国日报》的社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也透露：“不料在重庆竟有某报，对于方军长之脱险归来，并未登载一字”，社论对此颇有微词。其实，何止于“某报”，就连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在前述第十军参谋处作战科长姚少一上校讲述记录整理稿的批语中，也对所说方军长自杀之说表示怀疑：“有些地方非事实，方军长既一再拟自杀，为何尚在人间受敌寇之侮辱虐待耶”。何应钦资历老、官阶高，可惜对人之心理的幽曲微妙竟然如此无知。人在激情状态下，选择死亡，以全“名节”，古往今来，并不鲜见；而一旦冷静下来，自然的生命意志与超越感情的理性占了上风，则会选择生存下去；除非外部环境恶劣到无法生存，自己身体病痛生不如死，或者心理危机难以自拔，自然另当别论。或许在何应钦那里，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性，他也认同那种冬烘先生式的看法——“英雄美名，唯欠一死”吧。儒家讲究气节，“不成功便成仁”成为人格的标准。古往今来，曾经有多少人为此而殒命。汉代李陵出于不得已而留滞匈奴那边，便成为家人被诛杀的不赦之罪，司马迁为之解释，竟然遭受宫刑的身心双重摧残。现代方先觉将军为保护9000名伤病员的生命安全，不惜牺牲个人的所谓“名节”，不惧俘虏营的屈辱与痛苦，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而与太平洋战争期间驻菲美军司令温莱特中将相比，又显得多么可怜[97]。
第三节 想象与写实
第十军将士的英勇无畏与巨大牺牲赢得了人民的景仰。战时的支援自不必说，后来在虎口逃生的途中，得到了难以尽数的帮助。战区之外的人士多以诗歌寄托情怀。衡阳保卫战打响之后，鉴于此前豫中连失数城，长沙刚陷敌手，李竹侯担心衡阳不能持久，于1944年7月2日赋诗《美报论此次战事属世界性，衡阳虽陷不足介怀》来缓解自己的焦灼心态：
战事形成世界性，衡阳虽陷亦寻常。
盟军大会华南日，且看交飞奏凯觴。
城陷之后，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刘永济赋词《浪淘沙》，引语说：“衡阳之役，闻方军苦战四十七昼夜，将士伤亡殆尽，而援军不至，词以哀之。”词曰：
风雨卧天涯，凄断金笳。故山从此战云遮。莫向蒿藜寻败壁，雁也无家。残垒跕饥鸦，白骨叉牙。苌弘怨血晕秋花。新鬼烦冤旧鬼哭，无尽虫沙。
女诗人沈祖棻也赋词《一萼红》，引语道：“甲申八月，倭寇陷衡阳。守土将士誓以身殉，有来生再见之语。南服英灵，锦城丝管，怆怏相对，不可为怀，因赋此阙，亦长歌当哭之意也。”
乱笳鸣，叹衡阳去雁，惊认晚烽明。伊洛愁新，潇湘泪满，孤戍还失严城。忍凝想、残旗折戟，践巷陌、胡骑自纵横！浴血雄心，断肠芳字，相见来生。谁信锦官欢事，遍灯街酒市，翠盖朱缨。银幕清歌，红氍艳舞，浑似当年承平。几曾念、平芜尽处，夕阳外，犹有楚山青！欲待悲吟国殇，古调难赓。
文学创作不仅有诗赋短制，也有王治安的四幕八场剧《孤城落日》（中国光明剧社出版社1945年3月初版），描写一对青年从中央训练团归来，正赶上衡阳保卫战打响，积极报名加入第10军。二人见证了葛先才师长率部夺回五桂岭、张连长全连人死于日军的毒气，最后弹尽粮绝，方军长等被俘，终于逃出。剧本虽然显见粗糙，但剧作家热情可嘉，而且以舞台剧形式表现方军长与衡阳保卫战，大概还是首次。
更多的文学表现是参战者的回忆。有的写于抗战的硝烟尚未散时，如第九战区派驻衡阳保卫战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蔡汝霖写于1945年5月的《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中华书局1946年5月），预十师三十团三营副营长蒋鸿熙少校完稿于1946年的《血泪忆衡阳——衡阳保卫战亲历记》，衡阳保卫战时任迫击炮连连长的白天霖于1984年推出的战史《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预十师师长葛先才晚年撰写的回忆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等等。回忆录虽然在细节上难免有错漏之处，但整体上呈现出衡阳保卫战的全景图，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历史细节。
如蔡汝霖的《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就披露了在衡阳战事胶着之时，日军空投挑拨离间、瓦解斗志的传单：“能征善守的第十军诸将士：任务已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决不以敌对行为对待。皇军志在灭美空军。”[98]再如第十军一九〇师五六九团三营营长黄钟写于1985年9月2日的《衡阳保卫战后日军集中营残害战俘血泪记》，回忆了身陷战俘集中营的第十军官兵遭受日军残害后奋起反抗，以及他们设法报告方先觉军长之后，军长向日军交涉，使得集中营官兵生存境况得以改善的情形。
预十师三十团三营副营长蒋鸿熙少校的《血泪忆衡阳——衡阳保卫战亲历记》，虽然迟至战后60年才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但作者是衡阳保卫战亲历者，此“亲历记”起笔于1946年，完稿于1947年，当最为接近史实。《血泪忆衡阳——衡阳保卫战亲历记》从保卫战之前的“闻警”写起，写到部队集结、行军至衡阳、构筑工事，英勇作战，直至作者受伤被俘、脱险、战地医院疗伤。五桂岭、张家山、天马山等制高点的死守肉搏，官兵的惨烈牺牲均有逼真的描述。以第十军军长名字命名的“方先觉壕”，在衡阳保卫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回忆录写到构筑“方先觉壕”的一个细节：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高级幕僚陪同大本营的高参与美苏盟友视察时，为工事修筑现场找不到长官而向军长“告状”，军长到现场命令号兵吹军官集合号，只见与士兵一样短裤光头赤脚满身泥浆修筑工事的军官列队集合，让“告状”者不胜感愧。回忆录揭露了日军凌辱、虐杀战俘的罪行，也披露了方先觉被俘后对部下不失风骨、充满悲愤的一次“训话”。作品还抨击了战前个别地方官僚打官腔不合作的丑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百姓爱戴第十军、冒死帮助官兵脱险，作者由衷地表达了对老百姓的感恩之心。
台湾胡静《抗日演义》（台北崇武出版社1972年12月版）中的《方先觉将军死守衡阳》，文末所录的一首诗能够看出衡阳保卫战评价中的矛盾与诗作者敬仰方先觉将军的态度：
昔闻睢城能固守，今见衡阳佳话传；四十七天留劲节，名城名将著简篇。望断归雁一纸书，围城况味究何如？泰山军在应难撼，日落西山夕照余。雌黄信口诬丈夫，正气干霄岂容污？伫看苍龙归大海，始信汉将不降胡！魏阙丹心万丈雄，挣开金锁走蛟龙；吉人自有天相护，寒雨连绵迷敌踪。
简单的道德判断与清醒的理性分析之矛盾，造成了关于方先觉军长最后选择之叙事的错杂，也影响了文学史、抗战史的历史还原。
衡阳保卫战已经过去了69年，硝烟早已散去，我们应该以历史主义的眼光与比较文化的视野看待历史，从胜利中体验民族的自豪，从失利中寻找历史的原因，承传优秀的民族传统，摒弃陈腐的伦理枷锁；应该努力发掘潜藏在民间的抗战文学史料，辩证地分析不同史料的差异、矛盾，宽容地对待历史人物，尽可能接近并且呈现历史真相。这样，才能描绘出宏大而真实的抗战文学全景图，才能准确地认识错综复杂的历史，科学地把握头绪万端的现在，信心百倍地开创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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