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抗战的表现
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中国军队就已经有了地区性的抗战。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夜，日军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北大营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在请示上级得令“不准抵抗”后，他决定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斗部队由东面撤退。激战到凌晨三点多，赵镇藩始下令突围。9月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在上峰严令之下才含愤撤退，19日夜22时许，长春方告陷落。[109]1931年10月16日，日军驱使伪军进攻嫩江桥，我守军自动反击。11月4日至19日，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部进行江桥抗战。同年10月至1932年1月初，东北军在锦州地区抵抗日军进攻。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哈尔滨抗战从1932年1月中旬坚持到2月5日哈尔滨失陷。在此前后，由军人、警察、地方武装与民众组成的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此起彼伏。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在上海武装挑衅，蒋光鼐、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本来奉命接替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闸北防务、以避免战事的宪兵第六团，随着情势急转直下，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2月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命令张治中率领由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独立炮兵第一团山炮营等组成的第五军增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坚持到3月3日。
1933年1月至5月，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中国军队先后投入8个军团14个军（含1个骑兵军）、36个师（含6个骑兵师）、19个旅（含8个骑兵旅、3个炮兵旅），约25万人[110]，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城抗战。同年6月至10月，还有不被国民政府认可的冯玉祥统率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武装抵抗。1936年，日本关东军进逼绥远，企图推进其分裂、蚕食中国的霸权计划。晋绥部队积极调整军队部署，中央军亦派步兵、炮兵与骑兵驰援绥远。傅作义率第三十五军与赵承绶率骑兵军奋起抗敌，11月至12月取得百灵庙之捷等胜利，收复了失地。
对于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军队的抗日作战，当时曾有一些战地通讯、人物素描、话剧、新诗与旧体诗词等作品予以表现，相对而言，小说较少，这大概与作家距离火线较远、对于军队对日作战比较陌生、而且小说创作需要较长时间酝酿有关。更为严峻的形势还在于：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日本越来越强势，不仅加速蚕食华北，而且干涉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企图浇灭中华民族心中的抗日怒火。1935年5月，上海《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发表的易水（艾寒松）《闲话皇帝》一文中，涉及日本天皇，遭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抗议。在日本的强势压力下，国民政府查封《新生》周刊，法院判决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审查委员会七名检察官被撤职。在此背景下，丘东平的抗日前线题材小说就愈加显得难能可贵，但也打上了社会氛围的烙印，《中校副官》里的“日本”均用××来代替，《将军的故事》分别用W军与N军代表中国军与日军。而1936年3月25日初刊于《东方文艺》创刊号的《马兰将军之死》则用“戏中戏”——小说中儿童做游戏——的方式表现军民的抗战激情：马兰将军接受了汉章国王的意旨，命令守御长夏城的兵队从长夏城前线立即撤退。但马兰的士兵自忖：“我的身上有三分之二的血和肉，是长夏城出产的葡萄酒所化成的，我的全身，正充溢着长夏城的泥土的潮湿的气氛和香味”，如果严守马兰将军的命令，岂不“亏负了长夏城的守士的尊荣的名目”！岂不是“骁勇的仇敌要在长夏城的最高的晒台上，高举着他们的荣耀的战旗”！士兵们陷入了痛苦的深渊，长夏城的无数市民绝望地祈求神圣的主给予援助，诅咒负心的马兰。长夏城的市民们终于从沦亡中获救，但拯救者不是主的神将，而是“日常在长夏城的街道上往来出入，为他们所熟习的一队极平凡的、极普通的兵队”。汉章国王惊恐万状：“马兰的兵队闯了祸，马兰的兵队竟然敢于走入敌人的哨兵所密布的田野，惊扰了敌人的安静的营幕，使他们以狮子的雄姿，激动了忿怒之火；他们将卷土而来，把我的锦绣的河山裂成粉碎，——我在逃亡的途中，也要咬牙，切齿，永远记得马兰所给予我的罪累！”于是，他命令马兰“必须立即到长夏城的前线去，去制止长夏城的守士暴乱的行为，使这些——王国的祸患之种们，在三十分钟之内，一无遗漏的从长夏城的界线向外撤退！”否则，必须自刎。马兰遵命飞到前线，但是，“他看见他的兵队在一个个从脸相上消失了过去下属对上官的狗一样的驯服与遵从——他们正像勤劳的工蜂，热烈地搬运着弹药，筑着堡垒，挖着壕沟，擦亮着枪刺，一队接替着一队的开赴前线，去应付那必死的决战”。马兰意识到自己无法浇灭兵士抗敌的怒火，独自走进了长夏城的街道。然而，长夏城市民却把马兰将军作为抗敌英雄、兵队领袖来欢呼与拥戴。马兰将军重新振作起来，回到自己部属的营垒，站在长夏城的火线上，“一面向着汉章国王竖起了反叛之旗，一面把长夏城的战绩作为一己所有的一样接在手上”。扮演戏剧的游戏结束了，导演石藤对马兰做出了冷峻的批判，马兰羞惭地逃奔而去，马兰母亲哭着带人在沉沉暗夜中去寻找儿子。这部戏中戏饱含着作者从一·二八淞沪抗战到翌年长城抗战无奈撤退的切身体验，个中或许也融入了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政府当局压迫之下解体的惨痛感受。作品结尾那叹息“亘古不灭的悲愁”的城河，那洞悉一切的深邃竹林，分明就是作者丘东平的化身。
初刊于《青年界》第11卷第4号（1937年4月）的《中校副官》，其背景为1933年长城抗战中的滦河地区作战。1933年1月1日深夜，日军在榆关（山海关）制造爆炸事件，嫁祸于人，发动战事。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历时四个多月的长城抗战由此展开。不足2000人的守军同日本陆海空配合的3000余名强敌激战3日，寡不敌众，榆关失守。日军又把锋芒指向热河。国民政府先后派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官员到北平与张学良商讨保卫热河问题及筹措军费。2月18日，宋子文与张学良到热河视察。27名华北将领由张学良领衔发表热河抗战通电。2月23日，日军开始分三路进攻热河，3月4日承德失陷后，长城古北口、南天门、喜峰口、罗文峪、冷口、界岭口、义院口展开激战。日军进攻长城受挫后，向商震指挥的第二军团守卫的滦东发起攻击。4月11日，日军攻占冷口、建昌营和迁安后，滦河以西的守军侧背受到威胁。为避免腹背受敌，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商震第三十二军、何柱国第五十七军和杨正治第五十三军只得撤到滦河西岸，沿滦河布防。日军展开追击，先后攻占滦东的卢龙、抚宁、昌黎各县。后来，英、美因为日本侵略华北损害了其在华利益，以保护侨民为由，做出登陆姿态，于是，日军4月下旬撤回滦东部队，到4月底，滦东地区回到中国军队手里。[111]但是，1933年5月，日军卷土重来，滦东地区又发生战事，占领了抚宁、迁安、卢龙等地，中国守军何柱国、王以哲部西撤，滦东再次失陷。日军一直推进到香河、怀柔等地，进逼通县、顺义，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5月30日，中日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停战协定》。1933年1月至5月的长城抗战，日军伤亡2400人，中国军队仅十七军、二十九军、三十二军、五十三军、六十七军五个军，就伤亡18300余人[112]。
《中校副官》[113]所描写的就是1933年四五月间的滦河战事。作品中，从卢龙派到抚宁的一团人马，连同保卫队200余人，被日军包围，由向晚激战至翌日上午九点五十分，我军全部壮烈殉国。牺牲的惨烈不仅缘自我军以落后的武器面对日军的海陆空立体作战，而且也由于战争本身有时会酿成不得已而为之的残酷：“滦河以西的中国军，除了大部分远远地向望府台方面撤退了以外，全都躲在滦河西岸的掩蔽部中；他们用机关枪向那滦河以东的沙滩上蔓布着而进行撤退的中国军射击，制止他们的接近，掩护一连工兵在滦河桥上施放地雷，爆破滦河的桥梁，因为这是上官的命令，滦河的桥梁必须在此时立即加以爆破，要使凶猛的敌人在追袭的途中受了阻遏，而落后在滦河以东的中国军的残余队伍，无论多少，为了战略上的需要，也只好任其牺牲！”然而，正如叙事者所说，“战争是残酷的，中华民族的勇士，却不能不在这残酷的战争中，——为着宝贵的胜利的夺取而赋给这慷慨赴死的身心以可歌的壮健和优美。”作品的叙事节奏急缓相间，以兵站为舞台，展现出军队的文化工作，军部办只有一张纸的油印小日报《进军》，由劳司书一个人担任写稿、编辑、刻钢板与油印的全部责任。劳司书为新一期《进军》准备的题目是《武装的民众到前线去》，这一方面反映出前线部队对援军的期待，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民众高涨的抗日激情。喜峰口、南天门与冷口的失陷，滦东的急讯，都激起了举国民众爱国热情的鼎沸。报载各地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的消息给前线以鼓舞。中国的将领要信任民众，兵士要勇于负责，“在意识、勇气、乃至政治上，都要站在长官的前头”——军中政治工作者的这种觉悟，折射出作者的认识。作品也透露出中国军队装备落后、军部离前线之远和兵员训练严重不足等问题，如电话联络线被炸坏之后，军部传令兵从军部到兵站传达退兵命令竟然走了6个小时，中校副官去军部请求军长撤回成命，骑马也走了4个小时左右；战斗已经进行多日，兵站的新传令兵却还不曾把脚踏车学好。
这篇小说重点刻画的是受命负责兵站的中校副官。他富于军事造诣和政治素养，修身严谨，工作负责，敬重长官而礼贤部属，既善于思想交流，又能够严肃纪律，既明了民众在抗战中的价值，又晓得掌握宣传的分寸。在日本飞机的疯狂轰炸下，兵站工作仍然做得井井有条。中校副官正派耿直、忧国忧民，他无法理解撤退的命令，便去军部求见军长，阐述本军固守阵地、支援在卢龙城坚持抗战的友军的理由。军长以所谓“战略”的名义来做消极撤退的挡箭牌，中校副官不能自已地斥责他平日所尊敬的军长，认为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放弃国家的领土与军人的责任，“为着战略”，“这是放屁！这是胡说！”结果，被盛怒之下的军长开枪击倒。中校副官“仰着惨白的脸，睁得圆而且大的双眼，发射着黄色痛楚的光焰，却沉默地把上下唇紧紧地合闭着……”他已无需争辩，他以痛楚与愤怒的沉默、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对所谓“战略”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因为不能渡河而遗留在卢龙城的中国军，经过一夜的残酷的挣扎，终于击退了日军。眼前的危机化解，枪击中校副官的军长，此时却在给上峰的电报中，又说起了“本军据守滦东一带，当抱战死不屈之决心，不使丧失一寸一尺之土地”的“豪言壮语”来。作品反映了在中国军队中既有中校副官这样衷心爱国、勇敢明智、律己甚严、爱兵如子的军官，也有军长这样保存实力重于国家利益、军阀积习尚存、容不得下级半点批评的高级将领，一褒一贬，态度分明；批评的锋芒不止于指向军长，还有当时不便言明的国民政府。
丘东平的左翼背景[114]、激情性格与从军经历，使其对七七事变之前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进逼所采取的消极避让方针与无奈妥协的姿态，始终保持批评的姿态。《将军的故事》里，当在前线督战的团长报告W军“整排整列地呆站在那绝无军事设备的 S 城的街头，当作最优美的猎取物一样，让他们的敌人——N军用十一年式的手提机关枪轻便地扫射着”时，直接指挥S城W军的罗平将军要亲临前线去“明白我们 W 军到底是为什么而至于战败的”。“一个英勇的指挥官，往往就在这严重的关头显出了魔术一样的可惊的力量。”罗平统率下的部队，第一次战胜了 N 军。第二天，N军疯狂反扑，机关枪和大炮比此前任何一次的进攻都要猛烈十倍，一颗炮弹在罗平头上爆炸，溅起的泥沙几乎把他埋葬，但将军竟然毫发未损，被抬回安全的后方。他先是动手写了一份手令，要传令兵送到前线交给参谋长。转而唯恐手令被敌人截去，遂撕去了手令，单独向传令兵口授退兵命令，要他特别对参谋长说明“我们不是N 军的对手”。“但是，到了前线，那传令兵没有传达罗平的命令，却假借了罗平的名字，用他自己的话告诉了参谋长说：‘这是我们背城决战的时候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舍弃一寸一尺的土地！'”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命令”，“罗平统率下的兵士，对于作战的态度是惯常地具有着他们的坚强和果敢的”， W 军“经过了一度惨苦的挣扎之后，他们又从这严重的阵地崭然抬头”，转败为胜了。罗平建立了伟大的战功，本该报答那有功于他的传令兵，结果，那位传令兵反而被秘密处决了。这篇小说的结局与《中校副官》有相似之处，均为下级比将军更勇敢、更明智，下级正确判断验证或带来的战功却被将军据为己有。如此将军在前线部队中确实不乏其人，如第五军团汤玉麟部队前线阵地一触即溃，轻弃承德等；但是，也有宋哲元、佟麟阁、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关麟徵、杜聿明等将领身先士卒，所部拼死作战。尽管书中对高级将领与汉章国王的描写明显见出针对当局的左翼批判姿态，对罗平将军亲临前线之前的部队描写也给人以失实之感，但从总体上看，仍表现出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军队确曾对日本军队做过正面抵抗的历史真实。
第二节 正面战场的阳光与阴影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丘东平对抗战的表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也展开了更为开阔的视野。由于他与国军[115]的历史渊源，而且从卢沟桥事变起，国军便承担起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因而，他对正面战场多有表现。欧阳山、草明、东平、邵子南、于逢集体创作、东平执笔的中篇小说《给予者》，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写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揭示了爱国者黄伯祥从卡车司机成长为一名无畏的战士的历程，在淞沪战场上，这位国军少尉排长左颈被射穿，在战地医院治疗整整20天，刚刚恢复，便又精神抖擞地重返前线，在战斗中升任连长。为了断绝敌人的退路，他忍痛下令炮兵击毁了自家的铺子，8个日本兵被炸死，可是，自己一家除了弟弟被日本人抓走之外，全都与敌人同归于尽。他在目睹5年未见的女儿痛苦地死去之后，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新的战斗。作品中，多次写到短兵相接的肉搏，其中一次，40个中国军人为了争夺制高点，矫捷如猴般飞速地登上高屋的露天扶梯，但瞬间便有一大半应着日军的机关枪声倒下了，把枪杆抛向空中，一个个从那交互倾斜的楼梯上滚下来，而剩余的中国军人“像一道跟随天上的流云飞行的黑影似的投入敌人的队伍里面，在这样的短兵相接的肉搏中，听不见一响枪声”，“高屋上的敌人在中国军的格杀之下已经完全地歼灭了”，这样的细节描写逼真地再现了战斗的激烈。《第七连——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以作者的弟弟丘俊为叙述者，叙及在罗店担任作战的× ×军因为有三分之二的干部遭了伤亡，淞沪会战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拍电报到中央军校广州分校“要求拨给他一百五十名干部。我们就是这样被派出的”。在火线上，吃饭有时候“几乎成为和生活完全无关的一回事。我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中完全断绝了大便，小便少到只有两滴，颜色和酱油无二样”。“两个班长都死了。剩下来的一个班长又在左臂上受了伤。我下条子叫一等兵翁泉担任代理班长，带这条子去的传令兵刚刚回来，就有第二个传令兵随着他的背后走到我的面前说：‘代理班长也打死了。'”在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面对武器精良、训练有素、陆海空立体作战的日军，中国军队拼死搏杀，虽然给予日军以重创，致其伤亡6万余人，但国军将士也付出了伤亡25万人（占参战兵员的三分之一）的巨大牺牲。丘东平关于国军惨烈牺牲的描写，正是淞沪会战的缩影。
由于军事、经济等实力的巨大反差，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上，国军往往处于被动的局面，南京会战尤为明显。但即使是总体上失利，在具体战斗中也多有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江阴炮台的一员守将方叔洪上校的战斗遭遇》，就通过方叔洪上校之口，描述了国军官兵舍身杀敌的壮烈情景。江阴之战是南京会战的前哨战，战斗打响之初，营长孟广昌与他的部下就意识到，这一次无论胜败，恐怕都不能生还。然而，官兵的抗战热情旺盛如火。这场战役打得很惨，营长孟广昌战死了，他的一营几乎全部遭了伤亡。方叔洪上校一个阵地上的战友，牺牲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排长蒋秀，当敌人的坦克车冲来的时候，他迅速地和坦克车接近起来。他攀附着坦克车的蚕轮，用驳壳枪对着车上的展望孔射击，而卒至给蚕轮带进了车底，碾成肉酱。”视死如归的官兵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正是由于国军的拼死搏杀，日军遗下了高级将领的尸体与写有“河田原”的军旗。
在残酷的战争中，人的心理会发生极其复杂而微妙的变化。即便是怀抱爱国壮志的官兵，骤然遭遇未曾遇见过的重型武器与猛烈火力时也难免产生紧张、脆弱甚至恐惧的心理。《第七连——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描述道：1937年10月“二十四日正午，我们的第一线宣告全灭，炮火继续着淹没了第二线。我们是第三线，眼看着六百米外的第二线（现在正是第一线）在敌人的猛烈的炮火下崩陷下来。失去了战斗力的散兵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结集着。敌人的炮兵的射击是惊人的准确，炮弹像一群附有灵性的，活动的魔鬼，紧紧地，毫不放松地在我们的溃兵的背后尾随着，追逐着。丢开了武器，带着满身的鲜血和污泥的兵士像疯狂的狼似的在浓黑的火烟中流窜着。敌人的炮火是威猛的，当它造成了阵地的恐怖，迫使我们第一线的军士不能不可悲地，狼狈地溃败下来，而构成我们从未见过的非常惊人的画面的时候，就显得尤其威猛。它不但扰乱我们的军心，简直要把我们的军心完全攫夺，我想，不必等敌人的炮火来歼灭我们，单是这惊人的情景就可以瓦解我们的战斗力。”但闯过了这道恐怖关之后，便再也见不到恐怖。连长命令部下清走自己阵地上的溃兵，迎接新的战斗。
在丘东平的战场文学中，真实性得到高度的体现。既写出了日军武器装备的先进，又如实地表现日军的军事素质并非草包，诸如《给予者》所写：有一大队的敌人在两架机关枪掩护之下从小小的菜园那边出动了，“他们有着惊人的、震慑一切的勇猛，他们在同一个时候一律中了弹似的完全倒卧在地面上，可是瞬息之间又像死尸复活似的一齐地直站起来，他们的动作是这样敏捷，刚刚从对面出现，倏忽之间就迫近了中国军的阵地”。惟其如此，才能显示出我军牺牲巨大、取胜艰难的原因。
丘东平不仅讴歌中国军人的爱国情怀与牺牲精神，也不回避国军军事素质上的弱点。如《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暴露出兵员训练不够的问题：敌机在我军正在构筑的阵地上盘旋，“弟兄们永远是那样的一种愚蠢的样子，一点也不懂得掩蔽，对那‘司空见惯’的敌机保持着浓烈的兴趣，百看不厌。这样一来，阵地的目标完全暴露了。等到炸弹下降才知道危险，已经无济于事。对着这可恨的蠢笨，林青史曾经屡次地加以斥责，却还是没有效果，只好处罚十多人在树林里立正二十分钟。”再如《第七连——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写到，日军派出五个斥候兵做试探，我军第三排负责的本营的前进阵地便违反了连长的命令，过早地暴露了火力点，在敌人的监视之下一再移动重机枪阵地，自己的机关枪尚未发挥作用，10个战斗兵就一个个地倒扑下去。右边的友军，也经不住诡谲如蛇的敌人的试探，为了对付5个斥候兵，完全暴露了自己的全线阵地，以至于“敌人的准确的炮弹和我们中国军的阵地开了非常厉害的玩笑。炮弹的落着点所构成的曲线和我们的散兵沟所构成的曲线完全一致”。
如果说军事素质在战争中比较容易提高的话，那么，政治素质的提高则要难得多。国军渊源多脉、成分复杂，有中央军，也有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粤军、滇军、黔军、湘军、晋绥军等，部队中程度不同地残存着种种军阀作风。其表现诸如：不顾战场千变万化的实际，一味强调命令雷打不动；派系林立，相互之间缺少应有的协同，不顾全局，只图保存自己部队的实力，乘人之危，将战斗中被打散的友军强行缴械，或扣留在自己麾下、不许归还建制；长官容不得部属半点批评，以上压下，说一不二，动辄毙人，等等。丘东平在十九路军时，有一次就曾因为不知情而解散了长官下令集合听其训话的队伍，竟然险些被他所尊重的翁照垣将军一怒之下枪毙。丘东平对国军中的军阀作风有着痛切的感受与强烈的憎恶，卢沟桥事变之前在《将军的故事》《中校副官》里就曾经有所表现。令人痛心的是，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这类现象并未绝迹，所以，他又写了不少同类题材的作品。
《第七连——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表现出对那种刻板的“与阵地共存亡”命令的质疑。团长在电话里说：“我希望你深切地了解，这是你立功成名的时候，你必须深明大义，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连长表示自己是一个军人，已经以身许给战斗。他带领连队坚守阵地，在战壕里躲避炮火时，则对“与阵地共存亡”反思起来：“‘与阵地共存亡’。我很冷静，我刻刻的防备着，恐怕会上这句话的当。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错误，中国军的将官最喜欢说这句话，我本来很了解这句话的神圣的意义，但我还是恐怕自己会受这句话的愚弄，人的‘存’和‘亡’，在这里都不成问题，而对于阵地的据守，却是超越了人的‘存’‘亡’的又一回事。”“我这时候的心境是悲苦的，我哀切地盼望在敌人的无敌的炮火之下，我们的弟兄还能留存了五分之一的人数，而我自己，第七连的灵魂，必须还是活的，我必须亲眼看到一幅比一切都鲜丽的画景：我们中华民国的勇士，如何从毁坏不堪的壕沟里跃出，如何在阵地的前面去迎接敌人的鲜丽的画景。”连长显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所质疑的只是徒劳无益的牺牲，倘若个体的牺牲能够有利于阵地的巩固乃至整个战役的胜利，他会义无反顾地为国捐躯。果然，连长勇敢地带领士兵在阵地上战斗，直到受伤才不得已离开阵地。连长的思考其实是作者思考的直接投影，饶有意味的是，较之全面抗战之前，丘东平关于战略与战术的认识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七七事变之前，他在作品中激烈地抨击任何理由的撤退，弘扬不计代价的牺牲精神；而在全面抗战打响之后，他的态度则变得审慎、复杂起来，一方面讴歌慷慨赴国难的牺牲精神，另一方面则主张尽量减少盲目的不必要的牺牲。这恰好符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略思想[116]。
《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的主人公林青史，虽然违背命令擅自出击，但毕竟立下战功，然而死里逃生找到部队之后，却被执行了枪决。作品以冷静的叙述对军中的教条主义、军阀作风予以痛彻的揭露与抨击。《友军的营长》（情节参见第三章第二节）在国军与新四军高级指挥官的对比中，批评国军“军纪”的僵化与残酷，同时也称许新四军战术的灵活与宽容。
第三节 华中敌后战场的辉煌与复杂性
还是在叶挺将军被委任为新四军军长之初，丘东平就写过《叶挺印象记》。新四军军部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不久，丘东平参加了新四军，4月下旬作为新四军先遣支队的一员，挺进苏南敌后战场。他先后担任一支队敌工科长兼陈毅司令员的对外秘书、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等职，亲身参加战斗与敌后根据地建设。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以切身实感描写出华中敌后战场新四军的辉煌战绩，国共之间及根据地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
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毙伤日军少佐以下20余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0余支。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即兴赋诗曰：“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117]丘东平的速写式小说《截击》，通过亲身参加这场战斗的民运科长王同志的讲述描绘出一幅真实而生动的文学画卷，展现出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的勇猛、决断与机智，支队官兵在大雾里疲惫行进中突然发现日本军车的振作，眼看着第一辆汽车疾驰而去的遗憾，日军汽车中枪着火之后四个日本兵的拼命逃窜，日军军官“黄褐色包车”被击中后，我侦察参谋同日军军官的殊死搏击，我军仅以牺牲两个战斗员的代价就取得致敌死伤25人以上的骄人战绩，缴获甚丰。这篇作品的写作距离战斗仅仅一周，足见反应之迅捷。
新四军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编成之初，武器严重匮乏，全军1万余人，各种枪只仅有6200支（挺），而且以陈旧者为多。这种情况下，从装备精良的日军那里夺取武器，就有了重要意义。丘东平的《把三八式枪夺过来》描写我军便衣到敌人控制的市镇，紧急关头驳壳枪两次击发，均未能击响，勇士只能劈手夺枪，场面逼真，气氛紧张。作家没有夸张说我军5人全歼日本兵4人，而是如实写到仅击倒了一个日本兵，另外1个日本兵只是打伤了手。在敌人眼皮底下硬夺枪支，在25个日本兵4挺机关枪的追射中带着战利品归队，我军只有1位勇士的肩膀受了点微伤，这已经足以令人自豪。然而，并非所有的战斗均能遂愿。《王凌岗的小战斗——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独立支队战斗报告》，就描述了一次因我军一连两个班的预备队暴露了目标而导致流产的伏击战。
在抗战中，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犬牙交错，相互依存。新四军与国军不乏相互支援的战例。丘东平在表现这一点时，不能自已地对比国共军队的长短，称赞新四军，批评国军。《溧武路上的故事》里，国军“冷总指挥统率下的挺进军和攻击军，以及那些冒失地开到敌区中来的许多戚戚察察的军队”，“和日本人怎样英勇作战的情形人家倒没有见到，可是他们杀老百姓是杀得挺凶的”，所以，惹起了老百姓的反感甚至恐惧。他们本来就不懂游击战，加之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所以在对日作战中多有无谓的牺牲。有一次，两个营白天行军，遭到日军伏击，还来不及把枪从肩膀上拿下来，300多人就丢了性命。这种失败，“使他们愈加不容易在敌区中立足，而且愈加对人民施展残暴。”一个青年质疑他们对群众的怀疑而称赞新四军，竟然遭受活埋的厄运。然而，毕竟同是中国的军队，毕竟共同承担着抗击敌寇的责任，所以，新四军尽可能地给国军以支援。当冷总指挥属下的一个团处于日伪包围的困境时，新四军的一位支队参谋为这一团人带路，穿插夜行，使其安全地脱离险境。但是，支队参谋的小通讯员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增设冀察、鲁苏等两个游击战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担任游击。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总司令，辖有第五十七军、第八十九军、第五十一军及新编第4师等，共7个师约10万人；地方武装计有苏鲁皖游击军（共7个纵队，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山东保安部队（1个保安师、15个保安旅）、江苏保安部队（9个保安旅、1个税警总队），共约15万人。这些国军游击部队的来源，有成建制的正规军，也有地方民团与豪绅的私人武装，还有散兵游勇及占山为王的土匪，成分复杂，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参差不齐，敌后生存能力较低，加之越到后来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冲突越多，所以难以在敌后长期立足，除了少数部队在敌后坚持到光复之外，多数则先后撤出敌后游击区[118]。关于冷总指挥（指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冷欣）所部作战蠢笨与军民关系紧张的描写，客观反映了国军部署的游击部队作战的某些实情，也揭示了其无法在敌后立足的深层原因。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面临着复杂的形势，不仅要同日伪作战，而且要防范土匪的扰乱，还要在与国民党方面的摩擦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蒋老大和老叶》里，二先生对共产党抱有敌意，造谣生事，但是，新四军工作人员老叶以自己的热心与干练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使得恶人的阴谋无法得逞。《逃出了顽固分子的毒手——持团特务营政治工作人员钱一清同志的报告》表现出新四军的凶险处境。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对共产党武装力量在敌后的扩大感到恐慌，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镇江县长庄梅芳等反共分子，唯恐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壮大，肆意贬损，威胁恫吓，名利诱惑，当软硬兼施均未能奏效时，便狠下毒手，将特务营第三连的一个排突然包围，将连长倪俊及整排人绑缚，解下弹药带，又退出枪膛里的子弹。不想有几位同志的口袋里还有子弹，悄悄地上了膛，打了起来，战士才逃回一大半。当全营都要求给反共分子以严重教训时，马峰营长顾全大局，说服大家“为了尊重我们的政府，为了巩固内部的团结，我们却轻易不能动武！”他一面向国民党县政府提出抗议，一面报告上级。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快竟爆发了马营长及其全家被杀的惨剧。同时遇害的有一连连长、连长的弟弟、马营长的两个特务员，马营长的哥哥（县政府科长），连马营长的妻子与未满三岁的小孩也惨遭杀害。制造这一惨剧的罪魁祸首是不久前才反正过来的原镇江伪警察大队长、现任县政府大队长谈朝宗，他犯下如此滔天罪行之后又回到日本人手下去当伪官。虽然没有证据证实县长庄梅芳直接参与了血案，但是，其反共立场的确为汉奸阴谋的实现提供了方便。作家通过这一惨剧的描述，凸显出敌后局势的复杂，揭露了少数国民党官僚及其社会基础的褊狭刻毒，鞭挞了汉奸的狡诈残忍。
《茅山下》是丘东平为新四军与华中根据地写下的史诗性作品，虽然因其战死沙场而未能终篇，但从完稿的五章来看，已经显露出旭日初升时的绚丽霞光。作品凸显出新四军作战的机动灵活、以少胜多，表现出敌后战场刺刀见红的拼搏、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壮烈，夜拔敌堡的迅捷、军民千人破坏铁路的壮观，也写出了新四军腹背受敌的艰难处境。在司令部的一张五万分之一的战区地图上，标记着新四军一个又一个战绩。而“在另一个江苏全省的地图上面，敌我盘旋，烽火漫天的茅山地区，竟是突然地缩小，小到一个指甲片子都摆不上去了。谁都知道，顽固派是不准这地区扩大的，而且要把它缩得更小，他们以十万大军占据着广德、郎溪、高淳一带的地区，占据着整个的黄山山脉和天目山脉，到处的制造摩擦，捕捉新四军的通讯员，袭击没有武装掩护的新四军的工作者，顽固头子总指挥冷欣装腔作势的说：‘和你们新四军一道，事情总是不断的发生，你们还是去远一点吧！把你们的司令部搬到瓦屋山上去吧！’十万大军窃手窃脚的躲在新四军的背后，等候新四军什么时候从敌人的手里夺回来政权（以政权归返人民），他们就吞食这政权，——为的政权应该从那个剥削者交回这个剥削者。”新四军所面临的，不仅前有如狼似虎的日伪军，而且后有掠食狐狸似的顽固派，还有根据地复杂的社会状况、乃至新四军内部的种种问题。
根据地群众的精神面貌不可能由于卢沟桥的枪声一响立刻焕然一新，保守、愚昧、怯弱、盲目与不合群等国民性弱点，不时表现出来，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障碍。九里镇小饭馆老板的妻子曾经被日本人抓住受辱，“从此以后她就低下头来”，就连小老板也跟着低下头来。但他不是安慰妻子，而是雪上加霜一般每天都打她一次——用力抓住她的头发，重重地殴打她，让她重复那天被日本人抓住时说过的话“饶饶我！……饶饶我！……”通过这种处罚来挽回妻子与他的自尊。
乡镇基层社会组织的建立健全，历来是中国社会的难点。最初的九里镇青抗会鱼龙混杂，领导人之一黄荣新极力推荐叔父黄南青当抗敌自卫会理事长，叔侄俩暗地里勾结日本人。黄南青推荐的李孝良也是一派媚日言辞。“九里的市民处在从宝堰方面开出的日本兵直接的威胁底下，而又为那些以维持治安作借口，实则盘剥、抢劫、不务正业、蛆群一样生活着的人们所穿蚀。这些人把持着地方的政权和武装，自行成立一个法庭，在自己的家里附设监牢，他们压迫市民，随意的把一个人拘捕，给他镣铐或者更重的蹂躏。同时他们彼此也互相弄鬼……”。所以“群众厌恶抗敌会，厌恶青年团体，——因为他厌恶与这些抗敌会并存的许多穿蚀人民的混蛋。”群众已经对掌权者失去了信心，在群众的想象中，新来的一个“有权力的人”，在对“所有的混蛋执行一种惩罚”之后，自己一定会去无忧无虑地享乐，“把日本人的杀戮，汉奸亲日派的横行，绅士流氓的盘剥、抢劫，摆在脑后而置之不闻不问”。在这种不信任与对立中，必然会发生冲突。果然，改选会上出了乱子——小饭馆老板把一个青年抗敌会会员撞倒在地，而且野蛮地踢了一脚。结果被黄荣新带来的自卫队反剪两手，鞭子打破脸孔，要把他带走。另一个市民夺下自卫队的步枪，用斧头砍坏。自卫队开枪，纷乱中，“有三颗子弹一同射中了饭馆老板的头部，整个脑袋完全炸得粉碎”。群众骚乱起来，别有用心者趁风扬沙，会场陷入可怕的纷扰，“整个的九里镇完全在一种纷乱、愚昧、不能冲洗的恶浊中屈服地低下头来”。日本人更大的扫荡就要到来之际，九里镇的镇长在夜间秘密地派人到处去放枪，制造恐怖，另一边用维持治安的名义强迫农民出钱买枪，又成立与共产党武装力量相对抗的“自卫队”，杀害新四军在穿插间脱离部队的战士，诱动青抗会的负责人去当汉奸。根据地社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建立健全之难于此可见一斑。
中学生出身的年轻干部周俊，从清醒而睿智的司令员那里得到信任，被任命为工作委员会成员。但在参谋长郭元龙那里，得到的却是敌意和轻视。参谋长郭元龙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考验，身上留下了七个伤疤，他懂得作战，分析敌情头头是道，打仗是个能手，赢得周围人的尊敬，但也养成了骄傲自满。他对周俊不屑一顾，自己却弄出了许多与新四军本分格格不入的名堂来：“他集中精神去弄表，弄手枪，弄马”，常备队的分队长成德铭送给郭元龙一双尽管已经破旧的黑皮鞋，那个坏蛋及其徒弟们就做了郭元龙信任的从属。“九里抗敌自卫会被杜荣秀那个鸦片烟鬼把持着，整日里不做别的，只借新四军的名义在街上乱抽捐税，但是有一支卜克手枪送给了郭元龙，郭元龙为了答谢他，用一种永不能打破的沉默掩护着他。”周俊正直，勇猛，敢于批评参谋长，郭元龙不服，三人工作委员会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恰好日军扫荡在即，军情急迫，只能求同存异，共同对敌。半年后，当他们重逢时，参谋长已经意识到自己过去确实犯过错误，周俊也在战火的沐浴中，咀嚼着九里群众工作失败的苦涩教训，变得坚强、成熟起来。丘东平的《茅山下》在为新四军与华中敌后战场抒写史诗时，没有刻意回避矛盾，而是直面现实，这一点与丁玲的《在医院中》与《三八节有感》等作品对陕甘宁边区的表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对太岳边区的表现，颇有相通之处。《茅山下》题头诗写道：
莫回顾你脚下边的黑影，
请抬头望你前面的朝霞；
谁爱自由，
谁就要付予血的代价。
茶花开满山头，
红叶落遍了原野；
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
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诗中的“黑影”所指，不仅有外部的敌人、环境的艰难，恐怕也包含了内部的消极因素。作家对“前面的朝霞”充满了希冀，明知要“付予血的代价”，仍然选择要“战斗在茅山下”。丘东平像他笔下那些为民族解放壮烈牺牲的将士一样，为“前面的朝霞”奉献出年轻的生命。如今，旭日已经升起，但朝霞之绚丽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难能可贵的是《茅山下》不仅提供了丰富而深厚的社会内涵，而且在作家激情澎湃的笔触下，社会场景与心路历程的展开赋予大量意象化的表现，从而远远超越了一般抗战叙事文学的平铺直叙，富于生命的灵性。这部未完之作犹如断臂的维纳斯，给人以永恒的美丽与无尽的遐想。
丘东平表现抗战的创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留下了雄伟壮阔的历史画卷，从中可以了解波澜起伏的历史进程，也能够看到真实生动的历史细节，可以仰望民族脊梁撑起的朗朗晴空，也能够领略不时袭来的习习阴风。如果有谁再说抗战时期中国只有抗战而没有文学，只有“抗战八股”，而没有真实生动的文学表现，请他来认真读一读丘东平作品。丘东平以其战场壮举向世人昭示中国作家与民族、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刻画民族崭新形象的同时，也把自己深深地嵌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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