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公路中国境内959.4公里，其东段，即昆明至下关的原滇西路只需改善扩建，而西段，即下关至畹町桥547.8公里则全系新建，要翻越高耸险峻的横断山脉，跨过激流汹涌的澜沧江、怒江，工程之艰巨超乎想象。1937年11月18日开始，各段相继动工，全线高峰时期每天出工达20万人。经汉、彝、白、傣、回、景颇、阿昌、德昂、苗、傈僳等十余个民族的民工与工程技术人员及各级官员的艰辛努力，甚至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100]，于1938年8月底全线通车，后又不断进行加固、加宽、改线等改善工程，并在日本400余架次飞机20余回的疯狂轰炸下随时抢修，维系交通血脉的畅通。由于英国当局与日本妥协，1940年7月18日起，禁运三个月。1942年5月5日，为阻止日寇入侵，我工兵炸毁惠通桥，滇缅公路暂时中断。1943年中国远征军第二次赴缅作战计划确定之后，滇缅公路逐步恢复。滇缅公路在抗战中作为重要的国际通道（尤其是在所有的海上交通被封锁之后、驼峰航线开通之前，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输入了大批武器、弹药、油料、通讯交通器材等军用物资，亦作为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的进军路，为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顽强坚持与最后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血脉一般的滇缅公路，在抗战文学中留下了壮丽的篇章。
第一节 战歌与赞歌
滇缅公路修筑期间，工地上流传着一首《筑路歌》，亦题《公路是血路》，作者为时任龙陵县长的王锡光。龙陵县负担修筑40.9公里的任务，但仅有12200余户，64000多人，要在规定的4个月里完工十分艰难。紧急部署修路任务之后，王锡光县长前往承担惠通桥西岸修路任务的潞江乡，会见土司兼乡长线光天，拿出省政府的鸡毛信和装有手铐的木匣子给他看，表示若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自己只好与他一道跳潞江。责任感与逼促感可见一斑。工期甚紧，条件恶劣，龙陵县因工伤亡和带病回家后病故者计300余人，县长的两名随从秘书也染疾病故。为鼓动士气，王锡光以民谣体作《筑路歌》[101]：
修公路，大建树；凿山坡，就坦途；造桥梁，利济渡。裹粮携锄怒江边，哪管老弱与妇孺，龙陵出工日一万，有如蚂蚁搬泰山；蛮烟瘴雨日复日，餐风饮露谁偷闲。
总动员，追呼征逐荒园田，褴褛冻饿苦群黎；星月风尘度新年，一段推进又一段。死病相寻受颠连，飞沙走石轰石切，力已竭尽汗已干。伟大工程三千里，数月完成凭苦干。
民众力量真魁伟，前方流血后方汗。不是公路是血路，千万雄工中外赞。土方竣，铺沙填石更紧张。可恨天公心不良，朝朝暮暮降沱滂。
补倒塌，更难当。违误通车干军法，县官焦急一日忙；力竭声嘶呼民众，辛苦坚韧莫彷徨。非怪功命急如火，为国贤老罔自伤。
东洋倭祸已深入，封我港口占我疆。君不见，兽兵到处嗜屠戮，华北华南尽遭殃。又不见，华东华中成焦土，牛马奴隶俎上肉。
兵员补充战疆场，胜利必须武器强，武器强，还要交通畅。努力打开生命路，出海通达印度洋。国际同情齐援我，军火运输畅通航。最后胜利确把握，驱逐强盗国土复，还我山河武穆志，坚定信念兴民族。[102]
《筑路歌》艺术上虽然不事雕琢，质朴无华，但内涵却十分丰富。写实、感慨、鼓动、劝慰，兼而有之，不啻是一首现代乐府。“不是公路是血路”，不仅道出了公路浸透了工人血汗的真实，而且隐含着对交通大动脉功能的肯定。以往文学作品中大多处于对立状态的官与民，在这里则是团结在抗战旗帜下齐心协力同筑路。歌者的立场既不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个性启蒙立场，也不是同官府对立的民间立场，而是抗战使之强化的民族立场。《筑路歌》因其内容反映现实，形式贴近民众，所以深受欢迎，在工地上不胫而走，远远越过龙陵人的工作路段。
同样表现滇缅公路题材，杜运燮的新诗《滇缅公路》与《筑路歌》风格截然不同。杜运燮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期间，响应政府号召，从军抗战，先后在云南的昆明、沾益及湖南的芷江任“美国志愿空军大队”（即“飞虎队”）翻译一年；在印度比哈尔邦的“蓝伽训练中心”任中国驻印军翻译两年多；1945年回西南联大毕业。《滇缅公路》1942年1月写于在昆明担任美国志愿空军大队翻译期间，1942年2月25日发表于昆明《文聚》杂志第1卷第1期。
杜运燮深受西方现代派的诗风影响，但也承传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在广阔多元的知识背景与细致深入的观察体验的基础上营构诗思，丰富的意象多取自生活场景，清新动人，抒情跳跃性强而自然流畅，毫无滞涩之感。第一节以血脉与躯体的关系昭示滇缅公路的不平凡意义，进而导出更不平凡的人：
就是他们，冒着饥寒与疟蚊的袭击，
（营养不足，半裸体，挣扎在死亡的边沿）
每天不让太阳占先，从匆促搭盖的
土穴草窠里出来，挥动起原始的
锹锤，不惜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
为民族争取平坦，争取自由的呼吸。
在诗人眼里，那“穿过高寿的森林，经过万千年风霜/与期待的山岭，蛮横如野兽的激流，/神秘如地狱的疟蚊大本营，给战斗疲倦的中国送鲜美的海风，/送热烈的鼓励，送血，送一切”的公路就是筑路人不朽的化身。他用一连串的比喻写路的神奇：
看它，风一样有力，航过绿色的原野，
蛇一样轻灵，从茂密的草木间
盘上高山的背脊，飘行在云流中，
俨然在飞机座舱里，发现新的世界，
而又鹰一般敏捷，画几个优美的圆弧，
降落到箕形的溪谷，倾听村落里
安息前欢愉的匆促，轻烟的朦胧中
洋溢着亲密的呼唤，家庭的温暖，
然后懒懒地，沿着水流缓缓走向城市。
在诗人笔下，硬邦邦的土石之路获得了自由的生命，我们也跟随着一道体验风似的强劲、蛇一样的轻灵、鹰一般的敏捷。诗人写艰难，写牺牲，但没有渲染代价之沉重，而是努力昂扬着希望带来的兴奋、奉献换来的喜悦，并且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夜曲”——村落里“安息前欢愉的匆促，轻烟的朦胧中/洋溢着亲密的呼唤，家庭的温暖”，还有工人在工地草露上的打欠伸与城乡的不同梦境等描写，来调节抒情节奏与色彩。对自由的渴求、牺牲的勇敢、奉献的自豪与滇缅公路的奇崛之美构成一部壮丽的交响曲。如果说《筑路歌》是一首行进中铿锵有力的战歌的话，那么《滇缅公路》则是一篇热情洋溢的赞歌。近年有学者对这首诗的“歌颂思路”不无质疑[103]，其实这一方面缘于杜运燮的创作个性，另一方面是对抗战相持阶段亟须鼓舞士气之形势要求的自然回应。处于同一历史时空的朱自清对这一特色给予准确的体认，在《诗与建国》里称许这首诗“表现忍耐的勇敢，真切的欢乐，表现我们‘全民族’”[104]。在表现民族的力量与希望这一点上，《滇缅公路》与《筑路歌》堪称同调，但饶有意味的是，《滇缅公路》第二节插入了含有阶级矛盾的内容：
新的路给我们新的希望，而就是他们，
（还带着沉重的枷锁而任人播弄）
给我们明朗的信念，光明闪烁在眼前。
我们都记得无知而勇敢的牺牲，
永在阴谋剥削而支持享受的一群，
与一种新声音在响，一个新世界在到来，
如同不会忘记时代是怎样无情，
一个浪头，一个轮齿都是清楚的教训。
这或许是学生出身的青年诗人左翼思想的不自觉流露，或多或少地冲淡了“民族”主题的表达，使得诗篇在内涵丰富之中增添了一点芜杂。
朱自清是在论及诗与建国的关系时评价杜运燮《滇缅公路》的，在他看来，抗战与建国交织并行，“建国的主要目标是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其中包括工厂、公路、铁路、都市建设等。现代化的制度与群体，是现代的英雄，“这些英雄值得诗人歌咏；相信将来会有歌咏这种英雄的中国‘现代史诗’出现。”滇缅公路工程和贡献的伟大，“实在需要也值得一篇‘现代史诗’”，杜运燮的《滇缅公路》虽然还是一首“短歌”，而且“也许还可以紧凑些，诗行也许长些，参差些”，但毕竟显示出向“现代史诗”的努力。抗战期间，长篇叙事诗集中在抗战题材，如艾青的《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老舍的《剑北篇》等，其中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堪称史诗，沦陷区吴兴华的《吴王夫差女小玉》等亦不乏史诗风味，而朱自清所期待的建国题材却少得可怜，在这种背景下，《滇缅公路》便显得弥足珍贵。
第二节 逼真刻画筑路英雄群像
与诗歌相比，纪实性作品的数量明显要多，而且具有可以从容展开与细致刻画的文体特色。1938年8月通车后，许多报纸高度评价滇缅公路的成就及其战略意义，文体多为报道、通讯与述评。到1939年，陆续出现了文学性较强的报告文学，其中问世较早的代表作是1939年6月17日至19日香港《大公报》连载的萧乾《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此前，萧乾曾以《平绥道上》《鲁西流民图》《刘粹刚之死》等作品为世人所知。为了能把滇缅公路这一壮伟工程如实而生动地展现给世人，他风尘仆仆地在工地上往返跑了将近三个月，在奔走与采访中切身体验工程的雄伟奇崛与筑路者的巨大付出，愈加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决心为筑路英雄留下几幅群像。
作品开篇从幼年涉足罗汉堂的经验作比，书写行进在滇缅公路上的感受，继而描写完成如此巨大得不可思议的工程的筑路工人的形象。罗汉在此不仅象征着陡岩峭壁的险峻，而且贴切地表征着“密如蚂蚁的筑路罗汉们”的千姿百态：“秃疮脑袋上梳着小辫的，赤背戴草笠的，头上包巾、颈下拖着葫芦形瘿瘤的，捧着水烟筒的，盘坐捉虱的，扶着锹镐的，一个个站在路边，或蹲在山脚，定睛地望着。（嘿，悬崖上竟跑汽车了，他们比坐车的还高兴！）罗汉们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没牙的老媪，花裤脚的闺女。当西洋囝囝正该在幼稚园拍沙土玩时，这些小罗汉们是赤了小脚板，滴着汗粒，吃力地抱了只簸箕往这些国防大道的公路上‘添土’哪。那些羞怯的小眼睛仰头望到我时，那真像是在说：‘你别嫌我岁数小，在这段历史上，至少我也搓了一把土呀！'”男女老少齐上阵，不管是健壮的，还是病弱的，正是他们筑成了翻山越水的滇缅公路。望着悬崖上奔驰的汽车，他们是那样的自豪。后来杜运燮《滇缅公路》诗中所写——“沉重的胶皮轮不绝滚动着/人民兴奋的脉搏，每一块石子/一样觉得为胜利尽忠而骄傲：/微笑了，在满意地默默注视的星月下面，/微笑了，在热闹的凯旋日子的好梦里。”——可以说是萧乾报告文学中这一描写的诗性表现。报告文学提供了远比诗歌中更为丰富的细节，譬如“筑路罗汉”中有“盘坐捉虱的”，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不雅之举，但实际上反映出筑路工人生活条件的艰苦，临时搭建的草棚难遮风雨，潮湿，没有换洗衣服，难免虱子丛生；再者，这一细节也折射出作者1939年春天所看见的施工属于全线贯通以后的改善工程，劳动节奏已不似全线通车之前拼命赶工期那样紧张。再如，王锡光《筑路歌》只是说“裹粮携锄怒江边”“蛮烟瘴雨日复日，餐风饮露谁偷闲”；杜运燮《滇缅公路》也只能以凝练的笔触写他们“冒着饥寒与疟蚊的袭击，/（营养不良，半裸体，挣扎在死亡的边沿）/每天不让太阳占先，从匆促搭盖的/土穴草窠里出来”；而萧乾的报告文学则可以具体而微地展开描写：来自远方县乡的“老少英雄们”时常须走七八天的路才能赶到工地，无粮可带的，竟要白天筑路，晚上沿门讨剩饭；栖息之所，只是木棍作支架、树叶铺顶的小棚，遇到阴雨，实在与露宿相差无几。
生活的艰苦几乎达到了人的耐力极限，更可怕的是死神总是在工地上徘徊。萧乾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筑路者付出的巨大牺牲。胜备桥下桥基那个壮烈凄绝的夜晚，山洪暴涨，一千多个桥工，“手牵着手，男女老幼紧拉成一条受难的链索，面对这洪泛（液体的坟土！）绝望地哭喊。眼看它涌上了喉咙，小孩子们多已覆了顶，大人嚎啕的力气也殆尽。身量较高的，尽嚷‘松不得手呵！’因为那样水势将更猖獗了。——半夜，水退了。早晨，甚而太阳也冒了芽。但点查人数的结果，昨夜洪流卷去了三四十个伙伴。”面对如此惨剧，路工没有怨言，只是感叹“这就叫国难呀。”在悬崖上开路每时每刻都可能要付出沉重代价：凿炮眼的失足落江者，像鸟儿那么嗖地飞了下去；有的不知何时掉下崖去，竟不为人知，直到寻找另外的下坠者时，才发现先前的死难者。惨莫惨于炸石的悲剧，也许打断一条腿，也许四肢五脏都掷到了半空。火药箱过满而遗落的火药引来火蛇，把赵阿拴与五个伙伴炸飞到空中，又纷纷落下江心。峭岩绝壁上打炮眼的金塘子那对好夫妇，完成了规定的六个之后，没有额外酬劳，甚至没人知道，但基于对国家赤诚的一份圣洁，多打一个炮眼，然而，因过度疲劳，忘了在炸药上敷沙，没等这个好人爬远，爆炸了，人碎了，火星触着妻子的药箱，女人也炸倒在崖边。当“这妇人和世界永别的前一刻，她用搭在胸脯上的手指指腹部，嗄声地说：‘救救——救救这小的。’随后，一个痉挛，这孕妇仅剩一缝的黑眼珠也翻过去了。”“由下关到畹町，所有悬崖陡壁都是这样斩开的呵！”
除了洪水、坠崖、爆炸等意外事故之外，还有“一个没声响但是更贪婪的死神”，也就是“那穿黑袍的‘瘴毒’”，不时作祟，引发泥鳅痧、哑瘴、肛疹、羊皮痧等种种带有神秘症象的疫病，“永昌以南的路工死于瘴毒的数目很可惊人。如云龙一县即死五六百，筑梅子箐石桥的腾越石工二百，只有一半生还。”有些人武断地否认瘴毒的存在，概而称之为“恶性疟疾”。萧乾听过当地人的详细叙述，亲眼见过同行者的离奇死亡，他宁可如实记下当地的病名以及复杂的病状，以凸显环境的恶劣、筑路的艰难、牺牲的惨烈。老秀才张万有年近花甲，带着儿孙三代，同来修路，放工时，老先生盘膝坐在岩石上，捋着苍白胡须，用汉语和摆夷（傣）语对路工演讲这条国防大道的重要，并引用历史上举国对抗暴力的掌故。后来，老先生也为瘴气摄去了。萧乾写到这些人物与事件时，并未止于一般性的叙述，而是进一步抓住典型细节与典型场景，饱含深情地展开描写。譬如，写老秀才张万有：“生活是那样苦，他却永远笑着。”“临死，他还望了望那行将竣工的公路，清癯、皱纹的脸上，浮起一片笑容。”写到孕妇怀着救救腹中胎儿的渴求辞世时，作者紧接着写道：“这时，天已黑了。滇西高原的风在旷古森林中呼啸着，江水依然翻着白浪，宛如用尖尖的牙齿嚼啃着这悲哀的夜，宇宙的黑袍。”读到这里，读者分明也会感受到这种痛苦的嚼啃。无论是否有缘踏上滇缅公路，这条“血肉筑成的滇缅路”都将永远深深地刻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中。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无疑是一篇成功之作，但也许因为时间匆促，或是战争期间受访对象本身就缺乏全面而准确的数字，抑或报纸排版之误，作品的一些数据，譬如——“九百七十三公里的汽车路，三百七十座桥梁，一百四十万立方尺的石砌工程，近两千万立方尺的土方，不曾沾过一架机器的光，不曾动用国库的巨款，只凭二千五百万民工的抢筑：铺土、铺石，也铺血肉，下畹段（下关至畹町）一九三七年一月动手，三月分段试车，五月便全路通车”——与事实有些出入，但总体来说，萧乾达到了为筑路者刻画英雄群像的预定目标。
1939年9月，萧乾赴英国任教，他在海外时刻挂念着战火中的祖国，其中包括他描写过的滇缅公路。1940年7月17日，英国为了保全其在远东的既得利益，与日本签订了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的协定。萧乾在香港《大公报》（1940年10月17日）发表《滇缅路开放之前》，述说自己听到封路消息的痛心，并反映英国援华会“立即无条件开放滇缅路”的强烈要求及其向英国政府交涉准许红十字会药品及汽油先行通过的情形，揭穿英政府所谓事先“征询过帝国诸自治领之同意”等谎言。1942年，萧乾在英国由向导出版社出版第二本英文书China But Not Cathay（《中国并非华夏》）（1944年再版），此书共分十五章，除了《滇缅公路》（即《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和《刘粹刚之死》是作者根据旧稿自译的以外，其余大都是他在英国各地所作有关抗战中的中国的讲稿，第一章是“当古老国家的危险”，他向西方人提出，“不要把中国当作古玩店，要他们正视从几千年沉睡中觉醒过来的中国。”显然，《滇缅公路》和《刘粹刚之死》是被用来作为觉醒中国的论据的。书仅一百四十页，却附了近百幅精美照片，其中滇缅公路那几幅是作者自拍的[105]。
后来的报告文学在细部开掘与性格刻画等方面亦不乏新的突破。木枫1939年9月21日脱稿于昆明的《一〇六号桥——滇缅公路是怎样筑成的》（1940年3月，《七月》第5卷第2期在“速写”栏目刊出），以一〇六号桥修建过程中的一场洪水灾难来展示公路修筑的异常艰难与巨大牺牲。桥建在一条深宽度二十丈开外的沟上，这条沟一年内有三百天只流着碗口来粗的一股水，人们戏称“洗脚沟”，而一旦久雨后山洪暴发，则十个沧江汇合起来也不及它那么汹涌，转弯处山腹常被冲扫去几十丈宽，因而又叫吞山河，民间说是“母猪龙”发疯作怪。若赶上洪水下来，沟底的牛羊、路人难有活命的希望。工期紧张，四五天连绵雨下得筑路工心急如焚，小人物性格上的种种优点与弱点渐次显露出来。大家都是义务性质，惟独赖二是一个大户人家出钱雇来的抵工，每天除去伙食，还有五毛钱干进腰包，三两月后会积下来五七十块钱。赖二盘算着将来用这笔钱置备一套家什跟李大师学手艺，或者买匹小马赶街做生意，那时自会有乡姑娘飞来眼波。小人物固然有其弱点，但正是这些卑微的小人物创造了滇缅公路的伟大奇迹。在小人物群像中，作者也刻画了近乎完美的人物，如李大师有文化，手艺好，做人正直，善于劝导有弱点的人向善，是受人尊重的工人首领；徐四则是普通工人的典型，他性情温和，本领高强，而且“热心工作，也爱惜时间，不轻易让光阴在闲散中溜走。成天白痴痴没事做，他会感到无聊赖。”别人躺下的时候，他补织草鞋。“大小工作在徐四做起来如猴子剥炒豆，迅速，灵巧，精细，带着强烈的趣味心理。”当山洪暴发时，心灵手巧的徐四本来可以脱险，可是因为他心疼墨斗铁尺、钢凿大锤等工具，离开石桥礅时水头子已冲到脚下，山洪一阵高过一阵，淹到了小腹，“沟水一阵比一阵紧急，混杂着泥沙，黄澄澄的；漂涌来连根的草芽，带绿叶的大树干，还有大小石子冲滚在里面。响声如飓风吹过长林，嗬嗬嗬嗬……那末粗砺，那末宏大。”如此危急时刻，他还从篼篮里捡出几个钢凿来，向沟岸上抛掷去。一个大石头在漩涡底下冲滚过来，把他打倒，急浪把他打沉下去，“又卷起来，只见他穿着的一套蓝色衣裤，浮动在黄色的水面上，脚手还伸舞了两下。再卷袭过一排大浪，就又淹没下去不见了。”与上述萧乾那篇视野开阔、气势恢弘的作品相比，这一篇视点集中，笔法细腻，性格刻画深入，就此而言，更像小说。
知名记者范长江也于1940年12月作《缅甸与滇缅公路》 （1941年1月刊《华商报》），开篇即说：“穿过云南横断山脉的滇缅公路，不但是中国交通史上的奇迹，而且是世界公路交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孔明那时，亦自谓‘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谁知这种‘不毛’地方，而今竟成为支持全民族抗战的一条国际交通要道。”“滇缅路的修筑情形，现在经过的人只知道它的伟大，而不容易知道它建造过程上的辛苦。若干友人都曾在滇缅路修筑时去参观过。完成这条伟大公路的，不是开山机筑路机，不是近代化的工程队，而是这一向被视为边僻之地的劳苦人民，使人触目惊心的是，这批崇山峻岭中的筑路队，不只是壮丁，还有无数的老人、幼童、妇女，甚至孕妇也参加其间！他们都是平日受国家恩惠最少，经济教育最落后的人民，然而在抗战大潮流之下，他们吃着自己的饭，无工资地为国家筑路，而他们所用的工具，除简单的农具外，就是他们的双手了。”这是一篇述评性质的文章，但在长于报告文学写作的范长江笔下，不乏生动的细节。“为了国家之独立与自由，中国劳苦人民对于自己的牺牲，是超乎寻常地忍耐的。在大理至畹町一段公路上，一位朋友在一九三八年曾去视察筑路情形。一位住在大理下关附近的农民，要经常自带干粮，步行两日，去参加筑路。有一次他隆重招待了这位视察者住食之后，提出了郑重的要求，原来无他，只要这位朋友的汽车往西去时顺便带他走两小时，免掉他这次两日荒山中的徒步，他就心满意足了。”这篇作品还提醒注意民族问题，确定新的民族政策，“要以中华民国以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来对抗大傣族主义这一类的运动。我们要在理论上首先给滇西各弱小民族以新的希望，使他们不起离心的倾向，然后改革他们旧有的土司统治制度，改进他们的生活，则他们不至于终日如在黑暗世界中，时时苦闷，处处有被外力挑动之可能。”
范长江素有政治敏感，1939年5月加入共产党以后，更加善于从政治大局思考问题。民族问题的确关系到抗战建国的前途，不过，大敌当前之际，傣、彝、白、回、景颇、阿昌、德昂、苗、傈僳、藏等滇西少数民族以及高山狩猎部族，都能与汉族同仇敌忾，团结一心，为滇缅公路的修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方面，谭伯英的《修筑滇缅公路纪实》有详实而丰富的记述。在诸多纪实性作品中，《修筑滇缅公路纪实》是一部特殊之作。作者自1938年11月16日起担任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作为滇缅公路改善维护工作的亲历者、领导者，他从改善公路的艰辛，到敌机轰炸下的抢修，再到为了挡住侵略者的铁蹄，忍痛炸桥炸路，做出了全景性地描叙。这部作品提供了其他作品未曾提供的大量内容，许多是只有亲历者才能写出的感人细节，譬如信号灯怎样设置，弹石路怎样打造，大约1.8米高的石碾子怎样压路（石碾子偶尔也会压死奔跑在前面的孩子），工人怎样招募，管理者、技术人员怎样与之有效地合作，遇到庙宇、纪念碑或是涉及民族信仰的重要墓地等，怎样尽可能地予以保护，少数民族在繁重的筑路劳动中仍然保持的生活习俗，边唱歌边干活的别致景观，等等。作品中还描述了工程官员、千余名技术人员与工人风雨同舟、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感人事迹。有了这样的描写，筑路者的英雄群像才是完整的。只是这部著作原系作者为了向世界介绍国人如何修建滇缅公路而用英文写作，国人所读到的是戈叔亚根据1945年6月再版本翻译的中文译本[106]。
滇缅公路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美国史密斯作《滇缅公路》，有亢德、云玖译本，上海亢德书店1941年5月初版；美国赛珍珠写小说《滇缅公路的故事》，有以正译本，新赣南出版社1942年4月初版，新评论社1946年再版。1940年曾以美国《自由》杂志远东记者身份到中国、日本、菲律宾深入采访过的华莱士，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作为美国空军第一电影制片分队成员，在战争情势系列片中，创作了一部《为中国而战》。其中谈到滇缅公路，披露了其他叙述中未见的背景：“几家国际知名的工程公司被邀商此事。他们说要完成这项工程需要六至七年的时间。然而，中国没有六七年的时间可等啊！于是，中国人开始赤手空拳自己干了起来……”解说词称赞筑路者：“他们既用脑，也用背。他们每筑好一座桥，留下可临时搭浮桥用的站桩。日本人一次次地扫射这些桥梁，但多亏沿路备好的临时浮桥，这条路线从未中断几小时。只要一连通，便可立即投入使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数以千计的汽车来回穿梭于两地之间……有时爬高达一万英尺的高山，又驶下近乎海平面的深谷，上上下下。沿着山势蜿蜒盘旋……有时行驶在悬崖峭壁之下。有的地方，来往会车的间距仅有一英尺，他们是沿着陡立的峭壁边缘行驶的。”[107]
抗战胜利至今已是甲子有余，当年承载着民族解放希望的滇缅公路早已成为历史遗迹，但是，这条血肉筑成的公路仍然盘旋于质朴与绚丽交织的文学画卷，并借此将永远留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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