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之前的这些局部抗战，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重创了日军，打击了凶残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但当时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却得不到国民政府应有的肯定与支持，往往在弹尽粮绝之后不得不退出战斗。将士们的壮烈牺牲，不仅没有使我们的民族湔耻雪恨，反而成了国民政府对日寇侵略退让、妥协的筹码，使人民进一步蒙受丧权辱国之痛。如“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于同年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从上海至苏州、昆山之间广大地区，中国无权驻军，而日方则可以在上述地区驻扎“若干”军队；长城战役结束后，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长城沿线22个县为“非武装区”，不准中国驻军，而日军则可以“自由出入”。至此，华北门户洞开。
这时真是“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小说中的袁晨、黄梦莹、宋绮玉、田汀、胡丽娜等，就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有知识、有血性的年轻人。在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里，优秀的年轻人何止千万！他们和广大人民一道担当着积贫积弱的民族所带来的历史重负，忍受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加诸老百姓的贫困、灾难与屈辱，还要面对独裁的统治者宣称的“抗日有罪”的荒谬逻辑及伴随其而来的迫害！他们不屈不挠地、坦荡执着地走着自己择定的人生道路，努力追求与实现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以及个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俗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乱世：连年的内战、连年的天灾、深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为个体生命，像暴风雨下海洋中的一叶扁舟，生存已属不易，何况还谋求发展？可是，成长于这个艰难时势中的优秀的年轻一代，他们更多地系于心中的不是个人的荣辱与发展，而是人民大众的苦难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存亡与兴衰！爱国主义就像他们血液中的天然成分，流淌于他们全身！抗击日寇侵略，为祖国而牺牲是发自他们内心的决断，一点也不勉强，一点也不做作，是那么从容，是生命的本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他们终生践行的座右铭。
在他们血液中的另一个重要文化基因就是公理与正义。他们追求并努力维护着社会的正义与公平，对苦难的同胞、对弱者，充满了无私的关爱与同情。他们大多无意于诸如升官发财之类的追求，只想过好平凡而有意义的一生。可是，当外敌入侵，当社会上那些助纣为虐的践踏正义与公平的邪恶横行时，他们却勇于挺身而出，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并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时至今日，他们以及属于他们那一代的生活与战斗都进入了历史，而我与他们之间仅是一代之隔。在代际交集的几十年间，我作为他们的子侄、他们的学生，曾经和他们一起亲近过、交往过、生活过，因此，我要比许多后来者更熟悉他们，更了解他们。我尊敬他们、热爱他们！我深切感到在他们那一辈人的命运中，有太多的坎坷、折磨与不幸！他们仿佛是专为承受这一切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们是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苦难儿女！
正是由于他们把许许多多的苦难和伤痛都自己承受了，落在我们这一辈人身上的伤害与折磨就减少了。正如鲁迅所说的，是他们肩扛起黑暗的闸门，把我们放到了光明之中去！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我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厚重与庄严，懂得了我们民族祖祖辈辈所确认并以壮烈的牺牲加以守护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诉求。
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既是这个民族的显意识，也是它的潜意识。作为显意识，它是可以书写、可以传播、可以讲解分析的；而作为潜意识，它是无声的，是一代代人的嘉德与懿行，是人们的心理归依与爱憎情怀。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千百万先辈们的抵抗与奋斗、流血与牺牲，都在彰显着这些核心的价值；而与此同时，也为我们伟大民族的核心价值的丰厚内涵，增添了一代人的积淀！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今天，已70年了；淞沪抗战作为全面抗战的标志性战役，距离今天还更远一些。每次重温先辈们的英勇顽强和壮怀激烈，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是一次成长的教育，都会再一次加深对现实昭示的我中华民族崛起的艰难历程的认识。正是：“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二战期间，牺牲在德国法西斯手里的捷克斯洛伐克著名记者伏契克，曾给我们留下了一句名言：“人们呵，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安徽文艺出版社特将我的这部《上海·一九三七》列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原创长篇小说系列”之中，让我十分感激。这部小说的写作依据了我1987年在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同题材小说《国难》，这次修改重写，堪称一部新作，感谢鼓励并帮助修改重出本书的我的学生李子迟（肖飞）、刘景琳，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精心编辑与出版。
江建文
2015年4月30日于广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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