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晨置身于气味混浊的人流中出了车站。他形容憔悴，衣衫褴褛，两手空空，是个名副其实的难民，和他身边那些陌生的逃难者并无二致。现在他置身于车站外面的广场上，经受着七月那火辣辣的阳光照射，内心阴霾还是不能驱散。他放眼这个由店铺、广告牌、遮挡的竹篾棚、小货摊、遮阳伞、大板车、三轮车等等充斥的广场，觉得仿佛是当今这个混乱时局的缩影。
不久前，他曾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虽然九死一生，但这里有宋绮玉、杜夫人，还有周刊社的一众同人；远处也还有梦莹供他牵挂、供他思念。如今梦莹死了，杜夫人离开了，周刊社的同人很多也自谋生路，疏散到了其他地方，只剩下宋绮玉，单枪匹马地在筹备复刊。他感到无助，感到孤单，内心泛起一阵悲凉！
他顺着车站旁商业繁盛的大道往市中心走。沿街乞讨的老人、妇女、儿童举目可见。他想，这些人之中，肯定也包括了由于国军奉命炸开黄河花园口堤坝，从被淹没地区辗转流落到这里的灾民。他自己不也是一个吗？回想起这番遭遇，就像做了一场噩梦。袁晨不由得从胸腹里，深深地叹出一口气！
走出车站广场后，街道上依然摩肩接踵，车水马龙。这里那里，不时响起一阵阵雄壮的抗日歌声和口号声。有一幅数丈长的红布，从一座高楼的天台上垂挂下来，上书“保卫大武汉”五个大黑字。字体苍劲，令人猜想它也许出自某位前清老翰林之手笔，给人一种悲壮之感。
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搭在十字路口一侧的那座“献金台”。台口上方张挂着“纪念抗战一周年”的横幅，两侧分别贴着四个大字，右侧“有钱出钱”，左侧“有力出力”。
袁晨这才记起今天是七月七日。屈指算来，离开汉口已有两个来月了。时间不长，眼前所见变化却很大。他想起黄梦莹。她始终未能踏上这块向往已久的“战时首都”的土地，心中一阵疼痛。那些早她一步来到武汉的朋友们，也许正盼着与她见面呢。
这时，献金台前已是人山人海。袁晨只好暂时停下来，隔着一片黑压压的人群，驻足向台上观看。
献金活动正在进行。台子正中那高大的红木箱就是献金箱，箱的一侧站着位仪态端庄的妇女，从人们的议论中知道她是某要人的夫人，被请来做献金台的台主的。台子侧边还设有个献物处，凡有献金银首饰、珠玉、古玩之类的，经由这里的工作人员接收，然后，当场张榜鸣谢。人们正络绎不绝地走上台去捐献，那些一时尚未轮到的，排成队等候在台口的台阶前。
这时，一个老汉怀抱个陶制的扑满，迈着蹒跚的步子登上献金台。他当众把扑满砸开，里边的钞票撒了出来。他抓在手里递到那位以台主身份出现的某夫人跟前，说：“我是做小本生意的，积攒了一点准备养老送终的钱，尽是小钞，请不要嫌弃！”
夫人对老汉点头微笑，帮助他将钞票塞进大红箱的口子里。台下群众给老汉鼓掌。
好几个外国记者一直守候在台子的侧边等着拍照，这时纷纷抢拍老汉献金的镜头，不约而同地围着老汉调整拍摄角度。
跟在老汉之后登台的是位打扮入时的妇人。她一手扶着肩上挎包的带子，一手拽起长裙的下摆，缓步拾级而上。她从肩上取下鸡心形的做工精巧的皮包，拉开包链，对着大红箱口，将里面所装的钞票尽数倒了进去。这一慷慨的举动得到一阵热烈的掌声。她高兴地回眸看看站在台下的丈夫——一个身穿西装、戴眼镜的中年人，嫣然一笑。她丈夫微笑着点头。太太受到鼓励后，抬起手来，将一副耳环摘下，递给“献物处”的工作人员。
这时，在抢拍镜头的记者群中跑出一位女记者，来到献耳环的太太跟前，叫一声“密斯夏”之后，便热情地拥抱她。被叫作“密斯夏”的太太容光焕发，同时回抱女记者。袁晨认出女记者是史沫特莱。
不一会，“献物处”工作人员贴出了一张红纸，上写“夏洛芸女士献白金耳环一副”。台下的热烈掌声持续了几分钟。
袁晨觉得这姓名好熟。他终于记起来了：那是去年在仓库监狱蒙难时，难友中有个叫杨春的翻译家，在诉说自己不幸遭遇时提到过妻子夏洛芸的姓名。那么，刚才站在台下向她微笑示意的就是杨春了？难怪一瞥之下，有点面熟。不过，今日的杨春，与昔日那副愁眉不展的落魄样子，毕竟大不同了。他想和杨春叙叙阔别，朝他刚才站立处看去，只见他搀着从台上走下来的太太，消失在人丛中。
这时，一支学生游行队伍迎面走过来了。
领头的是个短发齐耳、穿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她手里拿着一面用彩色标语纸做成的小三角旗，沿途呼喊着“保卫大武汉”等救亡口号。每喊一声，她那双明澈、动人的眼睛便向身后的队伍望一下，使你能更深切感受到她口号中的激昂情绪和坚强意志。
学生的队伍恰好停在袁晨身旁。人们自动围成个圆圈。学生们开始高唱抗战歌曲：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运河儿女喋血台儿庄。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四万万同胞奋起打东洋！
在歌声中，几名男学生已从附近一家店铺里借来张八仙桌，把它搁在圈子中央。于是，刚才领头喊口号的女学生，登上桌面，开始了宣传演讲：“同胞们，父老兄弟姐妹们！”
袁晨被吸引了。他专注地听着，心中有一种热烈而又亲切的感觉。
两个多月来，他经历了徐州大会战的失败和黄河决堤所造成的灾难，亲眼看到抗战一败再败，给老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他曾一度对抗战的前途感到过失望，梦莹的死，又使这种失望化作深沉的哀伤，一度冷却了他的热血。如今，他亲眼看到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包括这位女学生演说中表达的坚强决心，他感到惭愧！
女学生慷慨陈词。当她讲到日本鬼子对同胞们的惨无人道的蹂躏时，从八仙桌上“噔”的一声跳下。她认准了那个站得离她最近的难民，径直走到他跟前，面对面地说了起来。
这个难民就是袁晨。袁晨一愣，他没估计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时颇感尴尬。
女学生大概看出了跟前这位老乡的局促不安，她把语调尽可能放得和缓些、亲切些：“老乡，你原来也有一个自己的家，有双亲，有妻子儿女，有和睦相处的众乡邻吧？今天为什么要流落到这里来呢？是谁强占了你的家园，烧毁了你的房屋？是谁杀害了你的亲人，离散了你的家庭呢？……”
她的真挚感情使这些即使是从演说稿里背下来的词句，也具有动人的力量。整个场子静悄悄的，人们把充满同情的目光投向袁晨，其中同是难民的一些妇女和儿童，禁不住大放悲声。看到群众的情绪激动起来了，学生队伍中的一个男生举起手臂，领头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袁晨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和大家一起举着紧握的拳头。
演说的女学生对这样的宣传效果很感满意。她还剩下最后一段激励同胞们抗日斗志的话没说完，而这样的一段话是必须站回到桌子上去讲的。然而，使她大觉意外的是，当她掉过身来要再次登上八仙桌时，桌面上已经稳稳当当地站立着一位男子。
这人约莫三十岁，细长身材，穿件夏布长衫，戴副眼镜，手里拿一份卷成筒状的报纸。他朝愣在桌边的女学生微微一笑，说了声“对不起”，便把脸掉了过去，朝向八仙桌四周的群众：
“乡亲们，弟兄们，姐妹们！抗战把你们抗苦了！战争不是个好东西，它害人，害得你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古时候，有个圣人说‘苛政猛于虎’，我看今天的战争比起苛政来，比起任何一只老虎来，都更凶、更可怕、更恶毒！”
周围的群众听得很认真。尽管大多数人都听不懂那句圣人的话，可是，这位先生拿战争和老虎相比大家是听懂了的，频频点头。他们之中有的人感到这位年轻的先生尽管不如刚才那位姑娘热情，嗓门也没有那么清脆、动听，但他讲得平稳、清楚，很有说服力。另外一些人则感到这位演说者的出现太突然，而且话里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异味，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于那些中学生，刚才看到这个陌生人占据了他们的桌子，颇为激动了一下，但很快平静下来。既然都是宣传抗日，又何必分你我！
“诸位，天下没有不结束的战争。战争结束即是和平。中国和日本的战争也有结束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实现和平！”
演讲人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旨意。人群骚动起来了，有的人表示赞同，有的表示反对，甚至那些为了外出宣传而特意训练过的中学生，对这番话也分成了赞成和反对两派。刚才发表演说的那个女学生，是反对派的坚定分子。她不客气地用拳头擂着八仙桌面，命令陌生的演讲者：“你快下来，下来！”她的支持者们则向陌生男人发出了嘘声。
演说的先生背朝着她，似乎连掉过头来望一眼也不屑，只是用左手朝身后摇了摇。他的右手平举，晃动着手中的报纸筒，对众人喊道：“诸位安静！安静！”群众中的嚷嚷声平息了下来。他举着报纸筒，神情庄重地说：“其实，这和平的主张，绝非鄙人的浅见，而是我们的汪议长、汪副总裁的宏论：诸位请看，这是登在《中央日报》上的，还能有错吗！”
说着，他展开手中的报纸筒。然后，跳下了八仙桌，来到群众跟前，把报上刊登的《汪精卫与德国记者利希曼谈和平》那一篇文章，出示给每一个人看。
袁晨在此人开始演说不久，便听出了他的用意。他联想到一年多以前，全面抗战尚未爆发，由汪精卫等亲日派组成的所谓“低调俱乐部”，贩卖的就是这种汉奸言论。他主编的《热血》周刊，曾经予以痛斥过。想不到今天又在这儿听见了。汪精卫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以及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这样的演说者不可能没有政治背景。他感到有责任向民众揭露这种和平论调的卖国祸心。
虽然八仙桌上已没有了演讲的人，但周围的听众不仅没有散去，反而越聚越多。那份《中央日报》在人们手中传递，穿长衫的演说者的身影在人群中晃来晃去，时而听见他大声地强调：“官吏就是政府，攻击副总裁的言论就是攻击政府！”中学生们看见这种局面也拿不准是忧是喜，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再宣传下去还是换个地方？意见不同的两部分学生在争辩不休。
袁晨走到学生们中间：“同学们，我想对大伙讲几句话。”说着，他指指身旁的八仙桌。
学生们见这个难民走到他们队伍里来已感到奇怪，听了他的请求更是疑惑不解，个个面面相觑，大睁着眼睛。最后还是演说的姑娘对这位被她感动过的老乡产生了信任，她以领队的身份朝袁晨点了点头：“好吧！”
这时，街上突然响起了叫卖《热血》的喊声：“《热血》，《热血》！复刊号，两角钱一本！”
袁晨喜出望外。他立即踮起双脚，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用目光去寻找。果然是她！他向宋绮玉呼唤、招手。
宋绮玉从人丛中挤过来，由于用力，或是兴奋，脸上现出动人的红晕。
能在这样的场合见到袁晨，她太高兴了！徐州一别，快两个月了，梦莹的病情如何？袁晨看起来为何显得如此憔悴、苍老呢？她一边跑近袁晨，心里一边这样想着。袁晨顾不上和她说话，从她手中要过一本《热血》，便一步跨上了八仙桌。他在桌上稍稍站立了一会，等众人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时，开口说道：
“同胞们，是谁在我们神圣的国土上发动了战争？七年前，是谁用枪炮轰击沈阳城，侵占了东三省？一年前，是谁炮击卢沟桥，攻占我平津、上海、南京，屠杀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这些问题我想谁也能够回答：是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他们破坏了我们的和平生活，是他们发动了侵略我中华的血腥的战争！”
袁晨语气激昂，句子铿锵有力，很快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他站在桌上清楚地看到，人们不再传阅那份《中央日报》了，纷纷昂起头来注视着他，心里感到高兴。他举起手中的《热血》，继续说：
“诸位请看这本刊物，上面有一篇《徐州大轰炸目击记》，写的是两个月前发生在徐州的事情。让我念一小段给诸位听听。”
没有哪一位街头演说者敢于在听众跟前念别人的文章而不怕听众走散的。袁晨这时意识到他已经掌握了听众的情绪，他即将念的，也正是听众所关心的。
他朗声念道：“一个被弹片击中头部脑浆流出的男子，还下意识地狂奔了十几步才倒在路旁；那些奔至水塘边跳进去躲避的人，在绝望地挣扎中沉溺到水里；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在哀哀号哭中，两只小手各拉着一根断了的臂膀，那是他父亲和母亲的；一个被炸毙的孕妇，开裂的肚腹中，伸出只婴儿的手；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把重伤的母亲背到树荫下，知道已经无救，又返身去寻找他的弟妹……”
袁晨没有再念下去。他知道听众中很多是来自各地的难民，说不定就有从徐州的战火中逃出来的。他已听到人群中发出的对日寇的怒骂声和啜泣声。他自己的心情也很沉痛，说：
“我必须告诉诸位，写这篇目击记的作者黄梦莹女士已经不在人世了。”说到这里他瞥了一眼站在桌旁的宋绮玉，声音明显低沉下来，“她是被黄河决堤的洪水淹死的。据我所知，她生前十分热爱和平的生活。可是，日本鬼子不让她，也不让我们大家过上这种生活！”
台下的中学生完全听懂了袁晨话中的意思。那个演说的女学生神情激动，胸脯急速地起伏着。她一面用眼睛在人群中搜寻那个穿长衫的演说者，一面举起右手高呼口号：“打倒汉奸卖国贼！”
这一声呼喊把群众的认识提升了一步，许多人骤然感到心胸亮堂了，对刚才穿长衫者所讲的一番谋和平的话不禁愤愤。
袁晨看到演说的目的已达到，便从八仙桌上跳下来。他走过中学生身旁，招呼宋绮玉一同离去。宋绮玉手中的《热血》这时已销售一空。
纪念抗战一周年的各项活动还在继续进行着。袁晨和宋绮玉穿过汉口热闹的大街，他们过了江，登上龟山顶。一路上，宋绮玉告诉袁晨许多在汉口和武昌的老朋友的情况：许多文化人都去了三厅，虽然不情愿，但周公说了话，为了团结抗战，要大家以大局为重；杜夫人楚湘漓在周公授意下去了香港，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筹备药品和医疗器械；吴人哲之流通过董启源在赈济棉衣问题上弄的鬼已公之于世，郭楷也和董启源分了手，他对办出版社感兴趣，抽出一部分资金开了间带印刷厂的“公益”书店，给《热血》的出版帮了很大忙。
袁晨边听边“嗯嗯”地应答着，不时提问一些事，却并不表示什么意见。
来到龟山上，放眼长江和汉江，三镇尽收眼底。比起街上来，这里清静多了。今天不仅在汉口，武昌和汉阳也同时举行盛大的庆祝。俯瞰三镇，彩旗点缀在纵横的街道、屋宇间，这里那里，鞭炮声、锣鼓声连绵不断，隐隐可闻。
眺望着山下景色，两人都沉默了下来。良久，宋绮玉轻声试探着说：“梦莹她……”她是从袁晨刚才的演说中，得知黄梦莹遇难的消息的。登山时，袁晨把经过告诉了她。她此刻心情很沉重，不知该说些什么好。虽然在当今这个乱世，生命朝不保夕，死人已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她心目中，像黄梦莹这样心地善良又多才多艺的漂亮女子真不该死！老天爷让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让人们去怜惜、去疼爱的，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并且感受到，人性中的美是如何在一个姣好的躯体上生动地展开的。可是，这朵生命之花才刚刚绽放，还没来得及充分显示它的魅力，就突然间凋萎了！想到这里，她感到难受，她心痛如割，她终于号啕大哭起来！
幸好是在山上，附近没几个游人。她双手蒙着脸，低下头，肩头耸动着；那哭声很悲戚，很响亮，在山风的吹拂下，传送得很远，很远……
袁晨没有哭。他站在她身傍，眼里含着泪，面朝那长江流逝的遥远的天际，像是在深情地回忆那已永远消失的伴侣的身影，又像是在竭力摆脱那无限的悲伤。他劝慰宋绮玉，说：“逝者如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侵略的战火继续在燃烧，严峻的现实不允许我们为亲人多悲伤，只能为他们忍泪去顽强生存，顽强抵抗！”
宋绮玉微微点点头。她背过身去，静默了很久。
终于她的情绪恢复了过来，平静地说：“下期的稿子已送到‘公益’了，第三、四期也做了准备。现在你回来了就好了，我可以抽身出来多跑跑外勤。一应跑腿的事我包了，让你除了看稿之外，还能有时间写些重要的文章。”
袁晨满意地笑笑，说：“很好！你这段时间没有白辛苦，大家都很满意。”顿了顿，又说，“不过，我的意思是——”他欲言又止。
宋绮玉没有催问他。多年共事，她了解他的性格。她默默等待着。
袁晨终于说了出来：“我在考虑我们下一步的去向。”
“去向”一词，使宋绮玉颇感诧异，她反问：“那么，你认为这武汉保卫战……”
袁晨沉重地嘘口气，说：“我不是军事家，难以估计这战局的变化。不过，从种种迹象看，未可乐观。当局不是早已决定以重庆为陪都，许多要人的家眷不已经西迁了吗？”
“你的意思是我们也……”
袁晨摆摆手，打断了宋绮玉的话。但他没有正面说出一旦武汉沦陷，下一步自己想往哪里走，而是叙说了在离开徐州前夕，与李宗仁将军的一场谈话。
晤谈是在徐州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官邸的花园里进行的。李宗仁得知袁晨即将启程返回武汉，特邀他共进晚餐。饭后，两人在花园草坪散步。
李宗仁操家乡桂林官话与袁晨交谈。袁晨第一次听到这种广西腔，虽觉有点别扭，但比起广东的方言来，要好懂得多了。
“看来汉口方面对袁先生的才识颇为器重。这次回去，可望有一番作为吧？”
“李将军过奖！当今强凌弱之世界，唯有武力才能救中国！我袁某一介书生，面对祖国山河变色，骨肉同胞呻吟于水火，充其量也是呐喊几声。要是喉咙一旦给卡住，还出声不得呢！”
李宗仁倒背双手，徐徐漫步，对袁晨的回答听得很认真。他脚上一对带马刺的高筒皮靴，把细嫩的草茎踩得“吱吱”响，说：“阁下近年来的遭遇，我略有所闻。这既是你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如今国难当头，守土卫国固然是军人的天职，然而后方民众思想的引导与发动，却也十分重要！文化和新闻舆论是影响世态人心的，以君之才，将来不愁没有施展的机会。”
袁晨慨叹一声，说：“风云多变！将来的事就很难说了，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只是今日与将军分别，再见不定何时，是否可就徐州战局和抗战前途，略加点拔呢？”
李宗仁一笑，说：“我估计你会有此一问。报人嘛，采访新闻是你们的职业需要。”说到这里，他双眉紧蹙，神色变得严肃起来，“如果说台儿庄的胜利对国人来说是一针兴奋剂的话，那么紧接而来的徐州会战，在最高决策者的心目中，是把它作为一颗定心丸来吃的。遗憾的是战争自有其无情的规律，凭一厢情愿达不到目的。就当前战局看，敌我双方都投入数以十万计的兵力，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我方虽在兵力数量上超过敌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嘛，不去说它也罢，这场决战的胜负，可以说已见出了分晓。如此看来，阁下能及早离开这里，是明智的。”李宗仁说到这里，心情变得颇为黯淡，他眯缝起双眼瞭望远处，轻声自语地说：“徐州之战，已无什么能令人振奋的新闻可供采写啰……”
“中日战局最终将会如何发展？”
“徐州一失，华中门户洞开！”李宗仁长吁一口气，说，“日方下一个攻击目标，明摆着是武汉。武汉三镇号称九省通衢，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场保卫战的重担也落在我五战区肩上，至于该如何打……”李宗仁沉默有顷，决定不多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于是补上一句，“到时候再看吧。”
谈话间夜幕已经四合，月亮冉冉升起。这一晚月朗星稀，雪白的云絮在暗蓝色的苍穹下飘荡。南风习习，虫鸣嘤嘤，时令虽已临初夏，但春光似乎迟迟不愿退去。草坪上不时飘过一阵花香，使人感受到那春色的温馨与和美，至少还留在这官邸的花园里。
李宗仁本是忧心忡忡，但此刻他心绪忽然一变，意味深长地瞥了袁晨一眼，说：“不过，我相信抗战的前途将是光明的！啸埃兄，你我来个君子协定，如何？”
袁晨不知这“君子协定”是怎么回事，不免一愣，脱口说道：“请赐教。”
“将来，在你认为需要的时候，欢迎你到我们广西来，你看好吗？”
袁晨心头一动，他立即领会了李宗仁的意思。李身为一方军事首脑，在广西处于地方领袖的重要地位。过去，他对于李、白、黄经营广西的努力与抱负也有所闻，此时之言绝非一般客套。李宗仁的豁达大度与爱才之见识使他钦佩。他微笑说：“将军这份厚意我领了！袁某何德何能，谬承青睐，十分感谢。到那时候，不要嫌我给您添麻烦才好！”
李宗仁见他心思敏捷，答应得爽快，也好生高兴，说：“你我一言为定！”他想了想，挽起袁晨的手，离开花园走回他的办公室去。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名片，拔出一支老式派克笔，在名片上写下一行小字：“袁啸埃君是我的朋友”，落款是“李德邻”，并写下日期、地点：“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五月于徐州”。写好后，郑重地将名片递到袁晨手里，说：“你我虽是初识，但与先生的文章神交已久，令我敬重。广西之行在你心目中也许尚属遥远的事情，但在我看来却不然。”他含蓄地一笑，说，“我平生戎马倥偬，到时候未必能在家乡亲自接待你。因此请你将这名片保存好，将来也许会有用得着它的一天呢。”
袁晨说到这里，宋绮玉已全然明白了。她问：“你是想让我先到桂林去做个准备？”
袁晨笑而不答，只是望着宋绮玉点点头。宋绮玉脸一红，把头垂了下来。
“你愿意吗？”
一向落落大方的宋绮玉，这时不知为什么竟羞赧地垂下头。甚至连她自己，也对这种小儿女态不满意。她本来应该说：“只要需要我，去哪里都可以。”但她确实并不愿意与袁晨刚刚重逢，马上又分手。这种矛盾心情使她一时很感为难，不知究竟答些什么才好。
袁晨和蔼地望着她，等待着她回答。
她迟疑了一会，终于开口说：“准备条退路我赞成，但与其去桂林，不如去广州。广州靠近港澳，新闻来源广，物质条件也比桂林有利得多；再说也便于扩大刊物对海外的影响。”
袁晨缓缓地边摇头边说：“广州的情况你有所不知！”他望一眼从头上飘过的白云，仿佛自己的思想也飞到了远处，“广东军阀在那里经营多年，他们与日本人素有往来。据那边新闻界朋友说，广州基本上是个不设防的城市。将来万一武汉易手，不大可能成为稳固的后方。”
他把目光收了回来，继续说：“桂林开发得早，可以上溯到秦汉。从历史上看就是西南部一个文化较发达的地方。如今有湘桂铁路与粤汉铁路相接，直通贵州，交通也称得上方便。更重要的是它是桂系的老家。桂系与蒋矛盾很深，别看李、白目前都在中央担任要职，两家之间的矛盾并未根本消除。蒋本人对这些广西将领很不放心，后者也担心蒋的势力，会乘抗战之机侵入广西地盘。另外，桂系为了能争取更多的力量与蒋抗衡，也在招贤纳士，实行比较开明的政策。这些年，国内一些进步的文化人士、学者名流，先后到那里去。据我所知，千家驹、徐悲鸿、田汉、欧阳予倩、李达、邓初民等都去过，有的至今仍没有离开。这对我们办刊物是会有帮助的。”
宋绮玉这才明白袁晨之所以属意于桂林，并非仅仅因为怀中揣着李宗仁的名片，而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
时已近中午，宋绮玉意识到应该及早结束这场别后重逢的聚谈。龟山景致虽好，但如今岂是流连风光的时候？这里游人稀少，环境清幽，鸟语花香，又何尝不是倾诉她内心衷曲的好地方？但是，权且把这些留到胜利以后吧。至于现在，尚有许许多抗日救亡的工作，等着自己立即去做。人岂无情？然而她是完全心甘情愿地暂时放弃娱乐、休息乃至爱的权利！在她心目中，争取国家、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占有如此神圣的地位，以至于为了它，是值得牺牲这一切的。
这时，三镇上空突然同时响起工厂洪亮的汽笛声。正在长江上游弋或停泊的轮船也立即应和；还有从徐家棚车站方向，几乎同时传来火车的金钟与汽笛的长鸣。
袁晨一愣。宋绮玉告诉他，这是“七七”周年纪念活动内容中之一项：正午十二点，全国民众为抗战阵亡将士默哀三分钟。
袁晨和宋绮玉默默地、神色庄重地并肩而立。就在这一瞬间，龟山下街市的喧闹声连同纪念活动中敲打的锣鼓声、燃放的鞭炮声，都突然停息了。
此时此刻，天宇间充满明朗的阳光。望着三镇鳞次栉比的楼房，望着滚滚东去的不尽的长江，望着祖国辽阔、明净的苍穹，无边无际的田畴和远处的山岭，他们在想些什么呢？他们的心潮是怎样起伏，感情的涟漪又是如何荡漾的呢？
八年抗战是多么艰难的岁月，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然而，在那艰难之中绽放的心灵的花朵，竟是那么润泽、明丽而芬芳！在那残酷之中激扬的情感，竟是那么真挚、热烈而绵长！它竟然使得那些生活的后来者生出这样的向往：要是我也能成长在那样的年代，也有那样的青春年华，该多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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