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了。

    我的肩上背着一个花布做的书包，书包带子长长的，如同鞭子一样直打我的屁股。我的屁股就像挎着一只圆鼓，左敲一下右敲一下，那是老师发给我的新书。

    这一天，阳光分外好看。

    我跟朱家大院里一个叫刘锁的哥哥去学校报名，他长我五岁，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有点半疯，整天脏兮兮的，身上的衣服不是长过臀部就是短过肚脐，颜色永远灰暗，就像北方灶坑的烟灰。

    刘锁正读小学四年级，算是大孩子了，妈妈没有时间送我到学校，我就跟定了刘锁。

    学校在县城的西部，一片黄土坎儿上，原名叫城西小学，“文革”期间改名为育红小学，我就是在学校改名以后上的学，我八岁，父亲正挨批斗。

    刘锁一直快我几步地在前边走，我在他的身后紧追。刘家在大院里也算是古里古怪的人家，刘锁妈妈的脏和痴成了他们家与外界断绝往来的绝缘体，没有人肯到他的家里去，别人也从不邀请他一家人去做客。

    刘木匠与我父亲黄启蒙往来，是因为他年迈的母亲早几年患了白内障（一种常见的眼病），他不断地求我父亲开药。

    我奶奶去世的时候，那口棺材就出自刘木匠之手。

    刘锁的奶奶是一个干瘪的老太太，就像山里的核桃，只剩一层皱巴的皮了。她经常倦在外屋的地铺上，他家的门正对着路，大院里的人过来过去都忍不住朝那黑幽幽的门里张望，人们就望到了刘锁的奶奶。刘锁的奶奶也望到了经常望她的人，她熟悉着那一张张面孔，一张张面孔也熟悉着她，熟得视而不见了。

    我奶奶活着的时候，经常找她说话。两个老太太的思维都还清晰，说的也都是现时儿媳的不好，从前滋润的日子，以及丈夫活着时的自在。两个老太太的命运相似，都是寡妇，而刘老太太22岁那年丈夫就得伤寒病死了，她将刘木匠抚养大，一直守了几十年的空屋。奶奶每逢从她那里回来，都要跟我妈妈描绘一遍，脸上充满了对刘老太太的敬意，几十年守空房啊，那是年轻女人许多快乐的牺牲。奶奶不住地赞叹，又摇头又点头。她的脑子里长满了男尊女卑的细胞。

    我奶奶去世后，刘老太太也一天不如一天了，先是浑身发热，后又胡言乱语，有天她躺在铺上不停地怪叫，声嘶力竭地喊刘木匠，“儿啊，你快掐妈几下子吧！”喊声一阵紧似一阵，大院里的人都听见了，私下里嘀咕议论。

    妈妈怕我听见，把我从人群里拉回屋。我就在夜半三更时听见刘老太太那凄切的喊声，像老猫寻着多年失散的配偶。

    我走在刘锁身后，一心想快见到学校和老师。

    路上经过一个礼堂，这座礼堂是县城最辉煌的建筑，里面经常放电影，县城的人通过电影了解外面的世界，礼堂在县城人心中就是一座圣地。它矗立在地势较高的坡上，就像悉尼歌剧院一样令人心旌摇荡。它也是通往学校的路上最靓丽的风景，在这风景面前，我的心充满了由衷的欢乐。

    我报上名，就跟老师走进了教室。教室是砖木结构的平房，窗子上有几块玻璃碎了，使里外的空气相融一致，外面有多冷，里面就有多冷。老师是位女性，二十几岁的样子，穿一件蓝布衣服，两条过臀的大辫子在臀上摇摆，很招人眼。这身打扮，在当时是最时髦的打扮，老师在学生眼里也就是很时髦的老师。

    老师姓敬，我们喊她敬老师。敬老师教算数教语文还教唱歌，她在黑板上写“太阳”两字，我也在本子上刷刷写下来，几乎和她同步。这使她很恼火，她要求学生一笔一划地写，字的笔划不对，字体就会难看。我始终不在意她的要求，心里好像有一种故意跟她抵触的情绪，她写横时，我就写竖，她让我写竖，我偏写横。结果我的作业总是得不上优。敬老师就去医院里找我的母亲。

    杜小兰和敬老师几乎是一见如故，彼此见面不久就把什么话都掏给了对方。敬老师原本不姓敬，姓苟，因苟和“狗”谐音，学生苟老师苟老师地叫，初听起来以为是骂人，苟老师只好将自己的姓加了个偏旁，就变成了敬。她生在塞北的一座小县城，县城与坝上草原接壤，她的肤色便有些蒙族人的红润。她的嘴长得不好看，像一座山峰凸起在脸上，一口白牙朝外排列。我大概就是因为这张嘴，才对她有了本质上的反感。她从小没了母亲，是继母将她带大，她念念不忘继母的抚育之恩。她的丈夫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分配在我们那座县城的师范学校教书，他们同生同长在一个地方，彼此熟悉，结婚三年了，却没有小孩。敬老师的丈夫脾气暴躁，经常动手打敬老师，把她抱起来从窗子上扔到屋外。她的胳膊上常常消去一片紫斑，又出现一片紫斑，她说是跌的，其实就是她丈夫打的。她丈夫打她的理由很复杂，说她不是处女，初夜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没喊疼。怀疑敬老师跟别的男人上过床，说那个男人就在他们那座县城，是个兽医，中学的时候与敬老师同座位。

    敬老师的生活开始罩上一片浓重的阴影，一个她从未认可过的兽医竟被丈夫死死地认定与她有肉体之染。她争辩表白跪在地上起誓全都无济于事，她丈夫仍然是不定期地打她，敬老师就不定期地脸上红肿。

    冬天的一个上午，纷纷扬扬的大雪几乎覆盖了整座县城，天地一片洁白，异常寒冷。教室里残破的窗子被冷风癫狂地亲昵着，吹得我们身上都要结冰了。上课铃声早已经响过，可敬老师却没有来，同学们等啊等啊，等着敬老师站在讲台上……一节课过去了，又一节课过去了，同学们冷得一齐跺脚，教室里立刻扬起一片灰尘。校长来了，校长宣布我们拿出书本上自习，说敬老师病了。

    敬老师病了，放学后我见妈妈就说了此事。妈妈叹了口气，于是我知道了敬老师的病因。

    敬老师晚上睡着后，丈夫把她弄醒了，丈夫逼她说出跟那个兽医干的次数。敬老师无言以对。她的丈夫就使劲打她，敬老师受不了，拿了一瓶敌敌畏喝了下去。她丈夫一看，急得跌在地上哭起来，哭完了才想到去医院。幸亏医生抢救及时，否则敬老师的命就没了。

    听了妈妈的话，我心里特别为敬老师担忧，怕她真的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师生磨合，我已经悄悄在心里接纳了她，尤其是她那张凸鼓的嘴，很耐人寻味。

    大雪仍没有停的意思，或许要把一切都掩埋。想起父亲黄启蒙讲过的那首有关雪的打油诗，似很来劲：“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井是黑窟窿，天下成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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