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姨住在一个大院子里，这座院子比我们那个院子还大，妈妈告诉我这是赵姨的父亲赵八方留下的家产，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府没收了。
我跟在妈妈的身后，看院里一间又一间的房子，房子很高，脊背高高隆起，像一只卧着的恐龙。玻璃窗里透出昏黄的灯光，使房前的路有了一点行走的光线，走到院子的尽头，迎面一间低矮的平房，赵姨住在里面。
赵姨正躺在炕上，确切地说是趴在炕上。一位个子不高、梳分头的男人给她捶后背。
我和妈妈进屋后，赵姨坐了起来，男人随即也跳下炕。赵姨冲着那男人说：“猎春，倒点开水。”
那个叫猎春的男人就用搪瓷缸给我和妈妈各倒了半杯水，水冒着热气。我接过缸子的时候，特意看了这个叫猎春的男人一眼，心里挺不舒服地想：怎么叫个女人的名字啊？！
妈妈坐在炕沿上，跟赵姨扯了一些闲话，天南地北的，东家西家的，妈妈说得兴奋快活，我好像从来也没见过她这么愉快的表情，她终日操劳苦累奔波地生活，唯有这个清闲时刻属于自己。
我坐在一边，静静地听她们闲聊。赵姨有个姐姐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姐夫驻非洲某国家大使馆。
我妈妈问：“非洲人黑鬼似的，很野吧？”
赵姨说：“听我姐姐讲，那里的女人很厉害。她要是看上你了，就不停地追你。我姐夫的大使馆附近有个非洲女人看上我姐夫了，天天晚上到使馆附近吹口琴，我姐夫吓得天一黑就猫在屋里不敢露面，那个黑人女人急得直敲窗子，有次把玻璃都敲碎了。……”
我入神地听着，眼睛时不时偷扫一下那个叫猎春的男人，我怎么也不理解他为什么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
猎春一会儿走出屋，一会儿又进来，手里端了一个盆子，里面是小碎花衬衫和内裤，不用说是赵姨穿脏的。他把盆子摆在脸盆架子上，猫腰用手搓洗起来。
我注意看他的手，那是一双地地道道的男人的手，五指短粗，骨骼粗壮，青筋一根根暴起。即使是男人的手，那手也算不上标准。
猎春洗衣服很快，揉搓三五下就洗完了。他把手擦干净，坐在炕沿边抽烟卷。烟一股一股从他的嘴里冒出来，直呛我的鼻子。我又特意看了看他的臂膀，那臂膀宽宽的，真是男人的臂膀。
这样陪妈妈一分一分地消磨时间，直到赵姨打了哈欠，妈妈才起身要走。
猎春和赵姨都未挽留，我和妈妈走出大院，天黑得令人恐惧，远处有一盏路灯鬼火似的闪烁。我和妈妈都紧张起来，步子不由自主加快。为了减轻我的恐惧，妈妈故意跟我说起话来。
妈妈说：“你猜猎春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说：“这还用问，男的呀。”
妈妈说：“你错了，她是女的。”
“怎么可能呢？”我不相信地反问。
妈妈就一五一十地把猎春的经历告诉了我。
猎春小的时候，她的家乡来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到处抓女人，猎春的爸爸就给猎春剃了光头，从此她就女扮男装了。新中国成立后，猎春想恢复自己的女儿身，可长年的生活习惯使她很难再改变自己，再加上大伙都喊她假小子，她也就顺水推舟了。
我觉得妈妈在跟我讲一个童话，一个不可思议的童话。
回到家，我父亲仍坐在灯下看书。我就把假小子的事说了。
父亲说：“什么假小子，他是真小子。他如果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派出所就会把他当流氓抓起来。”
妈妈接过话说：“你别瞎讲好不好？人家有医院的证明。”
父亲不屑地笑了说：“证明还不是医生随心所欲写出来的。”
果然没多久，猎春找到我家来了，说赵姨去了北京姐姐家，走前两人闹矛盾了，还说赵姨怀了他的孩子，是去北京打胎。
我妈妈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来。
一个月以后，赵姨回来了，我和妈妈又去看她，猎春果然没在她家。
我妈妈就把猎春说的话跟赵姨讲了，赵姨气得直跺脚，嘴上不停地骂：“这个死猎春，简直胡说八道。”
妈妈回家将赵姨的话跟我父亲学说了一遍，妈妈说：“人家本来就是女的，你硬说是男的。”
我父亲说：“赵姨要承认了猎春是男的，还有脸见人吗？她是没结婚的大姑娘呢。”
我不想听了，爸爸妈妈的对话已经属于儿童不宜的范畴。
我急忙跑到另一间屋里，炕边有一本《苦菜花》，我读了下去。
《迎春花》、《苦菜花》、《朝阳花》是当时读者中流行的“三花”作品，这类书也属被禁的“毒草”，因为书中的革命英雄有许多被爱滋润的情感。我如饥似渴地读它们，重要的是读里面的爱情。我的心灵已悄然滋生了一种向往，一种渴望更多地了解人生的向往。我们那座县城仍然处在封闭状态，冬天是满街的冰雪，夏天是满目的太阳，春秋风沙弥漫四野。商店里只有日常使用的几样商品，肥皂、洗衣粉都要排队购买。有次我妈妈杜小兰想给我弟弟松儿买件背心，转遍了所有商店也没有松儿能穿的型号。我妈妈气得倚在一家商店的门口喊：“这算什么事啊，给孩子买件背心都买不到，整天弄个西哈努东游西逛，咱国家的钱凭啥给他花？……”我妈妈的喊叫一定有些道理，周围的人全笑起来。后来，我妈妈的话又被县里的长舌妇们传得沸沸扬扬。说我妈妈反动，散布对国家不满的反动话。但运动后期，人们大脑的敏感神经已开始迟钝，我妈妈也幸免了一场灾难。
西哈努克亲王是柬埔寨国家元首，正流亡在中国。有许多记录片介绍他和王后莫尼克的活动，莫尼克是当时中国电影屏幕上最美丽的女性，她的相貌、身材、风度都是大牌电影明星的派头。这些纪录片一般放在电影前边上映，电影是八部样板戏，后来又有新拍的《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等，也有一些外国片，如朝鲜的《卖花姑娘》，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越南的《阿华》，中国电影除了允许放映的几部片子，就是《新闻简报》。《新闻简报》的内容大多是国内工农兵一边学习一边生产的情况，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情况。当时县城里的观众对电影有这样的评价：“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又哭又闹，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又搂又抱。”
我看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时注意的是个别女翻译的穿着，尽管满街都是蓝、灰、黑，但她们的领子和口袋已经有了稍微的变化，这变化是多么大胆而时髦！我追逐着这时髦，在这苦心孤诣的追逐中，我发现我的少女之心已悄悄地丰满了。
最使我难忘的一部纪录片是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对中国的访问。她的穿戴就像一道亮丽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那是怎样的一种富丽堂皇啊，她乌黑的头发云一样高挽在脑后，连衣裙是纱质的，从腰以下状如喇叭，曳地而飘逸。肩部如两朵花一样高高隆起，裙子是浅粉色，手上戴着网状的白手套，一直到肘部，腕上搭一只小包，特别小巧的那种，有一只烧饼大。远远看去，她就像一只美丽的蝴蝶向中国飞来，飞到了红色首都毛泽东身边。她比毛泽东个子高，也许是穿高跟鞋的缘故。
我看完这部纪录片，就激动地跑回家。我从妈妈的房间翻出了一双高跟鞋，它已经破旧，一只鞋跟也被砍掉了，是妈妈穿着上街时被红卫兵砍掉的。这双鞋是妈妈唯一的皮鞋，妈妈曾抱着它哭了很久，一直舍不得扔掉，因而就成了我们家的文物。我找了块抹布掸净脏灰，双足伸进鞋里，我突然变高了，这使我异常兴奋，索性手舞足蹈起来，一高一低的鞋子让我的腿脚不平衡地摇摆，就像一个瘸子在发疯。伊梅尔达使我知道了外面还有那么富丽堂皇的世界，知道了女人穿上高跟鞋会产生“一览众山小”的优越感觉。
我正把《苦菜花》读得津津有味，我父亲进来了，我几乎没有意识到父亲已站在我面前，仍出神入化地读着。
忽然，我的书不翼而飞了。它飞到父亲的手中，父亲握着书说，“小孩子家，怎么能看这个呢？”
我妈妈也站在了我父亲的身后，我妈妈没有责怪我，反倒说：“你就让她看吧，读书没坏处。”
我爸爸说：“不行，这书她不能看，里面有不少不健康的描写。”
我妈妈和爸爸就抢起书来，片刻，我听见咔嚓一声响，《苦菜花》一折两半了。
我委屈地哭起来，我心疼那书，我感到了它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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