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涞水战役取得了全胜,也算是报了当年败在三十五军手下的一箭之仇,但从全局来看,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场大决战辽沈战役在当时仍是头等大事,所以此时毛泽东所考虑的头等大事是如何打好辽沈战役,聂荣臻所考虑的头等大事是如何配合东北打好辽沈战役。
1948年7月,在如何打辽沈战役这一大问题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在东北的林彪,都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但大致上已经决定要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锦州、山海关地区,关门打狗。而如果要在这一地区大打,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可能会出关支援,这就会给关门打狗的计划造成极大困难。7月22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华北军区围攻大同,将傅作义的一部分主力调向西边,使之无法向东支援关外,用以减轻东北野战军的压力。其实,这种想法早已在毛泽东的计划之中。为了先打好东北这一场大仗,牵制傅作义这一任务华北军区已经进行大半年了,只是现在的任务更为明确、担子更重了。
毛泽东决定把这一重要的任务交给杨成武。
7月23日,毛泽东电令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并转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二政委杨成武,电令说:
立即组织西进兵团向绥远作战。(一)杨成武部在现地区之作战应于25日以前结束,全军主力撤至平保线以西山地隐蔽休整,一部接近平保线休整。(二)杨成武立即开始组织西进兵团,担负向绥远作战之任务,此兵团组成为一纵全部、二纵两个旅、六纵两个旅,共三个纵队七个旅,杨成武为西进兵团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26日起至8月9日止共15天,为休整时间,8月10日开始西进,取道大同以南,务于8月25日左右到达归绥附近,并相机夺取归绥,尔后相机向包头、五原、临河地区攻击,占领整个绥西产粮区,或向归绥以东机动,吸引傅作义至少一个军西援,以利东面之作战。(三)杨、罗、耿部(按: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领导的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本月底结束在现地之作战,即行休整至8月15日为止,准备于8月20日左右直接接受林、罗、刘(按: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作战任务。(四)杨成武兵团从午宥(按:这是当时在电报中普遍使用的时间代码,午宥即7月26日)起,直接受军委指挥,其后方补给由华北军区担任,晋绥军区协助之,并以晋西北为后方,并须准备长期在整个绥远作战。华北局应即组织一批地方工作干部随军西进。(五)六纵一个旅及七纵全部留平保线以西以南地区作战,受华北军区指挥。
8月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聂荣臻和杨成武,中央的“五大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共同向他们交代了中央“东北打,华北牵”的重要任务。同时宣布,中央军委决定,华北野战军的第二兵团分开组建为两个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指挥三纵、四纵、八纵和二纵的一个旅,为新的第二兵团;杨成武和李天焕指挥一纵、二纵的两个旅和六纵,为第三兵团。第三兵团的任务就是西进傅作义起家立业的老根据地绥远西部,开辟新的战场,解放绥远。在此期间,已在晋绥地区的两个骑兵师以及地方部队也都由杨成武指挥。绥远是傅作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放弃的重要基地,这样就可以把傅作义的主力拖在平绥线,调动其向归绥转移,使其不可能出关或尽可能少出关。
与此同时,二兵团以一部在承德地区配合东北作战,一部在张家口地区配合三兵团在绥远作战。一兵团则在徐向前、周士第指挥下仍然在山西打阎锡山。整个华北都要大打,把傅作义牢牢地拴在华北,也就保证了东北战场上决战的胜利。
布置完任务后,毛泽东问聂荣臻和杨成武有没有意见。聂荣臻、杨成武都说没有意见。毛泽东又问杨成武有没有困难,杨成武回答说没有困难。毛泽东笑了,他批评杨成武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毛泽东为杨成武仔细分析了他将要遇到的各种困难:(一)这是去端傅作义的老窝,挖傅作义的命根子,傅作义必然要拼死一搏,这一仗并不好打;(二)傅作义在绥远经营多年,老百姓相信他,基层的政权比较牢固,所以绥远当局很有可能搞坚壁清野式的办法,让我军很难得到粮食,如果我军的后勤供应又一时跟不上的话,就得做好饿肚子的准备。毛泽东说:“成武啊,你们到绥远要站住脚,就得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啊!”刘少奇站起来更进一步强调说:“要准备饿四天肚子,吃三天草!”为了帮助杨成武解决困难,毛泽东要周恩来向薄一波交代,要给杨成武准备10万现大洋,准备在实在困难时用来买粮食。杨成武说这10万现大洋得要多少人来挑的时候,朱老总说:“你们可以用红军时期那个办法嘛,连长背50块,排长背50块,分给大家背。”
当天晚上,聂荣臻和杨成武把中央交代的重要任务认真而仔细地研究了一遍,把笔记做了整理。杨成武向聂荣臻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想到这次任务担子很重,兵团的司令员和政委最好分别由两人担任,并建议由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来担任第三兵团政委。第二天,他们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了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批准。毛泽东说:
“这个意见很好,马上下命令,让李井泉来当第三兵团政委,现在他在朔县,就让他在那里等三兵团的部队。”
二、直取傅作义老巢
1948年8月9日,新组建的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在狼牙山下的司令部所在地易县远台村召开了出征动员大会。聂荣臻到会做了重要讲话,他说:
消灭北线之敌是东北与华北的共同任务。二兵团打到冀东就是为了配合东北。现在不是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到敌人线上作战的问题。二兵团到冀东一打,傅作义立刻把兵调过去,我们在保北一打,他又马上把兵调过来,狼狈不堪。有人称傅作义为“调兵司令”。现在傅部老巢空虚,根据军委指示,三兵团要排除一切困难,坚决抄掉他的老巢,给他以很大的威胁。
9月5日,三兵团各部分别从易县和涞源出发,进军绥远。在朔县与率领了600多人工作团的李井泉会合之后,以二纵副参谋长赵冠英率领的先遣支队化装为国民党军队进入了绥远,一路上几乎未遇到任何麻烦就把绥远的敌情搞得一清二楚:傅作义在绥远一共有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加上地方保安团,共约6万人。三兵团的大部队从9月24日打了第一仗,三天中就歼敌3000多人,控制了平绥路200余公里。9月27日攻克绥东重镇集宁。接着,攻占了整个绥南和绥东地区,连重镇包头也落入我手。一个月之中,共消灭了敌人6500多人。傅作义急忙飞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布置防守。
傅作义为了保住他的老巢,急忙调三十五军和暂编四军向西驰援。
可是,在中央军委的部署之下,杨得志的华北第二兵团三纵向北平以北地区的密云、通县发起了进攻,四纵向北平以东的三河发动了进攻,都在距北平只有50公里左右。紧接着又在北平郊区顺义、怀柔打响。这时,傅作义不得不调回他的主力部队三十五军保卫北平(作为傅作义的王牌军,三十五军有大卡车400多辆,基本是一支机械化部队),还调了一○四军、十六军和新编骑四师来对付我二兵团的进攻。为了不让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干扰已经打响了辽沈战役的我东北人民解放军,聂荣臻命令杨得志将敌人从北宁线上引开,往平绥路上牵。于是,杨得志指挥部队把敌人的两个军引入了平北山区,再转而向平承线和平绥线打去。
傅作义怕我军攻占张家口,又急忙把军队调往张家口。这样,傅作义的军队就在毫无建树的情况下东奔西忙,南下北上,不断地折腾。
1948年9月,东北战场上的东北野战军已经切断了北宁线,包围了锦州,造成了在东北关门打狗的有利局面。为了解救东北的几十万部队,首先是解救锦州的范汉杰集团,蒋介石于9月30日在北平专门召开了援救东北的军事会议。国防部作战厅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制定了《关于华北剿总辽西作战指导概要》,要求傅作义全力以赴,援救东北。在绥远已经丢了一大半、北平郊区都在作战的情况下,傅作义当然不可能全力以赴,更不愿负指挥之责,只好以立即辞职相要挟,请蒋介石亲自出马来指挥援救行动,他说:“委座德高望重,以最高统帅亲临指挥,方能奏凯。”蒋介石无奈,只好降低要求,让傅作义派出部分兵力组成援救锦州的东进兵团。几经讨价还价的结果,最后是派出了属于中央军系统驻在唐山地区的六十二军和九十二军的一个师、独立第五师,外加远在烟台的三十九军组成东进兵团,在侯镜如的率领下前去援救范汉杰。就是说,真正从华北战场上调去的军队只有5个师。
这样,中央军委关于抑留傅作义军队于华北战场,不让其支援东北战场的目标已经完全达到。
三、傅作义偷袭西柏坡
傅作义派出的东进兵团在塔山被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完全堵死,其结果是非但未能救出范汉杰,反而连范汉杰本人也当了俘虏,锦州被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紧接着,长春解放,郑洞国阵前投诚,蒋介石的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一下子就有两名副总司令走进了解放军的营房。
这一时期,蒋介石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北平后圆恩寺的北平行辕之中,亲自指挥东北和华北战场。东北危急,他是束手无策。华北呢,聂荣臻有三个主力兵团,一兵团在徐向前的指挥下正在围攻阎锡山的太原,二兵团在杨得志的指挥下在冀东地区攻扰北平、接应东北,三兵团在杨成武的指挥下进攻绥远。蒋介石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战机,冀中、冀南没有聂荣臻的主力部队,为什么不可以突袭石家庄,甚至突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呢?如果得手,那将是一个无法估量的特大胜利;就是不得手,也可以暂时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至少可以让围攻太原的解放军回师援救石家庄和西柏坡,缓解围攻太原的压力。
不能否认,作为行伍出身、带兵大半生的蒋介石,他所看到的这一着棋,是一步好棋。如果他的对手棋艺较差,很有可能会被打一个措手不及,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造成很大的损失。
当蒋介石把他的这一计划布置给傅作义之时,他对这一计划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要求傅作义立即组织一支快速突袭部队,长途奔袭西柏坡,打一个漂亮的掏心战,创造他“剿共”军事史上的奇迹,扭转整个战局。傅作义也认为这一计划确有高明之处,不过傅作义也有一点自己的打算,就是不管成功不成功,总可以把一些部队调到平汉线上,和解放军对峙,造成一种紧张气氛,以免蒋介石再要他调兵去东北。所以他一方面同蒋介石做了具体策划,决定在高度保密的前提下,抽调一部分骑兵和快速步兵,以支援山西太原战场的名义,对内对外都叫“援晋行动”,当部队到达石家庄时突然向南,直插西柏坡。不过另一方面,他也在想,毛泽东多谋善断,难道会没有一点准备?解放军英勇善战,自己的偷袭真正能够成功?
为了这次“援晋行动”的成功,傅作义特地将中央军系统的部队和他的晋绥军系统的部队混合编队,任命中央军系统的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晋绥军系统的新编骑四师师长刘春方和新二军(即整编后的一○一军)二七二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他的小算盘是:如果胜了,是他傅作义的功劳;如果败了,是总指挥郑挺锋的责任。此外,傅作义对可能打石家庄和可能不打石家庄,可能打下石家庄和可能打不下石家庄,可能成功偷袭西柏坡和可能偷袭不了西柏坡,都做了一些准备,特地在“援晋行动”的部队中增派了他训练出来的名叫“人民服务队”的政工人员,由他的政工处副处长由竹生率领,跟随各部队行动,对各部队进行严密监视。甚至,连打下石家庄之后的新市长都事先任命了。
可是,傅作义就是有一点未能想到,他在极度机密情况下的准备工作,很快就被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知道了。“援晋行动”的部队在涿县集中后的出发时间是10月24日,就在他们出发之前的一天,即10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时得到了两份有关的确切情报。
第一个提供情报的是我党在北平地下组织的一个重要关系甘霖。甘霖是傅作义司令部中负责刻油印蜡版的文职人员。在那个时代,油印文件是很多机关所普遍使用的速印技术,傅作义司令部中凡是不用电报下达的各种文件或命令,都是用油印的方法尽快印出下发。10月23日这一天,甘霖在办公室中得到一个任务,要他立即刻印一份文件,内容是给有关部队下达第二天的行动命令,即命令九十四军和新编骑四师为先头部队,配给500辆汽车,先行出发,第二梯队是骑兵十二旅和暂编三十二师。部队从涿县出发,经保定南下,目标是石家庄。甘霖一看,知道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因为石家庄转向西北方向,不到100公里就是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甘霖知道,如果他先将消息报告北平地下党组织,再由北平地下党组织设法将消息送出城去,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决定采取最快的速度将消息送给他能找到的党的最高组织。
他将命令用蜡版刻完之后,交给别人去油印,自己立即出了北平,赶往徐水县城,通过一位内部关系,利用徐水县政府的电话,从徐水直接把电话打进了我华北军区司令部,接电话的正好是司令部的作战处长唐永健。
华北军区司令部得到甘霖的电话之后,很快又得到了华北局城工部长刘仁发来的电报。刘仁的电报说,北平的地下党员、《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从他的小同乡、老同学、傅作义部的骑兵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处,得知了傅作义部即将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的确切消息和具体部署。刘时平和另一位地下党员、《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一起将这一重要情报立即报告了北平地下党学委负责人崔月犁,崔月犁又立即冒着危险让学委的地下电台在上午开机,迅速报告了刘仁,刘仁也就立即向华北军区报告了这一重要消息。
由于这两个情报的内容完全一致,聂荣臻和薄一波判定了情报的可靠性,于是立即在电话中向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一听,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在电话中给聂荣臻下达了口头命令:“一定要截住傅作义的偷袭部队,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然后,周恩来又用电报下达了正式命令。在报告了毛泽东之后,中央军委决定:一方面,除了由华北军区立即调动可以调动的一切部队拦截傅作义偷袭部队之外,命令杨得志的华北军区二兵团由杨得志亲自率领立即南下曲阳地区,命令东北野战军二兵团立即由锦西向冀东进攻,威胁北平(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的四纵和十一纵在10月29日和30日先后入关进入玉田、蓟县、宝坻地区);命令在山西的一兵团徐向前、周士第加紧对太原的围攻,不让山西的敌军有向东威胁石家庄的可能。在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行动是要调动华北军区的部队堵住敌人。为此,周恩来在10月25日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华北军区聂荣臻、薄一波,华北二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华北三兵团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等发出了如下急电:
据北平消息,蒋、傅决定集中九十四军(3个师)及新二军(2个师)经保定向石门实施空心袭击,并配属汽车400辆,带炸药百吨,企图炸毁石门,现九十四军一二一师先头已抵北河店,其五师已抵新城。估计27、28两日,九十四军可能集中保定,29日可能会合新二军大部向我石门前进。
我为坚决保卫石门,破敌计划,七纵主力应即转移至保定以南坚决抗阻南进敌人,以待三纵赶到会合歼敌,使其不得南进;七纵另一旅应即直开新乐、正定之间,沿沙河、滹沱河两线,布置坚决抗阻阵地。
杨、罗、耿得电后,应立即令三纵受军区直接指挥,于明(26)日起以5天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七纵主力作战并指挥之。杨、罗、耿率主力,应即相机上路,到后,或直插平涿线破路,或向保定、望都方向随三纵后跟进,视情况再定。
聂、薄已直电三纵行动,二兵团电台应于宿营后随时保持与军区及军委联络。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聂荣臻和薄一波决定成立保卫石家庄的临时指挥部,由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萧克负责,将中央警卫团、警卫一旅、警卫二旅以及步兵学校的力量,再加上八分区的地方部队,在沙河和滹沱河布置阵地,作为保卫石家庄的防线。同时,命令二兵团全速南下,力争将敌人堵截在保定以南,为此郑维山的二兵团三纵必须在五天之内冲破一切阻挠急行军250多公里。此外,又调动了几个分区的地方部队和大量民兵在从涿县到定县的公路两侧展开游击战,并尽一切力量破路,把公路挖烂挖断,埋上地雷,让敌军机械化部队变成无法使用汽车的部队。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各分区的司令员、政委、专员,各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武装部长都必须全部上阵。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不测,聂荣臻还通知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叶剑英,请他把全体学员都组织起来,准备投入战斗。还通知在正定滹沱河上组织民工立即筑坝,抬高滹沱河的水位,用来拦阻可能到达滹沱河的敌人。这样,一两天之内,冀中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形成了保卫党中央的铜墙铁壁。
除了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之外,毛泽东挥动他的如椽巨笔,在10月25日、27日和31日连续写了三篇文章:《蒋傅军妄图突击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接敌之进扰》《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以新华社电讯的形式向全国广播,既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蒋介石和傅作义的阴谋,又给了企图秘密偷袭的敌人一记公开的重拳。
毛泽东的三篇文章,在国民党军队将领中发生了不小的影响,正如这次行动的副总指挥刘化南所说:“我们自以为是一次极为机密的行动,可是部队还未出发,人家共产党就知道了,还发出了消息,只怕我们这次是有去无回啊!”
傅作义的偷袭部队分成两个梯队分别在10月24日和29日从涿县出发,先出发的是偷袭梯队,有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由军统特务头子杜长城率领的爆破大队,预计在29日攻占石家庄。
后出发的是策应部队,共有6个师,在保定地区作为接应。
从北平到石家庄只有300多公里,从保定到石家庄只有150多公里。
傅作义的偷袭部队是以骑兵加机械化步兵组成的,如果顺利,从涿县出发,三天就会到达石家庄。而我二兵团的主力部队还在平绥线上,即使是日夜兼程,要赶到保定以南也要四天时间。从常理看,偷袭梯队完全应该赶在我二兵团前面。可是,在我党领导之下的人民战争这时发挥出了强大威力。当郑挺锋率领的偷袭梯队出发之后,公路上出现了一条条横沟,必须要先填沟后行动,大卡车不得不走走停停,要想改从路旁的麦地里开过去,又会碰上地雷。按理说,骑兵的速度应当比较快,可是在各个村头路口,都有我根据地各级地方党组织所领导的小分队在偷袭,他们如同抗日战争中的游击队一样,三五人一组,在隐蔽处专门向骑兵开枪,让受伤受惊的马匹四处逃散。至于铁路,也已经被完全破坏,有的路基被挖空,有的铁轨被拆除后扔在沟里。傅作义派出的偷袭梯队进入的第一座县城是定兴。国民党军入定兴城,发现全城竟空无一人。就这样,走了三天才走到保定(当偷袭梯队到达保定时,从石家庄到保定的商人已经把石家庄印刷的关于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报纸号外在保定的民众中散发)。过了保定,遇到的阻击更多,偷袭梯队的左翼一直到29日还在望都以北。只有鄂友三率领的骑兵十二旅进展最快,29日绕过安国,到达了唐河一线。可是当他们在定县一个叫北旺村的村子埋锅造饭休息时,就被已经赶到的七纵一支部队所包围,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打进了骑兵十二旅的旅部,夺取了电台,消灭了敌人150多人,鄂友三靠着骑兵的机动性,才冲出了包围,向北边逃命而去。
10月28日,每天都能从收音机中收听新闻的郑挺锋,从解放区的广播中听到了一条重要消息:东北战场上的辽沈决战已经落幕,廖耀湘集团的5个军12个师被东北野战军全部消灭,这其中,就有四十九军,而四十九军的军长郑庭笈不是别人,乃是郑挺锋的堂弟,他们二人是在一块长大,一道进黄埔军校,一起进入国民党军队的。这一消息,给郑挺锋巨大的打击。
10月30日拂晓,我三纵在昼夜兼程急行军之后,终于赶到了望都。
这一情报当然也被傅作义所知。不久前在涞水大败三十五军的,就是郑维山的三纵,傅作义不敢再冒险,于是就在这天下午给郑挺锋下令,让其暂时停止行动。
11月1日,蒋介石与傅作义自知这次偷袭计划不仅已经完全失去了偷袭的意义,而且所派出部队有可能被我七纵和三纵侧击,于是只得下令收兵北撤,这次偷袭计划也宣告完全失败。应当说,这次偷袭不仅没有能得到一丝半点的成果,反而损失了3700多人、240多匹战马、90多辆汽车。更重要的是使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军心与士气大受影响,更为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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