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能不能和平解放北平

    1948年的岁末，是中国人民革命解放战争在几大战场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的大喜时节。东北取得了大胜利，中原取得了大胜利，华北也正在取得大胜利。就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以极为自信的口气说：

    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在毛泽东的这篇重要文章中，表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当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毫无疑义地把一切反动派彻底消灭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有可能发生变化，国民党长期控制的人群中可能出现分裂，一部分国民党人也有可能脱离国民党阵营转向革命阵营。毛泽东的这种分析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久即被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实。他的这种分析也受到全党高级干部的支持和拥护，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上述的分析被历史所证实，最主要的实践就发生在这时的华北战场上。

    平津战役正式打响是在1948年11月29日，可是，还在此之前10天，毛泽东以聂荣臻的名义给爱国民主人士彭泽湘（按：彭泽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后自行脱党，这时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曾动员傅作义反蒋，并于11月18日和毛泽东在湖南上学时的老师符定一一道，到石家庄与我党华北局商谈过关于傅作义起义并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的一封电报中，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弟个人认为某先生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敬希转答某先生。”这里所说的不便指名的“某先生”不是别人，正是指的时任华北“剿总”

    总司令的傅作义。由此可知，当毛泽东从各方面情况分析之后，发现傅作义尚有一线“有志于和平事业”之希望时，就打算要抓住这种机会，尽力争取傅作义能走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道路。如果再看得更早一些的话，当毛泽东、周恩来等到了西柏坡之后，中央的“五大书记”就已经议论过这样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之后，其首都设在哪里？一致的意见是：北平。可以说，从这时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就开始了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关注，就有了将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和城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希望。

    作为华北军区的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负责人，对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考虑，聂荣臻都是知道的。所以，当平津决战打响之后，他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大问题：能不能和平解放北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聂荣臻不仅和林彪、罗荣桓认真交换了意见，介绍了北平的有关情况，而且从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考虑完全是有根据的，聂荣臻和华北局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聂荣臻，对于上述问题所考虑的焦点，都在傅作义，因为他是华北地区国民党军事最高指挥官，也是行政上的最高负责人。只要傅作义有可能走和平之路，北平就有可能以和平方式得到解放。而从傅作义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傅作义本身是山西军队系统的职业军人，从来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立场和民族意识，也曾经和中国共产党有过几次交往与合作，对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从各方面看，他都与蒋介石集团的其他高级将领有所不同。就他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这一重要问题来说，他都与当时的其他几名国民党的“剿总”总司令如刘峙、杜聿明等人不同。他之出任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总司令，并非出于他的本意，更不是他自己去争来的，完全是在蒋介石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被蒋介石硬拉上战车的。就在他不得不当上这个总司令之后，他仍与蒋介石矛盾重重，而且在尽力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尽力按自己的方针办事。例如：他公然拒绝了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提名、由蒋介石下令，由国民党党棍张彝鼎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处长的任命，以后又再次拒绝了国防部政工局关于任命三青团骨干赵仲容为政工处处长的任命；他找来他的老同学和山西军队的老同事楚溪春任河北省主席；特别是他用了最大努力（包括连发三封电报坚决请求辞职）让蒋介石撤换了原来安插在他身边的几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如原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市警备司令部总司令的军统特务头目陈继承，原任北平市政府民政局局长的军统特务头目马汉三，原任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局长的中统特务头目温崇信等，表现出了傅作义强烈与蒋介石的离心倾向。他在努力去掉陈继承这一军统特务头子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想靠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来捆缚我的手脚，要我充当地主豪门的鹰犬去咬沿街头乞讨的老百姓，我是不干的！”

    傅作义当了华北“剿总”的总司令之后，他出于多年来的正统观念，出于当时对时局的矛盾认识，他当然要指挥部队与解放军作战，但是一败再败，他自己的晋绥军主力一个军一个军地连续被歼。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的连续大败，国民党政府在全国的倒行逆施、金融崩溃、百业萧条、民不聊生，各界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对傅作义这位一贯比较正直清廉的人物产生强烈的影响，使他对今后的出路有新的考虑。

    正是从上述的分析出发，毛泽东和华北的聂荣臻，以及我党北平地下党组织，都在战场上进行着炮声隆隆拼杀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上积极而细致地开展着一场争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艰苦努力。这一条战线与军事战线一样，同样是一场艰苦的斗争，这场斗争并不简单，并不轻松，仍然充满着曲折和艰辛。

    二、傅作义在想什么

    作为一个有着民族正义感的非蒋介石嫡系出身的军人，作为一个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和中国共产党都有着较深了解的一方大员，傅作义对内战的疑虑和对自己的出路产生过新的思考，早在1946年秋天，即解放战争刚开始时，就已经有了萌芽。

    据与傅作义关系最亲的老部下和老朋友董其武的回忆，1946年11月间，傅作义决定让他接任绥远省的省主席。他在张家口向傅作义辞行时，傅作义突然要同他讨论“咱们究竟是为谁打仗”的问题。董其武说：“你说为谁呢？咱们的口号不是替人民服务，为国家负责，要求政治民主、经济上平等吗？”可是，傅作义却说：“是的，咱们的口号是这样的。可是，咱们究竟是在为哪种人服务呢？为什么样的国家负责呢？政治上是不是民主，经济上是不是平等呢？我有多少好朋友，有学识、有地位，都往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呢？有多少青年学生也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呢？”董其武后来回忆说：“傅同我的那次谈话，说明了他内心产生了矛盾，开始向往人民政权。”

    当然，对于傅作义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要从多年来的原有立场和位置上发生大的转变，必然得有多次的曲折和反复，得有思想上痛苦的内省和斗争。

    傅作义从当上了华北“剿总”总司令的那一天起，心中就充满了矛盾斗争，而且是愈来愈强烈。东北战场上的结果是国民党军全军覆灭，下一步，共产党就要解决华北。他将何去何从？在这个阶段，傅作义在三件大事上表现出了他与蒋介石的裂痕，也显示出了他立场转向人民的端倪。

    第一件大事，是在1948年的9月。蒋介石为了和李宗仁进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尽可能控制选票而不让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密令各地重新登记国民党党员。为此，国民党中央密令傅作义把部队中的国民党党员全部重新登记，限期上报，由国民党中央审查之后重新发给国民党党证，凡不重新登记者，则一律取消党籍。由于多年来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命军官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所以傅作义军队中的军官也都算是国民党的党员，但在部队中却从来没有设立过国民党的党组织。这一次，傅作义就授意他的心腹、副秘书长兼政工处处长王克俊（当时名义上的秘书长是蒋介石所提名的郑道儒，郑道儒本人是当时国民党四大银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的“四行驻平办事处”的负责人，傅作义同意任命郑道儒为秘书长是为了经济金融上的方便，但是郑道儒从来不到傅作义的总司令部上班，所以王克俊是实际上的秘书长）故意借口军务繁忙，拖延时间，始终未曾办理此事。于是，傅作义部队内的国民党党员全部都成了“自动脱党”，不再是国民党党员了。

    第二件大事是1948年10月的援锦。由于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蒋介石亲自到北平要傅作义调动华北的主力部队并亲自指挥，出关去援助锦州。为了逼迫傅作义就范，蒋介石甚至要求傅作义把部下的家属全部移送到江南的福州，确定福建省为傅作义部队的后方基地。傅作义很清楚，援锦如果得胜，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遂了蒋介石的心愿；如果失利，他必将被蒋介石所抛弃，成为替死鬼。所以，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拒绝了亲自指挥援锦，并使蒋介石从陆路援锦的计划未能实现，最后只能由蒋介石亲自指挥，调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海路援锦，傅作义自己的晋绥系统部队则一个也未参加（这一点，当时毛泽东是清楚的）。

    第三件大事是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蒋介石的这一计划，傅作义也认为是一个高招，他不能不执行。但是，他在执行时留了一手，他派出的部队主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九十四军，而且在所有参战部队中都派了他的政工处人员担任专员，实为监军，以便随时掌握，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当发觉已经失密时，他就下令停止行动，将部队撤回。

    傅作义思想上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也就在上述的援锦和偷袭事件的时期。他见到东北战场的战事即将结束，华北大战即将开始。作为统兵主帅，他这时不能不打。但是，他自己也知道如果打下去对华北地区的军民，对于他傅作义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他不能不为自己走另一条路做好准备。

    1948年10月25日，是蒋介石和傅作义派部队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的日子。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傅作义和他的心腹王克俊有一次长谈。为什么傅作义在这一天要找王克俊谈话？因为这一天蒋介石突然置东北和华北的战事（包括偷袭西柏坡这样的重大秘密军事行动）于不顾，从北平飞上海了。去干什么？原来是由于蒋经国在上海整顿金融秩序时，与囤积物资、扰乱金融的宋美龄、孔令侃发生了冲突。蒋介石急忙赶到上海调解去了。所以，傅作义对王克俊说：“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不能再盲目地信赖他了。”他们二人从抗日战争与内战的异同、当前的人心向背和战争形势、蒋介石当年对张学良和如今对卫立煌的态度（傅和张、卫的私交都不错）等问题的讨论中，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拥护毛泽东，拥护共产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毛泽东才是国家民族勃兴希望所在，目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走人民的道路。”在具体的行动上，傅作义和王克俊二人作了三项决定：（一）由王克俊去天津征求傅作义的老师与重要谋士刘厚同的意见；（二）命令偷袭石家庄与西柏坡的军队撤回；（三）关于走人民道路的时机，需要等到解放军围城之后，在内外力量的配合下方能实现（按：这一点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华北国民党部队主要力量都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这些部队是不会听从傅作义的）。

    根据王克俊的回忆，当天夜里，傅作义曾经十分慷慨激昂地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首先，几年来，我不断地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死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自此之后，傅作义一方面以华北“剿总”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作战，一方面开始了他走向人民阵营的艰苦之路。

    三、刘厚同和傅冬菊

    上面提到的刘厚同（又写作刘后同），是促成傅作义走向人民阵营之路的重要人物之一。

    刘厚同（1882—1961年），山西运城人，辛亥革命元老，1903年在湖北武备学堂参加兴中会，1912年1月领导了甘肃秦州（今天水）的反清武装起义，先后担任过甘肃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和军士学校校长。他早年还曾经在保定军校任教，傅作义本人及身边的几位最亲密的同僚如参谋长李世杰、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河北省省长楚溪春等都是他的学生。刘厚同在晋军中当旅长时，傅作义在他的部下当排长、连长。傅作义1928年任天津警备司令时，他已退出军界，住在天津法租界。傅作义有事经常去刘厚同家请教，从那时起，刘厚同就成为傅作义最尊敬的老师与至交之一。傅作义所以能在奉军撤退时出任天津警备司令，以后出任绥远省主席，再之后脱离阎锡山而转投蒋介石，都与刘厚同的出谋划策分不开。在抗日战争初期，当蒋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内”时，他公开与之唱反调，说“攘外自将安内”，并多次向蒋介石直言上书。在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都给刘厚同配备了一部地下电台和一些人员，让刘厚同一直与自己保持着密切联系，给自己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后，特地给了刘厚同一个中将总参议的职位，以便于刘厚同可以随时到他的司令部中叙谈。

    刘厚同为人正直，头脑清醒，足智多谋，是对傅作义可以产生重要影响的智囊式人物。他的女儿刘杭生是“民青”成员，当时正在天津各大专院校中进行革命活动。我华北局城工部知道刘厚同和傅作义的特殊关系，遂有意布置刘杭生给父亲做工作，劝说父亲去启发傅作义，动员傅作义举行和平起义。刘厚同赞同女儿的意见，遂几次从他当时所居住的天津到北平与傅作义密谈。在我华北城工部的安排下，我北平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崔月犁曾经多次和刘厚同谈话，了解傅作义的态度，对刘厚同的工作给予帮助。另一名地下党员杜任之是傅作义的同乡，当时是华北学院的政治系主任，他的弟弟杜敬之是傅作义的军医，由于有这些关系，他与刘厚同也有不少交往，也对刘厚同做了不少工作。刘厚同自1948年10月从天津到北平之后，就一直住在傅作义家中，直到北平解放，对傅作义影响很大（刘厚同在北平83天中天天写日记，题名为《故都83天和平史略》，是记录傅作义和谈经过的珍贵史料）。由于刘厚同在这段时间为和平而多方奔走，劳累焦虑，以致左眼失明，故而被时人尊称为“和平老人”。

    现在，傅作义已经基本上下定了走向人民阵营的决心，所以派王克俊去向刘厚同交了底，希望刘厚同能拿出具体的意见。刘厚同认为，为了避免古都战火之灾，应当尽早采取措施，发表起义通电，与解放军共同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但是王克俊认为这样做并不稳妥，不仅可能引起傅作义与国民党嫡系部队开战，达不到保护北平的目的，甚至连傅作义的身家性命都难以保证，因为这时在北平地区的国民党部队是傅作义部队数量的10倍。所以，在经过反复讨论之后，刘厚同和王克俊决定向傅作义建议，通过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向毛泽东发一个电报，并为傅作义拟好了电稿。电报的全文如下：

    毛泽东先生钧鉴：

    为了保护北平的古迹，为了北平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愿与贵党贵军开始和谈。盼能派南汉宸先生（按：南汉宸是一位中国共产党长期在统一战线上进行秘密工作的老同志，过去曾多次在傅作义身边和部队中从事联络工作，与傅作义很熟）来平谈判。我现在仍能控制50万军队、200架飞机。过去我幻想以蒋介石为领袖拯救国家，现在才认识到这种想法的谬误。

    今后我决定追随毛主席、共产党，走人民的道路。

    这封电报得到了傅作义的批准，并在11月17日由我地下党在北平的秘密电台发了出去。经手这一重要行动的不是别人，乃是傅作义的亲生女儿傅冬菊（现名傅冬）。

    原来，这位北平“剿总”总司令的长女早已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傅冬菊原来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在天津搞地下工作，受当时在北平《平明日报》工作的我地下党北平学委负责人王汉斌领导。

    为了帮助我地下党做好对傅作义的工作，在我华北局城工部的统一安排下，王汉斌特地把傅冬菊和她的男朋友周毅之（也是中共地下党员）都调到北平工作。从此，这名共产党员就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她父亲的身边。她不时就当前的时局与傅作义交换意见，了解傅作义的思想动态，以傅作义可以接受的方式对他做工作。如果没有机会，她就选一些报刊文章或进步书籍放在傅作义的书房中，供他阅读参考。此时，傅冬菊则明确告诉父亲，应当考虑与共产党讲和，她的朋友可以从中进行联系。

    有一天，父女二人（傅作义的夫人这时在重庆）一起吃饭时，傅作义突然问傅冬菊：“冬菊，你是共产党员吗？”

    傅冬菊这时还不便直接公开自己的身份，就回答说：“不是。我觉得我还不够资格。”

    过了一会，傅作义又说：“你接触的是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要小心。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多的是，要是遇上了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傅冬菊告诉父亲：“您也说得太玄了，我又不是小孩子，那么容易上当？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这时，傅作义说出了他心中的话：“他们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这个问题傅冬菊确实不知道，又不能乱说，只好回答说：“这事他们没有说，我也没问。明天我弄清楚了，再告诉您。”

    第二天，傅冬菊请示了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佘涤清，佘要她回答“是毛泽东派来的”。

    当傅冬菊将“是毛泽东派来的”这个答案告诉傅作义后，傅作义也就明确告诉了傅冬菊：“那就好，和谈的事情我们好好考虑一下。”在傅作义与王克俊、刘厚同等人研究之后，才有了上面的那封电报。那封电报，由傅冬菊交给王汉斌，再由地下党的电台发出。

    从此时起，傅作义正式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和谈进程。

    就在傅作义有了求和的打算之时，各个方面好像都在对他的计划给以推动。

    主要的推动力量应当是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巧妙指挥下，将傅作义在华北的一字长蛇阵斩为数段，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对华北各地进行了成功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傅作义和他的部下欲战不得，欲守不能，欲逃不成，处境极为被动，除了被歼，就只有走和平解决这一条路。

    在北平城内，当我解放大军已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以后，我地下党组织所领导和发动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学生运动为中心，更是蓬勃高涨。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等学校学生以及广大中学生，纷纷高喊“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等口号，在寒风凛冽中多次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华北当局接受人民意愿，迅速实现和平。

    其他各界群众也发出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北平千年文物古迹，避免几百万人民生灵涂炭”的呼声。在北平市政府门前，每天都有请愿的群众。甚至连华北地区的五省二市参议会，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也代表中上阶层的利益，向傅作义递交了“停止战争、争取和平”

    的倡议书。

    不过，傅作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并没有很快得到答复。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傅作义认为自己已经研究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认为中国共产党既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就可以以华北五省实力派代表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他又受刘厚同的影响，主张按辛亥革命的方式，先由他向全国发出通电，在华北实现和平，然后促进全国和平，组织联合政府。可是他忘了，他本人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华北“剿总”总司令，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要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外的实力派代表身份参加联合政府，这当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以辛亥革命时期的方式靠一纸通电就实现全国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如果傅作义不能完全接受我党的基本方针，还抱着他多年来形成的那一套有了军队就有实力，有了实力就有政权的老观念，就算是参加了联合政府，在如何建立新中国的各种问题上也不可能与我党真正合作。第二，傅作义虽然表示了和平愿望，可是，傅作义自己的嫡系部队这时已经基本上被打光了，当时平津地区的部队基本上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这几十万部队是不可能都听傅作义话的，对于几十万蒋介石嫡系部队如何办，傅作义并不能拿出什么办法来，而我党的决心是要完全消灭这几十万部队。在对这几十万部队如何解决的大问题还未拿出方案之前，傅作义的和平解决方案是没有什么基础的。所以，中共中央当时没有马上以中央的名义给傅作义具体答复，而是一方面保持与傅作义的联系，由前线部队接待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用力促使其旧观念有所改变，接受我党的基本方针，共同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方面将北平、天津等据点团团包围，考虑解决整个华北的问题。

    四、第一次和谈

    在解放军将北平完全包围的情况下，傅作义一方面不得不对北平布防，一方面又进行着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试探。

    对北平的城防，大致是以天安门到鼓楼为中轴线，西部由李文的四兵团负责，东部由石觉的九兵团负责，这两个兵团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当时北平“剿总”所属部队中建制最完整、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整个城防和治安，由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负总责，城防司令则由李文担任。但是在北平城最内圈的防卫，还是由当时仅存的一些傅作义部队和非蒋介石嫡系部队负责，因为傅作义对于蒋家嫡系永远是不怎么放心的。例如，德胜门一带，是原来“剿总”直属由赵树桥任师长的三○九师防卫；西直门、复兴门到广安门一带，是原来“剿总”直属由孙英年任师长的三一一师和李士林任军长的一○一军防卫；安定门一带是从台湾调来由邓文禧任师长的“新军”（也称“青年军”）二○五师防卫；永定门一带是由刘春方任师长的骑四师防卫。

    傅作义所进行的第一次试探性和谈，是在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的联络处处长李腾九的堂兄弟李炳泉早已是我党地下党员（就是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送出国民党军将偷袭西柏坡重要情报的那位李炳泉），时任《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按党组织的指示，李炳泉已经向李腾九做了工作，希望他能劝说傅作义，要傅作义走和平之路。李腾九在一次与傅作义的密谈中将李炳泉的情况告诉了傅作义，傅作义当即表示，此事要妥善研究，并要李腾九与李炳泉继续保持联系，并保护好李炳泉的安全。12月12日，傅作义约见了李炳泉。在谈话中，李炳泉正式向傅作义表示，他是受北平地下党派遣来见傅作义的，欢迎傅作义走和平之路，愿意在傅作义与我党的接触中联络。傅作义表示将派人与共产党进行直接谈判，具体事宜由王克俊安排。王克俊和李腾九向傅作义推荐了他的老部下和智囊之一、过去帮傅作义办过《奋斗日报》而此时担任《平明日报》社社长的崔载之作为谈判代表，和李炳泉一道，代表傅作义出城与中共方面谈判。所以，这第一次谈判是派出了两位无任何军政职务的人士做代表，而真正代表傅作义前来作试探性谈判的，实际上就是崔载之。此外，还有一名报务员、一名译电员、一名司机。这五人在王克俊安排下于12月14日从广安门出城，同乘一辆吉普车前往解放军阵地。按傅作义的意见，希望能直接到西柏坡见到毛泽东。

    傅作义对这次会谈的安排是极为小心谨慎的。之所以安排崔载之和李炳泉这两个都在新闻界工作的人去谈判，其中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万一此事被蒋介石的特务系统知道以后，可以推口说这是新闻界的事，与他傅作义无关。就是这样，傅作义还特别做了最保密的安排，除了王克俊等个别人知道此事外，还决定在李腾九称病住院这段时间，与外界隔绝，专门负责与出城的崔载之和李炳泉的联络。

    崔载之等人出城之后，见到了城外的解放军。经说明情况之后被告知，他们不可能去西柏坡，只能到我军的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联络。崔载之等只好返回北平城内。第二天，王克俊又将他们送出了西直门，先是进入了我东野十一纵的防地，受到了十一纵贺晋年司令员和陈仁麒政委的接见。十一纵立即将此事向平津前线司令部作了报告。平津前线司令部一方面转报中央军委，一方面命令十一纵派人将出城代表护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指定地点。

    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在12月16日清晨就将十一纵和崔载之等人谈话的内容电告军委，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林彪等表示，“必要时我们可到通县附近直接主持这一谈判”，由于“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当天下午，军委回电，同意谈判“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

    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当时在蓟县孟家楼，林彪和罗荣桓的东野司令部就设在那里，以后聂荣臻也到了那里，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就在那里建立了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后又成立了平津前线总前委，作为华北战场上指挥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以及地方部队100多万大军的最高司令部。崔载之等人要找我军谈判的消息，在14日就由北平城外的部队报告到孟家楼。为了保密和不暴露司令部的具体位置，接待地点应选一个距孟家楼不远的村庄进行。罗荣桓政委决定，由东野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负责接待傅作义的代表。

    苏静（1910—1997年），福建海澄（今龙海县）人，读过师范，当过教师。1932年投笔从戎，参加红军，成为当时红军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干部，曾在红一军团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侦察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侦察科长，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一一五师政治部保卫部长兼敌工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解放战争初期进入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又称作战处）处长兼情报处长、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从头至尾参加了和傅作义代表的全部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苏静接受任务之后，选定了距孟家楼不远的八里庄，在地主侯云台的院子里准备了接待地点。12月17日，崔载之等人在我十一纵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来到了八里庄。在开始接触中，崔载之明确表示，他是代表傅作义前来谈判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并提出了傅作义关于和平解决的一些具体计划，其中心是要我军停止一切进攻，两军均向后撤，通过谈判，全面解决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等地问题。为了达到全面解决之目的，傅作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其中包括：为了能搞到一部分蒋介石的大型飞机，要我方让出南苑机场；为了让傅作义能够制约北平城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要我方放出已经被包围在新保安的傅系主力三十五军，与我军同时进入北平城内；在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华北之后，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即由联合政府指挥。

    从上述方案看，傅作义要走和平解决之路，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他仍然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在有一定实力的基础上与我党建立联合政府的目的也非常明确。

    19日上午，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也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和崔载之等人谈了一个上午。刘亚楼根据中央的指示，明确告诉崔载之，我方解决平、津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其反动武装力量，更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如果对方同意我方和平解决平、津的条件，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蒋介石系统部队顽固的军长师长要反抗，可以先将其逮捕；对于傅作义的部队，可以改编两个军。

    很明显，这时双方都打算要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在如何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上，双方的基本方针分歧还很大。

    19日下午，随崔载之来的电台就把刘亚楼谈话的要点向傅作义作了报告，傅作义很快就有了回电。回电中只说现在北平城中的蒋系军队比他的军队要多十几倍，他要逮捕蒋系军官很困难。其他问题，傅作义只字未提。这种态度当然使崔载之很为难，因为傅作义在关键问题上没有任何表示。一直等到12月23日，傅作义又才给崔载之发来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电报，要其转交。其电报全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全国之安定。

    崔载之看到这封电报之后，知道傅作义仍然坚持他原来的主张，即不能放下武器，仍要通电全国，还是想搞联合政府，与刘亚楼所谈的条件相距甚远。为此，他一方面将电报转给了苏静，请平津前线司令部转交中共中央；一方面连续几次给傅作义发报，要傅作义千万不要发通电，要多考虑刘亚楼谈话中所说的基本条件，否则就谈不成。傅作义一直没有给崔载之再来电报，而是由傅作义的联络处处长李腾九来了一封电报，要崔载之回北平汇报工作。崔载之只身回北平去了，李炳泉和电台仍然留在八里庄，保持这条双方的直接联络渠道。

    第一次关于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严格地说，这次谈判是以失败结束的，因为傅作义虽然想走和平之路，可是要他完全放弃多年以来所形成的旧观念是很难的，要他很快接受我党的主张也是很难的，这需要有个过程。对于傅作义来说，还必然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据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忆，这时期傅作义的思想斗争十分剧烈，整天走来走去，多次提出三个问题与亲近的部下讨论：（一）和谈是不是投降？（二）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三）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在12月下旬的一天，傅作义对李世杰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这样，傅作义在和平问题上的反复也就充分反映了出来。

    第一次和谈失败的事，在傅作义的高级将领中很快传开了。这种情况下，傅作义只得将和谈这件事委托李世杰及部分高级将领分头进行了研究，也就是分别征求意见。结果是：副总司令郭宗汾认为只要加修工事，北平城还可以守，目前没有必要搞和谈；副参谋长梁述哉同意讲和，但认为不能单独讲和，最好能与国民党中最大的非蒋嫡系派别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系，一致行动，才有利于与共产党讲条件；副参谋长郑晓岚明确表示不赞成和谈；完全支持和谈的则有才当过俘虏的一○四军军长安春山、三十五军副军长朱大纯、骑四师师长刘春方等三人。

    傅作义可以有反复，傅作义的部下可以有分歧，这些都应当是正常现象。但是，这时的中国是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急剧变化的大转折时期，各方面的变化都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就在傅作义反复不定的时候，发生的一连串大事促使傅作义不得不发生急剧的变化：

    12月11日，傅作义三大主力之一的一○四军在怀来南逃途中被歼。

    12月14日，我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12月14日，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之下，傅作义不得不把他的总司令部从北平西郊搬入城内的中南海。

    12月20日，我东野切断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运输线，京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从海上南撤的可能性不再存在。

    12月22日，傅作义赖以起家的另一主力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

    12月24日，傅作义系统唯一的一个兵团十一兵团以及第三支主力一○五军等部在张家口被歼，一○五军军长袁庆荣等被俘，张家口被我军解放。至此，傅作义的三大主力军已全部被歼。

    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国民党集团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名列其中。

    与华北战场上的上述情况同步，在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方也正在发生着以下的大事：

    12月10日，在各条战线上全面崩溃的蒋介石政权宣布全国戒严。

    12月15日，淮海战场上的黄维兵团被歼。在此之前的12月4日，杜聿明集团被我军完全包围。

    12月24日、30日，国民党的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通电，主张“与共党谋和”，国民党内的桂系决心逼蒋下野。

    上述这一系列大事，可以说每一件都在逼着傅作义当机立断，投向人民阵营，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他也不可能再走顽抗之路，只能在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道路上艰难地一步一步前进。

    与上述大事同步的时间内，在北平的傅作义部队内部，还发生了一件傅作义当时还不知道的不大不小的事件：不仅傅作义在考虑走和平之路，就连在华北“剿总”序列中属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九十二军，铁甲总队一大队，都在背着傅作义与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甚至傅作义的嫡系三十五军，也有人在准备起义。

    九十二军本是属于侯镜如为司令的十七兵团的部队，原来驻在天津。12月初，为了援救驻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傅作义把驻在北平附近的一○四军和十六军都调往怀来和康庄，北平感到空虚，就把九十二军调到北平南郊，军部驻在大红门，军长黄翔则住在城内的王府井梯子胡同。当北平被我军包围之后，黄翔自知已经成了笼中鸟、瓮中鳖，非常焦急。这时，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师长张伯权已经同我党地下党员薛成业、李介人等有了联系，准备在适当机会举行起义。张伯权还接受了我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让地下党员季鸿到他的司令部担任参谋处的副官，负责有关事项的联络。根据我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张伯权带着曾经在九十二军工作过的李介人去做黄翔的工作，要他率部相机起义。由于李介人本是侯镜如的外甥，而侯镜如早在1948年8月就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过联系，曾经对黄翔有过必要时可以投向共产党的暗示。黄翔同意起义，遂于12月21日派中校参谋宋铨夏和季鸿一道，出城与解放军联络。宋铨夏和季鸿到了当时设在马驹桥的东野三纵司令部，见到了我东野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等负责人。谈判之后，双方约定从即日起，九十二军与解放军先行停火，以后的行动，要九十二军听候指示。如果万一起义的企图被发觉，九十二军有危险的话，可以把部队带到解放军占领区。可几天以后，由九十二军负责守卫的南苑机场就由解放军攻占了。傅作义命令九十二军必须收复。因为几天前才与解放军有了停火的约定，黄翔感到很为难。可是傅作义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黄翔只好下令二十一师执行反击任务。二十一师师长张伯权表面上接受了任务，派出了一个团，实际上这个团只派出了一个连去佯攻了一下就撤了下来。

    傅作义不明底细，只知九十二军的反攻很不得力，大骂九十二军：“他们哪里是在打仗，简直是在表演！”傅作义当然不知道，黄翔和张伯权的确是在表演。如果他不走和平之路的话，其他人也会走上这条路。

    国民党军队在北平有一支全部使用装甲车的铁甲总队，其下设了三个大队，即一大队、二大队和四大队，分别负责驻守北平的前门、永定门、广安门和西直门。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叫于维哲，过去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这时候，经他多方努力，终于和地下党员魏焉接上了关系。魏焉向上级汇报以后，上级党组织派负责北平敌军工作的王苏专门和于维哲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于维哲又说服了铁甲总队第四大队和第二大队的一个中队，他们已经商定，只要解放军向北平发起进攻就立即起义，掉转车头，里外夹攻，不仅可以用火力在前面开道，还可以封锁傅作义在东单修建的临时飞机场。

    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嫡系中的嫡系，当三十五军援救张家口时，只去了两个师，所以在新保安被消灭的也是两个师，还有一个二六二师未派出去，还留在北平，留在傅作义的身边。三十五军的两个师被消灭后，傅作义又在北平用地方部队补充重建了两个师，恢复了三十五军，二六二师还是过去的老部队，师长是由三十五军的副军长丁宗宪兼任的。就是这位丁宗宪副军长，和北平市企业公司经理冯杰宸是老朋友，我地下党员杜任之通过冯杰宸和刘厚同老先生对丁宗宪做了一些工作后，丁宗宪表示愿意走和平之路，如果傅作义和解放军和谈破裂，他的二六二师一定在自己的驻地德胜门到安定门之间单独起义，只要解放军发动攻城，二六二师就进行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军入城。为了表示共同信守，丁宗宪还和冯杰宸在山东饭店结了兄弟之盟。当杜任之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就有意要傅作义的办公室副主任兼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告诉傅作义：“将军如欲孤注一掷，死守北平，所部并不十分可靠，其结果将众叛亲离，必然导致失败。”这些话，对傅作义不可能不起作用。

    五、和谈不是等来的

    为了争取华北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方面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通过各种途径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是做傅作义本人的工作；一方面是做好全面准备，准备和平解放并接管北平和天津。

    1948年12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为了做好解放和接管平、津的工作，命令聂荣臻和薄一波分别担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彭真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命令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市长。

    同一天，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共平津地下组织发出指示，积极做好配合解放军作战和准备接管城市的工作。

    12月14日，也就是我军将北平完全包围的那一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谭政发出了一道重要的命令和一个重要的指示。命令由萧劲光、陈伯钧指挥的东野一兵团的三纵、六纵、十纵以及华北的七纵在北平的东面构筑阻击阵地，命令由程子华、彭明治指挥的东野二兵团的五纵和十一纵在北平南面构筑阻击阵地的同时，又发布了关于切实保护好各部队所在地区的学校、工厂、文化古迹、仓库，保障外侨的合法权益等政策纪律，为下一步工作做好准备。

    在当时，最大的现实情况就是我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完全的包围，可是我军又对北平采取了“围而不攻”。这种包围，也与我军过去对其他城市的包围有所不同，不是要困死北平，而是经过必要的检查之下允许居民进出通行，允许各种生活物资入城，还继续给城内送电，保证城内居民的正常生活。任何明眼人都会明白，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和平解决的，所以实行围而不攻，完全是在等待傅作义等人的觉悟，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这段时间，北平郊外已经被我军控制，特别是西郊，在清华、燕京等大学中，各种联欢会、座谈会几乎天天都有，已经是一片热气腾腾的局面。北平城内的民主人士也有不少人出城参加各种活动。而这些活动的内容又通过各种渠道传给了包括傅作义在内的北平城内所有市民。

    为了帮助傅作义尽快转变，我党地下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这其中，最直接的是他的长女傅冬菊，还有地下党员、傅作义的经济处处长冀朝鼎和地下党员、傅作义的高参室主任苏开元等。此外，通过我党的各种关系，傅作义身边的几个重要部下，如前面已经谈到过的王克俊、李腾九、阎又文（他还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和新闻发言人）等，都已经站到我党一边，为和平解决而奔走。这些人，都对傅作义的转变起过较大的作用。

    在当时，我党还有一个令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措施，就是在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战犯名单中为什么会有傅作义。不少人认为，傅作义已经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这样做不是把他往蒋介石那边推吗？

    当傅作义本人听到名单中有他时，也很不理解，十分紧张。甚至于连十分精明的刘厚同老先生也不能理解，说“这样不是违背中共的宽大政策吗？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搞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傅作义在第二天就叫李腾九发电报把在八里庄谈判的崔载之叫了回去。当他从一位与我党有密切关系的有识之士那里听到了一番分析之后，也就完全理解了，原来是毛泽东为了傅作义的安全而特意安排的。傅作义与我党的谈判，虽然是在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可是，北平内外还有很多国民党特务在日夜监视着傅作义的活动。其实，他与我党的往来已经被蒋介石所知。蒋介石为人心狠手毒，为了除掉异己，他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对傅作义下毒手，不仅可以搞掉傅作义，还可以让他的嫡系部队把傅作义已经不多的部队完全吃掉，把对华北的控制权完全接过去。这不仅对傅作义本人十分不利，对我军解决华北问题也十分不利。而今我党把傅作义列入了战犯名单，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傅作义，限制了蒋介石想搞掉傅作义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49年1月1日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报中有所说明，下面有全文引述）。在当时，与傅作义一同列入战犯名单的，还有一人看来不应当列入的，就是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过的卫立煌，其目的也在于此。卫立煌就是因为被列入战犯名单，蒋介石的特务才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才得以逃脱特务的魔爪。为了让傅作义能理解我党的这一苦心安排，毛泽东特地安排新华社在广播的一篇文章中有意加上了这样的文字：“傅作义要想不作战犯、避免惩处是不可能的，但要想减轻惩处，现在还有可能，那就是命令部队缴械投降，保证不再杀害革命人民，不再破坏公物和武器。”不久，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傅冬菊就此事向父亲作了说明，对傅作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措施是否必要？不久之后出现的何思源事件就是很好的说明。

    当时的北平，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发动下，不少政界名流、大学教授也积极参加了和平民主运动。这其中，前北平市长何思源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何思源是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何鲁丽的父亲。他是山东菏泽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不仅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等行动，还经常在《新青年》和《新潮》上发表文章。1919年出国留学，在美国芝加哥、德国柏林、法国巴黎等地学习了七年方才回国，是当时一位著名的教授，也是华北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并由文化教育界进入政界。1928—1946年间，他先后担任过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和山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11月出任北平市长。抗战结束后，他对蒋介石卖国政府的倒行逆施逐渐有所不满，曾经多次在暗中保护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学生。1948年4月，他在景山东街大街上被国民党特务打了一枪，幸未命中。1948年6月，他被免去了北平市长职务。由于他公开表态支持民主运动，所以被北平市参议会授予北平市终身名誉市民的称号。

    当和平解放北平已是大势所趋之时，中共地下组织也想利用何思源的名声和地位，在推动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上出力，请他和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出面，于1949年1月17日召开了一次重要的聚餐会，邀请了华北地区七省市的议会议长、工商界、文教界知名人士，还有华北“剿总”的若干位将领，共商国是。其目的，是要在会上对这些将领进行劝说，希望他们能支持傅作义的和平进程。这次聚餐会开得相当成功，与会人士一致主张和平，使得那些将领也不便反对，表示支持。于是，到会人士一致同意给国民党蒋介石和共产党毛泽东分别发出电报，呼吁和平，并推举何思源、吕复、康同璧等11人为和谈代表，出城与解放军商谈和平大计。何思源的这些行动，早被蒋介石所知，遂下令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对何思源进行暗杀。毛人凤即与另一名军统特务头子沈醉召集保密局二处（即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进行了研究，确定了最佳方案。

    叶翔之派出有“飞贼”之称的特务段云鹏在北平锡拉胡同12号何思源寓所的房顶上安放了两枚定时炸弹（国民党特务要对何思源下毒手的消息已经被我地下党所知，并于17日下午由张实等两位同志专门告诉了何思源，要他防备，但何思源未做什么准备）。1949年1月18日凌晨3时，也就是何思源召开聚餐会的那天深夜，炸弹爆炸了，何家六口人一死五伤，何思源的二女儿何鲁美当场被炸死，何思源的法籍夫人何宜文重伤，何思源被炸伤了一只胳膊。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激起了人们更为激烈的反蒋行动。1月19日，负伤的何思源仍然和吕复、康同璧等和平人士直接出了西直门，向解放军表达了北平市各界群众的和平愿望。我东野四纵司令员莫文骅亲切地接见了这些代表。虽何思源并未因爆炸而影响和平行动，但他一家毕竟遭了蒋介石的毒手。如果当时我党不采取若干措施的话，很难保证傅作义身上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暗杀何思源的“飞贼”段云鹏当时即逃出北平，去了台湾。

    新中国成立之后又被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回大陆从事暗杀我中央领导人的罪恶活动。一到大陆即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毛泽东决定加大对傅作义工作的力度。1949年1月1日凌晨2时，毛泽东给林彪发了一封电报，专门布置了如何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

    （一）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对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

    （二）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

    （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失去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

    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体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报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丁）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旨意。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按：关于张东荪，下面将进行介绍）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三）上列五点，最好由北平市党委派一可靠同志，经过傅作义亲近的人（出城谈判之崔某如何）的引进，当面直接告诉傅作义，并告诉傅保守机密。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

    林彪得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了研究，认为必须尽快按照电报中的要求，将电报内容如实向傅作义传达。这名传达者，选定了此时还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李炳泉，因为李炳泉既是我党地下党员，又是傅作义的代表，是最合适的人选。李炳泉入城后，当面向傅作义做了传达（李炳泉还根据中央指示告诉傅作义，这段时间在他身边活动的彭泽湘是中共叛徒，不能信任）。傅作义听了之后，立即如释重负，情绪大有好转。但是，做事谨慎的傅作义并未向李炳泉表明自己对毛泽东所提出具体要求的明确态度，只是说：“为保全北平文化古城，还要继续谈判，希望谈得更具体一些。”

    根据毛泽东“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指示精神，林彪和罗荣桓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的名义，在1949年1月5日公开发布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对所有在华北的国民党将领严正指出：

    北平、天津、塘沽均已被围，你们的陆上退路已完全断绝，从海上和空中纵有少数人逃跑，你们的绝大多数仍无法逃脱被歼灭的命运。现在蒋介石已经自顾不暇，美国也已经无能为力。你们要想待援，是无援可待；要想待变，是越变越险；要想突围，张家口和徐州的教训，就摆在你们的眼前。你们现在只有一条活路，就是以长春郑洞国将军为榜样，立即下令全军向本军投降。只要你们保证不杀俘虏不杀人民，并将所有武器资材仓库和驻地工业交通设备，完整无损地交给我军接收，我们对你们也可以仿照本军对于郑洞国将军的办法，一律宽大待遇，对你们全体将领官兵眷属的生命财产，一律加以保护。

    傅作义本人虽然罪为战犯，只要能够率领你们全体投降，本军也准其将功折罪，保全他的生命财产。如果你们同意这种办法，即望速派代表前来本司令部接洽，无论是哪一级将领军官的代表，我们一律欢迎。本军攻击在即，务望当机立断，勿谓言之不预。

    在上述种种原因的促使下，傅作义对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态度有所进步，决定与我党进行第二次和谈。

    六、第二次和谈

    傅作义派出的第二次和谈代表不再是崔载之，而是周北峰和张东荪。

    周北峰原来是山西大学的名教授，年轻时留学法国，获硕士学位，并到苏联、德国等七国观光学习，是华北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在1937年蒋介石邀集的全国名流庐山茶话会上认识了傅作义，从此成为朋友，任过傅作义绥远省政府参事和第十七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傅作义曾请周北峰为代表到延安拜会毛泽东、贺龙与萧克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此之后，傅作义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大多以周北峰为代表。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国共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调部三人小组中，傅作义的代表也是周北峰。当时，周北峰名义上的职务是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实际上是傅作义的一位高参。

    张东荪也是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爱国民主人士，当时是中国民主同盟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做教授。张东荪根据民盟中央的决定，曾经代表民盟正式向傅作义提出建议：从速罢兵言和，保护文化古都不受损失，并表示愿意充当和谈的牵线搭桥人。傅作义认为，有民盟这样的第三方参加和谈，又有张东荪这样的知名人士亲自出山，对他的谈判会大有好处，便同意请张东荪作为他的代表，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二次和谈。

    1949年1月6日，周北峰和张东荪出发之前，我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到张东荪家拜会了周、张二人。崔月犁说北平的地下党和设在蓟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已经知道了傅作义将军这次和谈的有关安排，他是特意代表我平津前线司令部来对他们的前往表示欢迎的。

    崔月犁向他们交代了这次出城的路线是从西直门到海淀，见了解放军后的联络暗号是“找王东”，自有解放军为他们进行安排。周、张二人按照崔月犁交代的路线，顺利进入了解放军驻地，并见到了驻在西山的我东野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周北峰在抗日战争初期曾经和程子华有过交往，算是熟人，所以双方见面时的气氛相当融洽。在程子华派出的警卫、班的护送下，周、张二人在1月7日来到了上次和谈的地点八里庄。接待他们的不是别人，就是上次的和谈代表李炳泉。这时李炳泉的身份已经是我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了。

    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对这次和谈十分重视，在此之前，已经就谈判中的有关问题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1月6日，中央电示平津前线司令部，再次明确了谈判的基本方针是：只要傅作义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其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

    周北峰和张东荪到八里庄的第二天，即1月8日，聂荣臻就亲自接见了他们，并作了很长时间的交谈。周北峰向聂荣臻表示，傅作义这次要他们前来谈和平，的确是有诚意的，因为这是目前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只有走这一条路，希望能谈得尽可能具体一些。周北峰向聂荣臻转达了傅作义的几点意见：一是平、津、塘和绥远一起解决；二是平、津等地允许其他党派和报刊存在；三是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四是军队不要用投降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

    当天下午，林彪和聂荣臻即用电报向中央汇报了当天的谈判情况，在汇报了双方的谈话要点之后，林彪和聂荣臻对于谈判中最重要的部队整编问题是这样分析的：

    我们判断是真假两面（按：指傅作义这时对于和谈的态度既有真的成分，也有假的成分），如果傅真的这样，其用意是平、津不战以讨好人民；不投降缴械以讨好蒋介石；让出平、津以讨好中共。将来我军对他实行缴械时，其责任在我。傅这种打算，是真是假都很难实现，因我们判断，蒋系部队不会听其命的。我们拟回答两条如下：如傅能保证部队听命开出城，、则我们准备答复他规定时间地点将部队调出，分驻各地缴械；如不能保证，则要傅开口子，扣军官，实行里应外合。如果这两条都做不到，则我公开宣布军事行动。请中央立即回电，因张要走，同时天津攻击在即。

    毛泽东收到林彪和聂荣臻的电报后，立即与周恩来等做了研究。然后，在1月9日凌晨2时，给林彪和聂荣臻回电，对谈判做了明确指示：

    8日15时电悉。你们应回答如下几点：（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3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2日下午１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问题。

    1月8日，双方的正式会谈开始，我方林彪、聂荣臻、刘亚楼等平津前线司令部最高负责人全部参加（当时罗荣桓去西柏坡开会去了，故未参加这次会谈）。会谈中，周北峰和张东荪表示，根据傅作义的指示，这次会谈不仅是谈北平问题，而是包括平、绥、塘、津为中心的傅作义目前所控制的整个华北。周北峰再次表达了昨天对聂荣臻所提出的四点之后，还表示了以下要求：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看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由傅负责。

    、对此，林彪代表我方正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平、津、塘、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再次转告傅先生，希望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

    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作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意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来安排适当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林彪在谈话中特别强调了“两个化”。他说：“请你们转告傅先生，我们的意见集中起来就是‘两个化’，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解放军化、解放区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由傅作义将军下命令，所有傅统帅的军队按照谈定的协议开赴指定地点采取整编的形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进北平、天津，和平接管这两个城市。”

    聂荣臻在会上着重讲了当前形势和傅作义的出路问题。他指出，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还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

    当天下午，周北峰就用崔载之上次留下的电台将会谈情况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傅作义回电没有发表具体意见，只是希望进一步再谈，谈得更具体一些。

    1月9日，进行了第二次会谈，我方仍由林彪和聂荣臻参加。这次会谈的内容是在上次会谈的基础上，讨论傅作义所属军队如何解放军化，傅作义所属地方如何解放区化，行政机关如何改组，军政人员如何安排，如何让这些人都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周北峰说，关于军队的改、编，他来时带了一个草拟的意见，可以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对于新保安、张家口、怀来战役中的被俘人员，希望一律释放，不作战俘对待。

    关于傅部所属的军队、行政、文教人员都给予安排，给以生活出路。周北峰特别强调，傅作义认为，他多年来追随蒋介石做了些不利国家、不利于民族的事情，在他率领下跟随他工作的人员或多或少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罪行，这一切都由他一人承担，对于他所属军政人员的以往罪过就请不要追究了。林彪当即表示，对于上述问题，前天已经谈过了，凡是你刚才所谈的各地作战被俘人员，都可以一律释放，并不追究他们以往的责任，用一句话说就是“不咎既往”。凡愿意继续工作的，都可以留下来安排适当的工作；凡不愿工作而要还乡的人员都可以遣散，并发给资遣费和资遣证明书，令其还乡，并嘱咐地方政府对其还乡后也不予歧视。林彪特别强调说，我们对傅作义将军不但不作战犯看待，还要在政治上给他一定的地位，请他放心。林彪的话说完之后，又强调了一句：“请傅作义将军放心！”接着，宣布休会。

    这次会谈，由刘亚楼亲自做了记录。林彪吩咐刘亚楼将记录进行整理，明天再谈。

    1月10日，双方继续会谈。这次会谈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主要是由刘亚楼宣读了整理之后的昨天会谈记录，询问有无意见。林彪指示刘亚楼根据这个会谈记录整理出一份“纪要”以便双方草签。当天下午，刘亚楼将整理好的“会谈纪要”一式两份送来，林彪和聂荣臻首先在上面签了字。然后周北峰以傅作义的代表身份也在上面签了字。张东荪说他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他只是起一个中间的调解人和见证人作用，而且这次会谈结束以后，他不再回北平城里，要去石家庄拜见毛泽东，所以他就不用签字了。这样，张东荪就没有在“会谈纪要”上签字。

    、在这份“会谈纪要”上，还有一个双方都同意的十分重要的“附记”。“附记”规定：“各项条款务必在1月14日午夜前作出答复。”

    这实际上是我方给傅作义的最后期限，因为我方已经由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最高负责人签了字，现在就看傅作义的态度了。

    这次会谈，双方的态度诚恳，气氛融洽，签字后大家都很高兴。临别时，林彪兴致勃勃地说应当送点什么礼物给客人作为纪念品，可是当时在八里庄却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聂荣臻说，有什么战利品也行。苏静说我军打锦州时缴获了一批高筒皮靴，质量不错。于是，就给周北峰和张东荪一人送了一双高筒皮靴，作为这次会谈的纪念。

    当天下午，周北峰在刘亚楼的劝告下，把“会谈纪要”缝在了衣服里，立即返回北平。到北平以后，张东荪回了燕京大学，周北峰则一人从德胜门北边的燕王城入城。按他事先与王克俊的约定，这里的守军是傅作义的部队，而且王克俊要派人来接他。谁知王克俊派来的人是在德胜门的城门口，未出城到最前边的一线去。周北峰竟然在这里碰上了蒋介石的青年军，而且要他脱下衣服接受检查，将钱物香烟都全部搜走。

    幸好他事先听了刘亚楼的劝告，将“会谈纪要”缝在了内衣里边，才通过了这道关卡，顺利回到了城内。如果他这次被青年军搜出了“会谈纪要”，北平的和平进程可能又要增加一番波折。

    周北峰回到城内，立即打电话与王克俊联系。不一会，王克俊来电话要周北峰立即去见傅作义。傅作义连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都不开了，急着要看“会谈纪要”。看了之后，傅一言不发，只是唉声叹气。周北峰提醒傅作义说，“这个文件是我们谈完后归纳整理的，最后一段附记说所谈各项务必于1月14日午夜以前答复。”傅作义仍然一言不发，只是踱步。最后，他告诉周北峰：“你可电告解放军，说你已回到北平。

    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很明显，傅作义对这个纪要是不满意的，他不能立即做出决定。

    周北峰不知道傅作义到底打算如何对待这次会谈的结果，但认为在14日午夜之前必须给解放军一个答复，否则今后就很难再与解放军进行谈判。他只得请傅冬菊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可是傅作义就是不表态，但是表现出强烈的苦闷，思想斗争激烈，内心十分痛苦。他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傅冬菊每天都将傅作义的具体表现向地下党组织汇报，地下党的电台又向平津前线司令部汇报，使中共中央和平津前线司令部对傅作义的情况了如指掌。聂荣臻对此十分满意，特地进行了表扬。他对城工部的同志说，“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于我军作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到了13日这天，傅作义对周北峰说：“你可以电告林、罗、聂，就说前次所谈都已研究过了，只是限于14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你将与邓宝珊将军再去。”周北峰立即将这个答复电告了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傍晚时分，周北峰得到了我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复：“电悉，可请再来。”这样。第二次谈判就算是告一段落，有了一个“会谈纪要”，却没有任何具体的结果。具体的结果，有待于由邓宝珊来后进行的新一轮谈判。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