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傅作义在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华北战场上决不仅是只有谈判，各方面包括军事战线上的斗争都是相当激烈的。为什么傅作义一直在与我党和平谈判，又一直对和平谈判不能作出决断呢？这也是和当时各方面的斗争情况分不开的。
当我党在做各种工作争取傅作义走和平之路时，蒋介石并没有睡觉，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也并没有睡觉，他们也在用各种方式争取傅作义，要傅作义继续跟着他们走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之路。
当战争的进程发展到中共已经占据主动时，蒋介石心中很清楚，他在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集团虽然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仍然被粟裕紧紧包围着，已经没有胜利的可能，被消灭已是迟早的事。华北战场上的傅作义集团也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再拖下去，不是被林彪和聂荣臻消灭，就是全部投降共产党。可是，傅作义手下还有50多万军队，如果被共产党吃掉的话，他蒋介石要想保住半壁江山也就更难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要傅作义把军队撤到南方，哪怕在南撤的过程中损失一部分，也比全部被消灭要好得多。为此，他曾几次给傅作义发电报，傅作义都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他又打算将傅作义召到南京面谈施压，不行就将其软禁起来，另派大员到北平去指挥，可是电召几次傅作义都以军务繁忙、大战在即无法分身为由而置之不理。他如果直接派大员到北平去接管傅作义的军权，又怕激起事端，无法收拾。在多方考虑之后，蒋介石只有一条路，就是派最恰当的人员到北平去，一边劝说，一边施压，看能不能把傅作义说动。蒋介石的这一想法和当时还在支持着他的美国政府的想法基本一致。为此，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先后派出了四个不同身份的特殊人物。
最早的一次是在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出当时的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到北平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派徐永昌蒋介石是经过了一番选择的。
徐永昌是山西原平人，与傅作义是同乡。他曾在直系军阀孙岳部下任团长、旅长，最后任代理第三军军长，进入山西，成为阎锡山手下的大将，他的部队也成为晋绥军的一部分，从此时起，徐永昌与傅作义就成为好朋友。1928年，徐永昌担任了绥远省省主席，1931年8月，徐永昌调任山西省省主席，傅作义接任了绥远省省主席一职。与此同时，徐永昌是三十三军军长，傅作义是三十五军军长。1934年，徐永昌离开阎锡山，投靠了蒋介石。1938年，傅作义也离开了阎锡山，投靠了蒋介石。所以，徐永昌和傅作义不仅有着相似的经历，也有着不浅的交情。
在蒋介石身边的军政大员中，徐永昌是和傅作义关系最深的一个。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蒋介石特地让徐永昌到了北平。
这次蒋介石给徐永昌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劝说傅作义率领部队南撤。蒋介石给傅作义安排了两条南撤之路：一部分走海路，从塘沽新港上船，先开往青岛，再投入华东与中原的战场；另一部分走陆路，即走津浦线，也是先到山东，再投入华东与中原战场。由于这时傅作义考虑到他的部队全是北方人，完全无法习惯南方的生活，又考虑到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到了南方就完全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如果仗打不好，就会成为蒋介石的替罪羊，弄不好就是卫立煌第二，甚至比卫立煌更糟，因为自己是杂牌，而卫立煌是嫡系。到了南方哪怕就是没有打什么败仗，万一蒋介石把丢失华北的罪名一下子加在自己身上，那也就成了全国都会群起而攻之的最大的替罪羊，自己也是吃罪不起的。不管怎么样，他现在还控制着几十万人马，就是和共产党谈判，也还有些本钱。
所以傅作义是打定主意不南撤的，无论徐永昌怎么劝说，他也不干。他向徐永昌陈述的理由是：平津已被林彪和聂荣臻完全包围，现在根本无法突围。就算拼死突围出去的话，出海之路已被切断，何况海路上的船只也不够，陆路上又必须通过共产党控制区的层层包围阻截，部队加上家眷，怎么冲得出去？傅作义的这些理由的确也有道理，徐永昌明知傅作义心中是怎么想的，但也无法与傅作义争论，说服傅作义。于是，徐永昌只好带着傅作义所说的“请次宸兄（按：徐永昌字次宸）禀告委座，我傅作义定当像当年死守涿州那样，带领部属固守平、津、察、绥，以守待变，报效委座”的话回南京去了。
一个星期以后，即12月23日，蒋介石又派人来了。这次来的不是什么高官名将，而是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蒋纬国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来见傅作义，信中说：回想当年，我在西安的“双十二事变”中上了共产党的当，同意与共产党搞第二次国共合作，乃是我生平的一大教训。
现在，你因处境关系又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又可能上当。所以我要借此一劝。今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
蒋纬国向傅作义面陈的是什么？还是上次徐永昌来谈的那一套，要傅作义率军南撤青岛。并说只要到了青岛，将由美国海军舰队援助南撤江南。傅作义对蒋纬国的答复与上次徐永昌来时的答复相似。蒋纬国乃是送到德国学过军事的，还是一位指挥装甲兵的少将军官，从军事上来讲，他是无法驳倒傅作义的，这一点蒋介石早已考虑过。但是，蒋介石这次派蒋纬国来，给傅作义抛出一个大绣球：傅作义南撤江南之后，将任命他为东南军政长官，统率江南所有国民党军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蒋介石的话十分诚恳，希望傅作义一定前往江南就任。
这时，傅作义心中已经打算要与共产党和谈了，更何况，今天这种局面还说什么就任东南军政长官，统率所有国民党军队，谁还会相信？
谁还会对此感兴趣？淮海战场的失败已成定局，国民党的精锐力量已经被解放军消灭了一大半。现在还剩余的两支主要力量，一支是白崇禧，那是桂系的军队，是连蒋介石也指挥不了的；另一支是胡宗南，那是蒋介石的御林军，除了蒋介石，哪一个也指挥不动。所以，所谓“东南军政长官，统率所有国民党军队”完全是一句空话，如果是指挥东南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东南地区已没有多少军队；如果是指挥江南的所有国民党军队，又根本不可能。傅作义对蒋介石这一套骗人的把戏，只好在口头上做了个以假对假的客套，表示谢意。但对于率军南撤，则是很坚决地回答说：“现在已是四面楚歌，根本不可能南下了。我只有与古城共存亡，以报委座厚爱。”
蒋纬国无可奈何，只好回南京了。
1949年1月6日，也就是傅作义派周北峰和张东荪出城进行第二次和平谈判那天，蒋介石派来了第三个大员。此人的来头比徐永昌更大，他就是在国民党时期可谓尽人皆知而且让人闻名即恐的大特务头子郑介民。
蒋介石把一个特务头子派到北平来，当然是有一番用意的。从表面上看，他仍然是来劝说傅作义南撤。实际上，蒋介石和郑介民都知道这时傅作义是不可能南撤的了。郑介民来北平有以下几个目的：一是以军统特务手段威胁傅作义。他公然对傅作义说：“在北平的军统人员可以密切配合傅总司令指挥军队南撤。”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不南撤，不听蒋介石的话，军统就会给你颜色看。二是找中央军嫡系将领谈话，了解傅作义与我党的和谈情况，布置对和谈的破坏行动。三是布置军统特务对呼吁、奔走和谈的民主人士进行暗杀。
郑介民来北平，对傅作义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郑介民到北平后，还未与傅作义见面，就与他手下的北平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军统北平站站长王蒲臣、徐宗尧，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惕园等密谈了一夜。郑介民根据他手中的情报可以肯定傅作义已经在与共产党进行和谈，更知道北平城中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所以他反复压傅作义，要傅承认关于和谈的真相。可傅作义无论如何也不承认，甚至以“如果总统不放心，我马上可以辞职”的话相要挟，因为郑介民手中没有直接证据。而当傅作义最后说出愿意陪郑介民在北平进行调查的话时，郑介民也不敢同意，因为他虽然在北平有一个军统特务网，但只能在暗处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要公开出来搞调查，是无法与完全控制着北平的傅作义较劲的。
万一出了问题，傅作义将他扣下甚至采取更严厉的手段也未可知。无可奈何，郑介民只好不再谈傅作义是否在与共产党和谈的问题。关于南撤的问题，傅作义更是坚持他的绝不南撤的立场，毫不动摇，对郑介民的暗中威胁也以佯装不知顶了过去。所以，当郑介民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他北平之行的结果后，蒋介石知道傅作义无论如何也不会再跟着自己走了。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到北平来拜见了傅作义，不过不是蒋介石派来的，而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他就是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海军中将。
当时的美国政府已经清楚地看到蒋介石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无可挽救，但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蒋介石政府就这样迅速失败，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接管中国政权。所以，美国政府中的一部分人主张在尽可能保存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的同时，寻找其他有能力的人物来代替蒋介石，或者由一批人来组成新的统治集团，至少维持国民党对中国半壁江山的统治。特别是美国国会中的少数共和党人对美国总统杜鲁门所执行的民主党对华政策攻击得很厉害。杜鲁门派白吉尔到北平，就是来摸傅作义的底。因为这时傅作义还是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还控制着几十万军队。
白吉尔来北平，还有着一个借口。1948年11月初，白吉尔曾经明确宣称，美国海军可以参加对上海的保卫战。当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将这一消息告诉傅作义时，傅作义曾经让杜建时和驻在青岛的白吉尔联系，希望美国西太平洋舰队能以保护侨民的理由出兵天津，用美军的力量支持国民党军队对天津的守备。当时，白吉尔在向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请示之后，给杜建时复了信，表示此事是可以考虑的。可是当12月中旬杜建时再与白吉尔联系，要求白吉尔采取具体行动时，白吉尔在给傅作义的信中却说：“奉政府之命转告阁下：在现在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无益的。”可是，这一次白吉尔却是来商谈军事援助的。
当白吉尔来到北平见到傅作义以后，就明白地告诉傅作义：美军不仅可以支持傅作义，而且美国政府还愿意在今后绕过蒋介石，直接支持傅作义。美国海军将在渤海、黄海和东海沿岸的有关港口布置力量，帮助华北“剿总”部队南撤，以保存这几十万军队的实力。
这时的傅作义也很清楚，到了这种已经兵临城下的危险时刻，美军的援助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所以他很巧妙地回答白吉尔：
“我是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地方军政长官，怎么好直接接受贵国的援助？”这时，白吉尔只得直截了当地说：“蒋介石先生已经不中用了，中国需要傅将军这样的军人。”对于这种事关大局的言论，傅作义显得格外小心，虽然他对美国政界的内部争论早有所闻，但他不知道白吉尔的这种言论是何居心，又是否与蒋介石有关。所以，他对白吉尔的话不作任何表态，仍然说“我是中国的地方长官，不能直接接受贵国的援助”。白吉尔进一步强调说：“今后我们将绕过蒋介石，直接支援傅将军，这是杜鲁门总统的意向。”傅作义还是那句话：“我很感谢贵国的一片好心，不过这方面问题还是请与南京方面商谈为好。”
白吉尔知道傅作义在这一敏感问题上不愿表态，就将话题指向更为具体的问题，他说：“傅将军，目前中国的局势，更具体地说，华北的局势已经很严重了……”傅作义顺着白吉尔的话说：“中国的局势，华北的局势，是很严重了。所以，无论贵国政府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无益的。不过，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吧。”傅作义在这里所说的“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无益的”，正是不久前白吉尔在给傅作义的信中的原话。这种回答，当然就是告诉白吉尔：美国还要想在华北做什么文章，已经没有希望了，傅作义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白吉尔不愿再自讨没趣，只好十分扫兴地飞回青岛去了。
单从以上这四次对傅作义的拜访，也就可以从中见到当时傅作义的处境是相当复杂而艰难的。老朋友来了，用的是劝说；蒋公子来了，送的是高官；大特务来了，给的是威胁；美国佬来了，是要他直接投入美国人的怀抱。他们来北平的最终目的，都是要阻止傅作义投向共产党、走和平起义的光明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一直不为所动，坚持不再与蒋介石和美国合作，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他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对和谈进程有所拖延，有其疑虑，不能决断，也是可以理解的。
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在与傅作义多次交谈之后，曾经归纳出傅作义在和平道路上有五怕：一怕被人看作叛逆，二怕得不到共产党的真正谅解，三怕蒋介石会轰炸北平，四怕对不起中央军，五怕控制不了中央军。经过这段时间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接触和谈判，傅作义对前两怕有所缓和，但对后三怕还依然存在。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有一块大心病，就是属于他的三大主力都已覆灭，属于他自己的20来个师已经被消灭大半，现有的军队基本上都是属于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单就在北平城中的军队来说，李文兵团和石觉兵团的中央军有十几万人，而属于他的部队总共只有四个师。如果中央军系统的军队不愿跟着他走和平之路，他的和平进程不仅举步维艰，连他本人的生命安全都会成问题。
这一问题，傅作义在考虑，毛泽东和平津前线司令部也在考虑。
二、刘亚楼走上第一线
出于对华北地区具体情况的考虑，按照毛泽东原来的设想，无论是对北平或是天津，都存在着用武力攻取和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两种可能性。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考虑来说，当然是希望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因为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护北平这座著名的文化古城，保护好新中国未来的首都，也可以保护好天津这座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减少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但是，到底是战是和，最后还得看实际情况的发展，而主要是要看对方的态度。就如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毕竟不是敌人的参谋长。”从我方来说，只能采取“积极谈判，立足于打”这一方针，因为和平的取得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没有强大的武力，敌人是不可能坐下来进行谈判的。
新保安打下来了，张家口打下来了，北平和天津已经被包围了，通向塘沽的出海口也已经切断了。在这种兵临城下的现实面前，傅作义也愿与我方谈判和平了。可是，谈判的进展不快，傅作义一直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平津前线的战事暂时无法向前推进。
毛泽东早就看好了一着棋，就是如果北平的和平谈判受阻，天津的敌人也拒绝走和平之路，就先打天津。所以，他在12月29日给林彪的电报中就明确说过：“放弃攻击两沽的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要考虑先打天津？这里有几个原因：（一）天津的部队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军系统部队，这些部队很难放下武器走和平之路；（二）打天津可以给北平的中央军系统十几万军队当头一棒，让他们放老实一点，不敢有什么大的动作，能跟着傅作义走和平之路；（三）打天津也是对傅作义和平道路的一个最有力促进；（四）天津打下来之后，北平就完全失去了依托，成为一座孤城，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武力的解决方式，都要方便得多，而对于傅作义来说，他的一切幻想也就都不可能存在了。
毛泽东批准后，林彪指挥了5个纵队、22个师，还有炮纵的两个炮兵师，共34万多人，在1949年1月2日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一纵在杨柳青，二纵在王庆坨，七纵在欢坨，八纵在汉沟，九纵在大任庄和大寺，炮纵在杨村。林彪就等着中央军委的一声令下。
但是，打天津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不仅因为敌人已经修建了不少工事，河道又多，进攻起来有不少困难，更是因为天津在当时就是一座有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是与北平并列的特别市（有如今天的中央直辖市），工业、商业、文化教育事业都相当发达，还有若干外国侨民，情况复杂，我军在战斗中要尽可能让这座大城市少受损失，让城内的各种设施能尽快地为新中国建设服务，所以我军在战斗中，特别是攻进城之后的巷战很难打。
为了做好打天津的各种准备，为了指挥好打天津的这一仗，林彪决定由刘亚楼担任攻打天津的前线总指挥，负责打天津的全面工作。
刘亚楼接受任务之后，把他的指挥部设在了天津西边的杨柳青。杨柳青是距天津约10公里的一个有名小镇，是我国著名的杨柳青年画的生产地与集散地。镇中有一条小河穿过街心，在平时有几分江南水乡的景色。不过，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被战争的气氛所笼罩。
当刘亚楼率领参谋作战人员对天津敌人的守备情况作了一番认真调查研究之后，发现攻城的最大障碍竟然不是敌人的工事，而是水。
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中国人都知道，天津这座近代才兴起的工商业都市，是由于海河系统的水运和塘沽的出海港口才逐渐繁荣起来的。在天津市区和郊区范围之内，不仅有人所共知的海河，还有永定河、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大清河、白河，所以，整个天津不仅被河道分割，而且地势低洼，很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国民党守军为了加强防守，在一个月前又利用原有一些河道特地新挖了一条护城河，护城河长22.5公里，宽10米，深3米。敌人将护城河修成之后，就堵塞了护城河通往海河的水道，使护城河中的河水深度一直保持在2米以上。在寒冷的冬天，这道护城河就成了我军攻进天津的主要障碍。这时，天津城中的敌人不知把哪里的水源大量引入了护城河，使得护城河的河水猛涨，溢出的水流向城西南方向大量倾泻，甚至把从天津到保定的公路两侧都淹了。这不仅对攻城造成困难，就是对攻城前部队的展开也极为不利。后来在一位当地老人的指引下，一纵找到了位于静海以南三元村的南运河上的唐官屯水闸，关上了进水闸的闸门，使南运河的河水流入碱河出海，不再流入护城河，才解决了天津城当时的水患。
解决了临时的水患，还得想法解决如何渡过护城河和城区的其他河流问题。于是，各部队发动大家群策群力，在三天之内，就创造了芦苇桥、汽油桶桥、门板桥、梯子桥等各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渡河工具。这其中，芦苇桥是战士们搞出来的最佳渡河工具。天津城郊遍地都有芦苇，冬天的芦苇已经干枯，浮力大，将若干捆芦苇扎成芦苇桥，不用什么技术，一看就会，而且3分钟就可以通过一个步兵连，要40分钟才会完全沉下去。前线指挥部发现了这一好办法，立即在一纵召开了现场架设芦苇桥表演会，让各部队都学会了这一手，各个连队都组织了架桥组，解决了作战中渡河的难题。
在解决渡河问题的同时，各部队又在冰天雪地中挖掘了大量的交通壕，改造了进攻道路上的地形。在1949年1月10日左右，基本上拔除了所有外围据点，做好了攻城的准备。
三、五巨头商议殉葬
天津城内也不平静。特别是那位天津城内最高军政长官陈长捷。
陈长捷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与傅作义相差两期的同学。正因为他与傅作义有这层同学关系，所以他从军校出来之后，就接受了傅作义的邀请到山西加入了晋军，从排长一直升到师长。中原大战晋军失败后被整编，他在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中任旅长。抗日战争中任六十一军军长，在傅作义指挥下打过不少恶仗，在团城口之战中，他的一个团打得只剩下一个排；忻口之战中与日军死拼半月，消灭了敌人的3个联队。1938年5月，他升任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成为与傅作义并列的晋绥军中地位最高的集团军总司令。但是由于他不是山西人，对于阎锡山重用山西“五台帮”及若干军政措施有所不满，与阎锡山的矛盾逐渐加深，1940年终于被阎解除职务，他便利用已经离开阎锡山而投向蒋介石的傅作义的关系，也投入到蒋介石部下，到绥远任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守备军总司令。这以后，还担任过兰州补给区司令、军官第二十总队总队长。
当傅作义在1947年底同意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时，按傅作义的考虑，当然是由自己负责北平，在谁来负责天津的问题上他很费了一番苦心。后来选了陈长捷，是因为陈长捷虽然是他的老同学、老同事，但却不是晋绥人而是福建人，便于和中央军系统的南方将领搞好关系。陈长捷的资历又比当时华北国民党军队中所有的兵团司令都要老，10年前就是集团军总司令。所以，傅作义就向蒋介石要求将陈长捷这位老华北从兰州调到了天津，并由蒋介石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塘沽防守区中将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区司令。
也可能是一种巧合，攻守天津的双方主将一个是中共方面的刘亚楼，一个是国民党的陈长捷，竟都是福建人。
陈长捷到天津之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他逐步排挤了军统在天津的势力，成立由他一手组建的天津警备旅来维持社会治安，又花了很大力气修建防御工事。由于天津地势平坦，无任何地形可以利用，所以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就已经修了不少城防工事。陈长捷之前，驻防天津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保定绥署天津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又接着修，当时曾经筹集了250亿元的巨款用来修筑碉堡，并开始挖掘护城河。陈长捷上任后，在上官云相的基础上，不仅修成了护城河，而且在护城河外又拉了几道铁丝网，布置了纵深几十米的鹿砦和布雷区，总共埋有数万枚地雷。护城河沿线阵地之外2000米之内的房屋和树木全部拆除或烧掉，形成无人区。护城河内侧则用挖河时挖出来的泥土筑成一道底宽7米、顶宽1米多、高3米多的梯形内墙，墙上拉有5米多高的电网，墙内修有一条宽5米的公路，可以用汽车运送各种弹药和物资。特别是沿内墙又修筑了环形的碉堡，每隔30米就有一个，其中大型碉堡有380多个，每个碉堡中还有电灯和电话。在这一个碉堡圈之内还有三道碉堡工事，总共有各种碉堡1000多个，都是以钢筋混凝土建成，不像其他地方以土木为主的碉堡，被称之为“天津的盔甲”。从整个天津城来看，就以护城河和碉堡为主，加上铁丝网、散兵坑、掩蔽部、交通壕，成为经过全面规划的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正因为如此，陈长捷才敢于对各种传媒自夸说：“大天津堡垒化！大天津固若金汤！”
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只有六十二军和八十六军两个正规军，加上其他部队，总共只有13万人。陈长捷敢于如此自夸，就在于天津的城防工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叫“不嫌兵单，还恃阵固”。不过，不管陈长捷是不是吹牛，如果就事论事而言，天津的城防工事的确是我军攻打敌人的城市以来所遇到的最坚固的城防工事，过去所攻打过的济南、洛阳、开封、锦州、沈阳等地都不能和天津相比。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东野的攻城大军对于攻打天津进行了认真的战术准备。其中，主要是演练用爆破、炮轰的手段炸毁敌人的工事，用芦苇桥、跳板、船桥等办法渡过各种河沟和战壕，用爆破、耙雷杆排除敌人的地雷。正如六纵十七师指战员所编的顺口溜：“攻坚虎，虎生风。练爆破，演攻城。练巷战，习攀登。今日练兵憋足劲，来日大闹天津城。”
陈长捷对于天津的城防是颇有信心的，而且是天津所有国民党军队将领中最有信心的一个，因为他认为天津的地形不便于展开进攻，再加上有几层工事，进攻者不经过长时间的构筑攻城工事步步逼近，并付出很大的代价，是很难攻破的，更是不可能用强攻急袭的办法攻破的。对这一点，他还和其他军官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1948年12月18日，蒋介石按他凡是在军情紧急时就要给第一线的军队指挥官写亲笔信的一贯做法，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平津前线的指挥官，意思当然是老一套，就是要各位在“华北垂危”之时，在“关系党国之存亡”的决战中精诚团结，“效忠党国”之类。他派了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乘飞机前往北平，飞机不敢降落，就飞到了天津。李及兰将陈长捷和驻守天津的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集中起来，让他们来看蒋介石的亲笔信，当场为是否要坚守天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两个军长都认为天津难守，主张不守天津而守塘沽，以便南撤。只有陈长捷认为天津有十分坚固的城防工事，是可以守住的。争论到最后，陈长捷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你们若擅自将天津部队集中到塘沽，那我就自杀。”
陈长捷是不是没有军事常识，也不知道我东野大军已经做好了攻打天津的准备，如果真打起来，他陈长捷的13万人马不可能是我军几十万人马（我军用来攻打天津的部队是34万）的对手？陈长捷是不是不知道北平的傅作义可能会走和平之路，而他一定就要与傅作义唱反调？这都不是。陈长捷是这样考虑的：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应当是“平津一体”，傅作义把他放在天津，他就要尽力守住天津；如果傅作义先走和平之路，而且又不出什么问题，到时候再作打算。如果北平还未曾安全地和平解决，傅作义还没有给他下达和平解决的命令，他在天津坚守一个月是完全可能的。坚守一个月的根据，就是天津坚固的城防工事。
陈长捷当时在天津多次表示要为党国效忠，要拼死抵抗，其本意就是如此。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陈长捷表现出了很为慷慨激昂的姿态。例如，陈长捷对部队发出了这样的通令：全体守城部队必须据城坚守。如果我在守城中战死，由副司令林伟俦继我指挥；各级主官如果战死，由预先指定的人指挥。坚决守住天津，与阵地共存亡。与此同时，陈长捷还向各部队下发了一份在整个国民党军队中也不多见的战场纪律：士兵退却者，班长可将士兵就地枪决；班长退却者，排长可将班长就地枪决；排长退却者，连长可将排长就地枪决；连长退却者，营长可将连长就地枪决；营长退却者，团长可将营长就地枪决；团长退却者，师长可将团长就地枪决。
尽管陈长捷决心要为国民党殉葬的口号喊得如此响亮，但是我党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还是作了尽可能的和平解决努力。在天津城中，也有若干有识之士希望和平，也在为走和平之路积极奔走。
天津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就是在城中为和平奔走的一个代表。杨亦周是中国纺织总公司天津分公司的经理，多年以来，和我党华北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杨秀峰、黄松龄、阮慕韩、何松亭等有交往，他参加天津参议会议长竞选时也曾经征求过我党的意见。从1947年开始，我党地下组织指定由地下党员刘绎文（公开身份是天津社会局救济院院长）与杨联系，所以他的很多社会活动都是听取了我天津地下党意见的。这一时期，天津广大市民无不深深地盼望着天津能够不受战火之苦，能够让自己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在1948年岁末，解放军已将天津包围，城内外已是炮声隆隆（我军为了扫清城外的据点已经和守城部队进行了不少战斗。陈长捷在得知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设在杨柳青之后，他命令城中的炮兵不断向杨柳青一带进行炮击），大战已是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广大市民难以向交战双方的负责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杨亦周在1949年元旦这一天专门邀请了十几位市参议员一起研究，决定代表民意进行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努力。他们决定，推选出丁作韶、杨青云、康相九、胡景薰四名参议员代表天津市民出城向解放军求和；同时公推杨亦周代表市参议会向陈长捷进言，希望陈能走和平之路，如果陈长捷同意，就请陈马上采取行动，与解放军议和。
但是，陈长捷十分狡猾，他自己不愿言和，也不公开反对民间言和，他对杨亦周等人的答复是：“求和是民间的事情，军方不予过问。”
天津市参议会的四名代表根据我方在无线电广播中向天津市民所宣布的出城与解放军联系的方法，于1月5日手持白旗从天津北边的王串城出城，顺利到了我军的前线阵地，立即受到了我军的热情接待，在我方联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在一个村庄里见到了我军前线指挥员刘亚楼。
刘亚楼在仔细听取了四位代表的陈述后，对他们的和平愿望予以鼓励。
然后，他向四位代表正式表达了五点意见：
（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二）陈长捷所属军队一律放下武器，不得损坏；（三）本军保证一切放下武器之官兵的生命安全；（四）本军保证陈长捷和官兵的私有财产之安全；（五）为表示宽大和诚意，对天津停止炮击6天（从1月6日至11日），限期内（12日）要明确答复，过期即行炮击。
四位参议员将刘亚楼的五点意见带回城内，立即向杨亦周作了汇报，杨亦周又立即前往陈长捷处做了转达。狡猾的陈长捷在沉思一阵之后，仍然用上次回答杨亦周的办法，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我并不反对和平，我的军队可以接受五点，但是中央的直系部队我指挥不了。如果能让出一条路来，让中央军去塘沽，我就可以照办。”陈长捷这话等于没有说，因为在天津的部队中，六十二军和八十六军都是属于中央军系统的部队，陈长捷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正规部队。如果要算他的嫡系，可以算得上的就只有一个警卫营是他从西北带来的。他到天津之后成立了一个天津警备旅，又名为天津地方武装保安旅，是由原来的保安团队改编的，也都是天津的地方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杨亦周和四位参议员只好去征求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他还兼任天津的防守副司令）的意见。林伟俦以默不作声的态度，拒绝了和平之路。
为了天津的和平，杨亦周等人再次去陈长捷处，进行了苦口婆心地劝说，陈长捷仍然坚持必须让部队撤到塘沽，否则无和谈可言。1月9日，当四位参议员再一次出城，将陈长捷的这一立场向刘亚楼做了汇报，陈长捷的这一顽固不化立场，遭到了刘亚楼拒绝。刘亚楼再一次对几位代表做工作，他说：“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工业城市，我军诚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自动放下武器，我军可以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及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按原计划攻城。”
在中共中央总的原则立场指导下，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对天津的陈长捷等人已经做了耐心等待。为了最后一次对天津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教育，争取他们走和平之路，1949年11月11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和罗荣桓亲笔签名，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三人写了一封信，而且派出通信联络人员通过双方的接触线，进入到了国民党军队防区，亲手将信送到了陈长捷、林伟俦和刘云瀚手中。这封由林彪和罗荣桓亲笔签名的信全文如下：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
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我军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这封由林彪和罗荣桓亲笔签名的信件，在天津的国民党当局中被视作解放军对他们的最后通牒，故而引起了强烈震动。天津国民党当局的五名最高负责人不得不聚到一起，商量对策。除了三个收信人之外，还有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和警备副司令秋宗鼎。在这几个头目之中，杜建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杜建时是河北武清杨村人，出身于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蒋介石开办陆军大学，杜建时入学考试与毕业选拔考试都是第一名，被蒋介石选送美国深造，在堪萨斯陆军大学毕业之后，又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到加州大学攻读了国际关系专业，获得了博士学位。1939年学成回国，成为了当时中国唯一的“博士将军”，先后担任第九战区副参谋长、国防大学教务处长、国防研究院主任，委员长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高级参军，很得蒋介石的器重。当时蒋介石与各国的高级谈判他都是重要的随员，连1945年参加联合国成立的中国代表团，他也是成员之一，宋美龄还把自己的秘书介绍给他做了夫人。蒋介石把他派到天津来，先任北宁路护路司令官，后任天津市市长，是蒋介石放在华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心腹人物，他实际上是蒋介石安在华北地区的一个耳目，华北地区的各种情况特别是傅作义集团（在杜建时眼中，陈长捷也属于傅作义的人）的情况，都经常由他直报蒋介石。可以这样认为，陈长捷所以不敢如傅作义那样逐渐走上和平之路，除了他自己完全没有自己的军队之外，杜建时这个蒋介石的耳目的严密监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现在，天津的五巨头坐到了一起，都看了林彪和罗荣桓的亲笔签名信。怎么办？都不敢首先表态。在这五巨头之中，在他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在提防着其他人。陈长捷是名义上的最高司令官，但他没有自己的部队，而且又被另外几人看成是傅作义的人，他怕杜建时和两个军长找他的茬。杜建时虽然是蒋介石的心腹，但他自己不掌兵权，他又一直弄不清楚陈长捷到底卖的什么药，弄不清楚这时陈长捷和傅作义是什么关系（实际上，在这段时间，由于傅作义本人对和平问题极为小心，一直未下最后的决断，不可能有很直接的态度，所以并未就和谈问题与陈长捷有过任何联系），所以也无法表态。林伟俦和刘云瀚这两个军长对于自己的实力是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可能是林彪的对手，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上司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也很难在和战问题上作出大的行动。特别是他们心中很清楚，杜建时是蒋介石的心腹，而陈长捷又是傅作义的人，这两人的意见不统一，他们作为下级是很难办的，所以他们也都不愿表态。至于秋宗鼎，是一个空头副司令，更不愿先谈自己的意见。这样，五人都没有在和与战这一大问题上做出最后的选择，都未能走上和平之路。当杜建时再次向陈长捷询问天津到底能守多久这一问题时，陈长捷仍然说可以坚持一个月。于是，杜建时就要陈长捷给林彪和罗荣桓回信，实际上是要陈长捷给蒋介石表态。于是，由陈长捷口授，秋宗鼎笔录，一封陈长捷式的回信写成了：“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
这样，陈长捷等人丧失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天津的最后机会。全国解放以后，陈长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天津抗拒人民解放军，将战火引入市区，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对人民负有严重无比的罪过。”他的这段话，可谓句句实言，一点夸张也没有。
若干年后，有人曾经这样分析过1949年初的天津问题，认为当时的天津如果不是由于上述情况而产生的“龙多不治水”，而是由一人掌握军政大权，一人就可以作出决断的话，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天津也是有可能和平解决的。这种分析不无道理。遗憾的是，历史现象是不可能按“如果”来重演一次的。
若干年后，陈长捷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当时所以出现那种明知打不过还要坚决打的局面，还有一个一般人所不太了解的原因，就是国民党特务对国民党军队的暗中监控。他说：
1月11日，接到解放军送来的“和平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即约杜建时到部会商。开始是各怀鬼胎，以目相视，默然不语。刘云瀚是蒋介石、陈诚的嫡系心腹，对战事虽然怀虑，但默不作声。林伟俦和秋宗鼎又都慑于特务的监视，有所欲言，却又吞吞吐吐，没有一个说应该和可以放下武器的。大家却也愿意谈判，无非为的缓攻、观望而已。
蒋介石在各军和各军事机关都置有从他的侍从室直接派出的所谓“视察官”，参与一切军务与军机，时时向蒋直接通电报。对天津就派来视察官程子践，程当时对作战中每夜汇报情况，指导军机，他都要参加。而他的背后，又有所谓“报务员”执着密码本在监察他。蒋的特务对天津作战是多方面的钳制，这一种特务恐怖，慑服了部队长官，迷惘不省。
不管是出于哪些方面的原因，总之，天津守军在最后关头拒绝了和平之路。既然天津守敌不愿意放下武器，拒绝和平，毛泽东当然就要下决心先打天津。前面已经分析过，这时打天津，其目的不仅仅在于解放天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将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砸得粉碎，将天津的坚固城防工事砸得粉碎，让傅作义迅速彻底地丢掉幻想，接受和平改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同时也让北平中央军系统的军队不敢乱动，不得不跟着傅作义一道接受和平改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打天津给傅作义瞧一瞧”。
四、地下党的巨大贡献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已做好了打天津的准备，而且准备得相当充分。因为这一仗不仅是一个要解放天津的问题，而且要求要打得猛，打得狠，打得干脆利落，要打个样子给傅作义和北平的李文、石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瞧一瞧。
在对攻打天津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不仅广大的解放军指战员们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解放区的支前民工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天津的地下党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如果说华北军区城工部领导的北平地下党的主要贡献是用力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进程的话，在华北军区城工部领导下的天津地下党的主要贡献则是为我军顺利打下天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纪念天津解放十周年的时候，刘亚楼这样说过：“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
194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天津市的地下党组织由原来的两个系统（即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由原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北系”和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南系”）合并，成立中国共产党天津工作委员会，对外的名称，就叫迎接天津解放委员会，开始了迎接天津解放的各种工作。这里只介绍与攻打天津有关的两件大事。
上面曾经说过，陈长捷所以敢于与我军进行抵抗，主要的就在于天津的坚固城防工事体系。我军既要迅速攻打天津，又要尽可能减少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减少对重要工业设施的破坏，就需要让我军指挥员在开战之前能掌握到作为敌人手中最高机密的天津城防详图。这一任务当然只能由地下党去完成，天津地下党组织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天津修建城防工程的总领导机构是天津市城防构筑委员会，由天津市市长杜建时担任主任。在这个委员会之下，又有若干个专门委员会。
负责设计和施工的是其中的工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第八工程段有个工程员叫麦璇琨，是1946年才从天津工商学院毕业的年轻技术人员。麦璇琨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八工程段的任务是负责该段工程的监工。地下党组织给麦璇琨的任务是要想法将整个天津的城防工程绘制成详图，要绘制这份图对于他所在的第八工程段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能不能掌握其他工程段的情况。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麦璇琨利用工程处主任对他的信任，经常找各种机会到其他工程处去查看，利用各种可能收集有关图纸。到工程后期搞竣工测量时，再按比例将每一个工程段的工程绘成全图，特别是将各个碉堡的位置与内部结构以至武器配备，都尽可能详尽地反映出来。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将任务全部完成，将全图交给了所在组织的负责人王文源。王文源再交给开照相馆的地下党员康俊山，翻拍成照片，由地下交通员赵炎送交了华北军区城工部。
另一位地下党员张克诚，在天津市工务局任建筑科的公务员。这个科有一个工作任务是验收天津的城防公路，在工作中必须要参考整个天津的城防工事图。有一天，与张克诚同一间办公室的工程师未将官方绘制的城防工事图锁进保险柜，还放在书架上就外出了。张克诚立刻冒着危险将工程图偷回家中，用两个通宵描了下来，用蜡丸封好。然后藏在他的棉裤里，让他的妹妹转交给了地下党天津工委书记黎智，再由黎智转交给了我军的八纵。这位事先并未得到上级党组织布置任务的地下党员，为我军提供了另一份完整的城防工事图。
还有一位地下党员是位女青年，名叫曾长宁，她的父亲曾延毅过去与傅作义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还拜过把兄弟。曾延毅在国民党的西北军中当过副军长，这时已经脱离军界，在天津做寓公，但与国民党军政界的很多人物都有来往。有一天，国民党军塘沽防守司令崔亚雄到她家做客，曾长宁发现崔亚雄的皮包里正好放着塘沽地区的驻军分布和防守工事图。曾长宁立即偷偷复制了一份，通过另一位地下党员沙小泉送交到了上级党组织，再转交给了我军手中。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天津的后勤供应统由国民党的联勤总部在天津设立的华北联合后勤支部负责，这个后勤支部的主管是一个国民党少将军官，他的秘书李贻亮是一个在一二·九运动中参加过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进步人士，李贻亮的舅父是我党的地下党员。通过李贻亮舅父对他的教育，李贻亮愿意为我党工作。李贻亮不仅为我军提供了国民党军队在天津所有军火库和物资库的详细情况，还利用1948年底搞新年慰问劳军活动时要登记造册发放慰问品的机会，将这时全城驻军分布的最准确资料提供给了地下党组织。
正是由于有这些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军攻打天津做了前期准备，使得我军在攻打天津战斗中得到了很大方便。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说过这样的话：“由于地下党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城防工事图，使我军迅速掌握了敌情，因而下决心、订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目标。”当天津解放以后，天津市民曾经流传过这样的话：“解放军的炮弹有眼睛，不打老百姓，专打国民党。”其实，为解放军的炮弹安上“眼睛”的，正是天津地下党的一批英雄们。
五、平津总前委成立
1949年1月7日，林彪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对如何进攻天津有一个全面的报告，这也就是我军攻打天津的总计划。电报中说：
关于天津作战情况与布置报告如下：
（一）天津敌正规军约6万，特种部队近1万，地方部队近1.5万，民众自卫队（不脱离生产的）1.5万，共约11万人。
八十六军及九十二师、一八四师皆系在东北被歼灭过的旧番号、新部队。六十二军之一五七师在北平，该军现在天津只有一五一师较强，其余两个师战力均差（按：当时的这个敌情统计稍有不确，天津的守敌中无九十二师，天津守敌的总数应当是13万人左右）。
（二）敌八十六军分布在城东半部，六十二军分布在城西北部，四十三师在城西部，一八四师在城南部。
（三）天津市区东西十华里，南北二十五里。
（四）敌强的守备部队在北部，弱的守备部队在南部，敌强的建筑物在南部，敌整个阵地的弱点在中部。敌中部之守兵与建筑物均不强，我军对敌之中部攻击则从东西两面能展开大的兵力，故主攻选在中部。
（五）我军原拟以５个纵队攻击，但后因我十二纵主动要求参加攻天津；该纵成立以来，未打过主要攻坚战，要求借此机会锻炼，故允许其以两个师参加。此外刘亚楼要求六纵一个长于巷战的师参加攻天津，亦已同意。故我攻天津的兵力略过多（共23个师的兵力及全部炮兵）。但估计北平与塘沽之敌均不敢增援，即令增援亦足能对付，故兵力虽稍多，但无碍。我军拟以约两个纵队的兵力由西向东并肩突击，以约两个纵队的兵力由东向西并肩突击，以三四个团的兵力由北向南攻，三四个团的兵力由南向北攻。我主力争取东西两方对进突击，首先歼灭中部的敌人，将敌南北切断，待我军已在敌之中部地区贯通以后，即以主力转向南面，歼灭南面的敌人。如战斗发展容易，则在第二步同时进攻南北阵地内的敌人。
（六）目前部队大部分正在进行攻坚演习，一部已开始逐步打外围和挖交通沟。拟13号总攻击。敌以10余万人之兵力防守近200万人口之大城市（比济南大3倍，比锦州大10倍），必处薄弱易于突破和发展，且我军兵力战力均较敌占绝对优势，故整个战斗当能迅速解决。
（七）为了争取在未解冻之前攻北平，故拟天津战斗后除以一部逼退塘沽敌人外，主力速移北平附近准备攻城，极力争取在“四九”（按：即民间冬天“数九”的“四九”，这里是指在天气最冷的时候攻城，因为城壕里的冰冻有利于我军的进攻）末能攻城。但如北平城壕之水源我军能从城外截断时，则仍按原定计划在2月上旬开始。能否截断水源问题，现正进行调查中。
（八）天津战斗后，拟以十二纵担任卫戍。
上述报告，就是我军进攻天津的总方案。这里有几点说明：（1）报告中说总攻的时间放在1月13日，后来改为14日；（2）报告中说十二纵有两个师参加打天津，后改为一个师（即十二纵的三十四师），所以我军参加打天津的总兵力不是23个师，而是22个师。（3）报告中说，刘亚楼要求六纵派一个长于巷战的师，林彪予以同意，情况是这样的：
六纵入关之后，东野总部给六纵的任务是在切断北平和天津的联系之后准备进攻北平，而且是和三纵一道担任主攻，当时驻在马头镇。刘亚楼要的一个师，是指六纵的十七师。这个师在东北攻打四平时是总预备队，出色地完成了扩大突破口，攻占敌核心守备区，歼灭敌人七十一军军部的任务，打得相当出色。在攻打锦州时，这个师又担任总预备队，在大胆插入、穿插分割、打乱敌人的指挥部署中起了很突出的作用。战斗结束后，东野总部特地进行嘉奖，并授予了“攻坚老虎”的称号。正因为十七师有这种出色的攻坚本领，所以刘亚楼将其要来天津前线。六纵在1月3日得到东野总部的命令后，就由洪学智司令员和赖传珠政委亲自带着十七师师长龙书金和师政委徐斌洲率领十七师赶到了天津前线指挥部杨柳青接受任务。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天津之战和即将到来的解放北平极为重视，为此，在1月10日给平津前线发出了两份重要的电报。一份是仿照淮海战场之先例，成立平津总前委。电报说：
林、罗、聂，平津前线各兵团，平、津两市委两军管会，华北局，东北局：
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3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两市委、两军管会关于上述工作均直向总前委请示，由总前委向中央负责。总前委与华北局为平行关系，有事用函电或当面解决。
另一份电报是由周恩来起草的，电报就接管平津和统一领导平津地区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诸如军管、警备、后勤、货币、物资、地方工作等，都作出了明确的指示。
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准备解放平、津，而对于全面接管平、津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华北地区的新局面即将到来。
由于天津国民党守军陈长捷等人在1月11日拒绝了由林彪、罗荣桓亲笔签名的敦促他们派代表谈判和平的信件，关上了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大门。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立即攻打天津，并将这一意见上报了中央军委。1月12日，毛泽东发来了这样的电报：
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1月13日，林彪向天津前线部队下达了进攻天津的正式命令：
刘，一、二、七、八、九、十二纵队并十七师首长，并报中央：
（一）天津之敌毫无投降诚意，仅在拖延时间。
（二）各部应按计划于明日开始攻击，坚决歼灭该敌。
六、前线来了邓宝珊
正当我天津前线准备发起总攻的时候，傅作义决定派邓宝珊再次出城进行和平谈判。邓宝珊的出马，表明了傅作义对谈判的态度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邓宝珊是甘肃秦州（今天水）人，自幼投军，但在业余苦读诗书，其文化素养很高。1910年加入了同盟会，1914年在陕西参加了当时西北地区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的著名“华山聚义”，高举反袁大旗，多次举行反袁的军事活动，是西北地区很有威望的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也是西北军中著名的“儒将”。1921年任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团长，1922年成为冯玉祥部国民军第二军第七师师长。1924年接受李大钊的意见，与共产党合作，聘请苏联顾问，并任用共产党员为他的军官传习所所长和秘书长。1926年冯玉祥委任他为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他在陕西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刚从苏联归国的邓小平为政治教官，对部队进行民主革命教育。1927年，出任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总司令为于右任），推行国共合作，邓小平即任他所办的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
大革命失败之后，邓宝珊无意跟随蒋介石，遂离开了部队，住于上海。
这时期他与周恩来结识，并一直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一定的联系。
九一八事变之后，经于右任的斡旋，蒋介石同意邓宝珊复出政坛，邓宝珊经邵力子邀请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并一度代理甘肃省主席，实际上主持甘肃的军政事务。1935年，他担任了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西安事变之后，他赞成张学良、杨虎城的义举，在杨虎城最困难的时候去西安，帮助杨虎城处理了若干善后事务。抗日战争期间，他先任二十一军团军团长，以后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他与我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晤谈，还让他的女儿到延安学习。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后，他不愿卷入内战漩涡，遂回到家中“养病”。由于邓宝珊和傅作义，还有东北的抗日英雄马占山曾经结为拜把兄弟（马是大哥，傅行第二，邓行第三），此时还有着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的名义，所以在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后，就请他担任了副总司令。其实这是傅作义借重他的名义，让邓宝珊来帮他处理华北和西北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为傅作义帮忙，所以并未要求他到北平就职。他不多的部队仍旧驻在绥远的包头以南和陕北的榆林一带，他本人有时住在兰州，有时住在包头。
当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时，积极主张和平的马占山（马占山当年的东北挺进军已被蒋介石削得差不多了，现在都编入了傅作义的部下，大约有两个师的力量，马占山本人已不再担任军职。但是由于马占山这时和中共地下党有来往，又主张和平，蒋介石下令军统特务将马骗来南京或绑架来南京，都未能成功。所以，此时马占山已经不敢住在自己家里，而隐藏在著名国画家陈半丁的家中）就劝傅作义请邓宝珊出来与共产党谈判。因为在当时谈判处于僵局的情况下，很多人都认为，只有邓宝珊出马才能有所突破。一方面，傅作义比较听邓宝珊的意见，邓可以完全代表傅作义；另一方面，邓宝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不错，是当时傅作义身边最能被中国共产党方面所接受的人选。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说过“我们希望傅氏能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任的代表”，这层意思也早由我方告诉了傅作义。从各方面看，邓宝珊就是这样一位“有地位的能负责任的代表”。
1948年12月28日，邓宝珊从包头飞抵北平，与傅作义做了几夜长谈，又与马占山做了一番认真的研究。在这期间，北平地下党的崔月犁在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中与邓宝珊做了三次交谈。邓宝珊认为必须走和平之路，但是有人给傅作义建议搞“华北政务委员会”即联合政府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就不是和平解放，而是搞国共联合，这种方案共产党不可能接受。有的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是受了美国某些言论的误导。邓宝珊力劝傅作义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方案，尽快解决北平问题。傅作义也对邓说：“抗战时期，你在榆林，曾和中共方面关系较好，听说中共领导人希望你出面斡旋，那就请你走一趟吧！”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以我军的巨大胜利而告结束，蒋介石最得力的大将之一杜聿明被俘。这一重大事件对全国特别是对被包围在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震动很大。1949年1月14日，是上次傅作义代表和我方会谈时我方给傅作义规定做出答复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傅作义决心请邓宝珊出马和原来的谈判代表周北峰一道出城，与我方进行第三次谈判。这说明，傅作义不得不动真格了，是有了与我方签订和平协议的诚心了。
这天上午，周北峰给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来了急电：“邓宝珊将军和我今日前往，请速指定路线、地点和接头办法。”
很快，周北峰就得到了回电：“欢迎邓宝珊将军和你同来，仍在清河镇接头，我方派王科长迎接。”王科长指我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王朝纲，从第一次双方会谈开始，他一直在担任接待。
无论是傅作义还是邓宝珊都不知道，他们决定进行第三次会谈的这一天，正好是我天津前线部队向天津发起总攻的一天。
当邓宝珊和之前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一道带着随员，在我方接待代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队列科副科长王朝纲的陪同下来到通县西边2.5公里一个叫五里桥的小村子时，已经是下午4时左右，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都已经在等候他们了。由于战事的发展，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已经从蓟县孟家楼转移到了距北平更近的通县宋庄。所以，我方把谈判地点也改在了通县的五里桥，这里距宋庄只有2.5公里。
短暂寒暄之后，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明确告诉邓宝珊和周北峰：
“上次谈判中，规定1月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
对于这个消息，邓宝珊和周北峰都颇感意外，但是邓宝珊相当冷静。作为一种谈判技巧，他首先仍然将傅作义原来所坚持的要我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等要求提了出来。
林彪的回答很干脆：“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聂荣臻接着林彪的话说：“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毁坏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邓宝珊不回答林彪所提出的正面问题，突然问道：“你们要打天津？”林彪立即回答了他：“是，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林彪的这一回答更是出乎邓宝珊的意外。因为傅作义对他谈过天津的守备，傅作义是相当自信的。何况傅作义和邓宝珊都很明白天津能否守住对北平的和谈是何等重要。傅作义曾经给天津的陈长捷做过这样的指示：“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坚定守住，就有办法。”所以，这时既然天津已经打响，天津能坚持多久，对于邓宝珊这边的谈判也就至关重要。邓宝珊问道：“请问，你们用多长时间可以打下天津？”
林彪毫不犹豫地回答：“三天。”
邓宝珊也算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对林彪如此干脆的回答十分惊异。攻打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只要三天？他难以相信。他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对于他的这句话，林彪未予回答。聂荣臻却说了这样的话：“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
久经沙场的邓宝珊的确没有想到，林彪对他的回答真的成了现实，三天以后，我军真的打下了天津。准确一点来说，还没有用到三天，而是29个小时。
由于邓宝珊到五里桥之后遇到了新情况，有很多问题他还得与傅作义商议。所以当天下午谈判的时间不长。罗荣桓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邓宝珊将军可以在这里休息，准备继续谈。”
邓宝珊到达五里桥之后不久，他一边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谈话，一边就让周北峰立即向傅作义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他到五里桥之后所得到的最新消息，和聂荣臻所说的“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的重要立场。
第二天，双方开始正式谈判。当天晚上，聂荣臻就谈判中的有关问题向中央军委发出了如下电报：
傅派邓宝珊、周北峰及上校秘书刁某昨抵此，今与之见面时，除本中央所示之态度与内容，指出傅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头，应负全责外（详细内容另告），并由于傅拖延太久，天津方面今已开始攻击，故津市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作义完全负责。现傅对津只有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在谈话中，邓取圆滑态度，主要两点：（一）过渡期间，军队改编用人民和平军名义；（二）傅似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负责。均为我一一拒绝。现邓仍留此。如能够攻下天津，有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之可能。在整个看来……有政治扒手，共同之点均为想借此机会抓一把。所谓第三条路线，我们已有所警惕。
与此同时，邓宝珊也收到了傅作义指示王克俊给周北峰发来的回电：“请和邓先生商量，酌情办理。”所谓“酌情办理”，就是授予了邓宝珊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做出决定的全权，可以不再按傅作义过去所决定的条件办理，而且是要尽快办理。应当说，傅作义电报中的这四个字是傅作义的态度发生实际性变化的重要标志，也是让邓宝珊能跳出傅作义过去所设置的框框，按我方所提出的方案和他自己的考虑进行谈判的重要前提。
傅作义对于和谈的态度所以在极短时间发生重要的转变，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是淮海战役的结果，极大地震撼了北平的国民党军队，让他对于控制北平的国民党嫡系部队有了把握；第二是天津已经打响，北平即将成为解放大军所攻克的对象；第三，正是1月14日这天，我新华通讯社广播了一篇重要文章《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毛泽东的声明在全面总结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之后，明确指出：
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在此形势下，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取得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旬日已来，全国人民业已显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渴望早日获得和平，但是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此种民意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南京国民党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亦应当赞助这样的和平建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
毛泽东的这个重要声明，主要是向南京政府讲的，也是向傅作义讲的。但是对于傅作义来说，就像是专门对他傅作义讲的。因为当时正在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就是执掌着华北地区全部权力的由他傅作义担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声明中的最后一段话，当然是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讲的，但在傅作义听来，就好像是对平津前线的解放军讲的，因为平津前线的解放军早已包围了北平和天津，而且正好是在1月14日这天向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天津守军陈长捷集团发起了进攻。如果他傅作义再有迟疑，再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他北平的傅作义。聂荣臻已经要邓宝珊向他讲“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他已经少了天津这样一个在谈判中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了。他不能再有什么犹豫和讨价还价的余地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向邓宝珊发出“酌情办理”的电报。
邓宝珊在五里桥进行的和平谈判，是和这里不远的天津城中所进行的激烈战斗同时进行的。正是天津战斗的隆隆炮声和熊熊烈火，才促成了五里桥和平谈判的成功。
七、炮口对准天津卫
天津市在当地人的口中，长期被称作天津卫。这就形象地表明，它是拱卫北平最重要的军事要地。天津的特点是整个城市都沿着海河而成，而海河的上游有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这样天津就是南北长，东西窄。按当时的市区来看，南北长约12.5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天津的周围又多是沿海洼地，河流纵横，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加上敌人经过长期经营，建筑了多层而复杂的防御体系，的确给我军的进攻增加了不少困难。但是，陈长捷在天津靠的是防御工事，而这个防御工事又是围着天津的一大圈。陈长捷只有10个师、13万人，其中除了六十七师和一五一师这两个师过去没有被我军歼灭过之外，有五个师都是在被我军歼灭之后重建的，一八四师甚至先后被我军歼灭过四次。另外的三个师，一个是由保安团改编的，两个是由东北逃回关内的散兵组建的。所以，整个看来，守军的战斗力并不强。更重要的是，13万守军撒在整个大包围圈上，其战线竟长达好几十里。
正是根据了上述特点，刘亚楼制定了一整套对付陈长捷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见于我们在前面已经引述过的1949年1月7日林彪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这个方案概括起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切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前面已经介绍过，林彪给了刘亚楼五个纵队，再加上十二纵的一个师，刘亚楼又特地要来了六纵的一个师。另外，还有整个炮兵纵队。在发起总攻之前，刘亚楼就在他的天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杨柳青的东桑园召开了干部会，向各纵队师以上负责人下达了各自的作战任务。目的是要大家先对自己攻击地区的敌情，特别是地形、地物和敌人的工事配备尽可能先搞清楚，以便进攻时能顺利展开，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快地结束战斗。刘亚楼和他的战友们这次作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天津地下党的同志已经把天津敌人的兵力配备图和整个城防工事图事先交给了作战的指挥员，他们可以做到有准备地作战。在古代兵家的口中，这叫“按图索骥”；在当时的指战员口中，则有一句很通俗的话，叫“坛子里捉乌龟，手到擒来”。
刘亚楼给各部队的具体任务是这样的：
一纵、二纵在一纵司令员李天佑的指挥下，向天津西城的和平门（即西营门）以北地区发起攻击，突破之后，从西向东挺进。这是刘亚楼“东西对进，拦腰切断”的主力队伍，共有9个师的部队。为了对付敌人的各种工事和地雷区，附有两个工兵营。另外配给了特种兵司令部炮兵火力的三分之二，还有20辆坦克。从火力配备上看，这一支攻城队伍是最强的。这是因为，在刘亚楼的心中，他是把西边的突破作为整个战役的最主要突破口，把一纵和二纵作为砸烂天津城防最重要的铁拳头。在一纵和二纵这两支部队中，刘亚楼给一纵的担子又最重。一纵在辽沈战役中是林彪手中的总预备队，没有打多少硬仗，没有过到打大仗的瘾。这一次，刘亚楼要给一纵一个补偿，让一纵把他们的劲全用出来。用当时东野老同志的话说：一纵是只小老虎，在东北战场上，长期被林彪放在“袖筒”里，没有舍得放出来。到了华北战场上，一纵是被放虎下山了。
七纵、八纵在七纵司令员邓华的指挥下，向天津东城的民权门发起攻击，突破之后，由东向西挺进。这是刘亚楼“东西对进，拦腰切断”
的又一支主力，共有8个师的部队，也附有两个工兵营。另外配有特种兵司令部炮兵火力的三分之一，还有10辆坦克。
东西两路主攻部队预定的会师地点是金汤桥。
九纵和十二纵的三十四师，在九纵司令员詹才芳的指挥下，在天津城南的尖子山一线突破，由南向北进行助攻。突破之后即向北发展，与兄弟部队预定的会师地点是耀华中学。
十二纵主力放在军粮城地区，继续隔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截击万一从天津逃向塘沽的敌人。
由东野司令部警卫团和东西集团各一部在城北方向佯动，不作攻击，只用以迷惑敌人（这支迷惑敌人的部队在正式的攻城中没有什么骄人的战绩，但是他们的迷惑是完全成功的。由于天津北面没有河流，又少有水泽，所以天津的敌人早就估计到北边应当是我军的主攻方向。我军有意在北边的阵地上挖了若干交通壕，攻城之前又把大炮拉到阵地上大打了一通，使陈长捷和林伟俦都误认为北边是我军的主攻方向，于是将六十二军的主力一五一师放在那里，一直不敢调动）。
有“攻坚老虎”之称的六纵十七师作为总预备队，在六纵政委赖传珠和十七师师长龙书金的指挥下，在西郊的炒米店待命。
在攻城大军的后面，是由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组织起来的支前大军，是一系列的兵站、粮站、仓库和医院。单以距天津最近的冀东地区来说，根据东北局的指示，从11月下旬开始，就在为平津战役做准备了。在冀东区党委书记兼冀东军区政委吴德和冀东军区司令员潘峰的领导下，先后组织出动了民工200万人次，其中包括车工70万人次，驴工70万人次（按：当地的习惯，二人一畜一套车出车一天为一个车工，一人一畜出工一天为一个驴工），最紧张的时期，每天出动的马车、骡车都在两万辆左右。共拓宽、碾平以及新修公路近5000公里，翻修、加固公路桥梁500多座，沿公路两侧还修起了防空掩体和战车掩蔽棚（或掩蔽壕）。在3个月的时间中，筹集军粮1.3亿公斤（平均每个老百姓14公斤），食油40万公斤，食盐50多万公斤，猪2万多头，军鞋100万双，军服几千万套，马草3000多万公斤，烧柴8500多万公斤。军区卫生部筹建了4个野战医院，各军分区都建立了休养所。天津战役开战时，又组织了270个担架团，轮流随军行动。
在准备攻打天津的同时，接管天津的准备工作也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中共中央已经发布了命令，任命了一批我党对天津进行接管的主要干部，其中，由冀热辽军区政委黄克诚担任天津军管会主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担任天津军管会副主任，由华北军区副政委黄敬担任天津市市长，由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担任天津卫戍司令。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对于华北这个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党中央配备的干部是很强的。在这些领导干部的组织之下，主要由华北局从各条战线抽调的大批干部正在做随攻城部队入城进行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在天津城内坚持斗争的天津地下党也在为我党接管天津进行积极的准备，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以黎智任书记的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动委会”），除了从各方面配合攻城部队攻城之外，更多的任务是想方设法进行保护工厂、学校、医院、仓库、码头以及公用设施，尽可能把天津市有用的财产都交还到人民的手中。为此，在“动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各个行业都成立了纠察队，进行划区包干。
此外，“动委会”还印发了大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告国民党官兵书》等宣传材料，对于稳定民心、瓦解敌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尽可能减少敌人的破坏，“动委会”还给天津城内的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系统的高级负责人送发了警告信。
对攻打天津的准备进行得相当充分，炮口、枪口都对准了天津卫。
八、活捉陈长捷
根据中央军委和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命令，刘亚楼在1949年1月14日上午9时20分向各部队下达了攻城命令。
那时的东北野战军可不是当年刚出关时的装备了。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他们不仅缴获了“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送上的大批美式装备，还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工业。那时东野主力部队的武器装备不仅在当时人民解放军中是最强的，就是和一般的国民党军队相比，也毫不逊色。东野六纵司令员洪学智在谈到他那时的部队时，是这样描述的：
我纵原来的建制是3个步兵师，1个炮兵团。军委和总部又拨给我们1个步兵师（独立第六师）。与此同时，还补入大批翻身农民和解放战士。……组织整顿后，每个步兵连190余人，步兵团3200～3500人，师有13400～13900人，全纵队共有63000多人，编制满员超员，兵强马壮，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军”。
部队的装备也进行了调整，每个步兵连有机枪9挺，正副班长及战斗组长装备冲锋枪；每个步兵团，除原有的迫击炮外，又增加了3～5门九二步兵炮；师炮兵营则增加了3～5门化学迫击炮或重迫击炮；纵队炮兵团补充了大口径榴弹炮。旧式武器也都换成了新的，步兵大多换成了三○步枪，其他装备也有改善。
我们纵队把缴获的物资弹药拉了五六十个车皮，除了纵队的野炮团外，东野总部又配属了两个炮团归我纵使用。众多的汽车和由几匹骡马拉的炮车，在公路上一摆七八公里，十分威武。
单个纵队是如此，从整个野战军来讲，就在从东北向关内的开进途中，中央军委于1948年12月9日发布命令，决定将东野原来的炮兵司令部和炮兵纵队合并和扩大，改组为特种兵司令部，其下辖有炮兵第一指挥所、炮兵第二指挥所、战车指挥所、高炮指挥所和工兵指挥所，以上各建制单位除了工兵指挥所是两个团之外，都是三个团，此外还有一个直属迫击炮团。这就是说，我军不仅有了自己的炮兵师，还有了坦克师（当时一般把坦克和装甲车都叫作战车），有了自己的高射炮部队。为了加强对特种兵的领导，林彪和罗荣桓将原一兵团政委萧华调任特种兵司令员，原东野后勤部司令员钟赤兵调任政治委员。原来炮兵司令部和炮兵纵队的负责人苏进、贾陶、匡裕民任副司令员，邱创成任副政委。
这次攻天津，特种兵就一下子出动了炮兵、装甲兵和工兵共12个团。西面攻击方向是第一主攻方向，炮兵由苏进统一指挥；东面攻击方向为第二主攻方向，炮兵由邱创成统一指挥。
由于我军当时有了如此好的装备，所以，当刘亚楼的一声令下之后，我军强大的炮兵火力就按事先安排好的纵深配置向敌人一齐开火。
单是我特种兵所出动的就有538门各种大炮（包括榴弹炮、加农炮、野炮、山炮和重迫击炮）的炮弹向天津城内敌人的工事飞去。如果加上各个纵队的炮兵，我军的炮群就更为强大。仅以西线为例，就集中了密度空前的各种火炮1230多门，如果以突破正面为1500米计，几乎每一米都有一门60毫米以上的火炮。而整个天津守军的各种大炮只有50多门，只及我特种司令部出动的火炮的十分之一。我军的炮弹准备也相当充分，因为单是在辽沈战役的战场上，我军缴获的各种炮弹就有四十多万发。
所以说，在火力上我军对敌人是占有着绝对的强大优势。第一轮射击是炮兵的“破坏射击”，对各个预定目标总共打了一个半小时，将我东西两路突击部队前方的敌人防御墙和城墙都炸开了豁口，并将豁口附近的碉堡和其他工事大部摧毁。上午11时，又开始了第二轮“压制射击”，将敌人前沿阵地上的火力完全压了下去，使护城河后面的敌人前沿阵地陷于瘫痪。我突击部队在一片炮声之中顺利地突入了天津城。步兵连队突破以后，就在有关部位竖起红旗，引导炮兵对前面的敌人阵地实施“延伸射击”。一部分炮兵连队就这样跟在步兵连队的后面担任支援火力，一直打到了市中心。
这种炮兵和步兵紧密配合的攻城战，在当时我军的战史上还是第一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城西攻城部队在一纵司令员李天佑的指挥下是从上午10时开始进攻的。当上万发炮弹落在敌人的阵地上以后，一座座明碉暗堡被炸翻，一道道鹿砦和铁丝网被掀掉，一处处护城河河岸被炸塌，一处处防御墙和城墙被炸开了豁口。这时，敌人也进行了还击，还有两架敌机前来助战。但是。敌人未曾想到在我们的阵地上还有高射炮，于是，两架毫无防备的敌机都被打了下来。接着，我们的坦克迎着炮火，跨越弹坑，冲向敌人阵地；工兵进行爆破，进行排雷。步兵的各支主攻部队的尖刀连跳出了战壕，有如一群群下山的猛虎，向敌人扑了过去。这里的守敌，是六十二军六十七师。
尖刀连的首要任务是渡过敌人的主要防御工事护城河。第一个冲到护城河边的尖刀连是一纵二师四团的“红三连”，在爆破手排除了障碍之后，架桥排跳进了冰冷的河水，架起了渡河的芦苇桥。然后，向被我军炮兵轰开的城墙口冲了上去。上午10时50分，英雄旗手王玉龙首先将红旗插上了天津城头。敌人立即向“红三连”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双方在城头上展开了肉搏战。这时，后续部队冲了上来，把敌人压了下去。
但是，“红三连”在这场拼杀中伤亡过半，连长史德宏壮烈牺牲。
在其他突击口，都是以渡河和破城为战斗的最难点。多数连队是用事先准备好的各种架桥办法架设桥梁过河的；有的连队渡河时河水中的冰层较厚，战士们就直接从冰面上硬冲；有的连队渡河时河水较浅，战士们就在结着薄冰的河水中蹚着水向前冲；有的连队和战车部队配合好，将坦克沉到河底，然后在战车顶上架桥。过了河之后，各部队就直向防御墙和城墙冲去。对于防御墙和城墙的突破，大多数部队都未曾遇到太大的困难。从上午10时50分一纵二师突破成功以后，到下午1时30分，全线的10个突破点，有9个突破成功。
在向城中突破的战斗中，东面进攻民权门的英雄尖刀连中出现了一位年仅20岁的英雄红旗手。
民权门是东线最重要的门户，由敌八十六军的四个营防守，还有另外四个营作为机动支援。我军冲击民权门的是八纵二十四师七十团的尖刀一连。当炮兵的轰击暂歇之时，一连用连续爆破在15分钟内炸掉了纵深50米的敌人的11道障碍物，炸开了一条通道。战士们从结着冰的护城河上冲了过去，又炸毁了敌人的几个碉堡。在炮兵的再次强大火力支援下，一连和兄弟连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终于突破了民权门。这时，20岁的战士钟银根高举着战前由师首长授予的上面写着“杀开民权门”的红旗，奋不顾身地把红旗插上了民权门的城头。敌人的各种武器都向他开火，他的两腿被打断，倒在了红旗旁边。这时，钟银根用尽全力，第二次扶起了红旗。敌人的炮弹炸断了旗杆，他也被炸昏了过去。
可是当他被枪炮声震醒之后，又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剧痛爬向红旗，用双手抓紧旗杆，用两肘撑地，第三次把红旗竖了起来。直到牺牲，他的双手仍然高高举着。
攻进城之后，对于各部队来说，最麻烦的是在城内纵深发展时的巷战。由于天津城内的街道狭窄，弯曲复杂，敌人的工事修得很多，在战斗中，又要打敌人的工事，又要打敌人的反扑，还得要注意保护房屋建筑尽可能不被打烂。为了进行恰如其分的指挥，几个纵队的领导干部都随着先头部队进了城，把指挥部就设在城里。有时，甚至把指挥所放在最前面和先头部队一道走，例如六纵十七师就是如此。一纵二师的炮兵团五连在攻到罗斯福路的第十二警察分署时，由于楼多街窄，无法展开正常射击，他们就把炮拆开，用肩扛上三楼，用闻所未闻的“大炮上楼”的打法打掉了敌人设在另一座楼上的火力点，从而保护了周围的其他建筑。正由于我军从准备打天津到真正入城打巷战，都十分注意以精确的战术消灭敌人、保护城市，所以在整个战斗中，除了中纺七厂的敌人坚持顽抗，我军在进攻中对厂房有较多损坏之外，包括天津最高建筑中原公司和著名学府南开大学在内的建筑物基本上都得以完好无损，这可以说是攻城战斗中难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作为刘亚楼手中的总预备队的六纵十七师，是一直等到先头部队已经突破之后，才被刘亚楼调出去的。刘亚楼给十七师的任务，是迅速进入城内进行巷战突破。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十七师已经准备了好几天。
除了在巷战中最重要的爆破、隐蔽、扑打、联络等技术外，还要尽可能熟悉前进路线上的街道与建筑。
十七师是从西路的一纵两个师结合部的一条交通壕中进城的。为了便于指挥，龙书金师长和徐斌洲政委带着师指挥所和先头部队四十九团一道行动。
四十九团的进展开始比较顺利，不久就打到了天津自来水厂和南开中学附近。用炸药包炸碉堡是十七师的拿手好戏，很快，自来水厂周围的碉堡就被完全解决了，敌人有的被炸死，有的主动走出碉堡投降。可是，在厂房里的敌人却在二楼上继续抵抗。要炸毁这个两层楼的厂房很容易，但这样一来，天津城内的供水设备将会受到严重的破坏。四十九团的赵团长以碉堡的残余作掩护到了楼房的墙下仔细一听，听到里面还有机器的响声，就对部下下令，决不准炸坏这座厂房，可是又必须消灭楼上的敌人。赵团长和几位干部又从各处进行观察，终于发现西边的山墙中间有一道工厂用于检修设备的铁梯，从这道铁梯爬上去，可以翻过山墙上屋顶。于是，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之下，一个班的战士爬了上去。
上了屋顶之后，用刺刀撬开铁皮屋顶，再用冲锋枪一阵扫射，就将在里面顽抗的敌人全部消灭。这一仗，消灭了敌人，保全了自来水厂，而且自己无一伤亡。
接着，打南开中学，打电车公司，十七师一直打到了金汤桥。
在六纵十七师占领了金汤桥之后，二纵不久也打到了金汤桥。凌晨5时，东路的八纵也到了金汤桥。东西两路攻城主力在预定的会师地点胜利会师。事先定下的“东西对进，拦腰切断”的计划胜利实现。这时，距我军发起总攻的时间只有20个小时。
14日晚上，陈长捷曾经召集杜建时和林伟俦、刘云瀚开会，研究对策。眼见原来以为短期内无法攻破的天津城防在一天内就被解放军的强大炮火打得粉碎，肯定无法继续坚守，陈长捷表示愿意找杨亦周等人去与解放军商谈和平，特地为此向各位征求意见。这时，在场的几人都说“应当应当”。杜建时就连夜去找来了杨亦周和天津工商界著名人士李烛尘，共同草拟了一份“和平宣言”，请杨亦周在电台上广播。可是，这时为时已晚，解放军的枪口已经逼近天津守军的胸膛了，还有什么商谈可言？更何况，在这炮火连天的战斗中也没有几个人在听广播。所以，这份“和平宣言”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不过，有少数国民党部队从广播中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即就在住处插上了白旗，向我军主动投降。
而我军攻城的各路部队，则仍然继续向敌人发起了扫荡式的进攻。
在各路攻城大军中，一纵最早攻到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司令部，即陈长捷的天津警备司令部。一纵为了顺利拿下警备司令部，特地对部队作了安排。一师的任务是攻克核心区，活捉陈长捷；二师的任务是进占胜利桥地区，保障一师的左翼；独立十师的任务是直插南开大学，保障一师的右翼；三师和六纵的十七师则要配合一师攻打警备司令部的外围据点。
一纵一师师长江拥辉亲自指挥配有坦克的一师一团直取警备司令部，三团攻打警备司令部西南屏障海光寺，二团攻打其西南据点耀华中学（今天津十六中）。15日的拂晓，一团团长刘海清在地下党派来的4位工人同志的指引下，先是解决了警备司令部旁边的中原公司守军，然后就率领着指战员向敌人的司令部大楼发起了攻击。当指战员逐步消灭了大楼两侧的火力点，冲入大楼之后，同敌人展开了逐屋的争夺战。
自己知道已经无力抵抗的警备司令部特务营没有作顽强的抵抗，就放下了武器。我一团二营六连在大楼里从楼下冲到楼上，又从楼上冲到地下室。副排长邢春福和几个战士在一个地下室里先俘虏了二十几个敌军参谋人员，然后在当年日本占领军在这里修造的日本神社“忠烈祠”的地下室里俘虏了7名高级军官，其中，就有陈长捷和他的中将副司令秋宗鼎、少将高参杨威，蒋介石从南京派来的视察官程子践。他们和被俘的警备司令部其他官兵约1000人，全部被集中到了院子里，来了一个“全线投降”。这时，二营副营长朱清绪从俘虏中找出了敌人的电话员和电报员，让他们尽可能检查设备，接通线路，然后要陈长捷给当时可能联系上的各个下属部队下达投降命令，陈长捷只得同意。于是，在我军战士的枪口之下，陈长捷给所属部队下了他最后的一道命令。
当邢春福等将陈长捷押出警备司令部大楼时，是15日下午1时30分。
陈长捷很快被押到了一纵一师的临时指挥所。当李天佑司令员和梁必业政委来到一师时，一师向他们报告说陈长捷已被押了下来。李天佑对梁必业说：“我和陈长捷还有过一面之交，我们先去看看。”原来，1938年夏天山西的抗日战场上，在晋西南的午城镇 战斗之前，当时担任我八路军六八五团团长的李天佑与六八六团团长杨得志为了与国民党军队配合作战的问题，曾经请当时担任晋军六十一军军长的陈长捷在杨得志的团部吃过一次饭。李天佑问陈长捷：“你还认识我吗？”陈长捷没有作答复，可能是不认识了。李天佑再问：“你为什么不命令部队缴械投降？”陈长捷说话了，而且是一句真话：“我从早上四五点钟就和各个部队联系，但联系不上了。”
不过，他与北平的电话联系是当时较为先进的无线电话，所以他一直在与北平的华北“剿总”总部参谋长李世杰联系，要求傅作义想法援救他。李世杰总是按傅作义的交代表态，总是要他设法恢复失地，坚守到底。傅作义所以自己在与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却又要陈长捷坚守到底，其实完全是为了在自己的谈判中用尚能坚守的天津来为自己增加一些筹码。而陈长捷在完全忠于傅作义的原则之下，也就顽抗到底而当了俘虏。正因为如此，在1月14日这天晚上，傅作义是一夜未眠，一直在收听天津战况的报告。15日早上7时左右，陈长捷和傅作义本人直接通话，当傅作义知道了天津城防已完全被解放军突破，天津即将被解放军所攻占时，他才向陈长捷说了一句：“可以接洽和平吧！”可是，这时已完全是大势已去，为时晚矣。当陈长捷和傅作义通话尚未结束之时，我军已经冲入了陈长捷所在的地下室。陈长捷这时正拿着话筒在说“解放军离我不远了，正和警卫部队激战中”，最后半句话是“他们进来啦……”这最后的话，傅作义应当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最先打到天津市政府的，是九纵二十七师的部队。那里的警卫部队是一个手枪连。经过喊话，手枪连一枪未放，缴械投降。在楼上的天津市长杜建时在手枪连投降后，自己走出来向我军自首。
与此同时，一纵三师七团攻入了法租界，经过激烈的战斗，攻占了设在小白楼中的国民党八十六军军部，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和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都在那里（林伟俦到陈长捷那里开完会之后，金汤桥地区已被我军占领，他已无法回到自己的部队，就只好来到了八十六军的军部），他们二人也就在那里一起当了俘虏。
天津攻城战的结束时间，是15日下午3时。敌人的13万守军被我全歼，我军的总伤亡只有两万人左右。
1949年1月7日，林彪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就已说过，攻打天津的“整个战斗当能迅速解决”。1月14日，天津攻城战斗打响的这一天，林彪对邓宝珊说，打天津只要三天。现在，天津打下来了。实际上只用了29小时。
九、“天津方式”
天津被我军很快攻下了。这次战役的成功，不仅对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为今后解放全中国的进程也有很大的作用。因为，这次解放天津，有很多可供解放其他大城市加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被毛泽东称之为“天津方式”。
天津解放一个多月之后，在西柏坡举行的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将下一步解决国民党作战部队、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形式总结为平津战役中解放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他说：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按毛泽东的总结，“天津方式”的主要特点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但是，如果再仔细一点就会看出，我军之所以能顺利地解放和接管天津这一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其中有很多具体的步骤和经验，可以供以后解放其他城市时吸取。正因为如此，才会成为一种供今后仿效的一种“天津方式”。
首先，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对于解放天津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天津解放之后，刘亚楼在《关于天津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
中就明确说过，是进行了“政治、战术、器材三方面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有些是有共性的，在每一次大的作战任务之前，都必须进行的。但是，天津之战与过去有些不同，因为天津是我国的大型工商业城市，情况比以往进攻的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复杂，在政治方面所做的不少准备工作也就是过去没有过的，或是过去不多见的。而这些，却正是今后必须十分重视的。例如：
天津城内居住有少数外国人，有外国的企业和房地产，还有租界。攻城部队应当如何对待，就是过去从来未曾遇到过的。所以，在准备攻打天津之时的1月5日，刘亚楼特地在研究之后提出了三条意见，并经林彪和谭政报告中央军委，待军委批准之后再通知攻城部队加以执行。这三条意见是：（一）敌人已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道、房屋，不管它过去是否租界，和不管这个房屋是中国人的或是外国人的，不管它插有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同样加以进攻。（二）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到外国人的房屋里去，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三）敌人未加以设防和未据以抵抗的、挂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但有必要时，可派人在适当位置实行监视。
中央在研究之后，同意了刘亚楼提出的意见。但是，中央考虑得更多的是天津城中有大量的工厂，这些工厂应当尽可能保留下来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作用。而敌人又在这些工厂中修了大量工事，作为防守的据点。为此，毛泽东在第二天就给林彪和谭政发来了以下回电：
（一）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二）我们所顾虑的是工厂区，如果敌人占据工厂顽抗，我军必须歼灭该敌，即使工厂有所破坏也不要顾惜。但是如果天津其他区域的敌军均已解决，仅剩下工厂区的敌军而又有可能采取劝降方法解决，则应试图采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破坏。
毛泽东在发出了上述的电报之后，感到还有尽可能保护学校的问题，因为天津市区内还有南开大学等一大批学校。所以，毛泽东又发了一个电报，专门交代了如何“减少对于学校的破坏程度”的问题。
正因为当时从中央到前线对如何既不影响作战，又要注意保护工厂和学校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再加之城内地下党也努力进行护厂护校，所以天津解放时，对于工厂和学校都做了尽可能的保护。
其次，部队进入大城市之后，如何保持严明的纪律，是当时必须注意的又一个大问题。由于这时我军在地方党委和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后勤的供应已经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所以不能再以过去的一些老办法由各部队自行筹集粮食物资，必须有进入城市之后的新的纪律。为此，早在1月2日，林彪和谭政就对可能进入北平和天津的部队作出了明确的纪律规定：
入城部队须准备一个班或半个班为单位守备机关、仓库，应严格纪律教育，注意服装整齐，注意礼节，绝对不准无故鸣枪，无事不准出街，外出必须请假。房舍内的东西不准搬动，不准在街头上吃东西，不准随地大小便，不准私入民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由于在攻城前对部队进行了严格的纪律教育，所以部队在进入天津时纪律极好，基本上做到了秋毫无犯。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在战前，部队的政工部门为了让广大战士对执行纪律的印象加深，采用了很多办法。其中一个办法是编了一些顺口溜，让大家唱。其中几句是这样的：“三天没吃饭，碰上果子（按：即糕点之类的食品）店。饿着肚子不能战，看你怎么办？答案就是‘秋毫无犯’。”
还有一个当时在天津流传很广，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例子：当枪炮声停止之后，天津的市民们纷纷走上了街头。这时，有人发现在一棵树上挂着一只手表，手表旁边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在清理战场时，捡到了这只手表，找不到失主。我还有任务，不能在这里久等，只好把手表挂在树上，请手表的主人自己来取。
当时，部队根据毛泽东在1948年12月17日给林彪电报中关于对于城市中的工厂、学校等重要设施都必须“一切原封不动”地“充分注意保护”的明确指示，准备了很多上面印着“原封不动”四个字的字条，发给了每个班里。战士们凡是见到各种应当加以保护的房屋、物资等，就贴上一张这样的字条，以示注意。“原封不动”就成了当时指战员们入城时的一种基本要求。
谭政同志在回忆当时情况时说：
在攻打天津的作战中，我军指战员做到了保护城市工商业、工厂和学校，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做到一切原封不动，受到中央军委的表彰。战斗结束后，刘亚楼和我作了部队认真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专题报告。中央军委向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作了通报，指出：所有攻击天津各部队，凡战斗英勇、纪律良好者应予通令嘉奖，并致庆贺。
第三，还在攻城之前，中央和平津前线司令部就对在打下天津之后尽快有序地接管天津做了充分的准备。前面已谈到，中央早已任命了很强的干部班子准备接管天津，华北局也早已从各地抽调和准备了各方面的大批干部，做好了进入天津的准备。所以，当我攻城部队进入天津时，我们的接管干部也跟在后面，对各个要害部门尽快进行了接管。
1月14日，亦即攻城的那一天，中央任命的天津市委书记兼天津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和天津市长黄敬就带领着一批干部到了刘亚楼的前线司令部，对接管的若干重要问题做好了衔接。15日，也就是活捉陈长捷、解放天津的这一天，接管人员就进入了天津市区。
1月15日，以黄克诚为主任，谭政、黄敬为副主任，黄火青、张友渔、李聚奎等为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在天津宣告成立，并发布了第一号布告。
也在1月15日，以黄敬为市长，张友渔为副市长的天津市政府也宣告成立。天津市公安局同时成立。
这样，我党我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有序的工作顺利接管了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顺利地展开了事先就已经拟定的以“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复生产，进行民主改革”为方针的接管工作。
以武力坚决予以攻克，以迅速有序的方式进行接管。这种解放大城市的“天津方式”对今后我军攻占其他的大城市，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十、塘沽的漏网之鱼
在天津市的东面，就是华北地区的重要出海口塘沽。那里曾经是蒋介石和傅作义极为重视的地方，不过这时已经不可能吸引蒋介石和傅作义多少目光了。
作为平津地区最重要的海港，塘沽过去曾经在由华北支援东北的锦州地区的战事中起过一些作用。东北战场上大败之后，蒋介石命令原来的“援锦兵团”从葫芦岛撤回塘沽地区驻防，以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为塘沽地区防守司令。在港口外的海面上，还有以马纪壮为司令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的海军。蒋介石所以还要把这些兵力放在那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准备接应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南撤。
当我东北大军入关时，为了阻止敌人的南逃，切断敌人的南逃之路，控制入海口，中央军委曾经命令东野在打天津之前先打塘沽，以便控制出海口。林彪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七纵、二纵和八纵。可是，当东野的几个纵队开到塘沽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进行了试探性进攻之后，发现塘沽前面的地势是一片盐田，沟渠纵横，对我方的进攻极为不利。塘沽的后面就是大海，敌人把兵团司令部都设在海军的军舰上，如果我们真要不顾一切地硬打，敌人必然会从海上乘船逃走。所以，以七纵邓华司令员为首的几位受命将领向东野总部和中央军委做了报告，建议目前不打塘沽，而是切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这样既可以阻止平津敌人的南逃，又可以减少我军的损失。如果塘沽的那一点守军南逃江南，对江南的战局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我军在这一时期的作战安排中就暂时没有消灭塘沽守军的任务。
根据中央军委必须坚决切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不能让平津地区的敌人南逃的命令，林彪将东野十二纵放到了天津和塘沽之间，要十二纵严密监视塘沽的敌人，既不能让天津的敌人从塘沽逃跑，也不能在我军攻打天津时让塘沽的敌人前来增援天津。1949年1月3日，十二纵在司令员钟伟和政委袁升平率领下到达了塘沽地区。
十二纵在东北时驻在沈阳，是整个东野大军入关时走在最后的一个纵队，12月4日和5日才从驻地出发。到达塘沽后，纵队党委考虑到十二纵是在1948年2月才正式编成的新的纵队，虽然基础不错，但是在东北时没有参加打锦州等硬仗，缺少攻坚经验，遂向东野总部请求能派部分部队参加攻打天津，以便提高部队的攻坚能力。东野总部同意让十二纵的三十四师在师长温玉成的率领下随九纵一道打天津，三十五师和三十六师仍然放在天津和塘沽之间，阻击塘沽之敌可能向天津的增援。
于是，十二纵把指挥所放在了军粮城东南的大宋庄，严密监视着塘沽的敌人。
塘沽的国民党军队最高指挥官是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他被傅作义任命为塘沽防守区司令，其下的基本队伍就是他带了多年的九十二军。
另外还有八十七军和交警三旅也属于塘沽防守区，但是却驻在唐山，不在塘沽。1948年12月初，由于我军在平绥线上发动了进攻，傅作义把北平的部队西调，北平出现了兵力空虚，就急调九十二军到北平，只给侯镜如留下了一个师在塘沽。不久，傅作义又决定将天津和塘沽的防务合并为津塘防守区，由侯镜如任司令，陈长捷任副司令，要侯镜如移驻天津，统一指挥津塘防务。侯镜如接此通知后已经在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了，由于天津和塘沽之间的军事要地军粮城被我军攻占，侯镜如就未能成行，留在了塘沽。假若侯镜如当时去了天津，那么以后在天津被俘的可能就不是陈长捷，而应当是侯镜如了。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天津会在北平之前和平解放，因为侯镜如是愿意向我军靠拢，举行起义的。
我军攻打天津之前，傅作义为了收缩兵力，下令把原来驻在唐山的八十七军和交警三旅撤到塘沽，于是不大的塘沽一下子就拥挤了起来。
但是防守兵力并不强。这是因为，八十七军是由原来的青年军改编的，没有多少作战经验，是公认的“好看不好用”的军队；交警三旅是过去的护路队伍，更未打过大仗。九十二军调走后留下的预备师三一八师是由三个补充团编成的，既不满员，又没有重武器。只有独立九十五师战斗力较强，但在参加塔山一战中损失大半，现在一个师还不到5000人。
从战斗力来说，塘沽地区真正还能有些力量的是在海上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第三舰队有当时国民党海军中最好的主力舰“重庆号”，和其他大小舰艇数十艘。不仅可以支援陆上作战，更重要的是，如果需要把陆上的军队装上军舰逃走时，有足够的炮火作掩护。
当天津被包围之后，我军为了扫清外围，已经与天津的守军天天有战斗。枪炮声使得塘沽的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慌，纷纷做逃命的准备。侯镜如在下级的一片呼声之下，事先就把所有的船只和码头分给了各个部队，时刻等待着南京或北平的撤退命令。
1月15日，天津解放，为了尽可能地消灭一部分塘沽的国民党军队，不让其全部跑掉，我十二纵于16日凌晨3时向塘沽发动了进攻。敌人也立即上船逃命。17日下午4时，我军解放塘沽，在塘沽共消灭敌人3400多人，其余的敌人共有4万多人从海上逃走。这一支从海上逃走的敌人，也是在整个平津战场上唯一的一支未被我军消灭的国民党军队，是在我军的天罗地网中唯一得以漏网的几条小鱼。
这里有一点必要的补充：我们在前面曾经介绍过侯镜如的情况，这位黄埔一期出身的军人早年曾经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南昌起义，1931年与组织失掉联系。1948年与地下党重新有了联系，准备寻找机会起义，但一直没有机会。他能完全控制的军队，只有九十二军，在塘沽时，他能控制的只有一个战斗力很差的三一八师，不能控制从青年军改编的八十七军，更不能控制八十七军军长段云。因为段云过去在蒋介石的侍从室中工作过，从来就以天子门生自居，当了军长以后，不仅死跟蒋介石，而且一直就不买侯镜如的账。在这种情况下，侯镜如只能一方面暗中支持九十二军军长黄翔伺机起义，一方面跟随八十七军南撤。南撤到上海之后，侯镜如去了香港，但支持三一八师于1949年10月在福州起义。三一八师起义之后，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之中，成为叶飞部下的一个独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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