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炮声催促了和平

    天津解放之后，北平就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90万大军的枪口都指着这座古城。北平的和平解放进程，在攻占天津城的炮声催促下得以加速推进。

    天津攻城战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邓宝珊和周北峰还在五里桥继续关于北平问题的和平谈判。天津攻城的炮声，促使傅作义在1949年1月14日给邓宝珊发来了“酌情办理”这至关重要的电报。

    1月15日，双方继续谈判。我方仍然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亲自参加。这天的谈判有较大的进展，这是因为：14日天津的炮声摧毁了傅作义原来对谈判所设置的最后防线；同样是14日这天，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又为谈判构筑了新的基础。在这两个重要因素的促成下，傅作义的态度有了变化，邓宝珊有了“酌情办理”的授权，所以在经过了3个小时的谈判以后，对于以下几个具体问题双方达成了基本协议：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进行改编的地点；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改编的基本方案；对原华北“剿总”总部和各部队团以上军官进行安排的基本原则；我军对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收办法。这天的谈判，由我方的接待代表、东野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和邓宝珊的随员、原华北“剿总”政工处科长刁可成二人共同担任记录。会后，又由他两人整理出十几条具体的条款。

    16日凌晨4时，我方接待人员李炳泉来到周北峰的床前，告诉他“天津已经解放”的最新消息。虽然这时天津解放的正式消息还未公布，但是五里桥已经从截获敌人的电话中得到了可靠消息。不久，苏静就正式向邓宝珊作了通报：“天津战事已进入尾声，国民党部队已全部瓦解，城防司令陈长捷已经被俘。”这一下，北平和平谈判也就更加顺利了。

    16日下午，继续谈判。在谈判中，聂荣臻告诉邓宝珊说：“绥远的问题，党中央指示缓缓再谈。但是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中国数百年古都的文物能够完整回到人民怀抱，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

    毛主席说将用一种更和缓的方式，我们叫它‘绥远方式’。”聂荣臻要邓宝珊将这一意见转告给傅作义。邓宝珊和周北峰听到这一番话后特别高兴，因为他们知道，绥远是傅作义的起家之地，是傅作义最为关注之地，如果能够有更为和缓的方法解决绥远问题，傅作义就更放心了。

    这天下午，在较为友好的气氛中，双方在15日谈判记录整理的基础上，就若干具体问题达成协议，草签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意见》

    共14条。这14条初步意见立即用电报发到北平，傅作义看了之后甚为满意。于是，双方商定，邓宝珊第二天就回北平向傅作义当面汇报，并研究下一步的有关事宜；周北峰则留在五里桥负责双方的联络。为了联络方便，邓宝珊希望我方也能派代表和他一道入城，并说这是傅作义本人的希望。林彪当即决定由苏静和邓宝珊去北平。

    当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要离开五里桥而与邓宝珊握手告别时，林彪把一封信交给了邓宝珊，请他转交给傅作义。这封信是以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彪和政委罗荣桓的名义，但实际上由毛泽东亲自所写。由于这封信并未封口，邓宝珊又急于想了解信中的内容，在林彪等人离去之后就将信打开看了。邓宝珊看完信后，十分惊讶，遂对苏静和周北峰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措辞很严厉，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他就向二人征求意见，说他准备回城后不把这封信交给傅作义，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的成果功亏一篑。苏静并不知道信中内容，但是见邓宝珊如此态度，也认为应当给予足够重视。于是在晚饭后就立即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做了汇报。林彪想了一想之后对苏静说：“那封信是有些严厉，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苏静心中有了底，到北平以后，当邓宝珊再次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就说：“您可以决定嘛，暂时不交也可以。”这样，这封由毛泽东所写的信就暂时没有交给傅作义。这种情况，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应当说都是极为罕见的。

    二、和平协议十八条

    1949年1月17日下午，我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作为傅作义邀请的平津前线司令部和谈代表和邓宝珊等一道，正式进入北平，他受到了很隆重的礼遇。入城时，傅作义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时任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以及上次出城谈判的代表、傅作义身边另一名最重要的助手、时任《平明日报》社长的崔载之，亲到德胜门迎接。当天晚上，苏静下榻于北平最高级的接待场所东交民巷联谊处，生活起居由崔载之负责陪同。联谊处里没有一个其他客人，里边有便衣巡逻，外边有一个营的士兵负责保卫，总之，傅作义对于这次谈判的保密与保卫做了最认真的安排，可以保证其绝对秘密和安全，以防蒋介石特务的破坏。

    18日晚，傅作义在王克俊的陪同下亲自来到联谊处看望苏静。在礼节性的问候之后，傅作义很明确地告诉苏静和王克俊、崔载之：“你们可以一起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只要有利于北平和平解决，使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免遭破坏，什么样的解决办法都行，你们可以算是双方的全权代表了！”苏静连忙解释说：“我只能起个联络员的作用，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我可以代为联络，请示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还可以通过电台联系。”

    虽然苏静到北平时，几位领导并未授予他全权代表的资格，但是他亲自参加了几次谈判，对我党我军的态度很了解，所以，他事实上担当起了全权代表的任务。苏静在19日这一天与王克俊、崔载之一道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意见》的基础上，将原有条文一条一条地进一步具体化，形成了18条协议。王克俊将协议拿去给傅作义审定，苏静则用电报发回平津前线司令部，再转党中央，由毛泽东亲自修改之后，再转到苏静手中。经双方认可之后，遂成为正式的协议。

    1月21日，国共双方代表苏静和王克俊、崔载之经各自的上级授权，在协议上签字，这就是《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定稿，共18条。签字之后，对北平历史十分熟悉的崔载之说：“当年袁世凯当皇帝时，其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本公使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就在这个地方（按：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联谊处是原来日本驻中国的大使馆）。如今我们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拟定协议18条，也是在这个地方。

    签订‘二十一条’时，民怨沸腾，从北平到全国一片抗议声。我们这协议公布后，迎来的是人民大众的欢呼和喜悦。大家感到由衷的高兴，松了一口大气，看来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崔载之的话，代表了北平广大爱好和平的进步人士的心声。

    蒋介石在北平的特务不知从哪个渠道知道了北平城内国共正在进行最后谈判的消息，就在签订和平协议的当天晚上，当王克俊从东交民巷返回中南海途经南池子时，就遇到了特务的枪击，幸好汽车的速度快，冲了过去，王克俊才得以幸免。

    1月22日，双方报纸和电台都正式发表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引起了全国的极大关注，产生了强烈反响。但是傅作义的《平明日报》在发表时出于对当时北平具体情况的考虑，未能全文发表，如其中关于对特务分子的处理部分就未见报。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全文如下：

    为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意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经双方协议公布以下各项：

    （一）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组成与人选详见附件。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地点约一个月后实行整编。整编原则详见附件。

    （四）移驻城外之部队，可携带一星期之补给量，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负责补给之。

    （五）华北总部成立结束办事处，其工作为对出城部队进行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合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宜，其结束之时间，俟以上工作已逐步移交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其补给机构接管完毕时为止。

    （六）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部队维持治安，俟解放军警卫部队入城后，逐次接替之，但傅作义先生仍得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七）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

    （八）河北省政府及所属办事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

    （九）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十）军统、中统情报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除违背此项命令别有企图、从事破坏行为有确凿证据者依法处理外，一律不咎既往。

    （十一）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十二）在不违背国家法令下，保护在平各使领馆外交官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

    （十三）联合办事机构成立后，即释放政治犯，原华北区被俘高级军官于北平接交后，一律释放（中下级军官可随时释放）。

    （十四）原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阵亡者之安置，在双方协助下仍得由华北总部结束办事处分别妥为办理。

    （十五）邮政电信不停，继续维持对外联系（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军事代表检查）。

    （十六）各种新闻报纸仍继续出刊，俟后重新审查登记。

    （十七）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和安全。

    （十八）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在这个协议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附件，这个附件对于如何执行协议进行了若干具体的界定。附件共4条，全文如下：

    （一）联合办事机构以７人组成之，解放军方面４人，华北总部方面３人。解放军方面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为副主任。解放军方面参加者为：叶剑英、陶铸、戎子和、徐冰；叶剑英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人员由傅先生指定之。

    （二）联合办事机构系临时性质，接受完毕后则一切归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在接交期中，联合办事机构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均直接归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移交平津前线司令部接收转交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之。

    （三）部队移驻城外后，即着手整编为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制度包括以下各点：

    1.建立政治组织及工作；2.实行官兵平等，废除打骂教育；3.执行命令政策；4.服从群众纪律。

    人事方面概由解放军同意任命，其原则如下：

    1.能力称职愿继续服务者，留职继续服务。

    2.能力优异者，且可提升。

    3.不适应者予以调整。

    4.志愿深造者，予以学习机会。

    5.不愿意继续服务者，保障其生命财产眷属之安全；如愿返籍者，可予以便利。

    （四）前述正文、附件各项，除正文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系双方代表根据一般需要及政策成立协议者外，其余各项均须双方代表分别请示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司令、罗政委、聂司令及华北总部傅总司令同意修正后议定之。

    执行这个协议中一个最重要而又最紧急的问题，是城内的国民党军队要立即出城，出城之后驻扎在什么地方？城防如何交接？这是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为此，就在签订协议的当天，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联名给苏静发了一封电报，要苏静转告傅作义，他的部队原来所驻防和控制的城门，在部队出城后仍然暂时由傅作义的部队派兵控制，不要让中央军乘机所控制。各部队出城后的驻地，应分别沿平汉、良乡、徐水一线及其以东的固安、文安、霸县、雄县、三河、香河一带。

    这样，国共双方关于北平问题的和平谈判基本完成。这以后，就是如何执行，如何让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的问题了。

    三、从北平开出了二十五个师

    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消息，北平城内早就传开了，蒋介石也很快就知道了。在双方代表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各方面人士的态度并不一样，有拥护的，有反对的，有观望的，有破坏的，情况十分复杂。和平解放，只是说不用枪炮，并不是没有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说，其各方面斗争的复杂程度，与用炮火攻城相比，是各有千秋。

    1月16日晚，正当邓宝珊与周北峰在通县五里桥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行谈判的时候，知道这一进程已经无法加以改变的蒋介石突然给傅作义来了一封电报。大意是：相处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事，即于17日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李文、石觉所部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时间约需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并请即复。

    傅作义接到这封电报之后，感到很为难。一方面，他认为蒋介石并未直接指责他的和平谈判，要求接少数军官走，不好拒绝，特别是这事是城内中央军系统很多军官所求之不得的好事，如果加以拒绝，必然会使得部分军官闹事，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又考虑到蒋介石接人的飞机要来一周时间，还要运走部分武器，这不仅会遭到解放军的强烈反对，还可能给别有用心者以可乘之机，引起部队的骚动。所以他在与王克俊仔细研究之后，采取了这样的办法：一方面，他为了不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在城中因此事而造成事端，就给蒋介石回了一封电报，表示理解蒋介石的用意，同意蒋介石派飞机来北平；另一方面，又让王克俊给正在五里桥的周北峰发电报，要周立即将此事转告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城外的解放军见到有飞机来北平时，就炮击设在天坛的临时机场，让飞机无法降落。第二天，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真的来了，我军大炮也立即向天坛的临时机场进行炮轰，由于有我方的地下党员在现场进行观察，用电台指示目标，修正落弹点，所以炮弹落得很准，从第二颗开始就落到了跑道上，这样，飞机根本就无法降落，只好飞走了。蒋介石的运输机就这样一直来了四五天，我军的炮击也就进行了四五天，结果是蒋介石的飞机连一架也没有降下来，当然就一个人、一条枪也未运走。唯一的一点遗憾是，有一发炮弹出了一点偏差，把天坛中的著名建筑祈年殿打坏了一只角。

    傅作义为了就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能尽可能扫除各方面的障碍，在公布和谈协议之时能得到更多人的拥护，他花了不少精力与各方面的代表人士进行联络疏通，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除了与若干人士进行个别的交谈之外，在当时还有过两次很有影响的活动，而且是在两天中连续举行的。

    1月16日下午，傅作义发出请帖，邀请北平文化、教育、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西餐会，到会的不仅当时是知名人士，就是今天，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人物，如美术家徐悲鸿、考古学家马衡、历史学家郑天挺、文艺理论家朱光潜、政治学家许德珩、哲学家贺麟、物理学家叶企荪、国际关系学家王铁崖等。在会上，傅作义以诚恳的态度说：“局势如何？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以便定夺。”到会人士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要求傅作义当机立断，坚决走和平之路，千万不能让文化古城毁于炮火。徐悲鸿说：“北平两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

    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已是目前的常识问题。”研究世界史的著名教授杨人楩激动地说：“内战已给人民造成很大灾难，仗不能再打，希望傅先生效法意大利建国三杰，流芳百世。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列入历史篇章。”

    1月17日，在傅作义的授意下，由前北平市市长何思源进行策划，在北平市参议会召开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负责人的聚餐会，共同讨论北平的前途，共商和平大计。北平市、天津市、河北省、察哈尔省、山西省、绥远省、热河省的参议会议长，北平市正副市长都全部到会，很多北平政界名流和社会活动家也都到会。会议还特别邀请了在北平的几乎所有高级将领到会。会上，发言者一致要求和平解放北平，并公推当时北平的11位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如前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中国大学教授吕复、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等，作为北平市民的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协商。何思源当即在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应当响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几天前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提出的在全国实行和平的八条主张。他还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把北平这一名称恢复为北京；二是把北京定为新中国的首都；三是要求中央政府统一全权。与会者根据何思源的建议，就以他的演讲为基础，拟出了和平通电，当天下午就向全国发出了。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上七省市参议会议长全都主张和平，这使得参加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军的高级将领如李文、石觉等也不便发表反对意见，只好一言不发。于是，在各种舆论中，就把他们也归入了拥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和发表和平通电的行列之中。出于当时北平城中极高的和平呼声，他们也就只好默认了。

    但是，以北平城中的军统特务组织为核心的国民党顽固派是不会让和平之路顺利走下去的。就在17日的晚上，他们就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对何思源的全家下了毒手，用炸弹将何思源一家炸得一死四伤。

    还是在17日的晚上，少数中央军中的顽固派和特务分子一道，在北平城内制造事端，四处鸣枪纵火。城中的枪声和火光，连通县的平津前线司令部都能听见和看见。特别是国民党军九兵团十三军的部队在朝阳门自来水厂搞了一次不大的兵变。当时，罗荣桓政委立即叫李炳泉与周北峰联系，要李急电傅作义，如果城内的事态严重，就立即打开西直门，我军将派一个纵队星夜入城，完全由傅作义指挥，以保证北平城内的安定。不久，傅作义就回电说，他可以控制城内局势，请罗政委放心。当天晚上的骚乱，结果还是由傅作义自己的部队平定了。

    这一次骚乱平息了，不能保证不再有骚乱。由于这时北平城中属于中央军系统的部队是两个兵团的10多万人，而傅作义的部队只有几个师，如何安定这些中央军，成了傅作义的大事。因为既然决定了要走和平之路，他傅作义就得向中国共产党，也是向全国人民交出一个完整的北平。否则，他还有何脸面见国人！

    要安定中央军的10多万军队，关键是要安定两个兵团司令，即四兵团司令李文和九兵团司令石觉。

    李文出身于黄埔一期，长期在蒋介石第一嫡系胡宗南部下任职，1945年1月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在华北地区与我军作战，占领石家庄和张家口，他都出了大力。在1947年10月的清风店战役中，他的十三军被我华北解放军全歼，军长罗历戎被俘。

    1948年，李文被任命为第四兵团司令，同时还指挥石觉第九兵团的两个军，成为平津地区中央军系统的最高指挥官。当然，他还是要接受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指挥。

    黄埔三期出身的石觉则是辽沈战役中的败军之将，在辽沈战役部分对他的情况已有所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无论是李文还是石觉，都是以“天子门生”自居的蒋介石嫡系将领，在他们的心中，都是不愿意背叛蒋介石而投向人民阵营的。傅作义要走和平之路，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也不是不想反对，只是由于当时的具体环境使得他们不敢有所作为。虽然他们手上还有10多万人马，但是已被团团围住，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作为败军之将，他们当然很清楚自己的实力有几斤几两。所以，他们对傅作义的和平行动只能是无可奈何地观望。至于傅作义给他们布置的城防任务（按照傅作义的布置，这时北平的防务分为三个部分，城防部队由第四兵团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周体仁指挥，负责地区的防御；野战部队由李文指挥，负责出击野战；总预备队由“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负责），他们当然知道那是傅作义做样子的，目前哪里还敢谈什么防御和野战？

    对此，傅作义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以情况紧急为由，每天上午10时到下午4时在中南海的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研究和协调防务。实际上是用这个办法来掌控高级军官们的动态，把他们羁縻起来，使其难以有什么大的动作。

    第二个措施是尽可能稳定官兵们的情绪。因为快要过年了，傅作义下令给北平所有军人凡是士兵每人发1块银元，军官每人发5块银元、1匹布。同时给各部队分发了一些罐头，给军人家属分发了一些粮食。这一措施几乎把傅作义的仓库挖空，但是在那人心浮动的日子里，对于稳定队伍，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三个措施是大力维持城内的治安。这时在城内属于傅作义自己的完整老部队已不多，战斗力强的就只有四个师，即骑四师、三○九师、三一○师和三一一师。傅作义决定把三一一师用来控制过去是直属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长期在北平负责治安的宪兵三团，同时接防北平所有的城门。按傅作义的授意，三一一师师长孙英年用三个团分别控制了宪兵三团的三个营，同时接管了所有的城门。在这一强力措施之下，宪兵三团自知再也不可能在北平招摇过市了，他们的上司也不可能再来管他们了，于是宪兵们在一两天之内就纷纷换上便衣回家了，全团也就作鸟兽散。

    1月21日，是和平协议正式签字的日子，第二天就要正式公布。这一天，傅作义决定向在北平的所有高级军官们说明真相，也就是最后摊牌。当然，也做好了另一手准备，如果有个别人要存心捣乱，就采取特别措施。

    这一天上午，所有的师以上军官被通知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按傅作义事先的安排，他的一个主力团已经在两天前的夜间悄悄进驻于故宫午门前两厢的朝房里，听候中南海中的调遣。安春山的一○四军（按：一○四军在张家口之役已被我军消灭，安春山被俘时因为化装为伙夫而被我军释放。安春山逃回北平后，傅作义又以地方部队作补充将这个军重新组建）则在城内加强戒备。

    会议一开始，傅作义就开宗明义地向到会者宣布：今天开会是要最后确定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我们与解放军的和平谈判已有多日，前天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现在先由王克俊向大家宣读。于是王克俊向与会者宣读了在五里桥草签的那份14条初步协议。

    王克俊宣读之后，会场中当然议论纷纷，多数人表示赞同。可是，会上的关键人物李文和石觉却一言不发。傅作义要王克俊去请他们表态，李文和石觉却说：“我们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克俊你的部下有意见。”王克俊不解其意，说：“我一个文职，何来部下？”李文和石觉说：“我们部队的政工处长不都属你政工处管的人吗？他们有意见。”

    大家都不知道李文和石觉二人今天卖的是什么药。不过，这时正好到了开饭时间，傅作义就邀大家入席，说是“先吃饭吧，饭后再议”。王克俊正好利用吃饭的时间，打电话给各个师以上单位的政工处处长，令其立即到中南海集合，限15分钟之内到达。政工处长们到达之后，王克俊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宣读了和平协议14条，问他们有何意见。中央军系统的政工处长果然是有意见，意见就是一条，不反对和平，但要求放他们离开北平。对于这一点傅作义和王克俊事先都有所准备，即：不愿意留下要走，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保证部队不出事，不伤一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遵守纪律，圆满实施协议的规定之后，保证将想要走的人送走。政工处长们对于这个条件无法反对，只得表示同意。

    当高级军官们午饭结束之后，王克俊这边也已经做好了政工处长们的工作。午后复会时，李文和石觉仍然坚持上午的老话，王克俊就告诉他俩，各部队的政工处长都表示赞同14条和平协议，如果不信，请给你们的政工处长打电话。李文和石觉十分诧异，王克俊就把中午召集政工处长们开会的情况作了介绍。李文和石觉听说以后，就表示不愿意再打电话了。傅作义要他们最后表态，他们才说出自己的意见，原来也就是政工处长们的意见，要求离开北平去南京。接着，还有一些中央军系统的军官也同样要求去南京。傅作义的态度与刚才王克俊告诉政工处长们的意见一样，就是只要李文和石觉能保证部队不出事，让协议能以实现，就保证将把想走的人送走。李文、石觉，还有十六军军长袁朴，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虽然当场就抱头痛哭，嚎叫“对不起领袖呀”，但是也只能对不起了。从事后来看，在人民解放大军的强大威力下，他们几个还真没有搞过什么破坏活动。

    就这样，傅作义做好了在北平各部队高级军官的工作，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当然，傅作义并不知道，李文与石觉已经在密电中请示了蒋介石，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力争取将一部分部队的骨干南撤，并没有让他们去鸡蛋碰石头似的反对和平改编。

    1月22日，傅作义发表广播讲话，和平协议18条正式公布，同时也下达到北平的所有部队。

    22日上午，傅作义召开了北平市内党政机关人员的会议，宣布了和谈的结果，要求大家遵守和平协议。

    22日下午，傅作义专门召集军统和中统系统的所有负责人员的会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否则一切后果自行负责。

    22日晚上，以华北“剿总”的名义，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包括南京政府新闻局和美国新闻处的新闻界人员和记者60多人到会。会上，“剿总”的新闻发言人阎又文正式向各界宣布了《傅总司令文告》，文告的内容就是已经签字的和平协议。

    1月23日，傅作义释放了北平城内的在押政治犯，其中有大量的中共党员。

    从23日开始，城内的国民党军队陆续开出城外等候整编。为了表示诚意，也为了给中央军系统的部队带头，这天出城的第一支部队是傅作义的主力部队骑兵四师，第二支部队是新编的一○四军。这以后，按傅作义的安排，中央军系统的部队和傅作义系统的部队交替出城。到1月30日，除国共双方同意留守的三十五军二六七师（按：和一○四军一样，三十五军也是在被我军消灭之后重新编成的）和一○四军一部之外，其余各部陆续开至城外的预定地点，等候接受改编。1月31日，我人民解放军正式进入北平，上述两支部队也随即开出北平城。从23日至31日九天时间内，开出北平城的国民党军队共计有25个师，20多万人。

    对于这20多万原国民党军队的改编，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后最难办的问题之一，也是执行和平协议的基本点。早在1月22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等人的电报中就专门强调说：

    北平20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地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点。

    在经过双方的多次研究之后，2月21日，平津前线司令部专门召开了改编会议，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谭政全部到会，傅作义方面由郭宗汾到会，国民党军的所有师以上军官全部参加。在会上由陶铸宣布了最后达成的改编方案：

    （一）原属“华北剿总”的第九、第四两个兵团和8个军部的领导机构，应全结束，其所有的工作人员和直属部队，分别编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各兵团部及各军部；其所属的25个师，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各特种部队则与解放军的特种部队合编。

    （二）原国民党部队中的政工人员，愿留解放军工作的，须经过训练，再行录用。

    （三）原国民党部队各级军官凡接受解放军分配工作的，其本人和家属，均按解放军各级干部和家属享受同样待遇。

    （四）原国民党部队军官中愿意学习深造的，按其工作职位与文化程度，分班组织学习。学习期间其待遇与在职干部相同。

    （五）国民党军官中愿意回家的，按以下规定处理：

    （1）回家军官一律按原薪发给3个月月薪。（2）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发给车票，在解放区沿途供给食宿（包括家属在内）。

    （3）除不许携带武器及公用资财外，一切私人财物均可全部带走。（4）回家的国民党军官，可按其现有职务与需要，酌许带一二名护兵同行。（5）凡在解放区居住的国民党军官，回家后可分得应有的一份土地；如其本人是地主家庭，则其土地财产，已分与未分，均按土地法大纲第8条之规定处理。至于其本人，只要遵守民主政府一切法令，其过去对于农民的行为如何，一概不加追究；已回家的国民党军官，一律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证明书”，以后愿来解放军工作，仍然受到欢迎。

    陶铸宣布了改编方案之后，林彪和罗荣桓都讲了话。最后由刘亚楼宣布改编部队新的指挥关系与供给关系，颁发了25个独立师的新番号，将这25个独立师分别编入了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各兵团中各军的编制序列。

    2月2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式给参加和平改编的原国民党军队30名军官发布了任命书，任命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团、军、师三级干部，其中，被任命为兵团和军级干部的有：李士林为十三兵团副司令员，葛晏春为十九兵团副司令员，郑世通为三十八军副军长，孙学仁为三十九军副军长，张辑成为四十二军副军长，郑邦捷为四十四军副军长。

    根据上述改编的原则，我军派出了大量政治工作干部到国民党各受编部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就的工作，使这些部队逐步改造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

    在对这些部队的改造过程，一般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也出现过一桩恶性事件。这就是傅作义的警卫团冲击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所在地香山。

    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之后，为了安全，没有住在城内，而是暂时住在北平西郊的香山。毛泽东则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当时为了保密，住在香山的中央机关，对外叫做劳动大学。但是时间稍稍一长，北平就有不少人知道了香山住着毛泽东和党中央。

    根据和平协议，我军给傅作义留下了一个警卫团，这个团就驻在翠微路。虽然我军给这个团派了政治工作人员，但由于是将一个整团留了下来，其中的人员不免就相当复杂，其中不仅有少数顽固分子，还有个别国民党特务。1949年4月初的一天，这个团中的少数人竟然煽动了两个营起来闹事，而且准备要冲击香山，找党中央为他们解决问题。这一情况傅作义还不知道时，就由我军派到该团的政治工作人员紧急向上级作了报告。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要聂荣臻紧急处理。聂荣臻当即命令负责警卫北平的独立二○八师派出一个团赶到城西，接受任务。

    具体任务由华北军区作训处长唐永健布置，并由唐永健指挥。与此同时，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长汪东兴的指挥下，香山的警卫部队也做好了准备，特别是毛泽东身边的警卫排，在排长阎长林的领导下，更是做好了警戒。

    唐永健带着一个团在夜间突然包围了傅作义警卫团的驻地，然后由我军派到警卫团的政治工作人员给在军营中的各级军官说明情况，让他们立即缴械。在我军的压力下，警卫团被迫交出了武器。然后，唐永健又在北平卫戍区纠察总队的配合下，将住在家中的警卫团团长抓了起来。

    这一干脆利落的行动很快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当然，这事也就惹怒了傅作义。

    傅作义到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找军管会主任叶剑英论理时，甚至气愤得拍起了桌子。叶剑英和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给傅做了多方解释，又让唐永健把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说明。最后，傅作义也同意了这样的意见：在当时的情况下，留下一个全副武装的整团在北平，无论是对于傅作义本人，还是对于北平的安定，都没有好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团内，什么样的人都可能有，而被蒋介石特务收买的情况就更有可能发生。在北平，在解放区中，要对傅作义的安全起到真正的警卫作用，还是要靠人民解放军的卫戍部队。但是，出于傅作义的习惯和方便，傅作义可以一个一个地选择，选出他手下几十个绝对可靠的卫士作为他的贴身侍卫。

    事后，傅作义选了35个贴身侍卫，由北平卫戍区给配备了优良的武器。准备冲击香山的那两个营，全部被解散，进行清理学习，然后重新分配。这以后，当傅作义到香山见毛泽东时，还就此事当面向毛泽东做了解释和道歉。

    四、接管北平

    和平解放北平的主要过程，就是我党我军逐步接管北平的过程。

    如果把原来就已经在北平坚持斗争的地下党不算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大军之中的话，第一个正式代表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的是我军的和谈代表苏静，第二个就是我党著名的老一辈革命家陶铸。

    根据和平协议，双方要成立一个联合办事机构，我方指定的人选有四人，即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已被中央任命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的叶剑英，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戎子和，中共中央城工部副部长、已被中央任命为北平市副市长的徐冰。叶剑英这时已经到达了平津前线司令部，他和陶铸商定，先由陶铸入城，为联合办事机构的成立做准备。

    1月25日，还在五里桥作为傅作义谈判代表的周北峰出席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饯别便餐。在就餐时，陶铸给周北峰介绍了叶剑英。

    叶剑英对周北峰说：“你偕陶铸同志明天就进城去，我们过两天也将进城。”陶铸要周北峰先与城内联系好入城路线，准备一道入城。

    第二天，陶铸化了装，带了一名警卫员和一名司机，和周北峰一道乘吉普车从朝阳门进入北平。当天晚上，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宴请了陶铸。宴会上就很多问题交换了意见，而且达成了协议。并且决定，从即日起，原华北“剿总”改称“结束办事处”，并在1月30日之前从中南海搬出，仍然回到原来在五棵松办公的旧址。陶铸要求傅作义尽快确定联合办事机构的傅方名单，以便开展工作。傅作义提出了三名成员的名单。当陶铸到已经到达颐和园的叶剑英处汇报此事时，叶剑英对其中一名人选提出了不同意见，希望傅作义能考虑另选。当时在座的国民党著名民主人士李明灏先生与傅作义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就和陶铸一道入城，直接向傅作义建议另定人选。傅作义接受了这一建议，遂将傅方的联合办事机构成员定为以下三人：傅作义多年的老同事、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傅作义的老朋友、时任华北“剿总”副秘书长焦实斋和已经担任和谈代表的周北峰。

    1月29日，正好是农历的春节，应叶剑英之邀，按和平协议规定组成的联合办事机构7位成员的第一次会议在叶剑英的驻地颐和园中的景福阁举行。会议开了一整天。会议决定，这个联合办事机构定名为北平联合办事处，办公地点设于原华北总司令部联络处，即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会上对当时最重要的工作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确定在叶剑英主任委员的领导下进行如下的分工：军队的改编由陶铸负责，行政方面的接收由徐冰负责，财经方面的接收由戎子和负责，文教方面的接收由钱俊瑞负责。傅方代表中，郭宗汾和周北峰负责联系军队的改编，焦实斋负责联系各方面的接收。

    在经过一定的准备之后，1月31日，也就是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正式入城，北平宣告解放，平津战役也就在这一天结束。

    这一天入城的部队是东野四纵（当时已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但人们习惯仍称四纵，所以在不同的记载中可能有两种番号）。四纵是东野最早入关的两个纵队之一，东野总部原来给四纵的任务是攻占北平的西北郊，准备进攻西直门。这时驻扎在青龙桥、清河、西北旺和海淀一带。和平协议签字以后，他们已经准备了好久的攻城计划不再用了，林彪命令他们作为我军第一个进入北平的纵队于1月31日接管西直门城防，进入北平。具体执行这一任务的是莫文骅。

    这一天，莫文骅所带领的入城部队是四纵的一二一师。莫文骅站在一辆美制吉普车上，带着前卫连行进在最前面，后面是由纵队欧阳文副政委、一二一师蔡国正师长和李丙令政委率领的大部队。12时30分，到达了西直门，经过一番交涉，顺利地从傅作义部队手中接管了西直门的城防。一进城，欢迎的民众已经站满了西直门内大街的街头，学生们还扭起了大秧歌，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四纵一二一师从西直门入城之后，经西直门大街、新街口、西四、厂桥、北海后门、地安门、宽街、铁狮子胡同，折而向南，经东四牌楼再向东到朝阳门。并在这一天接管了德胜门、朝阳门、复兴门的防务，手臂上戴着“平警”字样臂章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开始在各城门站岗。第二天，四纵的另外两个师在吴克华司令员的率领下也陆续开进了北平城。四纵司令部设于报子胡同，政治部设于红罗厂，从此担负起了警卫北平的重任。

    随着四纵的入城，我军立即对北平实行了军事管制，以叶剑英为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时北平的最高军政权力机关。与此同时，逐步完善北平市人民政府（北平市人民政府是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一道，在1949年元旦那天宣布成立的，从那时起就一直在进行筹备工作），第一任市长是叶剑英，副市长是徐冰。这时，在一般的对外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还未与广大市民见面。但是，经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决定，北平市委早在1948年12月13日就已经成立，书记彭真，第一副书记叶剑英，第二副书记赵振声，市委委员有刘仁、徐冰、赵毅民、谭政文、肖明、王鹤丰、张秀岩、韩均。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入城办公，都是在1949年2月2日。

    为了迅速建立新秩序，经平津前线司令部提出报告，并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东野二兵团司令部组成北平警备司令部，程子华任北平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彭明治、吴克华任警备区副司令，莫文骅任警备区副政委，刘道生任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东野一兵团司令部在天津也成立了天津警备司令部）。

    2月1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入北平，暂时住在北平饭店。

    2月2日，中共中央向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来了贺电：

    庆祝你们解放北平、天津，从而基本上解放了全华北的伟大胜利。你们在华北两个月的作战中，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个兵团部、一个警备司令部、4个军部、24个整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约26万余人，迫使北平国民党军华北“剿匪”

    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及其所部一个“剿匪”总部、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20余万人接受和平条件，出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凡此伟大胜利，都是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军民协力奋斗和全国人民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致赞助的结果。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民党反动政府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陷入四分五裂动摇崩溃的境地，除了彻底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而为全国人民所拥护的8项和平条件，遵循人民的意志和北平的范例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外，它就将彻底地被歼灭。现当伟大的北平古都被解放的历史节日，特向我英勇的300余万人民解放军致敬意。一切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2月2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组织下，北平各银行开始将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失去信誉的金圆券兑换为人民币。

    由聂荣臻提议，林彪和罗荣桓一致拥护，并报经中央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月3日举行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入城式，这也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举行的第一个正式的入城式。被指定参加入城式接受检阅的部队仍然是东野四纵，因为中央已经决定由四纵担任北平的警卫任务。

    四纵接受任务后，十分高兴，立即收拾个人卫生、擦拭枪炮，练习队列。纵队党委还给全纵队订了六项入城纪律：（一）爱护城市，不准破坏；（二）看守警卫，原封不动；（三）空手进去，空手出来；（四）立场坚定，不受腐蚀，不被坏分子利用；（五）不违犯警备规则；（六）有责任心，别人犯错误积极制止。

    2月3日上午9时30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刘仁、刘亚楼等和傅作义的代表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一道，在民众的海洋和阵阵欢呼声中登上了前门箭楼。10时正，4颗信号弹升上天空，庄严隆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正式开始。从永定门入城的部队这时威武雄壮地从前门大街经过，接受林彪等领导同志的检阅。部队以3辆装甲车和系有毛泽东和朱德肖像的彩车开道，然后是军乐队，再后是我军的坦克部队、摩托车部队、炮兵部队、骑兵部队，最后是高举战旗、胸挂奖章的步兵部队。入城部队进入前门之后，威风凛凛地开进了东交民巷。

    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中国人都知道，自1901年卖国的清政府签订《辛丑和约》以来，东交民巷就一直是帝国主义所盘踞的使馆区，是不许中国军队和警察进入的。今天，我人民解放军开着隆隆坦克，骑着高头大马从东交民巷通过，就是要让怀着各种各样心思的外国人看看：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里的一切主权都属于中国人民！

    受检部队从前门大街、箭楼，穿东交民巷，然后经过东单、东四、地安门、西四、西单、宣武门等北平城内的主要街道，从广安门出城，已经是下午5时。以前门广场（当时北平城内的火车站在前门，箭楼的东边就是当时北平城内的火车站广场）为中心的全城各种庆祝活动也一直延续到下午5时。这一天，北平城中洋溢着喜气的节日气氛，人们穿红着绿，锣鼓喧天，歌舞狂欢，鞭炮齐鸣。在欢迎解放军的人群中，有若干盼望已久的知名人士，如张奚若、钱伟长、费孝通、雷洁琼、焦菊隐、周建人、胡愈之、吴晗、楚图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者、著名文学家田汉所写的即兴诗句表达了百万北平人民的心声：“毕竟工农新做主，天安门下扭秧歌。”

    当天，几家外国通讯社发出的电稿大多是这样的报道：“中国解放军的入城式规模空前，士气十分高昂，装备异常精良，实为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部队。”“中国革命方兴未艾，南京当局大势已去。”

    2月12日，北平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隆重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叶剑英市长在大会上庄严宣布：

    “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北平市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权力机构，古都获得了新生！”

    五、前进中也有曲折

    在人民政权欢天喜地地接管北平的时候，也并不是处处顺利，和平解放的进程也并不是没有曲折。这方面的具体事例不少，例如作为和平解放北平进程中最重要角色的傅作义，就出现过一次反复。

    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就在我军举行盛大入城式、万众欢腾的2月3日，傅作义却给林彪和罗荣桓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我在解放战争中追随蒋介石，负有罪责，应受人民的惩处。请对我个人按战犯加以惩处，请指定看守所，我主动去报到。

    很明显，这时的傅作义内心充满了疑虑，而且与他这一段时间的情绪迥然有别。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出现？从深层次的原因说，作为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二级上将（按：国民党军队中最高军衔为上将，上将又分为几等。

    蒋介石一人是特级上将，然后是一级上将，一级上将总数只有10余人，除去国民党军界的元老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何应钦等人之外，只有如顾祝同、陈诚等少数几人。二级上将也只有不到20人，多数也都是元老级人物，如程潜、张发奎、张治中、卫立煌、刘峙等，连胡宗南、汤恩伯等蒋介石手下的一方主帅也只是一般上将，至于领兵作战的主要干将如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都只是中将），作为曾与我党我军长期作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傅作义，要能真正与我党我军走在一条路上，没有反复和曲折是不可能的，他本人不经过艰难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也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就看得很清楚。说起来真有点巧合，就在傅作义写这封信的2月3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的一封电报中就特地叮嘱说：“入城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就是估计到傅作义和邓宝珊等人还会出现若干问题，要林彪等注意认真去做些思想工作。

    当然，也不否认，在各种事务急速发展、千头万绪的时刻，我们也可能有个别同志在某些问题上处理不周，也有可能让傅作义在某些问题上产生误解，一时想不开的情况发生。例如：按照和平协议，我军陆续将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予以释放，可是在张家口战役中被俘的原察哈尔省保安副司令靳书科等高级军政人员就没被及时释放，原因是我们在当地的负责人认为这些人的民愤很大，便自作主张，没有认真执行上级的有关指示。

    傅作义的家属住在西交民巷一家银行宿舍里，我军管会接管银行的人员认为他们不能再在银行中住宿，要求他们迁出，这让傅作义感到无法接受。

    有一天邓宝珊有事出城，竟被我军战士扣留，一名小战士还问他：

    “你是不是反动派？”

    我新成立的西城区人民政府在执行关于限期让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组织的所有人员前往登记的政策时，由于搞不清军统人员和军政人员的区别，曾经打电话到傅作义在五棵松的办公处，要傅作义等人前去登记。

    上述这些情况都很快反映到联合办事处，陶铸得知以后，也都已经一一做了处理，除了对有关工作人员作了批评，还到傅作义处当面向他做了解释，向他道歉。但是并未能消除他心中较深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一封信让他的不满情绪来了个大爆发。这封信，就是由毛泽东执笔，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司令员和罗荣桓政委的名义在1月16日写给傅作义，而当时又因为邓宝珊认为措辞较为激烈，故而就未及时交给傅作义的那封信。

    1月25日，苏静回到通县宋庄，向平津前线总前委汇报工作。罗荣桓政委问他由邓宝珊转交给傅作义的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苏静说不清楚。罗荣桓就叫苏静回城后去催问一下，务必在两天之内让傅作义看到这封信。苏静回到城里，就向邓宝珊打听此事，邓宝珊说还未转交，苏静立刻就同邓宝珊一道去看望傅作义，恰好傅家有客，傅作义正在和李明灏谈话。当苏静和傅作义谈话时，邓宝珊就进到内室，把信交给了傅冬菊，要她把信交给傅作义。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傅作义当时并未看这封信。可是，1月31日晚上，我新华社广播了这封信，第二天我《人民日报》刊载了这封信。傅作义是在报上才看到这封写给他的信。由于这封信是在半个月前还在谈判的进行中写的，是傅作义还在和平解放北平犹豫之时写的，所以措辞比较激烈（后来林彪把它称为“通牒”），现在又公开发表了，这就使得傅作义感到无法接受，故而怒气大发，才提笔写下了2月3日的那封要求进看守所的信。

    新华社在播发这封信时，称之为《林彪、罗荣桓致傅作义的公函》，并有一个“附记”。“附记”说：“此公函系1949年1月16日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当面交给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将军的。当日邓宝珊将军偕林彪将军的代表入城联络，傅作义将军即决心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示，愿令其所部出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此后数日，又经数度接洽，解决了关于双方交接过渡期间的若干问题。傅作义将军于21日将协议诸点（但不完全）经国民党中央社公告，傅部即于22日开始履行协议。至本日（31日）傅部主力移动完毕，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受北平防务。”从这个“附记”看来，新华社发表这个公函的目的，本是为了对这段时间的和平进程做一个回顾，将这份公函作为一份重要的文件而公之于众。那么，这份公函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林彪、罗荣桓致傅作义的公函》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先后攻占卓资山、集宁、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丰镇、陶林、兴和、商都、尚义、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涿鹿、阳原、蔚县、广灵、天镇、阳高、怀仁、左云、右玉、山阴、延庆、龙关、崇礼、赤城、沽源、康保、宝昌、多伦、化德、涞水、易县、望都、定县、河间、高阳、任丘、安新、雄县、新镇、容城、肃宁、蠡县、博野、霸县、永清、固安、安次、胜芳、古北口、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玉田、丰润、平谷、蓟县、遵化、兴隆、迁安、卢龙、乐亭、昌黎、抚宁、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平泉、青龙、凌源、凌南诸解放区名城、重镇、县治及广大乡村。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剿匪戡乱”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林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命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本军迭次通知贵将军及贵属，顾念两城数百万人民之生命财产，数千年之文化古迹，国家前途所系之轻重，工业及贵属官兵之身家性命，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天津方面，市参议会代表出城谈判，本军当即表示欢迎，并提出下列诸点：（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

    （二）天津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三）本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之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之安全。（四）如果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欲抵抗到底，则本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城破之日，守军方面诸反动领袖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本军所俘敌方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其处罚。市参议会代表同本军代表谈判两次，均为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及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等所破坏，以致毫无结果。贵将军复于最后时机，命令天津守军坚持匪首蒋介石之伪令，抵抗到底。本军迫不得已，乃于本月14日上午10时，开始总攻，至15日下午3时即结束战斗，贵部10余万人全部缴械，陈长捷、林伟俦等均被俘虏。足证守军之抵抗，毫无作用。现在天津业已解放，人民重见天日，欢声雷动，迎接人民解放军。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

    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物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今天回头来看，在当时谈判处于无大进展的时候，在刚刚结束了天津战役的时候，毛泽东写了这封长信，用以告诉傅作义，时间已经不多了，在他的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他迅速做出抉择，其立意与用心都是正确的，其措辞有些尖锐，也是为了给傅作义一记重拳，促其猛醒。不过，在和平协议已经签字，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出城接受改编，我军已经入城接防，北平的和平解放已经实现之后，新华社再来向全国播发这封信，其举措确实有些欠妥。以此为导火线而引起傅作义的愤慨与疑虑，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虽然傅作义过去和我党有过接触，这次又能做出毅然参加和平解放的义举。但是，多年来他与我党的领导人已经没有任何交往，在这次和平谈判中，他也从未亲自出面。基于必须对傅作义做一些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让他能尽快地向人民进一步靠近，能在更大范围内与我党合作的良好愿望，2月8日下午，林彪、聂荣臻和叶剑英专门将傅作义请到了北京饭店。不仅是要进行宴请，还想和他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希望这位抗战名将能够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朋友，希望他今后能够为新中国做更多的贡献。为了这次谈话能够有较好的气氛，特地让陶铸、苏静和南汉宸三人作陪。这三人之中，陶铸是当时和傅作义联系最多的，苏静是我方第一个入城的谈判代表，南汉宸则是我党过去和傅来往最多的联系人，算是老朋友了。

    自从1933年的长城抗战以来，傅作义在华北抗日战场上和日寇进行了长期的较量，转战900多公里，进行了大小战斗290多次。这其中他曾经长期和八路军并肩作战，包括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在内。他曾经见过周恩来、贺龙、萧克和程子华等八路军将领，也见过后来成为新四军名将的彭雪枫，可是还没有见过林彪、聂荣臻和叶剑英。当时，是他们的初次见面。当傅作义在邓宝珊陪同下来到北京饭店时，第一个与傅作义热烈握手的是聂荣臻。自从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聂荣臻是我党华北军区司令员，傅作义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他们在战场上打了好几年，现在终于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成为了为华北和平而共同努力的朋友。他们二人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相互都在向对方问好。接着，林彪和叶剑英也都和傅作义握手致意。

    作为当时我党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林彪首先讲了话。他充分评价了傅作义在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傅作义对中国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仅是对北平有极大好处，而且还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样板。林彪希望傅作义今后能更多地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对于所有对人民有贡献的人都绝不会亏待的。我们今后建立了革命政府，还要发展生产，工作还多，这必须要与党外朋友进行合作才能办到。关于1月16日的信，林彪说这封信事实上是当时我们在谈判的重要时刻给他的一个通牒，其内容是符合他过去的行为事实的。事后所以公布此信，是对他过去的错误做一个结论，以便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开始与他进行新的合作。因为我们既不能因过去之罪而抹杀今日北平之功，也不能因今日北平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傅作义表示，过去内心的矛盾一直很大，主观上想替人民做事，客观上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

    参加国民党的内战完全是错误的，今后中国再也不能打内战了，中国应当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今后他愿意为人民服务，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至于和平改编和政权接收的事，他要我方不要有什么顾虑，怎么办好就怎么办。

    这次谈话内容很广，还谈了华北战场上傅作义和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为什么会彻底失败，谈到了立场和民主，谈到了当时的改编和接收。

    愈谈愈融洽，愈谈愈高兴。傅作义在谈到国共的对垒时说：“一时之胜在于力，千秋胜利在于理。”大家都说他的话言之有理。邓宝珊说：

    “今天大家聚在一起，一下子把问题都谈清楚了，我受益匪浅。我的心愿和共产党、解放军完全一样，无非我不是共产党员。”

    六、傅作义前往西柏坡

    2月8日谈话之后，陶铸特地给傅作义送去了一套东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和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面的书。中共中央华北局又给他送去了《干部必读》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傅作义在读了一些之后，觉得对自己很有帮助。他要周北峰去向叶剑英谈一下，他想亲自去西柏坡拜见毛泽东。这一请求很快向西柏坡的党中央做了报告。2月20日，毛泽东在给叶剑英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欢迎傅作义和邓宝珊去西柏坡。在同一封电报中，毛泽东还邀请了当时在北平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四位著名人士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和江庸。毛泽东还嘱咐，只带一位随从即可，并要对谈话的地点保守机密。

    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带上随员阎又文（原华北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兼新闻发言人，也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和上海和平代表团一道乘飞机到了石家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候在机场上，他们热情地迎了上去，对客人说：“我们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泽东主席前来欢迎傅将军、邓将军！”

    经过了蜿蜒的山间土路，吉普车在一个小山村的中共中央西柏坡招待所停下，在这里迎候客人的是周恩来。他和傅作义、邓宝珊都是见过面的老朋友。当天下午，毛泽东来到了招待所。傅作义见到毛泽东时，先是一个立正，再来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入座之后，傅作义说的第一句话是：“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可是，毛泽东对他说：“不，你有功。你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现在又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你，人民永远感谢你！”毛泽东又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就这样，毛泽东以他那固有的谈话习惯，虽然是纵论今古，却又不离主题，让傅作义心里愈来愈热，把原来的一些愤愤之气都抛到九天以外了。

    当谈到原来傅作义部下有很多军官已经当了俘虏，在释放后经过教育，还可以为人民做很多工作时，毛泽东问傅作义：“傅将军，你是有功的，也有德有才，将来应当到政府里工作，不知你愿干什么？”傅作义没回答。后来当邓宝珊说到傅作义过去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办水利，屯垦兴农，很有成绩时，周恩来说：“只是管理河套，不够傅先生办的。”毛泽东就说：“只管黄河河套，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把才干都发挥出来。另外，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管的。”这番话，为不久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水利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埋下了伏笔。

    傅作义这次的西柏坡之行非常成功。用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话说：“毛主席一席话，使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后来，傅作义以十分积极的态度协助北平联合办事处做了很多工作，在解放绥远的过程中更是发挥了别人不可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3月25日下午，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时，专门请傅作义参加。

    3月末，毛泽东在北平再一次接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和他们谈如何治国治军，和他们谈人生，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在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的具体帮助和感召之下，傅作义的内心深处不断产生着一种冲动和变化，他要想把它表达出来。这时，国共两党正在北平举行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舆论所关注的和平谈判。国民党谈判代表团中的大部分人士对和平谈判是认真的，可是南京政府的掌权者却把和平谈判作为一种策略和手段，缺乏和平的诚意。在这关系到全国能否真正得到和平的重要时刻，傅作义决心以他的实际行动来对全国的和平进程尽到自己的力量。于是，他在1949年4月1日向全国发表了著名的和平通电：

    中共中央毛主席，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及国民党中的爱国朋友们：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1月22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北平未曾遭受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决，蒙全国各方的称许，认为是实现全国和平解放的开端。现在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

    两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地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从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的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都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里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里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在不断地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这种错误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败；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靡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为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新民主主义不但科学地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而且正确地说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新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不是属于旧的范畴，必须有工农阶级和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政策的彻底执行和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产党人既然对于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又有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精神，所以一天一天得到成功。正确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

    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地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疑、徘徊，违背人民的意愿。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利益与愿望，勇于自觉，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诚的和平。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当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开始建设。今天，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全国各民主阶层，共同奋斗。

    这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在发表通电的当天，傅作义特意宴请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向他们散发了当天刊载于报纸上的和平通电。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团长张治中说：“宜生（按：傅作义字宜生）通电所言，不无道理。”邵力子更是伸着大拇指对傅说“全是肺腑之言”。

    这份被聂荣臻认为表示着“傅作义完全站到人民方面来了”的通电发出之后，不仅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日后在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的和平解放都起过很大作用，就是在国际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在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上，这份通电曾经作为正式文件印发给到会所有代表，受到很多代表的赞扬。

    对这份通电，毛泽东读了两遍，十分高兴。就在通电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给傅作义写了一封复信：

    ４月１日通电读悉。南京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

    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在这以后，傅作义又一手促成了绥远的起义，并担任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时，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被任命为政务院（按：即国务院的前身）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72年因病辞去水利部部长职务。1974年4月1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当傅作义病逝前两天，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赶到北京医院看望他，还特地俯身在他的耳边深情地说：“宜生先生，毛主席叫我看你来了，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

    关于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上的功劳，毛泽东还有一句很形象的话，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两人有一次同游天坛时说的。毛泽东对傅作义说：“宜生，你是保护北京的大功臣，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和傅作义一道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邓宝珊将军，也与傅作义一道促成了绥远起义。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被任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担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在这里也附带介绍一下在平津战役中的另外几位重要人物后来的情况。

    陈长捷被俘后，作为国民党战犯，进行了长期的改造，他是著名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学员。由于他在改造的过程中表现优秀，成为了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10名战犯之一。特赦后，他在上海市政协秘书处做专员。1968年4月7日去世。

    杜建时被俘后，原来关押在保定学习改造，1956年也去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3年获得特赦，以后长期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专员，1978年以后任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11月7日在北京病逝。

    根据我党我军对在北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关于只要支持和平就予以放行的承诺，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第九兵团司令石觉等9人及少数随员被傅作义派飞机送去了南京。李文投身他的老上级胡宗南门下，出任了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解放战争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战役成都战役中，在我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之下，胡宗南集团的其他几个兵团司令都走上了起义道路时，他率领五兵团做了最后的挣扎，在邛崃、大邑、蒲江地区被全歼，1949年12月27日，李文被迫在阵上向我军投诚。石觉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司令，在上海大败之后率残部逃去舟山，以后再逃台湾。

    七、毛泽东定都北平

    从1927年9月初毛泽东离开长沙组织秋收起义之后，20多年来，他一直在农村中领导革命的武装斗争。除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到过一次重庆之外，他没有进过大城市。可是现在不同了，中国革命马上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就要组建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都必须到大城市去筹划新中国成立的各种大事。这个大城市就是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因为北平将是新中国的首都。

    将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而不是定于原来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这有一个过程，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当然是毛泽东。

    正式宣布新中国定都北平，从中国共产党内部来讲，是1949年3月5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从全国来讲，是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的决议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北平名为北京。”当然，作出这样的决定肯定还要早一些。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看，毛泽东最早谈出这一想法，是于1948年9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一般所称的“九月会议”上。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为新中国的建设进行筹划。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这样说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的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民主共和国的首都。”那么又把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首都设在哪里？毛泽东在会上的正式讲话中没有说出来。但是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同徐向前谈话时，就已经透露出了不仅要将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平，而且要争取和平解放北平。

    这时，徐向前正指挥着华北一兵团在山西作战，正在打太原。毛泽东问徐向前有没有可能争取和平解放太原，徐向前说已经做了多方的争取，连阎锡山的老师都亲自入城去劝说过，阎锡山不仅不听，反而把这位当年教过他的老秀才杀害了。这时，毛泽东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的了，最好北平不要打。”“最好北平不要打”这句话的意思当然很明白，就是要争取完整地保存北平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为什么要将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这有以下的几种考虑：（一）蒋介石把他的反动政权首都定在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在北平。

    这种与蒋介石王朝针锋相对的政治考虑，是定都北平的主要原因。

    （二）北平作为历史上的古都，对于全国的统一与团结有一定的凝聚力；北平又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有着先导作用。（三）在当时，我党的外交格局是“一边倒”，北平靠近苏联、蒙古和朝鲜，可以方便加强同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联系，得到苏联的援助，从国际格局上考虑，也更为安全。在这一点上，1949年1月31日受斯大林委派来到西柏坡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和毛泽东的会谈中也曾经就此讨论过，关于定都北平的意见，也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

    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很早就已经把北平定为了新中国的首都，所以毛泽东和中央在以前很多指示中都强调了对北平和平解放的关注，和对于北平的城市建筑和文物古迹的保护。例如，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一封电报，电报专门指明，“并告程、黄”。这里的程、黄，就是指东野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二兵团参谋长黄志勇，这时二兵团的四纵和十一纵正在北平北边和西边作战，负责扫清北平的外围，对北平实行包围。在电报中有这样两段：

    （一）丰台、门头沟、石景山、长辛店系重要工业区，我四纵、十一纵正在此区作战，望令他们充分保护工业，其办法是一切原封不动，用原来的工人、职员、厂长、经理办事，我军只派员监督，派兵保护。

    （二）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

    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在对于北平的和与战还没最后确定下来之时，我军必须做好进攻北平、消灭城内敌人的充分准备。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我东野二兵团政治部联络处的两位负责人，在清华大学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的介绍之下，于1948年12月下旬特地到清华大学拜访了我国古代建筑权威学者梁思成教授，请梁思成在一张军用地图上一一标明北平的重要古代建筑的位置，划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他们就守在梁思成的书房中，一直等到梁思成标画完毕，才告辞而去。后来，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这份军用地图未能发挥作用，但是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北平。

    1949年1月16日，当和平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之时，我军仍然未放弃可能要对北平发动进攻的准备。这一天，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再次做了如下指示：

    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定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办法使其缴械。

    即使占领北平延长很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你们必须召集各攻城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以精确的指示。为此，你们指挥所要和每一个攻城部队均有准确的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个进展均须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

    毛泽东这封电报的用心之良苦，指示之精细，在他众多关于作战的指示中是不多见的。从中我们完全可以见到他和党中央对于保护北平是多么的重视。

    后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制定的部队入城纪律中，将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列了一个专条。

    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这一座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完整无缺地回到了人民手中的古城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决定进入北平。

    为了迎接党中央进入北平，平津前委和北平军管会做了认真的准备，还专门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的五人小组。准备工作的中心是保证绝对安全。从西柏坡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由涿县到北平长辛店，由东野五纵负责；由长辛店到西直门，由东野四纵负责；由西直门到香山以及到香山以后，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亲自指挥中央警卫部队负责；香山外围的警戒，由东野总部参谋长刘亚楼负责安排。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3月13日结束的。会议结束之后，中央机关就开始准备往北平迁移。这时的中央机关可不是当年转战陕北时拄着木棍步行的状态了，因为林彪把东野缴获的汽车送了不少，单是美制的十轮大卡车就有100多辆，还有10多辆吉普车。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都是乘车出发的。出发前，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3月23日，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分乘12辆小汽车和10辆大卡车从西柏坡出发。第一辆吉普车是带路的先导车，毛泽东坐在第二辆吉普车上，第三辆是警卫车，第四辆坐着江青和李讷，第五辆坐着刘少奇，第六辆是刘少奇的家属，第七辆是周恩来一家，第八辆是朱德一家，第九辆是任弼时一家，第十辆是陆定一一家，第十一辆是胡乔木一家，第十二辆是叶子龙一家。

    可能是由于巧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是在1947年3月；离开陕北米脂杨家沟向华北开进，是在1948年3月；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是在1949年3月。都在迎接春天的3月间。

    车队经过了灵寿、曲阳，当天晚上住在唐县的淑闾村。24日过保定，住涿县。25日凌晨2时，在叶剑英和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的陪同下，在涿县上了火车，叶剑英在火车上向中央领导详细汇报了北平的近况。清晨，在北平西郊的清华园站下车，聂荣臻、彭真、李克农等已在迎接。中午，在颐和园颐寿堂做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前往西苑机场。

    25日下午3时，在西苑机场举行了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担任总指挥的盛大而隆重的阅兵式（为了欢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首长进入北平，原来曾打算要搞一个盛大的有广大市民群众夹道欢迎的欢迎仪式，但是这一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时，立即被毛泽东否决。后来有人提出举行一个阅兵式，毛泽东欣然应允，所以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也到举行阅兵式的西苑机场来与毛泽东和中央首长见面，并表示欢迎），50门六○炮发射了500枚照明弹。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毛泽东登上第一辆吉普车。接着，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依次登车，检阅受阅部队。参加阅兵式的还有林伯渠、彭真、林彪、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王稼祥、李立三、滕代远等。这次阅兵式的受阅部队，仍然是由当时在北平担任警备任务，且在辽沈战役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东野四纵的三个英雄团，即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组成的。此外还有四纵的连以上干部，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两个炮兵团、一个坦克营以及若干英雄模范代表。

    阅兵式结束以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来到欢迎的人群之中。先期到达北平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北平的各界代表，还有已到北平的各界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人在这里欢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前来欢迎的还有各界群众代表1000多人。毛泽东和各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亲切交谈。

    当天晚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到达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临时住地香山。毛泽东在那里的双清别墅一直住到1949年9月21日，才迁入城内，住中南海内的菊香书屋。

    第二天清晨，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毛泽东到达北平的消息：“中共中央委员会、人民解放军总部昨日迁来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西苑阅兵，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均往欢迎。”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从1933年离开上海16年之后，又进入了大城市。毛泽东在离开了北平30年之后，又来到了北平（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经两次到北平，第二次离开的时间是1920年4月11日）。当他所乘坐的专列抵达北平时，他满怀深情地对身边的同志们说：

    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30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30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按：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诗句）。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

    从此以后，毛泽东就一直在北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着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直到1976年9月9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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