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结婚。不会和任何男人结婚。我太了解男人了。我目睹了他们的不忠，并促成了他们的不忠。拉开拉链，解开纽扣，同意那些秘密的安排。我成了他们的同谋，有预谋地犯下罪行。我是有罪的，蓄意给其他的女人造成痛苦。我恶毒、残忍，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承认，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一心想属于某个男人。左手戴上那枚金戒指，同时像一件贵重的珠宝一样佩戴在他的臂膀上，在光天化日之下熠熠闪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辗转于各个酒吧之间。所有的酒吧看上去其实都一样，黑色格栅图案的红地毯、植绒壁纸、马车车轮状的木吊灯。避风灯罩是难看的琥珀色，像加油站免费赠送的水杯。
昏暗的酒吧，然后是昏暗的餐厅。要不——就是我的公寓，他的牙刷坚定地插在牙刷座上，像一面插在北极的旗帜。床很大，因为他从不留宿整个晚上。当然不会。
借。这就是我拥有男人的方式。只有撇取上层的奶油。只有水果最甜的部分，没有夫妻日常生活会有的苦涩果皮。他们来找我也是因为想吃甜滋滋的果肉了。
所以，我没结过婚，也永远不会结婚。不是因为不能，而是因为我太风流了，不适合婚姻。也可以说，婚姻在我这失效了。没有一个男人不曾让我失望，没有一个男人可以让我信任，让我可以用我爱过的方式去爱。我不相信婚姻正是因为我太相信它了。与其生活在谎言中还不如不结婚。
墨西哥男人，算了吧。那些长年累月擦桌子的人，那些站在猪肉柜台后面剁肉的人，那些开着载我去学校的巴士的人，他们不是男人。不是我会考虑爱的男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智利人、哥伦比亚人、巴拿马人、萨尔瓦多人、玻利维亚人、洪都拉斯人、阿根廷人、多米尼加人、委内瑞拉人、危地马拉人、厄瓜多尔人、尼加拉瓜人、秘鲁人、哥斯达黎加人、巴拉圭人、乌拉圭人，我不关注。我眼里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我母亲让我变成这样的。
我想她那么说是不想让我和希梅娜受她所受过的痛苦。十七岁就嫁给了一个墨西哥人。不得不忍受一个墨西哥家庭所能加在一个女孩身上的所有痛苦，因为她是从el otro lado[27]，那边来的，而且我父亲娶她是低就了。如果他娶的是一个那边来的白人女人的话，一切就不同了。那样就是他高攀了，即便她很穷。但身为墨西哥女孩，却不会讲西班牙语，不知道吃饭的时候每道菜都要分开盛，不知道怎么叠餐巾，也不知道怎么摆银餐具，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
在我妈家里，盘子都是摆在桌子中间的，刀、叉、汤匙都插在一个陶罐里，自己要自己拿。那些碗碟不是缺了口，便是裂了缝，没有一样是一套的。也没有桌布。切西瓜的时候，外公总在桌上垫上报纸，可以想见，妈妈该有多尴尬，当她的男朋友，我父亲来看到厨房的地上、桌子上都是报纸时。我外公是个勤劳高大的墨西哥男人，他一边招呼着“来来来，吃吃吃”，一边切下一大块深绿色的西瓜，一大块，他在食物方面毫不吝啬。一直都是，即便在大萧条时期。对任何敲响他家后门的人都这么说，来来来，吃吃吃。流浪汉们坐在餐桌旁，孩子们左瞧右瞧。外公从不让家里没有过夜粮。面粉、大米，桶盛着，袋装着。土豆。大袋大袋的斑豆。还有西瓜，一次买三四个。滚到床底下，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拿出来。外公经历过三次战争。墨西哥的一次、美国的两次，他知道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是什么滋味。他知道。
但我父亲，却不知道。没错，刚来这个国家的时候，他撬过蛤蜊、洗过盘子、种过树篱、在小石城的时候坐汽车后排座位，汽车司机冲他嚷道，你——坐这边，然后我父亲怯怯地耸耸肩说，不会英语。
但他不是经济难民，也不是为了躲避战乱来的。我父亲从家里跑出来是因为他害怕面对他的父亲，大学一年级的分数证明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游手好闲而不是学习上。他将一个不算太穷也不算太富，但自认为比两者都强的家抛在了身后的墨西哥城。一个男孩看见自己认识的女孩上了车，却知道自己没钱为她付车费时，会自己跳下车。这便是我父亲抛在身后的世界。
我可以想象出父亲穿他那些浮夸的衣服的样子，因为他就是那种人，一个浮夸的人。母亲听到身后邀请她跳舞的声音转过身去时想到的就是这个。一个爱卖弄的家伙，许多年她还这么说。一无是处，就知道卖弄。她从来没说过自己为什么要嫁给他。父亲穿着他的鲨鱼蓝西服，胸前口袋插着浆过的方巾，戴着软呢帽，套着宽肩的粗花呢大衣，踏着重重的英伦风格的鞋跟和鞋尖有孔的翼尖皮鞋。价格不菲的衣服。昂贵，这是我父亲的东西所说的。Calidad[28]。品质。
我父亲一定觉得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很奇怪，和他在家乡墨西哥城认识的那些那么不一样，简直像外国人。在墨西哥城，仆人用盘子将西瓜和银餐具、餐巾一起端上来，吃芒果也有专用的叉子。不像这里，叉开腿站在院子里，或者在厨房里蹲在报纸上吃。来来来，吃吃吃。不，从来不这样。
我的职业说不准。有时我做点翻译。报酬有时按字数算有时按小时算，视情况而定。我白天做这些，晚上就画画。我白天什么都肯干，只为了能继续画画。
我也做过代课的老师，在圣安东尼奥独立学区。那比翻译那些字印得小小的旅游小册子还要糟糕，相信我。我受不了小孩。任何年龄段的。但那能让我有钱付房租。
不管怎么看，我为了生活所做的是某种形式的卖淫。人们说，“画家？多好啊”，然后就想邀请我去他们的派对，以我来装点他们的草坪，就像一株租来的奇异兰花。但他们买艺术的账吗？
我是两栖的。是一个不属于任何阶层的人。富人喜欢有我在他们周围，因为他们羡慕我的创造力；他们知道那是他们买不到的。穷人不介意我住在他们的地盘内，因为他们知道我像他们一样穷，即便我受过的教育和我的衣着打扮将我们的世界隔开。我不属于任何阶层。不属于与我为邻的穷人阶层。也不属于来看我的展览、买我的作品的富人阶层。也不属于我和姐姐希梅娜已然逃离的那个中产阶层。
在我年轻的时候，当我刚离开家，和丈夫跑了、带着几个孩子的姐姐一起租下那间公寓的时候，我以为做一个艺术家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我想像弗里达和提娜一样。我准备好在那间可怕的公寓里和我的相机、画笔一起开始我们的艰苦历程。那间公寓，我们各付了一百五十美元的租金，因为它有高高的天花板，那些漂亮的玻璃天窗也说服我们要租下它。尽管卫生间里没有洗手槽，浴缸像棺材，地板上净是裂缝，过道能把死人吓跑。但那十四英尺高的天花板就足以让我们当场签下支票。我们觉得那一切都很浪漫。你知道那个地方的，就在萨尔萨莫拉街有卡萨索拉画的墨西哥革命的理发店上面。转角处有比利亚·特奥阿提特兰的霓虹灯招牌，两只山羊头顶着头，还有那些墨西哥面包店。星期天，和风餐馆供应乡村煎蛋、猪肉卷饼、烤肉、新鲜的水果圣代和芒果冰棒，西班牙语的招牌多于英语的。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很好，很好。这个小区在白天显得可爱，像芝麻街。孩子在人行道上跳房子，幸福的小鬼。还有卖鸵鸟毛掸子的五金店，礼拜天从瓜达卢佩圣母大教堂出来的一家老小，穿着迎风招展的衣服和漆皮皮鞋的女孩和穿着斯达西西服和鲜亮衬衣的男孩。
但是夜晚，就完全不像我们在北部所知道的那些小区了。枪声像疯狂的西部片里一样呼啸着，我、希梅娜和孩子们蜷缩在一张床上，关掉灯，外面各种响声传进来，我们说，睡吧，孩子们，只是放鞭炮的声音。但我们很清楚。希梅娜会说，克莱门西亚，或许我们应该回家。我就会说，胡说！因为我和她都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家可回了。回不了我们母亲的家，那个有了她再嫁的男人的家。自从爸爸死后，我们似乎就变得不重要了。似乎妈只顾得自己难过，我不知道。我和希梅娜不一样。直到现在，我还是没能搞懂，即便现在妈妈也已经故去。妈妈的继子们生活在本应属于我们——我和希梅娜——的房子里。但——该怎么说呢？——树已成船[29]？我一向弄不清这些成语，尽管我出生在这个国家。我们在家的时候不那么说话的。
爸爸离开以后，妈似乎也就不存在了，就像她也死了一样。我以前养过一只金翅雀，它有次将自己一只红色小爪缠在了鸟笼的栏杆上，谁知道它是怎么弄的。那只爪子就那样干枯脱落了。没了它，我的小鸟活了很长时间，不过是一小截红色的小脚。它活得很好，真的。关于妈妈的记忆就是如此，像一些已经坏死、干枯并脱落的东西，我渐渐不再怀念以前的她。就像我从没有过妈。说出来我也无所谓。当她和那个白人男人结婚的时候，当他和他的儿子们搬进我父亲的房子的时候，似乎她就已经不再是我母亲了。好像我从来就不曾有过母亲一样。
妈妈总是生病，总是只顾得担心她自己的生活，如果可以，她会把我们卖给魔鬼。“因为我结婚太早了，我的孩子。”她会说，“因为你们的父亲，他比我大那么多，我从来就没有机会年轻过。宝贝，要理解……”接下来的我一句也听不进去了。
她工作时认识的那个男人，欧文·兰波特，是照片处理厂的工头。我父亲生病的时候她就已经在和他约会了。还在那时候。这是我所不能原谅的。
当我的父亲躺在医院里咳嗽，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的时候，当他的半边脸僵硬，舌头厚重到说不出话来的时候，他显得那么瘦小，那么多各种各样的管子和塑料袋子在他面前晃动着。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种气味，死神已经坐在了他的胸口上。我记得医生用一条白色的毛巾从我父亲嘴里将痰抠出来，弄得他直作呕，我想大声叫出来，住手，你住手，他是我爸爸。见鬼。你要救活他。爸爸，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完全控制不了。好像他们打了我，又好像他们从鼻孔里把我给抽空了，又好像他们往我体内塞满了桂皮和丁香。我两眼干涸，呆呆地站在希梅娜和我母亲旁边，希梅娜站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不让她站在我旁边。每个人都一遍一遍地重复说圣母玛利亚和天父。牧师在洒圣水，永恒之界，阿门。
德鲁，记得你以前常说我是你的玛丽娜莉[30]吗？那是句玩笑话，是我们之间秘密的游戏，因为你那一撮小胡须让你看上去很像科尔特斯。我是黑皮肤而你是白皮肤。漂亮，你说。你说我漂亮。德鲁，你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漂亮的。
我的玛丽娜莉，叛徒，我的情人，你说着，拉着我的发辫把我的头扳过去。唤着我的那个名字，微微地喘息着，粗暴地吻我，笑声从你那黑色的胡须里逸出。
天亮之前，你就会离开，一贯如此，不等我知道。好像你不过是我想象出来的，只有我小腹和乳房上的牙印能证明我错了。
你的皮肤那么苍白，但头发却比海盗的还要黑。玛丽娜莉，你这样叫我，还记得吗？我挚爱的，我喜欢你用我的语言和我说话。那样我会爱我自己并觉得自己值得被爱。
你的儿子。他知道我和他的出生有着怎样的关系吗？是我说服你让他生下来的。你告诉过他吗？当他的母亲仰面躺着生他的时候，我躺在他母亲的床上和你做爱。
没有我就没有你。我用唾沫和红土缔造了你。如果我想，我也能用两根手指将你毁灭。一口气将你吹飞。你只是我决定分娩在帆布上的一块颜色。经过改造之后，你就不再是她的一部分，而是完全属于我了。你如画的躯体如紧绷的鼓。藏在里面的心不停地轻轻敲击着，敲击着。一寸我也不会归还。
我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将你画了一遍又一遍，甚至现在。在这么多年之后。你知道吗？小傻瓜。你以为在你回到她身边之后，我会活不下去，像那些哀怨的乡下女人或者西部女人一样哭哭啼啼？但我一直都在等。让全世界都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你。如果这不是一种力量，还有什么是呢？
晚上，我点着家里所有的蜡烛，这几根敬献给瓜达卢佩圣母，那几根敬献给尼诺·菲登西奥[31]、唐·佩德里托·哈拉米略、阿塔恰的圣婴、湖上的圣胡安的圣母，尤其是桑塔·露西娅[32]，她漂亮的眼睛放在一个盘子上。
你的眼睛很漂亮，你说。你说它们是你见过的最黑亮的眼睛，你一只一只地亲吻它们，好像它们能产生圣迹似的。在你离开之后，我恨不能用勺子将它们挖出来，放在蔚蓝天空下的盘子上，给黑鸟当食物。
那个男孩，你儿子。脸像那个红头发的女人，你的妻子。那个男孩长着像浮在水面的鱼食一样的红色雀斑。那个男孩。
我像蜘蛛一样耐心地等了这么多年，从我十九岁起，从他只不过是盘旋在他母亲脑海里的一个想法起，是我给了他许可，让这一切发生的，瞧。
因为你父亲想要离开你母亲和我一起住。你母亲哭哭啼啼地想要一个孩子，至少要一个孩子。而他总是说，以后，以后再看。但一直以来，他都只想和我在一起，只想和我。他说。
晚上你来见我的时候我想告诉你这些。但你却不停地说你想买什么样的衣服，你刚上高中的时候怎么样，现在你快要毕业了你又怎么样。你说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摇滚歌手，知道你的乐队、你刚刚得到的新的红吉他（你母亲让你选的，一把吉他或一辆小汽车）。但你不需要小汽车，是吗，因为到哪都是我开车送你去。如果你的皮肤不是那么白，你都可以做我的儿子了。
这是发生过的。很久以前。在你出生之前。当你还是你母亲心里的一只飞蛾的时候，我是你父亲的学生，是的，就像现在你是我的学生。你父亲一遍又一遍地画我，因为他说，我是他的金色小人儿，金光闪闪，沐浴着阳光，而那是他最喜欢的那种女人，褐色的皮肤如沙滩，是的。他将我卷到他的翼下，到他的床上，这个男人，这个老师，你的父亲。我觉得很荣幸受到他的抬举。我是那么年轻。
我所知道的就是你出生的那个夜晚我在和你的父亲睡觉。在你被怀上的同一张床上。我和你的父亲睡觉，丝毫没有考虑过那个女人，你的母亲。如果她和我一样是个棕色皮肤的女人，或许我内心会感到难过，但她不是，所以我不在乎。我总是先在那里。我一直都在那里，在镜子里，在他的皮肤里，血液里，在你出生之前。而他在我认识他之前就已经在我心里了。你能理解吗？他一直都在那里。一直。像木槿花一样消融，像绳子一样化为灰。我不再在乎什么是对的。不在乎他的妻子。她又不是我的姐妹。
那不是我第一次在他们的妻子生孩子的时候和男人们睡觉。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我也不知道。在他的妻子降下新的生命，被一个双目紧闭的东西耗尽力气的时候和那个男人睡觉。为什么要那么做呢？那总能给我一种疯狂的快感，在她们不知道的时候以那样的方式杀死她们。知道当她们待在蓝色的医院病房的时候我拥有她们的丈夫，她们的屁股翘起来，婴儿们吮吸着她们的乳房，而她们的丈夫却吮吸着我的。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她们屁股上的缝针还在隐隐作痛的时候。
有一次，凌晨四点，被玛格丽塔鸡尾酒灌醉的我给你父亲打了个电话，吵醒了那个婊子。喂，她应道。我找德鲁。请稍等，她用会客厅里最彬彬有礼的英语答道。请稍等。我笑了几个星期。真是个傻娘们，竟会把电话递给睡在她身边的那个笨蛋。嗨，亲爱的，是找你的。德鲁接过电话时我已经笑得几乎说不出话了。德鲁吗？你老婆还真他妈的笨呢，我说道，我勉强说完了这句。笨蛋笨蛋笨蛋。哪个墨西哥女人的反应会像她那样。嗨，亲爱的。我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他有着同样的皮肤，那个男孩。道道青筋苍白清晰，像他妈的。那皮肤十二月里嫣红如玫瑰。漂亮的男孩。克隆出来的小家伙。小小的细胞分裂分裂分裂出了你。告诉我，孩子，你身上哪些部分是你母亲的？我试图想象出她的嘴唇、下巴、修长的腿，曾经缠绕在那位将我带上床的父亲身上的长腿。
这是发生过的。我熟睡着。或者假装熟睡着。你看着我，德鲁。你坐在床头一角，穿好衣服准备走的时候，我感觉得到你的重量，但现在你只是在那儿看着我熟睡的样子。什么也没做。没有说话。没有亲吻。只是坐着。你将我尽收眼底，审视着。你想到了什么呢？
我一直不停地梦到你。你知道吗？你觉得奇怪吗？不过，我从未说过。我把它藏在心里，将所有对你的思念都藏在心里。
这么多年了。
我不想你看着我。我不想让你在我熟睡的时候将我尽收眼底。我要睁开眼睛将你吓走。
那么。我告诉过你什么？德鲁？怎么了？没什么。我知道你会那么说。
我们别说话。那不是我们所擅长的。在你面前我失去了语言能力。就像我得从头开始学说话一样，就像我需要的那些词语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一样。我们是懦夫。回到床上来吧。至少在那里，我会稍微觉得自己拥有你。虽然只是片刻。只是一次呼吸的工夫。你释放。疼痛，猛地一拉。你抚摸我的肌肤。
不穿衣服的时候你几乎不是个男人。我要怎么解释呢？你那么像我床上的一个小孩。不是别的，纯粹是一个需要被抱着的大男孩。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我的海盗。我的男人，我瘦削的男孩。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是不是？一条恒河，一个暴风之眼。一小会儿。当我们都忘了自己，你拉过我，我跳入你的身体，将你像苹果一样劈开。彼此敞开给对方看，毫不退避。某样扭曲的东西自动松开了。你的身体没有撒谎。它不像你那样沉默。
你像珍珠一样裸露着。那一团缭绕的烟雾散去。你像雨一样温柔。如果我把你放进嘴里，你会像雪一样消融。
你为这样赤身裸体感到羞愧。缩了回去。但我已经看到了真实的你，在你向我敞开自己的那一刻。在你不经意地流露出真我的时候。我抓住了那一次的呼吸。我没有疯。
在你睡着的时候，你将我拉向你。你在黑暗中寻找我。我没有睡着。每个细胞、每个毛囊、每根神经，都醒着。观察着你叹息、翻转，将我抱紧。我没有睡着。我在那个时候将你尽收眼底。
你的母亲？只见过一次。在我和你父亲已经不再相见的许多年后。在一次艺术展览会上。一次尤金·阿捷特的摄影展。那些影像，我可以盯着看几个小时。我带了一群学生在身边。
我首先看见的是你的父亲。那一瞬间，我觉得似乎展厅里的每一个人，所有那些深褐色调的相片、我的学生、穿着西服的男人、穿着高跟鞋的女人、保安，每个人，都能看穿我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得不匆匆离开，领着我的学生们去了另一个展厅，但有些事情是命运已经给你安排好了的。
我们在衣帽室又碰上了他，手里挽着一个套着裘皮大衣的红发芭比。吓人的达拉斯造型，头发束成一条马尾辫，光洁的大脸一如内曼化妆品柜台后的女人。这就是她给我的印象。一直以来她都在他身边，但直到那一刻，我才看见她。
从他略微的迟疑中你可以看出他是紧张的，但只是略微的迟疑，因为他是那样的老练。他向我走过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呆呆地站在那里，像那些在夜间过马路时被汽车灯照到的动物一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我看着自己脚上的鞋，为它们看上去那么旧感到羞愧。而他在向我走来，我的爱人，你的父亲，用他的方式，脸上带着让我想揍他一顿、想和他做爱的微笑，他用你听到过的最礼貌不过的声音说道：“嗨，克莱门西亚！这是梅根。”没有比这更吝啬的介绍了。这是梅根。就那样。
我像个白痴一样咧嘴一笑，伸出我的爪子——“你好，梅根”——微微一笑，以那种当你受不了某人时的方式。然后我离开了那里，回去的一路上像猴子一样和我的学生们喋喋不休地说话。回家后我再也支撑不住地躺倒了，前额上敷着一块冷毛巾，电视呱呱地开着。穿透那毛巾在我脑袋里响着的只有一个声音：这是梅根。
我就那样睡着了，电视开着，房子里的每一盏灯都亮着。醒来的时候已是凌晨三点。我关掉灯和电视，起来去吃了几片阿司匹林，那些猫，原本和我一起睡在沙发上的，也醒来了，跟着我一起进了卫生间，仿佛它们也知道了什么似的。然后它们跟着我爬到了床上，那儿通常是它们不许上的，但是这一次我让它们上来了，管它是会有跳蚤还是什么呢。
这也是发生过的。我发誓这不是我捏造的。全部都是真的。那是我最后一次去见你的父亲。我们达成一致。出于好意。当然我能够明白，不是吗？为了我自己好。不错的消遣。一个像我这么年轻的姑娘。我能理解……责任吗？再说，他也不可能和我结婚的。你不觉得……永远不要和墨西哥人结婚。永远不要和墨西哥人结婚……不，当然不会。我明白。我明白。
那几天里整座房子都是属于我们的，谁知道是怎么弄的。你和你的母亲去了不知什么地方。当时是圣诞节吗？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餐厅桌子上的彩色玻璃灯和牛奶杯。我将一切都印在了脑海里。门铰链上那些埃及莲花的设计。那个狭窄、昏暗、我和你父亲曾经在那里做过爱的客厅。四脚的浴缸，他曾在那里给我洗过头，用锡碗舀水冲干净我的头发。那窗户。那台子。清晨的卧室里的光线，那么柔和，像光亮的硬币上反射的光线。
整座房子都很干净，一如既往，没有一缕掉落的发丝，没有一片脱落的皮屑，没有一条皱巴巴的毛巾。就连餐厅桌子上的玫瑰也都屏着呼吸。所有这些了无生气的整洁总是让我想打喷嚏。
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和他一起生活的女人这么好奇？每次走进洗手间，我发现自己都会打开药橱，看着里面所有属于她的东西。她雅诗兰黛的口红。珊瑚红的，粉红的。她的指甲油——大胆的淡紫色。她的棉球和金色的发卡。一双骨色的绵羊皮拖鞋，像新买的一样干净。门上挂着——一件带着“意大利造”标签的白色睡袍，还有一件珍珠扣子的丝质男式睡衣。我摸了摸那面料。Calidad。品质。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接下来的举动。当你父亲在厨房里忙的时候，我走到我放背包的地方，从里面拿出来一袋我买的小熊软糖。就在他将碗碟弄得砰砰作响的时候，我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将它们留在了我确信她会发现的地方。一颗放在她透明树脂做的放化妆品的架子上。她每个指甲油的瓶子里塞了一颗。我将她那些昂贵的口红一支支地全部旋出来，将一颗小熊软糖弄碎，每支上面洒了一点再重新盖上。我甚至将一颗小熊软糖放在那个月亮形荧光橡胶盒正中间的格子里。
何必这么麻烦呢？德鲁可以承认是自己做的。他也可以说是打扫卫生的女人的墨西哥巫术。我也知道。但没关系。在屋子里转悠，将它们留在只有她才会发现的地方，我感到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
就在德鲁大声叫“晚餐就绪！”的时候，我看见了书桌上的它。一套俄罗斯套娃，德鲁出差去俄罗斯的时候买给她的。我知道。他也给我买了一套一模一样的。
我还是那么做了，将那些娃娃一层一层地打开，直到看到装在最里面的那个最小的娃娃，我用一颗小熊软糖换掉了它。然后我把它们装回去，一层套一层，就像我发现它们时一样。但是那个最小的娃娃，我藏在了衣袋里。吃晚饭的时候，我一直把手伸进牛仔夹克的口袋里。每次摸到它，都让我感觉很好。
回家的路上，在瓜达卢佩大街边那条小溪上的桥上，我停下了车，打开了警示灯，下了车，将那个木头玩具扔进了那醉汉尿尿、老鼠游泳的浑浊小溪里。那个芭比娃娃的玩具淹没在一堆垃圾中。那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然后我开车回家，睡得跟死人一样。
这些早晨，我只喝咖啡，给那个男孩喝牛奶。我想起了那个女人，我在这个男孩身上看不到一丝我的爱人的痕迹，就像她是圣灵感孕怀了他。
我和这个男孩，他们的儿子睡觉。让这个男孩像我爱他的父亲一样爱上我。让他想我，饥饿，在睡梦中翻转，像吞下了玻璃一样。我将他放进我的嘴里。到这来，我的小心肝。男孩结实的大腿、稀疏的汗毛，和他父亲一样结实、柔滑的小屁股，还有那像情人一样的背脊。来，我的宝贝，到小妈咪这里来。这有大量的烤肉。
我可以从他看着我的样子看出，我已经完全掌控了他。来，小麻雀。我有无限的耐心。到小妈咪这里来。我的小笨鸟。我一动不动。不想惊动他。任由他轻轻地啃咬。是你的，都是你的。抚摸他的腹部。撞击他。在我咬断自己的牙齿之前。
到底体内有什么让我在午夜两点的时候这么疯狂？我不能怪罪于我血液里的酒精，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酒精。是某种很可怕的东西。它毒害了我的血液，完全颠覆了我，在夜不断扩张的时候，我觉得似乎整个天空都在向我的脑袋砸来。
如果我在这样的夜晚杀了某个人呢？如果被杀死的那个人是我自己，我就犯了误入交火区的错，无辜的旁观者，难道不可惜吗？我会脑中思绪万千地走开，离开那个过错。自杀？我不能那么说。我没看见。
除非我想杀的不是我。当星球之间的引力适当的时候，一切可见的平衡都倾斜了，乱了。就是那时候它想从我的眼睛里出来。就是那时候，我抓到了电话，危险如恐怖分子。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就让一切都来吧。
那么。你在想什么呢？你现在确信我像郁金香或者计程车一样疯狂了吗？像云朵一样漂泊不定？
有时天空是那么辽阔，让我在夜里觉得自己那么渺小。这就是身为云朵会面临的问题。天空辽阔得可怕。夜晚为什么会更糟，当我迫切地想要表达却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时？只有色彩。画。你知道我想要说的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
哦，爱，那里。我去感受过了。它有什么好呢？不论好与坏，我也已经做了我不得不做，也需要做的。你接了电话，把我像小鸟一样吓跑。现在你可能在低声地咒骂几句，一边回去睡觉，那个妻子在你身旁，温暖，散发着她自己的热量，好好地躺在法兰绒和鸭绒被下，闻起来有点像牛奶和护手霜的味道，你熟悉的、你喜欢的味道，哦。
大街上人群从我身边经过，我想伸出手，像拂过吉他的琴弦一样拂过他们。有时人们会轻轻地撞到我。我只想伸出手，碰碰某个人，说好啦，好啦，没事啦，宝贝，好啦，好啦，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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