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乐器除了主要作为演奏音乐之用外，其实还有种种其他功能。比如，乐器也可以是装饰摆设，以突显主人的身份地位。更重要的是古代乐器还是一种传讯用器，古人常常用乐器来传达讯息，如：鼓声多用来在古时战争的时候传达军令；梆子或小锣则是日常生活中用来报更的。有时，在宗教或祭祀场合中所陈列的乐器，并非是为了演奏，而是作为权力和威仪的象征。钟就是这样一种乐器，但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它是一种礼仪，一种宣教、治国的重要手段。这些都是中国古代传统乐器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之处。
1.古代乐器与生产力发展
正如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一样，艺术也起源于劳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们只能从事简单的狩猎、采摘活动，但是原始的人类也同样需要娱乐，需要音乐，劳动之中便有了简单的打击乐器。
打击类的乐器可以说是最早的乐器，用石头或是木棒敲击就能发出悦耳的声音。原始社会主要工具是打磨石器，随着对火的认识利用，陶制乐器也相应出现，所以，这一时期的主要乐器有：磬、埙等。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制造的能力有限，只能生产简单的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这也是和当时音乐的简单是相一致的，那时的乐器没有固定音调，节奏就是音乐。
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奴隶社会的形成。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特别是青铜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推进了金属乐器的制作。乐器的制作逐渐精细，并出现多孔、成组的乐器，许多乐器上都刻有铭文。这时期青铜乐器占有重要位置，兽皮制鼓也出现了，磬也由几个单独的磬开始组成成套的编磬。到了商代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已经很完善，不仅有挂式、立式、手执等不同形制的钟，还有三个一组的编钟。埙也由原来的单音发展为大、小之分，有五个孔，可以发出十一个音。
周朝对乐器材料的应用更加广泛，这一时期仅见于记载的乐器就约有70种，并依其制作材料不同而分为了八类， 亦称八音。周朝乐器的制作几乎融入了当时全部的生产能力，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丝乐器——琴瑟的出现，反映出制丝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尽管此时乐器种类不少，但受制作工艺和生产规模的影响，仍然以打击乐器为主，从出土文物来看，仍然以金、石、土、革类乐器为多。
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礼崩乐坏。但是随着当时冶铁技术的应用，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产品增多，分工也更加细化，特别是冶铁、皮革、丝织、漆器等手工业的发展更快，一批新乐器也相应而生，代表的为筝、筑、笛。从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来看，编钟已达到了13个一组，这也表明了当时金属铸造技术的成熟。
秦、汉时期，多孔、多管、多弦乐器得到普遍的发展和应用，尤其是竹类乐器。秦之后，各民族各地区交流不断加强。大量的外来乐器被引进，主要有笛子、箜篌、曲项琵琶、五弦琵琶、锣等。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为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经济繁荣、民族融合使得音乐也得到较大的发展。据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中的记载，唐乐器有300种左右。隋唐时期盛行的燕乐中十之七八为外来乐曲，外来乐器也自然是引入重用，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宋代科技进步，乐器演奏中独奏的大量出现，除了说明演技的高超之外，乐器的改进也有很大的进步，推广于民间。同时吹奏乐器的制作更加精良，分类更加细微，新出现的有十余种。
元代以后，随着四大发明的应用，尤其是造纸、印刷技术的提高，关于乐器的记载也日益增多，记录的详细，也为后人研究古代乐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因为当时戏剧的兴盛，乐器的发展也随着戏曲的需要而进化，乐器的种类也相应缩减，乐器的质量也得到不断的改进提高。作为主要的伴奏乐器有二胡、板胡、京胡、笛、琵琶、三弦、锣、鼓、笙等。同时随着乐器的普及，乐器也已经不再是贵族专用的器物，考古中也鲜有新的发现了。
2.与政治制度相对应
纵观中国古代音乐史，音乐的发展不但受生产力的水平所制约，而且国家政治制度也对其有着极大的影响作用，或多或少、或兴或亡都曾在历史上有过鲜明的表现，主要表现在对音乐的限定和对外的交流融合中。
历代统治者对音乐的礼制都非常重视。原始社会时“以节为拍，呼之为歌，舞之为蹈，伴以敲击”，没有规矩可循，无上下之分，无礼数可依。
到了奴隶社会，阶级开始形成，音乐也产生了它特殊的作用，往往是伴随着祭祀而行。那时崇拜天神需要大的场面气氛，以打击乐为主的乐器占了主位，编钟、土鼓、埙是主要乐器，非重大活动不用，非奴隶主勿动，有专门的奴隶操作，乐器也开始呈现出了一种等级的差距。
西周推翻了殷商王朝，政治上的相对稳定，与“周礼”相符的“周乐”也得到了进一步利用，设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大司乐。演奏的人数也随着乐器的等级不同而多少不同，比如王者四面六十四人，公三面三十六人，侯三面十六人。乐器以笙、瑟、磬、钟为主。多为单音，或一管一音，一弦一音。
周朝音乐文化得到空前提高，乐器增多，表达性能也随之提高，出现了“八音”类法。音乐也多与祭祀有关，乐器上以钟和磬为最高的表现形式，决定着雅乐的调性和旋律，也象征着权力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乐制度遭到冲击，出现“礼崩乐坏”。新兴的诸侯在政治上崛起的同时也将礼乐紧紧抓住不放，借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提高。曾侯乙是战国时期名不见经传的小诸侯，其墓葬中竟有大套的编钟，可见当时乐器对于表现身份地位的重要性。
秦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区域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西汉时，国家设立了专门音乐机构——乐府。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与西域各国的交流使得少数民族与汉族音乐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初期的鼓吹乐。鼓吹乐中的横笛、排箫、铙等乐器融入汉乐中。箜篌也在此时传入我国。汲取中国古琴、古瑟、古筝的弹奏形式由竖改制为卧以便群奏。
唐代时的都城长安成为国际性的音乐城，大量的外来乐器融入大唐文化中，政治上的开放，社会的稳定，为乐器的交流、融合、演奏、改制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唐代的音乐机构较之汉代的乐府更为庞大，有大乐署、鼓吹署、乐坊和梨园四个部门。原有的汉族乐器已不能满足演奏多风格音乐的需要，在对原有乐器改制的同时，大量的外来乐器得以应用，迅速扩充了乐器队伍。隋唐的多部乐大体上依照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来分类的，也对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
北宋时期，大都市更为兴盛，都市成为民间音乐的汇集中心，与都市发展相适应的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也应运而生。这期间对乐器发展起主要作用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南方戏文、北方杂剧逐渐成熟，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伴奏乐器，二是宋代科技的发展，对乐器制造技术的推动。与丰富多彩、多种乐器参与的民间说唱艺术相比，受理学维护的宋王朝的雅乐，则走上复古之路，运用阴阳五行、二十四气等神秘因素大量复制改制古乐器并以多充数，以数定制。多数乐器重复而多余。
元代实行分化政策，人分四等，加剧了阶级矛盾，大量的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下降，他们参与到民间文艺活动之中，推动了音乐艺术的发展。大都（ 北京）与杭州分别成为杂剧和南戏的中心。杂剧兴盛空前，南戏也日益完善，散曲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戏曲的兴盛对乐器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明、清两代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末期，大兴八股文、文字狱，对音乐及乐器的发展起到了压制作用。
3.古代乐器与文学作品
音乐与文学在起源时，就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早在黄帝时期，人们就开始注意到了音律，以及音乐与劳动的关系。后来出现的《诗经》中收集的共三百零五篇的风、雅、颂三类诗歌就其本质而言则是在不同场合配合乐器演出的歌舞。例如“风”是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前后共五百年里出现的十五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收集而成，有一百六十篇之多，也是全书的精华。由此可见，音乐与文学从奴隶社会时期就是彼此相互联系的两种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由诗歌这种单一的形式发展成为诗、词、赋、曲、戏剧、小说等多元化的艺术形式，并渐渐地与音乐相互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但是，无可否认音乐与文学作品从最初的相互依恋至后来的彼此分离，音乐对文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就音乐而言，韵律的和谐在于各种音符之间的互相协调组合，而文学中诗词的平仄、音韵的优美都是根据语音这种物质媒介做一系列的搭配选择。
关于远古时期的乐器文化、乐器资料很少，仅有少量的出土实物，但已反映出节奏是基本因素，乐器亦为简单的打击乐器，与乐器有关的文学也大多是与神话所说相符的。夏、商时代已有见于甲骨及钟鼎的文字记载。“得敌，或鼓、或罢”（《易经·中孚》），言是“大箫谓之言”，“小箫谓之和”（《易经·中孚》）。
西周时期见于文字记载的乐器开始增多，常被后人提到有七十余种，见于《诗经》的就有29种。如著名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关雎》）、“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诗经·静女》）。此时不但有了琴、瑟、彤管，而且装饰都很华丽。《楚辞》也散见乐器的记载，如：“竽瑟狂会，慎鸣鼓然”。《论语》中也经常谈论弦歌，大多以琴瑟相论，如：“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墨子也曾就上层统治阶级贪音乐而指责道：“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引起了关于周乐之争，也说明当时鼓、钟、琴、瑟、竽、笙为主要的宫廷雅乐乐器。
秦、汉时期关于乐器的记载很多，散见于文章、诗文中。其中较有价值的是汉马融所著的《长笛赋》：“近世双笛从起，京房君明识音津，故本四孔加以一。”
此外还有王褒的《洞箫赋》则是从箫起，开启了一代咏物之风。《孔雀东南飞》中也有“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描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乐器演奏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汉乐府中搜集了大量的鼓吹曲，如《铙歌十八首》、《鼓角横吹曲》等，作为军旅之乐，鼓吹曲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反映鼓、角相闻的乐器形式。
魏晋是文人辈出的时代，前有“建安七子”， 继有“竹林七贤”，又有陶渊明的“田间文学”。曹丕的《短歌行》写道：“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其弟曹植则在《箜篌引》中感慨：“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竹林七贤”的领导人物阮籍在其《咏怀》写道：“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嵇康不但反对“亡国之音”之说并写有《声无哀乐论》，而且也是弹琴的高手，传说胡琴（今二胡的前身） 即改名于嵇琴。嵇康曾著有《琴赋》论及音色，认为：“琵筝笛，间促而声高。”“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乐。”描写琴法细致生动，有六种弹法，九种表情。
唐宋诗歌繁荣，乐器也成了唐诗宋词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许多音乐器以其独有的音色和诗人在心灵上达到某种契合。唐诗描写音乐的大多是征战题材和宫廷歌舞。如著名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弹琵琶马上催。”《偶然作》：“赵女弹箜篌，复能邯郸舞。”《燕支行》：“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诗中也有一些流传千古的名篇里有专门描写乐器表演时的情景的，如白居易在其《琵琶行》中所描写自己听歌伎演奏琵琶时的感受。“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诗人运用形象思维，对琵琶的弹奏技巧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绘，将无形的音乐以文学的形式传递给读者。
元明清以后，小说、杂剧兴起，其中对乐器的描写也就更繁多和具体了。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就曾都对乐器的外形声音有过更为细致的描写。
4.古代乐器与传统思想
古人认为音乐是圣洁的，可以洁净人的思想，用乐器演奏优美的音乐更是可以从中反映出演奏者的思想和品格，所以才有了流传千古的“高山流水”和“凤求凰”的故事，可见在古人的思想中对于音乐和乐器的偏爱。
中国古代对于乐器历来都讲求一个“品”字，即所谓的“乐品”，就是该乐器天生所具备的基本品质，当然也包括它在音乐表现上的层次和品位以及演奏者的修行品德，让人们在欣赏乐器时能够感到演奏者的高洁的品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正如《史记》中说，乐有内辅正心和外异贵贱的功能。
著名的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华民族文化的祖先孔子就是一个音乐家。在他的理论体系中，音乐和礼仪规范、人的修养处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弹奏乐器就是培养高尚品德的重要途径。据说孔子本人就非常喜爱弹奏古琴，而且还能亲自谱曲。从此，古琴就被赋予了某种高于乐器本身的意义，它代表着演奏者的品行和操守，古琴也常常被文人雅士用来表现内心的声音和对美好德行的追求，它的身影一直萦绕在中国古人的音乐生活中。在中国古时的历朝历代，琴都是文人的专属品，人们对它也非常重视，弹奏前要沐浴更衣，弹奏时必须怀着淡泊肃穆的心态，琴台上还必须焚着一炷清香。这是为了使弹琴的时候能够禁止一切邪念，以求得一种修身养性的作用。这时，乐器并不仅仅能够发出美妙动听的音乐，更重要的是，借助于乐器，人们得以陶冶性情，感悟人生甚至是宇宙间的深奥哲理。而这一认识，也随着我们对孔子的推崇和历代王朝“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在中国延传了2000多年。
这些特色各异的中国古代传统乐器，以它们美妙和谐的音色，共同演奏出悦耳动人的乐曲。中国古代乐器十分强调内心细腻情感的表达及复杂情绪的波动变化，力求生动传神地表达出人的品格和意蕴，从而使人觉得别有神韵。它们不仅可以准确地表达人类的各种思想情感、道德情操以及心理活动，并且还擅长表现各种人物和天、地、山、水的形态美和韵味美，意境深邃而高远，这也体现出了中国自古以来和谐共生、海纳百川的思想。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音乐文化更是渊源流长，古代的中国人既能歌善舞，他们随手抓来一苇芦苇、一片树叶、一块残瓦就是一种乐器，就能发出动人的声音，每一种乐器无论是简单或是繁杂的都是民族智慧的结晶，都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光彩。今天很多乐器我们只能在文献中看到，甚至有更多乐器我们已经无法在典籍中找到它们的身影。以上介绍的乐器恐怕只是我们浩如烟海的古代乐器中的一小部分，不过它们都是古代“八音”中的代表，只愿你我在纷乱嘈杂的今天能时常停下脚步，静静聆听这些来自远古的“天籁”，也将我们伟大的古乐器文化一代一代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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