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上的困惑，使孙传芳的思绪渐渐冷于战事了：“天底下最残酷的莫过于战争；最难说清的，也是战争，我算领教了，我也灰心了。”
这几天，孙传芳的生活也异常了，他厌烦了那位外勤中校钟子勋，却喜欢了那位内勤少校李星垣。这是他最贴身的两个副官，李星垣烧烟的本领特大，每次都令孙传芳心满意足；钟子勋的社会应酬能力极强，总是把他的外事周旋得八面妥帖。现在，孙传芳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了，藏在“深闺”，除了酣睡就是大烟，用不着钟子勋了。钟子勋再谈什么，他都认为是扯淡。前天，他干脆地对钟子勋说：“小钟，听说你想回家去看看老母亲。回去吧。我这里没事了，你可以在家里多住些时候。”
钟子勋一愣，心想：“我没有母亲了，想看母亲的是李星垣，大帅记错了吧？”忙说：“大帅……”
孙传芳根本不想听，忙摇手阻止，说：“你去吧，去吧。我这里没事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李星垣听说钟子勋被准假探亲去了，也忙着到孙传芳面前恳求似的说：“大帅，我老娘久病卧床了，我想回去看看老人家。”
孙传芳连想也不想，便说：“不行，不行。如今，除了你，我连魂也没哩。你不能走。”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
从此，“九一八”成了中国人民最不能忘记的国难日。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守着烟灯过日月的孙传芳，被这个惨案震惊了，又见周围上下东北的政要人物相继隐逃，他感到大连藏身困难了。于是，决定举家迁往天津。
从大连迁移的那一天，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云很低，没有风，黄海和渤海的海面上都十分平静。本来，他的侍从是为他全家购了包厢客票，他让他们退了。说是“太招眼”，换成了普通客票。临上车时，孙传芳又改变了主意：让家人乘火车走，他却把车子开进码头，乘上一只邮船漂渤海而去天津。直到邮船起锚开离海岸，他才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星垣呀，咱的家什都带来哩？”船行之后，孙传芳对他唯一随行的副官说，“现在可以安安稳稳地躺一下哩。”
“都带在身边了，大帅。”李星垣的专职就是管着孙传芳的吸大烟，他是个尽心尽职的人，他为孙传芳准备着几套烟具（也就是孙传芳说的家什），除了固定的装置外，有一套精致的，是终日带在他身上的。李星垣有一个军用背包，背包里唯一的物件就是烟具。背包他从不离身，所以，孙传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犯了烟瘾，他都会随时解他的“困”。凭这一点，孙传芳特别喜欢他。
李星垣把烟具调理好，为孙传芳点上灯，才又叫一声：“大帅。”孙传芳躺在烟灯旁，一边喷云吐雾，一边说：“小李呀，咱们很少谈心，今儿没事，海上就咱俩人，说说心里话好吗？”
“大帅，”李星垣笑了。笑得很不自然，“除了烟灯之外，我能懂个啥？谈也谈不了正题，影响您休息。”
“这话怎么说？”孙传芳故作生气，“按军职，一个少校要管一个营的兵，是营长哩！提拔提拔，向地方一放，就是一位官太爷，怎么能说不懂啥呢？”
“大帅，”李星垣还是不自然地笑，“县太爷在您面前算个啥？那只是地地道道的芝麻粒儿。”
“全县黎民百姓的父母呀！”孙传芳说，“那了得？”他屏力地吸了一口烟，又用力地往腹中吞去，然后把腰挺了挺，说：“别谈县太爷哩，我想问你几件事。”
“大帅……”
“在船上，别这么称呼哩，惹是非。”孙传芳说，“叫什么‘大人’都成。”又说：“你在我身边也许多年哩，我问你，你看我有几个毛病？”
“大人，”李星垣改口了，“您没有毛病，什么地方都好！”
“那是你以我贴身副官的眼光看的，有毛病也不敢说。”孙传芳说，“我让你以一个普通人的目光来看我。”
“那……”李星垣说，“就是待人太厚道了。无论是朋友还是下级……”
“这是奉承话。”孙传芳说，“我让你挑毛病！”
“挑毛病？”李星垣心中发跳：“我挑你的毛病？你能听进去？”他笑着，摇摇头。“大人，我看不出大人有什么毛病。”
孙传芳抬头看看李星恒，有点不耐烦地说：“有一个故事你听人讲过没有？说从前有一个大官，他身边有个助手，许多年只说他的好话，一句坏话、一点毛病也不提。这个大官忽然有一天，就把他革职送回原籍了。这个助手很感冤屈，就说：‘大人，我在您面前没说您一句坏话，没挑您一点毛病呀，您怎么就不要我了？’这位大官说：‘正因为你不说我一句坏话，不挑我一点毛病，我才不要你。你问为什么，我告诉你吧：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谁都有毛病，贴近身边的人会看得最清楚。看清楚了，又不说，这就是不真诚，是作假。要一个不真诚的人，作假的人在身边，有什么用呢？那个助手终于被赶走了。所以，今天我也想革了你的职，把你送回原籍去。”
“大人……大人……”李星垣慌张了。
“那你就老老实实说几句真心话吧。”孙传芳说，“我会听的，绝不报复你。”
孙传芳诚心想听意见了，李星垣也真想推心置腹，他毕竟在他身边，形影不离多年了，怎么能不知道他的缺点毛病呢？就是听，也听了不少，他真想如实地对他说个清醒、彻底。可是，这个刚刚三十岁的还算年轻的副官，却又多了一个心眼：“都过去了，又都是官场上的事，是军营中的事。如今，他既无官，又不领兵了，都把底翻出来，又有何用呢？没有用的话还说他干什么？”于是，他笑笑，转了个话头。“大人，您别生气，我说几句心里话。”
“好，好。”孙传芳说，“就得说心里话。”
“大人，以我的浅见，从今以后，无论是官场还是军营，您都离它远远的吧，越远越好，再别涉足了。过去的事，也别想、别问了，权作是流云，都消失它无影无踪吧！”
短短的几句“心里”话，孙传芳大吃一惊：“这个平时默不作声的小副官，城府不浅呀！”忙问：“为什么呢？为什么？能说清楚吗？”
“其实，您都清楚。”李星垣说，“我说也没有您经历得清楚。”
“我要听你说。”孙传芳说，“你一定比我清楚。说吧。”
“好，我说。”李星垣说，“大人，我总觉得官场还不如赌场。赌场还给您个‘点子’看看，输赢有个标准。官场最不讲理，连仁义道德也不讲。为了自己升官，什么亲戚朋友把兄弟，眼一闭，什么都不管了。今天跟一娘生的一样亲，明天就动刀子；桌上挥拳行令，桌下踢脚；合起伙来争地盘，争来地盘又想独吞，又得互拼刀子；今日对外杀，明日对内杀，杀得昏天地暗！到头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坐在清静地方想想，图什么，何必呢？大人，我看咱们回到天津去，就在租界里永远住下，别出去了。好在租界地有特权，中国当权的当局不能干涉，咱也平平静静地过几天太平日子。您说呢？”李星垣很冲动，话说得也坦诚。说完了，他望着孙传芳。
李星垣的话，孙传芳早想到了，并且也曾几度下决心这样做。可是，总是做不到。今天从自己的部下口中说出，似乎字字句句都特别有分量，他心里大惊：“一个副官都看透的问题，一个大帅为什么做不到？何况自己的经历已经那么残酷地告诉你，此路不通！难道就不能停下来吗？”他想诚诚实实地对副官表个态度，接受他的美意，永不出山了。可是，孙传芳毕竟是个有过“高身架”的人，他不愿丢下那块已经褪了色的招牌。他思索一阵之后，说：“小李呀！你说的话有道理，容我想想，我会做出决定的。你也累哩，收拾收拾家伙，去睡一会儿吧，路程还远呢！”
李星垣点点头，去收拾烟具。又说：“大人，我都是瞎说的，别当真。您也好好休息吧。”
回到天津的孙传芳，住进法租界32号路自己的私宅里，真的下了决心，想永远住下去，营造自己的桃源了，好在他手里早已经积累了可观的一笔银子钱，各个地方还有些房租可收，“后半世也够过的哩！”
天津是华北地区第一商埠。天津也是洋人十分注目的地方，租界遍及各区，是达官贵人理想的栖息地。天津又是北洋陆军的发祥地，北洋耆旧各派人物大都落户天津，总统、总理、总长、督军、省长就有百家之多。孙传芳只是其中之一。租界享有特权，素称“国中之国”，失意的军阀政客多把租界当作避风港。
住进天津的孙传芳，心里比较平静，再不想争权争利了，只想安逸地过几年日子。所以，他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也很少出门访友。闷起来，便在院中散散步，和家人谈谈心，特别喜欢和二夫人周佩馨谈心，孙传芳说她是一位“既有女人温纯善良，又有男人勇敢果断的女人”。他们虽然也有“话不投机的”时候，但互相还是敬佩关爱的。孙传芳记忆犹新，并且甚为震惊的，莫过于夫妻之间的“旗袍事件”——
那是1924年夏，孙传芳新任闽浙巡阅使时，周佩馨从天津来到杭州。孙传芳新官上任三把火，想有个标新立异，便在杭州以女人“禁穿旗袍”为入口，来个“正规民风”。他说：“女人穿旗袍露胳膊露腿，使人产生不洁联想，有伤风化。”令一出，杭州街上那帮“旗袍女”顷刻绝迹。周佩馨对此事却有别见，她对孙传芳说：“男人露胳膊、露腿、露肚子你都不管，你干吗管女人？女人穿旗袍有什么不可以？”她不仅如此说了，她还身体力行。第二天周佩馨去灵隐寺烧香拜佛，就大模大样地穿上旗袍，春风满面地露着胳膊腿穿街走巷，进了寺院。对于这件事孙传芳虽然很气恼，还是容了她。并且对女人穿旗袍再也不提禁止了。
往事堪笑，有一天，周佩馨又提起这事，孙传芳却笑着说：“可笑，幼稚！”
周佩馨也笑着说：“可笑、幼稚的事何只旗袍风波，你不是还有一个“禁止模特”的命令么？也够流传千古的呢！”孙传芳赧然地笑笑，摇摇头。
——模特事件，也堪称一奇：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把西方人体模特的写生画法引入中国的美术教学和创作，被封建卫道士们指责为“淫乱行为”，孙传芳便令上海知县危道丰查禁，说：“老夫治下，竟有光屁股女人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伤风败俗，胆大包天！马上把美术专科学校查封了，把那个刘海粟给我抓起来！”……周佩馨笑了阵子，说：“这两件事，将来都会作为你的‘丰功伟绩’记在历史上！”
“记就记吧，”孙传芳说，“自古以来，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我若是做了国王、皇帝或大总统，放的屁也是香的，在什么地撒泡尿也会使这片地方成为‘胜地’，何况‘旗袍’‘模特’这样的有关世风事情。”
“不要心怀不满了，要大度。”周佩馨说，“‘大风吹倒梧桐树——长短自有人去量’，活着的事都管不了，那里还顾得及身后？”
二人闲聊有时，周佩馨忽然想起一件事。她说：“我差点儿忘了，有件事正想着同你商量一下。”
“嘛事？”孙传芳问。
“家震考上大学了。”周佩馨说，“是南京的金陵大学，你看让不让他去南京读书？”
孙传芳听说儿子考上大学了，还是南京的名牌大学，心里很高兴。他知道这所大学，当年他在五省联军时，就住在南京。这所由美国基督教育会在中国办的大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汇文书院等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很有声望。他自己的生活也大多是在江南度过的。有一度，自己还曾宣称浙江是他的“第二故乡”，儿子去江南读书，大好事情，他真想立即安排儿子前往就读。可是，他沉默片刻，却狠狠地摇着头，说：“不要到南京去读书。”
周佩馨虽然不是孙家震的生母，儿子有名牌大学上她心里也高兴。听说不让儿子去，忙问：“为什么不让他到南京去？”
“南京是个危险地带。”孙传芳说。
“学生有什么危险？”
“南京是蒋介石的国都，是我们的禁区。”孙传芳说，“我们的儿子可不同于别人的儿子，蒋介石要是知道了，他会想尽办法要挟他。只要孩子在南京上学，蒋介石一定会知道的。岂不危险？”
“这么说……”
“让孩子转到北方去读书。济南有座齐鲁大学，也是美国和英国教会联合办的，比金陵大学还早两年呢。”
“也好。”周佩馨点头。
“记住，”孙传芳说，“将来家钧（二儿子）考大学也不许让他到南方去，哪怕去北京也好。”
住在天津租界里的孙传芳，闭门不出，谢绝交往，看起来，他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了——几度沉浮，几度悲欢，到头来，赤手空拳，他也想脱离红尘，藏匿深山了。可是，孙传芳的性格决定他寂寞不下来，他是个开开朗朗、喜欢表露、善于社交的人；厮厮杀杀，又使他养成了一种喜好，喜听马嘶，喜听号响，喜见浩浩荡荡的军队，喜闻震天响的枪林弹雨！早几日，他静下心来，想把自己轰轰烈烈的经历写出来，写成实录，写出自己的喜怒得失，写出为权为地各种人的心怀面貌。他认定那会是一部能够流传千古的好书！
孙传芳想静静神，把情感再回到当年的风月中去。他躺在新制的、可以躺卧的椅子上，闭上眼睛——
然而，映入他脑际的，不仅是他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岁月，还有戎马倥偬中读到的战争诗句：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多么壮观的场面呀！人生苦短，能经历那么几场，愿已足矣！可是，孙传芳毕竟又是一个良知未泯的人，他还是想到了在那么“壮观”的场面背后又是什么。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中原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年年战骨埋荒野，空见蒲桃入汉家。
旷野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孙传芳不再沉思了，他站起身来，就地踱着步子。步子缓缓地，但却沉甸甸，一步发出一声响，“战争太残酷了，金戈铁马不会再重现了，不要再现了！”
孙传芳对于自己的失败却很不甘心，对于蒋介石的胜利却又很不服气。他忽然又产生了新悟：“没有金戈铁马了，我为什么不能利用政治手段，再和他蒋介石较量一番呢？”
孙传芳的眼睛豁然亮了起来，他想起了他在兴盛时期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插曲”——
那是1926年孙传芳统制五省的时候。“开府南京，领袖五省”，他便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军校的制度在南京办了一所联军士官学校，培养初级官佐，轮训各师营连长。他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三爱主义”（即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来反驳和抵制“三民主义”，还让人以“三爱主义”为内容编写一本《反三民主义》的书。于是，五省之内，大谈“三爱主义”。
也是在这一年，上海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党，叫“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这个党出了一个刊物，叫《醒狮》，因而，也有人称“醒狮派”。醒狮派也反三民主义，与孙传芳的“三爱主义”不谋而合，所以，孙传芳便聘请了醒狮派中著名人物曾琦、李璜、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到他的联军士官学校来讲课。于是，孙传芳结识了这些人，同他们中的张君劢关系特别好。这伙人也称国家主义派。
一次，张君劢对孙传芳说：“联帅，您既然提出了一个‘三爱主义’，我倒是为您想了个更有影响的举动。”
“嘛举动？”孙传芳问。
“何不就叫它‘三爱党’？”张君劢说，“有一个这样的政党，就会从军事、政治两个方面跟蒋介石抗衡，岂不更好？”
“好，好！”孙传芳说，“我们思想一致，行动也一致，再有一个政党，名正言顺，更好！”孙传芳的“三爱党”虽然没有成立，他和国家主义派的关系倒是密切起来……
今天，孙传芳想着跟蒋介石开展政治斗争了，自然想起了国家主义派。“听说他们有些人也在天津，怎么能够见见他们呢？”
正是孙传芳又想“腾飞”的时候，那位国家主义派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的党魁张君劢突然来到法租界的孙传芳住宅。慌得孙传芳帽子不戴便迎了出来。当孙传芳紧紧握着张君劢的手时，竟乐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握着手紧紧地摇。“联帅，联帅。”张君劢说，“一向还好吗？”
“好，好。”孙传芳说，“这不是做梦吧？想着曹操，曹操就到哩！”
“联帅想我啦？”
“想！”
“真？”
“真！”
“我明白了。”张君劢说，“我们携起手来，重新开辟一片战场！”
“国家主义……”
“三爱主义……”
“心有灵犀……”
“联帅，”张君劢说，“明天我向您介绍一位同道，是一位极有影响的人物，他会和我们一道干的。”
“谁？”
“一见便知。”张君劢有点神秘兮兮地跟随孙传芳走进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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