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云鹏还是淡淡地微笑，慢条斯理地说：“馨远雄风不减，依旧忧国忧民，令人佩服。至于张君劢他们那些人么……”靳云鹏把到唇边的话又吞了回去，只故作去饮茶。
——这个饱经风霜的北洋老军阀，在天津做寓公已经十多年了，外界总说他是个神秘人物。寓居天津的北洋人物，大多静中有动，显山露水，而唯独他，“静”得令人费解：做过北洋的师长、陆军总长，还做过国务总理，怎么能销声匿迹、不见踪影了呢？从轰轰烈烈的前台缩退到沉寂无声的幕后，总难被人忘怀，自己也难耐那种寂寞。靳云鹏却十分反常。若不是国家主义派张君劢的“揭秘”，孙传芳还真的不知道这位前国务总理也倾向“国家主义”呢！既然“志同道合”了，又有张君劢的搭桥，靳孙相会，成了平常事。所以，孙传芳便开门见山地同他谈“志”论“道”了。这位逊职的国务总理，确实一度倾向国家主义派。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竟淡下来了。现在，已经淡到忘的程度。相会孙传芳，起初他是怀着“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情，不想见面之后，这位早已“无颜色”的五省联帅还那么有兴致。他有点皱眉。他也不想回避，便直言所想。
靳云鹏呷了两口茶，缓缓地放下杯子，用缓缓的口气说：“馨远，咱们都老了。你相信吗？领风骚的风月一去不复返了。头脑里装不下国家，装不下主义了。还是空一点好。最好空到一片白！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说着，站起身来，丢下一句“后会有期！”告辞了。
孙传芳没有远送，道了声“保重”，望着靳云鹏的背影，只微微笑笑。靳云鹏去了，孙传芳仿佛一下子失了魂，感到周身疲惫不堪。他想吸烟——往日疲惫的时候，朝烟灯下一躺，精神就来了。现在，他精神疲惫了，他抬眼望望烟灯，竟然有些儿“倒胃”。他朝床上躺去，扯起被子，蒙上头，想把一切思绪、烦恼都阻在被子之外……
果然一切都能阻在脑外，也实在是一件好事，但却不能。孙传芳虽避居在法国租界，中国掌权的人管不了租界，可是，租界外的消息，却隔不断，它顺着气流，源源传入进来——
三天前，任作楫医官从北京来了，说是“少帅十分关心联帅的健康情况，特来慰问”。慰问就慰问吧，却又一直缠着要听听“对少帅的意见”。
“我有什么意见好说呢？”孙传芳说同，“蜗居租界，孤陋寡闻，一日三餐一大觉，与世早隔绝哩。”
“联帅，”任医官说，“您跟少帅是什么关系？情同手足！无论风云如何变幻，这份情变不了。难道联帅就不想体谅一下少帅吗？”
孙传芳动心了，轻轻地叹声气，又摇摇头，说：“汉卿不听吾言，才有今日。方今之计，汉卿应派一位全权代表回沈阳，与日本方面折冲，从速解决争端，然后自己返回沈阳，保持东北领土。尽管在权宜方面有所损失，仍可掌握大权，东北仍为中国所有。如果迁延日久，木已成舟，东北将为朝鲜之续，汉卿也无以自容。把自己的根基地放了，带几十万军队寄食关内，不但为蒋所不容，亦为地方所不许，那就同我如出一辙，后悔也晚了。”
这番话，总算孙传芳一片待张学良的肺腑之言，尽了朋友之道。
任作楫走了，别的消息又传来，一个确切的消息使他十分恼怒——
蒋介石那里传来消息，孙传芳的旧部都成了蒋介石的军事骨干：五省联军最早的将领陈调元被蒋委为第一路军总指挥；联军参议王金玉被蒋委为第五路军总指挥；联军师长上官云相被蒋委任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郝梦龄被委为第九军军长，裴世昌被委为第四十七师师长，梁鸿恩被委为第四十七师副师长……“他们都成了我的敌人了，我培养的人怎么都这样？我不是为他人在作嫁衣么！”孙传芳心灰意冷了，一切都失望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内战已退居次要地位，日本人对中国东北、华北开始由蚕食到并吞。到1932年，国民党华北地区势力已濒临被日本驱除殆尽的地步。日本人也开始了在中国东北和华北酝酿成立伪政权的事。在日本人眼中，支撑伪政权局面最好的人选，就是下野的北洋军阀和失意政客。一天，两个日本人走进法租界孙传芳的住宅，说是“受冈村宁次的委托，来访友的”。冈村宁次是孙传芳五省联军时的高级顾问，当然热情接待。
一个自称叫“永田铁山”的日本人恭敬有余地说：“孙联帅，我们仰慕阁下已久，又受冈村先生所托，特专来拜访联帅，问候联帅！”“谢谢，谢谢！”孙传芳一边献茶，一边说，“冈村先生还好吗？”“先生很好，谢谢联帅。”永田说，“联帅跟冈村先生是朋友，相处得很好.听说联帅同土肥原先生、本庄繁先生都是好朋友，那就更好了。我们想坦诚地和联帅商量一下，咱们共同办一件大事，如何？”
孙传芳心里一惊。“我和日本人没有来往，有什么事能和我共同办呢？”他淡淡地一笑，说：“我避居久了，与外界很少接触，并且再也不愿出来做什么事了，你们是不是找错人哩？”
日本人笑了。“没有找错。联帅，您的情况我们很熟悉，知道您和我们日本国也有深厚友谊。当初您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读书，又是冈村、土肥原先生的朋友，此事非联帅莫属。”“不知先生想谈的是什么事？”孙传芳问。
“噢，是这样——”日本人说明了来意——原来日本人正在策划组织一个脱离国民党控制的地方自治政权——华北临时政府。“我们想请联帅出来主持这个工作。怎么样？”
“没有那种兴趣哩。”孙传芳说，“决心早定，只想平平静静地过几年日子，任何争执，都不愿涉足哩。”
“联帅，”日本人摇着头，笑了，“据我们所知，联帅雄心并未退。阁下不久前还和国家主义派联盟。我们知道，那个联盟，实际上是对付蒋介石先生的。华北临时政府，也是不和蒋先生合作的，我们不是不谋而合了么！联帅，志同道合的事，咱们谁也不难为谁，何乐而不为？”
一番蜜语甜言，孙传芳果然动了心：“是的，借助日本人的势力，赶走蒋介石，壮大自己。到那时候，还怕旧部不回来！”他的眉头展了展，想一口应下来。可是，他又犹豫了：“借日本人的势力，行吗？日本人到中国来干吗的？他们是以中国人来统治中国人的，只怕利用不了日本人反而被日本人利用哩！”孙传芳瞻前又顾后，一时不知该如何做，只顾端着茶杯，有点尴尬地微笑。
日本人见孙传芳犹豫不决，也似乎体会到了他的内心，觉得不可勉强。何况，日本人心中的人选，也并非孙传芳一个人，另外还有一个，那就是寓居在北京的吴佩孚。只是，他们相比较之后，觉得孙传芳的条件比吴佩孚更好：吴佩孚既不是日本留学生，又没有日本好友，并且素来坚持“不入租界，不借外债，不为外国人做事”的“三不主义”。所以，他们把重点放在孙传芳身上。只是，由于吴佩孚也反蒋，也是下野军阀，他们仍然不愿放弃拉拢罢了。
双方相对沉默一会之后，日本人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说：“联帅，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您要经过思索。那好，请联帅思索几日，我们改日再来拜访。”说罢，便告辞了。
送走了日本人，孙传芳便钻进卧室，让李星垣为他点起烟，他一边过烟瘾，一边沉思起日本人提出的问题。
孙传芳心神恍惚，竟恍惚得坐立不安。四十八岁的人，正是风华岁月，做寓公，那是他极不愿意干的，何况是从兴盛的顶峰一下子摔到“公寓”的，连情绪都转不过来……然而，“复活”的所有的路全断了，只有日本人给设计的这一条了，虽然有险，毕竟是一条路！孙传芳把它实实在在地看成是一条路了。有路了，好像就该走走。“好吧，看看如何走？”
孙传芳十八岁走入军营，到现在，整整三十年了，坎坎坷坷、沉沉浮浮，在坎坷沉浮中，自己成熟了，做事能够前思后想，顾前顾后，思索利害了。他想顺着日本人给铺的路，走向一片自己的光明，但他又怕这条路不平坦，怕走不到光明再走进深渊……呀！当年那种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的风度再也不见了。
就在孙传芳进退无定，心神不安的时候，他在济南读大学的儿子孙家震回天津来了，说是应一位密友之邀，在天津搞一个什么聚会的。孙传芳很不以为然，颇有点生气地说：“读书期间，应该好好读书，少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朋友之邀，书就不读哩？慌慌张张跑回天津，值得吗？”
儿子说：“值得，值得！你知道我那位朋友是什么人吗？”
“什么人？”孙传芳问。
“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一个重要人物。”
“特务机关一个重要人物？”孙传芳警惕了，“叫什么名字？来天津干什么？”
儿子孙家震不敢说谎，对他爹说：“国民党知道日本人在华北搞‘政权特殊化’，要组织‘华北临时政府’。所以，让军事委员会特务处派遣骨干分子来华北，要对参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亲日派采取措施。”
儿子无意中透露的消息，使孙传芳吓了一大跳——为掩饰心慌，又忙问：“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改日请他来租界吃顿饭。”
“他叫舒季衡，湖南人。”儿子说，“吃饭就免了吧。因为他们的行动是很秘密的。”
孙传芳点点头，便不再说什么。可是，他的心却高高地悬了起来。他没有想到，日本人的动作刚起动，蒋介石就知道了，并且下手破坏了。“万一落到这些特务之手，可不是要命的事！”他心惊胆战起来。
时隔不久，有人从北京传来消息，说日本人也去找吴佩孚了，希望他出来，主持华北临时政府的工作。结果，吴佩孚“陈棺言志”，坚决表示不当汉奸！
吴佩孚是孙传芳的上司，吴佩孚这样做了，对孙传芳是个震动。“吴子玉态度那么坚决，自己又何必出这个头呢？”
正是孙传芳思退的时候，北京发生了一件震撼中外的大事：原湖南省督军、皖系军阀张敬尧在六国饭店被人刺杀了。据说，张敬尧是来北京收拾旧部，准备和日本合作，事未成而被人暗杀的。
这消息，犹如惊雷，把孙传芳口中含着的烟枪都惊掉了，他直瞪着双眼，半天失了神。
几天之后，那个叫永田的日本人又来到法国租界，当有人向他报告时，孙传芳态度坚决地说：“告诉那个日本人，我绝不再出山！”
拒绝了日本人之后，孙传芳便再也不出租界，而且连住处的大门也不开，谢绝一切宾客。
天津，不是个平静的地方，日本人紧张活动的时候，蒋介石也在紧张活动，复兴社就在天津设立了特务组织——天津站。天津站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北洋政府下台的失意军政人员，而孙传芳却是这些被监视人物中的重点。因为他和蒋介石的积怨太深了，蒋介石又知道他和国家主义派唱和甚密。所以，他的住宅旁，常常有不三不四的人物在活动。孙传芳警惕他们了，在那个蚌壳一样的小院子里，他故意把“家事”闹腾得“轰轰烈烈”以转移人的耳目——
沧海横流，英雄四起，是个“人物”总会有人“惦记”着。蒋介石在对在野的北洋军阀打的同时，又用了拉的手段。1933年4月，几乎采用了绑架的手段，把孙传芳搞到了河南洛阳，让他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国难会议”，并且正儿八经地聘请他为“国难会议”议员。孙传芳恐慌了：“昨日是敌人，今天为上宾，这究竟是吉是凶？”从洛阳回到天津后许多天，这种恐慌的心情依旧。所幸的是，蒋介石把他们“绑架”到洛阳，却又一个一个平平安安地把他们送回各自的家。惊恐之余，对于那个“国难议员”的桂冠他却既不表示“领受”，又不表示“拒绝”。像往日一样，在他租界的私宅里，终日默不作声。
第一夫人张贵馨病故了，隆重的丧事办完之后，经他的外甥、五省联军中将军需总监程登科的周旋，将周佩馨扶正了。周佩馨看出丈夫的惶惶心情，便在一个深夜劝他说：“天下越来越乱了，是不是找个地方躲一躲？”
孙传芳叹着气，说：“已经躲进租界地了，还能往哪里躲呢？”
周氏沉默了：是的，租界地被人称为“国中国”，这里不保险还有何处保险呢？二人对坐无声了。
此刻，周氏忽然想起了一件小事，眼前一亮——
几天前的一个夜晚，佣人在仓房捉到一个偷米的窃贼，扭送到孙传芳面前。孙传芳见他是个孩子，便问他“为什么行窃？”孩子说，家有老母，穷得揭不开锅了，想偷点米养娘。孙传芳故作生气地说：“断粮了也不能做贼呀！来人，把他的裤子给我扒下来！”
佣人以为是动刑，忙上前把孩子按倒，乱手乱脚去扒孩子的裤子。
周夫人匆匆赶来了，问明情况，就对丈夫说：“你又动怒了不是？咋儿你还说，咱们从此平心静气地生活，遇事不怒。孩子偷一把米算什么贼？值得动怒吗？”
孙传芳装作没听见，还是说：“扒掉裤子，拿绳子来！”
周氏也动怒了，她有些儿抽泣似的说：“不许把人吊起来处罚！要处罚就处罚我吧，是我没有管好家。”
孙传芳把周氏推到一边，对佣人说：“拿绳子把他的两条裤脚结好，给他往裤子里装上满满的好米，打开正门，送他回家去孝敬老娘！”
佣人们都呆了，周氏夫人也呆了。
孙传芳望着呆愣的人们，又说：“还愣着干什么，仓里的米这时不用何时用呀！快去！”
人们醒悟了。佣人拿着孩子的裤子，装了满满的好米。那孩子跪倒孙传芳面前，连哭带叫：“谢谢老爷，谢谢老爷！”
这件事被一家报纸的记者知道了，竟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周氏也乐得眉开眼笑，飞出泪花。
周氏想起了这件事，便对孙传芳说：“一心向善了，咱们倒不如走进佛堂，大大方方地去过那与世无争的空门生活。”
“去当和尚？”孙传芳问。
“有什么不好？”周氏说，“天底下最净最静的地方，莫过佛门。”
“容我再想想。”
“这样吧，听说市上有位著名的相师，咱们去问问卜怎样？”周氏说，“若是命中注定如此，你也就不必犹豫了。”
孙传芳本来就相信算卦卜相的。张学良杀杨宇霆，他本来很不满。后来知道张学良是用银元卜了卦的，而三次如一，都表明“杨宇霆该杀！”他也就平静了。“命该如此，非人之所为。”现在，夫人又提议去问卜，他思索都不思索，便点头答应。
天津卫有个卜相家，是一位神秘人物，隐姓埋名，世人只知他有个绰号，叫“无非之”——大约取意《论语·微子》“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句。后人泛指对事依违两可，没有一定主见的意思。正合了算命先生的本质，所以，也就叫开了。这位卜相家神秘就神秘在：不走出家门揽客，且每日只相八位（上午、下午各四位）。因而，也就常常门庭若市了。
孙传芳何其人，当然不会排队等相，便派车去接。而这位无非之却破例地“出相”来到租界。
江湖走动的人，大多耳聪目敏，见有车来接，已知其人身份不一般，及至进了租界，入了庭院，便知此是昔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家。无非之客厅坐定之后，不烟不茶，对着孙传芳“相”了半日，又问明了生辰八字，便闭起眼睛，掰起指头，自己“咕哝”起来。
神乎了半天，无非之陡然站起身来，说：“不才智浅，难得确断，告辞了！”说着，转身要走。孙传芳急了。
周氏也急了。“先生，既请你来，我们是一片诚心。无论吉凶，但请先生直言无妨。”
无非之被拦住了，但他只笑而仍不出一言。
周氏说：“先生难言，可能是凶不可言。吉凶自是本命，与先生无关，何必敛口？”
孙传芳见他如此神态，心中生怒。若是当年，他会举手杀了他。现在，他不，他冷笑着说：“原以为先生才高八斗、卜术通天呢，原来也是个江湖骗子。只怕在我这里露了马脚，才不敢造次。要去就让他去吧，免得丢丑，从此砸了饭碗。”
孙传芳这么一激，无非之索性不走了，并且坐下来，竟自端起茶杯，然后说：“既然阁下如此诚心而又对不才有疑，我也就不得不先奉送阁下一语，若仍觉有疑，不才自当告辞。”
“请讲。”
“我无意恐吓先生，”无非之说，“先生心绪甚惶，缘由他日杀人必是不少！”
孙传芳一惊！
“如愿听仔细，请夫人暂回避一下。”孙传芳眨眨眼睛，朝周氏挥挥手。
周氏自觉向外退去，但临出门时，还是说：“今年是他本命年，还请先生……”
无非之笑笑。“不才明白。”
周氏走出之后，孙传芳换了一副面孔，笑着说：“请先生到舍下，便想聆听真言，望先生不必有虑。”
无非之淡淡地笑了。“按阁下流年推断，该是到了万念俱灰的年龄了，诸事都成了过眼烟云。其实，又并非如此，先生命中还有一甲。这一甲，成也在此，败也在此。但败多成少，或一败而不可收。所以，不才还是想，以不说为好，故而告辞。”
孙传芳说：“大风大浪我都经历了，先生几句真言，我还是耐得住的。请直言。”
“以不才推断，不出三五月，先生将有大难降临，其难不可预估。”
“有无退路？”
“说来话长。”无非之说，“想请先生明白，切把往事当烟云！再，不可更有分外之念。如今，丧乱方平，当枪刀入库。然应记：有一成必有一败，百灾未尽，切不可再陷虎穴！天地山川，均非久恋，生之必死，成之必败，天地所不能变，坚贞所不能免。人当清虚净泰，寡欲少贪，排忧排患，寂然无虑，逍遥浮世，或可与天地并生。”
孙传芳似懂非懂，不知可否。
无非之又说：“为人杰者，有功有过，有恩有仇，茫茫人海，何处不遇恩人，何处不见仇家。只有学仙之士，才能独洁其身，而忘大治大乱。脱凡尘，入静界，是功是过，是恩是仇，都云清雾去了！”
“依先生之见，莫非只有出家这一条路可走了。”
“请先生慎之，好自为之！”
江湖客走了，孙传芳通身无力地瘫在烟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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