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显然有点焦急地说：“翼公，语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十天已是百年矣，怎不令人思念！”二人相对仰面大笑。
孙传芳亲奉香茶之后，说：“前次匆匆一晤，言未舒心，又匆匆而别。‘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你真是一位难请的客人呀！”
靳云鹏也笑着说：“现在是无官无职、无忧无虑，自然也就无拘无束了，踪影当然无定。”
“你算是大彻大悟哩！”孙传芳说，“体验了无官身轻的滋味，正可谓‘心底无私天地宽’呀！”
“馨远，咱们都是官场上过来人了，深有体会，不知你还能记得大唐诗人李白《行路难》中的两句话吗？”
孙传芳眨眨眼睛，记不起了。“哪两句？”
靳云鹏有律有韵地朗诵起来：“‘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自殒身。’我们既不是贤达人，也算不得功成功不成，混入官场，已是误入歧途，再不身退，恐不只是殒身，而是葬身无地了。”
一席话，说得孙传芳冷飕飕一颤！他抬头望望靳云鹏，似乎连认识也不认识了，更不知再说什么。
——靳云鹏，比孙传芳大八岁，山东邹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在云南任过十九镇总参议。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帝制自为，蔡锷起义，五华山一战，靳云鹏大败，化装逃走。后来得到袁世凯、段祺瑞的信任，被任命为北洋五师师长，后升任山东都督；1918年任参战督办署参谋长，成为皖系军阀的骨干之一，曾经代表段祺瑞与日本签订了军事协定；在皖系军阀掌权之际，任过陆军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直皖大战皖段失败，靳云鹏却又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正式当上了国务总理；1921年直奉第一次大战，奉张失败，靳云鹏去职，寓居天津，再不出山。
靳云鹏得意时，也是孙传芳得意时；二人得意时，也正是直皖关系最紧张时，可谓名副其实的冤家对头。不想在天津，在今天，却灵犀相通，坐在一个桌子旁谈心推腹了。真有点儿殊途同归的感觉。寒暄有时，靳云鹏才问：“风风火火地把我找来，有什么见教？”
“不是见教，”孙传芳说，“而是有求。”
“我已四壁空空多年了，”靳云鹏说，“向我所求，必失所望！”
“求就求的空，能满意我一个空字，就心满意足了！”孙传芳已经探得明白，天津兴盛的宗教活动，段祺瑞和他的皖系部将是急锋，是起了建树作用的，其中靳云鹏，算是个执牛耳的人物。原先，孙传芳还以为昔日争战中留有隔阂，怕不能相容，没想到竟然一见如故。
二人畅谈良久，靳云鹏说：“馨远，不要再把精力放到权和利上去了，到头来，一切都是空的。有生之年，应求平安，所有欲望都丢下吧，摆脱凡念，念佛韬晦，平平静静地看待世界，岂不乐哉？”
“讲得好，讲得好！”孙传芳说，“若无此念，便不会把阁下请来了！”
“这么说来，我就可以接收你为‘居士’了。”
“我就高攀了！”
叙谈之中，定了“终身”。从此，孙传芳成了佛教的一个忠实信徒。
孙传芳入了佛门，在天津卫可是影响很大；孙传芳和靳云鹏同心合力办佛事，影响更大。一个是国务总理，一个是五省联军总司令，一文一武，国家栋梁，竟然洗却红尘，遁入空门，成了天津一大奇闻。许多在野的军阀、官僚、政客纷纷前来参加，不仅自己来，还把家属带来。一时间，要人云集，无论昔日是亲是疏、有恩有怨，都烟消云散了。靳云鹏、孙传芳也就自然成了这群信徒的首领。
一天，靳云鹏对孙传芳说：“咱们同道越来越多了，现在要抓紧办两件事，一是需要有个名目，也就是要有个组织；一是要有场地，这么多人总不能总在露天广场聚会。两件事，关键是场地。”
孙传芳说：“是的，要有活动的场合。这个场合还要有一定规模。要么就买，要么就租。”
“哪里有这么大的空闲庭院呢？”靳云鹏着急，“咱们的家院都是那么小，别说坐，站也站不下。”
孙传芳忽然想到一处。“我想起来了，城东南角草厂庵地方，有一座颇具规模的祠堂，据说是富绅李颂臣先生的宗氏祠堂，不过多年无人管理，已经残破不堪了。我看，咱们租它过来，加以整修，准是一个好去处。”
“好是好，只是不知道李颂臣愿不愿转让？”靳云鹏说。
“李颂公也是一位开明人士。”孙传芳说，“多少与我还有交往，也是一位摆脱凡尘的人。我设家宴请他过来，邀他和我们一起办佛事，他肯定乐为。这样，再谈祠堂事，一定容易。”
“那就劳你大驾，着手办办。”靳云鹏说，“需用款项，由我来筹。”
“这就不必哩。”孙传芳说，“就是买下来，我还买得起。再说，佛门是讲究‘空’的，银钱是身外之物，是脏东西，我也在逐步清理中，这也算是一个难找的机会。所以，费用问题你就别费心了。”
靳云鹏早已看淡了名利，并不想争执，也就点头答应了。
孙传芳认真起来，果然把李颂臣请到家中，盛宴美言，说动了这位富绅。李颂臣笑着说：“联帅，您和靳国务这样赫赫大名的人物办佛教，天津卫已人人称道了，老朽早有攀附之心，只怕身份不够呢！联帅想用敝族那片荒芜的祠堂，不是我李氏想不想转让的事，而是转让得太寒碜了，想请联帅容点时日，老朽出资修葺一番，像个模样再转才好呢。”
孙传芳忙说：“老先生愿意让出，已是求之不得哩，哪里还敢再由先生出资。这事由我办了。只请先生……”
“我明白，我明白。”李颂臣说，“我出一纸文书，甘愿转让，以为凭据。”
“那就多谢哩！”
有了庭院，再经清修，便成了一座十分可观的禅院，靳孙共议，定了个名字就叫“天津佛教居士林”。因为佛教在家修行的称“居士”，梵文叫“迦罗越”，所以禅院也就称“居士林”了。
皈依佛门的孙传芳，俨然变成了另一个人，连言谈举止都和往日大不同。除了居士林，自己家中也设有佛堂，每每率领全家男女老少虔诚敬佛。那一年的夏天，他还命人在前妻张贵馨的住处大门之外放上绿豆汤，免费供行人饮用。
居士林要公开纳士讲经了，由谁来主讲呢？大家都是居士，总不能居士讲给居士听吧。孙传芳很焦急：“一个堂堂的佛院，总得有佛界名人才算气派！”他在天津佛教界打听，听说四川峨眉山上有一位法名“富明”的大法师是当今佛教“泰斗”，学富五车，名震天下，修行到了入神入仙的地步。孙传芳便出资派人前往四川，三番两次，终于将富明法师请到了天津。居士林有了驰名天下的高僧，开坛之日，天津震动，地方官、绅士、新闻界无不前来凑热闹。经富明法师受礼，给孙传芳取了法号叫“智园”。从此，他成了佛门的真正弟子，被选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副林长（林长为靳云鹏）。
两个大军阀创办居士林，成为天津人一大奇闻，许多善男信女积极追逐，听经朝拜之外，也有一些人不相信这是真的。“驰骋疆场的军阀，怎么会一忽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呢？他们是真成佛了还是别有用心？”抱着这样想法的人，还有孙传芳的日本朋友。
一天，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匆匆来到天津，以老朋友身份请孙传芳吃饭。土肥原是个中国通，北洋政府期间，就在上层人物之中十分活跃：一时是这一派的顾问，一时又是那一派的高参，一时又是某军阀的朋友。孙传芳做福建督军时，土肥原便凑上去拉关系；孙传芳做五省联军总司令时，虽然这个土肥原没有当上总顾问，却在幕后作了许多动作。此次临津，表明“纯为朋友关系”。就此，孙传芳不好拒绝。
孙传芳准备赴宴时，周夫人多了一个心眼。她说：“日本人请客，不一定是好意。你应该谢辞不去。”
孙传芳说：“土肥原先生以朋友关系相请，不去不好呀！”
周夫人见丈夫赴宴心定，便说：“去赴宴，要记住两条：一不许喝酒，一定告诉日本人，戒酒了；二不谈正事，除了佛经之外，什么也不许谈。”
“可以。”孙传芳说，“一定按夫人嘱咐去做。”
“我派几个保镖随你去。”
“这不好吧，”孙传芳说，“我一个在野的人，他们至多拉我出来为他们办事，不至于杀害我吧。没事，你放心。”
来接孙传芳的日本人也说：“请夫人放心，我们一定平平安安地送孙先生回来。”
周夫人说：“请转告土肥原先生，孙先生每晚必诵经，务必请在九时前送孙先生回家。”
日本人答应：“一定，一定。”
土肥原虽然不是设的“鸿门宴”，但却别有用心——原来，日本人并没有放弃对孙传芳的拉拢工作。吴佩孚是拒绝日本人的要求了，孙传芳再不出来，华北临时政府将没有一个人能顶得起来。关东军的总头子不相信孙传芳会“立地成佛”，觉得他可能是待价而沽。故让士肥原这个广有社交的特务机关长来一次“火力侦探”。土肥原很热情，迎孙传芳于大厅门外，双手拱起，一躬到底。“老朋友，老朋友！联帅，联帅！”
孙传芳也拱起手，连问：“土肥原先生好！先生好！”
“好，好！好得不得了！”
入席之后，土肥原便开门见山地说：“听说联帅已入佛门，老朋友我一时不能理解，并且还有点遗憾。”
孙传芳笑笑，说：“这是咱们两人的国度不同，产生的自然隔膜。大和民族是讲武士道精神，我中华民族是讲博爱。博大爱心，只有四大皆空，才会有博、有爱。”
“老朋友说的不全面，”土肥原说，“你们自己的混战就表明你们‘不空’，混战由你们北洋系打起，现在又同蒋介石先生打。说明中国人争权争利之心很重。”
“土肥原先生说得很对，中国是有一些人利欲熏心，不惜穷兵黩武。”孙传芳神秘地一笑。“正因为如此，我才创办居士林。我很自信，用不了多久，我的居士林便会征服所有有权利思想的人，让他都坚信四大皆空，人人放下屠刀，归心于佛。”
“那么，再来一次‘八国联军’呢？”土肥原挑衅性地说，“你们手里都没有屠刀了，都不反抗了，岂不国破了，都当亡国奴了？”
“不会，不会的！”孙传芳说，“佛是慈悲的。慈悲是最伟大的力量，用这种力量会战胜一切入侵者，包括你们。”
“这……”土肥原有点惊怒。
“你不要惊慌，”孙传芳说，“你可以瞧后事，日本人敢拼吞中国，中国人凭着佛就打跑你们。”
土肥原觉得孙传芳在胡说八道了，以为他可能是失权以后精神失常。忙转了话题：“联帅，当初你有五省，那时候你是何等威风！难道你不怀念那种威风吗？今天，我们想把整个华北给你，恢复你原有的权力，还给你威风，有什么不可吗？”
“好啊！”孙传芳说，“得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不要叫什么政府或军事机构。”孙传芳说，“就叫中国华北佛教居士林！由靳翼青做林长，我做副林长。否则，我绝不会出山！”
土肥原看着拉拢无效了，虽然气恼，又不好采取手段，只好应酬一番把孙传芳送回法国租界。
孙传芳被日本人接走之后，周佩馨就心神不定。她后悔自己不应该让日本人把丈夫接走。“日本人再狠毒，他们总不敢在法国租界杀人。离开租界了，日本人什么手段都会采取，这太危险了。”她坐在灯下，心乱如麻，一时侧耳听听门外有没有汽车声，一时又望望大门，看看有没有她派出去的保镖回来回话。坐着坐着，总觉得眼皮跳动很厉害。“难道真的灾难临头了？”后来，院外果然传来汽车声。她猛然跳起，匆匆朝大门走去。一见孙传芳回来了，又见脸无惊恐，便知还是平安的。忙合双手，一边流泪，一边唠唠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直到二人一起回到房中，周氏才放声哭出来：“不是我又劝你了，你命里不该称王称霸，手下有二十万人还是败得一干二净，今后且不可有非分之想了。念一卷经，安一份心，咱们就守着居士林过还不好吗？”
“别哭了，别哭了。”孙传芳说，“咱们守着居士林，过一辈子！”
居士林在天津渐渐红火起来，不到半年，便聚众约两千人，除了定期聚会之外，孙传芳还出资在电台开了一个讲经的专题节目，每日以“智园法师”名义在电台讲经。孙传芳入迷于居士林了，他不惜一切努力，也不怕别人嘲笑，终日到处发展信徒。
一日，孙传芳见到天津绅士边洁清，就虔诚地对他说：“洁清，你是天津老人了，难道不觉得寂寞无趣吗？何不到居士林念念佛，寻一片欢乐？”
孙传芳同边洁清也算老朋友了，当年孙传芳有五省的时候，每次来天津家中，这个边洁清总巴儿巴的来到租界，向他表示亲近。孙传芳的联军消失了，这位绅士真的成了绅士，高不可攀了。不仅不再到法国租界孙府来献媚，反而瞧不起他孙传芳了。听了孙传芳的劝导，边洁清笑了。一阵冷笑之后，又以嘲弄的口气说：“孙将军，你是五省联军的大帅，连年征战，厮厮杀杀，官兵捐躯沙场者，不可胜数，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你今天念佛祈祷，为他们超度亡魂，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这些文人，未力戎行，不皈佛祖，如来佛也不会见怪的。”
话虽刺耳，孙传芳并不见怪，却笑着说：“我想问问：你先生是赤手空拳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你如今却享受着这么大一个家业。你的家业背后，不是也有许许多多人悲惨的家破人亡么？罪过呀，罪过！你还不知罪，有一天，佛祖会想着你的。”二人相视一笑，各奔西东。
居士林兴盛时期，达赖到北方进行宗教活动，慕着靳云鹏、孙传芳大名，特地来到天津，来到他们的居士林。那几日，居士林如迎“圣驾”，热闹、庄严。靳云鹏、孙传芳穿上佛装，披上袈纱，虔诚地接待达赖，和他谈法论经。达赖奉承他们“超凡脱俗。你们是真正成了仙体，与平庸百姓、碌碌官僚不同，是最洁净、最伟大的人。净化这个混浊的世界，就靠你们这些人，你们准备升天，到极乐世界去吧。”说着，还把自己身上佩带的一把藏刀解下来，赠给孙传芳。对他说：“这是佛祖所赐，望你努力行善，多多超度凡人，让他们脱离苦海。”
孙传芳捧着藏刀，长跪在活佛面前，诚心诚意地说：“谢活佛关怀，弟子一定牢记活佛教诲，多行善事，超度众生！”
从此，孙传芳更热心佛事，白天在居士林打坐诵经，晚上去电台讲经说法，深夜回家之后，还要在佛前上香、打坐、再诵经；待家人、待下人、待亲友，都更加和善了。社会上的善事，他争着做，遇见公益之举，总是自告奋勇。孙传芳成了最虔诚的佛教信徒。
有一天，他的外甥程登科来到天津，见孙传芳正在做佛事，便凑上去，说：“舅父善心，已为天下人知，天下人为之敬仰。”
孙传芳淡淡一笑，说：“名利都抛之九霄云外去了，何惜几句赞许。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当我面说了吧。”
程登科说：“我知道舅父已经脱俗。可是，人言所敬，正表明舅父超凡，不同寻常。你不是也有愿望超度众生，多做善事吗？我这次来津，就有一位孝心可敬的人托我求舅父一件事。”
“什么事呀？”孙传芳问。
“河南一位乡绅，想请舅父为他们刘氏的《哀荣录》题写卷首褒文。”程登科说，“请舅父能够满足他们。”
“罢哩，罢哩！”孙传芳摇着头说，“什么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我早丢之无影了，何况我又是不擅书法的人，哪里有闲情题什么文。”
“舅父，这一次，你无论如何不能推辞。”程登科说，“刘氏这族人家，出了一位极不寻常的大善人。为她，你也得题写。”
“怎么样一个大善人？说说看。”孙传芳听说一位大善人，有点心动。
“是一位朋友的母亲。这位朋友叫刘继宣，是河南焦作煤矿一个运输工人，家境十分贫困，连一日三餐也顾不上。多年来，老母亲含辛茹苦，拉扯儿子在逆境中挣扎，终于有了一个好日月。如今成了河南有名的富绅。可是，老母早已累死。为了缅怀老母，这位刘继宣出厚资请人撰写了《刘氏哀荣录》，以示他对母亲的孝心，并经高人指点，他要寻一位国中最大善心的名士为《哀荣录》卷首写褒文。结果，探听舅父乃当今最大善人，故有所求。”
听了这个叙述，孙传芳动心了：“寡母孤儿，贫困潦倒，能够挣扎致富，也实在难得，堪称天下好人！”于是，便对外甥说：“既然天底下有如此善良的母亲，我自然要题几个字的。”
说罢，命人取来并不常用的文房四宝，净净手，静静神，挥笔写了四个大字：
有孟母风
写完，自己端详了阵子，觉得还算满意，然后方落下款：津门居士孙传芳。
“就这样吧。”孙传芳对外甥说，“算我对那位母亲的一点敬意。”
在孙传芳的带动下，原福建督军李厚基和原五省联军的将领以及河南地方官都参加了为河南刘氏题赠褒文的行动。不久，一册印制精良的《刘氏哀荣录》便在上流社会广为流传。之后，孙传芳还打算在居士林之外创办一些固定性的慈善事业。
孙传芳，真想成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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