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军事外交的强盛
（1）：杨业公的远交近攻
突厥石人
杨坚篡夺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但他的野心不仅仅是北方地区的统一，而是全国的一统，于是新生的隋朝在杨坚领导下同心同德，同仇敌忾，革除弊政，发展生产，精兵简政，整顿军队，准备完成统一大业。
当时的隋朝，疆域大体为长江以北，长城以南，东至沿海，西达四川，拥有1100余个县、2900余万人口。北齐已经被北周所灭，北方的中原王朝只有一个名义上的后梁，占据荆州一带的300里区域，是为北周的附属国；还有就是一直虎视眈眈的突厥，至沙钵略可汗时，控制着长城以北，贝加尔湖以南，兴安岭以西，黑海以东的辽阔地域，拥有骑兵数十万；南方则只有较强的陈朝与隋朝隔江而望，占有长江以南、西陵峡以东到东南沿海的400余县、200余万人口。
先说后梁，这个王朝是原南方梁朝的残余，“侯景之乱”后，梁武帝第七个儿子萧绎在江陵自立为帝，是为元帝。后来西魏攻下江陵，杀梁元帝，立萧詧为帝。与此同时，在南方的梁嫡系王朝被陈霸先所灭，建立陈朝。西魏便扶植北方的梁朝与之对抗，都城在江陵（今属湖北），史称后梁，西魏则以助防的名义，驻兵江陵，控制萧詧。虽然宗主国换了一届又一届，但后梁的地位不变，一直依附于北朝，是个“儿皇帝”的角色。
杨坚称帝时，统治后梁的是萧岿，杨坚为拉拢这个地方势力，不惜派特使赐黄金白银千两，布帛马匹无数，又奉行联姻政策，等到杨坚已经稳定了隋朝的内部秩序，腾出手来开始准备完成统一大业了，于是杨坚征萧琮入朝，萧琮的叔父萧岩眼看情况不妙，率领城中官民10余万人投奔陈朝，消息传到长安，杨坚以此为借口宣布废掉后梁，改封萧琮为莒国公。于是乎，这个小朝廷就被兵不血刃地取缔了。
再说突厥，中原王朝历来头疼的外患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历史似乎也在演绎着同一个循环，往往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而当这个游牧民族建立中原王朝后，又面对新一个游牧民族的威胁，似乎中原大地有种说不清的魔力，在强大的游牧民族一旦进入这里，战斗力就会明显下降，成为新的游牧民族的攻击目标。究其根源，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差异，游牧民族以牧猎为生，天生就是优秀的骑兵和战士，可谓全民皆兵，上马作战，下马牧羊，无需专门的军队训练，成本极低，而且在作战中实行无后方进攻战略，胜则突击而入，败则全身而退。因此从战术角度来讲，游牧民族自然占有绝对优势。中原王朝则不同，固定的农耕生产，把绝大部分劳动力都束缚在田间地头，拿惯了锄头的手必须经过正规训练才能拿的起枪，而且部队以步兵为主，机动性能差，作战则多为消极防御，容易受到攻击和造成较大的损失，但无论从国力和持久力来说，中原王朝无疑都处于上风。于是在“15英寸等雨线”的两侧，两种文明在几千年来不断进行着血腥残酷的斗争，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地建立起一个个强大的草原帝国，轮番向南方进行掠夺和征服，而南方农耕文明则用长城和阶段性远征来打击削弱北方的强大对手。
在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被强大的柔然人所建立的帝国所统治，他是继匈奴、鲜卑之后，活动于我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古代民族，柔然最盛时，其势遍及大漠南北，北到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达大兴安岭，东南与西拉木伦河的库莫奚，西边到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征服天山南路诸国。说起来，柔然的统治者和北魏实属一脉，是从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中分离出来的，而就在北魏拓跋氏锐意向中原进取，无暇北顾时，柔然乘机大肆发展，但在整个北魏时期，柔然总是处于劣势，数次被北魏打得找不着北。
但是，长城总是从内部被攻破，北魏被东西魏取代，由于两魏纷争，无瑕应付外敌，柔然于是死灰复燃。东西魏的两位当家人高欢和宇文泰，为了减轻北患，竞相与柔然结好，柔然则坐山观虎斗，来者不拒。于是，西魏国开始在草原上寻找合适的势力进行扶植，希望他们能够对柔然进行打击，让草原也陷入诸族分裂争斗的局面，这个民族就是突厥。
现代《辞海》中这样描述突厥：“中国古族名，广义包括突厥、铁勒各部落，狭义专指突厥。公元6世纪时，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一带。”据考证，突厥是铁勒的一支，铁勒即战国秦汉时期的丁零、魏晋南北朝时的敕勒（高车）。传说突厥的起源地，是在叶尼塞河上游的一个部落，此部落以狼为图腾，而突厥人的祖先就是与狼结合后诞生的，后来迁移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北山（今博格多山）。公元5世纪中叶，突厥人成为柔然的种族奴隶，被迫迁居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为柔然奴隶主锻铁，被称之为“锻奴”。在北魏时期，突厥的首领阿史那土门为自身民族发展壮大，主动派人与西魏进行贸易，并表达了希望与中原王朝通好，加强联系的愿望，西魏当然求之不得，马上同意给枪给炮给物资，还使出了惯用伎俩，把自己的公主嫁给了土门，作了突厥人的老丈人，驱使突厥为炮灰，向柔然发动进攻。结果这个女婿果然不负所望，为师出有名，这个昔日的奴隶公然向柔然可汗提出了求亲的要求，这在古代是摆明了要和主人平起平坐的大不敬行为，柔然可汗当然给予断然拒绝，于是突厥部落以此为名，一战逼死了柔然可汗阿那瓌。东西两魏自然墙倒众人推，痛打落水狗，在中原诸国和北方突厥的共同围剿之下，最后一支柔然部落在西魏境内被突厥人屠戮，柔然族从此灭绝。
但是令中原政权始料不及的是，他们所扶持的这个民族比其他的主子更不好伺候，取代了柔然的突厥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开始向兵出四方，驰骋草原，马蹄所向，血肉横飞。首先遭殃的是契丹族，随后是结骨族，然后就是西域各族，还与老丈人西魏联手灭掉了吐谷浑，再借波斯之力干掉了草原上最后一个强敌嚈哒人，终于功德圆满，建立起了东至北海，西达咸海，南到中国长城，北过贝加尔湖的庞大草原帝国，正式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所谓喝水不忘挖井人，乘凉不忘栽树人，突厥在一开始对自己的老丈人还是很感恩戴德的，不仅对嫁到突厥的西魏（后来是北周）公主尊崇有加，而且还出动大军帮助北周攻打北齐。但这种友好关系很快就被大国利益所取代，突厥也不是傻女婿，很快就学会了老主子柔然的伎俩，开始坐在高山观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在北周和北齐之间左右逢源。而北周与北齐则竭尽全力拉拢讨好，以致于突厥人越来越嚣张，不仅不以女婿自居，还公然宣称：“我在南方的两个儿子那么孝顺，根本不用担心没钱花。”已经把自己摆到了太上皇的地位。
面对自己亲手扶植起来的强大对手，北周的肠子都悔青了。但为了不让自己的北方出现敌人从而腹背受敌，能够积蓄力量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任，北周可以说是忍辱负重、卑躬屈膝，终于在北周武帝宇文扈手中击败北齐，随后杨坚在此基础上逐步统一了北方。隋朝建立后，面对北强南弱的国际局势，先是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战略，在北方以防御战为主，深挖洞，广积粮，大修长城，搞好战备。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杨坚在篡位过程中，大杀宇文皇族成员，这使得嫁往突厥的原北周千金公主大为不满，对突厥可汗大施美人计，狂吹枕头风，突厥沙钵略可汗一晕为红颜，联络各部，大举攻隋。边防十万火急的战报雪片似的飞向杨坚，大敌当前，杨坚召开紧急御前会议，针对隋朝新立，边防不固，两线作战实力尚不够的具体情况，决定调整部署，实行南和北战，先败突厥，后灭陈朝的战略转移。面对来犯之敌，他派出了以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左仆射高颎等为元帅的几路大军，分道迎击，暂时挫败了沙钵略的进攻。
同时杨坚采用长孙晟的建议，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确立了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助弱部，所谓真枪易躲、暗箭难防，突厥内部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当时突厥有四位可汗，各拥重兵，沙钵略与阿波、达头等可汗原本不和，很快就在隋朝的离间下出现新的裂痕，进而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互相之间争斗不息，什么样的国家都架不住内讧，突厥从此一蹶不振，再无能力与隋朝抗衡，反而需要随时拉拢隋朝来打击对手，隋帝国乘机东西逢源，稳定了北方疆域，腾出手来解决南方问题。
（2）：在《后庭花》歌里势如破竹
一说到南朝，大家都会想起那句著名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是东晋灭亡之后建立的4个朝代总称，即宋、齐、梁、陈4个国家。与北朝相比，南朝一无外患之忧，二无战乱之频，朝代更迭只是在上层统治者之家轮流坐庄，历次改朝换代都仅仅是军事政变，而非起义战乱，因此对社会经济和下层百姓都影响不大。因此，与北朝战乱频繁的形势相比，南朝局势更加安定，更加利于人民生产生活。但很不幸的是，南朝的皇帝室却一辈不如一辈，刘宋尚有“元嘉之治”，萧齐也有几个守成皇帝，但萧梁却是书生治国，百无一用，引发了侯景之乱，使得南朝元气大伤，垫底的陈朝则完全没有了底气，是南朝四代中疆土最小实力最弱的一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已注定它不会有多大作为，只是偏安于江南一隅，苟延残喘，无法发展壮大。
最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雨天，南朝的疆土不仅出产动不动就篡权夺位的将军——像宋朝的建立者刘裕为东晋的军官，齐朝的建立者萧道成是宋朝的南兖州刺史，梁朝的建立者是齐朝的雍州刺史萧衍，陈朝的建立者是梁朝大将陈霸先——而且盛产喜欢无病呻吟、遣词造句的文人皇帝，如梁朝的建立者萧衍擅长文学，而陈朝的后主陈叔宝则是所有皇帝中文学素养出类拔萃者之一。
陈叔宝身世也颇为曲折，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生在帝王家，长在蜜罐中，魏征所说：“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的评语，基本上是后主10岁后的简历。其实，陈后主在两岁时就被西魏乱军掳走，一直作为人质，直到陈叔宝10岁左右，才得返回建康。按理说，像他这样的经历，应该为他的帝王事业增添一些阅历和上进之心，就像秦王嬴政的父亲一样，起码能做到守业有成，但很遗憾地是此君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只热衷于吟诗赋对、诗词书画，于治国大略则无一上心。
说起来，陈叔宝的帝王之位也得来不易，父皇刚刚咽气，陈叔宝就被二弟陈叔陵从背后砍了一刀，多亏刀钝，才没有要了后主的性命，随后三弟陈叔坚又图谋不轨，也全赖几位旧臣舍命出力，才化险为夷。可能是想到帝王来之不易，也可能弟弟的那一刀的后遗症，陈叔宝登上皇位后，立刻就陷入灯红酒绿之中，醉生梦死之境。当然文人气质的他也不像暴君那样胡作非为，打打杀杀，而是追求更高的人生情调，整天喝酒赋诗，唱曲会文，走向了末世狂欢的亡国之路。
当皇帝难，但当一个亡国的皇帝则很容易，陈叔宝成事不足，败家则非常有余。本来陈朝到他的手里已经是风雨飘摇了，他虽说是皇帝，但也只能算是大一点的地方军阀而已，翻开地图可以看到，陈朝北面是长江，荆襄及其西面则是北周的领土，他的疆域还不如三国时东吴的多。即便是这么一小块土地，也只是名义上的荣誉皇帝，陈朝境内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星罗棋布，他们大多从梁末起就在当地任职，自陈建立后一时也无力改变这样的状况，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他们对这个小朝廷阳奉阴违，各怀鬼胎，陈朝的政令只不过是在都城周围地区管用，陈后主实在是关起门来做皇帝，只能坐井观天了。但南方自古是富饶之地，经济发达、商品活跃，占尽地利之便，正好此时北朝内乱不止，外患又至，无暇南顾，又占有天时之利，如果换作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也许能够重振旗鼓，东山再起，然而南方的和风细雨哺育出了一位爱诗文曲赋，更爱美女佳人，唯独不爱江山社稷的文人君王、多情皇帝，演绎出了一曲“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尤唱后庭花”的旷世绝唱。
作为一个有文化的皇帝，陈叔宝非常摒弃庸俗的国政俗务，向往高雅浪漫的精神大餐，对他来说，端庄肃穆、空空荡荡的皇宫显然过于压抑无趣，坐在里面完全没有作诗赋歌的冲动和欲望。于是乎上任伊始，就在光昭殿前建起了临春、结绮、望仙三个阁楼，“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奇花异卉”，和自己臭味相投的几个朝臣，如为人宽和的温裕，擅长诗书的宰相江总，善解人意、能说会道的尚书孔范，君臣三人常常通宵达旦以诗会友、鼓瑟弹琴。为满足自己的私欲，陈后主不停地加重对人民的税赋盘剥，以至于“督责苛碎，聚敛无厌，士民嗟怨”。政府可控制人口从刘宋时期的906870户，减少到50多万户。
随着隋文帝收后梁、平突厥的战略任务告一段落，对南朝用兵就提到了议事日程。隋文帝先采取游击战术，对陈朝采取打了就跑的骚扰战，立足于削弱陈朝的综合国力，每逢江南将要收割庄稼的季节，就在两国边界上集结人马，虚张声势，假装要进攻陈朝，使得陈朝忙于备战而无暇农务。一年歉收并不可怕，可怕的十年年年歉收，眼看着成熟的庄稼毁在了地里，陈朝的农业生产由此一蹶不振。这种虚虚实实的狼来了的故事演多了，守军的警惕性和士气也松懈下来，为隋军实施突击行动和先发制人埋下了伏笔。不仅如此，隋兵还经常派出小股部队袭击陈军粮仓，钻探军情，绑架人质，在陈朝制造恐怖气氛。而陈朝对于这种游击战略却疲于应付、真假难辨。
等到时机成熟后，公元588年，隋文帝派他的儿子晋王杨广、丞相杨素担任元帅，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率领51万大军，号称百万，兵分八路，准备打过长江去。
可笑的是，当大军压境、兵临城下时，那位陈叔宝同志正跟宠妃、文人们醉得七颠八倒，他收到警报，连拆都没有拆，就往床下一丢了事。还自夸有长江天堑，自古隔断南北，隋军岂能飞渡。最让人莫名其妙的是，当前方的将领在浴血奋战，为他的江山厮杀时，这位陈后主竟然和统兵大将的老婆搞在了一起，公然给这位将军戴起了绿帽子，试想，这样的君王哪个将军能不寒心，战斗的进行毫无悬念，陈朝官兵跑得跑，降的降，陈后主既无抵抗之意，又无就义之心，乖乖当了隋军俘虏。之后，隋文帝又一鼓作气平定了南方豪族的叛乱，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对江南的绝对统一。
陈朝灭亡，南北重新统一，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大统一，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强盛的新朝代，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有史学家在评价这次统一时说，经过漫长战乱蹂躏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死亡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从这个高度出发，他们认为杨坚的这次大统一，拯救的不仅仅是河山，更是汉文化。所以，有人甚至把杨坚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
隋朝政治管理的出色
（1）：新时代的开创者
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杨坚虽不能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称职的皇帝，但却被公认为是才智最高的皇帝。在他的精心治理下，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他不仅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他所建立的统一帝国，最强盛的时候，版图东起大海，西到新疆，南抵云广，北至大漠，东西4600余公里，南北7400余公里，基本上奠定了中国今后王朝的版图范围，成为统一的模版和示范工程。而且在他的手中，隋朝成为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的强盛国家。后人一般将隋文帝的大治誉为“开皇之治”。
隋朝建立初期，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隋文帝大刀阔斧地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隋朝以前，自西汉至南北朝，历朝历代基本沿袭秦朝官制，日久生弊，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为加强中央集权，杨坚采纳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很原始、极混乱。六官制，称谓复杂，职掌不明，办事效率低下，并且将秦、汉、魏、晋、南朝各代的中央官职全部打碎了再重新组合。在中央设立三师与三公，给予这些职位很高的生活待遇和特权。三师是荣誉称号没有实际权力，三公虽然也有臣属，也参与国家政务，但仅仅是顾问性的机构，没有实权。
鉴于秦汉的宰相制度容易造成权臣专权，从而架空皇权，也避免自己的故事重演，杨坚干脆不设宰相，而是把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分别给予内史、门下、尚书三省，号称三权分立。其中内史省是中央的决策机构，负责起草和颁布皇帝的诏令，长官称内史令；门下省是中央的审议机构，负责审察政令，驳正违失长官称纳言；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全国的政令，长官称尚书令。三省互相独立，又互相牵制，共同担负丞相的职责，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以避免丞相权力过大而危及皇权。杨坚则高高在上，遥控指挥，分母越大越安全，这样就避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某位权臣再次独霸朝纲，而皇帝的权力得到空前加强。
其中我们最熟悉和常见的是尚书省，也是最有权力的部门，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具体办事机构就是这是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6个办事机构。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六部的设置成为后代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加强中央集权。
南北朝以来，由于地方郡县设置过多，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鉴于魏晋南北朝政区划分毫无标准，地方行政混乱，支出庞大，开皇三年，杨坚听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由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制，变成了州、县两级制，废除郡这一级，撤郡500多个，并且合并了不少州县，裁减了大批官员。这种对地方行政机构大刀阔斧地精简，节省了财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辖。诚如学者钱穆所言：开皇之治的成功，简化地方行政机构是一个基本因素。据统计隋初中央政府开支减省三分之二，地方政府之开支减省四分之三，全国于行政之经费，仅及南北朝时代开支三分一而已。故隋国库之丰积，不无原因。
杨坚是陇西世家，当地的名门望族，他深知强龙难压地头蛇，以前的地方官员多出自于本地的大族，形成一个个地方小势力和小圈子，致使中央的力量很难渗入。因此他废除了地方官就地自聘臣属的制度，所用之人，必须是外州县者，凡本地人一律不得任用，这就是回避制度的起源。同时还规定凡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吏，一律由中央的吏部任免，把人事大权牢牢抓在朝廷的手中。还明确干部任期，州县官员要3年一换，不得连任。
在治国的实际中，杨坚逐渐认识到，当今天下什么最珍贵，那就是人才，制度再好也需要有合格的人才才能实施好，一个朝代之所以崛起和兴盛，其根本原因就是有一批杰出的人才，而亡国之君和衰微朝代则恰恰是人才缺失所造成的。纵观中国历史长河，对于人才的选拔可谓林林总总，原始社会时期，是依靠民选，专制政权出现后变成为世袭制；春秋战国时代，则有多了一条毛遂自荐的道路；秦代命短，虽然由皇帝亲自选拔官吏，但没有形成制度；汉代时实行察举制度，由各地官员负责选拔人才，并在中央成立太学院，可以说部分地扩大了人才的范围，政府不再是贵族政府，而成为“士人”政府，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学者型干部。三国时代创设的“九品中正制”也是汉代察举制度的翻版，但这种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缺乏一个公正客观的硬性标准，仅仅依赖于选举官的主观判断和爱好取舍，日久生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九品中正制逐渐培养出了一批特权阶层的门阀士族，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人才的选拔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徒有选拔之名，实为世袭之事。进入南北朝后，这种制度仍然盛行，做官要凭门第，朝中无人莫做官，使得有才之人无官坐，无才之人占朝廷，其产生的最大恶果就是集团势力的膨胀，严重威胁着皇权的地位。
杨坚就是依靠这个制度上来的。因此，作为当事人，他非常清楚这项制度的危害性。于是，杨坚决定用一种新的制度来选拔官吏，那就是考试。杨坚规定每州每年要推荐有才学的贡士3人，推荐的标准是文章华美，并需经过特别考试。凡是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要德、才兼备。这种制度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的。这样选拔人才，一来可以打破士族垄断，使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二来有了硬性的标准可以遵循，选拔人才就不会因为主观好恶而有所偏差，这项制度后来演化为科举制度，而杨坚无疑是该制度的鼻祖和创始人。杨坚开创建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当时的美英等国，不约而同地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作为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
在对官吏实行制度考核后，杨坚又开始考虑法律的制定和修改，要知道依法治国必须有一套完备的法典作为基础。中国的法律制度自从秦朝制定了残酷而又苛刻的刑律之后，历代承袭，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一脉相承。杨坚的旧主子北周周宣帝颁布的《刑经圣制》，用法更加残酷，简直拿人不当人，动不动就枭首、车裂、宫刑、鞭打，搞得人心惶惶。杨坚上台后，立即废除了这套“圣经”，本着“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指导原则，制定了对后世法律影响深远的《开皇律》，全律分为12篇，其名为：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 《开皇律》定罪只500条，死刑只分绞、斩二种，流放服刑不超过5年；杖刑分60至100共五等，不仅废除了孥戮、连坐等祸及无辜的作法，还废除了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罪千余条。
杨坚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到，法律工作的关键还是人的素质，为了让法律能够真正地运用和普及，杨坚高举“普法”大旗，要求上至官员下至士兵，，必须学法用法知法守法，并要参加律法知识基础考试。所以终隋朝一代，官吏大都明律，即使有犯事的，但决沒有因不懂法而获罪的。这就是隋末，各地饥民嗷嗷待哺时，各地官员虽然知道国库中粮食堆积如山，却不敢挪用丝毫的根源所在。
而更难得的是，杨坚又从百姓角度出发，认为平民一年四季，耕作劳苦，读书不多，很难知礼知法，而普法工作又很难落到实处，因此平民犯罪可以从宽，也就是不知者不罪，而且其中有冤可以逐级上诉，直至皇帝亲自处理，这项规定是以前各代所没有的。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对这部法律大加赞赏：“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裴）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者，法定故也”。
南北朝时期，皇权的最大隐患就是对军队的控制。杨坚深谙此道，因此着重对军队编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除了派自己的儿子和心腹执掌各地兵权外，还对改组了旧有的府兵制。三国两晋时期实行的是世兵制，顾名思义，就是世代为兵的意思，其特点是士兵以战争作为唯一职业，做到专业化、技术化、终身化，只管打仗不管生产，这使得要维持一支像样的常备军必须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因此，北周时创立了府兵制，号召战时从兵，平时务农，农闲集训。府兵制寓兵于农，自立军籍，不编入民籍，不属州县，可以随时调发，这显然比完全依靠军饷为生的世兵制有节省开支的优点，但北周的兵源大都是广募豪右而来，名为国家军队，实则为地方豪右控制的地主武装乡兵，是地方武装的合集，与中央不是一条心，因此中央统一调度支配颇多阻碍。
针对这种局面，隋文帝杨坚规定军人和家属都隶属于州县，给予户口和土地，从而把兵源从地主手中解放出来。同时，军人本身仍旧保留军籍，直接归军府统领，给予双籍待遇。全国设立12个卫所，各卫置大将军，为府兵的最高将领，总统于皇帝一人。凡出兵征防须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之鱼符，经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
隋朝政治管理的出色
（2）：开皇之治
隋五铢钱
杨坚不仅政治方面卓有成效，在经济上也颇有建树，那就是统一钱币和度量衡。南北朝时期，各国的钱币各自为政，非常混乱，北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三种钱币，但到了南方流行五铢、六铢等钱，而岭南诸州用盐、米、布进行实物交易。开皇三年（583），文帝下令铸造五铢钱，规定每千文重四斤二银两，作为全国通用货币，其它钱币则禁止流通，在此以后的各种钱币，全部废除，不许再用，如有敢私铸钱币者立即诛杀。
与钱币同样混乱的是度量衡，南北朝时，各国度量衡的标准不一，如北朝魏、齐一斗等于古二斗（古斗指王莽时所定的标准），一斤等于古二斤； 北周则一斗比古斗仅大6%，一斤比古斤仅多二两；南齐则一斗等于古一斗五升，一斤等于古一斤八两。长度方面，北朝一尺比古尺增二至三寸，南朝则增不到一寸。全国度量衡的不一致，给工商业发展带来很大不便。杨坚重新规划了度量衡，规定隋一尺等于古尺一尺二寸八分，等于南朝的一尺二寸；隋一斗等于古斗三斗；隋一斤等于古三斤，并下令在全国推行。度量衡的统一对全国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价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由于唐沿隋制，宋、元、明、清又沿袭唐制，因此，历代再无更大变化。
鉴于东汉至隋南北分裂达400多年之久，民生困苦，国库空虚，故自开皇九年，杨坚统一天下后，即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之同时，稳定民生。其民生政策改革的亮点之一就是对于户籍制度的建立，为有效地控制广大农村，杨坚制定了保闾制度，把统治触角深入最基层的家庭单位，在此基础上下令在全国州县“大索貌阅”，就是普查户口，对隐瞒户口加以制裁，还要接受惩罚，发配边疆，“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6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在唐朝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这些举措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将从豪强手里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增加了国家的劳动力，调动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掌管的纳税人丁数量大增。又实行“输籍法”，即经济普查，按照经济条件征收个税，规定上限和标准，这样百姓就无法逃税，地方官吏也不能随意加重百姓的盘剥。通过对户籍的整顿，增加了均田户数，税收的来源和府兵兵源的扩大，这样就对王权的加强起了很大作用。史称“隋代之盛，实由于斯”。
土地政策一直是困扰历代统治者的主要问题，各个王朝衰落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土地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导致贫富不均，从而引发天下大乱。在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人人都渴望平均平等，但结果却总是不平均不平等，这似乎成了一个规律，就拿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来说，每朝每代之初，人人有田，人人温饱，相差不大，但慢慢地，两极分化就出现了，有人上升成为地主，有人下降成为佃农，物极必反，于是天下又乱成一锅粥，等到又建立一个新朝后，一切又回到起点，人人有田，人人温饱。
隋之富饶既非重敛于民，究其原因，与全国推行均田制有关。此举既可增加赋税，又可稳定经济发展，且南朝士族亦渐由衰弱至于消灭。均田制能顺利推行，对隋初经济发展收益甚大。均田制始自北魏孝文帝，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都承袭这个制度，隋朝新建，仍然实行此项制度。杨坚推行均田法，瓜分那些抵制均田的地主豪绅们的土地，给无地的贫农和雇农，或者是鼓励农民向地广人稀的地方迁移，大量垦荒。从公元598年到605年，全国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均田令规定：自诸王以下至正七品的都督，受永业田从100顷递减至40顷。至于普通百姓，丁男一人受永业田20亩、露田80亩，妇女受露田40亩。奴婢5口给1亩。永业田不归还，露田在受田者死后归还。另外又规定，受田并承担赋役者，从18岁提高到21岁，劳役从11岁提高到16岁，力役时间则从每年一个月减至20天，而未被役的丁男可纳绢代替，称为“庸”。户调绢从一匹（四丈）减为二丈。年满50岁者，还可减免。这样，隋初的赋役便比前代大为减轻了。
为提倡储粮备灾，积谷防饥，杨坚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在各地设立仓库，分官仓、义仓。官仓作粮食转运、储积用，义仓则备救济之需。隋朝的官仓、义仓储积粟帛为历朝之最，“资储遍于天下”，能供五六十年之需。经过隋末天灾人祸，唐朝立国20年后，隋朝在各地的库储尚未完全用尽，可以想见其数量的骇人之巨。
史书中说：（隋文帝）躬节俭，平徭赋，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20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实际也是如此，在短短的20多年里，隋朝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隋文帝即位之初，府库空虚。10多年以后，政府的府库已容不下各地征调的绢帛，而需要建立新的府库。到隋文帝末年，西京和各地的仓库都装满了粮食，多的达到千万石，少的也不下数百万石。史称“鸿恩大德，前古未比。”“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这就是隋书里的“开皇之治”。
《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道：“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中华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隋朝文化科技的辉煌
（1）：李春与赵州桥
赵州桥
桥梁在我国历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是百姓生活以及商业往来的通道，甚至是古代文人所向往美好生活的图卷中的一个部分，即所谓的小桥流水。在我国桥梁建筑史上，有一座桥，让后人始终铭记并为之骄傲不已，这便是迄今仍旧矗立在河北的赵州桥。
关于赵州桥，我国还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并进一步被演绎为京剧里的一个著名唱段《小放牛》，里面这样唱道：
女：赵州石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轧了一道沟……
男：赵州石桥鲁班爷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
这便是民间关于赵州桥来历的传说。相传，赵州境内的交河，是王母娘娘为防止牛郎与织女偷偷相会用金钗所划而成，称为通天河，并派天将二十八宿日夜潜伏在此，以监视并阻止牛郎、织女是否相会。然而，这二十八宿生性凶残，并借着在王母娘娘面前备受宠爱，自从下凡以后愈发无所忌惮。他们并不好好执行王母娘娘所委以的重任，反之在交河两岸胡作非为，翻渡船，淹农田，搅得百姓生活十分不安。于是有一日，鲁班恰好路过赵州，决意在此修建一座桥梁，以便为当地黎民百姓排忧解难。但由于二十八宿从中作怪，桥梁日修夜毁，鲁班为此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饕餮是一位天神，属龙王家族中的一员，性情刚直无私。鲁班修桥，日修夜毁的消息被饕餮得知，他来到交河相助。为了尽快建成大桥方便百姓，饕餮大口一张，就喝干了交河之水。鲁班在众天神的帮助下，一夜之间架起了赵州桥。传说并没有因此而完结。传说赵州桥建好之后，鲁班的美名在此扬名四方。有一天，好奇的张果老也听说了这件事，便有意去考察一番。在路上又碰到了柴荣和赵匡胤，三人便结伴前往河北赵县。三人来到赵州郊河畔，仔细一看，心中不由地暗暗惊叹，赵州犹如苍龙飞架，又似长虹饮涧，玉环半沉，十分美观。当然，张果老不能白来一趟，于是张果老对鲁班说：“听说你这座造得既美观又坚固，不知道是不是能容我们三人顺利通过。”鲁班心想，赵州桥有多坚固不敢说，可是能让三人通过应该不是问题把，于是请三人上桥。张果老三人毕竟不是凡人，而且还有心想要戏虐鲁班一番，于是张果老带着装有太阳、月亮的褡裢，柴荣推着载有“五岳名山”的小车一起上桥。可是，三人还没有踏上桥上，桥已经被压得摇晃起来。鲁班一见不好，急忙跳进水中，用手使劲撑住大桥东侧。这才使桥稳定下来，但因鲁班使劲太大，大桥东面的拱圈下便留下了他的手印；桥上也因此留下了驴蹄印、车道沟、柴荣跌倒时留下的一个膝印，以及张果老斗笠掉在桥上时打出的圆坑。而当三人平安地走过赵州桥之后，张果老向鲁班当面认输，从此以后倒骑毛驴。
当然，传说仅仅只是传说而已，它所表达的是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一种敬叹和想象。事实上，赵州桥乃是省会石家庄市东南45公里处的赵县安济桥的俗称，它以最古老的敞肩石拱桥独占鳌头，更以高超的科学艺术价值而驰名中外。赵州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洨河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拱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度最长的敝肩圆弧拱桥，堪称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之一。大桥全长50.83米，宽9米，主孔净跨度为37.O2米。全桥全部用石块建成，共用石块1000多块，每块石重达1吨，桥上装有精美的石雕栏杆，雄伟壮丽、灵巧精美。当年隋朝统一中国后，结束了长期以来南北分裂的局面。当时的赵县是南北交通必经之路，从这里北上可抵重镇涿郡，南下可达京都洛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是，这一交通要道却被城外的洨河所阻断，影响了人们来往。每当洪水季节甚至不能通行，为此，隋大业元年决定在洨河上建设一座大型石桥，以彻底结束长期以来交通不便的状况。
也许就是王朝里这么一次普通的决策，成就了我国桥梁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成就了一个设计者，这便是赵州桥的设计者李春。李春，隋代造桥匠师，现今河北邢台临城人士，隋开皇十五年至大业初（595—605）建造赵州桥（亦即安济桥），迄今已存世1400多年。据唐中书令张嘉贞著《安济桥铭》中记载：“赵州蛟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
接受了朝廷了任命之后，李春即率领一群工匠来到这里，对洨河及两岸地质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时认真总结了前人的建桥经验，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独具匠心的设计方案，按照设计方案精心细致施工，很快就出色地完成了建桥任务。而赵州桥却不是一座简单的石拱桥，其历经多年仍旧能够坚固地存在自由其特殊之处，有学者指出，赵州桥的伟大，其设计堪称有三绝：一是“券”小于半圆。一般石桥的券，大都是半圆形。这样车马行人过桥，就好比越过一座小山，非常费劲。赵州桥的券是小于半圆的一段弧，这既减低了桥的高度，减少了修桥的石料与人工，又使桥体非常美观。 二是“撞”空而不实。券的两肩叫“撞”。一般石桥的撞都用石料砌实，但赵州桥的撞没有砌实，而是在券的两肩各砌一两个弧形的小券。这样桥体增加了4个小券，洨河涨水时，一部分水可以从小券往下流，既可以使水流畅通，又减少了洪水对桥的冲击，保证了桥本身以及通过行人的安全。三是洞砌并列式。李春当初设计用28道小券并列成一个大券，并在在各道窄券的石块之间加了铁钉，使它们连成了整体。用并列式修造的窄券，即使坏了一个，也不会影响全局，真正可谓是举重若轻。
赵州桥的成名，并不仅仅因为这座桥的本身。这还得益于我国因为著名的建筑大家——梁思成。前后相距一千多年的两位同行，因了这座桥的精美坚固，成就了一座桥的伟大。1933年，梁思成在河北考察时，详细测绘了赵州桥，随后写出了价值极高的论文多篇，并绘制了图片，向世界作了报道，进行广泛的宣扬。至此，这座桥终于在我国扬名史册。
陛下也有“妻管严”
古代皇后凤冠
中国历史上的皇后，是封建社会帝王制度下的伴生物，也就是古代的第一夫人。因为皇帝的权威性和神圣感，妻以夫贵，他的老婆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地要与一般的老婆不一般，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专属名词则是“母仪天下”，也就是所有天下妇女的榜样和旗帜。虽然帝王实行一夫多妻制，所谓“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称为夫人，均是正一品，共计113名，这是天子后妃的法定人数，但皇后同时期只能有一个。据不完全统计，自秦王政称帝到清溥仪逊位，中国历史上共产生过421位皇帝，当然这些皇帝的皇后并不唯一，比如西汉加上篡位的王莽共有12个皇帝，但皇后有18位，其中汉景帝两个，汉武帝两个，汉宣帝三个，汉成帝两个；王莽也不甘寂寞地立了两个。大致按照这个比例，在历史上共产生过500位左右的皇后，而在正规的记载中，自汉至清历代皇后立传者339人（包括一些名妃和皇太后），还有一些有姓无名的，一些有实无名的等等。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额，则是因为封建王朝男尊女卑，大多的皇后只扮演了“人妻”的角色，虽然皇后的人数还胜于皇帝，但名见经传的并不多，而往往名见经传的大多是曾干预朝政、弄权得势的反面教材。
从历史上看，那些步入皇后行列的女子，有的是出身好，其家族有着深厚的政治根基与实力；有的是本钱好，自身有令人垂涎的容貌；有的是头脑好，本人有着非凡的政治手段，但无论怎样获得皇后的凤冠，她们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权力、宫闱、绯闻等热门词相关联，作为最高统治者最亲近的人，她们的言行或多或少会给帝王的决策带来一定的影响，打着“夫妻”名义的枕头风，有时要比要比大臣的奏章、宰相的建议有效得多。于是乎，辅君开创帝业、治国安邦有之，改革中兴、力挽狂澜者有之，妖媚惑主、祸国殃民者也不少。还是那句话：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会有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失败的男人背后，也会有一个失德的女性。用在帝王和他们的皇后身上是最恰当不过了。
杨坚的爱人，就是后来著名的独孤皇后，说起来也不是外人，她的父亲独孤信和杨坚的父亲杨忠同为北周时期的显贵。当杨忠爵封随国公，食邑万户时，独孤信也官拜上柱国（北周时最高官衔，共八柱国，每人统二大将军，分别统率府兵），爵封魏国公，还当上了皇帝宇文毓的岳父，论权势地位只杨家之上，不在杨家之下。之所选中杨坚，就是看中了他长得太有特点了，当然两家也是门当户对，此时的杨坚已经被拜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将军开府置官属，指一种待遇），又进而封为大兴郡公。就这样，17岁的杨坚迎娶了14岁的独孤伽罗。事实证明，少男少女，热情似火，婚后的杨坚与独孤氏感情十分融洽，两人卿卿我我，出入成双，过着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日子。
如果两个人的生活就像这样波澜不惊地延续下去，也许他们的故事充其量是一则充满喜剧气氛的浪漫爱情，是传统古代士家大夫们的老套循环：丈夫在外建功立业，老婆在家相夫教子。但命运之神偏偏选中了杨坚，让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在险象环生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其中也少不了独孤氏枕头风的功劳，更有赖于独孤氏家族的大力支持。因此即位大典的第二天，杨坚便封独孤氏为文献皇后，这样独孤氏就成为继姐姐之后，独孤家族中的又一个皇后。这位皇后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的越俎代庖和她流酸后世的“醋坛子”。
想当年，就在杨坚和独孤氏新婚燕尔之时，独孤氏就很有气魄地要求杨坚“不和第二个女人生孩子！”也许是独孤氏家族的势力不容忽视，也可能杨坚与独孤氏之间患难见真情，真的产生了些许爱情。这种在当今社会也很平常的婚后爱情，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杨坚做了皇帝，对独孤氏的感情依然很深，其行为堪为皇帝中的模范丈夫。当然，我们这位独孤氏也有其独到之处。首先，在外貌上，她无疑称得上绝代佳人，身材修长，肌肤雪白，凤眼桃腮，眼波如水，柔情无限，一笑倾城，再笑倾国，自然迷得杨坚晕头转向；再者，在内秀上，她也非同一般，“雅好读书，识古达今”，通晓书史，对古今兴亡之事颇有些独到的见地，可谓有识有才。
更重要的是，独孤氏对杨坚的事业无比的支持，从杨坚刚刚踏上政坛，到成为皇帝的老丈人，再到做了皇帝，她都在背后默默奉献，鼎力相助。杨坚之所以能痛下决心取代北周，就是因为独孤氏的一句话：“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于是，杨坚终于废掉周静帝，自称皇帝，建立了隋王朝。
作为皇后，独孤氏也非常称职。据《隋书》记载，她还有不少值得称赞的德行，如告诫大臣的家眷在家要孝敬父母，尊老爱幼；教育子女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能像北周的高干子弟缺少品德失礼于舅姑离薄人之骨肉。她崇尚俭朴，不喜奢华，有一次，幽州总管阴寿向她推销一盒价值800万的上品明珠，独孤氏不为所动：我要这贵重的明珠干什么？目前边关不宁，战火不断，边防将士浴血奋战，劳苦功高，若将这800万钱分赏作战有功者，岂不比我独自一人享用更有意义？此语传出，朝廷大臣无不齐声赞叹。史书还说她“后颇仁爱，每闻大理决囚，未曾不流涕”。更为难得的是，这位皇后有权不越权，有势不仗势，有的大臣为讨好这位皇后，提出来皇帝管百官，皇后管百官的老婆，即由皇后任命百官妻子的职衔，遭到独孤氏的拒绝。皇后对外戚要求尤为严格严。她表弟崔长仁，奸淫妇女，被拿在案。文帝看在皇后面上，本要免去其罪，而皇后却不徇私情，：“国家之事，焉可顾私！”意思就是说这是国家大事，不能考虑私人关系，可谓大义灭亲。
文献皇后很有政治才能，史书上说她每次给皇帝进言或谈论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往往很和隋文帝的心意，也令众人敬服。凡军国大事，都是杨坚同独孤氏商量之后再作决定，就连杨坚每天上朝，独孤氏也要同出同入，杨坚在前殿听政，她在后殿遥控，杨坚处理政事若有失误，她就会让宦官随时前去匡谏纠；正每当谈论政事，帝、后二人的观点总是一致的。隋文帝深感独孤氏不仅是自己生活中的好伴侣，更是政治上的好帮手。与自己“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因而两人在一起“相顾欣然”，心情都很舒畅。这样时间长了，宫中的人也看得明白，索性把皇后与皇帝并称为“二圣”。
但独孤氏千好万好，就是有一点不好，《隋书》上说她“性尤妒忌”，最看不惯男人风流，于是杨坚深受其害，“后宫莫敢进御”，“虚嫔妾之位，不设三妃”，“唯皇后当室，傍无私宠”。偶尔对一位宫女“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却不料打翻了独孤皇后的醋缸，将其“阴杀之”。逼得我们这位皇帝单人匹马，跑出宫门， 在山中“驻马良久”，至到半夜才返回宫里。
如果说嫉妒本是因为爱而生，独孤氏对杨坚爱弥坚，嫉妒弥坚也可以自圆其说，但她却爱屋及乌，把嫉妒无限范式化、扩大化，史书上说，她竟连大臣纳妾都看不顺眼，“见朝士及诸王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最先倒霉的就是杨坚的宠臣高颎，他是隋朝的开国元老，也曾是独孤皇后娘家的家客，时任相国，当他的原配夫人去世后，高颎曾忧伤地对独孤皇后说：“瑟弦骤断，唯斋居诵经而已。”意思是说，夫人去世了，我只有吃斋念佛了，独孤氏对此很有好感，认为符合自己“从一而终”的一贯主张，可不久传来高颎爱妾生子的消息，这令独孤氏很是恼火，认为高颎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对爱情不专一，肯定不能重用，于是在杨坚耳边猛吹枕边风，势必把高颎吹倒为止，可怜一个盖世功臣、忠心耿耿的相国大人被一贬再贬，变为平民百姓。
更为可怕的是，独孤氏还据此来考察自己的儿子，杨坚与独孤氏共生有5个儿子，长子太子杨勇，二子晋王杨广，三子秦王杨俊，四子越王杨秀，五子汉王杨谅。按照她所推崇的“从一而终”的标准，被嫉妒摧毁了理智的独孤氏，鼓动杨坚废了太子杨勇，而改立晋王杨广。太子之所以被废，最大的理由就是杨勇不爱正室，而爱小妾，还生有一子；而立杨广，也是因为杨广巧妙利用了她的弱点，而且太会伪装和演戏，装出一副节俭仁孝、不好声色的样子。姑且不论杨勇和杨广谁更适合当皇帝，独孤氏这个竞选皇帝的标准也太奇怪了，用儿子的性生活来决定人品的优劣，也决定了大隋王朝的未来走向。
也许正是这种泛滥的嫉妒心，让独孤皇后心神疲惫，看谁都不顺眼，扭曲的心理带来病态的生理，刚刚50岁便重病不起，很快就一命归西。皇后死后，杨坚终得以解放，放纵声色，其中最宠幸江南美女宣华夫人陈氏和容华夫人蔡氏。由于贪欢过度，一年之后，他便身染重病，卧床不起。这个时候，又想起他的皇后来，不免有所感念，有所懊悔，也更有辛酸地对侍者说：“使皇后在，吾不及此”。真是成也独孤，败也独孤。
兄弟阋墙，杨广登基
皇帝宝座
历来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身为百官之首的皇帝也无法免俗。尤其是在天子家事乃国之大事的封建王朝中，君权的诱惑使得觊觎和纂夺君位的事件层出不穷，几乎在哪个朝代都有祸起萧墙的宫禁之变，在争夺皇位的道路上，一批批人倒下去，一批批人涌上来，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权力面前，人性被无限扭曲，良知被彻底抛弃，亲情也视如陌路，哪怕在骨肉至亲之间也是如此，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戮、叔侄相伐的事件不绝于史，就连尧舜禹的禅让中也隐藏着暴力的色彩，更别说家天下后的王朝更迭了。在隋朝之前，春秋战国就不用说了，那是一个非常态时期，换个君主比换件衣服都快。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秦二世胡亥，始皇帝驾崩，秦二世胡亥和赵高、李斯一起伪造了诏书送到在北面边境戍守的太子扶苏和将军蒙恬处，将其赐剑自刎。这还不算，后来又在咸阳市将12个兄弟处死。另一次在杜邮（现在陕西咸阳东）将6个兄弟和10个姐妹碾死。稍后的汉代红墙内外也充满血腥杀戮。吕后在刘邦死后，残忍地将刘邦的宠姬毒死，而且更残忍地对待戚夫人，甚至砍掉她的手脚，又挖眼熏耳，用药使她变哑，最后扔到厕所里，称为“人彘”；并逐杀少帝，立常山王刘义为帝，可谓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就连三国期间，都出了个《七步诗》，已经登上皇位的曹丕仍觉得弟弟曹植“怀才抱智，终非池中物”，极欲尽早除之而后快。于是逼弟七步成章，即后人所看到的千古名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的确是这些宫闱之变的真实写照。
我们回到隋朝，隋文帝杨坚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可能认识不到皇位争夺的残酷性，但对此他很有信心，关键在于他的孩子都是一奶同胞，都是一个妈生的，和那些同父异母的皇族成员不一样，孩子们都是血浓于水的亲兄弟，杨坚与皇后独孤氏有5个儿子，即太子杨勇、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几个人确实是同父同母的“真兄弟”。
杨坚的长子杨勇是在杨坚25岁的时候生的，家中有子初长成，疼爱那是不用说了，长子嘛通常情况下都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杨勇早在杨坚做皇帝之前已被立为世子， 官至上柱国、大司马，领内史御正杨坚代周建隋后又被立为太子。杨勇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纨绔子弟游手好闲，杨勇为人宽厚随和，没有心机，读书也相当努力，颇有学问，作为一名父亲，杨坚处处给予他机会，让他参与许多军国大事，有些军国政事以及尚书奏报的死罪以下的的案件都由他处理，其表现也令人满意，他曾经提过不少利国利民的建议，且都被文帝采纳，所以，最初杨坚对他的大儿子是很信任和放心的。
但太子的位置不确定因素很大。一般说来，太子是中国古代皇帝、亲王或者诸侯王的法定继承人的封号，按照宗法制的原则，是由嫡长子担当的。如果没有嫡长子，就立次子、如果没有嫡子，就立庶子，家天下就是这样的安排。自古以来，皇帝被称为万岁，太子被称为千岁，一字之差而已，似乎一旦当上太子，皇帝的位子就离着不远了，但事实不是这样，如果说近，那肯定是天底下最近的了，只要前脚老皇帝一驾崩，后脚就马上称朕，国不可一日无主。但如果说远，也的确够远，因为确定继承人的是老皇帝，没准哪天瞧你不顺眼，一句话就给扒拉下来，废为庶人，弄不好小命不保。因此，太子总是当的战战兢兢，就好比是一个明靶，时刻得提防暗处射来的冷箭，这种暗箭来自各个方面，一方面是老皇帝，他不仅观察你的言行举止，考虑到自己百年之后，太子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个重担是否能扛得起，革命事业能否发扬光大，还要看看你小子是否“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对我这个尚且在位的老皇帝是否尊重有加，是否有不轨行为；一方面是那些垂涎太子宝座的不安分分子，总是在你前前后后安排下不少的眼线，时不时地抓住你的一些小纰漏，向上边打小报告，俗话说：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架不住三天两头地给你造造谣、扇扇风，搞得你每天宛如生活在刀尖麦芒上似的。于是乎，太子便成为当时天下最难的职业之一，如果你不行，令老皇帝不满意，怀疑你的能力，那迟早会被拿下；如果你太行，老皇帝照样不满意，怀疑你的动机，功高震主，日子也不好过，因此“无能”也不是，“有能”也不是，就得规规矩矩，宁可无所作为，也不要有所作为。别看老皇帝是自己的亲爹，可是一旦越过雷池、触犯了禁线，照样会被抄家灭门。
我们回过头来再说杨坚父子，本来杨勇的政治地位非常看好，杨坚也在不同的场合公开宣称：以前的那些君王，由于孩子的妈不一样，搞得争权夺利，鸡犬不宁，导致家毁国亡，但是我们家可不一样，我的5个儿子都是一母所生，太子仁爱有德，诸子相亲相爱，这才称得上真弟兄啊！总之一句话，生活很小康、关系很和谐。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杨勇很有希望在杨坚驾崩后顺利登基。但人是会变的，杨勇也是这样。史书对杨勇有这样一段记载：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杨勇学习成绩优秀，会作诗赋词，性格也非常好。但是，率意任情却并不是一句好话，也许杨勇就是栽在这个上面了。
俗话说：饱暖生淫欲。随着年龄的增长，杨勇逐渐沾染上了奢侈好色的毛病，不惜代价四处淘弄国内最好的猎鹰、宝石和马鞍公然和社会上的豪侠流氓来往，甚至允许他们身带刀剑出入宫廷，在今天看来也只是生活作风问题，是细节而已，无伤大雅。然而，杨勇的父母偏偏是杨坚和独孤氏，这两位，一位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节俭皇帝，是一个钢崩要掰两半的主，最看不惯的就是奢侈铺张，因此杨勇的奢侈作风，从杨坚的个人喜好上就失了分数，同时，考虑到职业因素，毕竟好奢喜淫而亡国的皇帝不在少数， 杨坚心里也不得不对杨勇能不能守好自己费尽心机得来的江山画一个问号；而另一位更要命，这位是中国历史上更为罕见的吃醋皇后，更看不惯杨勇的好色行为，这还不算，杨勇最不该的是好别的女人的色，冷落了母后独孤氏亲自为他选的太子妃，恰恰杨坚又是历史上最怕老婆的皇帝，老婆的枕头风几乎是龙卷风级的，没有一次不地动山摇，言听计从的。如果这两位都对杨勇不满，那杨勇的位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杨广。《隋书·炀帝纪》记载：“上美姿仪，少敏慧。” 高祖曾密令善相者来和遍视诸子，对杨广青睐有加“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杨坚也承认自己对这个孩子“于诸子中特所钟爱”，对他器重有加，一出生就被北周皇帝封为雁门郡公。开皇元年（581）二月二十六日，也就是隋朝建立后十几天，年仅13岁的杨广就被封为晋王，并被任命为并州总管，授武卫大将军称号；后又被授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开皇九年（589），在统一南方而进行的平陈战争中，年仅20岁的他就被任命为50万大军的最高统帅。而且他也不负父望，攻灭南朝之后，杨广“封存府库，金银资材一无所取”。“秋毫无所犯，称为清白。”由此“天下皆称广以为贤”，“昆弟之中，声誉独著”。不仅如此，杨广在兄弟之中，是最有政治天赋和野心的，也是最会包装自己的。他从小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自制力，举止 “深沉严重。”对父母之命奉之唯谨，父亲好节俭，他便衣着朴素，用度有节，晋王府中见不到古物珍玩，见不到鲜姬美妾，上上下下衣服都很朴素。因为无暇留心丝竹，王府里的乐器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母亲好吃醋，最看不得男人好色，他便只宠爱正妃萧氏一人。虽然出身天潢贵胄，他却善于下人，从无骄纵之色，史书所载“皇上及皇后每次派遣太监宫女们到杨广府中办事，无论地位高低，杨广必与萧妃在门口迎接，为设美馔，申以厚礼；所以这些婢仆无不称其仁孝。”“大臣用事者，皆倾心与交”，尤其曲意结交政府官员，对杨坚最信任的宰相杨素更舍得下本钱。“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这些虽然表面功夫，却为杨广赢得了政治上的分数。
如果只是这些日常生活上的小打小闹，杨广也许只能博得一个贤王的名声，而更突出的则是杨广的政治才能，武功就不用说了，皇子中谁也没有他的功劳大，虽然只是一个挂名的主帅，但确实是一项无可比拟的政治资本。在文治上，杨广也出手不凡，在统一江南之后，杨广被封为江南总管，他放弃了歧视南人的高压统治，从尊重南方文化、延揽精英人物入手，以稳定江南人心，恢复南方经济，在他治理的10年中间，江南社会迅速医好了战争创伤，百姓安居乐业，人心思定，受到当地人的盛赞：“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
与之相对应的，皇太子杨勇却因为行事不检遭到父皇的猜忌，一件是因为在新年之际太子穿法服接受百官的朝贺，这在杨坚眼中很严重，我这个皇帝还健在，你们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太子那里去了，什么意思嘛，显然是太子在拉拢自己的势力，自立山头，结党营私。另一件事更离谱，杨勇为了挽回自己在父皇心中的形象，不断派人去搜集父亲的消息，窥测父亲的行止，结果让杨坚发现了，这下子杨坚更加怀疑了，不仅增加了数倍警卫，晚上睡觉也三易其位，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杨勇确实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如果说生活作风可以容忍，但是事关自身安全，杨坚就不可能不出手了，杨勇很快被就背上了“谋反”的罪名，被盛怒的父皇废为平民，囚禁深宫。杨广被立为新太子，杨广入主东宫后第一件事就是下诏：东宫官属不得称臣于皇太子。
在中国史学家看来，隋炀帝犯的第一条大罪，就是“夺嫡”，那么，这个罪名的出发点是杨勇是正统合法的，其前提也就是封建王朝的“嫡长制”的合理性，这种制度最有效地保证了皇族内部权力延续的有序，杜绝了皇族间的竞争，所以被圣人称为“百王不易之制”。然而，这个制度在即使是在过去也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谁都知道，出生排序与治国才能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正是这个制度导致历史上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位，搞得天下民不聊生。另外，在决定皇太子的问题上，关键人物并不是他，而是杨坚，只要老皇帝同意了，杨广才有戏，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谁夺谁的罪名，充其量是优胜劣汰。况且，杨广并没有像李世民那样杀掉自己的哥哥。之所以人们对李世民如此宽容，对杨广如此苛刻，究其原因，无非是李世民带来了贞观之治，杨广遭到了身死国灭，这是典型的以果推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隋炀帝的无罪辩护辞
当皇帝成为一项制度固定于封建社会的顶端时，他就注定了患有“三高”：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而经过柏杨老先生的统计，大概1/3的皇帝得不到善终。在皇权专制时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上了皇帝就可以重权在握，俯视臣民生杀予夺，存乎一心，而且这项职业不仅是终身制，还可以世代相传，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于是就有了刘邦的“大丈夫可取而代之”，项羽的“大丈夫生当如此”的艳羡，成为世间多少男男女女热衷的热门职业，尤其野心勃勃的政治家。
但正因为如此，这便注定了凡是为了争夺皇权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昂贵的。竞争的代价并不是丢掉这份工作，从头再来，而是轻则一文不值，终身潦倒，重则砍头抄家，诛灭九族。纵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冒此一险。为了皇权，有的人或殚精竭虑于金殿之内，或奔走于草莽之间；有的人或喋血宫门，或浴血拼杀于疆场。乱起边陲，祸起萧墙时有发生。上至皇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外到异族蛮荒，内到妃嫔宦官，无论男女，不管老幼，都纷纷物粉墨登场，不断上演着无数个“悲剧”和“喜剧”。
在这场悲喜剧中，集中了人性的丑恶与无耻，充斥着世间的阴谋与血腥，即使是生性善良、纯洁无瑕的人，一旦为了这个职业，都会丧失掉纲常伦理，暴露出人性本能，天使也会蜕变为魔鬼。在每一次皇权更迭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明争暗斗、你死我活，如群雄逐鹿，诸侯争霸，弑父篡位，骨肉相残等，触目惊心的残酷杀戮诠释着职业的内涵，惊世骇俗的阴谋与政变成为职业的属性，这是一场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无所谓正义与否，无所谓是非曲折，“成者王侯败者寇”是唯一的结果。而这项职业最离奇之处就是明知悲剧会重演，可只要有一线希望，人们还是疯狂地扑向这一块炙手可热的宝座。于是乎，在整个封建王朝时代，关于这方面的故事最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这方面的演绎最有读者市场，人们常常乐此不彼地打听、传播甚至编造这类的宫闱逸事。而在这其中杨广绝对是一个出镜率颇高的王牌角色，并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面教材。他也许是历史上背负骂名最多的皇帝，说实在的，如果各种扣在他身上的帽子都是名至实归的话，的确也够得上恶人级别了。但是纵观中国历史，比他荒淫残暴荒唐的皇帝并非没有，而偏偏他成为众矢之的，拉出来做靶子，似乎与他身处的那个充满激情与理想的的时代有关吧。隋唐之际是一个被历代史学家和文艺工作者不辞辛苦共同加工了的时代，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杨广皇帝肯定也是被加工最多的。当然，不论怎么说杨广都绝对算不上好皇帝，起码是一个很失败的皇帝，能让自己的国家二世而亡，肯定是个败家子。
如果要搞臭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编造出他的“桃色绯闻”，最好还要有点乱伦、强暴的味道，古今亦然。杨广自然也不能幸免于难，史书上说他与宣华夫人、容华夫人有染，违背伦理道德霸占父妾；并且还与杨坚之死联系上，其创造力可见一斑。
在《大业记略》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高祖在仁寿宫，病重，杨广侍疾。高祖晚年最喜欢的美人，唯陈、蔡二人而已。杨广乃召陈美人于别室，美人既还，面部有伤而头发凌乱。高祖问之，陈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咬指出血，召柳述、元严等，要换杨勇当太子。杨广于是命杨素、张衡进毒药。杨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类似的情节还有：公元604年7月，文帝病重卧床，杨广认为登上皇位的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杨素，请教怎样处理将要到来的文帝后事。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给了文帝。文帝读后大怒，马上宣召杨广入宫，要当面责问他。此时，宣华夫人衣衫不整地跑进来，哭诉杨广乘她换衣时无耻地调戏她，使文帝更醒悟到受了杨广的蒙骗，拍着床子大骂：“这个畜生如此无礼，怎能担当治国的大任，皇后误了我的大事。”急忙命在旁的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杨广得到安插在文帝周围的爪牙的密报，忙与大臣杨素商量后，带兵包围了皇宫，赶散宫人，逮捕了柳述、元岩。张衡进入殿内，拉住皇帝，不知怎么回事，只见血溅屏风，老皇帝惨叫之声达于户外，崩。杨广又派人假传文帝遗嘱，要杨勇自尽，杨勇还没有作出回答，派去的人就将杨勇拖出杀死，就这样，杨广以弑父杀兄的手段夺取了皇位。
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带有渲染色彩的爆料，都是出自于旁门左史。在这类野史，本来沉稳自制、善于“伪装”的杨广成了性急如火、仿佛多年没有亲近过女人的色情狂加暴力狂，竟然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上演这一出极可能毁掉自己20年积累的政治资本于一旦的荒唐举动。杨广再傻，也不至于这样利令智昏，不顾后果。如果果真如此，在李唐人所修的《高祖本纪》与《炀帝纪》里，为何不用这些素材？要知道，这是丑化杨广的最好武器，这对于极力搜集炀帝的反面材料以为批判的唐太宗君臣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而皇帝如何而死，皇帝如何继位，兹事体大，断不可含糊其辞。既然个人传记中并无交代，其他所记当不足证信。
事实上，有关杨坚的死亡过程，也有很详细地记载，《隋书》的记载清楚无误，文皇帝自四月生病以来，病势日渐加重，以至从仁寿元年（601）以来每年文皇帝诞辰（六月十三日）都要进行的佛事活动也不得不停止。而自此至七月十三日逝世的数十天，御医显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使得文皇帝的寿命得以延长。这段时间里，太子杨广一直和宣华夫人等一道服侍文杨广帝，都相安无事。七月十日，老皇帝的病已经被证明不治，他召百官入宫“诀别”，与百官“握手歔欷”。《隋书·何稠传》记载文帝临终前的细节说：文帝把杨广叫到床前，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嘱咐说：“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这个细节流露出了这对天家父子少见的天伦之情。做完一系列后事交代之后，文皇帝才与世长辞。很难想象，在杨坚这边与百官诀别的庄严时刻，身为太子的杨广能够独自脱身跑到别室去非礼宣华夫人。而且从这些史料看，老皇帝的死是从容的、安详的，表明他绝非被弑。一直到死，杨坚都确信他的帝国所托得人。
这在他的遗嘱中说得很清楚：“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称帝王者非一人，书轨不同，生人涂炭。上天降鉴，爰命于朕，用登大位，岂关人力！故得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声教远被，此又是天意欲宁区夏。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诫敕殷勤。义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乐，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逾六十，不复称夭，但筋力精神，一时劳竭。如此之事，本非为身，止欲安养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孙，谁不爱念，既为天下，事须割情。勇及秀等，并怀悖恶，既知无臣子之心，所以废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国，必当戮辱遍于公卿，酷毒流于人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但国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诸州总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职，不须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务当政要。呜呼，敬之哉！无坠朕命！”
在这篇遗嘱中，杨坚先是说了自己的经历和工作情况，然后就提到了杨勇，说自己当初废黜他实在是最英明之举，如果让这个家伙来继承大业，以后的江山不知会是什么样。最后说到杨广——一个闻名于天下的好人，将来也必是好君主。
至于杨广其他历史问题的出现，无非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通病。评价某个人好，就好得天花乱坠，完人一样；评价某个人坏，则罪大恶极，无一是处。这一切无非都是皇帝宝座惹的祸。原本平常的事也会不寻常，原本简单的故事也会很神秘。借用一句西谚：“如果你爱他，就让他去做皇帝，因为他可以变为圣人；如果你恨他，就让他去做皇帝，因为他可以变成魔鬼。”
隋朝文化科技的辉煌
（2）：大运河“总工程师”
隋朝运河
在经过3年“战战兢兢，如临冰谷”的太子生涯后，杨广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作为隋朝的第二代君主，杨广无疑是幸运的，他的父亲以毕生的精力为他留下了一座丰厚的帝国宝库。在他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苏轼称：“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通典》记载文帝时天下富足情况时说：“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到隋文帝末年时，“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在庞大的经济基础面前，这位年青的君主显得雄心勃勃，他为自己的年号选择了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大业。在这位君主的“大业”计划中，不仅有精神层面的制度，更有物质层面的建设。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杨广非常注重教育的功用：“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隋文帝“素无学术”，对文化十分轻视，甚至认为学校没有什么用处，废除全国各地学校。杨广即位后立即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而最重要的是大业二年（606）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 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杨广还注重收集整理古代文献典籍。在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20年间，共成书130部，17000多卷。杨广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400卷、《区宇图志》1200卷、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隋炀帝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共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
同时，针对父亲杨坚晚年“盗边粮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严刑酷法，杨广下令重修《大隋律》，并于大业三年（607）颁布《大业律》，提倡“每从宽政”，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之一。另外，杨广还进行了诸多的政治改革，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改官制，设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并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税，一再降低征收税率。
与这些制度改革相比，杨广热衷的还是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仁寿四年（604）十一月初四，即位仅仅3个月，杨广下令征发数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挖掘一道长逾千里的长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用于预防突厥骑兵南下。随后，第二年又下达了营建东都的命令，四天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正式发布，从魏晋开始，国家从未有的宏大场面在连续上演，整个中原大地洋溢着热火朝天的大干快上局面。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派杨素等人负责修建洛阳城。当时，每月都有200万人在工地上劳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工。新的洛阳城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外郭城也就是大城，周围有70里长。里面的皇城是文武衙门办公的地方，再往里，就是宫城，周围有30里。在随后几年内，又在洛阳南郊建“显仁宫”，在太原建“晋阳宫”，在汾州建“汾阳宫”。隋炀帝修建洛阳城，是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的。当时首都长安远在西北一方，与东方和南方交通不畅，影响了国家政令的传达。洛阳则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效地控制北方，治理江南。同时把政治中心东移，减少每年大量向京师运粮的困难。但很遗憾的是隋炀帝在位总共不到14年的时间，以他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大部分时间是四处巡游，不在洛阳。大约统计，隋炀帝在洛阳的时间，断断续续，总共不过4年左右。在京师的时间不足一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
杨广的另外一项令人瞩目的工程，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修建。隋唐时期，运河被称为漕渠或漕河、运渠。隋文帝杨坚曾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公元604年改名永通渠。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隋炀帝为了便于漕挽和军事运输，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运河分4段进行。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100多万人开通济渠，由洛阳通到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10几万人开邗沟，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到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入江。大业四年（608），征发河北100多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610），开江南河，从京口通到余杭（今浙江杭州）。这条大运河长达四五千里，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沿途的通都大邑都连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
隋炀帝在修运河同时，运河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40多处，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大运河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通往东北的永济渠的开凿，不但带来河北的税收，而且出于战略考虑，能够为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分区域运送兵员。在有利于军事和政治的同时，运河的南端则延伸到杭州，这大大促进了它的发展，使得杭州从此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也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交流。
也就是在大业五年（609），刚刚年届40岁的杨广事业达到了顶峰时期，一座崭新的都城奇迹般地耸立于中原，大运河的巨型工程已经接近尾声，社会经济一片繁荣，人口高速增长，当年统计的全国人口共4603万人。也就在这一年，炀帝亲征吐谷浑，吐谷浑故地皆空，大隋拓地数千里，在其故地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正式将西域东南部地区纳入了隋朝版图之内；还成功地在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将大隋王朝的影响力拓展到了西域诸国，“（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资治通鉴》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大业神话的破灭
高丽壁画
史籍称古朝鲜人为“东夷”，意即东边的弓箭手。他们遍布于中国东北、中国东部沿海、长江以北和韩半岛。朝鲜半岛具有5000年历史，最远可以追溯至檀君建国。但其实早在数十万年前，朝鲜半岛之上已有人居住。朝鲜半岛的旧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70万年，公元前10世纪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到了公元前4世纪进入铁器时代。朝鲜人原来是生活在亚洲北面大陆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逐渐迁移到朝鲜半岛，从公元前4世纪，在北部形成了一个奴隶制国家，史称古朝鲜。半岛南部形成几个部落联盟，沃沮、濊、马韩、辰韩、弁韩。后来马韩统一三韩，称辰国。史书记载：其朝鲜历千余年，致汉高帝时灭，武帝元狩中，开其地置乐浪等郡。高丽本朝鲜地，汉武置县属乐浪郡，时甚微弱，后汉以后累代皆受中国封爵，所都平壤城则故王险城。
由于魏晋时期中原王朝的大分裂，高丽有了发展壮大的时机，逐渐脱离了中原王朝之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南北朝时期，高丽则左右逢源，一方面不断遣使南朝进行笼络，和南朝各政权对北朝形成包围之势。历代高丽王，从高琏到高云到高安到高延到高成，始终把与南朝政权交好作为基本国策，从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援，不停地贡献财物给南朝各君主，如公元436年，宋文帝欲侵魏，高丽王琏资助军马800匹，而南朝各政权也对高丽王许以加封官爵来讨其欢心，使之成为牵制北朝政权南下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高丽和北朝也时有敷衍。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时，高丽王高琏“贡献倍前”。高丽君王心里明白，只有维持南北朝分立的局面，自己才有发展的空间和不受中原王朝威胁，因此极力阻挠中原王朝的再次统一和强大。
但统一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南北后，高丽非常恐慌，此时的高丽王名汤，他已明显感觉到了自身的威胁，于是一方面仿照以前的边疆小国的做法，遣使入朝称臣纳贡；另一方面，积极扩军备战，更甚者，派军队骚扰隋的边境。史称“高丽王汤闻阵亡，大俱，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这种既顺又抗的骑墙态度使隋文帝杨坚很是不满，于开皇十七年写信斥责高汤：王每遣使入，岁常朝贡，虽称藩附，诚节未尽。王既人臣，须同朕德，而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诸藩顿颡，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义，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数不少，王必须之，自可闻奏。昔年潜行财货，利动小人，私将弩手逃窜下国。岂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闻，故为盗贼？时命使者，抚慰王藩，本欲问彼人情，教彼政术。王乃坐之空馆，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有何阴恶，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访察？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骋奸谋，动作邪说，心不在宾。 大概意思是说你高丽王朝既然已经藩附于我，为何还要煽动靺鞨、契丹与我为敌，并且还磨刀霍霍，对我的使者封锁消息，更有屡犯边境，害我边民。杨坚认为高丽的种种行为已经构成了对隋朝的挑战和威胁。
要知道，自古以来，东亚世界是以中国各大朝代为宗主，周边国家为属国的华夷朝贡国际体制，这种体制，形成于商周时期的天子分封制。中原强大的王朝经常册封邻国，以维持自己的主体地位及边境安全，渐渐的形成了一种册封体制，得到天朝皇帝恩准的国王，才是符合东方国际体系的真正的国王。该部落也变成了天朝的属国，要遵循朝贡之礼。同时，天朝也需承担起了保护该属国的责任。至隋朝时，这一册封体制巩固了下来，成为当时以隋为核心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朝当时已经是四方来朝，但是唯独高丽在这方面敷衍了事，没有诚意。自从北魏世祖册封高丽王以后，高丽一直对中原王朝称臣，并遣使入贡。开皇元年，杨坚建隋，高丽遣使入朝进贡，但在有隋一代，高丽入贡次数寥寥可数，根据《隋书》和《三国史记》记载，高丽入朝的次数日渐稀少。无怪乎隋炀帝在启民可汗帐内对高丽使者言道：“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土矣。”
其实上仅如此，高丽已经明里暗里和隋朝唱起了对头戏，开皇十八年（598）高丽联合靺鞨侵入辽西地区，“元率靺鞨之众万余，侵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退之”，大业三年（607）三月，炀帝巡幸至突厥启民可汗处，发现高丽秘密派出的使者早就到达了那里，种种迹象表明高丽早就与靺鞨、突厥明铺暗盖，其对付的自然是隋。高丽的种种不轨行为，不仅是对隋朝天朝上国地位的挑战，而且也鼓励了其他小国对隋“不忠”，成为隋的隐忧，因此，征伐高丽就有了敲山震虎的意义。
隋朝对高丽的征伐始自杨坚，就在598年，高句丽进攻辽西后，隋文帝就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并下诏黜除高丽王高元官爵。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临渝关（注：今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疫病流行，虽勉强进至辽水，但已无力投入战斗；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于是水陆两路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虽然出兵不利，但目的总算达到，高丽王慑于隋军威，亦遣使谢罪，隋文帝于是罢兵。
可以说，杨广的出兵是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而且也经过了深思熟虑，并不是脑袋发热的心血来潮，大业六年，隋统治集团曾就高丽问题进行过讨论，裴炬力主讨伐，他说：“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令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意思是说，高丽原本是中国的领土，怎能不要，高丽心怀不臣之心，怎能不伐。于是，杨广打着“高丽高元，亏损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的旗号，准备向高丽讨个说法。因此可以看出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攻城掠地军事目的，而更具有政治含义。
当然，就向现代战争打的是科技含量一样，古代战争打的是经济含量，要是中原处于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年代，中原王朝也难以对高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由于统一及隋初十余年的励精图治，隋国力大增，具备了征伐高丽的资本。这从隋炀帝伐高丽时军队的数量规模等可以看出来。隋军兵力113万余人，号称二百万，这还不算那些后勤支援部门，“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如果说，杨广在政治上和工程上还有两把刷子的话，军事领域他的确是门外汉，别看他的头衔中曾经有大将军，也参加过平陈战役，但那都是纸上谈兵，是虚衔，真正的排兵布阵可不是闹着玩的。可纵观杨广的第一次征伐高丽，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大业七年（611）二月巡幸至涿郡（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二十六日炀帝以高丽不遵臣礼为由，下诏征讨高丽，命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于明年春天到涿郡集中。只这一条，就可见杨广军事上的弱智，那有让天下兵马都汇集一地的道理。于是乎，一时之间，洛阳至涿郡的运河上，船队首尾相连，绵延千余里；官道上从全国各地奔赴涿郡的兵卒和运送兵器铠甲等军需的民夫川流不息，拥挤于道，昼夜不停。一场局部战争搞得全国都不得安生，从政治上首先就不可行。
在战役的进行中，杨广的出发点恰恰又是政治因素压倒了军事因素，埋下了攻伐高丽失利的种子。隋朝百万大军分成左右各12军，日发一军，相去40里，首尾相继，长达960里，漫山遍野式地杀向辽东，这不是作战，大军远征，利在速战速决，尤其是劳师以袭远，历史上也罕见这种撒鸭子式的作战方式，根本就是大阅兵。而且在军事指挥上，杨广也越俎代庖，要求“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直接剥夺了前线指挥人员的随机应变权力，无法应对战场瞬时万变的局面。同时，更不可思议的是，杨广还要求部下“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这就把战斗的出发点限定在了敌人不战而降的主观设想上，对可能发生的战事，没有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反倒限制军队的行动，一心等待高丽来投降，甚至招引各国首领一同观战。
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在战略战术上，好大喜功的隋炀帝，摆出亘古未有的庞大出兵阵容，完全违背 “兵贵神速”，“速战速决”的一般军事原则，在作战指挥上，隋炀帝又大权独揽，各将领作战中处处受其掣肘，丧失了许多取胜的良机；再加上辽东地区交通不便，气候恶劣，隋后勤保障不利，致使隋军损兵折将30余万，丢弃军资器械数以万万计，惨败而归。
第一次失败后的杨广并不甘心，大业九年（613）二月，他欲再对高丽用兵：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此次出征炀帝接受上次教训，允许诸将“便宜从事”。隋军包围辽东城，昼夜不停地连续攻城20余日。正当辽东岌岌可危时，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炀帝大惊，不得不密令撤军，军资、器械、攻具及营垒等皆弃之而去。第二次征高句丽又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大业十年（614），隋炀帝发动第三次攻高句丽之战。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在毕奢城（注：即卑沙城，在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大败高句丽军，并乘胜向平壤进发。时高句丽因连年作战，已困弊不堪，无力再战，乃遣使请降，并将去年叛隋奔高句丽的兵部侍郎斛斯政送还。炀帝见已挽回两败之辱，遂班师还朝。
隋炀帝杨广三次征伐高丽，从军事角度来说，应该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损兵折将，劳民伤财，实在是失大于得。但从全局出发，攻伐高丽并不是完全失败的，隋朝三讨高丽，政治目的基本达到，既使周边各族无叛乱之心，稳定了边疆局势，又在辽东及朝鲜半岛上加强了中原王朝的影响，稳定了东北亚局势。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边境虽然无战事，隋朝内部却乱作一团，直接埋下了隋朝灭亡的伏笔。
隋炀帝东征，动用士卒百万之众，征集的民工数量更是远远大于此。据考证，当时隋朝人口4000余万，而被征集用于大兴土木和东征西讨的劳役人次超过600万。《资治通鉴》记载有：“牛车往者皆不返，土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谨，谷价踊贵，……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因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后来，魏征评论隋炀帝之用兵高丽，曰：“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末之闻也。”实乃千古定论。
一代王朝的倏起忽落
隋炀帝杨广陵墓
隋朝自隋文帝杨坚581年创立，到隋炀帝617年亡国，虽然杨广后还有恭帝（617.11-618.5）、秦王浩（618.3-618.9）、皇泰帝（618.5-619.4）在位，但他们都是傀儡皇帝，且在位时间极短，故在此不被列入隋朝的年限。曾经一度海内一统，繁荣昌盛的隋朝，为何“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原因何在？
魏征在探究隋朝灭亡之因时，归纳出了一系列“身亡国灭”的沉痛教训：第一：依恃富强的国力，野心膨胀，好大喜功，丢掉了“无为而治”的根本。第二：为人自以为是，骄傲自满，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一意孤行。第三：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纵情享乐，忘掉朴素节俭的作风，导致全国风气败坏。第四：不行仁政，而推广法治；不施德政，而重刑罚。第五：赏罚极为不公，升黜极为不当。第六：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从而加重人民的徭役租赋负担，导致天下大乱，人不堪命。第七：君臣相蒙，上下相欺，导致政治机器运转失灵，国家政务陷入瘫痪。第八：不重民，不爱民，而把人民当犬马，当敌人，最后导致人民的不满和反抗。第九：行幸无度，放弃关中战略要地，远游扬州，最后死于叛军之手。第十：崇佛道，轻教化之风、矫情施诈之风、请托贿赂之风、奢侈逸乐之风、投机盈利之风、人情滥赏之风、大兴土木工程之风、靡乱无耻之风，道德沦丧、风气败坏，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最终成为瓦解其政治经济体制的腐蚀剂。
魏征的矛头直接指向隋炀帝自身，当然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在封建帝制下，王朝的兴亡，应该由君主负主要责任。但客观地来说，在炀帝统治的前半期，至少到大业十年（614），虽然时间很短，但也出现了隋代最繁荣的时期。这说明，炀帝并非治国无能之辈，除了三征高丽的不明智之觉外，隋炀帝其他的政策和举动也并不是出于奢侈荒淫的本性，而是有着极高的政治远见和战略意图的，并且也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的。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入谷作漕运已有之，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建造宫殿则也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号称世界第一城的大兴城也是杨坚的杰作；甚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所以在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认为：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真正让隋朝走向灭亡的，不是皇帝的能力有限，而是皇帝的性格，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国家命运的帝王的性格对王朝的兴衰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面对父母后清教徒式的生活，近乎变态的嫉妒和近乎畸形的氛围，乖巧的杨广学会了察颜观色，“弥自矫饰”，投父母所好，取悦于人。正如胡戟先生所言：“他是一个在非常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非常人才。” 炀帝和南朝的几个亡国之君不同，并非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开皇元年（581）13岁即出镇并州，封晋王，《隋书》本纪称其"沉深严重"，辅导他的又是以刚毅著称的王韶、李彻。后来历经戎马，建功立业，即位后又“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可见他的性格中具有进取奋发的一面。同时，久被压抑的精神和物质欲望及至即位后乃无限扩张，又溺于享乐无度而不能自拔。这一点，在他的诗文作品中可见一斑，既有《冬至乾阳殿受朝诗》、《饮马长城窟》这样的雅音，也有《四时白纻歌》一类的郑声。而少年发达，功名事业易如反掌的顺境，“固然增长其威望，也纵养其骄骞，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一旦身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现实，以杨广日后的悲剧情结，也是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另外，封建帝王万乘之尊、独一无二的王者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中的致命弱点：唯我独尊、刚愎自用。这一通病在炀帝身上表现得更为严重，也最为典型。杨广笃学博识，多才多艺，智能超群，显赫的出身地位，杰出的文治武功，成了他自负和高傲的资本。史载：“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常谓侍臣日：‘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耶？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他自负才高无伦，从来不听大臣的良言相劝，对于忠谏的大臣一律杀掉。正直有才干的大臣被排斥一空，当时在朝廷之中剩下的多数阿谀逢迎的无能宵小之辈。对于文人名士，隋炀帝心怀嫉妒。大臣薛道衡被赐死后，他恨恨而言：“还能作‘空梁落燕泥’的诗句吗？”王胄被杀，炀帝又背诵这位大臣的佳句，并阴狠地嘲弄：“‘芳草无人随意绿’，王胄再也作不了吧。”隋炀帝外表威严持重，内心却充满狠毒与猜忌。居然还公开对大臣宣称过：“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 这是明显的近小人远君子的亡国之言，于是乎，司马光评论说：“君明臣直。裴矩在隋炀帝面前是个佞臣，在唐太宗面前忠于职守，不是裴矩性格有改变。君主不愿臣下提缺点，则忠臣化为佞臣；君主喜欢臣下提批评意见，则佞臣变化为直言忠臣。可见，君主是表率，好像华表，臣下是影随。根子还在君主身上啊！”
杨广的身上融合了高超能力加卑劣人品的典型，一方面是高瞻远瞩、雷厉风行、一往无前，另一方面是随心所欲、急功近利与妄自尊大。这些集中体现在大业八、九、十年，炀帝连续三征高丽，这是他人生、事业的转折点，也是隋王朝从极盛急剧转向乱亡的转折点。首征高丽以隋军的惨败而告终，不可一世的炀帝遭受了他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失败，自尊自大的他当然不会从自身方面去寻找失败的原因，认真总结其惨败的教训，而是将责任推给各个将领，盛怒之下他严惩了宇文述等几名带军不利的将领。这次失利，也使炀帝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帝自八年以后，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其根本原因不是农民起义，那时尚处在初发阶段，其人数并不多，规模影响也并不大，而且一向自命不凡的炀帝对于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是非常藐视的。而是征战高丽的惨败，他在众目暌暌之下蒙受的奇耻大辱，充满自信和狂傲的心受到的致命打击，失去理智的炀帝此时根本不会去考虑如何治愈这次远征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创伤，而是急于要去报仇雪耻，去重新赢得对高丽战争的胜利，以挽回其大国天子的尊严，抚平心灵的伤痛，第二次征高丽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进行的。
二次征伐高丽中杨玄感的反叛，给了隋炀帝一个严厉的警告和信号。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分裂日趋激烈，农民起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此时隋炀帝的当务之急应是悬崖勒马，改弦更张，调整政策，采取适当措施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维护国内的。但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他却一意孤行，视当时极为严峻的局势而不顾，不平高丽，难平心中的愤恨和羞辱，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三伐高丽。大业十年二月，炀帝“诏百僚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戊子，诏复征天下兵，百道俱进”。
在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人观察世界的角度是有盲点的。在酝酿规划时，杨广考虑了财政平衡、物资储备、技术难题，却独独没有考虑那些提供劳役的底层民众的承受能力，不懂得动用兵役夫役的基本限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说过，“暴力还是由经济力量来决定”，农耕社会的军队调用都必须遵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原则，养兵用兵都需根据民力即经济能力而定。在封建自然经济条件下，脱产官吏和军队若超过人口3%，通常便会超过社会负担能力。隋廷最盛时人口统计为4600万人，若加逃税隐漏者至多不过6000万，炀帝时服兵役劳役者至少超过800万，尽发男性青壮尚不足，竟至“役及妇人”。
隋炀帝的性格也直接导致了隋朝速亡的悲剧，虽然隋朝末年起义蜂起，但大隋是有能力平定起义、叛乱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手下李渊的军队后来平定叛乱看出，但可惜的是，在一连串的打击后，杨坚彻底丧失了东山再起的信心，采取了消极颓废的逃避行为，躲到了江都（扬州），再无意北返，对他诤谏的则获罪，最后甚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报告。如此又一年多。617年冬天，唐国公李渊（也就是后来的唐高祖）入长安，立他孙子杨侑为帝，尊他为太上皇，炀帝也无行动反应，“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在618年那个凄雨绵绵的早春，被困江都的杨广只能终日醉酒消愁，哀叹颈上好头颅不知谁来斩，却仍不明白众叛亲离的根本原因。他在身边军人叛乱前不久，还赋诗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真可谓至死不悟。因之后人论及昏君暴主，莫不以隋炀帝为最！
当然，除了隋炀帝的性格因素外，当时的隋朝的统治阶层内部格局也是导致隋朝速亡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杨坚建立隋朝是依靠关中大姓家族的支持，但杨坚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针对世族势力的政策，使得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为明显，但仍然没有从根基上动摇世家大族的实力，李渊在《授三秦豪杰等官教》一文写道，“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凑，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馀，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说明了关中豪强的数量、质量很高，势力强大。
再有就是从江淮到岭南地区，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南朝的统治地区，有众多支持南朝的豪强地主，隋朝建立之后，它们大都成为隋朝的异己力量。所以，后来在南方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反抗隋朝的叛乱，其时，陈之故境，大抵皆反。隋文帝虽然平定了这次大暴动，但是采取的是镇压和妥协结合的方式，很多叛乱头领后来成为了州郡的刺史、县令，所以这股强大的势力并没有被根除，一旦天下有变，这些潜在的力量立即起兵反隋。还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今河南、山东一带的中原地区，隋征吐谷浑后，国家马驴死者十有八九，后征高丽，隋炀帝诏征马匹十余万，主要出自中原，中原富人因此破家者十家而九，反心尤盛。
统治阶级内部的三股势力，以李渊、杨玄感为代表的隋朝高官显贵，以萧铣、沈法兴为代表的南朝残余势力，以梁师都、刘武周为代表的地方大族豪强群起反隋，隋朝不仅失去了天下民心，而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地主阶级的支持。杨玄感起义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是杨素之子，杨素死后，袭爵楚国公，官至礼部尚书。杨素晚年已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恰在此时杨素病逝，躲过了一劫。而作为杨素后人的杨玄感，已经感到了处境的危险。大业五年（609），玄感随炀帝西征吐谷浑。其间，他就试图趁警备松懈、侍卫疲惫之时，刺杀炀帝。其叔父杨慎认为时机不成熟，玄感才未施行。大业九年（613），炀帝二次东征高句丽，命玄感在后方督运粮草，当时百姓苦于连年征战、劳役繁重，怨声载道，人心思变。玄感认为举兵讨伐炀帝的时机成熟了，遂与所督民夫讲：“当今皇帝无道，不顾百姓死活，玄感愿与诸位起兵杀无道昏君，救亿万黎民，如何？”听者无不踊跃相从，大批达官子弟投到杨玄感的旗下，参加讨伐炀帝的战争，可见统治阶层内部的四分五裂。
李渊也是如此，他是隋朝宗室，其母与隋朝独孤皇后是姐妹，所以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李渊起兵反隋的目的就是趁火打劫、称帝建国，他拥立尚未成年的代王侑为帝，遥尊远在江都的炀帝为太上皇，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待炀帝在江都被杀，李渊就迫不及待地逼迫恭帝杨侑退位，自己黄袍加身，建立了唐朝。
而另一灭隋的关键人物是宇文兄弟，宇文兄弟指宇文述的3个儿子：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和宇文士及。宇文述是隋朝开国功臣，是隋炀帝最信任的大臣。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都曾违反炀帝禁令而获罪。大业十四年（618），大量跟随炀帝来到江都的北方兵士，不愿久留南方，想设计逃回北方。宇文兄弟正好利用了这股力量，实现了弑君、兵变的目的。三月十日，江都兵变发生，次日，炀帝被宇文兄弟缢死，隋朝灭亡。历史与杨家开了个残酷的玩笑，隋朝起自宇文世家，又灭于宇文世家。
正如参加了隋末起义的魏徵在《隋书》所说：“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识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师用兵之势！但人自为战，众怒难犯，故攻无完城，野无横阵，星罗棋布，以千百数。豪杰因其机以动之，乘其势而用之，虽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将，连踵复没，莫之能御。”在隋末乱局中，最终还是贵族们得到了传国宝鼎。
隋朝是在中国经历长期分裂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其情况颇似秦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外表强盛至极，在大一统的表面下却涌动着各种割据势力的暗流，统治阶级内部埋藏着深刻的不安定因素，统治基础很不稳固。这种隋政权本身固有的缺陷，才是隋朝在强盛之际，转而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