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原城到长安都
古太原城东门
公元566年，即北周武帝宇文邕天和元年，李渊在长安（今西安市）出生。对于李渊的家世渊源、出身籍贯，旧史上的记载颇多歧异，疑团不少，就连其籍贯都无法确定，一说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挑），一说赵郡（治今河北赵县）。至于说其祖上为西汉名将李广之后，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等等，无非是拉虎皮做大旗，粉饰自己的门面而已。按照著名史家陈寅恪的说法：“李唐先世本为汉族，或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之‘假冒牌’，既非华盛之宗门，故渐染胡俗，名不雅驯。”
李家真正发迹的是李渊的祖父李虎时期，李虎因为积极参与后魏权臣宇文泰的政变并获得成功，与宇文泰、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8人一起被称为“八柱国”，官居太尉，还被赐予鲜卑姓大野氏，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这就是后来李渊所建大唐年号的来历。
父贵子荣，李渊的父亲李昞也在北周时官居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爵唐国公。由于父亲早死，家中排行老四的李渊7岁就袭爵唐国公。他的母亲独孤氏，是同为八柱国之家的独孤信的女儿。细论起来，李渊还是隋文帝杨坚的外甥，隋炀帝杨广的表兄弟。与所有的政治婚姻一样，李渊的妻子窦氏，也是鲜卑军事贵族，其父窦毅，在北周时为上柱国，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所以窦氏就是武帝的外甥女。窦氏育有四子，分别为建成、世民、元霸、元吉。窦氏对李渊的影响很大，早在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时，窦氏就对隋朝恨之入骨：“我恨自己不是男子，无法为舅舅家扫除祸患。”虽然没有史料证明这与李渊起兵反隋有直接关系，但势必会成为李渊考虑的因素之一。另外在政治方面对李渊也很有帮助，李渊原来有不少骏马，她曾经劝李渊迎合隋炀帝对声色犬马的喜好，将自己的数匹骏马进献，李渊开始还舍不得他的骏马，结果招致隋炀帝的不满。后来窦氏在45岁时去世，李渊这才细细琢磨亡妻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经常给隋炀帝送骏马鹰犬，隋炀帝果然异常高兴，很快升李渊为将军。
可以说，李渊一登场就是皇亲国戚，这极大地缩短了他通往帝王的路途，他也自言“承七叶之余庆，资五世之克昌；遂得地臣戚里，家称公室”。而且史称青年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率真，宽仁容众，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
李渊的发家之地是太原。在此之前，他曾做过荥阳（今河南荥阳）、楼烦（今山西静乐县）两个郡的太守，后来任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大业九年（613），隋炀帝征伐高丽时，李渊在怀远镇督运粮草。这时，杨玄感利用民愤举兵反隋，后来失败。在这期间，李渊奉命镇守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县），615年调任山西、河东。第二年，他升为右骁卫将军，任太原道安抚大使，从此落脚太原。
镇守太原之初，李渊就表现出过人的军事谋略。隋炀帝从楼烦巡游到雁门时，被突厥兵包围，因为李渊的太原兵才得以解围。隋炀帝便让他和马邑郡守王仁恭一同北击突厥。但他们的兵马很少，不足五千。李渊便选出擅长骑射的两千骑兵，仿效突厥兵，向突厥炫耀武力，等和突厥兵遭遇时李渊便下令攻击，结果打败突厥，从此之后，突厥不敢再轻易南下了。
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正式任太原留守，成为一地最高长官。太原是军事重镇，不仅兵源充沛，而且饷粮丰厚，军粮可供10年之用。李渊在此扎下根来，开始积蓄力量。为了巩固太原这块根据地，李渊制定了向北求和，向南扩张、对内拉拢的战略方针，北面和突厥交好，消除隐患。集中力量在南面镇压魏刀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魏刀儿外号历山飞，共有10万多人，李渊和副留守王威领兵五六千与之决战于河西郡（今山西汾阳）的雀鼠谷，李渊兵分两路，一路以辎重为主，引诱历山飞纵兵抢掠，趁敌军混乱之机，李渊率另一路骑兵突然袭击，一举冲垮敌阵，以少胜多地击败了历山飞起义军，李渊通过收编其残余，进一部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李渊又命次子李世民在晋阳密招豪杰，倾财赈施，广纳贤才，其长子李建成也在河东暗中交结英俊，发展势力，晋阳一带的官僚、地主、豪绅也纷纷投靠李渊。
隋朝末年，由于繁重的徭役和无休止的兵役，民不聊生，纷纷起而反抗，农民起义烽火遍布全国。在反隋斗争中，各地起义军逐渐汇集成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和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三大反隋主力转战中原、河北和江淮地区，极大地动摇了隋朝统治基础，造成了隋王朝总体崩溃形势。在这种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策划起兵的新动向，分崩离析，各自寻谋出路。河东地方官吏中一些人看到隋朝大势已去，也和隋朝统治者同床异梦，这些人不断向李渊劝进起兵，建立新王朝。李渊次子李世民是太原起兵的主要策划者，晋阳县令刘文静向李世民分析当时的形势说：“现在炀帝远在江淮，李密围攻洛阳，各地起义军不下数万，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有人起来倡呼，取天下易如反掌。太原有许多豪杰，可以集兵10万，加你所带的数万军队，乘虚进入关中，号令天下，就可以成就帝业。”
李渊也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服为名，招募士兵，购买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正当李渊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事时，恰逢与突厥作战失败，隋炀帝准备把他召到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治罪，裴寂、许世绪、武士彟等纷纷劝李渊起兵，李渊终于下定了反隋的决心。
在付诸行动前，李渊成功地假造了隋炀帝诏书，伪称要征发太原、西河（今山西汾阳县）、雁门（今山西代县北）等地20至50岁男子，集合到涿郡（今河北涿州市），东征高丽，搞得人心慌恐，更加剧了反抗隋朝的情绪，奠定了起兵的舆论和群众基础。在军事上，李渊以讨伐马邑人刘武周为名，积极募兵，远近的武装纷纷云集，不几天就有近万人加入李渊直接控制的军队。
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贸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史称“晋阳事变”。晋阳事变，是李渊集团公开起兵的开始，然后他北联突厥贵族势力，依靠关陇、河东地主集团的力量，于公元617年7月，率军3万，正式起兵晋阳。在他发布的檄文里斥责隋炀帝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穷兵黩武，致使民怨沸腾，“豺狼充于道路”，因此，李渊尊炀帝为太上皇，拥立镇守长安的代王杨侑为帝。
李渊在起兵后，清醒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制定了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先取关中，再统全国的战略。当时李渊的周围有几股势力很大的集团，首当其冲的是突厥，其次是李密领导的瓦岗军，还有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相比之下，李渊的势力最为弱小，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或默许。为了使突厥成为可以借用的力量，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为了稳住突厥，李渊委曲求全地用了臣子的语气。
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于是他写信称李密，对李密极力吹捧，说自己没有取代隋朝之意，先麻痹李密，让他阻挡中原的隋军西进。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
在稳定好自己周围的强敌后，李渊便以进军关中拿下长安为最终目标，西进的第一个障碍便是西河郡。西河郡隋将得知李渊起兵的消息，闭城拒守。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兵攻打西河，并派太原令温大有参谋军事，仅仅用了9天时间便攻下西河。李渊命令开仓赈饥，招募士兵，把军队分为三军，李渊为大将军，李建成封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领左三军，李世民封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领右三军，将军府、都督府各置官属，裴寂和刘文静为长史司马。统成了强有力的军事机构，力量更加壮大。
随后李渊命李元吉留守太原，亲自率军3万，在西突厥兵协助下，向长安进发。长安代王杨侑派虎牙郎将宋老生、骁卫大将军屈突通抵御李渊，双方在霍邑交战。李渊指挥军队前后夹击，隋军腹背受敌，遭到惨败，宋老生被杀，霍邑被攻克。接着，李渊相继攻克临汾郡和绛郡（今山西新绛县），进逼龙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关中势力最大的一支武装孙华和冯翊（今陕西大荔县）太守萧造投降李渊。
此后，李渊又攻打河东，隋将屈突通固守，久攻不克。李渊权衡了裴寂攻下河东再进入关中和李世民直接入关中的两种意见，各取其长，分兵两路，留诸将围攻河东，牵制屈突通，自己率领李建成、李世民大军攻取长安。11月，李渊汇合李建成、李世民、刘弘基之兵20余万攻打长安，下令军中，不许侵犯隋朝七庙和代王宗室，违令者夷其二族，遂命诸军攻城，军头雷永吉率先登上城头，京城长安被攻克。李渊大军占领京师以后，“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为稳定局势，立即出城驻扎，同时与民约法12条，废除隋朝苛政，得到了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和拥护。
公元617年11月，李渊在长安迎立代王杨侑为皇帝，即隋恭帝，改元义宁，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为大丞相，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李世民为秦王。这实际上是李渊在政治上确立了代王为正统，“废昏立明”，扛著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虽失意于后主（杨广），幸未负于先帝（杨坚）。”就是说，虽然背叛了隋炀帝，他也不想落个臣子谋篡的恶名，既不失忠义，还能够实现改朝换代的目的，显示出李渊过人的政治才干。隋炀帝一死，李渊便甩开了隋恭帝，在武德元年（618）逼杨侑禅位，称帝建立唐朝，改年号为武德，定都长安。
李渊从太原起兵到攻克长安，只用了短短的5个月时间。一方面，隋末农民战争蜂起，牵制了隋军大量兵力，使隋朝统治集团无力西顾，关中空虚。另一方面，李渊在攻取长安的过程中，运用战术巧妙，各个击破，实施政策有效，秋毫无犯，得到了关中地主阶级支持，减少了阻力，因而能够迅速攻占长安。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关中地区进可攻退可守，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军事外交的强盛：开国皇帝东征西战
唐朝开国后，许多地方还在分裂之中，基本有三种不同的势力，一个是农民起义军，主要以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河北窦建德、刘黑闼和江淮地区杜伏威、辅公祏等为中心；一个是隋朝的官吏和地方豪霸，如河东隋朝大将屈突通，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薛仁杲等；还有就是江南的南朝的后裔，如江陵一带的萧铣，他们有的依附突厥，有的独占一方。从各方面综合考虑，李渊的实力也不是最强的。为了消灭群雄，统一全国，他实施了先西北后东南的渐进战略。
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北方的割据者一般都要和突厥结盟，向其称臣，不仅仅是李渊如此，其他的如窦建德也迫不得已向突厥求和，受其控制，刘武周和梁师都也得到突厥的支持。因此，处理好与突厥的关系，稳定好大后方，是李渊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突厥在隋朝初年分裂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分。当时，威胁唐朝的主要是东突厥。西突厥虽然也很强大，但无意进攻中原，于是李渊便联合西突厥以牵制东突厥，力求避免两面作战，这种策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基本保证了长安地区的安定，也为统一之后，唐太宗李世民的大规模反攻突厥奠定了基础。
解决了身后事，下一步就是家门口的事情了。为了巩固和稳定关中，李渊首先迫使河东（今山西永济）的隋朝大将屈突通投降。然后全力对付金城的薛举父子，薛举是隋朝金城郡（今甘肃兰州）的富豪，在617年，先称西秦霸王，后来又称帝，占据了全部陇西，兵力有13万多人。李渊通过两次出兵，将其彻底击溃，收归了陇西。很快，第二年四月，在河西凉州（今甘肃武威）称帝的李轨也被俘虏。刘武周也是李渊的一个劲敌，他起兵较早，和突厥勾结势力比较强盛。公元629年，刘武周联合突厥南下占领了并州，唐朝的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无力抵抗，弃城而逃。李渊先派裴寂出击，也大败而归。李渊这时想放弃这个地区，遭到李世民的反对。最后李世民领兵出征，用坚壁清野消耗对方的战术，全面击溃了刘武周的部队。刘武周逃到突厥，后来被杀。唐朝又恢复了原来在河东地区的统治。巩固了关中根据地，李渊以皇帝的身份传谕郡县，发布政令，依靠政治手段招纳很多地方的隋朝官员归附。
周围的劲敌消灭之后，李渊便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原。当时，李密所领导的瓦岗起义军已经解体，在中原的主要对手是河北地区的窦建德起义军和洛阳王世充集团。王世充原是隋朝的江都通守，隋炀帝杨广被杀之后，他拥立杨侗为帝，又打败瓦岗军，除了李密和部分军队外，其余的瓦岗军都被王世充收编。到公元619年，王世充自己称帝，建立郑国，定都洛阳。李渊对此采取了远交近攻、先王后窦、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在派遣使者暂时稳住窦建德的同时，由李世民统率唐军精锐主力进攻东都洛阳，首先消灭王世充集团，最后将王世充围在了洛阳一座孤城里，又在虎牢之战中一举击败驰援洛阳王世充的窦建德10万大军，紧接着又迫降了困守洛阳的王世充，从而翦灭了当时中原地区的两股主要武装势力。武德四年（623）七月，窦建德的部下刘黑闼复又再起，次年称汉东王，联络突厥进攻山东，武德六年初，也被镇压。
这次战役由于运用战略正确，取得“一举两克”的重大胜利，创造了我国古代“围城打援”的著名成功战例，这也是李唐统一全国的最关键一战，唐朝时期的名将如李世勣（徐懋功）、程知节（程咬金）、秦叔宝（秦琼）、尉迟敬德（尉迟恭）等均参加了这一战役。至此，唐王朝的统一事业基本完成。
隋朝末年，萧铣趁乱割据在江陵一带。萧铣占领的地区非常广阔，南到交趾，北到汉水，西达三峡，东及九江。但萧铣和其他割据者一样胸无大志，只是想偏安一隅。萧铣是原来南朝梁宣帝的曾孙，由于隋末各地起义不断，作为梁朝的后裔萧铣被地方将校推为首领，割据反隋，声称要恢复梁的疆土。隋炀帝杨广死后，一些隋朝的将领也投靠了他，其地盘不断扩大，成了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李渊在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的同时，于武德二年（619）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萧铣投降，其领地全部归入唐朝版图。
割据江淮一带的是杜伏威，他占据历阳，自称总管。唐军围攻洛阳时派人招降他，杜伏威便投降了唐朝，被李渊封为吴王。杜伏威让属将辅公石留下统领兵将，自己请求入朝，留在长安做了人质。几年后，辅公石起兵反唐，称帝对抗唐朝，结果李渊将杜伏威杀死，派大将李靖等讨伐，不久，辅公石被当地武装抓获，送唐军营中处死，江淮地区也宣告平定。
梁师都也是隋朝末年趁农民起义的乱世割据称帝者之一，梁师都的存在主要靠突厥的支持，由于李渊派兵四处征讨，无暇顾及，后被唐太宗击败，完成了李渊没有完成了统一大任，彻底结束了隋末以来的大乱局面。
在整个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李渊始终是直接部署和筹划人，是战略的制定者和战役的最终决策者，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同时，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换句话说，李渊正是全国统一战争的实际最高指挥长官。
政治管理的出色：贞观之治的开创者
开元通宝
李渊称帝后，百废待举。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唐朝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在李渊时期已基本上初具规模。
作为军事起家的将领，李渊非常重视军队制度建设。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但很快他就逐步将手下军队纳入了府兵制度中，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沿用至唐朝。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出征。农闲时由兵府负责操练，提高战斗力。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李渊分关中为12道，置12军。三年，12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12卫和东宫6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绩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在政治体制方面，李渊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又有一些发展，形成了中央以三省六部为主体、地方州县两级区划的行政体制。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户籍和赋税；吏部掌礼仪和科举；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刑狱；工部掌土木工程；每部又分四司来作为办事机关。中书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是决策机关。门下省则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职责是监督、弹劾文武百官。不过，在武德年间，担任尚书令的李世民因为长期统兵在外，基本上是以专门为他设置的天策上将府和所领的陕东道行台为实体。“随时署置，务从省便”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到武德七年，由于统一战争基本结束，国家体制才以“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地方的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长官分别是刺史和县令。刺史每年要巡查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令要负责一县的各种事务。县以下是乡、里。
唐初的赋役制度主要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均田制继承自隋朝：丁男授田一顷，包括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对于贵族田地也有限制：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从一百顷到五顷不等。在职的官员从一品到九品，授田数从30顷到2顷不等。此外，各级的官员还有职分田，用地租补充，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均田制对土地的买卖也做了限制，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人多地少的地方往人少地多的地方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相比较而言，李渊载起基础上又规定了受田者纳税，不受田者不纳税的政策，可谓有所发展进步。
在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又实行了租庸调制，武德二年二月，初定“租庸调”法，到武德七年又加以完善，规定租赋以外不得横征暴敛。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2石，这是租；每年交绢2丈、棉3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3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20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15天则免调，加30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30天。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的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更有利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在钱币政策上，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3）七月十日，朝廷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方孔圆钱，“开元”有“开新”的意思。钱币重一两，我国币制中的一两十钱制由此时起源。其面文隶书“开元通宝”四字，由唐初书法家欧阳洵书写，字体端正有力。开元钱的出现宣告了自秦开始流通了800多年的半两和五铢两种货币的终结，“通宝”一词从此被历代王朝所沿用。
唐朝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完善了很多。参加考试的一是国子监所属学校的学生，叫“生徒”，一是各地的私学中通过州县保举的学生，叫“乡贡”。科举的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常举，二是制举。常举每年定期举行；制举则由皇帝临时进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频繁。常举的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等，其中进士和明经最受欢迎，因为这是做官的重要途径。进士一科主要考诗词和歌赋，还有时务政策。
建国初，李渊还积极着手法律建设。在隋朝末年，隋炀帝随意破坏法制，致使用法混乱。李渊占领长安之后，便和刘邦一样，和百姓约法12条，除了杀人、劫盗、叛逆处死之外，其余一切苛刻法律全部废除。称帝建立唐朝之后又废除了隋炀帝徒有虚名的《大业律》，他令裴寂、刘文静、殷开山等人在隋《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律令，即《武德律》，重要的思路就是“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废除了隋朝大业年间的酷刑，“务在宽简”。他后来的继承者在修订法律时也基本上是延续了这样的思路。现存的《唐律疏议》作为我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中华法系的代表，其蓝本正是《武德律》。
在文化教育方面，李渊也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在唐朝，儒家非常受尊崇，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李渊对教育的重视可以从他专门颁布的敕令中看出来：“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行先王之典谟。”
同时，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相州邺人傅奕。李渊在做隋朝地方太守时和傅奕结识，李渊建立唐朝后任命他为太史令。公元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但李渊最后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
在文化贡献方面，李渊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编图书，引用的古籍共有1000多种，为后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另外，李渊还留下了不少的治国之道。在总结隋朝用人方面，唐高祖说：“隋末无道，上下互相蒙蔽，皇上骄横，臣下谄媚奸佞之徒不断，皇上不知道改正自己的错误，臣子不为国尽忠，最终使国家危难，自己也死在佞臣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邦定国，平定乱世要用武将，守成治国要靠文臣，使他们各尽其才，国家才能安枕无忧。”他还有著名的《罢贡异物诏》，禁止进献珍奇之物。他说这样会玩物丧志，隋末因为奢侈浪费，喜好奇珍异宝，致使臣下纷纷进献，结果闹得民怨沸腾，国亡身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历史上声誉蒙受损失较大的一位皇帝，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其前后两个皇帝（隋文帝和唐太宗）表现都非常突出，二是很大程度上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后代精心地掩盖了。实际上，恰恰是他策划了太原起事，并胜利地引导唐军进抵隋都，他所制定的战略保证了唐军能左右逢源、各个击破，并且直接促成了全国的重新统一。也正是他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为后世奠定了良好的组织结构和经济军事基础。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棰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作用和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严格来说，是他开创了“贞观之治”，而唐太宗是完成了“贞观之治”。这正如统一全国的战争是李渊全面统领部署的，但真正统一则是到唐太宗的时候才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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