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英雄出少年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李渊和窦氏共生四子，长子建成，三子元霸早死，四子元吉。李世民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十二月戊午生于武功别馆（今陕西省杨凌区李台乡建子沟村南）。和大多数具有帝王血统的婴儿相似，李世民在一出生时就先声夺人，风头已然盖过了老爸李渊，史书称其出生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前后三日才离去。后更有一善于相面之人，对李渊言道：“公是贵人，且有贵子。”对李世民褒奖有嘉：“此小儿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弱冠之年必能济世安民。”这也许是李渊采“济世安民”之意，以“世民”名之的原因。从相貌上来看，李世民是典型的胡汉混血儿，有着明显的胡族的体貌特征：浓眉，眼睛较深，胡须微卷，脸部线条硬朗，身形矫健，英俊而不失勇武。
“虎父无犬子”，作为关陇军事贵族子弟，又是胡汉混血儿，自然深受军事阀阅世家的熏陶与西北游牧民族的影响，李渊是通过较量射箭才娶李世民的老妈，所以李世民不减其父之风，自少年始，就爱上骑马射箭。贞观初，他曾经对萧瑀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痴迷练武的李世民，对习文似乎不甚热衷，虽然他接受儒家教育，但是对文化就稍逊风骚了，正如他后来回忆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北方人性情豪爽，他本人更是“且性刚烈”，脾气一发起来，脸都胀得紫红，让人觉得他蛮劲冲天，嗔目瞪起，一言不合就要大打出手。
李世民16岁那年娶长孙氏为妻，其时长孙氏年13岁。长孙氏是河南洛阳人，先祖系北魏皇族拓跋氏，他们的先祖担任过宗室长，故改名为长孙。长孙氏的父亲叫长孙晟，是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氏的哥哥叫长孙无忌，后来成为贞观期间重要的元老级大臣。
就在这一年，李世民开始崭露头角，正所谓“乱世出英雄”。隋大业十一年（615）八月，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始毕可汗率数十万骑围困在雁门。情势万分危急，将求救诏书缚于木板之上，顺汾水漂流出城，号令各地派兵救援。16岁的李世民毫不犹豫地也加入了救驾的队伍里。刚开始的时候，军队一时还没能集结足够数量，显得敌众我寡。李世民便向屯卫将军卫定兴进言，要想法迷惑突厥，使他们以为隋军数量巨大。“必赍旗鼓以设疑兵。且始毕可汗举国之师，敢围天子，必以国家仓卒无援。我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云集，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矣。”果然使得突厥军队摸不清虚实，看着增援部队从眼前驰过，却不敢进攻。当然，这种说法还待考证，把功劳全归到李世民头上显然是言过其实。司马光在《通鉴》中给了我们另外一个答案，杨广派密使绕道小路到突厥，向义成公主求救。义成公主派人向阿史那咄吉警告（佯告）说：“北方边界有紧急情况！”而此时，东都（洛阳）及各郡的援兵已赶到，阿史那咄吉见势不利，又忧虑后方大门有变，只好于九月十五日引兵北归，从而解除了雁门关之危。不过话说回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从这件事不难看出，年纪轻轻的李世民懂得用脑子思考敌我双方的对比，制定谋略，决不是呈血气方刚的贵族子弟。
两年后（公元617年），李渊就任太原留守，十八岁的李世民跟随父亲来到了太原。当时的隋王朝各地战火纷起，不久就有一支军队来攻打太原。李渊率部出击，深陷敌阵。在这个紧要关头，李世民飞骑冲入万军阵中与父亲会合，父子合力而最终突围而出。
隋末群雄并起，战乱纷呈，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611年王薄起，到628年最后一位民变领袖梁师都被新兴的唐王朝所灭，18年间，兵变民变以及宫廷政变共136起。作为一方势力的李世民家族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在事关全局的太原起事中，相比于父亲李渊，李世民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高祖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而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镇静之也。”也就是说，做父亲的李渊沉稳持重、深谋远虑，承担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角色。而李世民则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担当的是一个做大事的尖兵角色。举事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阳谋，一种是阴谋。李世民结交豪杰是阳谋，李渊在背后暗中支持，则是阴谋的手段。他不出面，由血气方刚、豪迈倜傥的儿子去结交天下英雄，而自己却在背后掌控全局，沉着策划，谋定而后动，这正是李渊的老谋深算之处，他才是李世民背后的那只“黑手”。
起兵之后，28岁的李建成任左领军大都督，18岁的李世民任右领军大都督，互相配合作战。而战功最显赫、才智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非李世民莫属。
首战西河郡旗开得胜。西河郡在太原的西南面，是以后进兵长安的必经之路。李世民和李建成兄弟二人治军严明，长驱直入，攻下西河并生俘郡丞贪官高德儒，并且为使自己的行动师出有名，李世民只杀了郡丞高德儒，“自余不戮一人”。认为高德儒的罪状不在抵抗，而在于其“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概因为在此前两三年，有两只孔雀“飞集宝城朝堂前”，而以高德儒为首的十几个人，愣说看到了凤凰。凤凰现身，那可是太平之瑞啊！虽然事情“无可得验”，隋炀帝还是很高兴，擢拜高德儒朝散大夫，“余人皆赐束帛”，还在那地方造了仪鸾殿。西河首战大捷，李世民兄弟往返只用了9天，李渊迎接凯旋而来的两个儿子时兴奋地说：“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
首战获胜，促使李渊决意西向关中。七月李渊自太原（今太原西南）南下，途中李渊一度动摇，欲还师更图后举。世民坚决主张继续进军，提出先入咸阳，号令天下的方略。八月，进攻霍邑（今霍州），先率轻骑至城下，诱隋守将宋老生出战，继而率骑猛冲其侧背，配合李渊、建成正面攻击，斩宋老生。
九月，军至关中门户河东（郡治今永济西南），久攻不克后，李世民主张先入关直取长安，长安一下则河东不战自降。李渊采纳了他的意见，兵分两路，一路取长安，一路继续围困河东。果然在长安攻陷之后，河东守将见大势已去，开城投降。李渊立代王杨侑为帝。世民被封为秦国公。十二月，率兵大破陇右割据势力薛举所部10万人于扶风（今陕西凤翔）。次年四月，大破隋将段达追兵，置新安、宜阳二郡（治今河南新安东、宜阳西）而还。
隋大业十四年（618），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国号为唐，定年号为武德，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哥哥被立为太子，弟弟李元吉被封为齐王。
李渊在称帝之后就不便于亲征了，而建成也要在长安辅佐父亲处理政务，这样，平定各方势力统一全国便成了李世民不可推卸的责任。20来岁的李世民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前后用了十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项艰巨的统一战争任务。为统一全国，唐朝先后进行了六次大的战役，这6个战役李世民就指挥了4个，全部取得了胜利，为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第一次是对陇右薛举父子集团的战役，唐武德元年，薛举率军进攻关中，双方在现陕西长武县发生激战，因部将轻敌，遭薛军袭击，李世民打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大败仗，退回长安。八月，薛举卒，其子仁杲袭位，世民再次率兵进击。以深沟高垒，坚壁不战，养精蓄锐，与薛军相持60余日，不准部下迎战，还下令：“敢言战者斩！”这主要是为了使自己的军队士气得到恢复，同时也挫敌锐气。等时机成熟时，李世民便命令属将先诱敌深入，然后全军出动聚歼。十一月，薛军粮尽，将士离心，遂遣将列阵浅水原，诱薛将宗罗睺出战，自率大军出其后，前后夹击，一举击溃十余万薛军，迫使仁杲出降，消灭了陇东集团。因功拜太尉，节度蒲、陕、河北诸总管兵。
第二次，割据代北的刘武周引突厥兵南下进攻唐朝，攻占了晋阳河东，唐军屡战失利，关中震骇，李渊欲弃河东以守关中，世民谏阻，请战出征。十一月，率兵东渡黄河，进屯柏壁（今新绛西南），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对峙。针对宋金刚兵精将猛，但孤军深入、军无蓄积等情况，采取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治今汾阳、隰县）以冲其心腹的待机破敌方略。至三年四月，宋金刚因粮尽退兵，遂乘势穷追，两天不吃饭，三天不解甲，昼夜兼程200余里，交战数十合，于介休（今属山西）大败宋金刚，收复太原。刘武周、宋金刚逃奔突厥。
第三次是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役。这次战役规模为唐统一战争中最大的。在这次战役中，李世民先将王世充击败，围困在洛阳，令其无粮草供应，待其自毙。就在洛阳将下未下之时，河北的窦建德军十余万众、号称30万为救援王世充，突然出现在唐军背后，李世民力排众议，果断分兵，以一部继续围城，自率骁勇3500人扼守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阻击窦建德。相持月余，建德数战不利，将士思归，世民又遣将抄其粮运。五月初二，诱建德出战，唐军按兵不动，待其气衰，发兵破阵，在虎牢之战中一举歼之，俘获5万人，擒窦建德。随后回师洛阳迫降王世充。这次李世民一举两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唐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第四次是平定刘黑闼的战役，刘黑闼是窦建德的部下，他打着为窦建德复仇的旗号，在河北起兵反唐。李世民指挥了平定其第一次起兵的战役，仅仅两个月就取得了胜利。世民引兵南下，进击降唐复反的兖州总管徐圆朗，连克十余城，胜局略定，自还京师。江淮起义军首领杜伏威慑于世民兵威，降唐入长安。
20多岁的李世民，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其指挥的战役中往往是以少胜多，经常是轻骑数人便深入敌阵，与如今动作大片里的孤胆英雄没有两样。在和刘武周的宋金刚部作战中，由于他和尖兵部队推进得太快，大部队和粮草供给根本追不上，一昼夜奔袭200余里，途中大小战数十合，二日不食、三日不解甲，最终在山西介休找到了宋金刚的主力部队并立即发动攻击，一天之内就连续突破对方的八道防线、歼敌过万，这种近似乎玩命的打法使部下也奋勇无比，完全就成了一支精英敢死队，敌军简直是一触崩溃，以逸待劳的十万大军居然就这样被李世民所率的几千疲乏之军打得一败涂地。而在经典的虎牢关之战中，李世民更是以区区3500人挑战窦建德的10万大军，仅获虏就5万余人。
李世民指挥作战有他的一套谋略，这些策略一方面是得力于父亲的教诲，如在早期镇压变民历山飞等人过程中，李世民曾随父亲同行，李渊就用疑兵之计，以羸兵居中，多张幡帜，尽以辎重继后，従旌旗鼓角，以为大阵。又以麾下精兵数百骑，分置左右队为小阵。贼众遥看，谓为帝之所在，乃帅精锐，竞来赴威。及见辎驮，舍鞍争取。然后再用两面夹击，引小阵左右二队，大呼而前，夹而射之。贼众大乱，因而纵击，所向摧陷，斩级获生，不可胜数。另一方面，也和李世民过人的军事才华有关。总结出来，一个是坚壁清野、锉其锋芒。如在陇右薛举父子集团和刘武周的斗争中；一个是骑兵奇袭，在两军相持的时候，由精锐骑兵猛冲敌阵，特别是在敌人败退时，用骑兵火速追击，力求全歼，不给敌人喘息休整的机会，如虎牢之战。 另外，重视战场侦察、作战时身先士卒、与将士同甘共苦等等， 都是李世民取胜的关键因素。
李世民也很是得意自己的辉煌战绩，曾自称“朕年十八即举兵经纶王业”，“功德圆满”。他命令工匠刻画伴随他出生入死的六匹骏马——“白蹄乌”、“特勒骠”、“飒露紫”、“青骓”、“什伐赤”和“拳毛騧”，作为陵墓浮雕，也就是“昭陵六骏”，又作《六马图赞》，以彰显自己驰骋疆场的伟大武功。
同根相煎的伦常惨剧
有政治的地方就有人与人的斗争，有皇权的地方就有骨肉间的残杀，这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律，朝朝如此，代代如此。究其原因，一则皇权的力量太诱人，那简直是人世间至高无上的金字招牌，一则除了殿后的清朝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用于抉择继承者，虽然嫡长制早已确立，但究竟是身份重要还是能力重要，一直是历代君主头疼的问题。如果皇位继承人就哥一个，那是最省心和省力的，而我们的皇帝老人家唯恐后代青黄不接，玩命似的招妻纳妾，后宫佳丽三千，好在并不是每一个后妃都有生育的权利和能力，否则光家务事就能把老皇帝烦死；如果这些继承人之间的年龄相差很远，也很好办，自然是年长者居之，偏偏有时候，这些人扎堆似的出生，都属于同一个年代，基本没有代沟；如果他们之间的优劣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是白痴，一个是天才也很好说，自然是天才为天子，但通常情况下，相同的父亲、相同的生活、相同的环境、相同的教育，几乎除了天生的性格外，这几位所处的境况大致相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他们之间的差别不会太大，即使是龙生九子，子子不同，那也是各挡一面，各有神通。因此如果是家有兄弟初长成，年龄相差无几，智商各有千秋，对于只有一个胜出者的皇权博弈来说，总是有人欢乐有人愁，太子争夺战也就在所难免。
这个故事从有皇帝的时候就开始发生了，秦朝如此，隋朝如此，到唐朝依样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唐王朝建立后，随着改朝换代的成功，外部的威胁被依次消灭，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开始日益激化，集中反映在太子建成和李世民之间为夺取皇位继承权而进行的争斗。唐初的兄弟争斗之所以这么吸引眼球，不在于他的斗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而在于它的参与者，都非等闲之辈，失败者，并不是阿斗之流；陪葬者，也决非无能懦弱之人；而成功者，却又不是通常意义中十恶不赦、无可救药的阴谋家，而恰恰相反是位千古明君。
先说太子李建成，这个大哥比李世民大9岁，生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从李建成本人来讲，他还是很有才干的，只是遇上了比他更强的李世民，运气太差了。至于史书所载其阴险狡诈，好色贪功，那仅仅是成王败寇的丑化而异，否则怎么能显现出来李世民的襟怀磊落、英明神武呢。
我们看到，无论在首战西河郡，还是霍邑劝谏和进军长安途中，李建成提出的建议不少与李世民是一致的。西渡黄河，攻克长安的也是李建成，而在第二次对刘黑闼作战中，采纳魏征的建议，以怀柔为主，武力为辅，迅速而彻底地平定了叛乱，也是这位太子爷，可见他还是有一定的军事修养的。当然从军功上讲，李建成诚然望尘莫及于李世民，但皇帝首要的乃是政治家的才能，而非军事家的本事。武德年间，他留在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内政，也一切办得中规中矩，并未发生什么大错，可见他是有很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的。而在后来的争权之中，李建成更数次阻止了李元吉对李世民人身性命的攻击，就更是反映出他性情宽厚的一面。
水涨船高，李建成的身份也和父亲兄弟一样日益显贵，先是授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侑为恭帝后，恭帝封李渊为唐王，封建成为唐王世子，开府置官属。义宁二年（618），李渊即位，立建成为皇太子。
再说李世民，这位先生不是省油的灯，军功赫赫自然不必另说，高祖李渊也给了他相当高的权力，他的官职是尚书令，相当于宰相之首，因为唐朝没有宰相和丞相这种官职，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都视同宰相。正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尚书令的职务，所以在唐太宗正式做了皇帝之后，就没有人敢担任这个职务了，最后就将尚书令取消，尚书省的长官由左仆射来担任，右仆射为副职。不仅如此，据，《资治通鉴》记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正。”也就是说，早在起兵之前，李渊已经内定李世民为太子了，只不过李世民不想当才作罢。当然这明显就是史家的春秋笔法，李渊不可能这么目光长远到如此地步，李世民也不会谦虚到如此境界。
还有就是三弟李元吉，他是李渊第四子，母亲也是窦氏，比李世民小5岁。李渊自太原起兵反隋，大军入关，留他守太原。唐建国后，封为齐王。武德二年（619），刘武周南侵并州，他弃太原归长安。李元吉勇猛过人，也立过战功，虽然是老三，但他也想着皇位继承权，不过单凭自己无论如何是不够资格的。在权衡利弊后，李元吉最后选择了和李建成共同对付李世民，如果他跟随李世民，显然不能有谋得帝位的机会，如果投靠李建成，或许还有希望。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先除掉李世民，再干掉李建成就易如反掌了。另外，就是当不上皇帝，李建成身为太子，继位可能性绝对大于李世民，同时，李世民执法严明，而李元吉行为放荡，不守法纪，两人不甚融洽．若李世民继位，他担心会受到打压。
李渊的儿子较多，但是除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外，其余诸子年龄幼小，不谙世事，根本没有办法与他们相提并论。
最后说高祖李渊，作为皇帝，他是明确偏向长子李建成的，一方面是“立嫡以长”的封建宗法制度：另一方面是吸取了隋以弟代兄导致国破家亡的教训，因此他始终把长子的位置摆在李世民前面，在太原起兵后，他命李建成统率左军，李世民统率右军：入长安后．他立杨侑为傀儡皇帝，自命为唐王时，又封李建成为世子，李世民为秦公：到他称帝开国后，又立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含糊过。在斗争中李渊站在太子一边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还得说李渊头脑比前代不少帝王都清醒很多，他深知嗣位之事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有亡国之险。李建成没有大过，不能轻废也是对的。不过李渊决心不够，面对骨肉亲情，总是心太软，因为这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当陈叔达向皇帝说了“秦王素性刚烈……或有不测之疾”，这是很明显的暗示了，但李渊只有一声叹息。尽管李渊曾经尝试缓和儿子之间的矛盾，甚至想以长安与洛阳的空间距离换取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和睦，但苦于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他的优柔寡断、摇摆不定，更是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武德七年（624）夏，原任东宫侍卫的庆州总管杨文干叛乱，据说他有起兵拥立太子的野心，因此将李建成牵涉在内，李渊于是命李世民讨伐，还许诺在平定后立他为太子。但事后，李渊又出尔反尔，在妃嫔和宰相的唆摆下改变主意，导致太子之争进一步升级。
这样以太子李建成及支持他的齐王李元吉为一方，以秦王李世民为另一方的早在战争时期就已潜滋暗长的矛盾逐渐浮上了表面，并且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李世民以洛阳为基地，李建成以长安为大本营，兄弟二人各自结党营私，并且招募大批勇士充当王府侍卫。李世民罗致大批人才，组织文武兼备的秦王府幕僚团体，武有尉迟敬德、公孙武达、秦叔宝、程知节、戴胄、樊兴等大将，文有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孔颖达、姚思廉等谋臣。公元621年，李世民还设立文学馆，以十八学士为国事顾问。李建成以魏征、王珪、韦挺等为亲信，又征集两千少壮组织长林兵，建立东宫势力，与李元吉呼应，一些朝臣也分成两派，或投身秦王集团，或加入太子集团，各为其主。
在当时，太子集团的势力明显强于秦王集团，当时朝中不少大臣显然不看好李世民的政治前程。有史料显示，李世民当时在向李靖等大臣求援时，这些大臣态度均比较暧昧。而李建成、李元吉却成功地讨好唐高祖的妃嫔，高祖晚年多内宠，其中张婕好和尹德妃最受宠爱，太子建成请求她们在李渊面前为他说好话，李建成“内结妃御以自固”，而李世民却“参请妃嫒，素所不行”。但也有史书记载：“秦王（李世民）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而他的妻子长孙氏更是出面活动，“孝事高祖（李渊），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颇似如今那些助夫选举拉票的第一夫人，但效果不尽人意。
太子集团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另外，还想方设法挖李世民的墙脚，在高祖面前进谗言，将一些文学馆成员调走，以减弱对手的力量。据史书记载，双方比较大的肢体冲突有以下几次：
在玄武门之变以前，李建成和李元吉便多次想除掉李世民。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李元吉府上，李元吉就打算趁机刺杀李世民，大概李建成觉得不好当着父亲的面做此事，所以制止了李元吉。
还有一次李渊命兄弟三人驰射角胜，李建成将一匹劣马付于李世民，结果劣马连蹶三次，李世民都适时跳离马背，免于遭殃。
另一桩公案是玄武门之变前两三天，据说也是决定性的事件。史载武德九年（626）六月，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宫宴饮，谋以鸩毒，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
在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
面对对方的咄咄逼人，李世民终于下决心发动政变。他秘密地把扮成道士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召进他的营地，以协助他制定计划；同时，又贿买玄武门（位于长安北面城垣之中心，是出入禁城的要道）禁军将领常何（原李建成的部属），使之听命于己。六月初三，李世民向李渊谎奏说，建成和元吉淫乱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建成）欲杀臣，似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远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唐高祖答应立即对此事进行查验。次日一早，高祖的一位妃嫔把李世民对他们的控告派人告知建成和元吉，他们便决定径自去见皇帝辩护，因此策马直奔皇宫。
这时，李世民的心腹甲士早已在玄武门等候。当建成、元吉到达宫门入口处玄武门时．毫无防备的他们被伏兵袭击。建成猝不及防，被李世民一箭射死；元吉则被李世民手下将领尉迟敬德所杀。东宫将士得知太子有难．急忙赶来，对玄武门发动猛攻，但当尉迟敬德拿出建成、元吉的头颅晓示众人后，东宫将士们开始后撤。玄武门事件发生时．高祖李渊正在宫内的湖面上划船嬉戏。尉迟敬德身穿全副甲胄荷戈而至，声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拳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高祖问左右近臣应如何处置，萧璃、陈叔达认为只要将国家政务交给世民便可无事，高祖见事已如此，只得顺水椎舟说：“此吾音之夙心也。”于是下令内外诸军都受秦王指挥，又派黄门侍郎裴矩到太子东宫去晓谕将士，东宫将士遂散去。接着李世民又将李建成的5个儿子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的5个儿子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六月六日，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八月，李渊传位给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
李世民靠政变夺权的举动，以封建宗法的制度来论是不合法的。其屠兄灭弟，残杀侄子，手段极为残忍，后人对此颇多微词。司马光认为，“玄武门之变”是一场大祸．因为“立嫡以长，礼之正也” 。如果李建成能够贤明到主动让位于贤者，而李世民能够抵制手下之人的怂恿不去夺位，“则乱何自而生矣！”两人都有过错，这才酿成了这场大祸。司马光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来评论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的残酷相争。而王夫之则直斥李世民：“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王夫之甚至认为，此时的李世民是个大恶人，“不可复列于人类”。
玄武门之变的直接后果就是因为太宗以流血政变夺取储位，开了不好的先例，使唐代290年中，储位一般都不稳定，新旧君主接续之际常有政变发生。而且在贞观年间太宗的儿子李泰就曾觊觎皇位而同太子展开了斗争，这恐怕是这位名君始作俑者。
千古贤后长孙氏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长孙皇后（600—636），长安人，祖先为北魏拓跋氏，父亲长孙晟隋时官至右骁卫将军，母亲高氏之父高敬德曾任扬州刺史，可谓官宦世家。她从小爱好读书，通达理仪，《唐书》上说她“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她的舅舅高士廉曾给她算过卦，卜卦的人说她“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贵不可言，以后必将“辅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但她的童年并不完美，就在长孙皇后八岁的时候，父亲突然撒手人寰，很快，她和哥哥长孙无忌就被强势的同父异母哥哥长孙安业扫地出门。无奈之下，兄妹二人便投奔了舅父，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据说，长孙氏的舅父长孙炽认为李渊夫人窦氏睿智，在她的儿子中必有奇人，因此主张与李家通婚联姻，将长孙氏许配给李世民。这个传说也为这桩门当户对的“政治婚姻”增添几许神异色彩。
她13岁时便嫁给比自己大两岁的李世民为妻，恩爱异常。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事奉公婆，相夫教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媳妇，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在李世民征战南北期间，长孙王妃紧紧追随着丈夫四处奔波，为他照料生活起居，使李世民在繁忙的战事之余能得到一种清泉般温柔的抚慰，从而使他在作战中更加精神抖擞，所向无敌。
在后期与太子集团的斗争中，长孙也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旧唐书》记载了长孙皇后在玄武门之变前后的作为：“时太宗功业既高，隐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为了博取父亲的好感，也为了“隐太子猜忌滋甚”，长孙氏在丈夫的授意下去皇宫做“卧底”，这样，一方面可以稳住老父的情绪，也可以积极探听太子党及朝廷的风向。当李世民精心策划并发动“玄武门之变”，干净利索地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也是自己的亲兄弟）时，长孙皇后不失时机地出现了，她慰勉将士，作战前总动员。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因此，李世民的将士无不以一当十，迅速将李世民的政治对手李建成、李元吉彻底清除，夺权行动圆满成功。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八月，李渊因年事已高而禅位给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成了唐太宗。水涨船高，长孙王妃也随即立为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应验了卜卦先生说她“坤载万物”的预言。作了至高无上的皇后，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象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妃子以下有疾病，她都要亲自看视慰抚。有个妃子生下豫章公主后便不幸死去，皇后就将其收养在身边，视为己出。有时候唐太宗脾气暴怒，无故惩罚宫人，长孙皇后要求她自己负责处罚，不必要唐太宗操心，过一段时间等唐太宗平静下来以后，在为之申诉，因此宫中“刑无过滥”。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如今又富拥天下，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即使太子东宫也实行减支制度。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不免发牢骚：太子贵为未来国君，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现在用度却捉襟见肘，一应器物显得寒酸，请求增量，遭到拒绝。长孙皇后说：“为太子，患在德不立，何患无器也。”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
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它妾就不了解了。” 她又收集古代女子得失事迹，亲自撰写规范女子道德的《女则》，至其殁后才为李世民所发现，史书记载“上览之悲恸”，赞誉此书“足可垂于后代”，令群臣传阅。
长孙氏在防止外戚专权上同样不遗余力。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卓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但因为他的皇后妹妹，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象，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鉴。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唐太宗不想听从，他觉得让长孙无忌任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很顾忌妹妹的关系。不愿意位极人臣。万不得已，唐太宗只好让他作开府仪同三司，位置清高而不实际掌管政事，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唐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如果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例子；如果有才，虽仇不避，魏征是例子。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这才答应下来。而长孙皇后仍然多次请求夫君降低兄长官职，只授予荣誉性虚衔。直至弥留之际，她仍然不忘谦称自己家族并无重大功勋，提醒夫君防范外戚专权，并力图永久保全家族的名望和声誉：“妾家以恩泽进，无德而禄，易以取祸，无属枢柄，以外戚奉朝请足矣。”
对自己的亲哥哥如此压制，而对曾经给自己带来过无穷痛苦的同父异母哥哥长孙安业，长孙皇后却是另外一副态度。她不仅宽容了长孙安业往日的绝情，而且还私下做通了李世民的工作，让他赏给长孙安业一个品级不低的武职。即使后来身为监门将军的长孙安业卷入了叛乱，长孙皇后依然以德报怨，恳请李世民留下了长孙安业的性命。
长乐公主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将出嫁时，所配嫁妆要比唐太宗的姐姐永嘉公主加倍。魏征听说了此事，上朝时谏道：“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长幼有序。规制有定，还望陛下不要授人话柄！”长孙皇后对此十分重视，她称赞道：“常闻陛下礼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言，实乃引礼义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征，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
还有一次，魏征不知何故又在朝廷上惹怒了唐太宗。唐太宗罢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是为谁发这么大的脾气。天子说是魏征，因为每每当廷给他难堪。长孙氏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换了一身庄重的朝服站在庭前。李世民很惊讶地看着盛装的妻子。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唐太宗听了先是一怔，既而欣喜，脸上乌云一扫而空。
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说到底，这中间实际上还有长孙皇后的一份功劳。可以说，长孙皇后是用自己的智慧和智商平衡了朝野，同时也显示了大唐王朝的智力所达到的高度，虽然在李世民的朝堂之上，看不到长孙皇后的身影，但却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到长孙皇后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不仅仅是魏征，在对待房玄龄的问题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长孙皇后那只看不见的手。房玄龄是李世民班底的重要成员，层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盛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时期，他总领百司，执掌政务长达20年，在朝野享有崇高威望。后来，因为一件小事，李世民将房玄龄降职打发回了老家。长孙皇后病重之时，还念念不忘此事，借李世民来探病之际，委婉地说道：“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李世民听了这话之后，立即召回房玄龄，让他官复原职。
贞观八年（634），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回来路上受了风寒，又引动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承乾请求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群臣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长孙皇后自己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
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终于在贞观十年（636）盛暑中崩逝于立政殿，享年仅36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临终的一幕，是长孙氏美德的集中体现，也是长孙皇后对李世民忠贞爱情的最好验证。对于李世民，她有着足够的忠诚，她曾说：“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昼夜不离侧。常系毒药于衣带，曰：‘若有不讳，义不独生！’”“妾于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从乘舆，不能当吕后之第二。”意即如果李世民死在我之前，我一定会马上服毒自尽，以免自己成为当年的吕后。这话虽然听起来有些肉麻，却充分表现出了长孙皇后的机心和忠贞。但很不幸长孙皇后反而死在了李世民前面，临死之际，长孙氏仍然顾大局、识大体，以忘我精神安排身后事。她坚决不许子女吊唁奔丧，以免悲戚，只是与相濡以沫20余载的夫君诀别，她解下系于裙边的毒药锦囊，向夫君表明一直以来“若有不讳，义不独生”的心迹，这至死不渝的爱情，令李世民感动得涕泪交流。她又语重心长地表示：“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殁于九泉，诚无所恨。”她还立下三条遗嘱：善待贤臣，对房玄龄勿弃而不用；防止外戚专权，勿授予长孙家族显要官位；自己在生时对国家毫无功绩，死后千万不要厚葬，因山为坟，所须器物，以木、瓦制作，俭薄送终。最后，她含笑告诉夫君，若能遵嘱而行，便是对她最大的纪念。
红颜薄命，长孙氏年仅36岁便与世长辞。忆及皇后“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以后却“不复闻善言”，李世民不禁悲叹“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长孙氏掌管后宫的十年，正是李世民统治的前十年，处于“贞观之治”的上升时期。不可否认，“贞观之治”的辉煌完美，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李世民将长孙氏葬于昭陵，并刻石为文，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长孙皇后之后，而且终李世民之生，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再被封为皇后。长孙皇后以她的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德顺圣皇后”。史家也给予她“乾坤辅佐之间，绰有余裕”的高度评价。
道德光环笼罩下的名君形象
昭陵
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东方各国，从古到今只有一个人（指专制帝王）是自由的。” 这种自由包括物质上和言论乃至道德上的自由。纵观中国历史，“强权就是公理”的事例比比皆是，也就是吴思所说的“血酬定律”，谁用血去拼，拼出来的江山就是谁说了算，谁就是“救世主”，可以支配天下人的命运。只要专制帝王能坐上龙椅，坐稳江山，他就可以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美化自己、丑化政敌，这些都是“小菜一碟”的事情，不成其为“问题”。这样一来，任何“大逆不道”的人都可以受到天下臣民的“衷心拥戴”，坐稳龙椅。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或“胜者王侯败者贼”。胡适比较文雅，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脸谱化”是我们理解历史人物的重大误区：提起来某人，要不就是明君、贤臣，几乎不知道他的任何缺点；要不就是昏君、佞臣，又完全不了解他有什么缺点了。公式化是我们理解王朝更替的基本出发点，凡是那些末世的君主将要被替代的君主们一定是昏君，如此才导致朝代的更替，而开创新一代王朝的肯定是明君。通过隋唐两代君王杨广与李世民在史学家笔下的遭遇可见一斑。封建史家似乎更愿意“跟红顶白”，对于明主，他们不遗余力地美化赞颂；对于昏君，他们则毫不留情地丑化贬低，对于前者永远是锦上添花，对后者恨不得痛打落水狗，人为地造成明主愈明、昏君愈昏的历史迷雾。
相对于被美化者的偏偏一律，被丑化者可谓花样百出，历史上的这类冤假错案种类繁多，“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怕你再有神通，也让你永世不得抬头。最早的被丑化者当属蚩尤，在有关的文献记载中，蚩尤的形象是暴君和乱贼，是相当丑恶的，蚩尤原为“九黎之君”，是九黎部落联盟的首领，只不过他与轩辕黄帝发生了矛盾，被史家看成是“作乱”，那只不过是为了烘托出黄帝的高大形象，敢于向黄帝挑战的蚩尤自然就成想当然的反面人物了。事实上，蚩尤形象是在后来有了华夷之辨后才被丑化的，在儒家文化没有取得大一统的地位前，蚩尤的形象并不坏，甚至一度成为被顶礼膜拜的崇拜偶像。战国时齐国祭祀八位神仙，其中第三位就是蚩尤，号称兵主，仅排在天、地之后。
丑化的典型代表是商纣王，纣王是商代最后一位皇帝帝辛，史上也称之为殷辛。三千多年来，殷辛一直是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后人对殷辛最早也最可信的历史记载、评价出现在东周人所作《周书·牧誓》中。书中记载，周武王讨伐殷辛时，为了出师有名曾绞尽脑汁找出了殷辛的全部罪行：听信妇言，不用贵戚旧臣，信任任用奴隶、下等人为重臣，轻视对祖宗的祭祀。这四种所谓的罪行一看就是牵强附会，按照这个标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殷辛定性成暴君。真正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商书》、《周书》诸篇中，均未见商纣王失道失国的罪状，也无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记载。但是历史是累加的，罪行也是如此：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又多了“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扔进水里淹死的，吕不韦说“杀比干而视其心”，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东晋，就成了“刳剔孕妇、剖贤人之心”。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等暴行，不但不见于周朝文献，就是春秋时代也没有，只是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子的书中才首次出现“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翼侯炙，鬼侯腊，梅伯醢”的描述。过了几年，吕不韦再添上“截胫观髓、刨孕妇、筑顷宫”。到了西汉，司马迁在“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了“男女裸奔其间，为长夜之饮”的生动描写，而刘向又把纣王鹿台的规模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到了晋朝，皇甫谧更把纣王鹿台的建筑规模，比汉朝又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凡此种种，有史学家做过统计，见于史书殷辛的罪行最初有6项，后来战国增加20项，西汉又增加21项，西晋再增加13项。就这样，经过几千年文人、政客在“添枝加叶及随心所欲丑化炉”中的“千锤百炼”，一个暴君典型诞生了。 这种情况，就连当时的人都看的很清楚，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类似被丑化的，还有秦始皇、王莽、曹操和隋炀帝。当然，和李世民相对立的李建成也成为了被丑化的对象之一。
远的不说，我们来看看杨广和李世民这两位表兄弟的对比就可一目了然。从政绩方面来说，炀帝干了几件惠泽千秋的“形象工程”，他首开科举，凿通大运河，开发西域，仅以运河的实际功用来看，功胜长城；唐太宗除了造反成功，有一些四处杀戮的战功和所谓贞观之治外，实在例举不出具体的政绩，从“贞观”经济来比，隋朝实际上也富过唐太宗。从败笔”方面看，两人是半斤对八两，两人都曾夺嫡，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皇位抢了过来；在对待父亲上，炀帝疑杀其父隋文帝（无确证），太宗则幽禁其父致死（有明证）；再对待兄弟上，炀帝对作乱的四弟五弟未杀，太宗则不仅杀了其兄斩了其弟，还杀了自己的侄子，还兄夺弟妇，纳李元吉的正妃为杨妃；两个人都征伐过高丽，都以大败而归。以具体数字为例，以基本国情的户口来看，隋炀帝大业二年（606）有890余万；而唐初仅200余万，贞观中不满300万，至高宗永徽三年（652）才有380万。可见，贞观末期其实远不及隋炀帝时兴盛。但是，隋炀帝的苛暴弊政如好大喜功、刚愎拒谏、奢靡无度、穷兵黩武、赋役繁剧等，在唐太宗身上皆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这样比较下来，似乎杨广的正面效应要高于李世民，而负面影响更低于李世民。那为什么这对 “表兄表弟”比起来相差无几，而形象落如此之巨？这是有原因的。炀帝为亡国之君，太宗近乎开国之帝，史家为弘扬正气，树立典型，当然要以前者为借鉴，后者为表率，而更重要的是隋炀帝爱搞 “形象工程”，却不太会维护“自家形象”；唐太宗不爱搞 “形象工程”，却特别注重树立 “自家形象”。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夺权篡位历来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罪恶。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夺权篡位的人还是多如牛毛，有的甚至还受到赞美和歌颂，关键是夺权篡位的行动能否成功，成功以后能否以善终结局。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最深的隐痛。对于弑兄杀弟、逆父夺权的不光彩往事，他始终耿耿于怀。史书如何记载与评价玄武门之变，成为令李世民寝食难安的心魔，以致开皇帝干涉修史之恶例。
中国史学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具有借助历史褒贬制约皇权的作用。依循惯例，记录帝王日常言行的《起居注》和记载朝廷大事的《实录》，即使皇帝也不得随意翻阅和删改，以示尊重史官的职权。汉武帝对司马迁可施宫刑，但对司马迁修史他却莫奈其何，几次欲调 “档案”来御览，被司马迁拒绝，他也只能悻悻然作罢。但李世民却执意查看，被拒绝后仍不死心。据史载，（贞观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这一次李世民干涉未遂，被两个大臣联手拍了回来。
于是，李世民又向另外两个史官施加压力。（贞观十七年）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这一次终于得逞所望，说李世民主要就是看了玄武门之变那一段记载，发现史官们对这一段写得吞吞吐吐十分暧昧，因此不满，下达指示要求史官按照“周公诛管蔡”的定性来“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这两位史官，房玄龄老练圆滑，不是董狐，更不是那些敢于触柱而死的忠谏之人，自然不敢忤皇帝的权威。而许敬宗则更是史家之败类，学界之耻辱，据史料记载：“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太宗作《威凤赋》以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白州人庞孝泰，蛮酋凡品，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虚美隐恶如此！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
于是两人将《起居注》缩略为“语多微文”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各20卷呈献。有关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特别嘱咐房玄龄“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但这显然言不由衷。从历史记载的蛛丝马迹中，我们不难发现文过饰非之处，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多有歪曲、丑化，似乎有意制造道德高下的对比，借以粉饰玄武门之变的血腥。不仅如此，自此以后唐太宗随时有调阅“左史右史”之实录的习惯，要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唐太宗以后的“实录”里，他几无恶行，甚至连男人都爱犯的“桃色绯闻”都很少，有之，也只是扬言要杀了魏征那 “乡巴佬”被其老婆谏阻的“轶事”。太宗晚年，史家也许觉得他在日无多，自顾性命不暇，没时间来调阅“实录”了，所以也就写了真实情况：“十室九空，数郡萧然”，“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 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中，就多对唐太宗有点不恭，有点不以为然。
当然，玄武门之变的影响并非完全负面，一方面，晚年的李世民，也经历了李渊的难处，险重演“玄武门之变”，幸“太子谋反”事件提前暴露。李世民只能流放自己最器重的两个儿子太子承乾和晋王李泰。这才明白，立太子事实不好处理，手心手背都是肉。因此，李世民立下规矩传子孙后代：“从今往后，太子无道，亲王谋取，两人同时罢黜。” 这为后世篡位之心的人起码立了一个警示牌。
另一方面，“贞观之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亦有赖于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之所以篡改史书，说明在他心目中还是有是非曲直的标准的，还是很在乎后人的评说的，应该说从这一点上，李世民是非常自觉的帝王，极之关注自身的道德形象，这要比一些胡作非为、无所畏惧的君王来说好很多。不可否认，李世民很会表演和做戏，精通政治化妆术，将戏剧性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出于本心，不如说源自获取臣民尤其是史官赞许的愿望，他总是力图通过有意识的言行，赋予自己神圣的道德光环，以留名青史，而每个王朝也迫切需要这样的道德形象和典型，它不仅是君王也是士人们梦寐以求的，是士人用来寄托自我人格理想，激发自我使命意识的诱因，就好比今天的我们需要通过学雷锋来提倡好人好事一样，当时的人们也需要有个标杆，有种哪怕是理想化的精神支柱。于是乎，隐恶扬善自然在情理之中。李世民辞世70余年后，修文馆学士吴兢编撰《贞观政要》，在道德光环的笼罩下，重塑这千古一帝的伟人形象，为世人确立封建治世的典范，与其说是修史，不如说是修心。
也许是权力使然，也许是李家的基因使然，唐代的帝王往往虎头蛇尾，无法善始善终。在太平盛世中，李世民的晚年日渐丧失忧患意识，变得骄奢、懈怠起来，早年奉行节俭的他，开始追求奢侈的生活，走入挥霍的歧路。他大兴土木，四处修建离宫和别馆，唐太宗修复了隋炀帝在洛阳建的豪华宫室，极尽豪华之能事，以致徭役繁重，百姓不堪役使，自残肢体以图逃避。
有着“天可汗”尊号的李世民，在好大喜功的心理作用下，发起与边疆各族的战争，不仅出兵焉耆，进攻西南“松外蛮”，而且两度远征高丽。连年战争，尤其是远征高丽，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使国力大为削弱，加速“贞观之治”由盛转衰的变化。
贞观十年（636），李世民得痈疮，开始服用金石丹药。之前，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嘲笑秦皇、汉武迷信丹药，而今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深陷其中。太宗不仅对佛教持宽容态度，也对方士丹药深信不疑，进而更期望于域外 “胡僧”所炼的奇药，右卫率长史王玄策破中天竺帝那伏帝国，进献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婆寐。此人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外，令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以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征求灵草秘石，不可称数，历年而成，结果却事与愿违，病情进一步恶化。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丹药的毒性发作，李世民不治身亡，享年50岁，是中国历史上被 “长生药”毒死的第一个皇帝。
唐太宗的以身作则起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在唐朝21位皇帝中，有11位迷恋饵丹。清代史家赵翼论曰：“统计唐代服丹药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无足怪；太、宪、武、宣皆英主，何为甘以身殉之？实由贪生之心太甚，而转以速其死耳。”他们明知神仙之说虚妄，但却不记先辈教训而沉湎其中者，除了追求长生的侥幸心理外，多是为了治病养生；在服丹诸帝中有7位患有 “风疾”——这可能是李唐皇族的一种遗传性疾病，也是导致他们迷恋丹药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年早逝，虽是唐太宗个人的生命悲剧，却是社会历史的偶然庆幸，他晚年的“政治滑坡”因此得以减速，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宗李治即位后的“新政”之一，便是遵照太宗遗诏“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
瑕不掩瑜，功大于过，这也许就是李世民的盖棺定论，正如元朝《贞观政要》集论的撰者戈直所言：“夫太宗之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
两朝帝王同为妃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正月二十三，武则天出生在都城长安，她的祖籍是现在的山西文水，即当时的并州文水，是武氏家族在文水县的第八代子孙。他的父亲虽然在唐朝是贵族，但祖先并不显要。北魏时，她的祖先武洽官封五兵尚书、晋阳公，食邑于文水，赐田50顷。这块封邑大约占据着南徐至北徐两村之地。武则天的父亲在隋炀帝时期因为做木材生意，顺应了隋炀帝大兴土木的形势，结果发家致富。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和权贵们有了交往，并得到了一个下级军职。
隋朝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武士彟以军需官的身份跟随左右，攻克长安后，论功拜为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列入14名开国功臣行列，变身新权贵。此后，又晋应国公、周国公，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贞观九年（635），卒于荆州大都督任上，享年59岁。
据说武士彟与李渊交情甚笃，他曾经热情款待途经的李渊，至此结下友谊。公元620年，武则天父亲的原夫人病逝，唐高祖便做媒介绍娶了隋朝显贵杨达的女儿，当时已经四十的老姑娘，后来为他生了三个女儿，第二个便是武则天。相传，唐代火井令袁天罡回京，走到朝天关山上看见利州方向有王气，又往西南走了15里到望云铺，见利州上空祥云累累，说：“王气至。”武土彟听说他善长相面，便邀至府上。当时武则天尚在强褓怀中，穿男孩服装，袁天罡看后说：“龙瞳风颈，富贵之极。”又反复细看说：“若是女当为天子。” 武则天自幼聪慧敏俐，极善表达，胆识超人。父亲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教她读书识字，使她通晓世理。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
一家人原本其乐融融，岂料天有不测风云，武士彟骤然辞世，令母女四人顿时丧失依靠，跌入痛苦的深渊。前妻生下的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和他们的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对待杨氏刻薄无礼，武则天孤女寡母四人在长安过着寄人篱下的艰难生活。这段极不如意的经历，很有可能在武则天幼小的心灵中留下阴影，为永无止境的出人头地欲望预设伏笔，成为武则天倔强、争强性格的来源之一，也与武则天的毒辣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关系，她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回应那些歧视，等有了权力，打击报复自然少不了，在某些时候，女人的仇恨往往比男人更长久和更狠毒，“最狠莫过女人心”恰如此言。
唐贞观十一年（637），14岁的武则天应召入宫做才人。所谓“才人”，半为侍女，半为皇宫中无实际名分的姬妾。唐时，皇后以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四妃，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为九嫔；婕妤、美人、才人各9人，共27人为代世妇；宝林，御女、采女各27人，共81人是代御妻。临别时，母亲杨氏伤心恸哭，武则天却泰然处之，安慰母亲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夫？”由此小事已可看出武则天从小即见识非凡，在她看来，这是黑暗中的一线曙光，无异于助她脱离苦海的救命稻草。希望之门正在为她打开，她满怀憧憬地走向那比海还要深的宫门。
进宫之初的日子是令人快慰的。武则天千娇百媚的容貌，博得李世民的好感，为此还专门赐她“武媚”的昵称，并且把她调入御书房侍候文墨，武则天便开始接触皇家公文，了解了一些宫廷大事，并能读到许多不易得见的书籍典章，眼界顿开。可惜好景不长，妩媚的武媚娘似乎在骨子里缺少女人的温柔，性格刚强的她并未得到李世民的长期宠幸，这使得武则天进宫12年了，但称号并没有提升。十几年的半幽禁生活，尽管使武则天虚度了最好的一段青春，但这毕竟是她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
太宗一朝，有关武则天的史书记载只是一鳞半爪，制马的故事则成为最有代表性的记录：一次，唐太宗得到一匹烈马，名号“狮子骢”，没有人能够驯服，唐太宗为此叹息不已。当时武则天侍侯在侧，她勇敢地提出驯马的要求，说：“妾能驭之，然需三物，一铁鞭，二铁锤，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铁锤锤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马供人骑，若不能驯服要它何用。”唐太宗听了夸奖她的胆略，这也正是日后武则天的一条驭政之道。
武则天的机会来自于太宗的儿子李治，即后来的高宗。当太宗还在世的时候，武则天便和李治产生了感情。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死去，则天与所有嫔妃，发送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宗九子李治即位后，因早先与则天暗通款曲，对她极有兴趣，遂经常往来于感业寺，并于两三年后重召则天入官，晋封为“昭仪”。
武则天这次再入宫也和宫中的斗争有关，那就是当时魏国公王后祐的女儿王皇后和淑妃萧良娣争宠，萧淑妃育有皇子，母凭子贵，深得皇上宠爱，一直无所出的王皇后处于明显劣势。王皇后是并州祁县人，其父王仁佑，封魏国公，其从祖母是同安长公主，是唐太宗的亲姑妈，正是在这位姑妈的荐举下，王氏在成为晋王纪后，又成为唐高宗的皇后。王皇后入宫多年不生子女，成了她无法弥补的大缺陷。本来后妃之间并无矛盾，但王皇后却对萧淑妃产生了嫉妒心理，第一步策划让武则天进宫，“以间淑妃之宠”，于是鼓动高宗接武则天进宫，她还自作主张让武则天先蓄发，做好准备再入宫。第二步即串通其舅父抢立庶子李忠（即陈王忠）为太子。永徽三年（652），太子确立了，武则天进宫了，王皇后的如意算盘得逞了。最初，武则天很感激王皇后的照顾，她对王皇后非常尊敬，侍奉得也很周到，聪明乖巧，“卑词曲体以事后”，王皇后“数称其美于上”。而且很快就使得萧淑妃不再受宠。
然而王皇后高兴得太早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引狼入室。时间不长，武则天就生了长子李弘，本来武则天就与唐高宗志趣相投，皇帝对她的恩宠日益增多（武则天进宫之后，前后生了四男二女，而高宗总共才有12个子女。后边的6个都是武则天生的，可见武则天的受宠程度是其他嫔妃无法相比的）。这又触动了王皇后嫉妒的底线。更让王皇后意外的是，永徽五年（654）三月，武则天被册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与淑纪，成为后宫的第三号人物。同时，皇帝又应武则天的请求，追赠武德功臣屈突通等13人官爵，其中包括武则天的父亲。
这一举动使王皇后大为震惊，当初武则天仅仅是个先朝宫女，今天忽然变成生有皇子的昭仪，而且出生于开国元老之家，这时的王皇后深切地感受到来自武则天的威胁，于是她与武则天之间开始产生了地位与感情上的矛盾。羽翼渐丰的武则天对王皇后也不再千依百顺，皇后之位的诱惑是那么不可抗拒，王皇后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在争宠事件中，本来打算坐山观虎斗的王皇后，意想不到地引狼入室，真是追悔莫及。王皇后急忙调转枪口，联合萧淑妃，共同对付劲敌武则天，但为时已晚。
武则天的性格决定了她不甘于居人之下，她的目标是皇后，这时的她已经得到皇上的专宠，又不失时机地在后宫大肆笼络人心，广布耳目，想方设法笼络太监、宫女，特别是和皇后、萧淑妃关系不好的人，给予一些小恩小惠，让她们注意监视皇后和淑妃的行动，先是联合王皇后攻击萧淑妃，使之被废为庶民，之后又将攻击目标对准了王皇后。
然而，王皇后并无大过，要取而代之，殊非易事。为彻底打倒王皇后，武则天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使出一记“狠招”，亲手将自己的女儿掐死，然后嫁祸于王皇后，唐高宗相信了她的话，王皇后的地位动摇；接着她又用栽赃的办法，指责王皇后与萧淑妃勾结使用巫法咒诅他人，唐高宗终于要废掉王皇后。
然而，在封建社会中，皇后的废立乃国之大事，须与重臣们商定。先帝姬妾的历史身份，无疑是武则天登上后位的最大障碍，此外，门第之别亦构成极大的阻滞。论家世，并非世家大族出身的武则天，远逊于来自名门望族的王皇后。尽管王皇后的家族在朝廷拥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但武则天也不甘示弱，长袖善舞的她，有皇上的支持，更拉拢一群官员为自己效力。因此，围绕着废立之争，朝廷中的大臣们分成了两派，除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以外，李义府、许敬宗等人为了在高宗面前争功邀宠，就站到了长孙无忌的对立面，支持武则天做皇后。
据史书记载，高宗把辩护双方召到一起，展开辩论，商量皇后的废立问题，武则天则在帘子后面监听。长孙无忌极力反对，为王皇后辩解，说她出身高贵，忠厚贤惠，没有什么大过失，不该废皇后之位。而武则天却是出身贫寒，还曾经侍奉过先帝太宗，再立为皇后违背了礼制。褚遂良也坚决反对，而且还磕头磕得流血，并提出辞官回家。可惜武则天一点也没有以理服人的辩论精神，竟然扬言：“怎么不把这种臣僚乱棍打死！”其他人见状，赶忙替褚遂良求情。褚遂良性命虽然保住了，但被贬官到湖南长沙任都督。
事后，开国功臣李世勣为李治打圆场，称皇后废立乃皇帝的家务事，没有必要过问大臣，同时，李义府和许敬宗等人也在朝廷大臣们中间大造舆论，支持武则天。终于，在公元654年，即高宗永徽五年的十月十三日，高宗下诏：“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鸠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一并除名流放岭南。亡父王仁佑追夺告身。”
六天后，即十九日，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十一月初一，伴随着隆重的册后典礼，破天荒地举行了文武百官朝拜新皇后的仪式，武则天终于实现了她的皇后梦。对于失势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武则天丝毫没有掉以轻心，她将二人囚禁，为防止东山再起，最后索性施以杖刑，截去四肢，投入酒翁之中，还丢下一句“令此二妪骨醉”，将两大情敌摧残至死，永绝后患。并将王皇后改姓为“蟒”，萧淑妃改姓为“枭”。与此同时，武则天还紧锣密鼓地展开废立太子的行动，她指使许敬宗等人上奏，请求改立李弘为太子。此举正中李治下怀，显庆元年（656），太子李忠被降为梁王，李弘则取而代之。武则天在进宫不到一年就攫取到皇后宝座，确实是速战速决，自此，皇家内宫大权，全部落入武氏之手，武则天再无后顾之忧。
在这场废立皇后的斗争中，表面上是武则天步步为营，不择手段向权力高峰迈进的宫廷政变，好像高宗皇帝被美色当前迷失了方向，唯武则天的马首是瞻，实则在其背后隐藏的是新君与旧臣之间的矛盾冲突。唐高宗时期，是李唐政权的一个政治过渡期。君主不再是艰苦创业的高祖太宗，而是长于宫闱的青年贵族，一无功绩，二无心腹，特别是身边没有一批能够出将入相的文臣武将供其驱使，所以君臣之间不能象贞观初期那样水乳交融，文武大臣也正处于新老交替的过渡阶段，故政治力量的平衡必然出现波动。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必将来临。唐高宗是由实权派长孙无忌的拥戴而入主东宫并进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那些仅赖佳运而从简单庶人地位贵为人君的人，在其高升过程中很少麻烦，但要维持这个地位却有很多困难，高升时他们是振翅翱翔，在困难的头顶飞越；可是当他们停留在那个高高的王座之后，困难就开始出现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总是以长辈身份、先朝旧制管束新压制皇帝，而新皇帝又迫于这些老臣的辈分和权威，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想法，皇帝做得很不爽，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皇权与相权、旧臣与新贵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一般在皇权更替时最为明显， 武则天正是抓住了这一矛盾为自己消除了政治上的对手，也帮助唐高宗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一方面武则天登上了皇后的宝座，一方面褚遂良被贬为谭州都督，韩瑗、来济、于志宁等随后也被贬出京城。国舅长孙无忌也于显庆四年（659）以朋党案件被贬逐巴州，身死异乡。长孙无忌集团其他的人也被清除，或杀或流放。至此，敢于和高宗武后作对的势力清除得一干二净，唐高宗终于开始了可以自己说了算的时代，至于以后的高宗惧内、武后弄权，借用李世勣的话，那是皇帝自己的家务事，没准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许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演出的双簧，两口子的事谁能说得清呢。
以周代唐，女主天下
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后，机智精明、“通文史、多权谋”的长处，得到长足的发挥，使高宗对她宠爱有加，另眼相看。她亦利用皇后的身份、皇上的宠爱，积极参与朝政，“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显庆五年（660），高宗李治因患风眩，目不能视，遂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自此，武则天从参政步入执政，“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人虽在幕后，却遥控了朝廷实权。后来，高宗后悔，图谋收回大权，并密令中书侍郎上官仪草诏废后。岂知机事不密，“谋泄不果”，武后手辣心狠，先下手为强，将上官仪处死。由于武则天处理政务有章有法，不似高宗久诿不决，甚为群臣敬服。高宗虽厌其独行独断，许多国家大事又不能不倚重她。这样，就使武后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竟与高宗同座朝堂，一起接受群臣朝拜。上元元年（674），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自此，高宗皇位形同虚设，唐朝权柄，尽在武则天掌握之中。
关于这段历史，后任常常以高宗为非，认为是他养虎为患，纵容武后专权，实则不然，试想当时皇帝患病在床，天下大事委于何人，一般的想法当然是大臣，但自秦汉以来，臣权重而皇权弱，导致权臣篡夺皇位的事屡见不鲜。如王莽篡西汉建新，曹操篡东汉建魏，司马懿篡魏立晋，萧道成篡宋立齐，杨坚篡周立隋，况且李家也是重臣出身，唐高宗不能不有所防范。而权不下移，靠皇后担起内外朝政大事，是一个大胆和超前的选择，夫妻和君臣不一样，前者起码还有亲情维系，还有感情基础，虽然也有背叛和夺权，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前者的概率要远远低于后者，不然为什么历史上只出了一个女皇，而冒出那么多的权臣。不过，高宗始料未及的是权力给人带来的欲望以及作为女人的武则天的毒辣和野心。
从上元元年（674），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至天授元年（690）正式称帝的16年中，武氏为当皇帝做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准备，采取了多种有力有效的措施。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为达到自己专权的目的，武则天竟会接连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武则天亲生的儿子一共有4个，长子李弘、次子李贤、老三是李显、老四是李旦。在皇位继承上，高宗想禅位于长子李弘，李弘为人忠厚，处事谦虚忍让，而且颇具政治才干，高宗和大臣对他都很满意。随着身体状况的下降，高宗想把皇位传给李弘。但武则天却不愿意让别人那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来侵夺自己已经习惯享受和控制的政治权力，况且，李弘对武则天也不是那么听话。于是，公元675年，武则天用毒药将年仅24岁的儿子李弘毒死。
随后，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李贤在高宗让他处理政务的过程中也显示出过人的能力，加上宰相们的辅佐，武则天又感到权力受到威胁，所以，武则天以太子贪恋女色，荒废政事为由，贬为庶人，后来又被迫迁到巴州，不久又派人到巴州将李贤杀死。
在李贤被废掉太子的第二天，三儿子李显被立为太子。李显即位后就是唐中宗，他尊母亲武则天为皇太后。李显为人非常软弱，所以他的即位才被母亲所接受。但中宗也没有将皇帝的宝座坐热，仅仅两个月就因为想让岳父韦玄贞做宰相的自作主张的人事安排，被武则天所不能容忍，将其废为庐陵王，幽禁在深宫之中。随后武则天把最后一个儿子李旦推上了皇位，即唐睿宗。李显、李旦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在帝位上也是傀儡，处处受制于武后。武后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皇帝不能太精明了，否则我的地位就受影响。
除了在政治上扫除障碍外，武则天还从形象上拔高自己，其次，是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从传统上和舆论上打击和削弱一贯反对自己的士族官僚集团，扶植和依靠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这样使士族官僚不再有入仕做官的优越条件，而对庶族出身的官员，也不再因门第贫贱而受耻受辱于人，修成的《姓氏录》再也看不到士族贵族的特权。
还有就是变更官名，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准备将来做都城用。她还把唐朝文武百官的名称进行了变动：尚书省改成文昌台，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门下省改为鸾台，侍中改为纳言，中书省改为凤阁，这些名称明显地体现了其女性特征。原来的宰相名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改成了“同凤阁鸾台三品”。
武则天这些为以后做女皇的准备活动，被一些大臣识破，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
首先起事的是扬州刺史、英国公徐世勣的孙子徐敬业，联合其弟徐敬猷及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一伙因罪遭贬的失意官僚，以匡复庐陵王李显为托词在扬州起兵。他们找了个貌似废太子李贤的人，欺骗士兵说：“李贤没有死，逃亡在扬州，令我等起兵。我们是奉李贤太子之命匡复大唐的。”他们开制三府：匡复府，英公府，扬州大都督府。徐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宗臣、薛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10天内招兵10余万。于是传檄州县，历数武则天罪责，“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所作的《讨武曌檄》，把武则天骂得狗血喷头：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
“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鸠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廷之遽衰。
“敬业，唐皇旧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爱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舳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诧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裂山河。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武则天以代子临朝的正统身份与多年执政的经验，于十月初六派李孝逸率兵30万讨伐徐敬业，又于十一月初四又派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出兵征讨。十一月十八日，徐敬业兵败逃至海陵界，想浮海投东夷，被逆风阻挡，其将王那相斩徐敬业、徐敬献及骆宾王后投降唐军。唐之奇、魏思温等遭捕。这次反叛在40多天的时间内便被彻底平息。
在平定徐敬业的叛乱之后，武则天又对宰相班子进行了调整，因为原来的宰相裴炎在这次危机中不但不帮助武则天对付徐敬业，还以此要求武则天还政睿宗，结果被武则天处死。然后，武则天将其他几个宰相罢免，补韦方质、武承嗣、韦思谦为宰相。以后的两年内，武则天对宰相班子进行了频繁的调整，建立了效忠于自己的执政亲信。
其次是来自宗室王公的阻力。武则天临朝本身就是李家宗室最敏感的事，宗室王公密切注视着武则天的一举一动，他们互相联络，出谋划策，积极准备起兵搞垮武则天。终于在武则天拜洛受图之前，越王李贞、琅邪王李冲父子在博州、豫州起兵造反。则天武后对此毫不手软，坚决镇压，在她的直接指挥下，这些叛乱很快平息。在平息反叛的过程中，武则天追根问底，凡参与谋划的李氏王公个个伏诛，无一幸免。经过一番争斗，李氏诸王诛杀殆尽，内政巩固，人心思定。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的道路一扫而平，再无障碍。
公元690年，武则天认为亲临帝位的条件成熟，先借佛僧法明之口，广造舆论：“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唐为天子。”接着又一手导演了，以唐睿宗为首的6万臣民上表劝进，请改国号的壮举。至此，水到渠成，则天武后在“上尊天示”、“顺从众议”的“万岁”声中，登临大宝，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改唐为“周”，自号“圣神皇帝”。这年，她已是67岁的高龄。
男权社会的颠覆与沦陷
武则天为面首张昌宗、张易之撰写的碑
封建皇权的伴生物之一就是后宫干政与外戚专权，在这个男人靠武力征服天下，女人靠色相征服男人的时代，所谓的非常女性、超级女生，那些女阴谋家、女野心家随便扫扫就一大堆，她们或怀抱幼主，垂帘听政，或者假手皇帝，左右政局，成为是男性朝堂上一道靓丽的异性风景，典型的如汉朝吕后、辽景宗萧皇后、孝庄太后等等，她们在驾驭帝国的过程中创造了无穷的乐趣，这比驾驭男人更刺激。
然而她们都要借助于名义上的的傀儡，无法改变他们从属于皇帝的后妃身份，而武则天是唯一的例外，她公然从帘内走到帘外，废掉皇帝，改变国号，堂而皇之的自己坐上了大周的开国皇帝。此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武则天之所以能撑破男权社会，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也许归之于天命，但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恰恰在这两方面，历史都给予了武则天如此优厚的机遇。
在中国历史上，妇女干政自古有之，而北朝以降宫廷妇女参政已经更发展到了一个极致，北朝政权为少数民族所建立，其妇女尚武刚劲，母权主事的习俗对政治之影响根深蒂固。北朝历史上出现的乳母干政、太后听政现象屡见不鲜。后妃中的强势人物文明太后冯氏，推动了北魏太和年间的改革，功不可没，而灵太后胡氏的擅权，则搞乱了北魏政局，引发了河阴之变。
到了唐朝，女性的社会地位仍然很高，在男女关系上比较开明，封建礼教还没有发展到后来的那么严格、周密甚至残酷的地步，而且从血统上说，李唐父系虽出于华夏，但母系却会杂了少数民族血统；而从文化习俗上看，李唐氏族不仅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杂生活，而且发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因而“胡化”很深，正如朱熹所说“唐源流出于狄夷，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由于以上原因，唐代与宋以后的朝代相比，女性受的束缚要少的多，社会地位不那么低贱。
因此唐前期无论是宫廷的女性，还是一般的妇女，普遍具有一种参政意识。特别是宫廷女性，她们是皇帝的心腹之人，加之她们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故参政意识和能力更为突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唐太宗问政于长孙皇后，而后者还是秦王妃时就一直对政治报有很大的热心，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太宗的贤妃在贞观末目睹太宗讨伐四夷、大兴土木，也曾上疏极谏，疏文载入史册。唐前期的公主热衷政事的大有人在，如李渊的平阳公主为反隋建唐作出过贡献，最典型的是太平公主，她先后诛“二张”、诛灭韦氏势力。从时间来看，从618年到755年，尤其是高宗、中宗、睿宗三朝，基本上都处于女性掌权的统治中。
而且在唐代，女子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十分淡薄。离婚改嫁或寡妇再嫁，早在唐以前就相沿而成一种民间习俗，唐朝建立以后民间这种习俗屡见不鲜。唐代妇女离婚的自主性比较强，而且社会上对离婚的妇女不加歧视，妇女离婚后再婚之路畅通无阻。唐太宗鼓励寡妇再嫁，并且以婚姻是否及时，鳏寡数量多少，户口是增是减作为考核官吏，决定其升降的依据。
这种男女关系较为自由开放的风气更多的表现在李唐的皇室中。唐代宫廷承袭了北朝、隋的遗风，男女婚姻关系也很随便，唐公主再嫁人数之多创皇室历史纪录，唐一代公主再嫁、三嫁者有27人，其中高祖女4人，太宗女6人，高宗女1人，中宗女3人，睿宗女2人，玄宗女9人，共25人，大约占92.6%。而唐前期公主共91人，再嫁公主大约占27.5%。并且唐太宗占弟媳为妃，唐高宗与唐玄宗祖孙俩，则一个是子纳父妾，一个是父娶子媳。而武则天自己不仅广置面首，还公开为宠臣之母配“私夫”，找情人。因为这种风气，李唐曾被后人指责为“脏唐”。也恰恰是因为唐代社会和后宫的这种风气，武则天才能在作唐太宗的才人时，得以结识唐高宗；也才能从父亲的妃嫔摇身变为儿子的皇后，从而得到了君临天下的机会。
另外在夫妻关系上，在唐前期也表现为“外柔内刚”，这种“刚柔”倒挂的现象，反映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便是妻的“悍妒”与丈夫的“惧内”。这种“妻管严”竟成为唐代统治阶级上上下下的风气。如太宗时的房玄龄、张亮、任环；高宗时的杨弘武，中宗时的裴谈等都以怕妻而出名。与丈夫“惧内”相对应的是妻子的“悍妒”，唐代的妒妇不仅数量众多，且妒性之烈，醋性之强实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据唐韩琬《御史台记》记载：“唐管国公任瑰酷怕妻，太宗以功赐而侍子，瑰拜谢，不敢以归。太宗召其妻赐酒，谓之曰：‘妇人妒忌，合当七出。若能改行无妒，则无饮此酒。不尔，可饮之。’曰：‘妾不能改妒，请饮酒。’遂饮之。”另在《隋唐嘉话》中记载：“梁公（房玄龄）夫人极妒，太宗欲赐美人于梁公，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梁夫人答曰：‘妾宁妒而死。’乃遗酌卮酒与之，一举便尽。帝谓人曰：‘我尚畏之，何况于玄龄！’
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高宗皇帝也染上了这种“惧内”流行病。史载：武则天自册为皇后之后，“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于是密诏上官仪谋废后。武后得知，高宗惧其怒，遂泄底细：“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 这使上官仪被送上了断头台。
正是这种长期的社会思想积淀，对武则天参政，直至称帝，直接或间接的起着作用，这是武则天掌政、称帝的主要背景因素。武则天与高宗合称"二圣"，便是延续这个风气的最好证明。
从个人主观条件来讲。首先，她从父亲那里接受了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坚强加冒险、机智加狡诈的气质，作为一名由商人成功转型为政客的新贵，考武士彟的发迹史，无不体现出他积极进取和见风使舵的作风。其次，在家道中落，受尽欺负和委屈，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状态下日渐成长的武则天，倍感受到世态的炎凉。锻炼得她更加刚毅坚强，自然而然会渴望有朝一日能以自己的力量脱离困境，争取美好的生活，以至于可以不择手段，采取各种可行的手段和利用各种可用的资源去收买人心，加强自己的威望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同时，在这种病态环境下也慢慢地酝酿着畸形的报复心理和暴力的倾向。而长期的宫廷生活，更让武则天洞悉了宫廷内外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种种丑恶现象。她不但看清楚了世道的冷酷无情，也深深地体验到要摆脱受制于他人的地位，还得靠自己去搏斗，去学习和施展玩弄权术的本领。日后的武则天便是以这一种思想意识来安身立命和驾驭群臣的。
最后唐高宗的因素也不得不提，高宗不是庸才，这从他的开疆拓土可以看出，在他执政时期，唐朝疆域达到最大，就是他打破了贵族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格局，给了更多平民和一般官僚晋升的机会。 而且终其一生，朝廷的用人权一直控制在手里，武则天想楔进一个钉子都很难。但是唐高宗有一个天生的劣势：身体素质，唐高宗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伟大政治家，跟他的身体状况也有非常大的关系。而身体羸弱的人，往往精神也更为脆弱，更需要一种慰籍和依靠，之所以病态地迷恋武则天，言听计从，很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恋母情结”作怪，现代心理学证明，男人有一种“可望母亲的照料、保护、无处不有的爱和赞许的欲念。” 李治是长孙皇后最小的儿子，自然极受母亲的疼爱，可惜母亲在高宗八岁时竟永远的离去了，正是享受母爱的年龄，失去母亲使他痛不欲生，“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抚慰。”而比他大四岁的后娘武则天，恰恰是他心目中的母后化身，“上之为太子也，入恃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武则天身上所具备的勇武刚烈的豪气气概也是他所缺乏和钦佩的，更重要的是当时高宗身边多是与父亲共创江山的叔舅辈功臣，他们在年轻的皇帝面前，往往以长辈自居，侃侃论奏，动辄训导，尤其是他的亲舅舅长孙无忌“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似乎在他们面前，高宗除了瑞拱无言外，别无他念可存，存在着明显的代沟，武则天的出现，则恰如久旱逢甘露，他乡遇知音一般。正因为这些，唐高宗对这位晚娘一见钟情，并且专宠终生。武则天利用高宗对自己的痴爱，又加上自己的政治手腕，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皇帝梦想。
武则天以周代唐后，女权意识空前高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妇女的解放。而在男宠问题上，她以女性身份享受男性妻妾成群的性权利，“嘲笑公卿以为笑乐”。据说武则天的私生活与俄国女沙皇凯瑟琳不相上下，有文献记载的男宠共有四位，前有薛怀义、沈南璆，后有张宗昌、张易之，而真正的男宠数目恐怕不止于此。
薛怀义原名冯小宝，鄂（今陕西省户县）人，闯荡江湖（贩卖药材），练就了健壮的身体，粗犷中不失为几分英俊。千金公主下人偶然发现了这伟岸壮士，马上派人把他召到宫中，献给寡居多年的武则天，深得则天的宠爱。为了能让冯小宝合乎情理地往来后宫，武则天接受公主计策，把冯小宝变为僧人，将洛阳的名利白马寺修饰一下，让他出任主持，改名为怀义，赐给薛姓。垂拱四年（688），薛怀义受命督建明堂和天堂，耗资巨万，建筑物雄伟华美，令人瞠目。薛怀义因功被擢为正三品左武卫大将军，封梁国公。他还多次担任大总管，统率军队，远征突厥。他利用当时流行的对弥勒佛的信仰，和僧法明等僧人编写了《大云经》4卷，献给武则天，称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应当取代唐朝成为天子。从而为武则天提供了对抗儒家男尊女卑理论的思想武器，更助于他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薛怀义与武则天的暧昧关系长达10年之久，他陪伴她走向权力的顶峰。直至公元695年，传闻因为御医沈南璆的介入，二人关系才渐趋冷淡。薛怀义一怒之下纵火焚烧自己督建的明堂，武则天念及旧情不予追究，但薛怀义仍然心怀不忿，他愈发变本加厉地无理取闹、为非作歹，令武则天十分尴尬与难堪，最终不得以将其暗杀。
在4名男宠中，御医沈南璆属于过渡型人物。人到中年的他，虽然气质儒雅，但似乎力有不逮，武则天对他的宠幸十分短暂。
张易之和张昌宗，河北人士，出身名门，乃贞观末年宰相张行成的族孙。万岁通天二年（697），太平公主将英俊的张昌宗引荐给寂寞的武则天，随后张昌宗又推荐兄长张易之，张氏兄弟二人“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堪称美轮美奂；又同心协力殷勤侍奉，千方百计地娱乐女皇，令古稀之年的武则天大为满意。张氏兄弟二人既精通音律，又善于冶炼药石，时而披羽衣、吹笙箫、骑木鹤，上演王子晋升仙的道教传说，时而炼丹、合药，满足武则天长生不老的心愿。
武则天对张氏兄弟恩宠有加，不仅幸于后宫，而且授以高官，委以国政。张易之历任司卫少卿、控鹤监内供奉、奉宸令、麟台监，封为恒国公。张昌宗历任云麾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司仆卿，封为邺国公。张易之和张昌宗权倾朝野，论富贵远超王侯公卿，以致宗楚客、宗晋卿等权臣趋炎附势，无不争先恐后地阿谀、谄媚，尊称二张为五郎、六郎。二人集结党羽，权势迅速膨胀，不仅在后宫恣意专横，而且结党营私干预朝政，引起了众怒。终于在神龙元年，张柬之等策动了“宫廷政变”，杀掉二张，武则天也在病榻上被“请”下御座，让位于中宗。
作为一个女皇，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武则天畜养男宠，应该说主要是为了显示女皇的威权。既然男子为帝可以有成群的嫔妃，女子登基也应该有侍奉的男宠。同为皇帝，要在所有的领域内都要行使同男性皇帝一样的权利，都要享受同男性帝王一样的利益。因此，在“性”的问题上，她也要效法男性帝王了。况且，这也不是她的首创。据说，南朝时期的刘宋朝孝武帝的女儿山阴公主，曾对做皇帝的弟弟诉苦说：“陛下在后宫拥有众多美妃，而臣妾只有一个丈夫，这是否有点不公平？”她的皇上弟弟立刻赏给她男妾数十人；而萧齐朝的王太后，也曾光明正大地拥有男宠30人。
对此，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甘二史札记》中评价说：“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千百，后既为女王，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未足深怪，故后初不以为讳，而且不必讳也。”
两难的继嗣抉择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皇帝家也是如此，身为皇帝一怕不能善终，二怕不能善后，不能善终是唯恐有子孙作乱，身造横死，不能善后则是担心后续无人或所托非人，以至于断送了大好江山。男皇帝是如此，女皇帝在这个基础上更多了一层忧虑，我到底算哪家人？
从开国的高祖李渊起，唐朝皇统下的男性皇帝有20位，而圣神皇帝武则天打乱了这一纯粹的男性继承体系。这是唐朝与历史上所有大一统王朝的皇统相比最具特色的地方之一。武则天的称帝改变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皇位继承制度，不过，武则天称帝后，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也遭遇了一个大难题，选择娘家人还是婆家人，如果将皇位传给武氏子侄，自然可以保存武周政权的基业，但她却无法在武氏祖庙得到供奉；如果将皇位传给李氏亲子，她自然能够享受李氏祖庙的祭祀，但以周代唐的努力将化为泡影。武则天既不愿后“祭”无人，也不想前功尽弃。
太子的选择是武则天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困扰她多年的事。武则天在建国号后，即启用武姓的子侄，或擢为宰相，或封为将军，臣子有功则赐以武姓，又免天下武姓的租赋，改文水县为武兴县，追封武氏家族的先人，并为之上谥号，立庙宇，显然，她是想传位于武氏。而武家子孙武承嗣、武三思就上下活动求为太子，经常鼓吹“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天授二年（691）九月，在武则天的侄子魏王武承嗣的授意下，凤阁舍人张嘉福指使王庆之率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不许，王庆之以死泣请。武则天给印纸一张作出人证，让他走，以后王庆之多次求见专言此事。武则天怒，命凤阁侍郎李昭德赐杖。李昭德引王庆之出光顺门，立即杖杀，余党散去。昭德因奏日：“臣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则天寤之。乃止。
然而就在公元693年，武则天在万象神宫即明堂里举行了祭典大礼，这次武则天出乎意料地让侄子武承嗣为亚献，武三思为终献，而正式的皇储李旦却被冷落到了一边，非常尴尬。武则天的行动无疑又是对侄子们的公开鼓励。
武则天传位于自己家族的倾向，遭到李唐权益维护者的坚决抵制，因为一旦武氏继位，将造成李唐国祚的永远断绝。李昭德、狄仁杰等几位有见识的宰相，都先后对她说：“姑侄与母子，孰更亲近呢？陛下若立儿子，千秋万岁之后，可以永享儿孙的祭祀；若立侄子，谁听说过侄子为姑母立庙奉祀的呢！假如那样，先帝的陵寝也要被废毁了。”武则天听了这话，为之心动。因而，久久不立侄儿武承嗣为太子。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完结，武则天在继承人问题上依然摇摆不定，几度重新重用武氏族人，甚至杀害李旦的两名宠妃，以杜绝坊间关于李旦继位的猜测。如此反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武则天的矛盾心态，当然也不排除女皇以此作为平衡与分化大臣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武则天的矛盾，最后还是聪明的狄仁杰给他解开了。这天，已经74岁的武则天对狄仁杰说：“朕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只大鹦鹉的两个翅膀折断了。爱卿看是什么征兆啊？”狄仁杰抓住这个绝佳的时机对武则天说：“陛下姓武，那鹦鹉便是陛下了。两个翅膀就是陛下的两个儿子，如果陛下再次起用两位爱子，两个翅膀就会重新好起来的。”
同时，宰相吉顼也在努力。他对武则天当时的男宠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俩说，你们俩因为受武则天的宠爱，蔑视群臣，被众大臣们嫉恨，如果要保住性命，现在只有为立储君出力，日后还能够将功赎罪。你们要利用自己接近武则天的有利条件，劝说她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张氏兄弟听了吉顼的话，对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起了关键作用。
圣历元年（698）三月初九，武则天托病，派徐彦伯带一班宫人去房州设计召回李显。二十八日，李显回到洛阳，满朝文武无人知道。八月十一日，武承嗣因求太子不得，忧愤成疾而死。九月十五日，因李旦固请让位于李显，武则天同意立李显为太子。
不久，老臣吉顼来拜见武则天，说：“臣将远出，永无再见之日，愿进一言。”武则天命为他置坐，吉顼问道：“陛下，杯水杯土，两者有争吗？”答曰：“无争。”“水与土合而为泥，有争吗？”答曰：“亦无争。”“那么，分泥为二，一半捏为佛祖，一半捏为天尊（道教的师祖），是否有争呢？“那就有争了啊！”武则天说。吉顼语重心长地说：“臣也以为有争。今皇太子羽翼未丰，外戚诸王其势已成，陛下何以处置，方使两者相安呢？” 武则天也深以为虑。然而，她既拟传位给儿子，又怕以后李唐宗室掌权，会使武氏宗族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不忍剪除诸武。于是她想出个自我安慰的办法，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为了避免在自己死后侄子和儿子们相互残杀，她还处心积虑地把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武姓的侄子们都召集到了明堂，然后祭告天地，立下了铁券，把铁券收藏在史馆，以为佐证。从此以后，到武则天去世，终于有了较长的一段安定的日子。
但武氏势力和唐宗室的势力是势不两立的，并不因一纸誓言而相安无事。705年，武则天正在病中，宰相张柬之等发动宫廷政变，奉皇太子李显为皇帝，即中宗。武则天以82岁的高龄，被迫退位，不久死去。死前遗嘱，归葬乾陵，去帝称后，遂被称之为则天皇后。李氏子孙后来还同武氏子孙展开了激烈厮杀，终于是诸武被灭，李唐复兴。
正因为武则天称帝不废李唐子孙为皇嗣，最终还是还政于李家，在她生前死后，李唐子孙都不曾把她视为外家皇统，“慈母”和“名君”是后继者给她的评价。唐文宗朝的史家路隋在《上〈宪宗实录〉表》中，说唐宪宗是“承十一叶之基运”，其中也包括了武则天在内。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权力结构，但是很难突破文化传统。武则天虽然当上了女皇，但是，她终究无法改变男权社会的传统，她最终还得回到这个文化传统中去，而这个传统只允许女人充当妻子和母亲。
神龙革命与无字碑
武则天的无字碑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再强大的人物业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力量，武皇的衰老和疾病，使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她无法视朝，导致朝政出现真空，一方面二张把持住衰病的武皇，不让任何人近身，另一方面也给大臣们组织力量，准备诛杀二张，逼迫武皇退位，扶中宗登基创造了条件。共同的利益促使李、武两姓的皇室成员们以及朝臣们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
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日，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桓彦范、袁恕已等大臣发动军事政变，由玄武门入禁中，于迎仙院诛杀张氏兄弟，迫使病中的武则天退位，拥李显复位，改周为唐，史称“神龙革命”。
这是一场非常简单而轻易获胜的政变。其实张氏兄弟本来就是不堪一击的，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攀附在圣上的身上，而不知是武皇对自己的力量太自信了，还是年老胡涂，放弃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事时，军队大都归向了灭周兴唐的力量。这当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这也成了大臣们成功和武皇与二张失败的主要原因。神龙是女皇刚刚为自己改过的年号，只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个神龙在天已经换了主人。二十三日，张氏兄弟的首级被悬挂于洛阳市中的天津桥上示众。二十五日，李显在通天宫正式继位。二十六日，统治了周帝国15年的女皇帝武则天终于被无情地赶出了皇宫。在皇家禁卫军的护送下，年老体衰的上皇徙居洛阳西南的上阳宫仙居殿。同年十一月初二，82岁的武则天在无尽的遗憾中与世长辞。临终的一刻，武则天百感交集，她立下遗嘱，要求“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与高宗合葬于乾陵。她还提出赦免王皇后、萧淑妃以及褚遂良等人的家族。
一代女皇就这样暗淡的推出了历史舞台，虽然她曾经风光无限，但最后的结局却让人不胜唏嘘，这是一个生前死后都负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她“雷霆其武，日月其文”，也有人说她“鬼神不容，人神共愤”。也许预见到了这种褒贬不一的评价，在武则天的墓前矗立着一块巨大的无字碑。
无字碑不是武则天的专利，更不是她的首创，无字碑，也称白碑，为碑刻中的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最早的有名无字碑是“泰山登封台无字碑”，相传为秦始皇或汉武帝所立，
武则天的无字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区向西北方，五十公里处的乾陵。在乾陵司马道东侧，北靠土阙，南依翁仲，西与述圣纪碑相对，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陵前并立着两块巨大的石碑，西侧的一块叫“述圣碑（或称述圣纪碑）”，东侧的就是武则天的无字碑。“述圣碑”是武则天为高宗歌功颂德而立的碑，她还亲自撰写了5000余字的碑文，黑漆碑面，字填金粉，光彩照人。东侧就是武则天的无字碑。无字碑是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凿而成的是中国历代群碑中的巨制，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重量达98.9吨，给人以凝重厚实，浑然一体的美感。碑额未题碑名，只有碑首雕刻了八条螭龙，巧妙地缠绕在一起，鳞甲分明，筋骨裸露，静中寓动，生气勃勃。碑的两侧有升龙图，各有一条腾空飞舞的巨龙，线刻而成，龙腾若翔，栩栩如生。碑座阳面还有线刻的狮马图（或称狮马相斗图），其马屈蹄俯首，温顺可爱；雄狮则昂首怒目，十分威严。
无字碑上为何无字，民间出现了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认为自己功高德大，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武则天从公元655年做皇后开始，到公元705年被迫退位，前后参与和掌握最高权力达五十年之久。如果从唐高宗死时算起，也有21年。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杰出的女皇帝，稳固和发展了“贞观之治”，把历史推进一大步，并对后来“开元之治”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二种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自知罪孽重大，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如父子同床，滥杀无辜，残杀骨肉，任用酷吏，武则天无法为自己立传，而只能以“无字碑”来为后世定基调。
第三种说法认为，武则天一生聪颖机警，常做惊人之举，立无字之碑是聪明之举，况且武则天留有遗言：“己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武则天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也有应该否定的地方。。她知道对自己的一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碑文写好写坏都是难事，因此决定立“无字碑”，由后人去评价。
第四种说法是，武则天生前并没有考虑自己的碑文问题，无字碑乃是他的儿子李显的主张。唐中宗李显虽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但却长期在其淫威下惶恐度日，几度险遭毒手。李显对母亲滥施酷刑、滥杀无辜的暴行也是非常憎恨的。武则天先后毒死太子李弘；废太子李贤为庶人，后又逼其自杀。中宗李显当初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武则天废黜皇位，贬逐出京。先后20多年间，李显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每次听到武则天派人来看他，他都吓得胆战心惊。有过这一番饱受折磨经历的中宗，重登皇位后虽然不能公开发泄对母亲的憎恨，但也讲不出对她歌功颂德的好话，只好干脆一字不刻，为武则天留下一块“无字碑”。另外，唐中宗李显对武则天无法称谓，是称武则天为先帝呢？还是称其为太后？如刻上“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作为李唐子孙感情上不情愿；如刻上“则天大圣皇后”，而武则天又明明做过十六年的“大周”皇帝。
近年来，一些史学家又提出了新的见解：“无字碑”当初立碑时已经拟好了碑文，但因各种原因碑文没有铭刻到墓碑上，而极有可能被埋藏在乾陵地宫里。仔细观察了无字碑，可以看到“无字碑”的阳面布满了细线刻格子，虽经1300多年风雨剥蚀至今仍比较清晰。如武则天研究学会会长赵文润认为是因为政局动荡的原因，8年中发生了5次大的政变即神龙革命、李重俊政变、韦皇后政变、李隆基政变，太平公主政变，人们的注意力在争夺皇帝宝座，无暇顾及刻碑，学者蒙曼也认为武则死后，唐朝进入一个相对混乱的时期，人们对她的评价也特别复杂，每个派系都有不同的看法，哪一个派系都不能完全压倒其他派系，因此无法成文。
与无字碑之谜相比，无字碑的主人更加扑朔迷离。她的宗教信仰游移于儒释道三教，门第观念徘徊于士庶两端，统治策略高压与怀柔并用，既利用酷吏，更重用良吏；亲近佞臣，亦倚赖贤臣，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因此对于武则天的评价，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甚至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即使盖棺也不能定论。
拥武者认为她统治期间在政治上打击了豪门世族，并通过发展科举制度，使得大量人才进入政治舞台，抑制了豪门垄断；她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并整顿均田制，使社会经济不断上升，民户数不断增长；她知人善任，破格用人，鼓励各级官吏举荐人才，并虚心纳谏，“累朝得多士之用”。她还加强封建国家的边防，改善与边境各族的关系。这就使得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正如明代一位无名诗人在无字碑上题的诗中写的那样：“乾陵松柏遭兵燹，满野牛羊春草齐；惟有乾人怀旧德，年年麦饭祀昭仪。” 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说；“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断，故当世英贤亦竟为之用。”
而反武者则认为：武则天“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实际，无丝毫政绩可记”。武则天当政时期，“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而又居心疑忌，秉性残酷，陷人于罪，全凭锻炼；赋民间农器立颂德天枢，铸九鼎，构天堂，对国民生计毫无裨益”，吕思勉还在其两卷本《隋唐五代史》中，把武则天说成是“暴君”，说她“使滥刑，任酷吏”，所谓“识人才”也是她拉帮结伙，结党营私而已。
为什么武则天会成为最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她以女性身份抢了男性的饭碗，混淆了两性的界限，比男人还男人。
旧中国的女子有三从四德的约束，处于社会底层，在权力的天平之中无足轻重，女性始终是被侮辱被损害者，女性若想反抗，对抗的就是整个社会。几千年来，在以男性本位的文化格局中，女性有三种文化选择方式：一种是认同并臣服于传统文化，绝大多数女人正是如此；第二种是与传统抗争，这种女人为数很少，而且往往结局是悲剧性的；第三种是在对传统认同的前提之下巧妙地利用传统，这种女人是绝少数，而武则天正属于此类。武则天之所以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因为她利用女人的优势，去破坏了男人所制定的社会律条和游戏规则，在这当中，她无法摆脱作为女人天生束缚：用姿色侍奉了唐代两朝君王，为李家生养了四个儿子，她脱离不开家庭的影响。她仅仅是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一个皇族的成员来执政的，武则天并没有摆脱家族的模式；又竭力利用作为权力中心执掌者的力量，增加自己在天平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女扮男装”进入权力系统并最终到达权力巅峰，在她身上既有合乎规范传统女性的妻妾、母亲角色，又有威严、残酷，没有丝毫女性气息的角色，武则天在称帝之后，实际上仍然延用着由唐太宗建立的统治方法，并保留了与男性皇帝相当的权利与享乐方式。
对于武则天后人评说不一，功过是非众说纷坛。比较公平的论断还是这样的话：“然则区区帷薄不修，固其末节。而知人善任，权不下移。不可谓非女中英主也。”
权力斗争的胜利者——李隆基
唐玄宗李隆基
李隆基是睿宗的第三个儿子，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嫡孙，垂拱元年（685）八月五日生于东都洛阳。他出生时，高宗已经谢世，大唐王室正处于皇位争夺最激烈的时期，他的母亲窦妃为武则天所杀害，父亲李旦被皇太后武则天立为傀儡皇帝。子以父贵，人称“三郎”的李隆基，3岁便受封为楚王，7岁便开府设置官属，但几年之后，武则天亲自君临天下，宣布将睿宗李旦降为皇嗣，改唐为周，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从此，李旦一家虽身居皇宫，但作为废帝，时刻都有性命之忧。因此虽然生于帝王之家，但李隆基的童年并不是与生俱来、恩宠皆重的王子生活，相反却时时要为父亲一族的生死存亡和自身的命运担忧，甚至一度过着幽禁的生活。
与此同时，关系生死的重大政治变故，错综复杂的宫廷变故，也令李隆基出奇地政治早熟，他素有凌云壮志，在宫里自诩为"阿瞒"，在政治风浪中锤炼出敏锐的判断力和坚定的意志力。
据史书记载，李隆基7 岁那年，有一次在官属拥扶下，到朝堂拜见祖母武则天，车骑“严整”，十分威风。当时担任宫中禁卫的金吾将军（掌管京城守卫的将军）武懿宗，是武则天的伯父武士逸之孙。武懿宗“忌上（玄宗）严整，诃排仪仗，因欲折之”，大声训斥李隆基的骑士护卫，以此来羞辱李隆基。李隆基马上怒目而视，喝道：“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弄得武懿宗目瞪口呆。武则天得知后，非但没有责怪李隆基，反而“特加宠异”，翌年又封李隆基为临淄郡王，十分器重。
17岁时，李隆基跟随祖母来到长安，初涉政坛，耳濡目染宫廷政治斗争的残酷与复杂，使他增长了政治斗争的见识，丰富了对国家政务的阅历。尤其是从武则天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使得他后来调整统治政策时，吸取了其祖母的统治经验和教训，武则天对自己的政敌的无情和对人才的重视，一方面坚定了李隆基以后铲除韦后集团，消灭太平公主中的除恶务尽，一方面也为“开元盛世”奠定了一个重要条件。
在身处逆境时李隆基善于韬光养晦，躲过了武则天对李唐宗室的严酷迫害，即使在中宗在位时，他也十分谨慎。平时，他显得好像迷恋于声色犬马，实际上处处留心朝廷的动静。
对李隆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唐朝的几次宫廷政变，李隆基21岁，神龙革命爆发，李隆基作为相王府的重要成员，肯定目睹了政变过程。神龙革命之后，虽然李唐得以复辟，但江山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大的威胁仍是武则天的后遗症后宫“红颜祸水”。
复位的李显，是高宗的第七个儿子，也是武则天所生的第三个儿子，他一生两得立储、一次被废、两次登基，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两番登基的皇帝。居无定所、提心吊胆的王室生涯，使他的精神遭受极大刺激，称帝以后，政治上无所作为，生活上窝窝囊囊，但与她的父亲一样，他的老婆却比较强悍。想当年两人被发配房陵，每使至，帝辄恐，欲自杀。后止曰：“祸福何常，早晚等死耳，无遽！” 这样的日子有18年之久，如果没有一点意志力，很难坚持下来，多亏韦皇后在旁边加油鼓励，给了李显巨大的精神力量，可谓患难见真情，于是李显发下誓言：“一朝见天日，不相制。”
皇天不负有心人，机会总是钟情于善于等待的人，公元698年的三月，中宗李显被武则天派人暗中接回了京城洛阳，又被立为太子。随后神龙革命发生，中宗终于名正言顺地恢复了大唐的国号，结束了武则天建立达15年的周王朝。
也许是李家阳刚之气不足，既个皇帝竟都是阴盛阳衰，集体惧内，中宗再次即位后最大的得利者竟然是韦皇后。在韦皇后的安排下，韦氏家族的人进入了中央的政府机构，堂兄韦温是礼部尚书，其他的人也有的做了将军。韦皇后还和武三思勾搭成奸，据《旧唐书》载：“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于外，……散骑常侍马秦客颇闲医药，光禄少卿杨均以调膳侍奉，皆出入宫掖，均与秦客皆得幸于后。”
不仅公然红杏出墙，韦后的政治野心也生根发芽，以武则天为榜样，以女主天下为目标，处心积虑地将张柬之等复唐功臣贬官驱逐，又设计逼反乃至诛杀太子李重俊。转而扶持爱女争权夺利，公主们纷纷卖官鬻爵，竟相建造豪华宅第，还像男子拥有众多妻妾一样，广纳男宠淫乱。
这种混乱的局面令太子李重俊大为不满，公元707年，他在右羽林将军的支持下，领兵政变，将武三思等人杀死，又进攻后宫，想杀掉韦皇后。韦皇后和上官婉儿弄着中宗逃到了玄武们的门楼上，中宗采纳了婉儿的主意，下诏重赏杀掉太子的人。结果，太子被倒戈的将士们杀死。
此后母女更挥霍无度、盛气凌人，她们俩一个想效仿武则天，一个想做皇太女，以后接替父亲做女皇，中宗便成了她们面前共同的障碍，于是残忍的合谋便产生了。李显对妻女的纵容，最终使他自食恶果。按照史家的主流观点，景龙四年（710），韦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李显，然后，将中宗最小的儿子，只有16岁的太子李重茂暂时送上皇位，韦后以皇太后的名义临朝称制，大权独揽的韦后欲步武则天的后尘，李唐政权再一次告急，皇族也绝无独善其身的可能。公元710年7月，太平公主决定先下手为强，她联合李隆基，共同策划政变行动，由李隆基率领羽林军万余人攻入皇宫，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等，一举消灭韦氏党羽，拥立李旦复位，史称“景云政变”。
和李显一样，二度坐上龙椅的李旦也是个软弱的皇帝，他首先遇到的是如何确定太子的问题。李旦的长子是宋王李成器，后改名为李宪，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太子应该是李宪，而不是三子李隆基。但李隆基作为政变的主谋者，他的功劳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当时，诸王和公卿大臣们“亦言平王（隆基）有社稷大功，合居储位”。李宪的性格颇肖其父，厌薄权位，不以万乘为贵，他认为父亲得天下都是弟弟李隆基的功劳，便坚决让出皇太子的位子，表示：“国家安则先嫡，危则先有功，臣死不敢居隆基之上。”于是，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其次就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争斗。太平公主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小女儿，唐中宗和唐睿宗的胞妹，生平极受父母兄长尤其是其母武则天的宠爱，权倾一时，被称为“几乎拥有天下的公主”。与李显、李旦两位兄长相比，太平公主无疑是卓尔不群的，她的血管里流动着的是她那极不安分的母亲的血液，时刻野心勃勃地觊觎着那高高在上的皇位，梦想像她母亲那样登上御座，君临天下。她几乎参与了宫廷内的一系列政变，从神龙革命到景云政变，太平公主一直扮演参与、策划的角色。
李旦复位之后，太平公主凭借拥立之功，食封共计一万户，其子祟简、祟敏和崇行三人，加封为异姓王，祟行被封为国子监祭酒，四人九卿三品。于是，便出现了太平公主权倾朝野的局面。据《旧唐书》载：“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盛无比”。此时，朝中7位宰相有5位是经由太平公主任命，文武百官除了姚崇、宋璟等寥寥数人外，大多数都依附太平公主。李旦不愿和太平公主发生正面冲突，总是忍让，公主每次面陈奏事，皆被睿宗应允。史称：“公主所欲，上无不听，目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而太平公主则认为是自己给了他做皇帝的机会，功劳巨大，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想像母亲那样也做做女皇。
太平公主的主要对手便是太子李隆基。开始她没把他放在眼里，觉得他还年轻；但后来了解了李隆基的英勇果断之后，就开始防范他。她制造舆论说，李隆基不是长子，没资格做太子，更不能继承皇位，据史书记载，景云二年（711）正月，“公主又尝乘辇邀宰相于光范门内，讽以易置东宫，众皆失色”。
由于兵变是由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两支力量联合发动的，这两支政治势力占据了朝廷官员的绝大部分。两派力量各为其主，势力均衡，只剩睿宗李旦孤家寡人一个，没有属于自己的亲信力量。不得已，睿宗则试图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寻求政治平衡，以避免伤害到任何一人。每当宰相奏事，总是问：“与太平（公主）议否？”又问：“与三郎（太子）议否？”
这种夹板气毕竟不好受，睿宗终于萌发了不愿意当皇帝的念头，提前退休，让位于李隆基。历史上，多少人对皇位趋之若鹜，惟独李旦“三让天下”，先让天下于母后武则天，再让天下于兄长李显，后让天下于三子李隆基。公元712年七月，李旦禅位于太子李隆基，改元“先天”，他自称太上皇，并且宣称保留重要官员的任免权和军政大事的决定权，反映出安抚太平公主的意图。然而，弄巧成拙的太平公主难免气急败坏，自然不肯善罢甘休。李旦的让位，彻底激化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双方各自积蓄力量，大战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先天二年（713）七月，太平公主准备以羽林军和南衙兵分别从北、南两面起兵夺权。李隆基先发制人，在郭元振、王毛仲、高力士等亲信的协助下，率兵诱杀依附于太平公主的左、右羽林将军和宰相，以及骨干数十人，并将倾向太平公主的官员全部罢官。太平公主见大势已去，不得已狼狈逃入南山佛寺，三日后被逮捕遣返。太上皇出面请皇帝恕其死罪，但遭到拒绝，太平公主最终被赐死家中。《旧唐书》载，太平公主死后，“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这个几乎拥有天下的公主，因李隆基的英明神武而功亏一篑。当年，大权在握的李隆基改年号为“开元”，表明自己再创李唐伟业的决心。
唐明皇多才多艺
李隆基书法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皇帝也是如此，中国的皇帝，文治武功业绩突出的，大多个人修养差。而才学出众、技艺超群的，却又多半政绩不佳。前者如秦皇汉武，成吉思汗，明祖清宗之类，只会弯弓射大雕，与之谈论诗词歌赋，无异于对牛弹琴；后者如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宋徽宗，书画俱佳，通晓音律，成为艺术家、书法家实在当之无愧。只可惜政绩上不敢恭维，都是亡国之君。综观中国历史，既有辉煌政绩，又有才能技艺的双料皇帝只有一位唐玄宗能算得上，虽然他也未能善始善终，但总算差强人意。
唐明皇是位多才多艺之君。史书上说他“性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
李隆基的艺术细胞似乎与生俱来，他自幼酷爱音乐。6岁能歌舞，显露出音乐资质，在武则天执政初的一次宫廷舞会上，年仅六岁的李隆基就曾登台演出，男扮女妆，表演了一曲古代舞剧《长命西河女》，博得满堂喝彩。少年时在府中自蓄散乐一部以自娱。唐玄宗在登基之前，常常将自己爱好音乐活动作为政治斗争的策略工具。在唐中宗后期，面对“后武则天时期”韦武势力乱政的严峻形势，李隆基决心铲除异姓势力，彻底恢复李唐政权。如其在担任潞州别驾期间，有意识地利用当时贵族士大夫普遍好乐的社会风尚以及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特长，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音乐活动，广泛结交能人志士，提高政治实力，麻癖政敌。诛杀太平公主后，由其总揽朝政，即位之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非常重视音乐的礼教功能。
继位之后，李隆基进一步扩充了皇家乐署管理机构。除了太常寺设立鼓吹署与大乐署之外，又增加了梨园、教坊，使之与鼓吹署与大乐署并存。特别是在东西京两都各设左右二教坊，由宫廷直接管理，从而大大提高了俗乐的地位。《大唐六典》卷十四记载，唐玄宗开元后期大乐署的人员管理编制超过了前代，其中有“令1人，丞1人，府3人，史6人，乐正8人，典事8人，掌固6人，文舞二舞郎140人。”合计有管理人员19人，乐工人140人。鼓吹署编制“令1人，丞1人，府3人，史6人，乐正4人，典事4人，掌固4人。”共计管理官吏19名。
与此同时，又设“梨园”，选乐工三百及宫女数百学习音乐歌曲，亲自教习“梨园”弟子，号为“皇帝梨园弟子。”其一位于长安光化门北禁苑中，备有大型广场，兼可拔河、打球；其二位于蓬莱宫侧宜春院，分设男女二部。《资治通鉴》的记载：“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女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 “梨园”中，李隆基以九五之尊作皇家戏班的班主，闲暇之余，他经常到梨园去指挥乐人的排练，因为他音乐造诣极高， “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 对子弟演练不时加以教正，乐此不疲，因此，戏曲界奉其为祖师爷。
由于他的爱好和提倡，“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口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
唐玄宗还对唐代音乐制度做了多次重大改革，最著名的是调整了原来的九部乐，“改十部乐”为“坐部伎”、“立部伎”及雅乐部。“若常享宴会，先一日具坐，立部乐名封上，请所奏御注而下。及会，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碟马，次奏散乐而毕矣”（《新唐书·礼乐》）。立部伎的规模较大，人数较多，多达一百数十人，甚至上千人。坐部伎则人数较少三到十几人。
李隆基精通多种乐器，琵琶、二胡、笛子、羯鼓，无一不晓。最擅长的是羯鼓和玉笛。羯鼓也是他非常偏爱的。鼓南北朝时传入的，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已经极为流行。演奏羯鼓等于是指挥乐队，那时的李隆基对羯鼓的演奏有十分高超的技术他的宰相宋璟说他演奏时“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也就是说唐玄宗的头像山峰一样纹丝不动，而鼓槌似雨点般地击向鼓面。
他还是不同凡响的音乐创作人，擅长谱曲，在8世纪上半叶，就世界音乐范围而言，李隆基堪称是一位少有的作曲大师。有很多作曲天才的李隆基，史书中有很多的记载：“上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丝管，必造其妙。若制作诸曲，随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应指散声，皆中点拍。至于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虽古之夔、旷，不能过也。”创作的数量也非常可观，《羯鼓录》甚至把92首竭鼓曲的创作权，全归他所有，“玄宗又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
其代表作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春光好》与《秋风高》等百余首乐曲。闻名遐尔的《霓裳羽衣曲》，由36段组成，分散序（6段）、中序（18段）和入破（12段）三部分。传说它是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的创作，它的内容描写了唐玄宗响往神仙而去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舞者“不着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缨累累佩珊珊，”俨然是一副道家仙女的打扮。其舞姿也是“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抑无力，斜曳裙时云欲生”，“烟蛾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这样看来其意境与月宫的神话是差不多的。
他对艺曲的迷恋，招致礼部侍郎张廷珪等大臣的劝谏：“上春秋鼎盛，宜崇经术，迩端士，尚朴素，深以悦郑声，好游猎为戒。”劝谕皇帝远离声色犬马的上疏，显然并不奏效，“上虽不能用，欲开言路，咸嘉赏之。” 但在天宝年间以后，唐玄宗在长期升平殷富的盛世中逐渐发生变化，而自以为天下无可复忧，深居禁中，怠问政事，专以声色为娱，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多才多艺的李隆基，亦十分喜爱书法，玄宗书法与太宗齐名。其书法丰厚腴美，给人行行淳厚之感。唐窦臮《述书赋》云：“开元应乾，神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风，笔为海而吞鲸。” 黄山谷称：“玄宗书斑斑犹有祖父之风”。《古今法书苑》云：“唐明皇工八分章草，丰茂英特。”传世的碑刻有《纪泰山铭》、《庆唐观纪圣铭》、《石台孝经》，楷书有《赐虞正道勅》，行书有《盖州刺史张敬忠勅书》与墨迹《鹡鸰颂》等。
对于文教事业的发展，李隆基更是不遗余力，他曾经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书院校雠四部（四库）图书。四部图书分类为官方图书馆所采纳，正是始于唐朝。他下令编订《大唐开元礼》，成为最完备的礼制规章，编纂《大唐六典》，则是最完备的行政法典性质的文件。
开元年间，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目达于极致，玄宗于京都创设“丽正修书院”，亦称“丽正书院”、“丽正殿书院”。置学士等职，收藏和整理编校典籍。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乾元殿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后于开元十三年（725）改名为集贤殿书院。今天我们所常说的四部（四库）图书分类，正式被国家官方图书馆所采纳，就是在唐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他还大力提倡教育，广泛设立公私学校。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敕：“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 开元二十六年（738），又令天下州县，每乡开设一所学校，以致教化大兴，“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
从开元名相到天宝佞臣
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有句经典的论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用此考察唐玄宗前后期的用人和政局可谓一针见血。开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上极为昌盛的黄金岁月，之所以出现“开元盛世”， 关键在于唐玄宗的任人唯贤，姚宋兴邦；而天宝年间由盛转衰，则也是由于唐玄宗的任人不当李杨乱政。张居正在《通鉴直解》中有精辟的分析：“玄宗之任元之，真可谓知大体矣。然需是真知宰相之贤，乃可以委任责成，不劳而治。若不择其人，而轻授以用舍之柄，将至于威权下移，奸邪得志，其危害又岂浅浅之哉。故以玄宗论之，开元之中，专任姚元之、宋璟而治；天宝之中，专任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委任非不同，而治乱效如此，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姚崇、宋璟是合力缔造开元盛世的重臣，被世人合称为“姚宋”，与实现贞观之治的功臣房玄龄、杜如晦，并称唐朝四大名相。《资治通鉴》曰：“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姚崇（650－721），字元之，原名元崇，后来因为要避开唐玄宗“开元”年号之讳，改名为姚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人，出身于官僚家庭。姚崇一生，尽心国政，三朝为相，属于“大器晚成”型的人才：一代女皇武则天统治时，姚崇官至凤阁侍郎（副宰相）武周结束，李唐复兴后，姚崇被睿宗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加衔）；玄宗李隆基登位初期诏封姚崇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副宰相），后又加封为梁国公。在中国古代政坛如沙场、骨肉相残煎的社会中，姚崇能佐政三帝，三朝为相，这实在是不多见的。玄宗一朝，姚崇大展拳脚，其建言“十事”为开元盛世勾画出宏伟的施政蓝图，他辅佐皇帝锐意改革，兴利除弊，有“救时宰相”之美誉。
姚崇是李隆基的奶奶一手提拔起来的老干部 ，也是帮助唐睿宗李旦拨乱反正的大臣，这时又集合在李隆基的旗帜下。史称姚崇自幼受父影响，怀“王佐”之志，折节读书，精通吏道为人豪放，崇尚气节。长大后，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参军，“剖析决断，答对入流”。武则天当政时，五迁为夏官（兵部）郎中。时契丹侵扰河北，军务繁剧，姚崇的才干，至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纷繁复杂的事务，到了他的手里，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受到武则天赏识，立即提拔他为兵部侍郎。不久，姚崇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又迁风阁侍郎兼知政事。
姚崇对武则天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非常不满，曾进言说：“自垂拱以后，受枉家破、含冤受刑被迫认罪而死者甚多。告发者有功，天下称为‘罗织’，比汉代‘党锢’之祸更甚。……恳求陛下，今后要是收到告状，只是把它收存起来，不要去追究就是了。假若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我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对于这一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武则天非但没有发怒，反而表现得很高兴。她说：“以前宰相顺着既成的事实，害得我成了个滥行刑罚的君主。听了你所说的，很是符合我的心意。”并赐给他银千两。
后来，因为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姚崇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临行前，向武则天推荐了张柬之做宰相，“张柬之深厚有谋，能断大事，其人老矣（时80年），惟亟用之。”中宗时期，姚崇做过好几任州刺史；睿宗时，他也做了好几个州的刺史或长史。
唐初官僚机构不多，官员比较精简。从则天后期至中宗、睿宗朝，机构宠大，官吏冗滥，不仅加重财政负担，而且加深了贪污腐败之风。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锐意改新，决心拨乱反正，整顿吏治。姚崇在先天二年（713），对李隆基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十条纲领，即“上言十事”：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倖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
姚崇的十条建议，包括了广施仁政、勿贪边功、广开言路、奖励正直大臣、不使皇族专权、不使宦官专权等具体措施，翻译成白话就是即：第一，废除严刑峻法；第二，不要穷兵黩武；第三，执法公平；第四，宦官不得干预朝政；第五，废除苛捐杂税；第六，皇亲国戚不得充任高官显职；第七，皇上对臣下要以礼相待；第八，皇上要虚心求谏；第九，严禁滥建佛寺道观；第十，鉴戒过去国戚干政之教训。这些建议正中李隆基下怀，很快就任命姚崇为宰相。
在姚崇的为相岁月中，以“十事”做为施政的纲领，辅佐玄宗，进行了一系列的政革：带头裁减冗员，整顿制度，抑权贵，黜罢不肖，使官吏各尽其职，任用官吏，注重才能，改变了过去“宰相十几人，台省要职不可数”的情况，出现了“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的局面。李隆基视姚崇为肱股，对于国家大事，总是征求其意见。姚崇因病寓居罔极寺时，“凡大事，帝必派源乾曜咨。乾曜所奏善，帝必曰：‘是必崇划之’，有不合，则曰：‘胡不问崇？’”信任与倚重之情，溢于言表。
公正无私、维护法纪，是姚崇从政生涯的亮点，针对官场腐败、请托之风屡禁不止的情况，姚崇辅佐玄宗整顿吏治。申王李成义请求将府上的阎楚珪由录事（九品）擢升为参军（七品），获得皇帝的首肯。姚崇坚决反对，上书皇帝，指出量才授官的权力应归属官吏任用部门，反对因亲故之恩就得以升官晋爵，覆前朝冗官泛滥之辙，扰乱国家法纪，玄宗只好收回成命。他有两个儿子在洛阳“通宾客馈遗”，依恃姚崇在恩于分管东都官员任选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魏知古，“凭旧请托”。魏知古向玄宗密奏此事。一天，玄宗装做不在意地问姚崇：“卿子才性如何？今何官也？”姚崇很坦率地介绍两个儿子的情况，指出他们“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魏知古”，玄宗见他坦诚无私，想斥逐魏知古。姚崇说：“臣子无状，挠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谓陛下私臣。”玄宗遂止。姚崇这种识大体、重人才、不因私害公的精神，很受大家拥护。这两件事对朝野震动很大，请托之风有所收敛。姚崇“屡以奢糜为谏”，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将内宫金银玩器“销毁”，珠玉锦绣“焚于殿前”。
姚崇廉洁自律，两袖清风。他贵为宰相，在皇城却没有自己的宅第，家人住在偏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不能回家，就住在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次，姚崇患了疟疾，上常令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就到寺里请教姚崇。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明敏。他与庐怀慎同为宰相，他死了儿子，请假十多天，政事积压很多，庐怀慎处理不了，感到恐慌，去见玄宗作检讨。玄宗说：“我以天下事委托于姚崇，你坐镇就行了。”暗示他不必担心。姚崇假满上班，很快裁决了积压下来的政事。紫微舍人齐浣称姚崇为“救时之相”，称卢怀慎为“伴食之相”。
姚崇最有名的事迹是坚持灭蝗。在古代，蝗虫被视为“神虫”，灭蝗乃重大禁忌。开元四年（716），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但在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包围中，却引发官员之间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伴食宰相”卢怀慎是禁捕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捕杀蝗虫有伤“和气”，恐怕招致灾祸。姚崇据理力争，他痛陈利弊，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难道因为害怕蝗虫，就不怕百姓死于饥饿？卢怀慎无言以对，只好默认灭蝗。姚崇亲自指挥灭蝗工作，派御史任捕蝗使，分赴各地带领农民灭蝗，推广“夜中设火，火边掘坑”的科学方法。他还公布奖励措施，激发农民灭蝗的积极性：捕蝗一斗，奖粮一斗；捕蝗一石，奖粮一石。在姚崇的主持下，仅汴州一地，就捕杀蝗虫14万石。蝗灾受到有效控制，进而得以消除，从而避免灾荒的出现。
姚崇晚年因事退隐，但李隆基仍命其五日上朝一次，立于内廷供奉首位。每有重大事件，总是专门征询意见，对其礼遇甚厚、敬重有加。开元九年（721），三朝宰相姚崇去世，享年72岁。当时，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在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他列举古代圣贤薄葬的故事教育他人，批评厚葬之风。姚崇去世前，向子孙留下遗嘱：不准崇佛敬道，不准为他厚葬，只给他穿平常的衣服，不要抄经写像，并告诫他的子孙们去世以后，也要照他的嘱咐去做，要永为家法。
宋璟（663－737），字广平，邢州南和人。其祖于北魏、北齐皆为名宦。景少年博学多才，擅长文学，他17岁便进士及第，。《旧唐书》称他：“少耿介有大节，博学工于文翰，弱冠举进士。”官历上党尉、凤阁舍人、御史台中丞、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唐开元十七年（729）拜尚书右丞相。授府仪同三司，进爵广平郡开国公，经武、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帝，在任52年。为人刚直不阿，捍卫正义，不畏权贵，史称“善守法持正”。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终于与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史称“开元盛世”。
武后执政后，宋璟因为率性刚正而被重用，逐步由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升迁至御史中丞。其时，女皇的男宠张昌宗、张易之，私自向相士占卜运程，违反宫规，宋璟因此奏请追究，但武则天特旨赦免，并令二张兄弟到其府上谢罪，耿直的宋璟却拒而不见，以致与二张结怨，多次遭到恶意诽谤。
在中宗时，宋璟担任黄门侍郎。当时宋璟得罪了当权的武三思，因此受到排挤，被外调为贝州刺史。睿宗朝，宋璟被重新起用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执掌朝政，这是他首度为相。其间，他选贤任能、量才用人，他一改朝廷用人惟亲的恶习，提出了用人“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的准则，罢免庸官冗员数千人。为防止太平公主谋反，宋璟促请其出居东都洛阳，激怒太平公主，因此受到中伤，被贬为楚州刺史。
玄宗即位后，宋璟迁任广州都督。他专注民生之改善，向百姓传授砖瓦建屋的方法，逐步取代简陋的茅草屋，以减少火患。出自《开元天宝遗事》的成语“有脚阳春”，正是源于宋璟爱惜民力、体恤民情的典故，时人称宋璟为“有脚阳春”，因为他就如同春日和煦的阳光，所到之处，万物复苏，充满生机。公元716年，宋璟被调返京师，授以刑部尚书之职。此后，姚崇举荐贤能的宋璟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继续推行其政治路线。宋璟得到李隆基的器重，许多建议均获采纳。其间，他再度提出“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的准则。旨在杜绝佞臣进谗言扰乱视听，他制订百官奏事必须有谏官、史官在旁的规定，使裙带关系和诬谄风气得以遏抑。宋璟前后为相四年，他不畏权贵，力革前弊，奉公守法，不徇私情。相传，他叔父宋元超当了“选人”（侯选官）后，要求吏部予以优先照顾，宋璟得知后，不但不予优先录用，并手示吏部"不能私害公。"又据史书记载，唐代规定，每年地方各道派人定期向皇帝、宰相汇报工作。使者进京，往往多带珍贵宝货，四出送礼，拜结权贵，许多官吏收礼受贿，使者也多有因此得以晋升。宋璟对此则异常不满，并面奏玄宗同意，勒令所有礼品一概退回，以绝侥求之路，削杀收礼受贿之风。
公元720年，为相四年的宋璟，由于秉公办事而开罪于权贵，树敌众多，以致再一次失意官场，被降为开府仪同三司。公元729年，他东山再起，拜为尚书右丞相。公元733年，宋璟托辞年老，退隐于洛阳。
玄宗在姚、宋辅佐下，吏治不紊，纲纪有条，不到六、七年使唐王朝再次出现"天下大理"的中兴局面。唐代名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新唐书》称赞他：“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往唐使中兴也。”
俗话说：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除了姚崇、宋璟外，开元时的优秀工作者还有卢怀慎、张九龄等一大批人，这些干部在开元时都有很大的作为，而且自身都比较廉洁方正。卢怀慎自知才能不如另一宰相姚崇，因此凡事避让，在任期间的政绩只在于荐贤举能，任宰相三年后病故。卢怀慎为官廉洁，家无储蓄，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生活得很贫穷。他是唐代比较清廉的一位宰相。临终时还向皇帝推荐干部，而且提醒宋璟等人：皇帝开始倦于政事，必然要有奸佞之臣出来，乘机把皇帝连同国家引上腐败的道路。让他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辅佐皇上，防止奸佞蹑位。这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提醒，以后的历史完全证明卢怀慎预言的正确性。张九龄在做宰相之后，也像武则天时代那样，看重干部的品德和才干，而不是看重其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在吏部参与选拔官吏时，他一直主张要公正选才，量才使用。同时，对于唐玄宗的过错，他也及时地指出，加以劝谏，不因为唐玄宗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隐瞒实情。
正因为路线正确，干部得力，开元初期，很快就结束了自武则天末期以来的混乱，使国家走向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的升平阶段。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曾经写了一首《忆昔》诗，描述了开元初期的兴盛景象。诗中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但好景不长，这样的黄金时代大约延续到开元二十年。这时，开元初期的人才，也就是武则天时代培养的一批干部，基本退出权力中心，宦官开始得宠。卢怀慎忧虑和担心的事情，终于在唐玄宗身上发生。唐玄宗后期，由于政治上安于现状，在吏治方面也慢慢受到后庭和宗族、姻戚的影响，加之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为辅，由姚、宋苦心建立起来的政治纲纪，很快被他们破坏殆尽。相传，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狼狈逃到咸阳，一位长者向玄宗说："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平安。自倾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维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这是对玄宗的批评，也是对宋璟的赞扬和怀念。
李林甫、杨国忠，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
李林甫（？－752），出自皇族，李渊祖父李虎的五世孙，小名“哥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至天宝十一年（752）间任宰相，追封太尉，扬州大都督，人称“口蜜腹剑”。李林甫专权17年，蔽塞言路，排斥贤才，导致纲纪紊乱。后时多认为他正是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
由于家族没有封王，李林甫属于没落的皇族，早年备尝世态炎凉。唐玄宗开元初年，李林甫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子中允”。此人不学无术，是个典型的白字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钻营。他设法巴结上了侍中源乾曜的儿子源洁，通过源洁向他的父亲央求“司门郎中”一职，但最后只得到了一个太子喻德的虚职，他不死心，仍四处活动，巴结上了正红得发紫的御史中丞宇文融，一来二去当上了吏部侍郎。李林甫相信“枕边风”的力量，竭力巴结讨好那些贵夫人。一个是侍中裴光庭的夫人，通过其结交上大宦官高力士。正好唐玄宗准备起用尚书右丞韩休为宰相，李林甫一从高力士那里得到“喜信儿”，就抢先去向韩休报喜。“投桃报李”，韩休就向玄宗推荐李林甫有大才，应当重用。为了能爬上宰相的高位，李林甫再次展开“夫人外交”拉拢宠冠后宫的武惠妃，许诺“愿护寿王（李瑁）为万岁计”。武惠妃很感激，就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这样一来，李林甫外有宰相韩休引荐，内有武惠妃暗中帮助，很快就官拜黄门侍郎，受到玄宗的“青睐”。
唐玄宗想把李林甫提为宰相，跟张九龄商量。张九龄看出李林甫不是正路人，就直截了当地说：“宰相的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如果拜李林甫为相，只怕将来国家要遭到灾难。”但此时的唐玄宗已经不是初期那个锐意进取、纳谏如流的英明郡主了，做了二十多年太平天子，渐渐滋长了骄傲怠惰的情绪，对此，张九龄、裴耀卿很不安，经常当面进谏，闹得玄宗心里很不痛快。而李林甫恰恰投其所好，“善仰帝意”，是他为官的不二法门。他又在玄宗身边的宦官身上下功夫，送给他们许多礼物。这么一来，皇帝的言行举止，李林甫“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讨得了玄宗的欢心。
开元二十二年（734），李林甫正式出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跻身宰相的行列，成为朝廷“三巨头”之一。当时，朝廷里还有两位宰相，那就是中书令张九龄和侍中裴耀卿。
李林甫最善于揣测唐玄宗的意思，在公元736年，唐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但宰相张九龄等人说秋收还没有结束，这样上路会骚扰百姓，影响生产。李林甫在张九龄走后却对唐玄宗说，长安和洛阳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陛下愿意什么时候来往就什么时候来往，不必再等以后，至于妨碍了农民秋收，免了他们的税收也就行了。
玄宗很高兴，照计而行。后来，李林甫就找机会诬陷张九龄等人，终于使唐玄宗将这些敢于直言的宰相罢官，由他把持了朝政。李林甫掌权之后，凡是不听从他、不和他站在一起的人都要想方设法地陷害。李林甫为相，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李林甫和人接触时，外貌上总是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嘴里尽说些动听的“善意”话，但实际上，他的性格非常明险狡猾，常常暗中害人，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讨好玄宗。他的法宝便是蒙蔽皇帝、排斥异己，打倒一切胜过自己的人，并在朝廷上下布满暗桩。史载：“林甫妒贤嫉能，不协群议，每奏御之际，多所陷人，众谓其为‘肉腰刀’”。又云：“林甫尝以甘言诱人之过，谮于上前，时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谓曰：‘李公虽面有笑容而肚中铸剑也。’人日憎怨，异口同音。”只是三言两语的描述，李林甫表里不一、阴险狡诈的大反派形象，已经跃然纸上。
李林甫一当上宰相，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唐玄宗和百官隔绝，不许大家在玄宗面前提意见，竭力阻塞言路，补阙杜进上书言事，被他贬为下邦令。他对朝臣说：“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作为仪仗的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朝臣受其威胁，从此谏诤路绝。
天宝元年（742），唐朝改变官名，牛仙客为左相，李林甫为右相。牛仙客是李林甫一手提拔的无用小人，只会对李林甫唯唯诺诺，没什么威胁。此人不久后就病死了，唐玄宗任命皇族李适之当了左相。李适之以精明强干著称，每天迅速果断地处理公务，很少有滞留的公文。李林甫感到自身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便变着方法陷害他。他装做诚恳的样子对同僚李适之说：“华山出产大量黄金，如果能够开采出来，就可大大增加国家的财富。可惜皇上还不知道。李适之以为这是真话，连忙跑去建议玄宗快点开采，玄宗一听很高兴，立刻把李林甫找来商议，李林甫却说：“这件事我早知道了，华山是帝王‘风水’集中的地方，怎么可以随便开采呢？别人劝您开采，恐怕是不怀好意；我几次想把这件事告诉您，只是不敢开口。”玄宗被他这番话所打动，认为他真是一位忠君爱国的臣子，反而对适之大不满意，逐渐将他疏远了。
天宝元年，唐玄宗在宫里设宴，看到兵部侍郎卢绚骑马经过勤政楼下，赞美说"这人风度真好"。李林甫的情报系统马上把这件事禀告给他，。第二天，李林甫得知这件事，就把卢绚降职为华州刺史。卢绚到任不久，又被诬说他身体不好，不称职，再一次降了职。务必打到潜在的敌人毫无还手之力为止。同年，唐玄宗无意中想起了被贬到外地的官员严挺之，便问李林甫："严挺之现在在哪儿呢？这人可以重用。"李林甫马上又开始活动，召严挺之的弟弟过来说："皇上很想念你哥哥，你哥哥也挺想调回京城的，我现在帮你们想了个计策，你替你哥哥上奏，说他生病，要求进京看病。"李林甫拿到奏折以后，交给玄宗说："严挺之年纪大了，又生了重病，只能给他个闲职了。"玄宗叹息良久，果然派严挺之养老去了。
李林甫对待大臣如此，甚至对待太子也绝不留情。当时玄宗甚是宠爱武惠妃，李林甫就全力巴结这位权倾内宫的人物。但太子李瑛并非她所出，武惠妃一直深以为恨。李林甫探知她的心意，也觉察到玄宗其实并不喜欢太子，只是碍于舆论不敢妄动。机会来了，他鼓动其他人诬告太子谋反。玄宗正愁没借口，让群臣讨论废太子之事，张九龄等人搬出隋文帝杨坚误废太子最终丢了大好江山的案例，竭力替太子洗明冤情。唯独李林甫在一旁默默不语。玄宗眼见阻力甚大，一时下不了决心，散朝后单独召见李林甫，李只说了一句话：“这些都是天子的家事，外臣根本没资格插嘴的。”玄宗立时转忧为喜，也为李林甫的忠心所感动，狠心废掉了太子。李林甫为了杜绝后患，斩草除根，纠集一帮官员将太子和另外两个王的勾连谋逆案坐实，并将他们一并处斩。
《资治通鉴》评价李林甫“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宫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养成天下之乱。”
善恶总有报，天宝十一年（752），李林甫尸骨未寒，杨国忠就唆使安禄山诬告李林甫与蕃将阿布思谋反，李隆基因此追削其官爵，籍没其家产，子婿流配，正所谓不得善终。
杨国忠（？－756），本名杨钊，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杨钊从小行为放荡不羁，喜欢喝酒赌博，因此穷困潦倒，经常向别人借钱，人们很瞧不起他。。而立之年，他在四川从军，却郁郁不得志。此后，他获得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赏识，出任采访支使，自此才出现转机。
此时杨玉环已封为贵妃，贵妃的三位同胞姐姐也日益受宠，而杨钊与贵妃出自同一个曾祖父，乃贵妃的堂兄。章仇兼琼于是派杨钊入朝，觐献蜀锦，希望利用裙带关系作为内援。于是，杨氏姐妹就经常在玄宗面前替杨钊和章仇兼琼美言，并将杨钊引见给玄宗，玄宗任他为金吾兵曹参军。从此，杨钊便可以随供奉官随便出入禁中。
杨钊在长安立脚之后，便凭借贵妃和杨氏诸姐妹得宠的条件。巧为钻营。在宫内，他经常接近贵妃，小心翼翼地侍奉玄宗，投其所好，“善窥上意所爱恶而迎之”，以致“恩幸日隆”；在朝廷，则千方百计巴结权臣。每逢禁中传宴，杨钊掌管樗蒲文簿（一种娱乐活动的记分簿），玄宗对他在运算方面的精明十分赏识，曾称赞他是个好度支郎，其实，这只是得益于他多年的赌博历练。不久，杨钊便担任了监察御史，很快又迁升为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身兼15余职，成为朝廷的重臣。
唐代的国家赋税以征收实物为主，两税法仍是货重钱轻，计钱而输绢帛。天宝七年（748），杨钊建议玄宗把各州县库存的粮食、布帛变卖掉，买成轻货送进京城，各地丁租地税也变买布帛送到京城，从而极大地节省了运输成本。史载：“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杨钊奏请所在粜变为轻货，及征丁租地税皆变布帛输京师；屡奏帑藏充牣，古今罕俦。故上帅群臣观之，赐钊紫金鱼袋以赏之。” 天宝九年（750）十月，杨钊因为图谶上有“金刀”二字，请求改名，以示忠诚，玄宗赐名“国忠”。
俗话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是小人的杨国忠与李林甫关系莫逆。杨国忠为了向上爬，竭力讨好李林甫，李林甫也因为杨国忠是皇亲国戚，尽力拉拢。在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时，杨国忠等人充当打手，并积极参与其活动。他们在京师另设立推院，屡兴大狱，株连太子的党羽数百家。后来，李林甫与杨国忠由于新旧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产生了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待王鉷的问题上。因王氏的宠遇太深，本是李林甫和杨国忠共同嫉妒的对象。但是为了牵制杨国忠，李林甫则极力提拔王氏；当杨国忠陷害王氏时，李林甫又竭力为其开脱罪责。由于杨国忠做了手脚。玄宗便开始疏远李林甫，王氏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致于死地。王氏所兼职务全部归杨国忠。
李隆基之所以杨国忠，除取悦杨贵妃外，还有牵制和取代李林甫的用意。天宝十一年（752），杨国忠终于荣升正宰相，身兼四十余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
借助关系网而平步青云的杨国忠，史称“强辩而轻躁”。杨国忠一手遮天、瞒上欺下，以致李隆基无法得知民间的真实消息，闭目塞听，“以为天下无复可忧”。 杨国忠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天宝十二年（753），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和严重饥荒。玄宗担心会伤害庄稼，杨国忠便叫人专拿好庄稼给玄宗看，并说：“雨水虽多并未伤害庄稼。”玄宗信以为真、以后，扶风太守房（王官）奏报当地出现水灾，杨国忠大发雷霆，指使司法机关严惩不殆。掌权期间，杨国忠专权误国，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动辄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用兵，曾经两度发动征讨南诏的战争，天宝十载（751），杨国忠上任京兆尹不久，遂乘机推荐自己的老友和党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并命其率兵攻打南诏，结果大败，士卒阵亡六万人，南诏投附吐蕃。接着，杨国忠又请求第二次发兵攻打南诏。玄宗便命令在长安、洛阳、河南、河北各地广泛招兵。杨国忠派御史到各地去抓人，把他们带上枷锁送到军营。不仅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士卒暴尸边境，给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了灾难，而且使内地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在人才选拔方面，杨国忠曾经作出蒐罗天下奇才的姿态，迸拔淹滞，因此颇得众誉。但却也加剧官员论资排辈的恶劣风气。旨在笼络人心，壮大自身势力，杨国忠规定，官吏选任不论贤愚，一律根据年资填补官员空缺。按照惯例，如果宰相兼任兵部、吏部尚书，选官应交由侍郎等负责，程序十分严格，须经三注三唱，反复进行，历时春夏才能完成。杨国忠却自以为是，预先拟好名单，然后召集宰相、给事中、诸司长官于尚书都堂，读—名，定一名，一日便完成官吏选任。从此，杨国忠垄断遴选大权，门下省不再复核选官，侍郎仅职掌试判，以致官吏质素下降。杨国忠的亲信鲜于仲通、窦华、郑昂等，却为杨国忠树碑立传，歌颂其选官功德。
杨国忠外戚专权，飞扬跋扈，以致民怨沸腾。而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也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杨国忠与安禄山都是天宝年间的新贵，同样受着玄宗的宠通。但是，杨国忠的发迹要比安禄山晚得多。当杨国忠尚未担任高官要职时，安禄山早在天宝元年（742年）正月就升任平卢节度使，以后又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御史大夫，稍后又兼河东节度使。天宝九载（750）又封为东平郡主。安禄山在朝中对老谋深算的李林甫十分惧怕，而对杨国忠则根本瞧不起。杨国忠接替宰相后，看到不能制服安禄山，便经常向玄宗说安禄山有谋反的野心和迹象，不断加以打压，企图剥夺其权力，促使安禄山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将叛变矛头直指杨国忠。马嵬驿上，杨国忠死于乱刀之下，可以说，既是与太子矛盾的总爆发，也是罪有应得。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与宰相崔群讨论玄宗先治而后乱的原因，史载：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同样是用人，用姚崇、宋璟而治，用李林甫、杨国忠则乱，关键在于选人的标准。对此，《通鉴直解》说：“夫古之英君，始未尝不用君子，然多不能保其终者，盖由天下已治，每厌勤劳而喜逸乐。厌勤劳，则但见君子之拘检，而势必见疏；喜逸乐，则但见小人之可狎，而情必相契。所以始治终乱，皆出于此，非独玄宗、宪宗为然也。”从心理的角度，阐释玄宗前期大治而后期大乱的根源，即在于统治者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在用人好恶上，出现从君子到小人的转变。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禄山（703—757）营州（今辽宁朝阳）人。其父可能是康姓胡人，母阿史德氏是个突厥巫婆。其父死得早，他从小随母在突厥部族生活。母亲后来嫁给了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安禄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禄山。
安禄山长大以后，性情残忍，狡诈多智，善于揣度人意，开始任诸市牙郎，长期生活在北方多民族杂居地，习“六番之语”与史箤干（史思明）一同长大，如同兄弟，两个人都以凶猛善斗闻名。开元二十年（732），张守珪任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因盗羊，遭追捕者围打，他大声呼喊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蕃耶？而杀壮士！”守珪见其言貌不凡，乃释放他，令其与同乡人史思明同为捉生将。安禄山骁勇过人，又熟谙山川形势，故每次出击，都能以少胜多，擒获不少契丹人，后因功擢为偏将。其后更是“所向披靡”，深受张守珪喜欢，被收为养子，并以军功加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 但因与奚、契丹战败，罪大当诛，因此被送往京师。宰相张九龄洞悉安禄山以后必会造反，称“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唐玄宗看了批文说：“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玄宗惜其才，得不死。
安禄山颇懂得升官之道，对过往的使者，安禄山暗中都加以贿赂，“百计谀媚”，使者回朝后一再称赞他，逐渐受到了玄宗的青睐。天宝元年（742），分平卢为节度，遂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不仅如此，礼部尚书席建侯、裴宽与宰相李林甫都在玄宗面前大力称道安禄山公正无私，“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时李林甫恐怕儒臣出将入相，会动摇自己的权位，而蕃人目不识丁，难以入相。为了专宠固位，他奏称儒臣怯弱，不胜武力，而著将雄武，多立战功，请求任用蕃将为边帅。玄宗正有吞并四夷之志，李林甫的奏请正合他的心意，“故帝宠禄山益牢”。安禄山还与杨铦、杨锜、以兄弟相称，而安禄山见贵妃宠冠六官，与她搞好关系对自己十分有利，尽管他比杨贵妃大十八岁，却甘心做她的养儿。
安禄山骗取了唐玄宗的信任，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了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
前任宰相李林甫死后，他在朝中失去了可以倚赖的对象。新任的宰相杨国忠与群臣不和，其中为了争宠，杨、安两人关系最恶，深感不安又对帝位抱有幻想的安禄山遂阴谋叛唐。叛变前，他精选豢养同罗、奚、契丹降人八千为假子，称“曳落河”（胡语，意为壮士），皆骁勇善战；又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胡商至各处经商致财。天宝十四载，又请以蕃将32人代汉将，组成一个以少数族武人为骨干、有汉族失意文人和地方军人参加的财富力强的武装集团。经过10年左右的准备，于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串通部将史思明，发动节度使之士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挥兵南下，“安史之乱”爆发。
安禄山反叛的消息传到朝廷，李隆基竟不以为然，他一直坚信安禄山“必无异志”，决不会造反，继续沉醉于歌舞升平的幻象之中。直到证实安禄山的确造反，李隆基才仓促布置防御，当头棒喝之下，难免显得手忙脚乱。
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多年未见战乱，突然听说叛乱爆发，远近震骇。叛军所过州县，无敢拒敌之人。甚至士卒登城，听到敌人的鼓角声，竟吓得纷纷坠落城下。“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戳，无敢拒之者”。唐朝廷任用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两镇节度使，赴洛阳招募士兵，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又新设河南节度使，统领陈留（今河南开封）等13郡，防守黄河南岸。此外，李隆基以皇子李琬为征讨元帅，高丽人高仙芝为副元帅，前往阻挡，结果二人兵败身亡。叛军很快就攻占了洛阳，天宝十五年（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准备西进夺取长安。
安史叛军烧杀掳掠，遭到沿途老百姓和部分唐政府军的反对，“河朔之民苦贼暴，所至屯结，多至两万人，少者万人，各为营以拒贼。”唐朝地方官吏和将领颜杲卿、张巡、鲁炅都进行了有效的抵抗。公元756年，常山（今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和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先后起兵声讨安禄山。河北诸郡群起响应，17郡归顺朝廷，迫使准备进攻潼关的安禄山搁置西进计划。颜真卿招募勇士，周围郡县竞相响应，共推颜真卿为盟主，组成联合军事力量，大破叛军，攻克魏郡城（今河北大名县西），军声大振。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兵收复常山城，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会合，大败史思明，唐朝廷在河北取得优势。河南地区，许远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张巡守雍丘（今河南杞县），成为最重要的抵抗力量。
唐朝军队反败为胜之际，李隆基却做出致命的错误决策，强行任命重病在身的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扼守潼关。哥舒翰采用以逸待劳战术阻击叛军，等待决战时机成熟。但玄宗屡次催促他出战，哥舒翰不得已出关与叛军决战，六月，唐军在潼关外溃败，安禄山便长驱直入长安。
潼关失守，国都长安危在旦夕，李隆基也不免方寸大乱，决定接纳杨国忠的提议，逃出西京，避难成都。杜甫有诗《哀王孙》，便是叙述此事，长安城头白头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间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断折大将死，骨肉不得同驰驱。腰下宝鱼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走走停停中，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十四，玄宗逃难的队伍到了马嵬驿，饥肠辘辘的将士拒绝前行，太子李亨和宦官李辅国等意识到，铲除杨国忠的时机已经成熟。事缘李亨一直受到杨国忠的打压与倾轧，双方势不两立。如果入蜀，在杨国忠的势力范围内，李亨无异羊入虎口，必将永无出头之日。于是乎，太子阵营自编自导一场哗变，由大将军陈玄礼出面煽动，将矛头直指杨国忠，斥责杨国忠为战乱的罪魁祸首，一旦诛杀便可止息叛乱：“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为杨国忠割剥甿庶、朝野怨尤，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适逢吐蕃使者向杨国忠讨要饭食，将士将计就计，大喊宰相与吐蕃谋反，蜂拥围堵杨国忠，将其乱刀砍死。此时，死神又向杨贵妃招手，群情激奋的将士迫使皇帝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赐死。这就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云：“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白居易《长恨歌》的高明就在于，它用绚丽的色彩淡化了悲剧的气氛，让美好的爱情掩盖了政治的阴谋。
马嵬驿事变以后，玄宗继续西逃。太子李亨却被当地的百姓留住，主持抗叛大局。从此，太子李亨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从马嵬坡一路收拾残兵北上，臣民争相前来归附。天宝十五年（756）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即位称帝，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肃宗命郭子仪率军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
在新皇帝的指挥下，统一与割据的斗争继续进行。叛军方面，占领西京成为腐化的转折点，志得意满的将士搜括财物，争夺权位，沉迷酒色，不复进取。此后，叛军接连发生内讧，先是安禄山为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随即为史思明所杀，最后史思明又为子史朝义所杀，内部可谓风雨飘摇。唐朝军队则采取以逸待劳的军事策略，并且得到回纥援助，在郭子仪、李光弼等的率领下，几经波折，终于大破叛军，收复失地，平定安史之乱。
安禄山举兵向阙之时，承平已久的中原地区，已经几十年不闻战鼓之声了。战火所及之处，州县残破，万室空虚，北中国满目疮痍。在战争中，人民群众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北方经济受到很大破坏。“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出现了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惨景。由天宝十四年（755）至乾元三年（760），五年间，全国人口从5288万锐减至1699万，足见战乱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虽然以唐朝廷的胜利告终，但昔日的盛世辉煌却也一去不复返。在时间序列上，安史之乱可视为唐朝的中点，前承137年的繁荣，后启151年的衰落，因此，亦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它宣告“开元盛世”的终结，使唐朝元气大伤，自此江河日下，一蹶不振。
大唐为何遭逢如此剧变？《旧唐书》将安史之乱的原因归结为“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 唐朝初期实行的是府兵制，而府兵制的好处就是既保持了充沛的兵员，又极大的节省了国家养兵的费用。可是府兵制有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极其倚赖田地而且兵员的战斗力不能保证，府兵一般征自“高赀多丁”之家，分给其土地，定期卫戍京师或守御边疆。在内地或边境重镇设置大都督，统兵驻守。后来，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农民失掉土地逃亡，兵源发生了问题；加上征战频繁，府兵不能按时轮换，长期服孔，家中不能免去征徭，因此大批逃亡。府兵制度的弊端在唐初就已显见，《贞观政要·纳谏篇》：“（魏）征曰，‘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到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大量逃亡，到了玄宗时期甚至连护卫皇宫的府兵都招不满了，面对这个情况，唐朝开始用“彍骑”和“长征健儿”这样的募兵来取代府兵制，召募兵士宿卫，在边将统率下从事屯垦，而募兵的直接后果就是让“府兵一变而成为藩镇”。
讲到唐代府兵制的失败时，钱穆概括为“人事之逐步颓废，而终致于不可收拾。”钱穆总结说：时值盛世，宿卫府兵无事可做，便被官宦用作苦工，府兵全都来自殷实家庭，此时却受人贱视，因而多逃亡规避值宿；阵亡士兵的抚恤制度逐渐被松懈疏慢，人心渐失； 高级军人有勋位而无实职，长此以往，勋位转荣为辱，军人地位堕落；政府开边，而兵源不足，边疆部队长期戌边，无法复原，亦无法轮换。因此府兵害怕到边疆，在本府先自逃亡。出外不返，家破田荒，绝了后代，终致兵源枯竭。
偏偏唐玄宗雄心勃勃，意图继承乃祖遗风，开疆扩土，所以设置了十大节度使，让他们负责对外的防御和征战。当时有10大军区，即平卢、范阳、河东、河西、朔方、北庭、陇右、安西、剑南、岭南，大多由蕃将任节度使，除剑南外，其余九镇皆由蕃将统领，比如突厥人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高丽人高仙之为安西节度使等。卫戍京师的常备军队只有8万人，而藩镇军队却高达49万，后者为前者的6倍。可以说，无论地方还是中央，蕃将的势力均达到空前强大的程度。而粟特和突厥混血的杂胡人安禄山，更是风头一时无两，他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被李隆基誉为守卫北方边疆的“万里长城”，安思顺则为河西、朔方两镇节度使，兄弟二人占据藩镇的半壁江山。
黄仁宇教授曾指出：蕃将受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势：边防着重实际情形，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区以疆域大、资源活用为有利（安禄山外其他节度使也是一个统辖数区）。司令官以职业化，长久留任，与当地民情风土融洽才有功效。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需要组织重点，能够发挥迅速确实的功效的一种结构。全国官僚机构的组织则先以仁义道德的立场，造成行政的逻辑，一意保全大体，愿意牺牲局部。在这种前提之下，人事关系之合宜，超过对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朴雷同各种职位互相转让互相交换，不容许任何一方面突飞猛进。即在安禄山叛变之前，这两种组织精神相反，已经有了不能并存的趋向。
从清平调到长恨歌
杨贵妃墓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更迭、江山易主、政局衰败之际，都会有一段比较煽情的传说，都会不期而遇地和爱情或美女扯上关系。江山美人，美人英雄，英雄江山，三者杂糅于一处，在英雄江山之间横插一美人之娇姿于其中，在阳刚中多些妩媚，在血腥中多些温情。于是“红颜祸水”便应运而生，它让所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容貌在历史兴衰，王朝更迭面前承担了过重的罪名，抹杀了那些红颜所有的艳丽色彩，而唯只剩下祸害的名声，警示着历代帝王将相及其他的男人们。 中国一直以来是男人在掌握话语权，出了问题都是女人的责任，唐朝出问题是杨贵妃的责任始作俑者是夏代的妹喜，嫁给桀之后，纵情声色，恣意享受。据说妹喜爱听“裂帛”之声，桀马上命令各地每天进贡丝绸一百匹，让人轮流撕开来给妹喜听。如此浪费民脂民膏，当时很多老百姓被逼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据说当时很多老百姓被逼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他们指着太阳骂道：“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由于桀专宠妹喜、不理朝政，很快他的夏朝就被商给灭掉了。 商代是妲己，根据正史记载，为讨好妲己，商纣王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乐”，还搜括百姓钱财，修建起高大宏丽的鹿台，里面置满奇珍宝物。同时，“积糟为邱，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闲”，彻夜长饮，欢嬉达旦。很快被周灭掉。周朝是褒姒，也就是“烽火戏诸侯”中的那个从来不笑的美女，周幽王的宠妃，生卒年不详。褒人所献，姓姒，故称为褒姒。褒姒生性不爱笑，幽王为取悦褒姒，举烽火召集诸侯，诸侯匆忙赶至，却发觉并非寇匪侵犯，只好狼狈退走。后来，申后之父联络曾侯及犬戎入寇，周幽王举烽火示警，诸侯以为又是骗局而不愿前往，致使幽王被犬戎所弒，褒姒亦被劫掳。春秋时有西施，从某个角度说，西施是“英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从吴国的立场来看，西施就是处心积虑的“红颜祸水”了。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与郑旦一起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于国事，为勾践的东山再起起了掩护作用，后吴国终被勾践所灭。三国时期是和西施作用一样的貂蝉，当然貂蝉在演义中是位舍身报国的可敬女子，她为了挽救天下黎民，为了推翻权臣董卓的荒淫统治，受王允所托，上演了可歌可泣的连环计（连环美人计），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成功的离间了董卓和吕布，最终吕布将董卓杀死，结束了董卓专权的黑暗时期。还有就是晋朝贾南风，称其为红颜，简直有点对不起这个词语，贾南风应该是“红颜祸水”中长得最丑的一个了。史载，贾后个子很矬，脸色青黑，眉后有一疵，其丑无比。可是她陰辣險毒，無所不用其極，宠爱“美男子”，搞得短暂的晋朝乌烟瘴气。这还不算，她对政敌也是心狠手辣，频繁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拉了这个灭了那个，直接导致了“八王之乱”的发生。可以说每一个朝代，大抵都有些突出的女人，其突出就在于本身的姿色美丽和政治的关联，任何一个朝代的美丽女人，倘若没有强烈的政治陪衬，便不会享大名，流传后世。惯性思维使然，唐朝人把本朝的兴亡之际的大包袱自然也推到杨贵妃身上，又因为白居易的出色描绘而使杨贵妃艳名远播。
杨玉环开元七年（719）农历六月初一生于容州（今广西玉林容县），出身宦门世家。曾祖父杨汪是隋朝的上柱国、吏部尚书，唐初被李世民所杀；父杨玄琰，是蜀州司户，叔父杨玄珪曾任河南府土曹。杨玉环的童年，是在四川度过的。10岁左右，父亲去世，她寄养在洛阳的三叔杨玄珪家。
开元二十二年（734）七月，唐玄宗的女儿咸宜公主在洛阳举行婚礼，杨玉环也应邀参加。咸阳公主之胞弟寿王李瑁对杨玉环一见钟情，唐玄宗在武惠妃的要求下当年就下诏册立她为寿王妃。婚后，两人甜美异常。本来两人可以白头偕老，过着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幸福日子，杨玉环也充其量以一个王妃的名义终老一生，虽然不如在历史上大书特书，也会留下一鳞半爪，但她公公的介入使得她的人生顿起波澜。
玄宗的“生性好色”好像已经得到公认，作为风流天子，李隆基的情感世界无疑是多姿多彩的，单从“爱情结晶”看，其子女数目高达59人，冠绝唐朝历代帝王；而十王宅与百孙院的修建，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风流天子”子嗣之兴旺。早年在潞州任上，李隆基就娶了能歌善舞、温婉可人的赵姓女子（后来的赵丽妃）；当上皇帝后，他迷恋上了武氏后代武则天的侄孙女武云儿（后封为武惠妃），朝晚相陪出双入对，宠冠后宫20余年；执政后期众所周知，他先是宠爱梅妃江采萍，后又迷恋上了自己儿子的老婆杨玉环，遂有一曲《长恨歌》成为千古绝唱。在当时的眼光看来，这几位都是出色的美女，赵丽妃的资料不多，梅妃江采萍史书记载其丰神楚楚、秀骨姗姗，癖爱梅花，所居之处遍植梅树，每当梅花盛开时，赏花恋花，留连忘返，唐玄宗戏名曰梅妃。梅妃不仅以美貌受宠，更以表演《惊鸿舞》得到乐舞行家唐玄宗的专宠。但是赵丽妃和梅妃并不是玄宗的至爱。真正做到让玄宗无法自拔的先后有两个人：武惠妃和杨玉环。
武惠妃的父亲是恒安王武攸止，母杨氏，在族谱关系上，武三思为其远房叔公，武延秀为其远房叔父。因为武攸止早死的关系，其女自小养在宫中。李隆基即位后，对武氏相当宠爱。起初，惠妃生夏悼王李一、怀哀王李敏与上仙公主。这三个孩子长得姿容端丽，却都夭折，玄宗感到十分哀伤。后来惠妃生寿王李瑁，因为害怕孩子夭折，玄宗命其兄宁王李宪抱养李瑁，并由宁王妃元氏亲自哺乳。在促成亲子继位的野心驱动下，她全力为寿王瑁清除障碍，一手制造“三庶之祸”，诬陷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三人谋反，试图创造取而代之的机会。为此，李隆基废李瑛、李瑶、李琚为庶人，赐死于京师城东驿，一日之内将三位皇子送上黄泉路，震惊朝野上下。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武惠妃为亲子编织的太子梦，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她自己，据说也因为造孽太多而遭冤魂缠身索命，落得惊吓而死的下场。
开元二十六年（736），武惠妃遽然辞世。噩耗传来，李隆基如遭晴天霹雳。没有爱妃陪伴的日子，风流天子的情感世界顿时失去色彩。陈鸿 《长恨歌传》说：先是元献皇后、武惠妃 皆有宠，相次即世。宫中虽良家子千数，无可悦目者，上心忽忽不乐。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内外命妇，熠耀景从，浴日余波，赐以汤沐，春风灵液，澹荡其间，上心油然，若有所遇， 顾左右前后，粉色如土。
无限寂寥之际，爱神之箭却再一次射中五旬开外的李隆基。也许是精心的安排，也许是缘分的邂逅，李隆基对美艳绝伦的杨玉环一见倾心。一边是“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一边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唐玄宗看上杨玉环时，她已经嫁给寿王李瑁差不多五年了。唐时宫廷“胡风”盛行，父亲抢儿子的媳妇，好像也不算稀罕事，但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为了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唐玄宗还是做了一些台面上的工作。按照高力士的精心安排，先到内宫的太景观做了一个女道士，起名杨太真，说是要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唐大诏令集》中有记载“道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这样做也是为避人耳目，方便他们偷情。好不容易熬过五年，玄宗先是为寿王李瑁娶韦昭训的女儿为妃，紧接着就迫不及待地将杨氏迎回宫里，并正式册封为贵妃。杨贵妃有三位姐姐，皆国色，也应召入宫，封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虢国夫人，每月各赠脂粉费十万钱。虢国夫人杨花花排行第三，以天生丽质自美，不假脂粉。杜甫《虢国夫人》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思，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宛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唐人李商隐在《骊山有感·咏杨妃》里写道：“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李隆基与杨玉环年龄相差34岁，二人的爱情既是忘年恋，也是黄昏恋。杨玉环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与爱好艺术的李隆基堪称志同道合。她国色天香、冰雪聪明，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自然虏获皇帝的欢心，更博得皇帝“解语之花”的赞美。史载：玄宗凡有游幸，贵妃无不随侍，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700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为讨杨玉环的欢心，李隆基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传说杨玉环最喜欢吃南方水果荔枝，而荔枝采摘五日后会变味，为让贵妃品尝新鲜的荔枝，李隆基竟然下令开辟由岭南至长安的数千里贡道，动用驿马快马加鞭将岭南荔枝运抵长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正是讲述此事，而进献贵妃的荔枝品种亦获得“妃子笑”的美名。
《旧唐书》所述：“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如上意。”如果说在杨玉环入宫之前，玄宗注目的主要还是她的绝代姿容，那么杨玉环入宫后仅仅不到一年，玄宗给予她的礼遇和地位，就已经能与去世不久的武惠妃相比肩，后又将其册立为贵妃，宠爱有加，这就不能仅仅用美貌来解释。 他们可以说是一对艺术伴侣，杨贵妃是高超的舞蹈家，玄宗是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二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应。杨贵妃不仅有惊人的美貌，更具超凡的音乐舞蹈才能以及与玄宗高度一致的审美情趣，使她成为玄宗情感与艺术的双重知音，也使这位大他38岁的帝王在晚年如获至宝，将其视为生命最后22年中的主要精神寄托。如果仅仅是皇帝和贵妃之间的两情相悦，卿卿我我，那怕贵妃再多吃点荔枝，对于大唐来说，也算不得过分，但封建社会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使得这段美好的爱情蒙上了政治的阴影。
杨玉环得宠后，合家升迁。当时普遍流传的民谣说：“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杨玉环的兄弟们，因她的关系而纷纷获得官位。不学无术的杨国忠官至宰相，身兼40余职，四处发号施令。贵妃三姐妹皆赐第京师，宠贵赫然。她们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其中，尤以虢国夫人宠遇最深，权势最大，行贿请托，嬉游无度。正如元稹诗云：“虢国门前闹如市”，“杨氏诸姨车斗风”。“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尽享高官厚禄、富贵荣华。史载：“天宝之初，嬖幸顷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昏坏矣”。虽然杨玉环本人没有强烈的权力欲望，她不同于历史上的吕后、武则天等女性，费尽心机，为的就是大权独揽；她在被专宠的十几年间，极少染指政治，深居内宫，跟宰相和大臣接触稀少；家族势力的显赫，是外戚依附于皇权发挥作用的结果，杨玉环极少主动为家族谋取私利。她的存在，充其量导致了一代明君唐玄宗的怠政昏聩，进而导致了一个王朝命运的转折，但绝对不能将其看成是惑君乱政的祸根。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剧变中，杨玉环却不得不背负千古骂名，为千夫所指，杨氏兄妹也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天宝十四年（756），李隆基偕同杨玉环、杨国忠等逃往蜀中，途经马嵬驿时，随驾禁军发生哗变，一致要求处死杨氏兄妹。李隆基表示杨国忠当诛，但贵妃无罪，本欲赦免杨玉环，无奈禁军指安史之乱因贵妃而起，不诛祸国殃民的红颜，难慰军心、难平民愤。如此要求当然另有隐情：贵妃不死，便极有可能对诛杀杨国忠的禁军“秋后算帐”，因此，只有斩草除根，才能永绝后患。李隆基左右为难、束手无策，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最后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贵妃赐死。可怜杨贵妃以38岁的灿烂年华告别了人世，给人生画上了一个悲凉的句号。她人生的多姿多彩是因为玄宗，而她人生的悲凉谢幕也是因为玄宗。可见君主与后妃虽然也具有普通人共同的情感与欲望，但终究与普通人有天壤之别，因为他们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与巨大的财富，他们的喜怒哀乐关乎国家的命运前途。特别是当君主把个人的情感与兴趣爱好放在比国务政事更重要的位置上，很容易转化成国家与社会的灾难和个人人生的悲剧。
弱势君王与强势军阀
当公元779年唐德宗李适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他有着中兴大唐的抱负和信心。这种抱负和信心源于他的经历：他于天宝元年（742）四月十九日生于长安大内宫中，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大唐帝国昌盛繁华的辉煌岁月中度过的。但好景不长，他14岁那年，天宝十四年（755）的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第二年长安失守，玄宗出逃四川，从此大唐帝国陷于一场亘古少见的大动乱之中。他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童年的美好回忆，使他具有中兴唐世的强烈愿望；与叛军的战斗，磨炼了他的意志，丰富了他的斗争经验。而登基之时，他只有37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好年纪。未来的美好前程，似乎都在等着他。
但是，他忽略了两点最为致命的因素：首先，纵观中国历史，凡是中兴之主，都是先苦后甜，前面的汉宣帝，后面的康熙，无不如此，而德宗是先甜后苦，这无疑在其性格中种下了懦弱、妥协的因子；其次，他的父祖留给他的是一付藩镇割据的烂摊子，他的很多措施都因为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美好的愿望同残酷的现实，给德宗一生画上了矛盾和悲剧色彩。
藩镇，原是指封建朝廷在沿边襟要地区设立的军镇，在唐朝，则是以节度使为军事长官各地军镇。开元、天宝之间，节度使例兼辖区内负责军需调度的度支使和管理屯田事务的营田使，后来又兼所在道负责监察的采访使，权力逐步渗透到了地方军、政、财、监等各个方面，形成一种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天宝年间，更是出现了一人兼统数镇，连州跨郡的情况，并最终于天宝十四年（755）的十一月引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安史乱后，唐朝政府没能很好地处理地方军镇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藩镇拥兵割据，中央财政恶化，中央与地方关系紧张。
走在藩镇割据时代大潮前列的是安史旧部。在安史之乱末期，以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等为代表的安史旧部依然手握重兵，他们看到“安史”气数已尽，就利用手里还有军队这一优势，纷纷打起了反正降唐的牌。而此时的唐朝政府，也已经无力征讨这些叛军余孽，趁此机会招降叛党，是他们重归大统，落个两边都安宁，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就有了“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的一幕，广德元年（763），也就是唐代宗即位的第二年，他就以赏功为名，任命李怀仙为平卢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让他们分统安史旧地。在这次交易中，河北的安史旧部是最大的赢家，他们不但得到了弃暗投明的名声，还在实际上保住了自己在河北的实力，依然重兵在手，独揽地方军、政、财大权，而且这种状态在实际上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承认；唐朝政府的这步棋走的却很有些阿Q的味道，河北地区实际的独立状态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在名义上又重新回到了帝国的怀抱，满足了一下帝国统一的虚荣心。就这样，这些藩镇名为唐朝藩臣，实则处于独立状态，成为了日后实力最为强大的“河朔三镇”。
令唐朝政府不曾想到的是，对安史旧部这种姑息养奸的作法，给了还在迷途之中的关中、江淮的藩镇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他们紧随河北藩镇之后，走上了割据的道路。节度使初建时一般都设在边远冲要地区，安史乱起，为了当时军事形势的需要，唐廷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使中原地区也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等大小军镇，军镇制度便扩展到黄河以南及江淮地带，后又发展到全国各地军镇。《新唐书·兵志》说“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藩镇”，除了国门以外的土地都被分割到一个个军镇之下，可见藩镇割据数量之多，问题之严重。这些藩镇在安史之乱结束以后都被保留下来，唐朝政府的这种做法除了它没有勒令藩镇交出兵权的无奈之外，也许更有深层次的考虑，即在河北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保留大部分的藩镇用来平衡局势，毕竟这时统治者的心腹大患是河北问题，而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无论是代宗还是德宗，都采取了“以藩镇制藩镇”的策略。
而这些新兴的节度使们更是深知自己的尴尬地位，他们是在平叛的过程中，凭借手中的军权而上位的，也许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忠诚于唐朝政府的，但是一旦坐上了节度使的宝座，他们便同河北藩镇走上了同一起跑线，甚至面对的问题比河北还多。他们一方面肩负着压制河北的任务，另一方面却也同河北一样有着被中央消灭的危机。为了保住自己地方老大的位置，这些新兴的节度使无一例外地开始了大张旗鼓地扩军行动，因为他们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军队是藩镇的核心，只有拥用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能使自己在中央政权面前更有底气，在早晚会来的削藩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种拥兵自保的心态，从他们大量使用地方的民兵中可以得到验证。民兵没有节度使手下那些毕生都在行伍中度过的正规军训练有素，甚至在本藩镇之外作战的无能是有名的，但他们费用低，能够很快地被动员起来，守卫自己的领土时却打得很顽强。在保卫节度使的老巢方面，他们是一支足以依靠的队伍。
在节度使支庞大的正规军中，他们还极力培养一支可以为自己出死力的精锐部队——牙军，他们“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是藩镇与中央抗衡的主要工具。牙军主要集结地在镇治之州，能够镇压境内的任何反对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牙军是藩镇唯一具有强大打击力量的军队。牙军的核心是亲卫军精英集团，负责节度使的安全，同时无疑地也被用作保卫节度使驻节之地的总的安全力量，在更好战和更独立的节度使麾下，这种军队通常称牙内军，他们常常由以下几种有特殊地位的士兵组成：从节度使私囊出资维持的私人士兵；名义上的养子，为节度使效劳并随他从一地调到另一地的侍从。由于精英侍卫都是节度使的贴身保镖，他们在地方的政治中常起关键性的作用。但讽刺的是，也正是因为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变易主帅，如同儿戏”。所以，唐朝的藩镇之乱，除了藩镇与中央的对抗外，还有藩镇内将校之间、将校与牙兵之间的相互厮杀，为大唐乱世这道大餐添加了几道配菜。
藩镇的其余军队则驻守在州县的治地和其他战略要地。它们被恰当地称为“外镇”，其部署取决于不同的情况：本镇的地方防务（特别在自治的和边境的藩镇）；境内的安全；对资源和收入的控制（如对商业中心和盐池）。这些外镇军的规模差别很大，从数百人至数千人。
前面说过，早在天宝年间，节度使就已经兼任辖区内负责军需调度的度支使、管理屯田事务的营田使、所在道负责监察的采访使，集地方军、政、财、监大权于一身。新兴的节度使们也拥有这种权利，他们是地方的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兼任度支使和营田使之职，专擅财权，甚至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在为数众多的藩镇之中，除了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藩镇大多依旧服从中央政府，向中央缴纳赋税以外，在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一带的藩镇，则“征赋所入，尽留赡军，贯缗尺帛，不入王府”。据元和三年（807）宰相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统计，山东、河北、河南的15道、71州之地，长期沦于藩镇，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二分之一的仓储谷物，为藩镇所霸占。唐政府每年的财政来源，仅靠浙江、宣州、歙州、淮南、江西、鄂州、岳州、福建、湖南等8道、49州的赋税，入不敷出。对于要维持地方独立的节度使来说，拥有地方的财政大权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在满足自身贪欲的同时，供养庞大的军队。
有了军事和经济上的保证，新兴节度使们可以向他们的老大哥——河朔看齐了，专横跋扈，割据称雄。在自己的辖区内，对自己的行政人员和军官，节度使实际上拥有任命全权。这意味着这类人员取得官职的途径不同于和独立于中央吏部任用的人员。吏部重视出身，有相当明确的界限，即靠贵族门第、荫庇、科举中式或从胥吏工作提升而取得当官资格，而在各镇任职的人员来源的界限则远为不清和多样化。这类人包括未中举或者虽中举但未得到职事官的文人、转搞行政专业的军人和社会出身低贱但有一定程度的文才足以胜任一般行政工作的人。事实上，在这些藩镇当局下的晋升在唐朝后半期成为社会人才流动的最重要的途径，因为这时许多以前没有当官机会的人能取得官员的地位而升入各级行政机构之中。这样，在地方上，州县组织和藩镇的行政组织这两类平行机构不但在它们基本的政治和行政归属方面，而且在总的社会成分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根据中央政府的观点，那些通过藩镇非正式任用而进入仕途的人不全是正式官员，按理说依然是属于“流外”官，并对他们的提升和任期作了种种限制，试图在他们和有正式资格的官员之间保持一条严格的界线。但实际上与正式的地方官员相比，在藩镇机构中任职的官员人数更多，待遇更高，由此可以想象地方当局掌握的财政资源有多少了。除了自置官吏以外，节度使们还擅定留后，父死子继。
就这样，在唐德宗的万里江山上，“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重兵”，形成了复杂的割据局面。为了中兴大唐，削藩势在必行，而成为导火索的，就是中央政府最不能容忍的节度使世袭，于是就有了后面德宗强势出击，否定世袭的故事。
李唐一朝的宦官专权
宦官俑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因为皇室的特殊需要，所以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有那么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因为特殊的生理结构，所以能够自由穿梭于皇家禁苑，并能够随时服侍在皇帝和众多妃嫔左右，而不用考虑男女大防、授受不亲；他们说话尖细，油头粉面，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宫廷宦海中沉浮自如。他们因自小便服侍皇帝左右，善于揣摩皇帝心思，对皇帝百依百顺甚至是媚态十足，深得皇帝喜爱；他们对下凭借能够最接近皇帝的特权，狐假虎威、趾高气昂。他们便是充斥在封建后宫中除了皇帝以及他的妃嫔奴婢之外的第三类人，他们有一个至今让人不齿却饶有兴趣的俗称：太监。
据考证，其实宦官也并不是只有古代中国才有，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等国都曾在宫廷中大量使用宦官，亚洲大多数国家也曾使用宦官。但是中国宦官的历史是最早也是最长的，据说早在商朝周朝时，宦官就已经存在了。当时，宦官被称为“寺人”、“奄人”，只是泛指经过特殊处理的服侍王室的奴隶。秦汉以后，开始统称君主身旁的阉人为宦官。不过那时充当宦官的并非都是阉人。凡是得宠于君主，并在君主周围做事的官员，都称宦官。直到东汉，宦官才成为阉人的专有名词。
但要单论起中国的太监历史，又独独不能漏掉这个太监权势最最膨胀的大唐帝国。当历史的脚步跨入到唐朝后期，宦官的权势得到了最高度的膨胀，他们不但掌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更有甚者，连堂堂大唐王朝继嗣的废立也被他们所掌控，致使皇帝也无可奈何。唐文宗曾经无比伤感的自我调侃到，自己连历史上受制于诸侯和权臣的周赧王、汉献帝也不如，他们毕竟是掌握在还算有些权谋的臣子手中，自己却是受制在家养的奴婢手中，何等悲惨？宦官本该是依附皇帝而存在的奴婢，他们本应老老实实的照顾皇帝的生活起居，服侍后宫的妃嫔佳丽。现在可好，他们不但越权管理王朝的最重要的禁卫部队，甚至还将本该上天钦定的“圣上”即位也要横加插上一脚。据统计，自唐宪宗以后的10个皇帝，有7个是宦官立的。事实上，早在太监出现的那一日开始，皇帝对他们的存在已经早已有所提防。因此对于他们的行动等出台了众多的规章条例，其中最重要也是最为皇帝所忌讳的一条便是，禁止太监干预朝政。因此，唐代宦官的嚣张，要搁在别的朝代，本已罪当该诛，况且这泱泱大国的王储废立，其实被这样一群家奴所操纵。可是，实际上，这样的事实，在唐朝却一次次上演。皇帝即位了，这些拥立他的太监便是有功之臣，理应受到皇帝的恩赏眷顾，宦官的特权便在这样的情势下一次次被加强。而在大唐帝国，特别是到了后期之后，由于皇帝即为很多都依赖宦官才得以登基，此外，当时最为困扰皇帝的除了宦官之外，还有藩镇割据，朝臣的朋党之争。无论哪一桩都让皇帝十分头疼。于是万般无奈之下，皇帝只能选择一个利益最优化的方式来解决这几个心头的恶疾。但是，事实上，由于大唐帝国后期积弊已经太深，皇帝们往往被这几桩困境弄的顾此失彼、应接不暇。于是，这样的恶性循环也便如此循环下去。唐代后期，宦官因得以掌控重要的军权，其权力已经达到能够在唐代后期操生杀予夺之大权，玩弄皇帝和其大臣于股掌之中，他们废立皇帝如同儿戏，几乎垄断了唐后期的皇位继承权。这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事件。
唐朝，特别是后期史册上，十分详细地记载了几位鼎鼎有名的宦官。第一个当属那如雷贯耳的代表性宦官高力士。高力士从小聪敏乖巧、善于察言观色，他凭借自己特殊的身份以及才能，一步步权倾朝野。皇帝身边有个这样的能人，其实无非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皇帝意识到他的威胁，趁早将其铲除；而另一种结果是，皇帝对其信任有加，逐渐将自己手中的权力下放。高力士不但是个聪明的太监，也是相当幸运的。不久他便宫拜大将军并内侍监（一品），开了自有唐朝以来宦官不过三品的先例。各地进奏的文表，必先呈报高力士阅后才能进呈皇帝，而朝政上一般的小事他就自己做主给批决了，根本无须事先请示皇帝。但高力士最然权倾朝野，但在他那一代毕竟还未有严重的胡乱干政，相对来说，他对于唐明皇的功劳还有有相当大的。下一个便是唐玄宗时期的肃宗时期的李辅国。他小小一名太监，竟然身兼数职，权力横贯朝野，到代宗朝时，他已经能够如此明确无误地这样对皇帝这么说到，皇帝你就安稳的呆在宫中，外面的这些事听我处置就可以了。敬宗时，宦者刘克明是中下级宦官，没有什么实权，但他却无比英勇地发动政变，杀死敬宗，并矫诏立嗣；即使称自己受制于家奴的文宗，其时的宦官仇士良杀戮中书，却反过来诬蔑宰相等人造反，皇帝言，他们这些人是罪有应得的，杀的好。仇士良所坐镇的北衙成为王朝真正的议事机构，而宰相之职，即形同虚设；僖宗时期，先是宦官田令孜，皇帝称其“阿父”，宦官已经嚣张若此。后杨复恭代替田，他竟视皇帝为其“门生”，目无天子，下视群臣。至此，他们甚至已经凌驾在皇帝之上。纵观整个唐朝，宦官的角色已经不单单是个家奴，他们还是王朝的重臣，或者可以被成为是“二皇帝”，他们内外兼修，内可以控制皇帝的决策，外可以左右大臣的言论，权力如此集中，怎能不膨胀？
还有一个相当可笑的事实是，唐朝的宦官甚至还如常人娶妻养子，宦官是刑余之人，本不能娶妻。然而唐代宦官却很特别，象高力士、李辅国、仇士良、焦希望等大宦官均有妻氏，甚至有的还在家中蓄养了几任夫人。此外，他们的养子制度又将其权力进一步扩大，整个宦官群体也有一个等级不断晋深的趋势。据称，宦官仇士良20年间，亲历顺宗、宪宗、文宗、武宗四帝，他竟一点破绽也没有出过。他告老还乡时，可能一方面想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另一方面也为他的徒子徒孙们做点好事，以让宦官权力进一步延伸下去，于是在回家之前，费了好几天，办了个讲座，将如何控制皇帝的诀窍，传授给他的子孙们。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千万不能让皇帝闲下来。因为他们一有空闲，肯定会钻研为帝之道。而一个皇帝有才能有抱负，便相对减少了宦官参政的可能，更别提以后能够参政议政。如此，则他们可以施展才能的舞台就小了。如此悲哀，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句励志名言是，“心有多大，舞台便有多大。”而这些宦官长期生活在宫闱之中，不但目光狭窄，而且用心险恶。而这才是更更让人觉得恶毒之所在。
还曾记得几年前看过一部电视剧《金枝欲孽》。千姿百态的秀女来到宫中等待皇帝的钦点，却还得如孙悟空那般经历上八十一难，然后成为那零星的几个幸运儿，侥幸不死，才得以功成名就。当时，在她们这需要过的几关之中，宦官这一关最是不能小觑。当时剧中的其中两位妃嫔，正是某一位当红宦官的养女，从而得以顺利晋级。当然，戏剧毕竟只是虚构，但是仔细思考一下，也在情理之中。相对来说，宦官比妃嫔们更有机会接近皇帝。因此，当时宦官一定程度上都能左右皇帝的喜好。因此，有些妃嫔为了能够得到皇帝的一次眷顾，就得先跟太监打好关系。而也许某一日对宦官无心的忽略或者得罪，更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妃嫔们尚且如此，宫女们更是在他们的欺压之下怨声载道，却又敢怒不敢言。她们见识过很多次反抗的后果，生怕忽然有一天，她们也突然失踪。
如今，大唐的宦官的善恶情仇都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只能透过那些遥远的呐喊和记载来念一念当时的沧桑情事，所有的东西只能靠一些也许并无完全的记录来推测一下当时的情景。所以每一段历史都被演绎出很多的版本，而我们只能根据所有的可能去鉴别一下曾经的真实，但也许还是一无所知，毕竟，人和人，而且还是隔了那么久的人，我们又能知道多少？后来我想，也许，这些宦官他们只是想在自己已经不完整的人生过程中，尽可能的让自己的生活丰富一些，于是，他们费尽心思伺候皇帝，他们自导自演各类宫廷戏剧，让皇帝真正体会到了要其不愿，舍其不得。看见他们觉得厌恶，没有他们却不能过奢华安逸的日子。于是，在这么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他们和皇帝自始自终处在不断斗争以及互相妥协的状态之中，但是他们即使封建最高层的一支并蹄莲，真正是谁离了谁都不可。
对于本应能与皇帝相知相守的内庭妃嫔来说，宦官让自己充分享受奢华，也是他们让自己每日战战兢兢。生怕有一日，自己也成为宦官们的牺牲品，无声息的消失或者被冷落。
而对于皇帝的臣子们来说，这些变态的宦官们每每想起来都让他们咬牙切齿，恨不得千刀万剐还不足以泄恨。这些残缺的宫人凭借可以自由出入皇帝私邸，所以根本不把这些个文臣武将放在眼中，就是这些宦官，成为了皇帝和他的大臣之间的一道无法跨越的阻碍。无论大臣尽忠与否，宦官，都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道槛。
甘露之变，宦官甚嚣
唐文宗
据史籍记载，唐文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作为、有抱负的帝王。可惜，在他即位的这几年中，整个大唐帝国的情况却是不容乐观的。当时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跋扈、财政匮乏等等问题，足以让这个起初还满腔热血的青年束手无策。
对于宦官的问题，唐文宗曾经这样说过，自己连古代的周赧王、汉献帝都不如，自己竟然被自己的家奴控制。就拿文宗朝的大宦官头目仇士良来说，他一生曾弑二主、杀一妃和四位宰相，可见其势力之大。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奴才，竟然在官场纵横达20余年而恩宠不衰。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他因年老退职时。他竟然教授自己的那些养子们一套服侍君王的招数。他得意地说到，一定要记得，不要给天子任何的闲暇事件，如有皇帝一有空闲，他一定会阅读古今书籍、思考朝政大事，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治国方略之上。而如果皇帝的政治经验丰富了，他们就会深谋远虑，而宦官的待遇自然会下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地给皇帝找一些乐子，让皇帝对我们的游戏沉迷，他自然会以来我们。这样我们不但能够控制皇帝，朝中大事也自然等待我们去处理。这样宦官的权势才能经久不衰。这些宦官完全为了自己的私利，竟将国家大事也搭了进去。愈演愈烈的宦官篡权问题，已经成为皇帝一块心头大病。
唐文宗还说，对于宦官问题的处理还有这么一个妨碍。当时唐宪宗死后的好几任皇帝，包括他自己，都是由宦官拥立而登基的。所以也许对于唐文宗来说，宦官才是决定他继任的根本原因。正是有这么一层关系在里面，这些奴才更是居功自傲起来。
但之所以认为唐文宗还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正是因为即使在这样的局势之下，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斗争，相反，在他在位的这些年间，他一直在寻求这样一个机会，铲除宦官，树立皇室权威。发生在太和九年的“甘露之变”便是其为树立帝王的威严而所作的努力之一。不管结局如何，毕竟，这位年轻的帝王一直没有忘记为争取自己李姓家族的利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文宗即位后，当年拥戴他即位的王守澄枢密使升为骠骑大将军，垄断了朝中大部分的军政大权。文宗登基后才发现，其实自己只是拥有了一个皇帝名号，实际并没有多少权力。他这时才清楚地明白，并不是当上皇帝就拥有了一切，所有的东西还得要靠自己去争取。而且在他前面已经有过宦官当权乱政的例子，这都应当引以为戒。况且，这些宦官当初能够拥立他，以后照样可以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废立他。有了这么一层担忧之后，文宗心里明白自己的皇位要想坐稳，就得要让这些奴才彻底服贴于他。
文宗的第一次努力是在他即位后的第五年，也就是太和五年，他与宰相宋申锡密谋准备剪除宦官。宋申锡在朝野口碑极好，在朝臣之中以清介廉明，不结朋党著称。可是这次的行动却并不顺利，在他们尚未来得及采取行动之前，秘密却被京兆尹王泄露，计划失败。事后宋申锡被贬，而王守澄他们更为变本加厉，不断给皇帝身边安插自己的心腹手下，对文宗也开始了更为严密的监视。如果当初王守澄他们拥立他即位后还给文宗一些自由，那现在即使明面上看不出来，但以王为首的这些宦官也清楚了文宗并不是一个吃软饭的家伙，因此处处提防着文宗，以防他再有任何变数。
这样一晃又过了两年，一日文宗忽然患病。王守澄乘机推荐他的心腹官员郑注，给文宗看病。要说这郑注，他早年以行医为业。据史料记载，有一年襄阳节度使李正患病，使用郑注开的偏方才得以治愈。后来李正留郑注做官，军政之事也都让他残余定夺。通过这一层关系，郑注又认识了王守澄。后来王守澄调到长安的内廷之后，郑注也跟随来到京师。要说这郑注也真是幸运，这一次文宗服了他的药，也很有效，因此得到了皇帝的大大的赞赏和宠幸。于是便将郑注收在自己身边。再说这王守澄看到自己给皇帝推荐的郑注得到了皇帝的大大赞赏，连自己也跟着得到了皇帝恩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又安排了自己另一个手下李训到皇帝的身边。
俗话说，人心隔肚皮。况且这帝王的心机，还真不能就那么轻易的加以揣测，其实很多时候事情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这王守澄便是犯了这么一个错误。关于文宗起用郑注和李训的想法，其实除了对抗宦官权力以外，还有那么一层考虑。文宗的忧患并不仅仅来自表面还算和顺的宦官，朝中另一桩让他忧心的便是这倨傲不逊的朋党之争。他如果想要撤除这两党头目的官职，就必须先有接替他们官职的人选。而现在，郑注和李训两人颇得他的欢心，这两人不但才华横溢，而且对政治相当敏感，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两个家伙十分聪明，对于事情的尺度拿捏的十分准确。于是，皇帝和这两人之间一拍即合。
这李训、郑注因在官场也混迹多日，他们心里很清楚皇帝的真实想法，所以平时的言论深得皇帝喜爱，他们也日益得到皇帝的信任。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们开始协同皇帝密谋铲除宦官的事情。现在宦官的势力很大，单靠皇帝并不能办到。但是可以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采取离间的办法让他们之间去斗，从而瓦解宦官的势力。
这里要说明一下，当年拥戴文宗即位的宦官中，比较有计谋的除了王守澄以外，还有一个前文曾经提起过的仇士良。但仇士良毕竟还是势力不及王守澄，所以一直受王守澄的压制从而一直郁郁不得志，因此也十分痛恨王守澄，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代而取之。而李训和郑注的主意便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首先让他们先来个窝里斗灭掉一方，然后再找机会扫除余下的势力。这样分步瓦解的方法一方面符合皇帝现在的局势，同时也可以做到不留痕迹。于是他们任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分掉了王守澄的一部分权力。这个做法让王守澄很不高兴，但他也没有太在意，毕竟李训和郑注是自己派过去的，怎么着也都能算是自己的党羽，他们应该不会算计到王守澄的头上。但文宗他们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让王守澄麻痹大意的状况下一步步地解除了他的权力。李训当了宰相后，马上任命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虽然官阶比过去高，但他的军权却完全上交了。只要王守澄手中的权力一解除，他的气焰马上就消失了，后来文宗叫人往王守澄的家中送了一杯毒酒，这个著名的宦官头目自此终于被剪除了。
第一步计划的顺利给文宗增加了不少信心。接下来，他们需要乘胜解除仇士良的军权，这样他们消除宦官的计划便可终告完结。于是李训和郑注商量，在王守澄下葬的当日，命令所有宦官都前去观礼，乘此将宦官一举消灭。随着行动的这一日渐渐来临，李训却在心里打起了小鼓鼓，现在这么好一个机会摆在眼前，自己不利用它来邀功就太可惜了，于是他决定提前采取行动。
这便是著名的“甘露之变”的当日。这一年的十一月的平常一日，皇帝照例上朝。大家照例恭敬地向皇帝请安，但这一日却是这几百年如一日的礼节还未行使完毕，这时新任的紧卫军首领韩约急匆匆进殿启奏皇帝说，禁卫军大厅后面的院子里一棵石榴树昨天夜里突然甘露。在古代，天降甘露被认为是个十分好的兆头，表示国家即将有喜事发生。当然，这只是李训独自导演的一出剧目中的开端。看到节目已经拉开序幕，于是李训赶紧带领百官向文宗朝贺，并请文宗亲自到去观看这祥瑞。
当仇士良等一群宦官护送皇帝去的时候，他细心地发现韩约的神色十分紧张。于是私下也留了个心眼，但又不好逃脱，只好硬着头皮仅仅挨着皇帝继续前行。据史料记载，也许老天都看不惯李训这种自私的行为，当下天公不作美，本来万里无云的天空忽然就变了脸色，院里里忽然吹起一阵大风，将厅堂中的帷幕掀开。隐隐约约间，仇士良一看惊住了，帷幕后面齐刷刷的站了很多全副武装的官兵。那是什么天将祥瑞啊，他们看来准备来个瓮中捉鳖。仇士良等人一看情势不好，马上慌乱逃走，当然他们得要抓个救命稻草，于是马上挟持皇帝奔入内廷。精卫军因皇帝在他们手中，又不敢轻举妄动。据说当时李训看到仇士良等人将皇帝塞进轿子试图抬走皇帝，李训一看不好，赶紧自己仅仅拽住轿子。岂料自己根本就不是这些平时看着手五无缚鸡之力的宦官们的对手，自己被狠狠地踹下去，差点一口气没出来归西。仇士良他们在内廷安定下来后，指挥精兵逢人便杀，死者约六七百人。接着关闭城门大行搜捕，又杀掉将近1000多人。参与其事的官吏如李训、郑注等人均先后遭到捕杀。于是文宗的剪除宦官的计划只能以失败告终。这次事件结束以后，文宗也明白，消灭宦官的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他只能安于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最后过了几年他也含恨死去。这便是但是著名的“甘露之变”。
满腔执政热情的帝王，最终未能敌得过自唐玄宗时期便逐渐庞大的宦官集团。他们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地植根于这大唐帝国的政治当中。而唐文宗想要崛起的策略，却相对来说显得过于单薄和仓促。两个只是靠着政治投机的小吏，最终让皇帝失望了。但是仔细分析来看，所有的条件都对唐文宗不利，其失败的结局虽然可惜，但却是注定了的。怪只怪他生错了年代。但是，唐朝日趋衰败的局势，已经不是可以轻易挽回得了的。单靠他一个基本没有任何实权的帝王和几个软弱又自私的臣子，想要对付这些老谋深算的宦官，又是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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