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
从公元627年到649年，是有唐以来大名鼎鼎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在位的23年，史学家们将这一段时间誉为“贞观之治”，这是对于一个时代的肯定，也是对于这一位功勋卓著的皇帝的无上褒奖。唐代历史对于这个时代更是赞扬不绝，其中吴兢的《贞观政要》中说：
“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
而让每朝政府都头疼不已的文人来说，对于这一段历史，他们竟也有了很难能可贵的共识，正如杜甫诗句所言：“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此外，白居易、李贺都写过歌颂贞观之治的诗歌。《旧唐书》总结说，到了五代的时候，“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后人评价说，无论是民族辉煌的记忆，还是民族信念的史证，“贞观之治”所给后人留下的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遗产。她创造了君主时代最和谐的政治环境和最为融洽的君臣关系。自贞观时代开始，中国拥有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唐代皇帝被周边民族推为“天可汗”，周边小国纷纷依附。贞观时代，不仅奠定了唐朝三百年的制度基业，也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楷模。贞观时代，用人唯贤，她成就了贵为天子的皇帝和他的臣子们之间平等相处的一段美好佳话。贞观时代，政治清明。曾有人统计，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几千年历史中，只有贞观年代的贪污腐败最为稀少……而这一系列的溢美，都是关于一个能力卓越的皇帝，还有他的那个强盛王朝。
对于一个被当世和后代均认可的时代，贞观年代确实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方面有着诸多成就。
政治方面，唐初沿用隋制，但对部分行政制度进行了改革。唐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贞观时因太宗曾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便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号为宰相。宰相品位既高，太宗常以参议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中书令、侍中都是三品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任职位较低，又有才能的官员，担任宰相职务。这样不但有利于进用贤才，而且宰相的人数多了，可使互相制约，避免个人专断，从而加强了皇权。唐太宗对三省六部制度的改革，使得使三省六部制的运作机制得到重大改善，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它最大限度地贯彻了在封建政体条件下的分权原则，发挥了中央决策、审议、执行机构之间互为弥补、互为制约的功能：由中书省发布政令，由门下省审核政令，由尚书省执行政令。这一体制创新，使得决策、审核、执行诸环节有机衔接，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把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失误降低到较低的程度。毫无疑义，正是这种制度创新，为贞观时期各项政策的全面推广和普遍落实提供了重要保证。
经济方面，唐太宗还很重视水利建设，除朝廷设置专官，以“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外，各地兴修水利，颇著成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中所修水利，北方多渠道，有如太原晋渠、栅城渠，河中涑水渠、十石垆渠、马鞍坞渠等；南方多塘堰，如福州材塘，泉州诸泉塘，杭州阳陂湖等，不下20余处，其他不见记载的可能更多。水利的兴修，自然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百姓获其利”。贞观初年，霜旱为灾，米谷踊贵，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贞观三年（629），关中丰熟，逐食外地的人民“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到贞观四年（630），社会秩序相当安定，史料记载当时“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29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这原本只能在神奇只怪小说中才可出现的情节，竟在唐代真实地存在过。及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政治制度的良性发展以及经济环境的转好，使得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唐代商业发达。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唐代贞观年间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并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唐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其在人才选拔上奉行“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原则，从而网罗一批能人志士为之出谋划策。除组织原班人马建立自己的文武幕僚外，他大力延揽魏征、李密、王世充等敌对军事集团的人才，又将刘武周麾下的尉迟敬德，窦建德麾下的张玄素，以及瓦岗军的秦叔宝、程知节等纳入自己门下。对于臣下的进谏之言，唐太宗基本能够择善而从，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其旗下魏征数年的冒犯进言。唐代政治环境的宽松以及唐太宗的从善如流，使得朝廷内的大臣能纷纷谏言纳策，保证朝廷机构的正常运行。
为了提供优良教育的环境，太宗建立了以国子监为首的京师学，包括在高祖时建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太宗时建立了律学和书学，并增建了很多校舍，足以容纳二千名学生学习。此后，为了提高皇族后代的文化素质，唐太宗又下令设弘文馆，专门供皇族及高级官员子弟入读，一时文教之风大盛，四夷君长纷纷遣送子弟来长安学习。一向注重“以史为鉴”的唐太宗也很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史料记载。他继位基厚曾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只有14000千部，约9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其中就藏书20多万卷。唐太宗还钦点孔颖达整理南北时期的经学著作，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成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基本。
唐太宗早在继位之初即提倡以民为本的思想，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唐太宗清楚地知道，君主的存在是依赖于民众的认可之上。国家的安危，并不在外敌的入侵，而是本朝子民的首肯。一个国家的花费越多，民众的积虑也便越多，民愁则国家危亡指日可待。唐太宗将自己的社稷江山的重心放在民众之上，可谓其政治的十分精明之处。
李唐王朝建立后，自身固有的传统、习俗，再加之稳固政权的需要，历代帝王对武艺、军备极为重视。民间记载称，唐太宗即可利用自己的自己的胡须射箭，而且命中率相当高，可见唐太宗的军事造诣之深。此外，李唐王朝还利用其他各种娱乐活动来提高王朝的武艺才能。狩猎作为强武艺、壮军备的一项活动，更是受到高度重视。唐太宗李世民曾把弓不虚发、箭不妄中的狩猎放在与国家统一、国泰民安同等重要的地位。史料记载，唐太宗还十分重视体育活动，唐太宗李世民曾命人认真学习马球，并把它用作训练骑兵的重要手段。
唐初武功，盛极一时，唐太宗“以武拔乱”，次第削平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入扰，使其心悦诚服地归属唐王朝。唐太宗继位之后被对边疆少数民族和邻国尽量少使用武力，相反采取了平和的安抚、和亲的政策，包括任用少数民族人做官，准许少数民族内迁，定居长安。史书记载，当时在长安定居的就有万家之多。在归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了州县制度，仍然用少数民族领袖为官。唐太宗的这一系列安抚政策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而唐太宗本人也被他们赞颂为“天可汗”。著名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和亲也正是发生在贞观年间。为了进一步表示对于唐朝的归顺，年轻的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向大唐帝国提出和亲的愿望，唐太宗从自己的皇室宗女中选择了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入藏之后大力扩宽了吐蕃和大唐之间的联系，也为当地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
唐太宗的这一系列措施，反应了其虚心治国的态度。唐太宗曾有一段著名的弓矢说，可以揭示其当政期间的心路历程。唐太宗某日曾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动而发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作为一名泱泱大国的皇帝，唐太宗能够及时并经常反躬自问自己的政治得失，是十分难得的。而正是在这样一种自我谦虚的治国思路带领下，他又能够采纳群臣谏言，将这一代大唐王朝治理得有声有色。唐太宗的在位期间，政治清明，吏治廉洁，经济繁荣，朝廷内外一体，上下同心的政治环境，孕育了传统封建王朝中一个甚为光辉璀璨的明治时期，历史贯之为“贞观之治”，而理治王朝的盛世繁华，后世当以长歌。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是民的君；民，则是君的子民，这是两个相互依存的主体。而对于这样一个关系体的理解，唐太宗是深刻地思量过的。所以，他借用了荀子的那段话，并将它一直贯穿到了自己的为政生涯之中，那便是：“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后人将这些称为唐太宗的民本思想。
作为依靠民众力量而取得政权的大唐王朝来说，他亲眼目睹了隋炀帝以言代法、法外施刑、专横独断最终自取灭亡的现实。而在吸取隋末暴政的经验教训时，唐太宗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只有依靠广大的民众，国家才可安稳，政权才可稳定。在强大的社会现实面前，唐太宗一直以传统的儒家思想自律，继而维护自己的王朝统治。唐太宗在充分意识到了民众力量之后，他即摆正了君与民之间的关系。自此后，他将安抚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作为国家第一等大事。他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存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唐太宗充分认识到人民力量的可怕和强大之后，他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束缚自己的放纵行为，用其自己的话来说，即“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而食，坐以待晨……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若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对于两个相互依存的主体，唐玄宗时刻将有益于他的子民作为自己决策的最大考量的因素。因他深知，民乐则君顺，民强则君兴。
唐代辑成的这一部《贞观政要》，既是皇帝经常用来指导自己行为言论的手册，更是一步唐太宗爱民惜民的即时录。贞观四年（630），唐太宗诏令征调兵役准备来修建洛阳的乾元殿，以作为自己日后巡行的安置处所。彼时唐太宗刚刚即位，国力尚弱，而百姓刚刚经历隋炀帝暴政的欺压，尚未恢复生力。因此，当唐太宗与大臣决议此事时，给事中张玄素随即上书规谏皇帝说，百姓刚刚蒙受了隋朝暴政，人力财力均损失惨重，若在这个时候大量征调民役，这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而如此，则我们大唐的清廉政治与隋朝暴政又有何区别呢？唐太宗接到张的上表，立即反省了自己的行为，对身边的大臣说：我没有认真思考这件事，还好爱卿及时提醒了我，否则我还不知道要犯下什么样的打错。并立即取消了所有的营建工程，并对张玄素的直面规谏大大奖励了一番。到了贞观六年（632），大唐政权已经基本安定下来，国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民盛物强，周边小国纷纷过来朝贡。于是为了彰显一下大唐帝国的雄厚势力，很多大臣纷纷上表要求皇帝例行去举行泰山封禅，以告上天。但是魏征却对这件事持反对态度，魏征说到：即使是一个平常的人，他如果十年间长期患病，经过医治刚愈，就想背一石米，日行一百里路，这是一定办不到的。目前国家刚刚有点起色，而我们马上不放弃前业而转而贪图享受，那么此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了。而好不容易得来的人心也将立刻消失殆尽。当然，这是唐太宗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因此唐太宗立即把这件事弃下不再考虑。唐太宗始终懂得换位思考，将百姓的喜好放到自己的日常行政决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认为，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他在位期间放弃了很多营建项目，真正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贞观年间，唐太宗的民本思想随处可见。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民时，其可得也。”他还认为“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为了给予百姓一个安静的政治环境，唐太宗力争节省力役，悉边争。唐太宗说到，治理国家就如同栽树，如果树根不要，那么枝叶也就不会乱晃了。如果一个君主能够保持清净的治国方式，而百姓也就能够安居乐业了。为了尽快地舒张民力，唐太宗曾下令精简官员，将朝廷文武官员减为640人，他还下令从宫中放出女官3000多人，让他们“任求伉俪”，“各得遂其情性”。唐太宗继位之初，还曾打算遍封他所有的宗室子弟，但受到了大臣的阻挠。唐太宗继而想到，是的，我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理应是竭尽权力去让我的子民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岂能因为我的私欲而让百姓养活我，为我所累呢？便取消了这一打算。
为了更好地安抚民意，唐太宗十分重视那些治民的父母官——都督、剌史的选拔和任用，将能否堪养百性、劝课农桑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优劣的标准。当时明文规定：地方官凡在任期间能增殖人员、劝课农桑、年谷丰登、施政清平者就加以升迁；凡在任贪渎冒滥、枉政害民者则给予降职处分。为了使这项政策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唐太宗下令将各地所有的都督、刺史的姓名书于屏风之上，在这些姓名之下，刻录这这些官员在任地的善恶政绩“坐卧恒看”，并将这些作对于官员奖惩的标准。
唐太宗对于民本思想的贯彻，体现在了他对臣子谏言的虚怀接纳上。唐太宗继位之初曾对太子少师进行了一番论弓矢的表白，他认识到，自己一直引以为豪对弓箭的认知，其实并不准确，而自己作为一名大国的皇帝，对百姓的疾苦更可能是无从知道的。因此，他将地方官轮流招至议政殿前来了解百姓生活。唐太宗时期深为器重的魏征即是因直面谏言而得到了功垂千古的美名。唐太宗十分注重严明法制，他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要求臣下按法律办事。在执法方面，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酷法，把人民当作鱼肉来宰割。唐太宗从善如流、视民如子的民本思想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唐太宗将其严格地贯穿于自己的治世理念中，在其他相应的措施之下，唐朝经济很快从隋末的混乱衰退中走了出来。古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则失天下。”而唐太宗的民本思想保住了他初建的大唐王朝，更得到了天下人的尽心辅佐与拥戴，这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天子伯乐的人才观
贞观十七年（643），昔日年轻气盛的皇帝，细细回味了这么多年疾风骤雨般的统治生涯，这时环顾一周座下跟随了他多年的群臣，他真真切切地念叨了这一帮谋士们的功劳。于是为了表彰他们为国献策的功德，唐太宗命大画家阎立本根据这几十位大臣真人大小的模样，如实绘制24幅他们的画像，并置于凌烟阁。这24功臣中，包括长孙无忌、魏征、尉迟敬德、李靖、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柴绍、程知节和秦叔宝等。他们中有刚直不阿的谏官，有运筹帷幄的军师，有周密细致的总管，有叱诧风云的将领……其实，早在李世民封王之后，他即开府置属，广揽人才，罗致博学之士18名，命画家阎立本作肖像，文学家褚亮题像赞，辟文学馆，令18人轮三番值班。李世民早晚入馆讨论文籍政事，彻夜不倦，时人称为“十八学士登瀛州”。而正是这一组功劳卓著的臣子们，让这个新兴的王朝逐渐显露出了他盛唐气象。
对于人才的选拔，在唐太宗深为得意的军师群中，每一个大臣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唐太宗知人善任的豁达用人理念。唐太宗在用人观念上一直期冀追求这样的效果：“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唐太宗还时刻注意因才施用，提倡不拘一格的用人机制，从而对人材的使用及领导达到了极高的境遇。他则认为：“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种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他提倡用不同的方式来选择对各类人才的不同任用之上，从而最终使得人尽其才，发挥他们的最大效果。唐太宗很早便独具慧眼，看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好匠的精细雕琢，方有美玉问世。因此，唐太宗对大臣的各项进步之言都尽量给予了很豁达的听取态度。此外，唐太宗还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他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德才兼备。
长孙无忌对于唐太宗的王朝来说，可谓是一个至亲的顶梁柱般的力量。长孙无忌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早先他便深得唐高祖李渊赏识，并派至辅佐李世民。就其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也许算不上突出，但他绝对是唐太宗可以放心大胆任用的心腹。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后人评价长孙无忌，言他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唐太宗死后，他又受且受皇帝嘱托，继续辅佐高宗，可谓是大唐江山的两朝重臣。
尉迟敬德是唐太宗的得力大将之一。尉迟敬德本为刘武周的一员猛将，后跟随寻相投奔李唐。武德三年（620），一些与尉迟敬德一起归顺唐朝的刘武周将领又反叛出逃，于是唐朝诸将对尉迟敬德也怀疑起来，认为尉迟敬德是留在唐军中的一名间谍，他早晚也会叛逃，就把其关押在军中，并向李世民进言道：“敬德初归国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絷之又久，既被猜贰，怨望必生。留之恐贻后悔，请即杀之。”用人不疑的李世民却说：“寡人所见，有异于此。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在寻相之后耶？”李世民当即释放尉迟敬德，并赐以重金来安慰尉迟敬德，李世民诚恳对他说道：“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李世民这番话，彻底消除了尉迟敬德心中的犹疑，至此一直跟随李世民左右，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亦成为其他大臣之间的楷模。
在唐太宗的优秀的幕僚团队中，魏征以刚直规谏而名垂青史。魏征本是太子党李建成的人，建成在皇位争夺中战败之后，李世民仰慕魏征的才能，便不计前嫌，将魏征引入门下。魏征一生曾给唐太宗上书200余次，大到国家决策，小到皇帝的私人生活，他都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让唐太宗深为折服。魏征嗣后，唐太宗说，魏征相对我就是一面镜子。如今他去了，我用什么来反观自己的得失错误呢？
在唐太宗的群臣中，还有这么两位因相互协作而名闻天下的谋臣，一时传为美谈，他们便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唐太宗时期，他的名相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两人同心计谋，往往可以有攻无不克的效果。后人因以“房谋杜断”喻指同心协力，配合默契，同掌朝政，谋划国家大事。房玄龄（579－648），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他在大唐进军关中之后投靠李氏，归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唐朝建立之后，他又作为李世民的重要辅僚参与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谋划，并最终助其夺取帝位。杜如晦（585－630），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自唐入关之后，他一直跟随秦王李世民左右，因临机善断深得李世民的器重。唐太宗贞观初年，房玄龄、杜如晦任左右相，珠联璧合，配合得天衣无缝。时人称他们为“房谋杜断”。杜如晦去世之后，唐太宗相当惋惜。据史料记载，有一天，唐太宗在吃味道鲜美的甜瓜时，忽然想起了杜如晦，不禁潸然泪下，吃了一半便停下了，派人将另外的半个甜瓜放到杜如晦灵位上，以示悼念祭奠。后来，唐太宗将黄银官带赐予房玄龄时，又对他说：“杜如晦曾经和你一起齐心协力辅助我，今日赏赐，却只有你一人了！”言罢不禁又黯然泪下。因为当时民间有黄银带能祛除鬼神恶气的说法，所以不便赐给杜家黄银带。太宗便叫人取来金带，并派房玄龄亲自送到杜家去，可见唐太宗对这位肱骨之臣的极度赏识。
人才的选择，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说到底，关系的是整个王朝可能进一步拓张和发展的潜力。唐太宗在用人制度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豁达态度，吸引了众多仁人志士为大唐的兴盛筹谋划策，尽心尽力，死而后已。因此有史家曾说，在贞观王朝这样一个对官员优待优恤的时期，官员们的寿命却是相对比较较短的。也许，在这样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大唐政权，还有整个王朝之内的黎民百姓。要不说来是，国家兴，而苍生福。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古代的科举考试阅卷场面
现实证明，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但与本国的硬件条件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与本国的软竞争力，即本国人才的竞争力。而这，远在我国封建王朝的唐代，皇帝李世民即已经完全意识到了。所以某日当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从考场中鱼贯而出时，他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对于一个一心想要重振王朝威力的君主来说，看到天下智士良才从各地方纷拥而来，为的是给自己的天下出谋划策，该是怎样的欣喜悦然？李世民君臣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只有“任官惟贤才”、“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才能加强封建政权的基础，达到长治久安。因此贞观年代共取士236人，其中进士出身205人，占 87%；秀才出身22人，占 9％。士子一经科举及第，便可参加唐朝政权。科举一兴，学有专长的“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社会上有识之士“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 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艺，子房之筹画，宏平之书计， 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事实上，一千多年来，自隋唐开始兴起的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治国安邦人才，并构成了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方官僚队伍的中坚支柱。
对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唐人赵嘏曾评价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当然，对于这两句诗的理解，有很多版本，有学者称，这是赵嘏认为要想在科举中一举胜出太难了。科举入仕的吸引力和难度使得很多人为之耗尽精力。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赵嘏在称赞唐太宗的英明决策，用科举取士的方式网尽天下英才来为之服务。
唐代科举考生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学校出身的曰“生徒”，二是通过州县地方选拔考试而选送的“乡贡”，三是皇帝亲自选中的考生“制举”。实际上考生的主要来源只有两个，即生徒和乡贡， 即目前所述的常举和制举。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两级进行，即地方州县及中央官学的预试和尚书省的省试。唐代科举考试的程序是：乡试（州、县的地方考试）到省试（尚书省的礼部考试），最后再由吏部进行复试。唐朝科举所设科目繁多，有常设科目、非常设科目和特设科目。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其中秀才、明经、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为常设科目，而三传、三礼、童子、 道举等为非常设科目。至于“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所特设科目大致可分为文、武、吏治、长方、不迁、儒学、贤良忠直等七类，其中有词殚文律科、将帅科、岳牧科、绝伦科、抱儒素之业科、志烈秋霜科 等60余种名目。实际上在唐朝经常举行的乃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 明字、明算等6科，而为士子所趋逐者仅是明经、进士两科。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虽多，但方法却只有5种，即口试、帖经、墨义、策论、诗赋。“帖经”就是将书本上的某行贴上几字，要求应试者将贴住的字填写出来。“墨义”是一种简单的对经义的回答。考生只要熟读经文和各类注释文字就能回答，它一般有两种形式，如果考生用笔来回答问题，就称之为“墨义”，若以口来回答就称为“口义”。 “策问”就是主考设题指事，由考生作文章，题目的范围一般有人事政治，称为方略策和时务策等。“诗赋”是为克服考生存在的多背诵经义和旧策，而乏真学实才的现象，在后来加试的一种方法。即在经义策问的基础上加试一诗一赋，当时称“帖诗”。后来在进士科的考试偏重诗赋，往往发生帖经不及格，如果诗赋好也可以通过，因而录用人才的机制还相对比较灵活。
此外，唐初以杂科取士，这是唐朝前期文化发达的一种动力。但至顺宗永贞元年，王坯、王叔文等“二王、八司马”主政时，由于王坯是写隶字的书博士，王叔文是下围棋的棋博士，都是杂科出身，深感自己出身并不那么光彩的这几员大官怕同辈揭他的老底，执政后就取消杂科，并同时罢了所有由杂科出身的宫。
自隋唐而始的科举制度，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科举通过优胜劣汰的选士原则，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出大批出类拔萃的能人志士。此外，还未诸多的寒门子弟开辟了一条相对较为公平的选拔之路，他们通过科举获得了参政的机会，甚至由此平步青云，获得高官厚禄。因此，自此开始，一批批有志于此的知识分子开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涌向科举选拔的战场，期待终有一朝功名就的美好结局，正所谓：“十年寒窗苦，一朝功名就。三年知府官，十万雪花银”。
无疑，科举选拔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在其他改变自身状况无门的情况下，科举入仕则是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无数英才为之前仆后继，在所不辞。落第者或失望或悲愤，感慨悲歌，潦倒终生；及第者自是欣喜万分，得意洋洋，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落第和及第都是人生的大事，得失之差，有如宵壤。被认为王维之后诗坛盟主的钱起，即是以为入第无门的大才子，他在诗作《长安落第》中大大抒发了一番自己的郁闷：“始愿今如此，前途复若何？无媒献词赋，生事日蹉跎。不遇张华识，空悲宁戚歌。故山归梦远，新岁客愁多，刷羽思乔木，登龙恨失波。散才非世用，回首谢云萝。”其中悲苦溢于言表。而同样早年总是登第无望的孟郊，在屡次失败之后也留下了很多悲情诗作，“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岂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他科场失意，如刀剑穿心，怨恨雕鹗失势，鹪鹩飞翔，有才者落榜，无才者及第。再次落第之后，又云“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但当他50岁终达夙愿后，他立即写下登科后的名篇：“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落第时满眼凄苦再到及第后的春风得意转变，只因了那一场科举考试的上榜与否。唐代以诗取士，给予很多读书人入仕的机会，唐代科举录取进士的比例很小，读书人的仕进之途十分狭窄，能考中进士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其中不乏才华出众者却未能考中。大诗人李白、杜甫均未考中进士；孟郊、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是三四试甚至五六试始登第；罗隐六试不第，孙樵十试不第，还有许多人终身不第，抱恨而终。其悲苦之状，赵嘏写得最为真切：“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隋唐之后的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以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先河，其中虽内容不断变化，机制也逐渐成熟，但究其本质，却是一样的。
明君的明镜——魏征
其实，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社会，魏征的成就与当朝天子李世民的知人善任是绝对分不开的，毕竟是这位大唐帝主给了魏征以报国有门的机会。我们所铭记的关于魏征的那些据理力争、勇于进谏的故事，关乎的，是一个名叫李世民的王朝。因此，也许，对于魏征的历史定位，“明君的明镜”是最为恰当的。由此，魏征死后，唐太宗备感失落，他曾用以下这段流传万古的话来评价和他战斗了一辈子的老臣：
“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殁，朕失一鉴矣！”在此，唐太宗将魏征比作自己的一面铜镜，如若魏征九泉之下得知，也必会自己为之奉献了一生的纳谏事业欣慰了。
也许，对于魏征来说，当他受到李世民不计前嫌的礼遇之后，更是萌发了他的辅佐才能。这从他早年坎坷的人生、仕途也许可以略知一二。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人。魏征自小即丧失父母，家境甚为贫寒，曾出家当过道士。其早年的宦海生涯多有沉浮：先是在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降唐，魏征随其入关，但久不见用。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也许，正是魏征如此几起几落的政治生涯，让其最终拥有了为唐太宗赏识的资本和辅佐才能。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得知原太子门下有一名叫魏征的才华横溢的僚属，政权初定、渴求人才的唐太宗当即命人引见。只不过他们之间的对话是这样开始的，当时唐太宗有意要难为一下这位他已久仰大名的大臣，唐太宗说到：“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是个明白人都知道，他们兄弟之间的不和岂是一个小小的魏征就可挑拨坏的？前人都把魏征的这个回答当作他不为权势所动，敢于顶撞皇帝的耿直和坦率的个性。其实，这是没有真正认识到魏征的圆滑。事实上，唐太宗所提的这个问题本质上来说是个政治问题，作为臣子的魏征当然不能挑明。于是天生善辩的魏征换了个角度说：“如果李建成能早点听从我的建议，他就不会有今天的祸端了。”是的，魏征言下之意是，你唐太宗把你们兄弟间的政治斗争归咎在我的身上也是可以的，那好，他的失败也是正因为没有听从的劝谏才导致的。好一个聪明人，既给李世民的继位一个充足的理由，也适时地表现了自己的才能。
自此开始，一个积极上进的天子和一个尽心辅佐的臣子之间开始了他们长达二十多年的较量。关于唐太宗和魏征之间的故事，历史上有着很多丰富的记载，有关于治世的探讨，有关于后宫的琐事，其中有剑拔弩张的冲突，也有谈笑风生的戏虐。仅在贞观前三年就进谏二百余次，数十万言。如此说来，魏征真可谓李氏王朝的大总管。
贞观元年（627），深受唐太宗赏识的魏征升任尚书左丞。也许他的平步青云招致其他臣子的嫉妒，不久即有人向唐太宗密告，说魏征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听罢非常生气，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这件事纯属诬告。但无法下台的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这件事虽然属纯属别人对你的诬告，但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你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然不服皇帝的没事找事，他辩护到：“君臣之间，应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唐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聪明的魏征又一次在表明自己心系国家大局的前提下为自己争夺到了权益。这又是政治家的精明之处，那便是不是自己的错误当然得要理直气壮地去反驳，千万不能委屈接受，那样以后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良臣和重臣，都是为了这个社稷的安危。不同的是，重臣仅是死心塌地，而良臣，则是起死回生。是个人都能明白，哪一个更重要？当然，前提是，有个如魏征般能辩的人对这两个词做出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解释。
第二年，唐太宗王朝的政局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于是，得要考虑天子嗣后的问题。唐太宗的贤内助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乃京城之内首屈一指的好姑娘；为了皇家大族优生优育的考虑，便请求唐太宗将其纳入嫔妃。此等好事，唐太宗当然没有反对的道理。只是当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不怕为天下人所诟病？”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陆家却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但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说道：“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其实，唐太宗仔细考虑即可知道，陆家即使不怕皇帝加害与他，一个即使是富甲一方的大商，和一个拥有天下的皇帝比较，找谁当女婿，这个答案是不用考虑的。
对于一个皇帝，对于一个坐拥天下的帝王，这世上本应没有什么让其恐惧的事情。而当这个皇帝是个为天下苍生、为他的社稷考虑的君王时，他的处事方式则会受到好多牵制。关于唐太宗和魏征之间的过招，还有这么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某日，唐太宗李世民意外得到一只上好的鹞子，皇帝甚是喜欢，时不时拿出来逗玩一番。一天皇帝又在耍这只可爱的鹞子，看见魏征远远走来。李世民担心这个非常喜欢管闲事的大臣又要借题发挥，赶紧将鹞子藏在怀中。魏征当然将这一切都看个明白。人也不明说，就照常汇报政务，但是好像竟比往日还要罗嗦，只是苦了有话说不出的皇帝还有他那只甚为真爱的鹞子。等终于把魏征打发走人之后，也发现鹞子已经命归西天了。同样的事情还有一次，贞观五年（631），周边各国为表对大唐帝国的附庸，纷纷来进贡礼品，其中林邑国向进贡饶舌的五色鹦鹉，新罗国进献了两名绝色美女。爱美、爱玩之心人皆有之，这大唐帝国的皇帝也不例外。魏征得知此事后，又开始了他的进谏征程。他开始并没有批评皇帝的不当，而是先从赞美皇帝开始，给皇帝个台阶下再说。他说皇帝是个节俭爱民的君主，这是人民的福分。但是政权刚刚稳定，皇帝理应再接再厉勤勉于政务，而不是将精力放在毫无用处的玩乐之上。结果是，魏征这种先扬后抑的进谏方式深得唐太宗的喜欢，太宗听罢魏征的奏报，当即把鹦鹉和美女退还给了进贡国。
当然，对于魏征来说，他更是这个国家的辅佐大臣，而皇帝和他之间探讨最多的是，当是国家政务。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的帝王已经做得如鱼得水，国内安定，四海升平。于是李世民开始想要效仿秦皇、汉武泰山封禅的打算。唐太宗随即招来大臣进行商议。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封禅本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皇帝的念头得到了诸多大臣的赞同，只有天生不合众的魏征提出反对。李世民质问魏征：你不主张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业不高、德行不够、国家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丰、祥瑞未至吗？魏征回应道：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隋末至今，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属空虚，物质略为匮乏，百姓受惠不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所费不菲，沿途百姓难以承受。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不能补偿百姓的损失。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什么要做？当然一直标榜自己要做个明君的唐太宗在魏征如此这番合情合理的陈述中是没有理由再去坚持去泰山封禅，毕竟，魏征的出发点是在人民的安危之上，而这人民，都是大唐王朝李氏家族的子民。
贞观七年（633），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李世民上书，直陈修建宫殿劳弊百姓，地租过于繁多，妇女喜梳高髻有伤风化等弊端。唐太宗当即大发雷霆，斥责皇甫德参意在国家不役一人，免收地租，妇人无发，想治他诽谤之罪。站在一旁的魏征当即刚直不阿地劝谏到：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一个好的君主，不仅要听得臣子的赞美和恭维，更要接受臣子的建议，所以择善而从。李世民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不但没有治皇甫德参的罪，反而将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除了日常辅佐帝王和进谏纳言之外，魏征还支持编写了多部史书。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
这一年的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考虑到魏征的身体，也可能只是想要魏征少一些谏言，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如此看来，皇帝对于这一出了名喜欢冒犯皇帝龙颜的谏官还是相当满意的，并尽可能给了他相当的礼遇。有学者称，魏征的此番作为有明哲保身、急流勇退的含义。其实，这是对于魏征政治意图的误解。如若魏征有此打算的话，他便没有前文所述的那些进谏行为，更没有后来退居二线后对于皇帝的规劝。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于政事，生活上也开始追求奢靡，便呈上了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总结了皇帝相较于早年的十个变化，提出了“四不”的规谏，即“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魏征认为，权势过大难免会让人产生侍骄放纵之为，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凭借权势待人以傲，难免众叛亲离的结局。魏征还曾对李世民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他把居安思危视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并相应列出了皇帝理应考虑的“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皇帝对于魏征的此番言论相当赞赏，并命侍臣将《十渐不克终疏》写于宫殿屏风之上，以便早晚自省，并令史官抄写一份存档为后世之鉴，并以十斤黄金和两匹骏马作为魏征的赏赐。
勤勉一生的魏征和唐太宗之间的对话，留下了万古流芳的诸多记录，而他们之间的明君昏君的探讨更是让此后的皇帝引以为戒。贞观元年（627），其时李世民刚刚即位，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魏征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魏征侃侃而谈，从远古说到前朝，援古引今，将一个明君的所要遵从的规律解释得合乎情理。
贞观十六年（642），勤劳一生的魏征染病在床。唐太宗得知之后马上前往探视。皇帝来到魏征家中一看，只见魏征家无正寝，他立即下令将自己本来用作修建小殿的木料为魏征营建了一间大屋。此后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唐太宗亲自前往吊唁。
一位勤勉辅佐帝王的名臣，在他终身不渝的劝谏生涯中，因了一位心胸宽阔的皇帝，成就了一个时代的盛世繁华。对于魏征的功劳，唐太宗是肯定的，他说：“贞观以后，尽心于我，献纳忠党，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征而已。”他又以“良工”喻魏征，高度肯定其直言诤谏的作用：“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魏征死后，唐太宗特地为其赋诗一首：“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夏人。”唐太宗知道，这个敢言敢辩的大臣所孜孜不倦的，是自己李氏的大唐江山，而自己，是应该感谢这位敢于冒犯龙颜的刚直大臣的。
从二圣并尊到临朝称制
武则天，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女人。这是一个芳华绝代，娇媚动人的女人；这是一个智谋过人、才能卓著的女人；这是一个心狠手辣、冷漠无情的女人。当这所有的特质集中到一个女人，一个地位尊高的女人身上时，也许她终究能在一个时代作出一些什么。只是这一千多年以来，关于她的评价，有人说她倒行逆施，有人说她才能过人，有人说他骄奢淫逸，有人说她锐意改革……当然，她终究是个不平凡的女性。而武则天的继位，也许正是应了太宗时期那一不平常的一卦。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偶得一得谶云：“唐三世而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心慌意乱的唐太宗随即马上密召太史李淳风，李淳风解释道：“依臣据术推之，其兆已成，其人就在陛下宫内30年后，当有天下，诛戮唐家子孙殆尽。”唐太宗一想到自己的李氏王朝即将落入他人之手，而且还是个女祸时，道：“现在将所有姓武者杀之如何？”对道：“天命不可易，况且真王不死，徙使疑似者，妄遭诛戮，祸及无辜，今既在宫内，已经是陛下的眷属，再过30年，又当衰老，老则心慈，虽然有变制易姓，于陛下的子孙，或者所掼不大，今若杀之，复生少壮，那就更加严毒了况又立仇，则陛下子孙必无遗类了。太宗善其言，停止查究。”只是，将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也许这本仅是一卦，也许事情不会发生。如果这不是后人杜撰之作，那么也许武则天的女主身份得益于皇帝那么一刹那的犹豫。
武则天本出生在唐初一个新兴的显贵之家，她自幼即聪明过人，为此其父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不计武则天仅是个女儿身，便延师设馆教她读书识字，使她通晓世理。史书记载，武则天十三、四岁时，已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秀美。
贞观十一年（637），14岁的武氏因长相俊美，被选入宫中，并受封为“才人”。入宫之后，唐太宗遂赐号“媚娘”。只是，唐太宗身边深受其宠爱的女人太多，而比武则天温柔体贴的女人更是比比皆是，所以即便这个打进宫开始便谋划想要得到皇帝恩宠的女人始终没有得到唐太宗的特殊垂青。关于武则天刻意讨好唐太宗的事实，有这样一例记载。唐太宗是个爱马的皇帝，他有一匹狮子骢，长得高大威猛，但是性子却十分暴烈。某一日，皇帝突发想起，将他柔弱无比的妃嫔们招至跟前，问谁能有办法驯服这批烈马。其余妃子全都低下头去，只有这个被皇帝赐名媚娘的女人勇敢地站起来说，她可以做到，但是需要皇帝给她准备三样东西：马鞭、锤子和匕首。武则天说到，这匹马的性子如此急躁，必须要用特殊手段。我首先用马鞭抽它，如它不服，我会用锤子敲它的脑袋，如果还不行，就用匕首解决了它。唐太宗听罢，过了好久才缓缓说了一句，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只是现在想来，唐太宗当时肯定是惊愕大于赞赏，他想不到，他的后宫佳丽中竟有如此一位心狠手辣的人物。只是，他想不到有一日他的大唐王朝会落到这个他并不怎么欣赏的女人手上，否则无论如何他都会及早将这个女人遣送出宫的。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离世，按照皇家规矩，太宗所有遗孀都被送到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只是，幸运的武则天并没有在青灯古佛相伴下终老。其实当她还是唐太宗的才人时，她已经与当时的太子李治有了暧昧关系。在为尼的那段时间，李治经常借进香的名义与武则天私会。不久李治登基，武则天终于结束了无聊的孤灯为尼生涯，并被晋封为“昭仪”。唐高宗跟他老子不同，生性懦弱的他十分欣赏武则天的强势性格，因此这个武昭仪的地位日高一日，并日日催促高宗废后，以扶正自己的正宫地位。但是，废后在封建王朝中乃国家大事，甚至不能只是由皇帝说了算，所以这事也便只能拖了又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武则天竟然自己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并嫁祸给皇后而得以将皇后废黜，正式册立则天为皇后。
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后，因其“通文史，多权谋”，逐渐参与到唐高宗的政务之中，使高宗对她宠爱之余，另眼相看。她亦利用皇后的身份，皇上对己的宠爱，积极参与朝政，竟至“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饱尝权利之欲的武则天至此才真正意识到，掌握天下生灵的大权，相较于相夫教子的后宫生活竟有如此多的刺激，她一步步接近了皇室政务。
显庆五年（660），唐高宗李治因患风眩，目不能视，遂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自此，武则天虽然人在幕后，却遥控了朝廷实权。而其时唐高宗虽厌其独行独断，许多国家大事又不能不倚重她。这样，就使武后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竟与高宗同临紫宸殿，一起接受群臣朝拜。上元元年（674），高宗号天皇，武则天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但是所谓的“二圣”并不恰当，事实上唐高宗只是成了个空头摆设，而大唐权柄，尽握于武后则天之手了。
但是，生性好强的武则天并不满足于这样一个并列的“二圣”地位，她开始筹划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女皇帝，为此她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首先，在王位的继承的问题上，本来唐高宗想禅位于长子李弘。但是一想想要做皇帝的武则天根本不念母子之情，狠心将李弘毒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无奈唐高宗只能立次子李贤为帝。李贤却不是个无能之辈，他很快进入状态，处理政务颇为精干。武则天看其是个有为之辈，后悔将其立为后，于是又废李贤为庶人，立三子李显为太子。这一次，李显才真正合乎武则天的胃口，是个昏庸无能之辈，所有的朝政均仰仗他的母后代为处理。到弘道元年（683），高宗去世，武则天则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一年后武则天又废掉中宗，改封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帝，是睿宗。这次又是一个无能的皇帝，他所有的行动都受到了武则天的掣肘。而武则天的权势也日甚一日，其继位之日已经指日可待。此外，为自己的氏族正名。武则天在此期间为着手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原来连《氏族志》都不能列入的武氏，在《姓氏录》中，却定为姓氏的第一等。事实上，想要立帝的武则天只是想要功过这一举措提高自己家族的地位。但是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必要的大事。唐朝政治环境相当宽松，而随着科举制度的施行，士族的地位已经不再高高在上，而很多的寒门子弟也通过这一天途径实现了为官授爵的梦想，寒门与士族不再是天壤之别的差异。再次，是变更官名，改东都洛阳为神都。这是武则天要继位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其国度的地位等同于整个王朝，而以皇太后身份摄国的武则天提出改名帝都，即正式向举国上下表明了自己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
武则天的这些新政措施，很快遭到了皇族李氏和许多士族官僚的反对。扬州刺史、唐初元勋徐世绩之后徐敬业，召十数万兵马率先于扬州发难。骆宾王写下名著一时的《讨武曌檄》，遍撒域中。诗文列举武则天的种种恶劣行径，提醒世人说，如果再不阻绝武则天的行为，这天下即要成为武氏王朝了。此外，各路在外的王族，也纷纷起兵反抗武则天的摄权。武则天对此毫不手软，坚决镇压，在她的直接指挥下，这些叛乱很快平息，徐敬业、李冲、李贞等主要发难者，或死于战场，或被捕杀，无一幸免。而武则天的登帝行动，已经无人可以阻拦了。
唐高宗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则天认为亲临帝位的条件成熟。她先借佛僧法明之口，广造舆论，称“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唐为天子”。同时她又借助傀儡皇帝唐睿宗进表禅让帝位，才顺从众议继位，实现了她毕生的愿望，改唐为“周”，自号“圣神皇帝”。
自此，中国封建王朝中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女皇帝产生了。武则天的登基，改变了原本“皇帝”这一男性专属的名号。而武则天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行动和努力，一定意义上也为传统女性的身份作了一个实践性的改变。而对于这样惟一的一位女皇帝的功过评价，也许在摒弃诸多限制条件，而给予一个公允的定位是最为合适的。不管怎么样，在男性主导的封建社会中，有这么一位奇女子，做出了一些相当不平凡的举动。而这本身，也许就是历史的进步。
请君入瓮与摸棱两可
对于武周这个费劲了千辛万苦才建立的政权来说，当武则天有了皇帝的名号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安稳。朝中李氏家族虎视眈眈，随时想要夺回政权；朝中一批大臣虽然承认了新女皇的权力，但是始终在心里并没有归顺。而对于这个万古未有的女皇来说，担负在她身上的重担并不轻。
只是，也许武则天自己也未曾想到，有一日，她的王朝内会以互相攻讦和彼此猜疑为第一大事。有那么一段时间，各个大臣争先恐后地上诏互相揭发自己的同事。他们的热情，犹如在赶着去领取皇帝的赏赐一般。其实，这样的局面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当一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对于自己的正统地位都有所犹疑而患得患失之时，他（她）必然会有比常人多得多的敏感。平常人的敏感也许只能让这个人远离社会，变得孤僻。当一个拥有至高权力的皇帝有这样的特质时，他（她）只会无休止地运用自己手中的生杀予夺的横杖，去鞭笞每一个碍其眼的人。武则天的登基，其身后无疑有一批不服气和时刻想要改变这一局面的势力集团。特别是当徐敬业起兵反周之后，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于是将其打击的对象延伸到她身边每一个臣子和子民们。
为了对付朝廷中大的反对派，武则天征用了一批严酷臣吏来剪除异己，其中包括来俊臣、周兴、索元礼等。这批人秉承武则天旨意。奖励告密，鼓励互相揭发，滥杀无辜。一时间，整个武周皇朝的政治气氛相当紧张。 武则天给全国下了一道诏令，号召全国一经发现有反对武周王朝的，马上上告皇帝。地方官吏如有人告密，不许自己查问，而是给告密的人备马，好吃好喝地送到京城，直接由武则天亲自审问。如果告密情况属实，那么告密人可以马上授予官职。但是如果情况不符，也不会追究告密人的责任。而这个索元礼即是其中这样一个告密氛围的受益者。这个深目高鼻、满面胡须的胡人专门以告密为自己的职业。他性情残暴，以揭发和诬陷其他官员为能事。经他审问的案子，往往会被诱导得牵涉出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其中的冤假错案更是数不胜数。索元礼为了迎合武则天的趣味，不惜动用各种酷刑来拷问犯人，以致当时朝廷上下均谈索色变。他为官时间不长，却一共杀了几千人。
索元礼的成功启发了一批天生具备这种能力的大臣，来俊臣和周兴等辈便是其中领悟得很快的“聪明人”。他们每人手下养了几百个流氓，专门干告密的事。只要他们认为谁有谋反嫌疑，就派人同时在几个地方告密，捏造了许多证据。而且他们审讯疑犯的非常残忍，名目繁多，花样百出，令人乍舌。他们往往开始先把各种刑具放到疑犯面前，再严词逼供，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很多时候，这些疑犯一看这阵势首先变被迫招认了。更奇怪的是，来俊臣还专门编了一本《告密罗经》，专门传授怎样罗织罪状的手段。当时那个混乱的年代，真正将告密当成了千秋万代的光荣职业了。
朝廷的告密之风日甚一日，而不知不觉之中，这几位以告密起家的人也被牵连了进去。据说当时来俊臣、周兴等辈每隔几日便将朝中所有的大臣的名录翻检出来，用来抓阄，抓到哪个大臣，哪个大臣算是倒了霉了。有过失自不必说，即使每日兢兢业业的忠臣，这些人也能翻箱倒柜般地找到点错误，进而随便给个罪名，或杀，或流放。将这些臣子们抑压地惶惶不可终日。而每日这些大臣上朝之前，都要郑重其事地跟自己的家人道个别，因为谁也不能肯定，这一去，能不能回来根本就不能预计。在这些被迫害的大臣中间，其中包括武则天的亲信、掌管禁军的大将军丘神绩，也被人告发谋反，被武则天下令杀了。这件事过去后不久的一天，武则天又接到了一封告密信，说周兴跟已经处死的丘神绩同谋。武则天一听，大吃一惊，立刻下密旨给来俊臣，叫他负责审理这个案件。其实，当武则天的密旨送抵来俊臣手上时，她曾经两个极为得意的臣子正在一起吃差聊天。当时来俊臣看到武则天的密旨，不动声色地问周兴道，最近有些疑犯非常倔强，死活不肯招认他们的罪行，让我非常恼火啊。周兴听罢十分得意地传授他的审讯秘笈说，这还不简单，我最近想出来一个非常棒的妙招，可以让犯人立时招认。首先要先准备一个大瓮，然后在它四周用大火烤，将犯人押至大瓮之中，不出几时，他定会马上服软。来俊臣听完还真觉得是个相当绝的主意，叫手下如周兴所述备来大瓮和火。当轰轰烈烈的大火将这议事厅烤得如七月伏天时，这位是阴险狡诈的来俊臣才不慌不忙地对周兴说，我也没有办法。刚刚太后给我送来密旨，说有人告发你周兴周大臣，我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审讯老兄。正好老兄给我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我就先用你来试验看看是否有效了。周兴不听则罢，听完脸色煞白，直接跪地求饶说，我什么都招，什么都招。来俊臣根据周兴的口供，定了他死罪，上报太后。武则天对于周兴是否真有谋反之心并没有把握，但是念在他多年勤恳工作的份上，只是将他远远发配岭南了事。只不过周兴命中注定逃脱不了此次劫难了。因他树敌太多，还没到流放之地即被人半路劫杀。
后人于是用“请君入瓮”来形容那些原本想要害人，却阴差阳错地害了自己的人。只是，这种有些荒唐告密之风势必会牵涉到朝中所有人的，毕竟，对于武则天这样一个人情寡淡的女人来说，没有谁能让她真正地信任的。当然，所有人只要太过于亲近，他的下场也会如周兴一般。后来因为告密之风愈演愈烈，朝中已经人心惶惶，无人挂念朝廷大事时，武则天才顺应民意，相继将这几个投机分子送上了断头台。只是，灭绝这几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根据史料统计，武则天在位期间，几乎将太宗之后的几代孙子残杀完毕，甚至包括武则天自己的嫡亲子孙。而在武则天即位的前两年，宰相被杀的有8人，被贬被流放的有4人。宰相的调动和任免流放，在她任位的15年间，达228人次之多，平均一年即有15人次。
如此说来，武周的官吏政治实在是混乱不堪的，人人自危，惟恐一不小心即卷入了这帮告密者们的漩涡之中。不求发家的，大都只是聪明地明哲保身，安稳渡过这乱世便也算了。而在这其中，一个名为苏味道的大臣的“模棱两可”处事法也算是个典型。
苏味道（648—705），初唐政治家、文学家。他9岁能诗文，少时曾与李峤以文辞齐名，号“苏李”。苏味道在圣历初位居宰相重位，并且先后三度为相达7年之久，深得武则天赏识。在官场混迹多年的苏味道，明确知晓武则天的残忍和多疑。为了可以保全身家，他每日即装个笑脸菩萨，哼哼哈哈，处事模棱两可；做了几年宰相，苏味道竟无所作为。这个典型的“无意志长官”谈过自己当官的诀窍：“处理事情不能决断明白，否则出了差错，必遭处罚，只要模棱以持两端就行了。”后来世人给他送了一个雅号：“苏模棱”。对于一位身在仕途的大官来说，我们可以猜测，并不是他真的志存高远，无心政治，这样的想法并不符合一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只是这政治有些如高深莫测的浑水，苏味道明白，一旦陷入进去，不但再不会有为国效力的机会，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将不保了。于是，看惯了俗陈杂事的苏味道将自己的满腔才华给了文学创作，而正是因了他在官场的不作为，苏味道在唐诗的造诣却是相当高的，其与李峤、崔融、杜审言合称“初唐文章四友”。所作诗今存16首，载《全唐诗》，著有《苏味道集》已佚。
对于一个处在侯门深似海的女人，对于一个用于打破男权统治的女性来说，武则天的登基无疑是一件名不正、言不顺的不道行为，但是武则天向传统的封建社会提出了一个无人可以想象的挑战。她做到了，她成功地登上了帝位，虽然随之而来的很多难题让她无可凭借。如临深渊的帝位并不如她想象那般风光，她还要继续她的斗争，而遍布周围的要不就是虚情假意的侍臣，要不就是毫无用处的昏庸之辈。对于一个有野心、有能力的女性统治者来说，也许光有这些还不够好好治理这个国家。而对于武则天来说，也许到这时她才真正明白，一个成功的君主后面，有那么多需要依靠的人，只是，她，武则天还得要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
天意政治与佛教立国
古人做事总喜欢讲究个问天，祈求上天给个找事以安排行事。而对于一个新皇帝登基这样的大事来说，更得要卦算个祥瑞了。古人曾说“天意从来高难问”，意思说上天高深莫测，是非常人所能任意揣摩的。只是古代的很多人都坚信天人感应，人天息息相通，而对于上天钦定的天子，当然有一番常人所不具备的异能。所以，难怪武则天一直孜孜不倦地非要在登基之前做一些跟天意有关的事情了。
武帝正式登基之前，为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正常即位，确实有意识地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修建名堂，比如改革了文字，比如修订了姓名录等等。当时她知道，自己要想取得合法的统治权，仅仅这些明显有些作秀的自我炒作是远远不够的。她知道，只有天命所归的登基才能堵住一些反对她的大臣的嘴，于是，自武则天有意登基之日开始，一些有目的的巧合纷至沓来。
垂拱二年（686），雍州的新丰县发生一次较强的地震，只见本来厚重无比的地块往一处一挤压，最终造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土堆来。要搁在现在，这只是因为地震出现的一次平常的造山运动，而地震本身也算是天灾了。而在皇帝当政期间如果出现大的天灾，皇帝是应该下罪己诏的。但是武则天不是个平凡人。她紧紧抓住出现一个从未有的土堆做文章，认为这其实是个祥瑞，说明国家即将有个较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才是天命所为，无人可逆。于是武则天当即将新丰县改名叫庆山县。
垂拱四年（688），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派雍州人康同泰献给武则天一块白石头，神奇的是石头上竟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字样，并诡称得自洛水。为此武则天相当高兴，这说明自己的登基是得到了老天的首肯了。这不但解决了自己登基的合乎天意的问题，也暗示了自己的统治是国家昌盛的开始。为此，武则天决定将这块石头改名为“天授宝图”，并自称为“圣母神皇”，意即自己既是下凡的圣母，也将是老天钦定的皇帝。此后又出现了“庆云绕日”等让武则天相当喜悦的各类祥瑞之兆。当然，祥瑞并不只是给武则天一个人看的，而真正需要看到祥瑞的当然是天下的所有人。因此，武则天为了好好地宣扬一番自己的正统地位，在主管教育的果子祭酒上任第一天，即要求他们要一改往日讲经论理的传统，而是改集中讨论祥瑞的出现及原因。有学者称，武则天的这个办法是在是太精明了。她用官方的手段对祥瑞加以理论化的解释，一下子便使得祥瑞的意义深刻起来。
只是，这些所谓的祥瑞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已经让百姓有了审美疲劳。于是武则天开始向传统儒家典籍中寻找可藉利用的东西。但是，事实上，传统的儒家传统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即便武则天翻遍所有的典章书籍也不可能为女性登基找到一点可以借鉴的东西。此刻武则天想起了陪伴了自己很长一段时间的佛教。而自己想要从中寻找一些可资利用的东西也实在再合适不过了。唐朝的主流信仰是儒释道三家并存，其中之一的佛教实在唐朝社会中得到了相当一大部分人的认可的，所以首先从可利用性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同时，武则天跟佛教是相当有渊源的。她母亲杨夫人就是虔诚的佛教徒，自己年轻的时候又在感业寺当过尼姑，所以佛教对自己来说并不陌生。而此刻，自己的最得力的亲信之一薛怀义，为了让自己更明正言顺地用他，也是把他放到了寺庙中当了个和尚。武则天马上把薛怀义找来，并交给他一项相当重要的任务，从佛教经典中找出那么一部典籍，可以用来作为自己的登基的天意暗示。薛怀义果然不负武则天的宠爱，他十分出色地完成了武则天交予他的任务，找来一部让太后相当满意的佛经《大云经》。其中里面有一个关于天女“净光”的故事，说的是：“佛告净光天女言，天女将化为菩萨。菩萨又转生为一个女人统治一方国土，然后这个女人再转化为佛”。武则天读到这个高兴坏了，这简直就是为武则天量身定做的登基宣言。《大云经》一出，还是如前给祥瑞普及的办法一样，首先她先组织大量人马给《大云经》作注释，为的是能让全国的老百姓能看得懂。此外，她还在全国各地兴建了大量的大云寺，下令高僧在寺中不停地开坛讲演，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让女主正位的合法得到全国百姓的认可。此外，她又组织大量寺僧翻译《宝雨经》，因为其中称，她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教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经文宣扬她当女皇是菩萨降世，将是人间的恩泽。武则天太后听说于阗国有梵本华严大经，特派专使前往迎求，并请一位善于梵文的法师随经同来，于是于阗国王以尊者实叉难陀，中国语名觉喜，对华严的宗旨，精研善解，因此就请法师随经于通天元年，来到中国的京城。武则天得此大经来华的消息，大为喜悦，诏入大遍空寺，与菩提流志，复礼法师等，共同翻译。后来法师住到佛授记寺，武则天不时亲自到寺，参加译经工作，亲究笔削，并供养法师们的饮食，到了圣历二年，经过诸多人力物力的相互协作，才将新译的华严经译成，武则天亲制序引，并在太极殿宣示百官。长安四年，实叉难陀又译出楞伽经七卷，法师共译经论19部，107卷。
除了引进大量的佛经之外，延载二年，她还组织人力修建了敦煌莫高窟，在96窟主壁上修建了一座弥勒大像，佛像高耸如云，十分壮观。为获得更多的舆论支持，武则天不惜动用大量人力财力。其时，建造了大量的佛院寺庙，如安国寺、景福寺、昭成寺、太平寺等等。此外，著名的龙门石窟则是武则天造庙塑像的代表。以致武周之世，“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证圣元年（695），她命薛怀义作夹纻大像，时称“麻主”，据说仅佛像的小指就能容纳数十人。这项工程十分浩大，依据《资治通鉴》所言“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久视元年（700），武则天决定重造大佛像，向天下僧尼抽税，令每人日出一钱，筹得17万贯，重建大佛像于北邙山白司马阪，武则天亲率百官礼祀。武则天的疯狂造佛运动得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其中狄仁杰上疏称“今之伽蓝，制过宫阙”，“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张廷珪也谏言道：“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为塔，极冶之金为像”，以致“天下虚竭，海内劳弊”。此外，她还十分注重佛教节日，并经常广设布斋。不管怎么样，武则天的尊佛运动为自己的登基以及统治带来了相对较为合法的帝位。事实上，武则天的这一招相当有效，自从南北朝佛教兴起之后，佛教在中原的信众已经有相当数量。所以武则天的这一行为不但争取了很多佛教信徒的支持，而且还利用这个尽可能多的给自己拉来了大量的选票。神权与皇权的结合，让武则天的登基指日可待。
天意昭昭，天命所为，就差民心所向了。民意的向背，中国统治者天生就有调动的才能。不久之后，一个官阶甚低的官员忽然为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他称自己代表数百关中父老希望废黜当今昏庸无用的皇帝，太后武则天登基问责朝事。如果这不是一场由预谋的行动，那我们只能慨叹这名七品芝麻官的政治敏锐了。武则天虽然没有当时答应下来，而是礼节性退让了，但一下子将这名官员提拔当了正五品的门下省给事中，一下子升了十阶。这是一个讯号，是武则天用未来官职的奖励来交换某些东西的讯息。所以，时隔不久，第二次较前声势更为浩大的请愿开始了。浩浩荡荡的一万多百姓请求武则天登基。第二天，有更多的文武百官也加入了这一场十分和谐的请愿当中。甚至当今皇帝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坚决请求他的母后能够为天下百姓祈福，并自请将为皇嗣。如果此前没有任何胁迫和威逼的行为发生，这该是怎样一幅感人的场景？武则天终于说出了她已经想好了很久的话：“俞哉！此亦天授也！”好吧，既然这是老天的安排和百姓的请求，我只好答应了。至此，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就此诞生了。
佛教的支撑，让这位野心勃勃的女人终于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帝位。由此，武则天对于佛教的热爱为此，这名还相当有才华的女诗人也写下了很多关于庙堂祭奠的诗作。并曾写开经偈一首：“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首赞颂佛法的四句偈，至今仍传诵不绝。还有人说，云何梵偈子也是她作的：“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复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云何以此经，究竟到彼岸。愿佛开微密，广为众生说。”
在这场皇权斗争中，武则天无疑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方。她顺利地利用各种途径达到了自己登基的目的，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而她所凭借的佛教，也因了她的提倡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也许，在这一场政治争夺中，除了残忍和排挤，还有权谋，还有用心的胜利。而同时正因了这位女皇帝的推崇，佛教在我国的发展也逐步走上了正轨。
女性立场的改革运动
狄仁杰碑
陈寅恪先生说：“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上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作为我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女性皇帝，武则天的登基犹如一颗响彻云霄的炸雷，在男性特权的社会中激起了千层波澜。但无论如何，武氏确实抢夺去了李氏政权，而好强的武帝还想在这个得之十分不易的皇位上做出一点成绩。武后上台肇始，首先严酷地将自己的反对派相继送上了不归路，之后，她便着手开始了各项改革。
要论武则天的改革，有必要提到她上台之前修改《姓名录》的这一决策。为了让自己的上台师出有名，武则天唐太宗时期修纂的《贞观氏族志》修改为《姓名录》，由高宗亲自纂序。这部谱牒将武姓自家列入一等，并且将当时五品以上的官吏全部收录其中。这部姓名录不但给予了武则天上层的身份记录，而且进一步从舆论上削弱了自汉魏已来以门第自耀的士族集团的优越，剥夺了传统贵族在入仕等方面的特权，进而相对扶植了寒庶集团的势力。这次修改谱牒的直接结果是，虽然武则天的上台得到了李氏政权众多人的反对，但武则天身边也聚集了一批可以为之效力的新提拔官员，这为武周证券奠定了一定的辅政基础。
武则天上台之后，其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其原本与生俱来的果断性格，再加之这些年在宫廷政治斗争中的磨练，早已将其锻炼成为行事雷厉风行的风格。但她虽有些独断专行，但还尚能听取各方意见。在官员任用方面，自她决意夺取皇位开始，她即铲除了大量关陇贵族，并不拘一格提拔了很多支持她的下层新锐。武则天认为，一个国家想要富强，首先必须要有出色才能的人来辅佐，她说：“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为此，她曾招了一批年轻才俊从皇宫后门入禁庭来协助她处理政务，称“北门学士”。而对于这批青年才俊的任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人们诟病的主要内容。大致的意思是，武则天作为一个女性皇帝，他宠幸私人，生活糜烂。其实，这应该是不识真相的人对她的误会。作为一名基本毫无根基的皇帝来说，她需要笼络一批官员为她的政权服务。而当朝廷上下充斥着她婆家的耳目时，她只能另辟蹊径，从别处获得支持。当然，虽然她政权的根基还不稳，可是她手里有人事任免的权力。特别是当她给予一批新进官员以优厚待遇时，哪个不识相的还不为主子服务？由此来说，武则天是相当有政治手腕的。武则天任官虽滥，但她尚能够量才授职，对官员的考核也较为严格。长寿二年（692），她组织北门学士相继修成《百僚新诫》和《臣轨》，要求百官“事君以忠”，同时也必须要改域匡正君主的过失，大臣要忠于职守，不可逾越规制。为了更好地选拔人才，她还进一步规范了科举入仕制度。武则天亲自策问士子，并开创了殿试和武举，进而扩大了科举考试的规模，使科举考试成为国家录用官员的最主要方式。她还奖励自举，规定九品以上现职官吏或者普通百姓都可以自己申述才能以求升官或谋取官职。这些措施为其选拔了一系列干练之才，其中包括在开元盛世期间为唐玄宗所重用的姚崇、宋璟等。武则天官员选拔措施的改革，一方面打破了士族贵族的特权地位，也为众多的寒门士子提供了入仕的机会，整饬了官场，为封建王朝的行政系统提供了新鲜血液。武则天还十分重视文辞诗赋的进士科，从而大大促进了唐诗的繁荣。至此，中国的贵族政治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以科举进士为核心的一整套文官制度持续发展起来。皇权和官僚政治的结合，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政权。
武则天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早在上元元年（674），她便建议高宗施行劝农桑、薄赋敛、省力役等十二事。她认为“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如此则“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并规定以“田畴垦辟”和“户口流移”作为奖惩地方官吏的根据。其当政期间，颁行《兆人本业记》，教导农民四时种莳之法。她一再下令要放奴婢从良，限定了王宫贵族蓄奴的名额，并禁止任何以“佣人”的名义买卖人口。这一系列的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武则天不但在农业生产和官员选拔方面的改革卓有成效，其在唐朝的武功方面也有突出贡献。武则天尚以威猛治理天下，她虽是个女儿身，从而不可驰骋沙场，但她却有相当卓越的军事才能。武则天善于灵活地调配各路兵马和军力，在其英明分配下，大唐军队北击突厥、契丹等部族，西扰西突厥，击破吐蕃，开通并有效地控制了丝绸之路。武则天又实行了屯田戍边政策，大足元年（701），任郭元振凉州都督，坚持屯田五年，“军粮可支数十年”。从而使得军队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大大减少了人民的养兵负担，从而为人民休养生息争取了宝贵时间。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相对来说缺少雄厚的支撑力量的女性皇帝，武则天的政权中毕竟少了一些可以让她高枕无忧地处理政事的后台，而武则天对此的过分担忧，也导致了她的一些失误，如大兴而起的告密之风，即差点使她的政权走上末路。武则天为了对付她强大的反对派，重用一批专门以告密为业的官吏，包括性格暴烈的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辈来达到剪除异己的目的。而这批人在武则天的授意下无法无天，将李氏宗室残害殆尽，还将魔爪伸向了很多武则天信任的股肱之臣，如李昭德、狄仁杰等，以至于当时朝堂上下“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武则天政治中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宠幸一批奸佞臣子，他们陷害无辜，扰乱纲纪，导致官员冗杂无能，导致机构膨胀，行政效率十分低下。
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联合禁卫军发动政变，武则天退位，中宗复位。这年冬天，武则天去世。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性改革运动至此宣布失败。可是武则天的即位及其在当权期间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为中国历史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而她的改革成效，一定程度上为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奠定了一个较为雄厚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武则天相对于唐朝李姓诸位皇帝，并不仅仅是个野心勃勃的女政治家，也是一个具有卓越贡献的帝王；只不过，这位帝王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武则天死后，其与唐中宗合葬的墓碑上空无一字，俗称“无字碑”。这块碑刻是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凿而成的，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重量达98.9吨，是我国历代碑刻中的巨制。关于无字碑的由来，后世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武则天立“无字碑”是用以夸耀自己，表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在她统治期间作过许多符合民众利益的事，稳固和发展了“贞观之治”，把历史推进一大步，并对后来“开元之治”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另外一种说法是，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自知罪孽重大，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她在当政期间，密谋杀掉了众多的李氏子孙和多员朝廷大将重臣，她自觉无颜去见地底下的李氏皇。此外还还宠幸奸人，搞特务统治，让全国上下人人自危，道路以目。这些都是武则天死后都要去面对的败笔，因而她自觉有愧与后代，因而无字于后世。再一种说法是，武则天是个特别精明于政治的女性，她最终将皇位传给了李氏后代，这起码还是一件对得起李唐王朝的善举。而对于她自己的功过评价，她觉得当应由后世评定，因此她将这一权力给了后世，故以无字碑示人。
不过，最近历史学界又有了新的发现。陕西文物研究所在一次考查时，无意间发现在无字碑的阳面，从上到下刻满了方格子。经考证，这些并不是后人刻上去的。这些方格子每个长4厘米，宽5厘米，排列整齐。只有一种可能，它们就是当初准备在石碑上刻字用的，而且已经准备好了碑文。根据留在碑面上的格子计算，碑文大约有3300多字。因此，学者考证，也许本来武则天决定将皇位传于李氏后辈，李显复位。他失而复得的皇位，让这位懦弱的皇帝无法评价的母亲，故而干脆让其目前的墓碑空置。如若真是这样，也是可以说通的，毕竟是武则天抢了他们离家的皇位；而还是他的这位母亲，在过足了皇帝瘾之后，又归还了回来，以后照旧还是他们李家的王朝，他一个李氏子孙是无法正面去评价武则天的。让墓碑空置着，也许是最为保全的做法。
“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
盛世的大唐，曾两度出现过明治的王朝，继唐初的“贞观之治”后，在中期又出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关于唐朝的开元盛世图景，平民诗人杜甫曾经写下诗作《忆昔》为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诗中说的是，即使一个小城镇，人口也达万家之多。开元盛世时期，“海内富实”，此时国家粮仓充满，“陈腐不可较量”；私仓亦是如此，“人家良储，皆及数月”。唐开元年间，全国人口已经达5000万之多，国家势力十分强盛，四海咸服，八方来仪。全国安定太平，盗匪几无踪迹。朝廷上下吏治清明，官场严勅。文教事业十分发达，《新唐书》载，“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此外，政府提倡教育，广设公私学堂，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下令天下州县，每乡都要置学校一所，以教授学生。这样推行政教的结果是：“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
唐玄宗李隆基是在“武韦之祸”的背景下继位的。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皇帝来说，他的王朝有太多需要他事必躬亲的事务去处理。事实看来，李隆基是一个相当有作为的皇帝，他登基之后，即决心改革王朝目前的困境，效仿曾祖李世民以“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期冀在自己的皇帝生涯中也能够有一番作为。
唐玄宗继位之后，飞扬跋扈的太平公主仍旧幻想自己能够和她的母亲一样成为一代“女皇”，并为了这个梦想上下打点，誓不罢休。因此，唐玄宗上台伊始，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他姑姑的篡位阴谋。开元元年（713）唐玄宗先发制，一举铲除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谋反团体，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后宫乱政局面。在巩固了自己的帝位之后，一心想要图强的唐玄宗开始了他的治世过程。
武则天以周代唐，使李氏大唐的皇位继承陷入一片混乱。而且在武则天直到逝世之前，对于由谁继任皇帝她还在犹豫之中。女皇的犹豫，加大了每一个有机会继任皇位的竞争者的紧张和谋划，史料记载，在唐玄宗即位之前，宫廷政变竟达六次之多，可见皇室的混乱局面。得来不易的皇位使得李隆基上台伊始便着手开始了巩固皇权的行动。他首先将威胁自己的几位较有威严的皇兄弟们下放到各地去任官，从而瓦解了他们在京城中的势力。同时禁止外来人员与皇室来往，有违反的一律革职拿问。待到他皇权真正稳固下来之后，唐玄宗又改变了一次策略，他决定将之前下放的诸王又招了回来，而是给了他们一个闲职，此后将他们永久地圈在了京城中的宅院里，规定不许于外来人交往。至此，李隆基才真正将这块心病去了。
唐玄宗的“依贞观故事”，还表现在他任用了相当大一批的军师，主要以姚崇、宋璟为代表的择贤模式，形成了推陈出新的辅佐班子。开元五年（718）唐玄宗下令恢复贞观时期谏官参加皇帝议会的制度，让其专门监督皇帝的行为，“有失则匡正，美恶则记之”。唐玄宗依赖这一系列强大的官员力量力争“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诸托不行，纲纪修举”，自上而下开始着力整顿朝纲，拨乱反正，严勅吏治，收到了显著效果。
其第一步便是先将武后时期的残局收拾干净，毁天枢，改明堂。在官员制度方面，唐玄宗强劲地看是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把武周、中宗以来所置的外官、斜封官均一律撤销不用。开元十年（723）他又果断将20万军队改归农事。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减轻了朝廷负担，提高了官员的行政效率，一个新兴的有生命力的新朝政局开始了他茁壮的成长之路。
“食而为天，富而后教”，这是唐玄宗贯彻其君主生涯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国家致富最重要的方式还是发展农业生产，因此唐玄宗一直将劝农课税放到了他发展经济的首要位置。开元二年（714），他即督勅地方官员一定要劝课农桑；开元二十二年（734）他又对地方官员说到：“农桑之时，不可妨夺。州县长官，随时劝课。”唐玄宗继续推行均田制，维护了小农的利益。他非常重视农田水利的修建，在他当政期间，全国共修建了56项水利工程。
开元年间，每逢民间发生水旱灾害，唐玄宗都将亲自命宰相去大力赈济灾民，减免当年赋税。开元三年（715），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接连3年都发生了大规模的蝗灾，唐玄宗即命宰相宋璟前去处理赈济事宜，并着令给予当地百姓十分丰厚的优恤。开元年间，四川等地虎患严重，当时“大虫杀人，村野百姓，颇废生业，行路之人，常遭死失”，为此唐玄宗曾委派专人到淮南开办学习班，传授捕虎方法，并令地方州县长官学习捕虎方法，组织百姓“同除其害”。此事记载在《全唐文·命李全确往淮南授捕虎法诏》里。唐玄宗的忧民爱民思想完全可与其祖辈曾祖李世民的民本思想相媲美。
唐玄宗还大力提倡节俭，要求自皇室到普通百姓人家，均不得骄奢淫逸。开元二十五年（737），朝廷减少杂物开支达400万两之多。
在对外关系上，唐玄宗继续禀称贞观年间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广泛加强和周边各国的贸易往来和礼节交往。开元二年（714）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机构——安南市舶司设立了，这是我国与国外交往被纳入国策的一个重要体现。此后，大量外国货物输入我国，如香料、琉璃、棉布等，进一步坚强了我国与国外的交流往来。
在唐玄宗积极上进的治国热情下，在身边智谋过人的宰相辅佐下，再加之一系列的保农政策和进取的外交政策下，自贞观之治之后，大唐帝国第二个新兴的王朝以雄劲的姿态再一次出现了盛世的繁华景象。
两税制的出台
唐朝瓷碗
唐朝中后期，朝廷的财政已经日渐窘迫，特别在安史之乱之后，整个王朝内部的财政已经濒临崩溃。主要的原因是，唐代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同时官田的日益减少，使得唐代初期所实行的租庸调制已经无法继续下去。在整个国家的财政主要依赖税收的情况下，如果不能保证税收的来源，国家财政也便无从谈起。当时，税收不能保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便是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各藩镇遍地开花，上上下下林立了多少藩镇格局的势力。不少藩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割据性，他们的骄奢使得他们已经越来越不把这个朝廷和皇帝放在眼里，有的藩镇干脆不供王赋，给你个面子，不定期的给朝廷输送点租税，一不高兴了，我连你个皇帝都不买账，还给你上交租税？有的则大量占有送使、留州部分，上供中央的赋税亦很有限。部分藩镇为了养兵割据，在所辖范围内横征暴敛，广大农民赋税复又反弹，负担更见严重。国家财政窘迫，官员照样贪污，宫廷的开支还是那么庞大。财政的匮乏，已经让大唐库存银两日益捉襟见肘。如果再不从别的渠道进帐，不待其他外力的侵犯，整个国家即将因为资金的短缺而崩塌。
公元779年，德宗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登基。整个帝国将其重振朝纲的期望全都寄予给了这位年轻而又聪慧的皇帝身上。在他统治之初，虽然国家并没有了内忧外患的紧迫危机，但是已经问题重重的国家财政必然是这位帝王施政改革的最先下刀之处。因此，在其即位的唐建中元年，他便听从了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其基本的财政原则是根据自西周以来我国的传统财政思想 “量入为出”而逆其道而行之，改为“量出为入”的精神。即根据国家的财政支出数额，结算财政收入，从而分摊给各个民户。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遏制地方上的苛政滥收，减轻人民的负担。如此一来，便结束了从前那种没有限额的征税方式。毕竟一个国家的开支是一定的，而自上而下分摊租税的方式更能让收税制度平等化。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便是平常国家的开支并没有丰年欠年之分，每年的变化并不大。但是农民每年的收成确实不固定的。并不是说今年国家花了这么多，我的田里就能照着这个样子生产多少，除了上交国家的租税以外还能维持一家人的口粮。所以上述这种方式在执行起来未免有些死板，欠缺灵活。此外，两税法其具体的征税方式是，将过去的租庸调、户税、地税以及各种杂项税收合并起来统一征收。其税额按照土地的多寡以及资产多少来确定征收，即资产少的，其税额便少；资产多的，则相应要多征税。从这个理论上而言，这样的计资而税的制度，对于广大的无地少地民户是公平的，其体现了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重大进步。
具体而言，所谓两税法，现在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两税，是因为其征收的对象为户税和地税，两税因此而来。还有一种是，因为两税法是分夏秋两季进行。但暂且不管到底是怎样的两税，其都体现了一种征税简化的原则，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民户所要承担的税额。同时杨炎建议实行的两税法中，把货币赋税的征收作为其重要的方面。虽然当时的“田亩之税”仍以实物的形式来征收，但两税中的重要部分户税，则都是以货币来征收的。两税法中的货币赋税的思想，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了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征收形式从实物赋税到货币赋税的转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总而言之，德宗时期所提倡的“两税法”，客观上确实为唐代中后期的财政作出了十分有效的努力，促进了中国古代财政改革的发展。而杨炎作为改革的提出者，更是为我国的财政思想史的发展开辟了另一个重要的方向和途径。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学者亚当·斯密在18世纪所提出的财政原理即“公平、便利、确定、经济”，曾经轰动一时，并作为后代财政学的经典而被传承。事实上，早在我国的唐朝，杨炎所提倡的两税法便是贯穿了这种经济学的思想，可见我国古代财政学的发展，应该说远远先于西方。杨炎的伟大之处更在于，其实在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抛弃了传统的租税体例，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税收理念。这一点尤为可贵。
但是任何一种新兴的制度，其总有一段适应现实社会的过程。如果统治者能有一以贯之的坚定和支持，那这种制度的施行且不说如何成功，但最起码其最基本的精神能够贯彻。但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以大地主利益为保证的前提之下，两税法的施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歪曲，甚至变质。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妨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事实上，中国古代地方在执行中央制度上，有着超乎寻常的聪明技巧。他们善于解读中央的各项制度，并从自我利益出发，用尽各项手段从而达到敛财的目的。因此，最后，所谓统一的两税法，是以两税为主，并以各种派生的杂税为辅的征税则例。同时，他们还利用货币税这一制度，从中克扣民户税收。
因此，据史料记载，贞元三年，德宗出外打猎，走到一户名为赵光奇的百姓家里，问道，“你们的日子过得快乐吗？”赵答道：“不快乐。”德宗又问到，“今年的收成很好，可是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快乐？”赵又答曰：“您下达的昭令没有信用。在两税法之前，我们没有劳役。可是现在实行两税法之后，政府额外征收的税额比以前还要多。每年老百姓辛苦忙碌的收成还不够交税，即使收成很好又能够怎么样。这样的日子，百姓怎么能够快乐呢？”
也许连德宗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也许并不是主要为民户减轻负担的两税法，但在这时候却又成为了自己子民的另一项重要负担，而且民户深为其害。而这日趋衰败的大唐王朝的气数，已经无可挽救了。正如诗人白居易曾有诗作这样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但是，客观地讲，两税法的实施是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两税法不仅简化了中国古代的收税条目，这样便也减少了税收的复杂和繁冗，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税收制度的合理化和货币化，使得大量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我国商品经济这个新型行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慢慢地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而他们的发展，担负着传统中国现代化的重任。
昙花一现的王叔文改革
要说这昙花一现，说的是，这昙花开花时间非常短，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却才看到它绽放过美丽的笑脸，转身便过去了。因此，人们用这个词来形容某种珍贵的稍纵即逝的事物。而这昙花吸引人的，不是说它的花朵如何娇艳动人，却是它的短暂给人的惊喜之后的留恋。其实，这世界上很多东西也是这样，人们对他的珍爱与留恋，不在于他给人们带来了多少好处，实际上，往往只是因为在某一个特殊的机缘，他给了历史一个恰当而又重要的提示。而唐中后期的王叔文改革，其历时虽然极其短暂，在它的改革还尚未看到任何成效之前便已结束，但它在整个帝国陷入一片混乱状态之下，这些改革者们能够敏锐地针砭时弊，力整朝纲，从而成为中后唐上的一段佳话。
这大唐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显著的，它曾经被曾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帝国大了，自然新鲜事便会多。在唐朝这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还真正出现了几桩前朝从未有过的现象。一是这武则天的登基，自此改写了前朝妇女不理朝政，坚守内宫的历史；一是著名的安禄山之乱，不但使得这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差点就此分崩离析，还因此葬送了一个后宫贵人的生命；再有，便是这已经根深蒂固的宦官专权。唐太宗时期，宦官不过是看门传令的奴仆而已；唐中宗时，宦官已经拥有官职，当时这些太监官衔为七品以上的就有上千人；唐玄宗时，朝中的宦官人数竟然达到3000多人，他们中间甚至还有了三品将军官衔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便是，这样一个曾经显赫无比的帝国，也已经面临着快要倒塌的危机，稍不注意，现在这锦衣玉食的皇帝生涯马上灰飞烟灭。
唐德宗即位初期，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在自己刚刚得上这已经幻想了很多年的皇帝宝座之时，他确实执意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当然这从之后他在位期间所作的种种努力来看，这确实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上，在他执政的初年，不管这些行动的最终结果如何，他确实用心作出了很多努力，并且有了一些成绩。到他的孙子唐宪宗能够维持那么多次的削藩战争的开支，这其中便有唐德宗很大一部分功劳。但是，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并不是自己努力便能够顺着自己的意愿进行下去的。相反，一个历史的进程有他的很多必然因素在其中，但是也有很多客观的无法选择的条件一些其他的偶然因素在内。反正，后来的事情的发展，很多都没有按照德宗的计划去进行。然而也许是自己的资历还有些欠缺，或许是那个时代唐朝的积弊已经太深。反正，即使开始唐德宗有万般的执政热情，但是他的大臣们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无奈之下他仍然放弃了他本想有一番大作为的削藩之举，最后也只能走进了与宦官为伍的死胡同。
而这些宦官，因为皇帝的宠幸便更加骄纵蛮横。德宗时期宦官竟然掌握了京城大概一般的田亩。当时的“宫市”更是让人民苦不堪言。所谓“宫市”说的是宦官出宫采买宫中用物，开始时候虽然强买低价，这种做法虽然没有道理，但还总算有些人性。到后来，这些仗势欺人的奴婢索性每到这时候派一批人，叫做“白望”，看中什么，便拿什么。而这时候一般只支付十分之一的价钱，甚至有时候还反过来向卖主索要“脚价银”，他们的意思是，你们的东西卖给了皇帝，你们应该给皇帝送到宫中。但是宫里又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所以也只好我们这些人代替你们跑一趟了。可是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白跑啊，所以也就只好委屈你们这些百姓给我们发点跑路费了。现在看来这就是强取豪夺，但人们根本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看到他们躲着点走，免得沾染晦气。所以后来人民只要看到这些从宫中的人，便会惊慌逃走。在这伙宦官当中，其中有一个叫做“五坊小儿”的，他们的行为更为恶劣。平常只要没事，他们便出宫，并专门以打猎为名，把捕网放到百姓的门口或者井上，这时候老百姓便要把这张捕网填满东西。这样他们再把这些东西待到宫中，或向皇帝邀功索要赏赐，或者干脆就据为己有。每到一处，他们便打着皇帝的旗号，借端勒索。只要百姓有丝毫的怨言和阻止，他们便搬出皇帝恐吓百姓，当时只要一谈到这群土匪，百姓们恨得咬牙切齿。
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在朝政一片混乱中遗憾地死去，太子即位，这便是唐顺宗。据史料记载，顺宗早在东宫之时，便是一个勤奋的太子。他时刻关注朝政大事，并利用自己太子的身份跟随父王处理政务。而且，但是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很有谋略的官员，他们给了顺宗很多教导和谋划。当然，他的父亲德宗在位期间曾经所做的想要重振朝纲的做法他也清楚。父皇的失败给顺宗很大的震动。他知道，现在国家的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再有向外发展的想法。相反，要想顺利地削平藩镇，首先应该让这大唐国家强大起来。所以直至顺宗一即位，便任用他的伴读王叔文着手进行改革。
王叔文，今浙江绍兴人。自古江南便出才人，王叔文当时是以棋艺而得以进宫，并因其才华出众深得当时德宗的欢心，于是命他侍读东宫。王叔文虽然只是个文人，但他精于帝王之术，是当时太子十分得心应手的军师。此外，因其做事低调又十分有分寸，他逐渐成为顺宗的离不开的心腹。在东宫的那段日子，他并没有每日只是陪太子下棋，相反他一直十分关注朝政、热衷政治，期冀有一天能够辅佐太子顺利登基。
其实，在顺宗即位之前，他们便早已有改革的打算。当时聚集在王叔文身边很多难得的人才，如我们熟知的刘禹锡、柳宗元，他们不仅长于诗文，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们很多的见解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十分难能可贵。他们对德宗也提出过很多次改革意向，但无奈德宗当时过于依赖宦官，根本就不会理会他们的想法。久而久之，他们也便对德宗失望了，照他们当时的情况看来，他充其量也只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所以，他们只能尽力扶持太子登基才能够施展抱负，施行改革。
这一年，德宗死去，顺宗顺利即位，他们的改革计划也开始了。但是他们等待了这么久的时机终于来临的时候，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和顺利，他们没一步行动都受到各方的阻挠，处处掣肘。其实，王叔文虽然贵为当今皇帝的侍读和心腹，能够在皇帝面前有说得上话的机会，但他在朝中的威望并不是很高。其实当时连皇帝都得依靠宦官的扶持的年代，他一个仅仅能够在皇帝面前有地位的人又如何。大臣不买他们的帐也不能把人家怎么样。所以他们当时提改革，却跟随和附和者并不是很多，未能产生很大的影响。相反，能够积极推进的人不多，但在一旁事不关己的态度的人却居多。大家的想法也都是那样，皇帝刚刚上台没有多久，根基都没有打下，现在要谈改革，恐怕不但到时成效不大，连他这皇帝宝座也会搭进去。所以大家基本采取的是观望的态度，以便到时能给自己留条后路。王叔文等人看看情况并不乐观，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又搬出资历较老、出身名门的韦执谊担任宰相一职。但是无论现实如何改变了他们原先的计划和初衷，这著名的“王叔文改革”还是开始了。
首先，他们着手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宫市”和“五坊小儿”撤罢。据历史记载，当时京城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民心大振，均拍手称快。
同月，他们又罢免了大贪官京兆尹李实。这李实本是皇族，所以他便仗着这层身份，为官期间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所以当顺宗下令将李实处死，全城百姓奔走相告，“市井欢呼”。同时他们还将紧闭在深宫里的宫人和教坊妓女近600人释放回家。当这些家属来到宫门口相迎时，喜悦和惊奇充斥一起，哭声参杂欢呼声响彻整个京师大街。
这样看来，这次革新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得以开始，但这最初的这些成绩毕竟还是为改革开了个好头。为使得他们将改革的深度加大，他们开始将触角深入到经济、军事、政治几方面，但至此开始碰到了宦官和藩镇这两个势力的阻挠，双方逐渐撕破脸。
一个国家的财政大权也是需要控制的。因此王叔文令再行杜佑兼管财政，自己任副使，掌握实权。此外，现在无论是革新派还是宦官等为首的守旧派，他们都明白，要能坚固自己的政见，手中必须有权。而兵权，更是应该极力争取的对象。
照这样的情势下去，改革派的势力已经日益强大，大有完全控制朝政的趋势。如此保守势力哪肯罢休？正值此时顺宗病重，现在他只能偶尔由人扶着上殿坐坐，让群臣从远处瞻望，朝政已经无法再打理下去了。刚刚进入状况的改革因为顺宗的病重，并随时都有被反复的可能。而此时老谋深算的宦官终于有了可以出一口恶气的机会了。自从王叔文改革开始以后，他们越来越不把这些宦官放在眼里，甚至还三番两次的削躲他们的权益。宦官充分利用了这种情势，他们拉拢顺宗长子广陵王李纯，谋划让李纯尽快登基取代顺宗。三月末，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私下“立嫡以长”呈上逼顺宗就范。病入膏肓的顺宗在压力下，只好同意将李纯立为太子。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李纯刚上台，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心思向谁。说韦执谊老谋深算并不为过，在官场混迹多年的他想到，应该首先探测一下太子到底是什么态度，于是他借机让陆质去做太子侍读，以便将太子拉拢到他们这边。谁知，这太子并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在陆质刚议论朝政几句，就被太子斥责到，“你为来陪我读书的，并不是让你在我这里说三道四！”
这件事让王叔文等人更坚定了要控制兵权的决心，否则不但改革会功亏一篑，甚至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将不保。王叔文当时没有正面和太监对抗，相反他采取的是迂回战略。首先他任命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军的节度使，这道命令并没有涉及到宦官，而是让神策军脱离中尉的管辖，改由范希朝等人统帅。但是当时一些军中将领对俱文珍说，范希朝统兵以后，就没你们的事了。俱文珍听到这个暴跳如雷，他鼓动宦官们说：“今天王叔文的阴谋一旦得逞，不久我们都要死在他手里！”于是他们商量集体抵制这个决定，等到范希朝带领韩泰来视察军队，军队将领竟然没有一个出来见的。这次夺取兵权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至此，当时轰轰烈烈的改革已经渐趋失败。不久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当时参与改革的著名“二王、八司马”均被革职，改革也便销声匿迹了。元和元年（806），唐顺宗李诵去世。这一年，宪宗下诏命令54岁的王叔文自杀，永贞革新彻底失败。
虽然这是一次未能成功的革新，但在唐代中后期整个帝国开始走向衰落的过程中，一批有识之士力图通过改革改善当时帝国的处境这一想法，便是勇敢又重要的。最起码，它给顺宗后来的宪宗及其子孙一个缓冲的动力。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