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中国:隋唐卷-大唐军事外交的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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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王朝是强盛的。至贞观一代,她即拥有了“末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极大漠”的广袤疆域。中国既安,夷狄群趋,唐太宗“天可汗”的威名响彻四方。可是,泱泱大国的治理,并不是一件易事;大唐帝国的浩大,却让皇室子孙们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困境。面对可能一触即发的分崩离析,李氏子孙们开始了不屈不挠的削藩斗争。唐德宗中兴,他决意以藩制藩,战斗未果却放弃了。宪宗奋力一搏,整肃诸侯;魏博结盟,不战而胜;淮西战役,虽险犹胜;直至三分平卢,大唐天下终有了暂且的太平。

    “天可汗”与胡风汉韵

    由于太宗相信“中国既安,四夷皆服”,所以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自东突厥灭亡以后,西北各部首领都来长安朝见,尊称太宗为“天可汗”。“可汗”是西北各部对君主的称呼,称“天可汗”就是拥戴太宗为他们共同的君主。唐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高昌》:“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群趋。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宋王溥《唐会要·杂录》:“贞观四年,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乃下制,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 “可汗”的来源是匈奴、乌桓等族,喜欢尊称他们所敬服的君长叫“汗”。匈奴、突厥因景仰汉室的威风,也自己尊称为汉,是要降格以从,所以便用一个同音的“汗”字来替代了。

    这个称谓来之不易。贞观之初,唐朝的边界为异族所环绕,北方有突厥、薛延陀,西方有吐谷浑、吐蕃,这些游牧民族经常侵犯边境,掠夺人口与财物。

    突厥是继匈奴和柔然之后,在蒙古高原、大漠南北兴起的一个强盛一时的族群,其起源于敕勒。从 5世纪后叶开始,突厥参与了敕勒各部反对柔然奴役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其从敕勒中脱颖而出,于西魏废帝元年 (552)一举大败柔然,由土门建立了突厥汗国。但此后不久,即隋开皇五年(585),突厥汗国分裂成东、西突厥。隋未丧乱,东突厥成为雄踞漠北、权力控西域、势倾中原的强势族群,史称其“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及至唐初,形成东突厥与唐王朝的竞争对抗和冲突的局面。开始,东突厥一直是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如武德五年(622)八月,东突厥颉利可汗 以13万骑入雁门,攻太原,长安一度吃紧。第二年十月,颉利可汗进攻马邑,两军激战;次年又兵胁长安,李世民率军迎战。武德九年 (626)八月颉利可汗乘唐太宗即位不久,率 10万骑兵入侵直逼渭水,驻兵便桥之北。唐太宗当时正以全力消灭地方的割据势力,对突厥的进军采取守势,尽可能维持和好关系。太宗只身犯险亲临清水,与颉利可汗相会。他们两人就在便桥上歃血为盟。唐朝赠给颉利许多金帛;颉利答应不再进犯唐朝,随后引兵而去。

    唐王朝在与东突厥对抗冲突的被动地位,直到贞观年间才开始扭转。贞观三年(629年)关中丰收,生产得到了恢复;唐太宗的统治也已初步巩固。那时突厥地区连年遭到霜旱天灾,牲畜大量死亡。颉利加重对各部的勒索,各部纷纷叛离。唐太宗认为时机成熟,就在这年冬天派大将李勣、李靖带领十几万军队出击突厥。第二年,追击突厥至阴山以北,俘虏了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

    大破东突厥以后,唐朝在东突厥的故地设置了许多羁麋州府,任用东突厥贵族作都督(地方军政长官),并按照他们的习惯,规定职务可以世袭。这些州府名义上要接受唐帝国的册封,定期向中央朝贡;但不向唐交纳赋税,仍然保持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这些州府之上,设都护府,其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免,代表中央行使主权,管理边防和处理民族之间的事务。这样,我国北部边疆出现了空前安定的局面。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唐太宗也是采取设置羁麋州府的办法。

    继突厥以后,日益强大的薛延陀汗国又成了与唐王朝对抗冲突的主要力量。在与薛延陀的对抗冲突中,唐朝对薛延陀采用了分化政策。薛延陀真珠可汗夷男曾立其二子主南、北二部,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趁机遣左领大将军梁师方出使薛延陀,册命其一子沙耽弥叶护拔灼为四叶护可汗,另一子颉利芯为大度奠贺咄叶护可汗。这一行动,用意在于分化他们。贞观十九年(645),夷男卒后,二子不合,相互仇杀。贞观二十年 (646)唐王朝主动出兵,在唐军的武力进攻下,薛延陀汗国土崩瓦解。

    唐太宗还大力推行和亲政策。他认为,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政权多由后妃操纵。公主出嫁,生了儿子,就是他的外孙。外孙作可汗,不会骚扰唐朝。所以,出嫁一个公主,可以保证北方30年无事。和亲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但许多和亲是在中原王朝国势衰弱情况下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采取的非平等的、不得己的联婚行动。囡而也就成了屈辱、妥协的一种表现。然而,唐初的和亲却有别于以往,是在国势强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平等的、双方满意的政治联姻。

    薛延陀真珠可汗派人带着厚礼来求婚,唐太宗认为“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于是,唐太宗答应把一个公主嫁与真珠可汗。在这前后,他把自己的妹妹衡阳公主嫁给了突厥处罗可汗的儿子阿史那社尔;把另一个妹妹九江公主,嫁与在朝为官的突厥酋长执失思力。吐谷浑可汗诺易钵入朝,唐太宗把弘化公主嫁给他而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汉藏佳话,堪称和亲的典范。公元636年,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久慕大唐文化的松赞干布,多次派使向李唐皇室求亲,唐太宗五难婚使禄东赞的故事流传至今。最后,李世民终于为其诚意所打动,应允将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松赞干布。贞观十五年(641),在送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的陪同下,文成公主出长安前往吐蕃.据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不仅带击了大量的金银、珠宝、丝帛,还带去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种子,也带去了精美的手工艺品、各种药物和书籍,同时携去了大批的工匠及乐队。据索南坚赞所著《王统世系明鉴》记载:唐王以释迦佛像、珍宝、金王书橱、360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作为公主的嫁装,又有多种烹饪食物、各种饮料……营造与工技著作60种,治404种病方百种 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 种、医学论著4种。随着文成公主的入藏,汉族的农耕、纺织、建筑、冶金以及一些手工业技术、农具制造业先后在吐蕃传播和发展开来,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同时,李世民还推行宽容的民族政策,恩威并施。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少数民族创造平等的机会:任用少数民族官员,提拔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番将;准许少数民族内迁,当时仅定居于长安的突厥人就高达万户;通过和亲,与少数民族首领建立良好关系。唐朝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主要是任命各民族上层首领担任地方长官,不改变原有民族习惯与生活方式,他们职务世袭,代表中央政府对当地进行管理。到太宗晚年,漠北地区各部又相继归附。为了方便来长安朝拜唐朝皇帝,他们在大漠南北专门开辟了一条大道,称为“参天可汗道”。正是基于李世民的宽容,贞观时期各民族和睦共处,民族关系异常融洽。

    在对外关系上,唐代达至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亚非地区和唐交往的国家达70多个,横跨亚洲腹地的丝绸之路,在唐时东起长安,西到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与唐朝有密切交往的国家计48个;其中,“朝贡”者29个,“纳土”者6个,“归附”者5个,“聘问”者2个,“留学”者1个,“和亲”者1个,“和战不常”及“叛附不常”者4个,臣服和归属的国家占绝大多数。出于对外关系的需要,唐朝政府专门设立鸿胪寺,类似外交部,负责管理外交工作。亚非各国使节络绎不绝,颜师古于公元629年请画师作《王会图》,描绘中外交流之空前盛况。在国际威望的巅峰时期,印度王子承认唐朝的宗主权,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至长安受审。国都长安依计划兴建,东西六英里,南北五英里,面积广阔,规划完备,乃独一无二的国际大都会。外国人以定居长安为人生乐事,留学生和僧侣亦慕名而来,阿拉伯人、波斯人、叙利亚人与安南人……无不汇集于长安,怪异的样貌,奇特的服饰,分殊的语言,不但丝毫无损中外关系的融洽,反而使唐朝弥漫着强烈的异域风采,胡风与汉韵合奏出壮丽的交响曲。

    与此同时,唐朝也在向世界传播先进的中华文化。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沿着丝绸之路,经由波斯,源源不断地转运至欧洲。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亦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再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和非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在亚洲,唐朝文化对日本和朝鲜的影响最为深远。贞观五年(631),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开始系统学习唐朝文化,此后派遣规模日益宏大,由最初的每次三五百人上升至两千人,除正使、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有些人在中国一住几十年。贞观十九年(645),日本进行大化改新,以三省六部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等为蓝本,全方位仿效唐朝制度,推行“律令政治”和“班田制”等,建立封建国家制度,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日本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几乎是唐朝的翻版,而奈良和平安(今京都)等城市,亦仿照长安设计兴建,对应长安的朱雀门街,日本有“朱雀大路”,只是在城市规模上,远不及长安。此外,日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从钱币设计、围棋规则到妇女装扮、居室摆设,都带有明显的中国色彩。大唐气象留下难以磨灭的世界印记,以致“唐人”的称谓绵亘古今,遍布世界的“唐人街”便是最佳例证。

    晚年唐太宗总结了“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屡戎狄,朕才不速古人而功过之”的道理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为父母。”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若父母。”“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因此,形成了“末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极大漠,皆为州县的广袤多民族国家。这些都与唐太宗进步的民族观和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

    气吞四海

    有着“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尊号的李隆基,绝对是文武全才,文韬武略。他在文治之外,亦建立起显赫的武功,不仅进行兵制改革,而且收复许多失地。

    我国兵役制度古已有之。夏、商、西周时期,主要实行兵民合一的制度。据文献记载,夏朝已有服兵役的人。商朝的军队,除王室的警卫武装外,大多是在战时临时召集的。平民出身的成年男子平时务农,战时出征,战后归农。西周时期,由“国人”(都城及其周围的奴隶主和平民)充当士卒,奴隶一般随军服杂役,没有当兵的资格。战国时期,随着宗族组织的瓦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农民成了编户齐民。各诸侯国普遍实行郡县征兵制,按郡、县、乡、里等行政体系征集兵员,农民成为主要征集对象。当时已经建立常备兵制度,常备兵是军队的基干。此外,魏、齐、秦等国,还采取考选的办法招募勇士从军,他们都是经过考选而来,选时相当严格。如魏国的“武卒”、齐国的“技击”、秦国的“锐士”等。以魏国为例:选拔武卒要求参加考选的人穿“三层之甲”,拿一张要用上百斤力才能拉开的硬弓和装有50支箭的箭囊,扛着文,头戴铁盔,腰佩剑,带三天粮食,在半天之内走完百里路。凡是中选的人,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

    秦汉时期,主要实行郡县征兵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一步加强了户籍管理制度,征兵制在原秦国旧制的基础上更趋完善。征兵以郡县为单位,郡守有征发一郡壮丁作战的权力。当时农民既是主要生产力,也是兵员的主要来源。秦朝兵役和劳役极为繁重:当时全国大约有2000多万人口,而经常被征发服兵役、劳役的就有二、三百万人。西汉初年,凡17岁(一说20岁)的男子都须向官府登记,从20岁(一说23岁)起服役两年:一年在本郡县服役,学习骑射等军事技术,称“正卒”;一年守卫京师或戍守边防,称“卫士”或“戍卒”。汉武帝以后,除实行征兵制外,兼行募兵制,招募善骑射的壮丁从军,招募熟悉北方少数民族情况的人组成“胡骑”,招募熟悉南方越事的人组成“越骑”。东汉末年,东汉后期,由于军阀割据,坞堡林立,大批农民为军阀豪强所霸占,成为依附于他们的部曲(近于奴隶的私人部队)。很多壮丁成了地主家兵,全国征兵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征兵困难,征兵制逐渐为募兵制所代替。

    三国初期,主要实行募兵制。后因战争频繁,人口减少,募兵困难,改行世兵制。两晋时期,盛行世兵制。士兵之家列为军户,与民户分籍登记,划归军府或州县的军事官员管理。军户世代出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南北朝后期,北朝出现了“府兵制”。西魏的字文泰,在大统九年(543),广泛招募各地汉族豪强地主从军,通过他们的从属关系,带来了大量家兵、部属等私人武装。西魏政权根据他们所带军队的众寡,授予各种不同爵位。这种使地方割据的私人武装中央化的办法,不但增强了朝廷军力,同时使鲜卑部落兵与汉族封建兵制逐渐结合,创置了“府兵制”。西魏末年,府兵由6个柱国大将军率领,每柱国下设两个大将军,一个大将军下又有两个开府将军,共有24军。当时府兵与民籍分开,不属郡县管辖,他们只管打仗,不负担其它赋税。

    隋和唐前期,主要实行府兵制条件下的征兵制。此乃一种耕战相兼、兵农合一的兵役制度,与均田制、租庸调制相辅相成,属于均田制、租庸调制在军事方面的配套制度。隋朝规定,民(男子)年18岁为丁,至60岁免除兵役义务。唐朝的府兵3年或6年点选一次,规定以身体、财力和每户成丁多少为条件,“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议·擅兴》)。一般21岁入军,61岁出军。玄宗先天二年(713),改为25岁开始服兵役,50岁免役。府兵由设置在各地的军府管理,平时散居务农,农隙进行训练,并轮番宿卫京师或戍守边防;战时领命出征。出征时,自备兵器、口粮;战争结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新唐书·兵志》)。唐初,府兵社会地位较高,可免除赋役,征战有功者可得勋级,死亡者家属可受抚恤。府兵制的优点是不仅为国家节省养兵费用,而且免除农民长年征战之苦,同时也化军阀拥兵自重的问题于无形,但缺点是军队战斗力普遍偏低,“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 “自显庆五年以来,……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渗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高宗显庆五年(660)以后,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农民大规模逃亡,不再愿意应征入伍,“浮逃户”问题日趋严重,对军队的兵源构成巨大威胁,而且优待办法被取消,府兵社会地位下降,导致大批逃亡,战斗力下降,根本无法与强悍的少数民族军队抗衡,府兵制面临名存实亡的危机。

    开元十一年(723),李隆基采纳宰相张说的兵制改革主张,以募兵制取代府兵制,筹组雇佣兵。府兵制属于义务性质,而募兵制则带有商品经济的色彩,雇佣兵代表兵士职业化的趋势。改变首先由中央卫戍部队开始。开元十二年(724),朝廷于关内招募“长从宿卫”,充当卫士,称为“彍骑”,大约募集10几万人。开元二十五年(737),边军体制也进行改革,配置“长征健儿”的名额,宣布凡兵士家属随军者,可就近获分配土地、屋宅,从而使兵士无后顾之忧,专心在边疆服役。此规定最适合不习惯农业生产的游牧民族,包括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等胡人,以致少数民族从军者众。经过10余年的经营,李隆基将募兵制推广至全国。由于取消府兵轮番戍守边疆的做法,百姓离乡背井守卫边境的困苦得以解除。同时,朝廷要求雇佣兵进行集中训练,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供一定保证。随着募兵制的实施,内地与边疆的兵力配置比例发生逆转,出现“金字塔倒砌”的现象。天宝年间,在沿边设置的八大藩镇(军区)中,驻屯军队接近50万,蕃兵蕃将多不胜数,军事统帅主要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胡人安禄山身兼范阳、河东、卢龙(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及河南、山东部分地区)三镇的节度使,拥兵20万,成为唐朝立国以来最有势力的将军。

    兵制改革使唐朝的军事力量得以恢复和增强,为收复失地创造条件。唐初,北方的领土一度统一,朝廷设置安北都护府,管辖长城内外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帝国的版图更在高宗时期达于极致。但在武则天做皇帝的初期,即公元68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的李尽忠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煽动部下反叛唐朝,而且攻占了营州。武则天派兵反击,结果失败。此后,在公元703年,安西地区的碎叶镇也被突厥攻占,还攻占了蔚州(现在河北的蔚县)和定州(现在河北定县),迫使唐朝将安北都护府南迁。致使丝绸之路最后断绝,严重影响了唐朝的声誉和外贸经济。

    唐玄宗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旨在收复失地,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此外,有效地解决了军队粮食的供应问题。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少数民族,慑于帝国的军事威力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

    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在准备充分之后,唐朝军队发起军事进攻,逐步收复营州等失地,重整旗鼓统一北方。自动取消割据的独立番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得以复置,朝廷重拾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帝国在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则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打通丝绸之路。南征北战中,唐朝的军事威望终于得以重新建立,李隆基的《平胡》正是这一过程的写照:“杂虏忽猖狂,无何敢乱常。羽书朝继入,烽火夜相望。将出凶门勇,兵因死地强。蒙轮皆突骑,按剑尽鹰扬。鼓角雄山野,龙蛇入战场。流膏润沙漠,溅血染锋铓。雾扫清玄塞,云开静朔方。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

    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唐朝再一次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开元年间,前来朝贡的蕃国数目多达70余国。根据《唐六典》的记载,这些蕃国,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地区的诸国,从今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到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都对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种朝贡的政治关系。开元时代,长安、扬州、广州等城市,云聚着从海陆丝绸之路来华的胡商蕃客,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亚洲各国留学生来华留学,络绎于途,不少外国人亦在朝廷任职,中外交流之繁盛。

    以藩制藩,各个击破

    其实,在唐德宗即位之初,消除藩镇割据就已经列上了他中兴大唐的日程表,毕竟藩镇割据是中兴最大的绊脚石。但是,也许是时机未到的缘故,他最开始所采取的措施是温和的,有条不紊,缓慢进行。

    德宗继位之后,在蜀地淫侈专制已有14年之久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入朝。老哥们入朝后,又耍小聪明,暗使属下蛮将寇侵州县。德宗本来已下诏派他归镇,在大臣杨炎苦谏之下,德宗就把崔宁留在京城,命朱泚的范阳军前往其驻地,从容地拔掉了一颗钉子。建中元年(780)春,他当机立断地惩处并撤换了西北泾源镇的一个篡权者,而不像代宗在以前所做的那样承认他的指挥权。甚至位列盐运使之首的那位受人尊敬、办事特别干练的刘晏也证明不是必不可少的:那一年夏天,他被贬和被处决,他的以扬州为基地的行署也部分地被解散了。

    在财政问题上,德宗也明确地亮明他的态度:自治的藩镇与其他藩镇对朝廷同样有正规的财政义务。建中元年(780)春,平卢节度使和魏博节度使上呈德宗大批贡品,皇帝大造声势,把钱财作为正式税收转交国库。同年三月,德宗派11个黜陟使(此官设立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类似巡查钦差)分巡天下。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识时务”(史官以此4字评价,可见这位洪大使确实是个坏大事的书呆子),见魏博节度使田悦属下兵士有7万之多,就下令“裁军”,罢掉4万兵(可能此数是规定藩镇拥兵的最大限额),让这些人回家务农。

    本来,田悦“事朝廷颇恭顺”,很有顺臣守法的样子,现在看到朝廷要窝心给自己一脚,裁撤士兵,激起他心中嫌怨。但田悦和他叔父田承嗣一样,属老奸巨滑之流,他假装顺服朝命,罢裁4万官兵。然后,他又把这些已经脱掉军服的将士召集于一处,激怒他们说:“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士兵大哭。田悦于是“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重新让兵士归营。于是军士“皆德(田)悦而怨朝廷”。

    宰相杨炎想收复原州和秦州,就派李怀光和朱泚等人前往泾州集结。泾州诸将知道李怀光军法严峻,又刚刚擅杀朔方五将,就推刘文喜为首,拒不接受李怀光来统军。唐廷就以朱泚为泾原节度使。刘文喜不受诏,于建中元年五月据泾州反叛,并把儿子送去吐蕃做人质以招授兵,唐廷马上下诏李怀光、朱泚去平讨。唐德宗马上表现出其坚决的一面,对刘文喜索求旌节的要求一口回绝,也不听信朝中诸臣请求赦免刘文喜的意见。同时,他对泾州城内兵士仍旧像对待唐兵一样,赐以春服,吐蕃当时又和唐朝刚刚缓和关系,也不发兵相救,不久,“城中势穷”,诸将共杀刘文喜,传首阙下。如此,算是德宗给诸藩镇又“上了一课”。这次胜利,无疑给了德宗很大的鼓舞,给了他“以藩制藩”,用武力平定藩镇的信心。他在等一个机会,可以大展宏图,毕其功于一役,打一场大仗,彻底把藩镇除掉。很快,他的机会来了。

    建中二年(781)正月,河北成德镇(驻守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德宗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命朝廷的弊端,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一下可触了各节度使的眉头,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和李惟岳密谋联手,准备以武力抗拒朝廷。德宗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并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淄青李正己病死后,他的儿子李纳被打得大败,李惟岳被其部将王武俊杀死,只有田悦在魏州负隅顽抗。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德宗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

    但是,德宗在削藩过程中所采用的以藩镇打藩镇的做法,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结果,形势发生逆转。建中三年(782)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东都告急。建中四年(783)十月,德宗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德宗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成为唐朝继玄宗、代宗以后又一位出京避乱的皇帝。泾原兵马拥立朱滔的兄长、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朱泚,称大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朱泚进围奉天,前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勤王,德宗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

    兴元元年(784)正月,走投无路的德宗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德宗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从此,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德宗又不得不再次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一直到七月,德宗才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而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

    贞元元年(785)秋,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兵败自杀。第二年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杀李希烈投降,德宗就任命陈仙奇为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德宗又以吴为节度使留后。

    显然,德宗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他性格中妥协的一面表现了出来;特别是由于引发了“泾师之变”,他对藩镇由强硬的武力转为姑息。据说,德宗在离开京城时,曾打算逃亡成都,说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对自己能否重回京师感到绝望,对能否消灭叛乱的藩镇和长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他也许会真的远逃四川了。德宗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锐气大伤的状况,从他对待藩镇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德宗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也转瞬即逝。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总的来说,781至786年的一次次叛乱,更加深了安禄山之乱造成的后果。唐皇室在这样一个国家保持皇位:它在许多方面实际上维持着统一,从各方面看又只是在形式上维持统一,它的不受挑战的政治中心依然是在西北的长安。由于大部分藩镇的岁入基本上或全部由地方当局自行处理,中央政府惟一可靠的财源是长江诸镇。因此,运河体系的突出的重要性和保护它的必要性得到了确认。这一时期,在运河两侧已建立的河阳、忠武和武宁从此被有意识地保存下来保卫运河,在以后的年代里它们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河北地区依然不受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各镇抱成一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实际上的独立地位日益被接受。但是,据此看来,恰恰在与以往形势的延续性方面,这一世纪第二个25年的大叛乱,与第三个25年的大叛乱是不同的。安禄山之乱引起了朝一个新时期发展的全面变化,而781至786年的几次叛乱虽然与前者相比都是军事事件,但引起的是程度的变化而不是性质的变化。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到781年,虽然皇室权力历经沧桑被弄得十分衰竭,但成为帝国特点的一种松散结构,却使它能够经受得住战争和暴乱的猛烈冲击,而不致产生根本的变化。这种松散结构的基本特征是,藩镇割据的状态之下,没有那个藩镇的实力大到可以兼并其他藩镇,问鼎中原,诸镇的大部分主要受益者无意于争夺皇位,而只是满足于控制各自的地盘。这一次次叛乱,进一步削弱了中央的控制,巩固了地方的权力,使中央企图重新控制诸藩镇的努力倒退了约30年。

    德宗匡扶大唐的雄心壮志在战火中点燃,又在战火中熄灭。但是,他所作的这种种努力并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最起码,他给了他孙子唐宪宗一个削藩的指示。

    整肃诸侯,奋力一博

    掐指算起来,暂且不提唐宪宗晚年如何宠幸奸人,但他在位期间在藩镇割据这方面还是作出了很多成绩。反过来说,这唐宪宗一生,跟藩镇的交往就占去了他的大半生。关于他这些年对于藩镇的行动,其实说起说起来还有颇有成就的。从他祖父便开始的削藩计划,到他唐宪宗一代便大功告成,不管是拣吃前辈的功劳,还是他自己的辛苦努力,他在大唐的史册上,着实应该大大书写一笔的。

    要说唐宪宗即位,其实也是经历了诸多波折,当年他父亲是拖着带病之躯登基的,仅仅在位一年但是也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次改革。虽然成效不大,但是客观上还是给当时的朝政和民众归向作出了一定贡献。这么说起来,自己也挺对不起父皇他老人家的,当年他还未归西的时候,太监就强迫顺宗将皇太子的位置传给了自己,自己对此并没有进行任何的反抗,相反却还觉得十分庆幸。而且宪宗一上台首先一件事便是废除此前所有的改革,并将阻挠改革的进一步进行。

    其实宪宗这么做,是有他自己的苦衷。当年王叔文他们搞改革,一开始有父亲的撑腰,朝廷上下即使怨言重重也碍于皇帝的面子不便发作,只能在私底下采取不支持但也不反对的态度。但改革本来就要讲究谋略的,特别是当打击面过于庞大的话,没有皇帝的支持绝对不能进行下去。但后来顺宗的身体已经无法打理朝政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改革派再那么蛮干下去,必然会引起内乱。当王叔文他们在那种情况下还想武力夺取宦官们的兵权时,岂料他们已经打算叛乱了。

    到现在宪宗还是觉得是庆幸的,太监们的叛乱已经势在必行,不同的是他们将选择谁来继任这个皇帝的职位。所以当太监们拥立自己上台的时候,宪宗没有任何推辞便欣然同意。当然,如果宪宗拒绝的话,那太监自会选择另外一个候选人登基。如果这个事实成为现实的话,不但自己的皇位没有了,还可能导致太监监国甚至灭国的危险。所以,唐宪宗表面上看,他是柔顺地在太监的安排下行事的。

    这么说起来,唐宪宗还算是个有谋略的帝王。现在国家的情势是,内有太监参权弄权,外有藩镇虎视眈眈。事实上,不出意料的是,外部藩镇看到朝廷岌岌可危,在他上位第一年便开始生事了。历史记载说,宪宗即位便开始削藩政策是因为在他祖父十多年的经营之后,国家已经储蓄了一定的财力物力。其实原因不是这么简单的。其实,他的父亲即顺宗虽然在位不到一年,但他当时施行的王叔文改革,特别在财政方面还是给给国家带了一定的财政收益。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是由太监拥立登基的,所以太监最起码现在应该算是自己的心腹,(事实上,在他以后的削藩行动中,确实借助了很多宦官的力量。)所以内忧暂时被平息下去了,他要想有所作为,并且为自己的登基内幕翻案的话,他只有向外发展。而矛头,必然对准这些乘机作乱的藩镇。

    上文所述的在宪宗登基第一年便来生事的藩镇,是剑南西川。这一年,节度使韦皋卒、行军司马刘辟,竟然十分强势地要求中央让其继位,并且要求兼领三川。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后来遭贬的王叔文还在位。当时王叔文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刘辟竟然十分狂妄地说,要报复王叔文和朝廷。刘辟在遭到朝廷的拒绝后,便开始发兵攻击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宪宗即派高崇文并统帅神策军出征。这次出征异常顺利,他们之间的几次交锋,高崇文均获大胜,。其中在攻占鹿头关时,高崇文命骁将高霞雨亲自击鼓助威,鼓动士兵冒着如雨的矢石猛烈前进,敢死队也奋勇攀墙,终于一举夺取攻克鹿头关城。不到9个月,宪宗上台后的第一次叛乱便被镇压下去了。

    这一年,朝廷捷报连连,他们还平定了杨惠琳的叛乱。这杨惠琳叛乱,经过是这样的,杨惠琳请为夏绥留后,遭到了朝廷的拒绝,重新任命了另外一位夏绥节度使。元和元年(806),杨惠琳拥兵抗拒朝廷任命的新夏绥节度使上任。河东节度使上表皇帝,请求朝廷出兵征讨杨惠琳。可笑的是,当时朝廷的部队还在调遣之中,夏绥将士已感到莫大的军事压力。不久夏绥内部发生兵变,杨惠琳被杀。这场叛乱,朝廷未损失一兵一卒,便毫不费力的结束了。

    这两次战役结束后,这么一年也便过去了。到了第二年,未曾料到镇海节度使老李又开始闹叛乱。对于这一次事件,宪宗已经比去年老练和老成了许多。当即,宪宗调淮南节度使王锷带领众将前去讨伐。很快,老李被自己部将镇海军兵马使张子良所执,并被诛杀。这样,毫无悬念,宪宗的朝廷又赢得了一场提升自己威望的机会。这几次的藩镇叛乱,也许本想给新任的皇帝一个下马威,岂料这次登基的皇帝是个相对有作为的帝王。总而言之,这几次战役的胜利,给宪宗和朝廷上下增强了不少自信,整个帝国又开始了初唐之时的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晃,宪宗已在皇帝的位置上坐了4年。自从大前年的藩镇战争,朝廷得到了两次虽然不大,但是很是顺利的胜利以来,这两年相对来说平稳了很多。但是宪宗自己也知道,这并不代表现在自己的帝位已经牢不可破了,相反,在这些表面夏的平静之下,各股暗涌激荡,稍不注意就会被卷入其中。

    果然不出所料,元和四年,著名的河北三镇即开始行动了。

    公元808年,成德节度使死去,他的儿子王承宗要求接替节度使职位。在朝廷军队出兵成德的最初,他们即遭到了本地精锐部队最强有力的抵抗,同时朝廷还面临着兵马协调不周的情况,种种情况都预示着朝廷即将到来的失败局面。而最终的结果便是,公元810年,在朝廷财政即将枯竭的情况下,宪宗无奈地放弃了进攻,与成德达成妥协。赦免王承宗之罪,承认他的节度使地位。但无论如何,朝廷在这次战争中既没有光荣的胜利,但也没有难堪的失败。

    这样又平静地过了3年,魏博节度使死,子怀谏继位。这次朝廷却未损一兵一卒,竟使魏博归顺,这一次的顺利让宪宗和全国上下大大自信了一把。朝廷看来正在慢慢崛起。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他的儿子吴元济要求自领军务。在对待淮西问题上,朝廷还是一如既往的有分歧。但是此时一心想要收复藩镇的宪宗最终还是选择了武力进攻。但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不力,战争竟拖了4年而毫无进展。但宪宗并没有因此动摇,他又决策以裴度为相,继续平叛。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十二年十月,他命李愬趁天大雪疾驰二百里夜半奇袭攻克蔡州,生擒吴元济,这一次战争最后终于宪宗的胜利告以完结。

    吴元济败死之后,李师道开始了事到临头的恐惧。他现在的情况,甚至连淮西的境况都不如,毕竟当时淮西还有平卢等地方的暗地支持。开始,他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将自己的长子送入宫中为人质,并自动献出沂、密、海三州。这一年正月,宪宗派左常侍李逊去郓州宣旨并慰功。但当朝使到郓州后,李师道却又反悔,大陈兵迎接。李逊只好班师回朝回朝奏明宪宗,宪宗大怒,决意兴兵讨伐他。元和十三年(818)五月,相继被任命为义成节度的忠武节度使李光颜、棣州刺史的河阳都知兵马使曹华为、横海节度副使开始出征李师道。六月,宪宗又任命乌重胤领怀州刺史,让其坐镇河阳。七月,宪宗命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五道兵马共同率领各自部将集中出兵,历数李师道罪状。十二月,魏博、义成军将俘获的李师道部将多人送京。对于这些将领的处置,宪宗采取的是不但不加诛杀,却将他们交付行营效劳。对于其中想要回家的士兵,则发给盘费释放回家。交战的结果是,李师道步步退兵,而朝廷军队这步步压至李师道领土。

    这几次平叛藩镇的斗争虽然结果不一,但也显示了宪宗执政的手段和决心。朝廷上下一改往日奄奄欲睡、毫无生气的局面。相反,现在全国上下都被宪宗的努力所鼓舞,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些胜利的促进下,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打淄青。不到一年的时间,其节度使李师道便被自己的部下杀死。唐王朝王气大振,各路诸侯见状纷纷自请归顺要求降服。至此,中唐以来曾经离心叛离的藩镇在宪宗的手里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完结。地方政权也因此开始尊崇王室,当时对这一段时间曾有“中兴”之誉。

    曾经有人说过,只有悲伤才是有力量的,而快乐和喜悦只会让人倦怠并产生惰性。而唐宪宗却正是应证了这句话。正当王朝上下齐心协力想要一举推进了唐的复兴之时,宪宗却中道驾崩。晚年的宪宗迷恋神仙,妄求长生不死,于是多方寻找方术之士,并在宫中日以继夜的炼制金丹。未曾想到,宪宗本想用此延缓生命的药丸,却早早地为此断送了自己本应前程光明的帝王命程,仅仅43岁。天不佑唐,刚刚兴复的大唐霸业又迅速的回归宪宗登基前的原点,惋惜之余不免遗憾连连。

    魏博结盟,不战而胜

    唐宪宗景陵

    宪宗在位期间大刀阔斧的藩镇收归行动,还是有一定的成就的。在他登基之初的7年时间的成德战事,虽与宪宗的期望有些出入,但毕竟为已经几近日薄西山的大唐王朝挣回了一些面子。

    也许是天佑福人,抑或是天道酬勤。宪宗元和七年(812)九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依照这几年各个藩镇不需言明的“规矩”,藩镇内将田季安之子田怀谏推举为副大使,准备“子承父世”。这时刚从成德之战的兴奋中还未解脱出来,仍陶醉其中的大唐上下都认为这是另一个上苍让宪宗收复皇权威严的好机会。

    对于如何把握这个机会,朝廷上下基本有两种意见。一个是以宰相李吉甫为首的主战派,他认为趁此这是朝廷兴兵讨伐魏博的大好机会。朝廷可以利用魏博现在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进军,这样一定能够一举将魏博端平。

    而另外一种意见则以大臣李绛为代表。他极力反对宰相李吉甫的做法,认为趁人之危是小人的做法,不应该是堂堂大唐天子所为。况且,虽然目前魏博上下乱糟一片,但他们并没有公然翻脸。这时朝廷贸然出兵,只能马上使魏博内部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朝廷。这样,不但朝廷失去了一次收归魏博的好机会,而战争一旦失败,不仅朝廷颜面扫地,更会使其他藩镇借机闹事。相反,他认为现在这个机会,朝廷可以不必出兵,魏博自会主动归附大唐王朝。李绛继续分析道,现在各个藩镇的节度使,对于如何管理自己的军队很有一套。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部下权力过重,一般采取分而治之的方针。即将权力平均分给各个军队首领,让他们互相牵制又互相效忠于节度使。但是,这种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一方面让节度使暂时有一个相对安稳的政权基础,另一方面其中却埋藏了一个十分危险的线索。之前能够游刃有余的利用这种方式的,大多是一些能够枭霸一方的节度使,而如果一旦节度使没有威信统治这些个军队首领,他所面临的,只能是其部下的反抗与离间。现在新任的魏博节度使仅仅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他根本不可能担当起这样一个重任。

    而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朝廷能够积极谋划,作出备战的姿态,这样既能够收复魏博,而且不需要出动一兵一卒。

    听到这个,宪宗有些半信半疑。李绛继续解释,现在田氏权力十分微弱。根本武力统辖他手下的这些个部众。田氏如果现在不选择归顺朝廷的话,他势必担心被其将领所推翻。而魏博为维持田氏政权的统治,必然会向朝廷臣服。如此,陛下可不费任何代价,魏博将被正式纳入皇权统治之下。到时皇帝也不必再出兵,而是对他们的自动臣服给予奖励,再给他们封爵,这样不但让魏博从此归顺朝廷,也能给周边的藩镇以诱导和威慑。这便是古人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此好事,皇帝又何乐而不为呢?

    宪宗虽信犹疑,但仍旧被这样天下掉馅饼的好事给调动了胃口。他决定采用李绛的建议,暂且按兵不动,只是闲着每天在外面虚张声势地练练兵、然后做出积极备战的姿态而已。当然,对于田怀谏的地位并不给于认可,相反,他们向外界还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即田怀谏是不被朝廷所认可的魏博节度使。相反,藩镇内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有能力将位置夺回来,朝廷都将赏识有加。

    事实证明,李绛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自从田季安暴死之后,田怀谏因年幼并不能主事,因此藩镇内的大小事务均交由家奴蒋士则打理。要说这蒋士则,是个地地道道的利益熏心的奴才。手中大权在握,他想的不是藩镇的安定,主子临终前的嘱托。相反,从前在田季安的手下,这奴才想到,从前在先主的手下,你让我们这些奴才吃尽了苦头。当初慑于你的权力,我们只能敢怒不敢言。现在机会来了,你的儿子主不了任何事,而有能力主事的人当初又都被你田季安放逐的放逐、杀害的杀害,现在这藩镇上上下下都得依赖我的打理。从前没有权力不知道有权威是多么一件好事,可以随心所欲的发号司令,想怎样就怎样。此外,这奴才处理事务全由个人爱好而定。本来幼主上任已经让藩镇内的众多将领开始军心动摇,再加上一个喜怒不定、篡权越位的奴才不停地在本土兴风作浪,藩镇内部大小官员怨叹不已,魏博的军人们已经对此忍无可忍了。

    到今天这种状态,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是逃脱不了干系的。且说在魏博前任节度使田季安在任时候,他有个叔父名叫田弘正,为人十分公允正直。这田季安是位不折不扣的土皇帝,平时喜爱活埋人,可谓杀人不眨眼。为此,田弘正对自己的侄子实在看不上眼,可他毕竟是自己的后代,而且如果田季安因作乱犯下任何无法弥补的错误,他这个作为叔父的也于心不忍。所以,为了规劝田季安,这个田弘正几乎隔几天就要对侄子进行一番教育。田季安对自己这个叔父真的又恨又怕。一来他毕竟是自己的长辈,但是他每日天天告诫自己该怎么做,这个不能那么处理,那个不能参与。就好像自己这个节度使是他,而不是我。田季安心里恨恨地想,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老不死的销声匿迹。后来,田弘正还是因为自己的直言上谏自己的侄子而遭到嫉恨,使得侄子对他起了杀戮之心。为了保全自己这条性命,也是对田季安真正灰心了,田弘正只好谎称半身不遂,并把自己浑身弄得炙灼遍布,站都站不起来的样子,这才得以保全这条老命。田季安这才放心,认定这位“棺材瓤子”没什么作为。现在田季安病危,他又想起这位堂叔,自己这时才有一天清醒,不管怎么样,当初叔父确实为了规劝自己差点连性命都搭上了。谁都不如自家的长辈好,田季安为了让他的儿子能够守住手里的这点权力,所以才再次起用他为衙内兵马使。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后来也许正是这位糊涂的节度使在最后的这一举动,保全了他田氏家族的节度使职位。

    田弘正自从被侄子弄出局之后,又在侄子死的时候重新启用。但他已经不似以前那般操劳了。他也明白,这藩镇内的事情已经容不得自己再实心实意地插手,否则恐怕最终他这条老命也要搭进去。现在,自己的行动也不似往日那么便利,自己以后还得淡薄一些为好。这天,田弘正像往常一样在家休息,虽然他现在又有了官职,但从前那些经历已经让他行动十分收敛,每日唯一所做的事情,正是在观望这朝局和事态。忽然只听得外面甚是吵嚷。打开一门一瞧,却是吓了一跳。只见门外齐刷刷跪了一地的士军将领。看见副使出来,他们齐声高喊到,“田大元帅!”这田弘正哪料得这态势,吓得只是连退了好几步。惶急之中竟惊仆于地,趁势装晕,希望能够躲过这场混乱。田弘正躺在地上想了好久,后来自知推脱不掉,只好站起来对诸兵将说到:“我本来实在不愿意再出来,但是现在魏博情况不容乐观,又承德你们如此看得起老夫,推我主持军务,不知以后是否都愿意听我号令?”地下的回答当然是如震雷响的齐声高呼。如此这样,田弘正出面主持魏博政务,一场虚惊就此打住。

    于是,田兴连率数千名全副武装的兵将,杀掉蒋士则及其同党十余人,并把幼主田怀谏迁移他处,严密保护起来。做完这些,田兴知道,接下来要保全这个藩镇的存在,只能选择依靠朝廷的力量。于是他连夜向朝廷上表,向唐宪宗表示归顺。

    当然,对于魏博果不其然来归顺自己,宪宗是觉得十分荣耀的一件事。但是对于如何安置这归顺的魏博,朝廷内又有了一番争论。宰相李吉甫认为,现在朝廷不宜立即作出决策,应该先让宦官去探听一下虚实再作打算,免得被他们耍了,不但朝廷要损失惨重,传出去也会被人笑话。而在这场争论中一直表现的十分睿智和冷静的李绛则认为不可。他认为,田弘正不探求魏博的霸权,甘愿冒着惹恼四邻藩镇的危险归顺朝廷。这对朝廷是莫大的荣誉和利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表示最大诚意的友好和安抚。试想,如果我们发动了对于魏博的战争,光军费便是不菲的开支。如果把其中一部分费用勇于安抚魏博的军民,这对我们来说并不算是损失啊!

    宪宗鉴于前面的事态发展,对李绛已经十分信服,因此同意了他的谋划,宪宗说到,我这些年节衣缩食,积蓄财物,正是为了能让各个藩镇归顺。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又怎么能够吝啬钱财呢?于是宪宗听从了李绛的建议,任命田弘正为魏博节度使,并派使者前去魏博,重重犒赏了军民百姓。

    事情终于以最完美的结局落幕。田弘正出任节度使,自此对朝廷忠心耿耿;将士受到恩赏,勤恳驻边;百姓安居乐业,齐享安定。据来魏博观礼的其他藩镇百姓看到这场面,也纷纷兴奋不已,他们纷纷感慨,“到抗朝廷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皆大欢喜有何不好?”而其他各地的节度使李师道、王承宗、吴少阳等人眼看魏博镇归顺,急妒交集,但却没有任何办法。

    淮西之役,胜利来之不易

    平淮西碑

    安史之乱之后,安禄山的造势,让整个唐朝王室和朝廷上上下下老是心有余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无法从这样一次失败的经历中摆脱出来。然而,事实上,安史之乱之后的唐王朝政局,远远比这严重。王室衰微、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无论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威胁,都能断送了它的前程。

    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导致了中央政权的衰落。而这时候的藩镇,已经不能够用膨胀一词来形容他们的嚣张。他们名义上是唐朝的领土;但事实上,对于朝廷来说,这只是一种表面的虚荣,藩镇已经近乎独立了。他们有相对独立的领土,军队基本由藩镇领导,甚至可以决定自己的继承权问题。

    当然,这些情况对于一个庸碌的皇帝来说,也许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然而,对于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帝王来说,藩镇犹如身上的一块恶疾,欲去之而后快,这唐宪宗便是这样的想法。

    唐中后期,伫立在大唐领土上的藩镇很多,除了著名的“河北三镇”之外,还有各个大大小小的藩镇存在,淮西便是其中的一个。要说这淮西藩镇,虽不是直接影响到中原的政权,然而它位于漕运险要之处,而漕运作为朝廷的物资来源,在大唐政权的地位可想而知。因此,唐宪宗一直对于淮西藩镇的存在而耿耿于怀,更是想利用个机会让淮西彻底放弃独立的念头归顺朝廷。

    如同成德问题一样,宪宗一直等待机会让自己能够名正言顺插手淮西事务,并收复这个藩镇。宪宗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他的儿子吴元济密不发丧,却矫饰他父亲的手笔,称传节度使位给自己。吴元济的这种做法严重的伤害了宪宗本已十分不满的感情。于是,趁此机会,宪宗决定出兵淮西以长其大唐朝廷的威风。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宪宗想像的那样简单和顺利。3年过去了,朝廷派赴淮西的元帅换了几任,但收效却是甚微。原来这几个先前派出去的元帅,不是利益熏心,便是胆小怕死,更不提他们的军事才能如何。自从元和九年十月至元和十二年,朝廷已聚兵淮右4年。宪宗先以严绶为讨吴诸军督军,严绶到军后,不料这个家伙竟然将累年之积,一朝而尽。他不但在战场上毫无进展,他又厚赂宦官,以结声援,拥兵自重而无尺寸之功。无奈宪宗只好换兵,后又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这一次倒好,又来了个光吃饭不干活的,韩弘乐于自擅,想倚赖吴元济的力量自重,不愿淮西速平。因此,虽用兵数年,淮西仍不得平定。不管怎么说,3年过去了,宪宗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反倒损失了大量的财力和将兵。耗了这么久,双方现在都只是在观望。反正谁也不比谁有优势,干脆耗着吧,看谁有耐心。

    现在,宪宗的朝廷里关于淮西战事也是各持己见,大家争了个天翻地覆。保守派认为,对淮西的战事已经持续了3年,而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朝廷应该就此收手,以免造成更进一步的损失。而大臣裴度却认为,淮西的战事已经开始了,如果朝廷现在停下来的话,这么多年的努力算是白费了。但更严重的后果是,朝廷退出对峙,不但不能完成统一大业,更是损坏朝廷的威信。以后藩镇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到时朝廷要想收复就更加困难了。这一点正说到了宪宗的心坎。而这之前的另一件事,也让宪宗十分愤怒。原来在这3年的讨伐过程中,成德的王承宗的人也相继为吴元济向宪宗求情,但宪宗未予采纳。于是,这胆大包天的几个藩镇节度使竟然刺杀了当今宰相武元衡。在大唐的天子脚下,几个藩镇节度使竟然能将堂堂大唐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刺杀,可见他们的气焰已经甚嚣尘上。

    宪宗自己也明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宪宗决定拜裴度为相,并将任命他为大元帅,再次出征淮西。元和十二年,宪宗正式任命裴度为淮西宣慰招讨使,出征淮西藩镇。并委任李愬担任唐州(今河南唐河)等三州节度使,让其进剿吴元济的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

    再说,这出征淮西的将士,3年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也挺残酷的。他们舍家弃子来到这里打仗,但到现在仍旧没有一个了结,不但士气低落,更是已经身心俱疲了。要说这李愬,是个懂政治的人。他一到军营,并没有忙着马上布置打仗的事。相反,他每天都到军营去看看战士,跟他们唠唠家常。对于受伤的战士,他不但亲自去探望,还极力嘱咐,一定要给他们最好的优抚。士兵中终于忍不住了,就问李愬道,“将军这次来淮西,打算怎么样进行这场战争呢?”李愬不紧不慢地回答到:“我这次来,只是为了安顿地方的秩序,考察你们的状况。至于如何攻打吴元济,那不是我的事。”

    这边吴元济,在这过去的几年里,他的日子并不难过。官兵虽然来势凶猛,但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自己很是好好灭了一些朝廷的威风。此外,其他的几个藩镇头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但最起码现在还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再说了现在自己领土上的民众都很团结,军队又很争气,再加上一些外来的帮助,自己还有什么可怕的?听说这次朝廷又派了一个大元帅过来,但据说不会打仗。也不知道这大唐的皇帝和朝廷是怎么想的,到底是跟我吴元济打还是不打?也没个确数。吴元济的脑袋这几天倒没有因为这李愬的到来有任何紧张,反正自己的实力就在这,现在他的原则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可怕的。

    这么一晃都过了半年。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李愬照旧每日到兵营中慰问士兵,或者到营帐外去看看那个吴元济的方向,双方平静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李愬并不是没有任何动静,只是他所有的活动都是在暗地里进行而已。他一面积极抚慰士兵,一面向朝廷请求增援,力求在发动总攻之前能够知己知彼。

    有一次,李愬的士兵在双方的边界巡逻,正好碰到一小股淮西兵士,双方展开了争斗。这一次官兵表现十分出色,不但打退了这伙淮西将士,而且还俘获了淮西军的一个小军官丁士良。这丁士良原是吴元济手下的一名勇将,非常勇猛,很多官兵都见识过他的厉害。将士们把丁士良押到李愬跟前。李愬吩咐兵士松了他的绑,态度十分和蔼可亲,就像对待自己的士兵一般。丁士良本来不是淮西兵士,是被吴元济俘虏过去的,见李愬这样宽待他,就直接投诚了。李愬也不把他当作外人,经常跟他商量作战的方案。丁士良之后又协助李愬擒获了吴秀琳。这一次,李愬又给了他和丁士良一样的待遇。之后,他们又设计俘获了吴元济的得力助手李祐,还有另外一个将领李宪。李愬给了他们同样高的礼遇,并给李宪改名为李忠义,表明自己对这两位将领的信任和期望。其实,聪明的李愬知道,这两个将领都是有勇有谋的人。如果能够争得他们的协助,自己的出战计划必能马到成功。当然,要能拉拢他们,就必然要先委以百分之百的信任。于是李愬经常跟他们密谋攻夺蔡州的计划,甚至有的时候讨论到深夜。

    李愬的这种做法,让他原先的部众十分不爽。他们都嫉妒这些敌军来的首领,可以受到他们上司的厚待。特别是在以前很多此战役中受过他们追击的那些士兵,更是想杀之而后快。后来兵营里便流传出来这样一种说法,称李祐其实是淮西吴元济派来的奸细,专门为离间官兵而来。甚至他们还十分肯定地说,他们现在捉到了敌人的探子,供认说李祐就是吴元济派过来的。无奈之下,李愬只好对他手下说,既然大家信不过李祐,我就把他绑送到朝廷,任皇帝发落。但大家要给我保证,如果皇帝也认为李祐没有问题的话,请不要再胡加猜测。随着将李祐押送上京的同时,他秘密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称自己已经和李祐商量好了攻取蔡州的计划,如果朝廷杀了李祐,那么他李愬也没有办法完成皇帝交给他的任务了。唐宪宗考虑再三,决定顺李愬之意放了李祐,让他继续回到蔡州协助削藩。李祐自己也知道,这次自己能够保全这条性命,完全是因为李愬在千方百计保护他,决定下决心协助李愬,以报救命之恩。

    不久,元帅裴度专门来到兵营督战,并专门撤销了以往一贯实施的宦官督战的制度。这下士兵们真正感受到了这次朝廷的坚定决心。原来宦官督战纯粹就是一个形式,他们根本不懂打仗,但又喜欢指手画脚。大家念在他们是宫里来的,只能私下里骂骂娘,又不敢顶撞他们。这下真正解除了将领的掣肘,大家都士气倍增,蓄势待发。元和十二年的某一日,兵营中来了一个术士,据称能预知未来,他让李愬去郊外一处地方去挖一件宝物,据说那能揭示这次战争的结果。李愬派人一看,土里埋着一行诗,写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绿。鸡末肥,酒末熟。障车儿郎且须缩。”这术士解释到,这乩卦说的是,鸡末肥,酒末熟于是己酉时刻。只要官兵在这个时候动手,便能够一举成功。其实,现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李愬要动手的讯息了。

    李祐曾经跟李愬说过,吴元济的精兵强将都被派往洄曲(今河南商水西南)和它的四面边境上,现在守蔡州的不过是一些老弱残兵。这是他布兵的一个弱点。我们抓住他的空隙,直攻蔡州。在和宰相裴度商量以后,他们决定带兵秘密进攻。这个作战计划除了李愬、李祐几个人,谁也不知道。在十二月的某个雪夜,他们一行人带着部队向东赶了60里地,到了蔡州附近的张柴村。而淮西兵根本没有任何防备,所以李愬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消灭了那里的守兵。到了这里之后,他们才宣布这次是为活捉吴元济而来的。士兵虽有些惧怕,但毕竟军纪如山,所以便跟着自己的将领们继续前行。雪下得愈发严密,簌簌扬扬的,整个世界除了这支秘密的行军外,再没有任何动静。从张柴村通往蔡州的路,是一条一场崎岖的小道。兵士们踏着厚厚的积雪,又赶了70里,才到了蔡州城边。为了不引起守城淮兵的警觉,将士们都宁声屏息,生怕惊醒了其实已经安然入睡的淮兵。也许是老天也想助成这次出战,正好城边有一个养鸭鹅的池塘,鹅鸭的叫声,完全把人马发出的响声掩盖过去了。李祐、李忠义不费任何气力便登上了城墙,将守城将士杀掉以后,又毫不困难地将大部队放进了淮西城中。到天亮的时候,唐军已经占领了吴元济的外院,而这吴元济还在里屋作他的春秋大梦呢。这时吴元济的一个贴身士兵发现了唐军,连忙喊到:“不好了,官军到了。”吴元济懒洋洋地笑着说:“没有关系,这肯定是犯人们在闹事,等天亮了再说。”这时又有兵士惊惶失措地冲进来说:“城门已经被官军打开了。”这时吴元济才害怕起来,等他跑到院子里一看,整个院子里站满了唐军。他这才明白,现在自己是真正的完了。裴度、李愬平定淮西、大获全胜的消息传到朝廷,宪宗终于露出了笑容。而这次的胜利也使河北藩镇大为震动,他们明显看到了当今朝廷的实力,再也不敢造次,纷纷表示服从政府,扰乱唐代政局的藩镇叛乱的局面总算暂时安定了下来。

    淮西平定后,当时亲历这次战役的任行军司马韩愈奉宪宗诏书,写了一篇《平淮西奉敕撰》,详细记叙了这次战事。但就是这篇“下笔烟飞云动,落纸鸾回凤惊”的美文,却还引来过一场争宠的风波。原来,韩愈在文章中将这次平淮西之战的功劳大部分归于宰相裴度,对于李愬的功劳虽也有肯定,但着力不多。为此,据说李愬的夫人特别不高兴,而李愬夫人利用自己是皇室子女,就经常在宪宗面前陈述不公。不管怎么样,后来韩愈的这块碑被人为毁掉了。而是让翰林大学士段文昌重写了一篇文章重新立碑于蔡州。然而,韩愈撰文的碑虽然被毁,文章却流传了下来。后来到清代咸丰年间,军机大臣祁隽藻重书《平淮西碑》。并一共刻了4块,因文、书、刻俱佳,被称为“三绝碑”。

    成德问题,妥协下的和平

    从安禄山叛乱,到宪宗登基的这许多年之中,唐代的藩镇结构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相反,此后的几任皇帝要不就是懦弱无能,任藩镇割据嚣张下去而听之任之,要不便是即使有万般才能,但王朝根基的薄弱以及财政的匮乏,让他们无力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反正现在的情况是,日子过了一代又一代,皇帝换了几任,而藩镇却还是老样子,一如既往地称霸一方,藐视朝廷。宪宗在宦官的扶持下顺利登基。当然,也许他自己也意识到,相对于前任皇帝,自己的继位是有些尴尬的,好像有损天子的尊严一般。他的子民们也不是傻子,皇帝登基不符正统,这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不过转念一想,管他的呢,宪宗成为皇帝已经是既成事实,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只能是越描越黑。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便是用无数个有成效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登基是上天钦定、顺应世道的,对于百姓,则这是个多福之举。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宪宗确实是一位政治才干、办事能力十分突出的帝王。宪宗于公元805年登基,他上台之初的首要任务便是开始了对于藩镇旷日持久的控制的努力。

    因此,当宪宗自登基以后对于藩镇的改革作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并且卓有成效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帝王之位充满了信心。在对于国内的大的藩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之后,他并没有放松对于个别藩镇的直接控制权的收归问题。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用周围几个藩镇练手了。在收归成德之前,因为几个小小的藩镇首先向自己挑衅,当然,宪宗毫不犹豫就出兵镇压了。上文所述的在宪宗登基第一年便来生事的藩镇便是剑南西川。这一年,节度使韦皋卒、行军司马刘辟竟然十分强势地要求中央让其继位,并且要求兼领三川。当时,唐宪宗刚刚继位没有几日。这藩镇也是看到了新皇帝的继任,觉得应该趁这个小子还没有坐稳自己的江山就先给他个下马威,以后自己的再有任何要求都好说了。其实,姑且不说这刘辟有些趁人之危的无耻,他的政治才能也十分值得怀疑。宪宗确实刚刚起步,但他并不跟他的前辈一般,从个人特质而言,他是个优秀的决策者;从当时的环境来看,宪宗是由宦官拥护上任的,所以内忧暂时缓和。而经过了之前德宗和顺宗这几年的努力,国家的实力是有所上升的。现在你一个小小的藩镇自己单独来捣乱,宪宗想要收拾他问题并不大。而且,这刘辟也是选了个不好的时机。现在朝廷上上下下对皇帝继任的正统怀疑的让宪宗十分恼火,这股火当然只能一起再发泄到你头上了。所以,虽然文献的记载并不是很多,但我们都能联想到,对于这次战争,宪宗制定了最为详细周密的计划,并且投入了很大的代价。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宪宗第一次出兵藩镇的计划完全顺利。到了第二年,未曾料到镇海节度使又开始闹叛乱。对于这一次事件,宪宗已经比去年老练和老成了许多。当即,宪宗调淮南节度使王锷带领众将前去讨伐。很快,李被自己部将镇海军兵马使张子良所执,并被诛杀。这样,宪宗的朝廷又赢得了一场提升自己威望的机会。这几次的藩镇叛乱,也许本想给新任的皇帝一个下马威,岂料这次登基的皇帝是个相对有作为的帝王。总而言之,这几次战役的胜利给宪宗和朝廷上下增强了不少自信,整个帝国又开始了初唐之初的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自己的努力最终稍有成效的时候,他收复藩镇的愿望大大加强了。自从自己的祖父德宗在收复藩镇问题上费了那么多心思,却最终未有任何结果之后,他知道,一日不去这块心病,自己的帝位和朝廷便不能安稳。而这个过程便不可避免的要与东北强大的藩镇集团打交道。而此时东北的藩镇基本已经处于独立的状态,如果勉强说还属于大唐王朝的管辖,那也是两者之间并没有特别严格的统属关系。这对于目前在胜利的喜悦中要继续推进自己的藩镇改革计划的宪宗来说,这种局势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他只能等待时机,让自己的计划能够实现,而且不会太牵强。

    公元808年,成德节度使死去,他的儿子王承宗要求接替节度使职位。又是一样的要求,又有同样的无理要求。当然,这虽然从外人眼睛看来,这是对朝廷权势的一个侮辱,但聪明的宪宗发现,这是在成德重塑皇权的好机会。于是他强硬的拒绝了王承宗的要求要说,宪宗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仅仅是作为帝王的他的盲目自大的好大喜功。在他即位的最初几年相对顺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给了他信心,另一方更是加大了他想要统一全国的决心,因此当宪宗觉得这样一个机会真正来临的时候,他想要有所行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关于此次行动,朝臣的意见却并不是一致的。其中翰林院大学士绛则提出了他的担忧。自安史之乱之后,成德已经享受了几十年的自治,其内部已经有一个完整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并不是当时的皇权统治,本地对于中央的归属已经并不是那么强烈了,因此任何带有强迫性的举动都可能带来地方广泛的反抗基础;此外,宪宗虽然在最初的这几年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大量的军事行动已经让政权损耗了不少元气,如果现在这么急切的行动,往往会让政府无法应付巨大的军事开支;再次,成德周围的小藩镇与成德的性质基本相似,而目前中央对于成德的任何军事行动,对于其周边藩镇来说都是一个信号和威胁,因此成德不可能被其周边地区孤立从而战败。从上述这些原因分析来看,这时候皇室对于成德的军事行动的时机并不如宪宗想像的那么成熟。

    事实上,宪宗最终思忖再三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即统一王承宗为成德的合法继承人,但是他必须承诺像皇室已经朝廷履行正常的行政义务。但事情远不是到此就结束了。但此时双方的恩怨因为有了利益关系而变得无休无止。双方终于在成德新归并的德州以及棣州的归属问题上爆发了冲突。但正如当时韩林苑大学士李绛所预言的那样,在朝廷军队出兵成德的最初,他们即遭到了本地精锐部队最强有力的抵抗,同时朝廷还面临着兵马协调不周的情况,种种情况都预示着朝廷即将到来的失败局面。为了保存朝廷的体面,更为了让自己进攻的军队不至于损伤太过严重,宪宗绝对退一步。而最终的结果便是,公元810年,在朝廷财政即将枯竭的情况下,宪宗无奈地放弃了进攻,与成德达成妥协。这样的结果,也许对双方都有好处,连年的战争双方有些吃不消了。

    当初轰轰烈烈的成德与中央的对抗到此已经告一段落,从结局来看,双方都没有胜利,但好像都有收获。皇帝没有取得预想中的全胜,但是至此之后,成德毕竟有所收敛,不管是否真心实意,但也主动向朝廷请求派驻官员了。而成德藩镇内部呢,连年的战争已经让领土内的壮年男子损失数量很多,再坚持下去估计即使有朝一日能够胜利,估计自己也只能是个娘子军的首领,或者干脆是个光杆司令了。就这样收手吧,反正自己想要得到的领导地位也已经有了,他皇帝想要个虚伪的尊敬,那我们给他就是了。这样双方互补亏欠,和和气气的也行。从后来朝廷征讨淮西节度使看,其实成德并没有完全归顺朝廷,因此淮西之战成德也参与了其中很多次阴谋活动。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宪宗对藩镇的忧虑并不是杞人忧天的。只要藩镇一日不亡,他宪宗,或者他以后继任的子子孙孙们必定要在藩镇这个问题上吃亏。但现在的情况是,宪宗的朝廷 需要一段时间的修养,等自己完全强大了,再来收拾这些桀骜不驯的家伙们也不迟。

    到这时,这场并没有强大冲突的双方才勉强达到了一个和解,但这样的结局也预示了皇室想要重新在东北地区重塑权威这一计划的流产。但无论如何,在大唐王朝日益衰落的窘境之下,宪宗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为朝廷挽回了面子和威信。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宪宗在晚唐时期,确实能够被称作是深有谋略,又是一个勇于探索和进取的帝王。

    三分平卢,藩镇割据完结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这首流传千古的唐诗,并不如诗中所言乃是贞妇才子的浪漫情感表达;相反,这是一个男人用以婉拒另一个男人的好意赏识而作。题中的主人公,便是中唐后期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这首诗的来由是这样的,当时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十分欣赏诗人张籍的才华,想将其纳入自己门下作为幕僚。但李师道虽有识人之才,却未见得懂得诗人的抱负和情感。张籍是一位不折不扣要拥护“统一”的“亲皇派”,他也十分痛恨当时分裂格局的局面,岂肯投入军阀头子的门下?但他虽然看不上李师道,但一想到李师道毕竟在朝廷也挂有官职,自己应当委婉一些为好。于是他便借助一位节妇的口吻,描写其断然拒绝了某一个第三者的勾引,告诉他自己已经结了婚,丈夫是朝廷的近卫军,自己要与他同生死共命运。在诗中“她”承认对方的一番美意,表示已经心领,但无奈彼此有缘无份,只因自己早已有了归宿,请对方不要再来干扰。而张籍便是以此表达自己不二的决心。

    李师道原本是高丽人。他的父亲李正己、兄长李师古,都曾相继为淄青节度使。后来师古死后,作为嫡亲弟弟的李师道便于元和元年十月继任郓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平卢军及淄青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的节度使还是棣王李审,李师道虽是副大使。但实际上棣王只是名义上的将领,真正掌权的却是副节度使李师道。在这平卢前后40年的历史上,其实这一块地区已经成为他李师道内庭的一块领土,他们父、兄、弟三人踞有平、卢、淄、青一代首领,可称是今天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地区一个独立的大军阀。在他父兄的年代里,他们一家的“小王”地位还算是比较安稳的,皇帝虽然不喜欢他们的存在,却因为自己能力有限只能听之任之。然而到宪宗上台,李师道却渐渐觉察出了一些不一般的东西。特别当宪宗在那些太监的拥护下相继收归了几个小的藩镇以后,李师道更是每日为此担惊受怕。在经过了魏博节度使的归顺、河北三镇的降伏以后,他李师道也知道,自己的也会有一些改变了,只是时间上的早晚和方式也许不同,区别仅此而已。

    所以,当朝廷一步步的开始削藩计划时,李师道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了。趁现在自己还有一些主动权,他开始竭力争取自己的一些利益。于是,这是这一年朝廷对淮西用兵时,他采取的两面派政治,表面上他极力支持朝廷的出兵,但实际上他一直在暗地支持吴元济的抵抗,渴望胜利了能分一杯羹。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杀伤官兵十余人,钱帛30余万缗匹,谷3万余斛,就这么一把火,基本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也是他,策划了一出当时震惊朝政的谋杀案。在堂堂的天子脚下,他李师道竟然勇猛地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廷重臣宰相武元衡诛杀在大街。不久,他又派人潜入东都,本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以恐吓朝廷,但最终因为事情败露而未果。但即使是这些行动,也已经让朝廷有震慑。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还是一直暗地力挺他的李师道等人,都没有得逞。最终吴元济败死,而朝廷的下一步目标,无疑便是平卢节度使。如今的这个朝廷确实有了一些气势,而这个皇帝,更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帝王。

    吴元济败死之后,李师道开始了事到临头的恐惧。他自己心里也明白,现在跟朝廷交战是十分不明智的。朝廷这几次的战争都十分顺利,士气大增。而目前自己的这块领地已经是孤家寡人了,现在的情况甚至连淮西的境况都不如,毕竟当时淮西还有平卢等地方的暗地支持。所以,开始李师道是个绝对的顺民,他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将自己的长子送入宫中为人质,并自动献出沂、密、海三州。看到李师道的乖巧,其实对朝廷来说也是一个解脱,毕竟宪宗刚刚结束了一场战斗。而自从宪宗登基以来,其实战斗没有真正停止过。所以,当时看到李师道有主动归顺的意思,宪宗欣然允许。这一年正月,宪宗派左常侍李逊去郓州宣旨并慰功。但当朝使到郓州后,李师道却又反悔,大陈兵迎接。李逊只好班师回朝回朝奏明宪宗说,这个李师道顽愚反复,我们恐须用兵。本想期待一个精彩完美的削藩结局,却未料被这个小藩镇给耍了,宪宗大怒,决意兴兵讨伐他。

    其实,李师道的决策也有他自己的一番道理。自己目前所占据的藩镇,正是因为自己在这块领地上有绝对的权力而舍不得丢弃。当如果自己主动降服朝廷的话,这也便意味着自己土皇帝的身份至此结束了。现在战与和的区别并不大,但是,如果主动出战的话,毕竟还是有得胜的机会。谁也不能肯定他李师道就一定会败,朝廷一定会战胜自己。所以,当唐宪宗的宣慰大队到来的时候,李师道采取的是陈兵威慑的态度。这一场战争必不可免的开始了。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五月,相继被任命为义成节度的忠武节度使李光颜、棣州刺史的河阳都知兵马使曹华为、横海节度副使开始出征李师道。六月,宪宗又任命乌重胤领怀州刺史,让其坐镇河阳。七月,宪宗命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五道兵马共同率领各自部将集中出兵,历数李师道罪状。此时,当年在淮西之役中便已表明归顺的宣武节度使韩弘看到朝廷这次大兵举进,十分恐惧,九月便自动率部包围曹州,攻伐李师道。本年十一月,朝廷又任命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领3000精兵赴镇;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带领魏博将士在郓州城外40里处筑垒,以此威震叛军。从上文可看,宪宗这次讨伐李师道的军队已经大大强大了许多。这么多年的努力毕竟还有对本国内部尚存的各个大大小小的藩镇有一些威慑力的。更何况,宪宗目前的政策是,优抚主动归顺的;而对于强硬抵抗的,则采取强悍的剿灭政策。而正式宪宗这一相对聪明人道的策略,为朝廷的战争争取到了很多藩镇的支持。而对于李师道的这场出征,据朝廷目前的力量,应该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此外,在强硬的军事进攻之间,宪宗还采取优恤俘虏政策。十二月,魏博、义成军将俘获的李师道部将多人送京。对于这些将领的处置,宪宗采取的是不但不加诛杀,却将他们交付行营效劳。对于其中想要回家的士兵,则发给盘费释放回家。这一招事实上十分有效,不但这些士兵至此对朝廷感恩戴德,而且这些传到了李师道兵营中更是反响强烈。目前,李师道的兵营之中本来对于大兵压境的局面有些惶恐不安,但听到朝廷的优恤政策后更是无心继续作战。

    交战的结果是,李师道步步退兵,而朝廷军队这步步压至李师道领土。李师道听说官军步步紧逼,发动民众整治郓州城堑,修守备。由于军队损失惨重,现在的劳役甚至派到妇人,民众对此越发恐惧怨恨。李师道看到官兵的气势,只能将自己最为得意的都知兵马使刘悟派到阳谷抗拒官军。这个刘悟对待部下宽容,将领军心稳固,对其十分尊重,兵众私下皆称其为“刘父”。但当田弘正渡河,刘悟军没及准备,因此吃了败仗。李师道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准备将其杀掉。但转念一想,自己的能用的部队也就这么几个了,于是只好留刘悟达10天又送他回去,并赠金帛以示安慰。但这一次险遭杀戮的经历却让刘悟对李师道彻底失望。为其效命还不如直接归顺朝廷,最起码能落得个主动归顺的名义。不待他返回营地,刘悟便命令部下杀死师道派来的使官。随后,又发动兵变,反击李师道。而这是刘悟的这一次决定性的倒戈,彻底成就了宪宗的削藩大业。

    至此,曾经轰轰烈烈的藩镇割据自此完结。无论如何,唐宪宗也为了自己的帝王霸业作出了很大一个贡献。毕竟,在他当政期间完成了他祖父当年至死遗憾的削藩大业。如今,大唐王朝已经结束了千年,而当年曾经轰轰烈烈的君王帝相、才子佳人抑或普通的平民百姓,都只能随着那些陈年旧事灰飞烟灭,无人能逃这天地人寰的宿命。历史给后人留下的只能是说不尽的盛衰成败,这千秋功罪自待未来人去评说。

    一代名将李晟

    唐朝将士

    一代名将李晟去世之后,后人对其评价很高。李晟的神道碑,由裴度撰写文章、柳公权书写,被称为文绝、书绝、事绝的“三绝”碑。明人李梦阳也曾有诗云:“父子英雄古来少,天生李晟为社稷。”而后世的史家则如此称赞他,“桓桓大师,义勇天资。运钟霍乱,力拯颠危。愬事章武,诛蔡平齐,凌烟画图,父子为宜”,高度评价了李晟戎马一生的功劳成就。而两处文中所谓的“父子”,则指的是李晟和其儿子李愬。这李愬,便是后来宪宗时期出兵淮西生擒吴元济的勇将。李愬完全继承父亲的骁勇善战,当年正是李愬这一擒,奠定了淮西战役的胜利,为开创“元和中兴”局面奠定了基础。

    李晟,字良器,洮州临潭(今属甘肃)人。他出生于当时的世家大族,从其姓氏也看看出其来头必定不小,毕竟是跟天子同姓。李晟祖父李思恭、父亲李钦,都是陇右的大将,其实大唐高祖李渊即使出身陇右将军,可见其家族在大唐帝国地位之显赫。大唐帝国本由军功而得以开创,故向来崇尚军功,又十分重视门阀制度。李晟拥有如此显赫背景的青年才俊一举脱颖而出,凭借满腔忠诚和过人谋略,成为中国古代名垂青史的大唐将军。

    李晟性强劲刚烈。由于生于军人家庭,除了遗产基因外,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之下耳濡目染,也渐渐长成一名坚毅的将领。李晟体格健壮,据称,当他18岁效力于河西节度使王宗嗣麾下时,用当今的计量单位,身高已有1.80米,已经是个英武帅气的小伙子了。他从小喜欢读孙子兵法,十分善于骑射。据说,在当时整个军队当中,他的这个技能都是数一数二的。李晟的早年军事生涯主要在河西、凤翔一带,他为抵御吐蕃的进犯,保卫西北边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据说曾经有一次他跟随王宗嗣攻打吐蕃,这其中有一个吐蕃猛将誓死守城进行抵抗,大唐军队进攻了多次都未能拿下,一来二去的,唐军伤亡很大。带队将军王忠嗣大怒,召集军中善射的人,希望能将这将领直接在城墙上被射死。这时李晟应召,引弓而射,一发即将蕃将射死,三军为之欢呼、振奋。至此,王忠嗣对李晟十分赏识,拍着他的后背称他为“万人敌”。李晟的这一次表现,使他成为了军队中的红人,各个将领争相想将之收纳至自己的军队之中。此后,他有曾跟随凤翔节度使攻打反叛的羌人,并相当轻松地取得了胜利。此战之后李晟即被提升为左羽林大将军。关于李晟的作战传奇,其中还有大历四年那次战争经历。当时吐蕃又再一次进犯灵州,当时凤翔节度使李抱玉让他领五千兵前去攻打,李晟当时则言:“以众则不足,以谋则太多。”他仅率领一千士兵便将吐蕃将领掳掠而去。李晟的这一次胜利,更为后人流传至今。

    但是,让整个大唐王朝真正记住李晟的,则是那年李晟勇猛勤王的壮举。

    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之变发生。所谓“泾原兵变”指的是,当年德宗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而正值公主出嫁,排场很大。士兵觉得自己每日在外风餐露宿,为的是保卫这大唐的领土。而皇帝根本就不买他们的帐,只为给自己的子孙谋福利,不管百姓和士兵的死活,于是心理不平衡的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原兵变”。德宗在这些叛兵的包围下,只好仓皇逃往奉天。而乱军则趁机拥立朱泚为主帅,围攻奉天,形势紧急。等叛乱的消息传到魏博行营,李晟接到求援诏书,立即奔赴国难。他只好放弃攻打到一半的河北藩镇的战场上撤离,昼夜兼程而行。李晟在路上,一边加紧行军,一边尽力招募士兵。开始时仅有士兵4千,由于李晟善于抚慰士兵情绪,又能够与士卒共甘苦,旬月之间,队伍便发展到1万多人。此外,除了李晟的军队外,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也率领5万士兵从河北战场撤回赴援,并在礼泉彻底击败了朱泚的叛军。奉天的包围至此被瓦解,朱泚暂时退守长安。而德宗至今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的出逃经历,在他忠心耿耿的臣子保卫下,又回复了昔日的宁静。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德宗也没有想到,自己再一次的忽略或者说故意的疏忽,差一点又断送了他的帝王前程。古往今来,其实有时候有些事情的发生,只是因为某个平常的晚上一次可怕的“枕头风”而酿成一场大灾。过了几年之后,德宗却听信卢杞的话,没有给李怀光恰当的礼遇和安抚,致使李怀光心怀猜忌,以致和朱泚彼此勾结背叛朝廷,刚刚稍微平歇下来的德宗再一次面临险境。而这一次又是李晟的聪明周旋,挽救王室于危难之中。开始李怀光并没有暴露他的反叛野心,但只是在兵营中不断离间朝廷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但李晟却时时提防着这位拥兵自重的将领。李怀光为扩大自己的队伍规模,就不断向皇帝奏请说,李晟的神策军粮食给的太多,而自己军队给的粮食太少了,现在兵营中又又开始闹了。于是德宗没法只好派陆贽前去军中安抚。此后,李怀光想要瓦解李晟的军权,想要李晟自己请求减少粮食的供给,以达到破坏和阻止他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目的。聪颖的李晟意识到他的用意,便非常巧妙地回答说:“你是大元帅,我只是个普通的将领。要不要减少粮食的供给,应该是你大元帅说了算。”这么一来,便又将皮球踢还给了李怀光。李怀光无言以对,这件事只好作罢。但李晟知道,此处已经不能久待,就尽快找了个接口脱离了李怀光的军队。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个因缘际会,正是李晟的这一决定,却及时了挽救了德宗的帝王宝座。

    不久,李怀光并吞二军,并正式亮出谋反旗号,德宗再一次仓皇逃奔。昔日只是一个朱泚便已让这岌岌可危的大唐惶恐不安,这次是两支大队强强联合,因此这一仗李晟打的很辛苦。当时李怀光、朱泚联合,气势极为嚣张。而李晟率领孤军处在两股反叛势力中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在这紧要关头,他以忠义激励全军,身先士卒,并运用各种军事谋略顽强、机智地与叛军周旋。关于如何攻打敌人的据点长安,李晟为了保护宫苑的完整以及长安百姓的安全,决定直捣敌人老巢。事实证明,这样的策略是很正确的。不久,李晟便已进入城中,当李晟率领一百多骑兵进攻时,左右的人呼喊:“相公(李晟)来了!”叛军一听李晟大名,全都弃战而逃,朱泚率领败兵逃离长安,其余叛军相继投降。朱泚逃到彭原西城被部将杀死。七月,德宗才得以回驾长安。这样,历时9个月的朱泚之乱,在李晟的又一次舍身抗敌下完全平息。据称,当时报捷书送到梁州时,唐德宗哭了。他的帝位已经经历了多少次的失而复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而他还是能够记住,这几次自己所经历过的九死一生。他自己也清除地知道,自己能够再次登上帝位,靠着是这些大唐将士的忠勇。皇帝感慨到,“天生李晟,是为了这大唐社稷,不单单是为了我呀!”

    但就是这忠心耿耿的臣子,到后来却因当朝宰相的诬陷,不但丢了官职,更差点丧命。据称,他们的不和还是起源于一个小小的妓女。原来这李晟虽然是个练武之人,却也是个多情种子。当初张延赏在四川作节帅的时候,李晟一日在成都看重了一个官妓,十分喜爱,执意想要带走。但当时官妓陪酒都要经过官方的同意,张延赏不肯通融,派兵夺回了高氏,让李晟很没有面子。于是双方之间的恩怨至此埋下。后来吐蕃的离间和宰相张延赏的诬陷,李晟最终丢了官职,被解除了军权。起起伏伏的政治生涯,只能让李晟空有一腔报国热情而无疑发挥。但是李晟并未因此记恨皇帝的忘恩负义,他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将子侄等10余人送入京城,自己要求削发为僧。贞元九年(793)八月李晟去世,终年67岁。李晟的去世,让德宗顿感马上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为了表示对李晟的礼遇,德宗亲临吊祭,并决定废朝五日,为李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回顾李晟轰轰烈烈的戎马一生,他简直具备了现今所言完美男人的所有优点:英勇与智慧兼备,多情与俊美齐集。而他对于大唐王朝而言,更是有再造之恩。如今隔着千年的历史,透过这早已尘封已久的文字,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种当年李晟驰骋沙场的气势,“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四朝重臣裴度

    裴度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身上的重担究竟有多重。到文宗时期,自己真的已经老得不能动了。回想起自己的一生,他自己才发现竟然有这么多可供追忆的东西,但无奈随着年老的到来,他还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只是隐隐约约记得当年沙场的壮烈,自己每一步决策的艰难。这么想起来,自己最多的记忆,恐怕就是宪宗那朝了。此后虽然又历经三帝,但究竟此间后来又有什么事情,都已经一律想不起来了。

    裴度(763—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自己本也出身官宦世家。他的祖父裴有邻,曾为濮州濮阳令。父裴溆,为河南府渑池丞。因此,裴度自小所受教育是很好的,当然家里也一心想要裴度能够继承家统,将来能够出仕入官。贞元五年(789),裴度进士及第,登宏辞科,补校书郎。裴度的官途十分畅达,就在他进士不久,他便升为监察御史。但这个裴度也是个性格刚烈之人,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往往读书久了,特别是在学问上颇有造诣的才俊,于是不但在学问上有探究根底的决心,就是有一天步入社会以后也是一样有股认真的劲儿。这裴度也是一样,学问做的好,在官场也喜欢较个真。但是,官场不比学问,它讲究的低调做人、圆滑处事,不久他又因言辞激烈忤旨,被贬为河南府功曹参军。贬了便也算了,反正自己开始并没有要求自己一定要出将为相。如果后来就照着这么个情况发展下去,估计裴度至死也就这么个芝麻官到老。但后来,大唐帝国著名的藩镇割据给朝廷和皇帝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但乱世出英雄,就是这恼人遭恨的藩镇,却也成就了一代贤相的身后美名。

    自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帝国开始形成藩镇割据局势。到宪宗时,这藩镇已经延续了100多年。日复一日,藩镇存在根基逐渐稳固,而朝廷因力量衰败而无力对此整顿,藩镇的气势确是日日攀升。因此历代皇帝都将藩镇作为自己稳固皇权的一件首要事件来抓。从德宗开始,他便为削藩作出了种种努力,但无奈并没有圆满实现他的计划,最后只能听任藩镇发展。之后的顺宗在位时间十分短暂,根本无暇估计到削藩大业。直至宪宗即位后,藩镇又开始利用各种借口来扰乱朝政,于是宪宗决心扫平藩镇。他先后派兵讨平了占据成都进行叛乱的刘辟,并且顺利平定了镇江一带的叛乱,对这两个地方都直接派出了节度使,从而改变了地方上拥立主帅的旧例。之后他又和河北三镇达成和平协议,魏博节度使主动归顺。他的藩镇行动从之前的结果来看,是颇有成效的。但是宪宗立志削平藩镇,淮西藩镇节度使吴元济,则是削藩成败的关键一战。如果这一仗能够完美结束,那不但确立了自己颇为尴尬的继位疑案,更是提升了大唐皇室的威严,这是一件光宗耀祖、泽被子孙的大业。

    所以,唐宪宗对于这次出征是十分尽力的。

    这淮西节度使共领有三州,分别是申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阳)、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元和九年(814),原任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密不发丧,却矫诏父亲笔迹称已传位于吴元济。这些事情都未经奏报朝廷,并且他还自领军务,四出抄掠。当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前面的几次削藩大战也有这样的缘由而惹怒唐宪宗。当然,别说要搁在唐宪宗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之后,你吴元济还敢这么猖狂自大。就是唐宪宗刚刚继位之初的挑衅人家也是奋力给予还击了。

    当然,这正好让唐宪宗正式齐集兵马准备大战吴元济。翌年,宪宗削去元济官爵,并调集大军前去讨伐。因统帅不得力,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开始宪宗先以严绶为讨吴诸军督军,严绶到军后,将累年之积,一朝而尽。无奈宪宗只好换兵,后又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韩弘想自己也得到一块领土,因此想倚赖吴元济的力量而迟迟不肯动手。因此,虽用兵数年,淮西仍不得平定。淮西之战的艰难,让宪宗觉得恨疲惫。而这时朝中当时反对的官员又借此状况开始游说皇帝放弃对淮西的战争,只有裴度无言。自始至终,裴度是朝廷中力主削除藩镇、平定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无论当初宪宗决定出兵的时候,还是平淮中途朝廷的摇摆之际,他都极力主张应该将这场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关于淮西之役皇帝向他询问意见,他很不推辞地自荐到,“如果让我亲自督兵,我能保证这次战争的胜利。”可贵的是,裴度的自信正符合了宪宗的心思。宪宗从心里还是希望这次的战争能有一个好结果的,所以这时有一位官员能够不畏艰难挺身而出,他便给了裴度一百分的信任。

    其实在这之前的两次削藩战争中,裴度的军事和领导才能已经有所体现。特别在魏博归顺问题上,他更是表现出了少有的冷静和智慧。当时他以知制诰的身份,成功地完成了安抚河北魏博镇田兴势力,得到了宪宗的嘉奖。而且在正式派出裴度之前,宪宗也已经有意识地对他进行了摸底和培训。早在815年五月,宪宗曾命裴度又以中丞的身份赴蔡州行营对官兵进行宣慰。裴度果然不负宪宗的期望,他不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还带了大量宝贵的军情。回朝后,他向宪宗详细地述说了淮西之现状,并推荐了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统兵,赞赏他到,“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宪宗听从了裴度的建议,正式命李光颜统兵,此后不久,便大破吴军于陈州溵水县西南之时曲。这让宪宗对裴度赏识有加,决定将其提拔重用。

    宪宗也知道,在这次平定淮西问题,裴度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所以宪宗一面赞叹裴度的勇气,也暗暗决心无论有多大阻力,他都将给裴度委以最大的权力。在自己的朝廷中,以宰相王涯为首的官员始终坚持从淮西撤兵,而且他们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而除吴元济之外的其他藩镇割据势力,也千方百计地加以抗拒。特别是河北和平卢节度使的王承宗、李师道更是玩着两面三刀的伎俩,对平淮战争多加阻挠。更为恶劣的是,他们两人虽然表面上大力支持宪宗讨伐淮西,暗中却支持吴元济,派人焚烧各路军储。这年五月,他们又派人在堂堂天子脚下刺杀坚决主张讨平淮西的宰相武元衡和熟悉淮西战况的裴度。武元衡被刺身死,裴度因受伤坠入沟中,这才幸免于难。这一系列的事件并没有动摇宪宗平淮的决心,相反,宪宗这次更为深切地意识到,这藩镇割据势力已经到了不除不行的地步。现在他们都有能力上演这么残酷的恐怖活动,等到他们的势力更加强大了以后,岂不是连我这个皇帝都会轻而易举的便被废除。至此,宪宗更加倚重裴度,拜他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也以平淮为己任。裴度伤势好了之后,开始全力谋划讨淮事宜。

    元和十二年(817)八月,裴度受命出兵淮西,他在出行之前向皇帝誓师到,“不平淮西便不回朝。”宪宗亲至通化门送行。裴度到达兵营之后,全力抚慰将士,并当众宣读皇帝圣旨,士气倍增。此外,当时唐朝实行太监监军的旧例,即阵前大将是 没有实权的,军队的行动受制于这些根本不懂军事的太监。这样一来,不但严重了影响了战争时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太监即使不懂军事,但是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他们往往根本不考虑现实情况盲目指挥,弄得带兵大将和士兵苦不堪言。裴度到达郾城后,立即巡罢中使监军,归兵权重新归还给带兵将帅,颇得军心。由于裴度军法严肃,纪律严明,这一次,官兵的战斗力大大加强,捷报连连。十月,在裴度的指挥下,节度使李愬雪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十一月,宪宗受降,斩吴元济。至此,淮西战事终以朝廷的大胜而告结束。

    为表彰裴度平定淮西的战绩,裴度回朝之后,宪宗大大嘉奖了他,当时随军参战的韩愈亲自撰写《平淮西碑》,以示纪念。其中主要内容是:“这次能够平定淮西,裴度功不可没。”

    淮西的平定,其成效果然如当时宪宗所估量的那般。皇帝开始有了莫大的威严,这一次的成功更是极大地震慑了山东、河北诸藩镇。

    宪宗以后,裴度又仕穆宗、敬宗、文宗三朝。正是那一次平淮壮举,他在当时有“勋高中夏,声播外夷”的盛名。但由于但是宦官专权却是一个无法去除的恶疾。而裴度又不愿与他们为伍,甚至还公开交恶,因此,尽管裴度有“将相全才”而不能为皇帝所任用。不久,他为避宦官迫害,只好退居东都洛阳。从此以后,他不再过问政治,只是每日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以诗酒琴书自乐,淡薄安稳。开成四年(839)冬,因病终老。

    裴度的一生,没有很多传奇,但有一件便已经足够让后世的人们不断仰视和缅怀。他的这一生经历虽然过多失意和坎坷,却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得到了重担的委任,他的成功,其实也昭示了这么一件看似平淡却十分难得的事实,没有知人善任的君王,即使有万般才能,也只能对酒空谈。所以,宪宗去世后,裴度只能为了保全自己全力隐退,只能留下遗憾让后人慨叹。

    无论如何,裴度的才能并没有完全浪费。他对于平定淮西的那一次经历,与他,与国家,都是一个可叹可喜的福气。后人曾以如下词句歌颂他,“以人臣事君,唯忠与义,大则以訏谟排祸难,小则以谠正匡过失,内不虑身计,外不恤人言”,不可否认,这样的概括十分准确和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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