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唐诗
《唐诗三百首》古籍
繁花似锦的唐诗海洋，各路诗派扑面而来，各成一家，共同堆砌出唐朝繁荣的文化主流。在我国，诗歌这一体裁出现很早，而唐朝则是诗歌发展的全盛时代。这个时期的诗歌特点呈现出体裁完整、风格多样、技巧娴熟等特点，可谓诗歌发展的最高峰。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过一段话，即：“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在诗作的形势方面，无论是古体律绝，还是五言七言，都由完备达到全盛，万花纷繁，让后人目不暇接。而关于唐诗数量的研究，据宋代计有功撰（（唐诗纪事》，所录唐诗1150家；到清代编撰的全唐诗，所录竟达2000余家，48900余首。而诗人的身份，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以至和尚、道士、尼姑、歌妓都有作品。此外，各行各业也都有自己的行业诗（多数为乐府诗——民歌〕。即使人们在辩论某一问题时，双方都采用乐府诗即民歌在辩论。在那样一个时代，诗已经成为一个上自宫廷，下到黎民百姓都可参与的一种通俗活动，可见当时写诗这一本要求较高文化水平的活动的普及性。据一些史料记载，唐代经济发展，烟叶也逐步成为人们日程消费品之一，于是民间就有了关于吸烟与否的争论。一日有三个人聚会，一人为爱吸烟者，一人为反对吸烟者，一人处于两者之间。于是三人就吸烟问题展开辩论，爱吸烟者首先说：“烟真可爱，烟真可爱，入腹时消食化冷，进咽喉满身通泰，人到思想中，绝对丢不开。”反对吸烟者则说：“有何可爱，有何可爱，它是无名臭草，胡儿们贩运货卖，既吸烟味好，何必放出来。”第三个对道：“有何可爱，亦无妨害，爱吸者味比珍送，不爱者视若臭败，熟油苦芭菜，各取心头爱。”这三首接近于打油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诗歌在日常生活已经成为很常见的一种语言组织形式，而不再只是文士的专利品。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则是白居易每做成一篇诗作之后，必定要拿着给街头老妪去读，并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一方面反映了诗人不耻下问的认真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诗歌在当时社会已经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一项活动。
关于诗歌的传播途径，更是让人觉得新奇又匪夷所思。除了一般大家的诗作可以正常地在圈中迅速走红外，还有各色其他方式。如用诗筒传播，即是其中一条。相传，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别墅，与时任地方太守的裴迪写诗唱和。因为该地竹子多，王维常用竹筒盛诗和裴迪互赠诗作。白居易任杭州太守，公余节假时与当地文人和诗品酒。白居易常派歌伎高玲珑、谢好好，诗写好就用瓷筒传递双方诗作。白居易为此还写诗为记：“为向两州邮诗作，高谢来去递诗筒。”还有用瓢作为工具的。唐代和尚唐球为解寺院寂寞，常写诗，但又苦于流传不出去，于是用葫芦盛诗作，从深山小涧漂流而下，任其西东。此外，诸如上山乞诗、闹事诗板……更是随处可见。在史料记载中，还有更为有趣的一则故事，说的是一名罪犯因犯案，经地方官审讯后即将要惩处，当命手下人将这名罪犯身上衣物扒光，只见此人身上竟然写满了当代诗人的佳作。更惊奇的是，地方官还在做多诗作中发现了自己的一篇，十分感动和骄傲，当下命人为此罪犯松绑，下令免刑。当时民丰物盛，街市很多混混，所谓五陵年少，多以文诗为时髦，谁身上文有诗人新作，身价就高，很受勾栏歌女优伶的青睐。
在唐代繁盛的诗歌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众多杰出的诗人代表，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诗鬼李贺、诗佛王维；又如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杜牧等，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家。此外大小名家也有数十，至于像张若虚、王之涣、张继、崔护等以一二首诗得名的，更难以数计了。无论从诗人，还是诗作的水平、质量来说，唐诗的确是其他时代难以企及的。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
唐代诗歌的繁荣，虽有诗歌本身发展的规律在内，也跟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相关联。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社会文化生活的活跃，这是文艺兴盛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南北各地域的联系、交流及对外的开放、贸易，打破了长时期的割据与封闭状态.这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当时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舞台与信息。科举制、开明的文化政策及多元的哲学意识，造成士人思想、行动空前的白由与活泼。交友、漫游、干渴、任侠尚武、信奉佛道、崇尚隐逸、游宦名都等等社会风气，促使士人养成多种情趣与经验。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使唐朝的君主个人文化修养很高，他们一般都雅好文艺舞乐，特别是初唐的宫廷诗会，带动了全国吟诗这种风气的形成，也使整个社会对诗抱着欣赏与偏爱的态度。于是，也就出现了恃才傲物的李白在朝廷中借酒让贵妃提鞋那幕在当时社会中显得过于荒诞的场景的出现。当然，诗人本身的功劳也自不可没。在当时诗歌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的环境下，诗歌的推陈换新不再只是诗人率性和灵性所主导，诗人的勤劳也是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之一。当然，在那样一个诗歌蜂拥的时代，社会的良好氛围可以增加诗人的交流机会，而整个社会的鼓励又成了他们多产的催化剂，于是，在上下齐心的共同努力下，一个杰出辉煌的诗歌时代，造就了一批伟大的诗人，还有只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一块瑰宝。
李白杜甫，双子星座
古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唐诗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乃我国一代文学之盛。凝聚在唐诗著作中的那一段岁月，那一处山水，那一些人和事，都成为了后人用以怀念古往的凭借。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和那些才华横溢的诗人们，为展现我国的大唐盛世的繁华开辟了另外一曲赞歌。而其中，被我国誉称为“诗仙”的李白和“诗圣”的杜甫则是其中两位代表人物。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美誉。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即生于中亚碎叶（前苏联境内、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唐时属条支都护府管辖）。幼时随父回迁居四川，居绵州彰明（今四川省江油县）。李白的一生，绝大部分是在漫游中度过。
天宝元年（742），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动一时，颇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3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到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卒。
作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留给后世至少900多首诗篇。因存今之《李太白集》收其诗900余首，《全唐诗》编其诗25卷。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体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
李白一生抱负高远，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在《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诸多诗篇中，李白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但在长安长达3年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人生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当开元盛世已经过去，朝廷日趋腐化，社会酝酿着新的危机。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特别是亲身遇到的挫折和不平，在李白的胸中淤积了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愤懑。这些痛和恨在诗人心中化作匕首投枪一般的诗歌，如《行路难》、《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有的抒写怀抱，有的愤慨政治的黑暗，对现存秩序大胆批判，有的表现对动乱时局的忧虑，豪迈奔放，别具一格，让苦闷、抑郁的心灵在诗歌中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也使读者深深为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绝的愁绪所感染。
作为一个热爱祖国、胸怀人民、关注现实的伟大诗人，李白对保卫边疆的将士予以热情的歌颂，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则给予无情的鞭挞，他挥毫泼墨，描写劳动者的艰辛生活，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与同情。
李白的性格既有洒脱不群、放荡不羁的一面，又有执著、深沉的一面。在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的原因所在。他的语言正如他的两句诗所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明朗、活泼、隽永。
读读李白的诗，不难感受其潜移默化的教化之风。一些看似充满欢乐、飘逸洒脱的诗篇中，夹杂着失望的怅惘、焦虑的痛苦与孤独的感伤。无论是希世之叹，亦或是出世之望，乃至对现实的抨击，其中往往寓藏着这种心态。读李白的诗，常常在豪放、乐观、洒脱的感受之余，品味出一种孑然特立、漂泊无依、四顾茫然的孤独悲哀，更能感受诗人不肯苟同于世俗的高洁人格。在诗歌史上，李白有不可更替的不朽的地位。韩愈曾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更是一位闪耀着伟大人格魅力的思想教育家。他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盛唐大诗人，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之一。他原籍湖北襄阳，出生于河南巩县，父亲杜闲做过朝议大夫、奉天令。唐肃宗时，杜甫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自20岁起漫游吴越、齐鲁等地，过着“裘马颇清狂”的生活。他受家庭熏陶和儒家思想影响，有志于走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道路。但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很大的差距，杜甫35岁到长安应试落选，自此困居长安达10年之久，期间经过多番努力，最终才得到右卫率府参军的小官职。
当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独自投奔唐肃宗，不幸在途中被叛军俘获。万幸的是，最终冒险逃脱出来，受认为左拾遗、工部员外郎。然而好事不久长，杜甫因言触怒唐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弃官举家西去，经秦州、同谷到达成都，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一座草堂。转而又由于成都战乱，再次迁居，晚年漂泊在四川、湖南、湖北一带。公元770年，不幸因病离世。
杜甫博览群书，善作诗歌。他虽然在政治上始终不得志，过着颠仆流离的生活，但他的诗作博大雄浑，千态万状，在慨叹自己生不逢时、遭时不遇的同时，亦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动乱现实。
杜甫的诗现存有1400多首，内容博大精深，艺术形式方面“千汇万状，兼古人而有之”。杜甫能够自由驾驭当时流行的各种诗体，并创造性地发挥了这些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新的典范，对于晚唐以后众多诗人和诗歌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甫的诗，最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充分表达了他对普通百姓的深刻同情，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流传。“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表达，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的痛恨，在许多诗篇中表现得异常充沛。
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无不洋溢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挚情感。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杜诗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可以说，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而深沉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现实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是其他诗人难以企及的。
所有这一切，确立了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地位。
古云“仙近于天，圣近于地。”这是对于李白和杜甫诗作不同之处的一个说法。对于这两位生在同一世的伟大诗人，他们之间还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杜甫的诗，有关李白的还真不少。光《唐诗三百首》中就有5、6首。《杜甫诗集》可以见到10来首，如：《赠李白》、《春日忆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李白写给杜甫有《戏赠杜甫》、《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可见这两位诗人的有生之年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感情。他们初次相交是在李白因触怒权贵放归山林时的744年，他们相逢于洛阳，两位诗坛泰斗一见如故，同饮同醉，携手同游，度过了一段彼此难忘的日子。此后他们又有了后来的两次会面。这一对孤独却有才华横溢的诗人，因为对社会的牵念和记挂而互相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友谊，杜甫在诗中是这样赞美李白的：庾信的诗清新而不俊逸，鲍照的诗俊逸而不清新，而李白的诗兼而有之，其清新俊逸之风实在是无人可以匹敌的。
韩柳古文运动
韩愈
“古文”是个阶段性历史概念。对于熟练掌握简体字的现代人来说，100年前人们使用的繁体文字就是古文。而本节所述的韩柳古文运动，其中的“古文”是指先秦两汉盛行的散文。在这一阶段，散文的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
但自魏晋开始，这种古朴的散文日渐衰弱，流行于世的是句式工整、词藻华美的骈文，且日益占据主流。
骈文讲究声律、对偶，且句式整齐，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体裁和散文表现技巧，对散文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有益影响。但是，发展到后来，骈文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只注重形式而不顾内容，在一味地追求骈俪中逐步凝固为“四六”文体。文坛中充斥着浮艳纤巧、空虚贫乏的作品。骈文日渐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待到初盛唐时期，骈文已经成了严重制约散文继续发展的桎梏。
虽然早在西魏时，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当前文体，但影响不大，没有成效。
到了隋代，隋文帝倡导摒黜浮华，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愕上书请求革正文体，同时大儒王通提倡文章贯道，这一切作为显示了当时已有取六朝骈俪而代之的声音。尽管有人因文表华艳而被“付所司治罪”，但当时“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风尚仍没有根本改观。数百年间形成的文学风气，岂能在一朝一夕改变，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即便朝廷严加管制也无济于事。
更重要的是，革正文体的关键并不在破旧，而亟在立新。
前文所述的李愕，《上隋高帝革文华书》力斥骈偶，本身却使用标准的骈文，颇具讽刺意味；而真正与六朝文风决裂的王通，追模经传刻意仿古，又使得文章呆板，缺乏生气。这种尴尬的局面发展到唐代，当时文人必须直接面对。
也就是说，倘若无法创造一种既实用又具美感的新型文体，那么所谓“革五代之徐习”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然而，形势颇不乐观。
在唐初文坛，骈文仍占据主要地位。国家领导人唐太宗为文亦崇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本人的作品却仍沿用骈体；当时，陈子昂大张复古旗帜，在力矫六朝诗风的同时，开始尝试文体革新。他针对晋以来“文章道弊”、“彩丽竞繁”的弊病，倡导“汉魏风骨”，力主打击浮艳缥缈的文风。
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相继出现一批崇儒复古、谋求革新的作家，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都在理论上强调文学应当“宗经”、“体道”，反对骈文，提倡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他们是是韩柳古文理论的先导。
这一时期，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元结的《右溪记》等，代表着文章由骈文入散的时代风尚。但是这一时期没有形成一支足以左右文坛的古文作家队伍，缺乏足够的社会影响力，所以还不足以与骈文相抗衡。
待到中唐后期，韩愈、柳宗元继续倡导古文运动，在他们的努力下，古文运动轰轰烈烈开展开来。史称“韩柳古文运动”。
韩愈鉴于儒家衰微、佛道盛行的现状，高举儒学复古的旗帜，树立了从尧、舜、禹、汤、温、武道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倡导恢复儒家正统地位，形成了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
韩愈、柳宗元主张文与道合，道是内容，文是形式；道是目的，文是手段，文应当为道服务。韩愈曾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他将“古道”与“古文”绑在一起，而且强调先道后文。不管是否出于真心，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将兼济天下置于闭门著述之上。对于热心仕途经济的韩愈来说，著书立说乃不得已而求其次：“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韩柳别开生面的古文，远比其理论提倡重要得多，因为它“使一世之人新耳目而拓心胸，见异思迁而复见贤思齐“。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愈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但在文体之反骈文与重散文此一点上，？两人却是一致。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
* 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
* 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
* 自创新意新词，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
* 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
* 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
* 反对盲目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强调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
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在倡导古文运动的过程中，提出了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古文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达到全盛期，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
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不断壮大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柳自成体系的古文理论旗帜鲜明，辩论有力。古文虽称为“古文”，倡导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实则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并要求从唐代活的语言中提炼新的书面散文语言，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凝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扩大了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对后代散文发展影响很大。
韩、柳的古文作品数量多、成就高，闳中肆外，无体不备，浑浩流转，雄深雅健，给人们提供了古文的范本。同时代的白居易擅长写明白晓畅的文章，樊宗师好为奇奥生僻之作，刘禹锡也是古文好手，他们与韩、柳殊途同归，于是，在他们的共同推动下，唐代古文达到全盛阶段。
后起者还有刘蜕、孙樵、杜牧诸人。唐末五代，又出现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作家，以短小犀利之笔写下讽刺现实的小品文，皆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被鲁迅誉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就古文运动的影响来说，它已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文学运动，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推翻了骈文长期对文坛的统治和限制，开创了散文发展的新传统，培育了新一代散文家，并直接影响了晚唐小品文的产生和唐传奇小说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古文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以唐宋古文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有力地打击了风靡三百年的绮丽柔弱的文风，宋、明、清的散文都是对唐代古文传统的发展。
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的目的之一也是要打破僵化的形式束缚，为宣传新思想服务。其实古文运动也是儒学复兴运动，为宋代的新儒学运动做了铺垫和准备。总之，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它的一整套理论与实践对后世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繁盛的音舞书画艺术
颜真卿书法作品
铿锵乐奏起，袅袅的戏子款步走来，轻挪几步，在轻纱薄雾中演绎另外一种人生。浩荡博大的大唐盛世，似乎就沉浸在歌舞升平的极乐世界中，良辰美景的现实，让人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可以如唐朝那般，将高雅的诗作和音乐结合得如此完美和契合。以文字表达感情，而加入其中的音乐更是将诗作情感进一步升华和延伸，让每一位身临其境的人都回味不绝。
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整个国家呈现的是一种外向型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原的发达逐步影响扩展到周边地区和国家，因此各地文化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再加之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的基础，终于促成了唐代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其中，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被称作“燕乐”。曾经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即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而流传下来的《霓裳羽衣舞》，则是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这首乐曲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人所称道。诗人白居易则有专门描绘当时演出场景的诗篇《霓裳羽衣舞歌》，并由衷赞叹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此外，另外一曲脍炙人口的《秦王破阵乐》，这是一部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歌舞剧，是一部歌颂唐太宗李世民统一中国、以武功定天下的艺术作品。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朝廷上下，歌舞已经成为宫廷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统治者本身对于歌舞的喜爱，则不知觉地便引导了国家的艺术氛围和追求，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唐代统治者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喜好，促进唐代歌舞欣赏水平和创作水平的发展。
其表征之一为，唐代拥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和认真的教习，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据记载，唐开元时吉州之永新有歌者许和子，为唐代最负盛名歌唱家。当时只要永新撩鬓举袂，高歌一曲，四周即寂然无声；被唐玄宗誉为“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的念奴，曾为“宫伎中第一”，史载有25人吹管也未能盖过她的嘹亮歌喉。
此外，在当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 如唐代著名乐工李龟年，即曾经演唱过王维那首著名的《红豆》，使这首缠绵悱恻的情诗增添了些许哀伤和叹惋，并自此流传千古。唐代的音乐诗不仅是唐人对诗歌题材的一次拓展，而且是唐人从审美角度，对唐代音乐文化的一种透视。
除了繁盛的歌舞外，在书法发展史上，唐代是晋代以后的又一高峰。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而唐代的书法水平则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可见其发展之兴盛。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
唐初朝廷定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设书学博士，以书法取士。唐太宗李世民喜好书法，倡导书学，并竭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这对唐代书法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唐代真、行、草、篆、隶各体书都有相当发展，并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书家，其中以真书、草书的影响最甚。当然，提到真书，必然要提到王羲之，其兼有魏晋以来的墨迹与碑帖的双重传统，其风格严谨雄健、法度森整。行草书家特别是草书家的风格则偏向飞动飘逸。本时期的隶篆虽无大发展，但能承秦汉之遗法，形成或严整紧劲，或遒劲圆活的笔风。
唐代书法可分三个时期，初唐、盛唐、晚唐。这一时代新风格的形式，在初唐时尚处于渐变中，至盛、中唐之际，单是从草书领域中出现了新风，随后诸体也开始别开生面，取得了新的发展。
唐代书法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批书法大家。初唐书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等，此后有创造性的还有颜真卿、柳公权、释怀素等人。
唐初的书法家，首推欧阳询和虞世南。他们都学王羲之的书。后人把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大家。初唐的四大书家的字体虽然很精美，但仍是王羲之的风格，创新的不多。直到盛唐时期的颜真卿，才创造了唐朝的新一种书体，颜真卿则被后世称为继王羲之之后的第二位书法革新家。颜体字摒弃了虞世南、褚遂良的娟媚之习，字体肥而健壮，方严正大。而其中颜体的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郁勃。此后，比颜真卿晚一辈的书法家影响较大的是柳公权。他认为颜真卿、欧阳询的最好，就吸取了颜、欧之长，形成一体。他的字比颜字略瘦，骨力遒劲，结构劲紧，因此有“颜筋柳骨”的说法。
繁盛的唐代王朝，疆域的扩大，进一步拓展了唐朝统治，无论是从地理区位来说，还是其文化所及以及所兼容的多元文化，都堪称我国历史上一个杰出代表。而灿烂辉煌的唐朝文化，更是唐代国强民盛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其所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民族的骄傲，更是实实在在的影响。
佛教兴盛与三大石窟
玄奘
在通往西天的路上，有一支师徒五人的队伍，他们在打败了各路终于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到达了西天极乐世界，这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主要内容。小说只是文人虚构出来的一个场景，而其中的师傅却还真有其人，他便是我国唐朝著名的高僧——玄奘，他为了深入研究佛学，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走了一条艰险的取经之路，为我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在我国人民的不断认可过程中，也开始与本地传统文化相融合。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佛教开始与我国传统儒学和道教相并立，成为我国封建王朝中儒释道三教中最有影响的教派。唐代全国各地的寺庙和僧侣已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各种寺庙源源不断地被兴建起来，寺庙规模也日益恢宏。史书记载，到唐中宗时，建造寺庙所费财货达数百亿，“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宏博，竟崇环丽，大则一二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户。”；唐太宗时，五台山上造的金阁寺极为华丽，史书称“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所费巨亿”。唐朝还曾发生了一件影响很大的毁佛事件，即唐武宗李炎在会昌五年曾搞了一次毁佛运动，共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260500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四万余所一，收膏腆上田数千万顷。可见当时唐代佛教发展已相当兴盛。
唐代佛教发展的标志是，当时已经出现了若干佛教宗派，如夭台宗、华产宗、禅宗、净土宗等。由各类学派发展到大型宗派，是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新佛教宗派的最大特点，在于一改以往对外来佛经仅作研索会通的工作目标，而是倾注午对经典教义的新运解，作适合国情、民族心理的新解释。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相当一部分叫佛教作为信仰，从而使其更为广泛地被民众所接受。同时，本时期，随着佛教的发展，佛经翻译事业也开始得到相当规模的发展。唐德宗时园照所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称，当时已有佛经2447部，7399卷。园照说，从唐高祖武德元年到唐德宗贞元16年中共译佛经435部，2476卷。而唐代高僧玄奘一生中，共译出经论75部，1335卷。
唐代佛教的发展，当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唐代经济的发展，促使本地文化事业等也得到了相应发展。在优越的经济条件下，并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僧侣才有了存在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得益于唐代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早在大业二年李渊任晋州刺史时，李世民患目疾，李渊就曾亲白到长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后来又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内供奉。太原起兵之日，季渊曾到华阴祀佛求福。李世民在围攻据守洛阳的王世充这一战役中也曾得到篙山少林寺僧志操、慧肠、昙宗的协助。因此，自李氏家族登上皇帝宝座之日开始，其便积极引导佛教的发展，从玄幻的正统信仰等方面来稳固自己的政权。
如同印僧那提所称：“腊那东国，盛转大乘，佛法崇盛，赡州算最。”
我国著名的三大石窟，在唐朝又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石窟是展示佛教艺术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佛教艺术往往通过石窟的雕刻、寺庙的塑像、壁画的彩绘，将佛教人物的各种形象以及故事内容生动有趣地表现出来。在我国各类石窟中，当以三大石窟的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以及山西云冈石窟为最。
敦煌莫高窟也叫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其地处莫高乡而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经过唐代前期的营造，莫高窟崖面上已有300多个石窟。同时，随着唐代文化艺术进入全面繁荣时期，敦煌的石窟创作也出现了高潮。唐代佛教典籍经过大量翻译和广泛流行，大量的佛经内容变为图像被刊刻在莫高窟的岩画当中，如西方净土变绘画自隋代出现了第一窟，到唐代发展则迅速发展到一百多窟，数量占现存敦煌总窟数的五分之一。可惜的是，在莫高窟被世人发掘的过程中，其文物流失的速度也相当之快，如今，曾藏于石窟中的很多文物出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博物馆中。
“山川随云秀，佛灯共天长。”这是一位无名氏给云冈石窟的一个题词。云冈石窟位于大同西郊16公里武周山南麓。石窟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53个，造像5.l万余尊，其中最大的主佛坐像17.3米。云冈石窟以气势宏伟，内容丰富，雕刻精细著称于世。石窟中的雕刻在吸收和借鉴印度佛教艺术的同时，有机地融合了中国本地的传统艺术风格，其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龙门石窟是中国著名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位于洛阳城南12公里。这里有一条伊水，河两岸是香山和龙门山，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评价说：“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其历经北魏和唐代大规模营造达150年之久。龙门石窟南北长达1公里，共有97000余尊佛像，1300多个石窟，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龙门石窟中，唐朝所开凿的石窟占总数的60%以上，其中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据石窟中的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共历时三年。洞中佛像明显则体现了唐代佛像的艺术特征，所塑大佛均呈现面貌丰肥、两耳宽厚的体态特征，形态十分安详亲切。龙门石窟表明了由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圆满结束，它构建了中国石窟文化的总体面貌和态势。
唐三彩
唐三彩作品
如今，唐三彩已经是一个拥有不菲价值的收藏品类。2003年，在苏富比纽约拍卖会上，香港富豪刘銮雄收藏的一对唐三彩陶马，被一位犹太商人以高达157.6万美元购得，创当年同类古董拍卖价的最高纪录。而这对拥有百万美元身价的唐三彩陶马，造型十分完美，堪称我国古董中的精品。其中一只是黑马，白色长鬃，绿色马鞍，另一只咖啡色马，深棕色短鬃，身有白色斑点。两只马体态健壮，姿势雄美。在此后的2005年，美国纽约市举办的中国瓷器艺术品专场拍卖会上，一件高58.3厘米的唐三彩仕女俑，以595440元人民币成交；2006年5月2日，在崇源国际拍卖会上，一件唐三彩打马球女俑以3742330元人民币成交；2006年6月22日，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一件高49厘米的唐三彩马，以440000元人民币成交。这拥有不菲身价的唐三彩，起源于我国的唐朝。
唐三彩种类很多，造型各异，基本由生活而模拟出来，最多的形状有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目前，较为人们喜爱的是马俑，它们有些腾空飞起，有的静静伫立，有的引颈嘶鸣，情态十分栩栩如生。而人物造型则有妇女、文官、武将、胡俑、天王等。一般都是根据人物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刻画出不同的体态，甚至性格特征，可见其做工之精细。如圆润丰满的贵妇、彬彬有礼的文官、刚烈勇猛武士，造型奇特、神态各异，堪称我国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在这些任务造型中，其中唐三彩女俑取材于唐代社会现实中的女性人物，有立俑、坐俑、乐舞俑、乐唱俑、骑马俑、对镜梳妆俑等。这一类的唐三彩着重表现唐代妇女姿态自由、面容丰腴、肌肤细腻、双手纤巧、两足丰柔的形象。唐三彩另外一个大类是文吏俑，他们是唐朝王朝中文臣的形象。这些人物在现实中一般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但古人均言“伴君中如伴虎”，所以这些人物一般呈现的形象是文静端庄、思绪深沉、气派不凡。可是仔细观察，则会发现虽然这些人体态十分整齐，衣帽齐整、峨冠博带，仍不能掩饰内心的诚惶诚恐和小心翼翼的态势。武士俑，是唐王朝武装力量的缩影，多为英俊潇洒的年轻战士，有的站立，有的骑马，拉弓射箭，唐三彩均能很好的抓住各种人物类型的特征，用细节表现出他们各自的差异。
也正因为唐三彩做工的精巧细致，在现今的各类收藏品拍卖市场上，唐三彩才有这样的广阔市场。
而上述所述的唐三彩，说的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陶器；三彩，则说的是色彩中的三种颜色，黄、褐、绿，故而后来人们习惯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唐三彩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在初唐、盛唐时达到高峰。唐三彩的产地西安、洛阳、扬州是陆上和海上丝绸古道的联接点。洛阳唐三彩品种繁多，内容丰富，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细观历史可知，唐三彩在唐代的兴起有其自身的历史缘由。唐代经济发展迅速，各类烧造产业也因之得到发展。同时，雕塑、建筑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它们之间不断结合、不断发展，唐三彩也因之产生且技术不断进步。同时，唐代贞观之治以后，国力迅速强盛。当然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然也提高。因此，与经济发展相应的人民文化水平以及生活习俗必然也相应产生变化。而唐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是当时厚葬之风日盛。而唐三彩当时作为一种冥器，成为官员随葬的一个重要物件。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葬品的选择以及数量，因此随着唐三彩作为葬品的流行，其生产也随之日益兴盛起来。在这个背景条件的作用下，唐三彩在唐代即已拥有了十分乐观的前景。随着唐代需求的增加以及工艺的不断进步，唐三彩制作技术自然不断进步。
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据专家研究，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当时已经领先于世界水平。首先要将开采来的矿土经过挑选、舂捣、淘洗、沉淀、晾干后，用模具作成胎入窑烧制。其烧制采用的是二次烧成法。从原料上来看，它的胎体是用白色的粘土制成，在窑内经过1000－1100摄氏度的素烧，将焙烧过的素胎经过冷却，再施以配制好的各种釉料入窑釉烧，其烧成温度为850－950摄氏度。在釉色上，利用各种氧化金属为呈色剂，经煅烧后呈现出各种色彩。釉烧出来以后，人物需要再开脸，所谓的开脸就是人物的头部仿古产品是不上釉的，它要经过画眉、点唇、画头发。经过上述一系列环节，一件唐三彩的产品才算完成。
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逐步衰弱，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然而，唐三彩的制作已经广泛流传，因之后来又产生了“辽三彩”、“金三彩”，但在数量、质量以及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及唐三彩。？唐三彩作为传统的文化产品和工艺美术品，不仅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和美术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它在中外的文化交流上也起到了相当得要的作用。历史考证发现，唐三彩器胡人、乐舞、杂技俑，其原型来自周边各地国家和地区，表现出唐人生活的多样化，形象地再现了中原与边疆交往的情景。此外，唐朝唐三彩已经成功走出国门，踏向世界了。其早在唐初就输出国外，深受异国人民的喜爱。这种多色釉的陶器以它鲜丽明亮的光泽以及优美精湛的造型著称于世，各国贵族均喜好收藏此类唐三彩。据考古界挖掘发现，在丝绸之路、地中海沿岸和西亚的一些国家都曾经挖掘出来过唐代三彩的器物碎片，这也说明当时的唐三彩已经流传到当地，并对他们的陶瓷业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其中即包括日本和朝鲜。日本奈良时期曾经仿制中国的三彩制作出来过三彩器物，当时被称为奈良三彩，新罗时期的朝鲜也曾经仿造中国的三彩制作过三彩的器物，叫新罗三彩。
唐三彩，堪称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宝库中一朵炫彩亮丽的奇葩，其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不近代表了唐朝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盛水平，更是体现了我国与世界其他各国交往的一个实例和媒介。其无论是在造型、装饰，还是在烧制工艺方面，都闪烁着中国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的绚丽光辉。
“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
孙思邈（581—682年）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药学家和养生学家，是隋唐时期养生学和医学相结合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寿星，寿高101岁。这给他的医术和养生方法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以至于他在道教中被奉为“真人”，在中医学界被尊为“药王”。孙思邈是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自幼聪颖好学，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他18岁立志学医，“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20岁时精通诸子百家学说，善言老庄，兼好佛典。
孙思邈热爱医学，淡泊名利，拒绝入朝做官，而是一边行医，一边采药。他曾先后到过陕西的太白山、终南山，山西的太行山，河南的嵩山以及四川的峨嵋山等地。广泛搜集单方、验方和药物的使用知识，在药物学研究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所以人们尊称他为“药王”。
据传孙思邈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去疾。他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和前代医学理论，为中国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药王”的称号当之无愧。他汲取《黄帝内经》关于脏腑的学说，在《千金要方》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在整理和研究张仲景《伤寒论》后，将伤寒归为12论，提出伤寒禁忌15条，颇为后世伤寒学家所重视。
孙思邈搜集了东汉至唐以前许多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教训，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诸多养生方法，著《千金要方》30卷，分为232门，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全书载方5000多首，集方广泛，内容丰富，既有诊法、证候等医学理论，又有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既涉及解毒、急救、养生、食疗，又涉及针灸、按摩、导引、吐纳，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 药齐备。一类是典籍资料，一类是民间单方验方。广泛吸收各方面之长，雅俗共赏，缓急相宜，时至今日。很多内容仍起着指导作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是我国唐代医学发展中具有特殊代表性的巨著，对后世医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和贡献；并对日本、朝鲜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确实是价值千金的中医瑰宝。
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共计30卷，载方近3000首，属其晚年作品，系对《千金要方》的全面补充。全书分189门，记载药物800多种，书中内容涉及本草、妇人、伤寒、小儿、养性、补益、中风、杂病、疮痈、色脉以及针灸等各个方面，尤以治疗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最见疗效。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将晋唐时期已经散失到民间的《伤寒论》条文收录其中，单独构成九、十两卷，竟成为唐代仅有的《伤寒论》研究性著作，对于《伤寒论》条文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孙思邈一生非常注重医学道德的修养，在他的《千金要方》一书中，首列“大医习业”与“大医精诚”二篇，这是我国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医德文献专论，是高尚的医德与高超的医技两相结合的医德规范。他指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研茧，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夫大医之体……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酝禄兼陈，看有若无。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上述的寥寥片语，已将孙思邈的高尚医德情操，展示在人们面前。他的这种浓厚而朴素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
在临床实践上，孙思邈特别重视妇科、儿科疾病的诊治。在自己的医学著作中对妇女的特殊疾病和对幼儿的护理记述十分详尽。
相传，孙思邈一天外出行医，见一行出殡的队伍走来。他停在路边观看，忽然上前阻拦并大喊道：“且慢！且慢！”送殡的人以为他是疯子，要赶走他。他说：“里面的人还没有死！怎么回事？”
众人说：“不要再胡说，人早死了。”
这女子的丈夫哭着说：“我妻子婚后十年没有生育。这次怀孕一年多了，昨天才觉胎动，又难产死了。”
孙思邈说：“人死了血会凝固，你们看棺材底下正在滴血，人怎么能死了呢？”众人一看，果然有细细一道血丝向外流淌，就打开棺材。只见一个妇人面黄如纸，小腹很高，裤裆正向外渗着鲜血。
孙思邈让大家莫急，试了病人的鼻息和脉象之后，取出三根银针，一根刺人中，一根刺中脘，一根刺中极。三针扎下去，孕妇很快苏醒过来。
这下众人把孙思邈当成了神仙，一齐跪下磕头。孙思邈让他们起来，又送给他们治病良药，结果病人回去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大胖娃娃。
故事虽然有夸张色彩，但充分反映出孙思邈医术的高明和眼光的独到。
孙思邈将道教内修理论和医学、卫生学相结合，把养生学也作为医疗内容。认为人到暮年，体态特征和生理、病理都有变化。欲求长寿，须注意饮食起居等养生之道。他在《千金要方·养性序第一》中特别强调老年人“唾不至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极视，坐不久处，立不至疲，卧不至懻。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可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欲过多”，并“兼之以导引、行气”及“房中补益”之术。
他对人之衰老过程和表现，心理特征和变化，以及老年疾病、保健、医疗等都有全面的观察和深透的分析。认为老年人当从事诸如调气、按摩、导引、行气以及散步等适合老人特点的活动，从而丰富了道教内修的内容与方法，并对炼丹服食以求长生成仙的道教方术作了探索。认为服食金丹而成仙是“神道悬邈，云迹疏绝，徒望青天，莫知升举”。但他把炼丹作为制药的手段，目的在于救急济危。
《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的影响极大，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医学百科全书，起到了上承汉魏，下接宋元的历史作用。两书问世后，倍受世人瞩目，甚至飘扬过海，广为流传。日本在天宝、万治、天明、嘉永及宽政年间，都曾经出版过《千金要方》，其影响可见一斑。孙思邈死后，人们将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并在山上为他建庙塑像，树碑立传。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当地群众都要举行庙会，以经念孙思邈为我国医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庙会时间长达半月之久，前来游览、凭吊的八方来客络绎不绝。
印刷术与火药
唐朝雕版印刷之《金刚经》
唐代长庆四年，也即公元824年，熙熙攘攘的长安街还是一片繁华，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在店铺中，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而在其中，一个很响亮的小贩叫卖却是显得很不一般。原来他的商品竟然全是白居易等当朝大诗人作品的写本和印本，字迹清晰，包装精美。且看当初平民能够看到白居易等大诗人诗作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而有人能将他们的诗作刻印出来，确实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而此时，在京城各个大大小小的酒店里，竟还有人拿着白诗来换酒或者茶，一来二去，竟然相当于货币而在坊间流行起来。由此可见，当时的雕版印刷已经开始在民间普及起来。
有关雕版印刷，在民间的应运还有这样一条有趣的史料。《旧唐书》记载，大和九年（835），唐文宗忽然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历书。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颁布历法是封建帝王的特权，每年颁发新历的事情应该由朝廷的司天台管辖。然而，最近在剑南、两川和淮南道的人民在朝廷颁发新历之前已经有民间私印的历书出卖。因此，东川节度使冯宿为了维护朝廷的威信，就奏请禁止私人出版历书。但这道禁令对于天高皇帝远的四川地区成效却不是很大，虽然唐文宗下了这道命令，民间刻印的历书仍旧十分风行。可笑的是，当时民间印刷历书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根本就不能完全禁止。等到黄巢起义围攻京城，唐僖宗慌张逃到四川。皇帝出逃，朝廷岌岌可危，当然更没有人来管理禁印历书的事了，由此一度，民间私印历书得到更大发展。据记载，唐僖宗中和元年（881），江东地区有两家不同的书社刻印历书，可是不知为何，这两个版本的历书在月大月小上差了一天，发生了争执。两家为给自己的历书正名，就闹到地方官衙门，于是这个地方官相当不屑地说：“大家都是同行做生意，相差一天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时被传为笑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时私印历书已经不在官府的禁止范围，而且民间雕版印刷已经成为一种正当职业，并且有一定竞争的存在，雕版印刷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唐朝刻印的书籍，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一部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刚经》。 咸通九年是公元868年，这个时段，距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关于这本这一千多年前的印刷品的保存，还有这样一段故事。早在晋朝的时候，在今甘肃省墩煌东南的鸣沙山，有一些佛教徒即在这里凿开山洞，雕刻佛像，建筑寺庙。山洞不断增加，佛像也跟着增多，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里称为“千佛洞”。1900年，有一位王姓道士在修理洞窟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密闭的暗室，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堆满了一捆捆已经泛黄的纸卷，而其中有相当多的纸卷是唐代抄写的书籍，还有一卷是唐代刻印的《金刚经》。这部《金刚经》长约一丈六尺，高约一尺，是由7个印张粘连而成的。卷首有一幅画，是关于释迦牟尼对他的弟子说法的神话故事，人物形态非常逼真，栩栩如生。画面的后面是《金刚经》的全文，卷未有一行文字，注明这卷书册乃是咸通九年刻印的。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这本书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雕板印刷书籍，而图画也是雕刻在一块整版上的，这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版画。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隋唐时期，雕版印刷“熟练工匠，一天可印两千张”，同时，雕版印刷技术也已逐步传到国外，唐朝时期，朝鲜和日本来我国的留学生学到许多工艺技术，包括印刷技术。
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唐朝大量刻印书籍的出现，即已充分表明雕版印刷术在唐朝已经开始盛行。
与印刷术一同出现的，还有火药的发明。火药最初起源于我国乐此不疲的炼丹术。在古代人持久不息的炼丹生涯中，终于有一日他们中的某人忽然就在火炉中发现了明媚的火光和焰火。炼丹术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火法炼丹”，它与火药的发明有直接关系。因此，在发明火药之前，炼丹术已经得到了一些人造的化学药品，如硫化汞等。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
当持续了近千年的炼丹术到了唐代以后，技术和材料的配置又有了新发展。炼丹家对于硫磺、砒霜等具有猛毒的金石药，在使用之前，常用烧灼的办法将其毒性失去或减低，这种手续称为“伏火”。唐初的名医兼炼丹家孙思邈在“丹经内伏硫磺法”中记载：将硫磺、硝石各二两混合，并将其研成粉末，放在销银锅或砂罐子里。再把没有被虫蛀过的三个皂角逐一点着，然后夹入锅里，把硫磺和硝石起烧焰火。等焰火逐步熄灭，并趁还没冷却，取入混合物，这就伏火了。到了唐朝中期，有个名叫清虚子的，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伏火方子：“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内，烟渐起。”他们的炼丹技术已经一步步接近现代制作火药的技术水平。在《太平广记》有这样一则记载，隋朝初年，有一个叫杜春子的人去拜访一位炼丹老人。当晚住在那里。半夜杜春子忽然被一阵烧灼的味道给呛醒了，只见屋内炼丹炉内有“紫烟穿屋上”。这说的即是炼丹过程中火药的偶然出现。
而这种技术到了军事家的手里，于是火药因此配置而成了。《九国志》记载，唐哀帝时，郑王番率军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他们使用“发机飞火”，烧毁该城的龙沙门。这可能是有关用火药攻城的最早记载。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火药的制作水平也越来越高。遗憾的是，到了近代，我国的火药却并没有完全运用到军事之中，相反却广泛地被用作街头杂耍、爆仗的制作。相反，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却显得落后了几千年。可是，当初火药的最初发现，却是在中国。
子午线的测量
僧一行
唐代开元二十年，也就是公元724年，唐朝上下一片忙碌景象。这并不是平日的皇帝出征、帝后封仪。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活动中的指挥者，也不是威严高贵的皇帝，而是一名打扮平常的光头和尚。可是，请别小看了这名出家僧侣，他可是皇帝亲自钦点来到宫中的。来此所为何事？其实也只是一件如今看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即重新为国家制作历法。但在当时，这的的确确是一件很是不简单的浩大工程。
在这之前，我国古代都沿用西汉时期《周髀算经》中的“日影一寸，地差千里”的测量方法；但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发展，这种原始的测量方法已经日渐暴露弊端。而且，在人们的生活中，也渐渐发现了这种测量方法的错误。于是，人们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小规模的测量。当历史进入到唐代开元年间后，唐玄宗开始下定决心重新测量子午线，并据此更定历法，于是便开始了上文的那一幕情景。
这名僧侣，乃是我国古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僧一行俗名张遂，生于唐高宗永淳二年（683）。他自小博览群书，对于历象、阴阳五行尤其感兴趣。后来，他因不愿与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交往，来到会善寺，遇到高僧普寂，一行佩服普寂渊博的学问，于是剃度出家，拜普寂为师，取法名一行。僧一行出家之后，开始游方讲学，借此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名山古刹，因此很系统地学习了各家的佛学经义，以及天文、地理、阴阳五行、数学等，渐成一名博学之士。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接连下达求贤诏书。而唐玄宗更是久闻僧一行的大名，有意想要召见他，于是屡屡下达诏令接见僧一行，均被其拒绝。于是，公元717年，唐玄宗特地派族叔张洽来到僧一行隐居地——荆州当阳山寺院，强迫他进京。据后人传闻，当初僧一行一到京城就很快被唐玄宗召见，问及有何特长时，僧一行说只是记忆力好些。于是，唐玄宗当即让太监取宫人名册，一行看一遍后，就将宫里所有的人的姓名、年龄、职责依次背出。唐玄宗听后大为叹服，当即走下御座，恭恭敬敬的连称僧一行为“圣人”，自此挽留僧一行住在兴庆宫中的光太殿，成为了唐玄宗的顾问。
而唐玄宗要重新测量子午线，却又因何而起呢？且说，唐代自高宗开始即采用采用《麟德历》，到唐玄宗时期已用了50多年。而至开元九年，根据《麟德历》推算，九月巳日应发生日食，但观测结果却有较大误差，于是唐玄宗下令改历，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一行。开元十二年（724），僧一行开始着手准备这事，首先他开始测量子午线的长度。
子午线即地球的经度线，测量子午线长度可以确知地球的大小。子午线长度是地理学、测地学和天文学上一项重要的基本数据。史料记载，当初僧一行在全国的测量地点达12处，具体的测量范围则是以今河南省为中心，北起铁勒（今内蒙古自治区以北），南达林邑（今越南中部），测量范围之大前所未有。测量内容包括每个测量地点的北极高度，以及冬至、夏至、春分、秋分那天正午八尺之竿（表）的日影长度。这次测量活动，以太史监南宫说等人在河南滑县、浚仪（今开封）、扶沟和上蔡四处的测量最为重要，因为这4个地点的地理经度比较接近，大致是在同一经度上。他们除了测出四处的北极高度和日影长度外，还测出了这4个地点之间的距离。一行从南宫说等人的测量数据中，计算出南北两地相差351里80步（唐朝尺度，合现代长度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而这个数据，就是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同现代测量子午线一度的长111.2公里相比，一行的数据虽然有较大的误差，但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长度的记录。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评论道：“这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创举”。事实上，国外最初实测子午线长度，是公元814年阿拉伯天文学家进行的，这比我国要晚了90年。
在完成大规模实地测量工作之后，僧一行等人开始使用天文仪器观察日月星辰运行情况，据此取得了大量可靠的数据。公元725年，僧一行开始正式着手制订新的历法——《大衍历》，然而由于多年积劳成疾，僧一行只在完成初稿就去世，最后由张说和陈玄景等人完成历法的制订。公元729年，《大衍历》颁布执行；公元733年，《大衍历》传入日本，又在日本使用了将近100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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